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文

自法国拉萨尔(Lasalle)于1861年创办第一所正式的教师训练机构以来，教师教育经历了由不规范的短期养成(训练)到系统化、制度化，由职业经验化到科学化的曲折发展历程。教师职业从经验化到专业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将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专业化发韧阶段，二是专业化提升阶段，三是专业化内涵发展阶段。

(一)专业化发韧阶段

从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教师职业由无须专业训练的“自由”的“职业”转变为必须经过一定培训的职业。“师范教育代表一个使教学专业真正成为专业的正式过程”。继法国之后，德国法克兰于1695年在哈雷创办教员养成所。以此为标志，教师仅凭个体经验的随意教育行为开始“解冻”，教师教育开始了艰难而又曲折的专业化旅途。在传统社会里，教师是一个相当自由的职业，没有培训和考核的要求，只要有知识和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开馆设学，教学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种局面在教师教育机构成立以后逐步得到改变，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义务教育，以此作为应对工业革命在劳动者素质方面新要求的策略。教育第一次成为公共事务，政府对教师教育的干预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于是一些国家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创立培养教师的正规机构，规定教师任职资格，规范教育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客观而论，这一时期教师教育远非包容专业化的全部内涵，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训练，只能是教师专业化的初始阶段。

(二)专业化提升阶段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侧重于追求教师的学历层次、知识结构、教学技能以及权力、地位、利益、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改善，借助于强化具有标识功能诸因素的作用，进而达到提升专业地位的目的。在这一百年里，人们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工业革命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世界大战警示人们要提高综合国力。面对当时社会的急切需求，世界各国选择了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策略。这就意味着受教育者数量增加和层次提高，对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国政府通过采用延长教师教育的年限，提高教师培养规格，实行教师培养渠道多元化等措施，来化解这种矛盾。教师教育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得到高速度的发展。社会对教师质量的要求取代了对教师数量和规模的需求，对教师素质的关注达到空前程度。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政治、军事对垒的两大阵营。对立的两极都企图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对方，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教育。从60年代开始，掀起了全球性的教育改革浪潮。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设计者，期望通过某种局部的变革，达到受教育者知识量的增加、知识结构的改变和能力的提高等目的。教师教育与这种改革相对应，仍停留在知识量的积累、知识结构的调整、教学技巧的掌握与运用等方面。众所周知，改革遇到了阻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人们困惑、迷茫，而后反思、探索，这就酝酿和激发了80年代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教师教育改革也随之而发生。

(三)专业内涵发展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际经济竞争激烈，各国普遍重视人才培养，从8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教育改革浪潮。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师资质量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于是在教育改革浪潮的推动下，教师专业化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教师个体专业化水平成为教师专业化运动的重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师资人才高学历化，教师资格制度化。教师机构分别培养各级教师，学历程度无差异，只是所学课程不同，以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教师资格标准是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全面要求。

第二，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教师在职继续教育受到格外重视。当今世界各国一方面延长中小学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学习年限，另一方面大力推广教师在职进修工作。教师成长向培养培训一体化方向发展。

第三，在终身化背景中，以专业化为方向，重视教师素质提高。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渗透，人们普遍认为教师教育应通盘考虑教师的专业发展，打破职前和职后相互独立的局面，实施一体化教育，使教师终生都能受到连贯的、一致的教育。强调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主动吸取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显然，教师专业化二十年的实践，实际上是教师教育新理念和新制度建立的发展过程;是教师个体专业水平不断提高，逐步成长为一名专业人员的发展过程;是教师从专业地位到专业角色协同转变的发展过程;是教师职业成为专业，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得到社会承认的发展过程。

四、国际教育界的教师专业化探索

学校教育的成功取决于三个要件:“硬件、软件、人件”。所谓“人件”就是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的专业化程度。这是教育改革的重大主题之一，也是教师教育研究的核心课题。

(一)从历史发展看，教师教育体现了从“专业化”走向“反专业化”再到“专业化”的趋势。可以说，教育学的科学化与师资培育的“专业化”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与19世纪科学发明的产物。赫尔巴特科学教育学的确立和国民学校提升教师专业地位的努力，成为美、法等国师法之典范。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因而转向“技术化”。传统的课程受到“小班小校”、“微型课程”等等的冲击，基础学科衰落，注重现场经验。要求教师角色冲破学校与学科的框架，能够适应学生的需求与能力。教师教育从“技术化”迈向彻底的“反专业化”。面对提升教师素质的社会压力和“反专业化”的挑战，世纪之交欧美各国都在寻求教师专业理念与制度的重建。“全美教学与美国未来委员会”相继发表的两份报告书—《什么是重要:为美国未来而教》和《做什么最重要:投资于优质教学》就是一个信号。这些报告书勾画了美国21世纪新型的“卓越教师”的形象，强调“重新设计教师的专业发展”，“重建学校使之成为学生和教师的真正的学习型组织。”①可以说，这些教师教育政策也许意味着在更高的层面上寻求更高程度的专业化。

(二)国际教育界关于教师“专业化”的探索交织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撞，或者说，交织着这两种活语体系的读。我国教育界更多关注的是现代主义(技术主义)范畴的“教师形象”，但后现代主义的“教师形象”也需要关注。一般说来，教师“专业化”探索的主要方式是，从理论上界定什么是“专业”，给出衡量“专业”的标准，然后对于教师职业所具备的专业条件的情况作出理论性、实证性的探讨。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专业化”的发展成为时代“充满希望的信号”②，教师“专业化”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受到整个社会职业的“专业化”浪潮的推动。据说，弗莱克斯纳(A.Flexner)是最早设定衡量专业程度指标的学者之一。③在国际教育界广泛运用的，是利伯曼(M.Lieberman)定义的“专业”概念。他指出了所谓“专业”，应当满足如下的基本条件:(l)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于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2)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3)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4)从事者无论个人、集体均具有广泛的自律性;(5)专业的自律性范围内，直接负有作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6)非营利，以服务为动机;(7)形成了综合性的自治组织;(8)拥有应甩方式具体了的伦理纲领。④可以说，这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界定，这个界定明示了作为“专业”的理想模型。由于来自学校教育的公共性这一社会性质的制约和支配现实社会体制的公共政治、行政权力的压力，以及教师专业能力等种种因素的交织，在这些权力关系之中，“自律性”的范围是有限的。基于教师工作的复杂性、不确凿性等等，不能像医生、律师、大学教师那样有确凿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基础”。就是说，只能把教师职业视为一种“半专业”、“准专业”(semi一Profession)，或是“中位专业”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描述了这种专业的特点:“教师工作应被视为一种专门职业。它要求具备经过严格而持续不断的研究才能获得并维持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的公共业务;它要求对所辖学生的教育与福利拥有个人的及共同的责任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教师“专业化”的探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美国，围绕教师“专业化”的教师教育改革兴起了两大浪潮，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教师专业化探索。③第一浪潮以《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为起点，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其目标是追求教育的“卓越性”，实施教师“职能测验”，视学生的成绩支付相应的工资，由教育行政部门实施职务升迁制度。第二浪潮是以《准备就绪的国宝—21世纪的教师》为起点，是自下而上推行的。其目标是追求教师的“专业化”，以教师的自律性为基础从学校内部推进有创意的改革。在这两次浪潮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美国卡内基财团组织的“全美教师专业标准委员会”倡导《教师专业化标准大纲》，这是一份迄今为止最明确地界定了教师“专业化”标准的文件，它明示了如下制定专业化量表的基本准则:(1)教师接受社会的委托负责教育学生，照料他们的学习—认识学生的个别差异并作出相应的措施;理解学生的发展与学习的方法;公平对待学生;教师的使命不停留于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2)教师了解学科内容与学科的教学方法—理解学科的知识是如何创造的、如何组织、如何同其他领域的知识整合的;能够运用专业知识把学科内容传递给学生;形成达于知识的多种途径。(3)教师负有管理学生的学习并作出建议的责任—探讨适于目标的多种方法;注意集体化情境中的个别化学习;鼓励学生的学习作业;定期评价学生的进步;重视第一目标。(4)教师系统地反思自身的实践并从自身的经验中学到知识一一验证自身的判断，不断作出困难的选择;征求他人的建议以改进自身的实践;参与教育研究，丰富学识。(5)教师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同其他专家合作提高学校的教育效果;同家长合作推进教育工作;运用社区的资源与人才。当然，也有人批评这些准则，突出了文化实践的属性，淡化了社会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的属性，容易陷入心理学主义或者是“教育中立性”④尽管这些局限终究以更广的视野界定了教师的专业属性，为形成教师“专业化”的社会共识和相应政策提供了基础。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倾听另一套话语系统—后现代主义的若干主张。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基于产业社会的学校教育不过是把人当作“工具”来塑造的冷冰冰的甚至是毁灭人性的装置，是以技术主义、操作主义、功利主义为特征的;而教师的“专业化”不过是应试产业中单纯的甄别调整的装置罢了。①21世纪的教育则是高举“人性”旗帜的教育，是一种充满爱心、平等对话的过程。它要求打破狭隘的教师“专业化”概念，强调教师作为“教育专家”的创造性侧面。教师不再是知识权威的代表，不再是以一种权威的姿态在课堂中“传道、授业、解惑”。知识权威不过是一种权力控制，必须解构。后现代的教师教育必须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解构各种教育理论、教学理论政策报告、研究报告。就是说，后现代教师不再是权威的代表，而是一个解构教师。在解构过程中与学生共同参与知识文化的建构与再建构。这样，过去教师教育课程所依据的教育理论、教学理论、学生发展理论、学校制度理论，都必须重新探讨。

(三)从制度层面看，教师“专业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奋争过程。如果说美国教师“专业化”的观念与制度的确立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那么，日本也是同样。从战前绝对效忠天皇的“圣职论”，战后维护教师权益的“劳动者论”，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教育界公认的“专业职责论”，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在日本，从“专业化”观念的确立到制度的落实，又经历了20年的岁月。一般认为，1997年日本教员养成审议会的审议报告就是教师“专业化”观念在教育制度上的体现。这个文件突出了作为现代教师的使命感:保障学生的学习权。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与建议者，只有立足于保障作为人权的学生的学习权与发展权的视点，才具有价值。就是说，教师专业成长的基础在于学生的权利—发展，学生不是教师专业属性的附属物。该文件还突出了造就现代“教师能力”的若干要点:作为教育者的使命感;深刻理解学生的成长、发展;对于儿童的教育爱;关于学科的专业知识;广泛丰富的教养;以及基于上述的教学能力—顺应各种教学方式的能力，适应个性差异的能力，从实践中学会教学的能力。②不过，教育理念和教师教育制度的创新不过是实现教师“专业化”的一种机制、一种保障。教师职业要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尚待教育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