从“精神个人主义”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论人生价值观的演变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00）05－0009－03

的人生价值观，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完善起来的。考察的全部人生价值观，可以分为青年时期和后青年时期两大阶段，对此作一番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

青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见解：“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早期文稿》第86页）同这一见解相一致，青年对人生价值问题作了潜心探索，1918年写成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可谓代表。在《批注》中，青年写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在，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同上书，第151～152页）个人的“无上之价值”就在于实现自我。因此，青年又写道：“人类之目的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能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同上书，第246～247页）同时，青年认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还要靠信仰，“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同上书，第228页）。这一切不仅充分表明青年充满激情地对个体地位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把个体推至宇宙本体之高度，而且反映了他已经具有在社会中实现有信仰的自我的主张——人的自我价值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就是对自身应负的责任和应起的积极作用，但这又不是一种抽象的封闭的自身关系，而是有信仰的个人的现实社会价值在其自身的显现，重视个人价值并不是要使个人脱离社会，搞个人孤立化。

同充分肯定个人地位和个人自我价值相联系，青年也明确承认个人主义，但这不是庸人所理解的那种只图个人安逸的个人主义，恰恰相反，他强调的是个人的主观道德修养，并把这种个人主义称之为“精神的个人主义”，也就是“充分发达的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使自己“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即要使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达到正确的目的。所以，青年对“个人主义”作了这样的解释：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了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人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未达正鹄。（参见上书，第203页）很清楚，青年所追求的“精神个人主义”，不仅不同“利他主义”相对立，而且是把它包含于其中，因而为后来确立“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情操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青年重视个人的主观道德修养，推崇人的精神性的另一方面，就是淡漠对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利益追求。他在《讲堂录》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坚持不谈身边琐事，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等。这些也正是青年的生活准则。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不仅认为人的自然欲望是合理的，而且提示了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和发达对个人生活的意义，以至强调自然欲望对人和历史的推动作用。如，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在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的看法，并认为“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的结论”（《早期文稿》第292页）。又如，在1917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吾人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同上书，第638页）关于检查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正确的标准问题，提出“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天下事所以败，所以无价值者以此”（同上书，第248页）。这表明青年已经认识到，检验人生价值是否实现，最终不是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特别是提出了经济问题对社会发展及人生价值观的决定作用。

由上不难看出，青年在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根本转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其间既有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人生价值观，又有共产主义人生价值观的萌芽，充分反映了青年站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沿，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和人生价值思想中的优秀成果，并把这一切熔铸于建立科学人生观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同上书，第186～187页）诚然，此时的比较崇尚“个人的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之类的思想，但这是当时有知识的先进青年在其思想转变中具有的一般现象，其积极意义在于，试图以此唤醒人们的责任心自觉性，激励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

二

在当年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随着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不但形成和发展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人生价值观，而且将其熔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之中，并深刻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标准，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口号，它有着丰富的内容：在价值主体问题上，它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坚持和贯彻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否则，势必脱离群众，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从而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在价值客体问题上，它要求共产党人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既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否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能落到实处，所以，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之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选集》，第1卷，第2版，第276页）；在实现人生价值活动问题上，它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坚持和贯彻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即共产党人努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切活动，最终归结到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和促进作用，“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上书，第3卷，第1079页）；在人生价值评价问题上，它要求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同上书，第3卷，第864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杰出代表，在人生价值观上，不仅特别强调共产党组织的价值，他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选集》，第3卷，第1098页）而且，在这个前提下，更重视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他在许多场合对一些共产党员作的高度评价与赞扬，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特别要提出的是，十分注意“做人”的标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这样几层思想：最起码是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能失掉做人的起码标准；革命人道主义是进一步的追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最高层次的追求，它有两个表现，一是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即不把劳动、工作、职业当做谋生的手段，而是当做整个社会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自觉地为社会奉献；二是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即不把人与人的关系仅仅视为以维持个体生存为目的，不以利己主义的价值尺度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是真正理解和认识自己的社会本性，自觉地以集体主义的原则去对待他人和对待集体。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出做“五种人”，即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选》第2卷，第2版，第660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强调发扬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精神，这是他所倡导的“做人”标准和人生价值观的结晶。由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共产党员只在组织的带领下才能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所以，的人生价值的重点又在于共产党人的集体价值、群众价值。他在一次谈话中，在谈到骄傲自满情绪的危险时指出：“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选集》，第5卷，第151页）

三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人生价值观有着内在的联系，即后期的观点和思想是前期的观点和思想的深化和拓展，其中有始终如一的东西，这就是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谋利益为最高人生价值。同时也应该看到，两个时期的人生价值观在导向上，也发生了不同作用。我们认为，看到并正确把握这种不同，是探讨和总结人生价值观不应回避的问题。

首先，两个时期的人生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的不同是客观的和必然的。因为，中国社会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进行着不同的历史活动，从而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包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和追求，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其次，两个时期的人生价值观中一以贯之的东西——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谋利益及与之相适应的种种奉献精神为最高人生价值——确实极大地激励了和他的战友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浴血奋战、艰苦创业，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最精彩的一页，并永远激励后辈们为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而奋力拼搏，在为中华民族新腾飞的奋斗和奉献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但是，又不能不看到，即使后期的人生价值观中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应有所发展变化。例如，在一定时期内忽视个人物质利益。在读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似乎离开了个人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了。因此，他认为，教科书这样强调个人利益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对个人利益的这种态度，应该说同他在人生价值观上过分重视精神因素的作用是有一定联系的。

作为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是伟大的。他为我们党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一功绩与他的人生价值观的核心是密切联系着的。的人生价值观理论，尽管其中某些看法及其社会导向作用，在今天的形势下有进一步认识和发展的必要，但在总体上和精神实质上，都是我们应该努力遵循和发扬光大的。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探讨和总结人生价值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