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制度研究论文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产权制度及其创新的一些基本理论，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背景和进展，针对我国目前水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中的制度障碍，提出了较为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建议。

从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水资源正日益影响全球的环境与发展，甚至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我国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传统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和技术手段，而运用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解决水资源危机问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但从实质上说，不论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还是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一般都有资金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它们二者又同时受制于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约束。

我国的水利资金状况和水利技术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特定水资源政策、制度安排和管理方式下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我国的水资源政策、制度和管理实际上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且日益成为影响水资源短缺状况的最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水权和水市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借助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水资源已成为水利工作的中心任务[1]。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产权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以期对当前我国的水权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产权和产权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研究的关键概念是“产权”，制度规则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行为主体的权利规定。有效的产权制度是整个经济制度的核心。它一方面直接影响人们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为其它制度提供基础。由于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形成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产权经济学。

产权制度理论是R.H.Coase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的，而产权概念的正式提出首推R.H.Coase的《企业的性质》一书。此后，Alchian、H·Demsetz[2]、North[3]以及张五常、汪丁丁等人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产权领域的发展，可以说，它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一个严密的产权经济学分析框架作了铺垫。

什么叫产权？按照Alchian定义，“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6]”。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收益，如何受损，以及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内化外部性，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4][5]。

面对由于使用稀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西方产权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R.H.Coase的主要观点是：（1）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买卖，而是权力买卖，人们购买商品是要享有支配和享受它的权利；（2）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由于人们交往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或权利无法严格界定而产生的，市场失效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的；（3）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4）严格界定或定义的私有产权并不排斥合作生产，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5）在私有产权可自由交易的制度下，中央计划也是可行的。

目前，对产权概念的认识虽不完全一致，但较普遍的意见是，产权是指与所有权相联系的一组权利，也即指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包括用尽权、消费权）和收益权（包括出借权、转让权）和其它与财产有关的权利等。产权不可能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存在，但也无法用所有权来加以概括。财产所有权是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物的独占和垄断的权利，具有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所有权的排他性表明物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而产权（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等）可以归属于一个主体，也有可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合约，分属几个主体所行使。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的性质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性

（一）产权主体具有经济实体性

作为经济实体，一般必须具有这样三个特征：其一，必须有一定的财产作为参与社会再生产的前提，这项财产在法定的最终归属上并不一定必须为该实体所有；其二，必须直接参加社会再生产活动；其三，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参与社会营利性经济活动中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二）产权运动具有独立性

产权一经确立，产权主体就可以在合法范围内自主地运用产权，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受同一财产上其他财产主体的随意干扰。产权体系具有可分性。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财产的价值形态运动与使用价值形态运动因信用制度等的发展而分离，不同的主体以财产不同形态的运动为控制对象，使得单一的财产所有权分离开来，并落在不同的产权主体手中。

科斯在研究产权交易的外部性时，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经济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机制背后的制度前提----产权结构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分析，而且其主要关注产权制度的创新和产权制度的效率比较问题，这些应该是我们研究水权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产权制度创新

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个人开采自然资源的负的外部性就被忽视。因而建立产权、排除他人使用自然资源的激励机制就很弱[2][6]。这意味着存在自由使用的公共资源和管理松散的集体资源。

随着人口增长和商业化发育程度的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既然自然资源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有限的，每个集体成员的自然资源可使用量就会减少。为了使负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就可能导致更有效率的制度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原始动力。

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两种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制性制度变迁。

林毅夫认为[7]，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诱制性制度变迁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创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对于某一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学术界争论很多。苗壮[8]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存在两种制度主体—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改革就是这两种制度主体参加的社会博奕。

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率？产权制度的演变是否就是由效率较低的产权制度向效率较高的产权制度的演变？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23]。

在比较分析各种产权制度的效率时，很多学者主要侧重于研究产权制度对资源管理的技术效率的影响，运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建立企业的边界生产（成本）函数来进行定量化研究。

三、产权制度创新的诱导因素

在可能导致产权出现及演变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由于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而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人口增长的作用[9]。

在欧洲中世纪的成熟时期（1000-1300年），“土地变得稀缺，土地的价值处于上升中”[10]，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变得普遍起来，它对限制共有财产使用的压力增加了。对土地使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与更为集约的农业生产体制的采用相联系的，三田制开始替代传统的两年一制的轮作制[11]。也有学者认为[12]，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是导致公地的废除和以使用奴力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转向由农民所有的所有者经营，或转向由资本主义经营所有的对工资劳动力的使用。

D·C·North和R·Thomas[3]以及Demsetz[2]在讨论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猎人在18世纪初建立土地私人制的例子中，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的提高，是产权演变的基本原因。他们认为，当植物和动物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于是资源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公共财产导致了狩猎活动收益的减少。在某个边际上，固定的农业活动逐渐变得比狩猎活动更有吸引力，尽管农业在设立与实施产权上要付出成本。最早的固定农业共同体是以对土地的排他性公共产权为基础的。在共同体内部，至少禁忌和习俗部分地限制了对资源的滥用。

近代，环境从农业与工业生产中吸收了残余，这与对环境服务和舒适的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13]，这一冲突导致了原来被视为免费品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些用于区分个人、企业和共同体产权的新制度[1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集约的农作物制度的使用导致水的经济价值的增加，这一增加的价值诱致了能更明确地定义灌溉的产权，以及在分配水时更多地使用市场机制[14]。

资源稀缺至少可以导致两个重要后果：对资源的滥用，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使用变得不可能；人们—个人或群体—之间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加剧，部分资源被用于暴力攻击或防止暴力攻击。这样的事实或许可以引伸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当资源稀缺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程度，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不同。产权制度的进步意味着设置、维护产权成本的降低，或从事破坏产权活动成本的增加[17]。

除了相对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相对稀缺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之外，国家的政策、民主水平、农村金融、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家庭或社区的组织状况、知识水平、借贷能力、农场大小和规模程度等因素也是导致某种产权制度出现或演变的重要原因[21]。

另外，政府政策一直是影响产权演变最重要的因素之一。Kirk[15]在关于印度的布塔拿（Butana）的研究中认为：传统的以居住地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或称社区所有制）在其衰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殖民政府和殖民后的国民政府通过对土地产权制度和相应的机构设置的法律法规施以的重大影响，其次，是来自于市场融合、相对于资源减少的人口剧增以及可耕地权利重要性的上升等的共同作用。C·Schulz在考察经济史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16]。樊纲也认为，只有有关的经济主体具有了实际的变迁动机和能力后，一定的非均衡状态才具有不可持续性，也即才有变迁的可能性[24]。“在实际过程中，制度变迁可能是有关当事人日常所实施的创新努力的结果”[18]。而马恩[19]通过对延安的考察后也认为，“只有人力资本的改善才能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创新”。冯开文[20]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发现，农民经营能力和知识准备程度的大大提高以及对新出现的获利机会的追逐，是农村制度创新的最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权利主体的经济条件、组织状况和知识水平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社会环境也是造成产权制度演变的因素之一。社会的道德风尚、继承规则以及法规对产权的制约力度都会对产权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21]。

在综合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以后，Otsuka将影响土地产权的因素归结为五类，自然环境、人口压力、政策、商业化和社会环境等[22]。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的乔方彬等人通过对云南林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林地产权演变是人口压力、商业化程度、市场的发达程度、社区组织能力和耕地的产权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压力越大、非集体耕地所占的比例越大、商业化程度越高、市场越不发达、社区的组织能力越强，林地产权由集体产权制度向非集体产权制度演变的可能性就越大[25]。

四、水权制度创新

水权制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源、环境、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每一次变迁，都是向着新的、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水权制度迈进。

正如前面所述，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强制的方式直接地实施制度变迁，而在诱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说服和利导的方式间接地指导制度变迁。因为在变革初期，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鼓励、许可或默认，任何自下而上自发性的变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水权制度创新的初始阶段。由于我国现行的水权制度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对水权、水权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不统一；对水资源所有权的理解不一致；没有建立水权流转制度；长期用计划手段配置水资源，以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价格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等等，迫切需要水权制度创新。尤其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不仅要求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因此，水权制度创新，不仅是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客观需要，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用水效率重大战略决策的要求。

水权制度肯定是一个崭新的制度，它与以往的制度有根本的区别。若无此区别，它不足以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向这一制度的过渡应是渐进的。这样做，既要挖掘和发现现有制度中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与新制度兼容，同时又要考虑现有制度下的利益格局，在基本不损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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