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制度十篇

水权制度篇1

经济学主要研究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活动不存在“阻力”，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为零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在完全的市场制度下如何实现最优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显然和现实有较大差别，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挑战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规则，用于增进社会秩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要素。由于现实社会中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制度的变迁和创新问题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完成的。制度变迁的原因是旧有制度转向新制度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对新制度产生需求，相应地产生新制度供给。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种变迁的成本小于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净收益，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制度变迁相对可以划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敌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条件变化、制度需求改变或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制度变迁因常需要集体行动而产生所谓“搭便车”（Freerider）问题，使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使政府法令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对产权理论深入研究孕育而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柱理论之一。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冲突所确立的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地位。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①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②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③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将产权区分为使用、收益、转让诸权只是初步分解，其中每一种权利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解，这就使得产权结构复杂化。产权结构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和共有产权（Commonproperty）是产权安排形式的两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处于这两者之间。产权经济学强调产权结构和人类行为激励的内在联系，认为不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差异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排他性（Excludability）是产权的决定性特征，它不仅意味着不让他人从一项权利中受益，而且意味着权利所有者要对该项权利使用中的各项成本负责。产权界定的含义是指提高共有产权的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需要付出成本，可以划分为排他性成本（Exclusioncost）与内部管理成本（Internalgovernancecost）。排他性成本包括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这里的界定指在物理与价值形态上给出产权的边界，并使之能够被有关交易者乃至社会识别和承认。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是指不具有排他性，共同拥有产权的所有者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时所耗费的成本。

由于共有产权使内部成员的努力程度普遍降低，共有产权的有效行使往往有赖于很高的内部管理费用，降低共有产权的内部管理费用依赖于产权的排他程度的加强，但相应要付出排他性成本，只有当新增的排他成本低于所减少的内部管理成本时，排他性程度的加强才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去制订规则和界定产权，因此产权总是没有被完全界定的。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就会产生外部性，即产权行使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理论上来讲，产权没有完全界定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于产权没有完全界定而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会不断地界定产权，直至两者在边际上达到相等，形成暂时的制度均衡。产权制度的演变实际上就是产权不断被界定、外部性不断内部化、产权行使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产权制度均衡不断被打破，产权制度创新不断涌现、产权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从西方国家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共有产权、排他性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三个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共有产权在当代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任何国家从未建立起纯粹的私有产权制度。

二、我国水资源的共有产权制度安排

从人类历史上看，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提高，是产权制度出现的基本原因。在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自然资源往往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一旦资源稀缺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制度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当水资源相对并不稀缺之时，设置水权的收益不高，水资源处于开放利用状态，这反过来助长了水资源的粗放利用，加速了水资源稀缺的出现，而资源稀缺的日益显现，又客观上提出了设置水权制度的需求，以遏制资源利用的快速增长，优化配置稀缺水资源。

由于水资源复杂的自然和经济属性，界定水权的排他性成本很高，共有产权是成本相对节约的产权制度安排。共有水权的含义是水资源被某一特定群体共同拥有，但区别于开放利用的公共财产，群体内存在某种资源利用的规则，并设立公共管理机构对资源实施权属管理。节约排他性成本的相应代价是要付出较高的内部管理成本。依据处于支配地位的水权行使主体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将共有水权的产权结构划分为四种形式。全民所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水权称为国有水权（Civilpropertyrights），流域各地区共同拥有、委托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水权称为流域水权（Basinpropertyrights），流域内各地区分别拥有、地方政府管理的水权称为区域水权（RegionalPropertyrights），区域内组织或社团拥有的水权称为集体水权（CollectivePropertyrights），当然和国有水权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私有水权。显然私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强，而国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弱。

在计划经济时代，总体来看，由于水资源相对不稀缺，水资源的利用处于开放状态，主要受开发能力和取用成本制约，基本上不存在用水竞争和经济配给问题，是一种“开放可获取资源”（Open－accessresource），可以认为不存在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水资源的利用是计划经济的延续，水资源利用基本上仍处于开放状态，排他性很弱，用水呈现粗放增长，水资源开始成为稀缺性的经济资源，用水竞争性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区域间水事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水资源产权制度因资源稀缺而成为必要。一系列水资源管理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8年《水法》颁布之后开始付诸实施。这些制度包括水长期供求计划制度、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水事纠纷协调制度等，实际上可以视为一整套产权制度安排。

从这套产权制度安排来看水资源的产权结构，我国水资源产权安排整体上属于国有水权制度，这成为中央政府在流域间调配水资源的依据。由于大多数流域不涉及跨区域调水问题，流域内水资源的国有水权等同于流域水权，为流域上下游全体人口共同拥有，在大的江河流域一般设有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来管理。由于上下游对流域水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对流域各地区用水权利做出界定在很多流域成为必要，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实际上就是将流域水权分割为区域水权。在地方行政区域内，由于地方政府不仅是水权权属的管理者，而且也是区域内水公共事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直接行使一部分区域水权，提供城市供水和乡村灌溉，另一部分用水权则通过发放许可证的形式赋予取水户，这就是取水许可制度，实质上是把一部分区域水权分割为集体水权。

这里所说的流域水权、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产权，排他性较弱，只具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且不具有转让权。这些不同形式的共有水权，其界定、维护和转移都是基于行政手段的，比如区域水权常得不到尊重，流域上下游水事冲突仍主要依赖于上级行政协调；取水许可制度赋予的集体水权，被纳入计划用水管理，其使用不具有长期稳定性；而水权的转移都是通过行政命令被指令划拨。

以上考察显示，经过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20年来的水管理制度演变，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虽然十几年来实施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使水权的排他性有所提高，但是水权的外部性还较高，水权行使效率还较低，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水权模糊”现象还很严重。水权模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合理的经济现象，主要是由于清晰界定水权的成本较高，采用模糊水权的方法可以节约排他性成本。行政手段正是宏观环境下成本节约的现实制度选择，而产权模糊是行政配水制度的基础。当前的水权制度安排是水权模糊带来的内部管理费用和用水效率损失与行政配水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之间的均衡。

三、水权制度变迁的动因

前不久发生的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我们研究认为，这个事件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标志着我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实际上也是水权制度变革的先声。通过对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进一步考察，可以揭示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因。

东阳市和义乌市处在一条江的上下游，义乌江的水权理论上为流域水权，为河流上下游各地区共享，但实际上由于模锦水库位于东阳境内，横锦水库中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事实上为东阳占有，或者说横锦水库的水资源产权性质是不完全排他的区域水权。义乌若要获取这部分水资源的使用权，在目前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安排下，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要求东阳向下游放水。事实上，在过去的干旱季节里，东阳也曾多次开闸放水，无偿支援义乌用水。但是一次次的紧急求水，使义乌深刻认识到，这种靠上级行政协调方法阶段性、无偿性的调水，既不可靠，也不长久。加之河道污染，河道提水主要供农业灌溉，而义乌主要是亟待扩大城市供水，于是跨区域调用横锦水库的优质水成为首选。于是义乌还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就是请求上级安排横锦水库到义乌的调水工程。

传统的跨区域调水方式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调水工程由中央财政或者上级财政投钱，地方几乎是无条件受益。但这种依靠行政协调的方式往往耗时耗力，周期较长，特别是由于对调出方缺少利益补偿，调水各方较难达成一致。而在水权交易发生的浙江省，国家财政投资的前提并不具备。浙江省地方的水利工程以地方投入为主，省级和国家补贴非常少。义乌市的水利工程基本上靠自筹自建，1997年投入使用的八都水库就是利用“五自”办法兴建，总投资1.8亿元，上级财政补贴只占10％。义乌市自身拥有很强财政能力和投资能力，具有购买水权的能力。按照转让协议规定，2亿元水权转让费分5年付清，平均每年4千万元，仅占1999年财政总收入的4.5％，整个供水工程耗资7亿元，平均年投资1.4亿元，仅占1999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6％。义乌如果选择伸手向上级一等二靠三要的话，一来资时，协调周期很长，义乌城市供水等不及，二来费力，上级补贴的钱很少，得不偿失。于是义乌“明智”地选择了自主解决，主动与东阳平等协商。

由此可见，在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之所以没有选择向上级要水，而是选择了购买水权，乃是买水的收益远大于要水的成本。义乌买水的成本是失去上级微不足道的财政补贴，而且获得补贴的机会成本还很高，而收益则是及时解决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对于东阳来说，指令划拨境内水资源对自身几乎没有收益，而卖水则可以盘活水利资产，收益丰厚。由于交易双方选择新规则都有利可图，故而制度变迁不可避免。

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这说明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小于旧制度的运行成本，或者说，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有利可图。通过考察水权交易发生的外部环境，我们发现水权交易之所以率先在浙江发生，乃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利用行政手段转移水权的成本较高，而利用市场手段的成本却较低，东阳和义乌的特殊伙伴关系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

四、水权制度变迁的路径

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作为新生事物，具体做法中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模式也并非其他地方可以照搬照抄，但这个事件无疑代表了一个方向，就是引入水权、水市场优化水资源配置大有可为。作为水权市场初露端倪的标志，这个事件揭示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随着缺水的日益加剧，水权模糊的代价越来越大，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强化，上级监督地方政府的难度越来越大，行政命令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即所谓的“体制失效”，其实是现有产权制度的失效；其二，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处理繁杂的资产有用性信息，利用行政手段配置水权已经“力不从心”，制度运行的机会成本不断增高；其三，水权界定和维护的成本在降低，建立产权排他性的收益在提高，加之市场化改革在不断降低产权交易的成本，引入市场机制的预期收益在不断增大。

一方面是内部管理成本在提高，现有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排他性成本在降低，进一步界定产权的收益在提高，结果将是现有制度均衡被打破。由此从整体上可以预言，现有水权制度变迁的方向是进一步提高水权的排他性，也就是所谓的明晰水权。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承认了东阳拥有横锦水库水资源的转让权，这是双方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成为此事最大争议之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产权没有清晰界定，如何进行交易？这其实是暴露了水权模糊的问题。类似的水权模糊在大部分地区导致的却是水事纠纷，市场合作根本无从谈起。这形象地说明，要形成市场，就要明晰产权，产权不明晰，就难以形成市场，而只要明晰产权，自然会产生市场动力。明晰水权的含义是界定水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赋予这些权利更为明确的主体。但明晰产权是要付出成本的，水权明晰的程度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可能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整体是有效率的。由于水资源产权的完全界定（即建立私有水权制度）的成本高昂，水权结构的主体形式仍将是共有产权，但其内部的排他性可以不断提高，国有水权和流域水权可以更多地分割为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水权主体也可以多元化，包括各级政府、组织、企业、用水大户甚至个人。

水权制度篇2

【论文摘要】水权制度在实现水资源多元价值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解决我国水危机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应建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要明晰水资源产权；建立、健全水权转让、交易制度。

一、对水权概念的界定

目前，对于水权概念的界定，我国学术界并不统一，按照对水权内容的理解，可以划分为这么几类：一种观点认为，水权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汪恕诚。另外，关涛也认为，水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另一种观点认为，水权仅指水资源使用权。这～观点以裴丽萍为代表，她认为，“水权是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水资源进行使用、受益的权力。第三种观点认为，水权是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在内的多项权利组成的一组权利。姜文来认为，水权是产权理论渗透到水资源领域的产物，是指水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有关水资源的权利的总和，其最终可以归结为水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

关于水权的概念，很难达成统一。但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水权制度，完善我国水权制度体系，有必要对水权概念作一统一界定。黄锡生认为，水权是指国家、单位和个人对水的物权和取水权。水物权就是国家、单位或个人基于对资源水(水资源)和产品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水物权可分为资源水(水资源)物权和产品水物权两类。取水权是指取水主体依法直接从地下、江河、湖泊等水资源中取水的权利，是一种准物权。取水权可分为法定取水权和特许取水权。本人较赞成此观点。

二、我国水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1、水权主体不明，权能界定不清

我国《水法》第三条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从法律上看，我国水资源的权属界定足明确而清晰的，但这主要是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角度出发，强调水资源的公有制。然而在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上，作为抽象主体的国家和集体是无法直接管理水资源的，即使由中央政府来集中管理必定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实际上，水资源的利用关系主要是一种私法。

2、水权管理体制不顺

我国水利体制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带0约，一直延续着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多头管水”体制。我国目前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和行政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分中央、流域、省、市、县五级管理。再加上水资源产权的不清晰，常常出现流域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工程管理单位之间的职责交叉和矛盾；中突。同时，由于管理体制不顺，也使得防洪减灾、城乡供水、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工作存在着许多矛盾，致使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存在着竞争性开发、掠夺性利用、管理粗放、用水效率低下等问题，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浪费和损失。

3、水权转让、交易制度欠缺

水资源产权不明晰和水资源管理体制的不顺，导致了我国水权转让、交易难以操作。水利作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具有公益性的特点，进入币场难度相对较大，在全国，水市场发育比较缓慢，而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水权转让鲜为人知，这是客观因素制约的表现。另外，由于我国对水权制度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关于水权交易方面的规定凤毛麟角。没有水权交易制度，就意味着水权交易无法可依、无据可循，使水市场的建立成为一个空中楼阁。

三、完善我国水权制度体系的几点建议

1、建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水资源的分散管理体制不利于水权交易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建立水权交易意味着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农村地区的水资源和城市地区的水资源部要由统一的部门进行管理，并且要充分获取各种有用信息，采用科学的方法，对目前的水资源状况进行合理评价。我国的水资源必须实行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适应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日益加快的进程。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国际上先进的水资源管理方式相衔接，是水资源管理的重要制度创新。

2、明晰水资源产权

产权经济学从产权结构或产权制度的角度研究资源的配置效率，研究如何通过界定、变更产权安排，创造或维持一个交易费用低、而效率较高的产权制度。既然水权是一种产权，就可以进行交易。国外的一些情况也证明，可交易水权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可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水资源产权明晰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史坦雷(StanleyCrowford1990)研究了美国的法律机制在水资源有效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得出的结论是：通过法律机制的运作，水变成了金钱。这种运作，必须经过法律的裁定和证实，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必须能商品化。

3、建立、健全水权转让、交易制度

水权制度篇3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美国的水权制度以层层详细的法律形式体现，且因州而异，如在水资源丰富的东部采用的是河岸权，在干旱的西部采用的是优先专用权。法律中包括地表水权、地下水权、州际间的水权配置等多个方面，具体又分为滨岸使用权、优先专用权、公共水权等各层次。而美国联邦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的介入不以水资源分配为目的，其主要是针对水质保护。

在加拿大必须持有用水许可证或根据水法获得批准才有权使用地表水。用水许可证是流域水资源管理机构审批的有效法律文件，规定了水权的条件和期限，其中包括取水地点、优先日期、最大引用量、用水时间等详细规定。而通过水法获得的批准是由水资源管理部门发行的时间短于一年的用水证明。[4]

南非是一个缺水国家，降水分部不均，用水压力大。1997年的《供水法》确定了水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资源，交由政府相应的权力来确定水资源的获取人和获取量。该法提倡梯级收费，想要使用更多水资源的用户需交纳更多的水费，既等同于对超额用水的罚款。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尝试通过建立水市场进行水权转让。

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分布不均，以东南部水量最为充沛，西北部多为缺水地区。随着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我国国情复杂，各流域水资源丰贫不均，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同，个别地区对水资源的归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致使水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制约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建设区域循环经济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管理，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合理的利用水权能够很好的解决水资源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水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缓解或解决不同地区争水吃的现象，促进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和水资源分布情况，我国应当建立适应自己的水权制度。目前关于水权制度的概念和建立方式尚未完全形成定论，我国在这个领域内尚处于探索阶段。而水权制度可从不同方面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1.水权制度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别很大，其中水资源的丰缺度是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一般沿海或沿江城市和地区较为富裕，经济发展较快，而西北部缺水地区则相对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我国陆续的进行了多个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就是要把水源充沛地区的水资源引入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当地的自然环境得到改善，进一步达到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是基于此目的，使受水区的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等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满足。

在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的水资源配置中，应当引入水权的概念。因为是跨流域调水工程，所以水资源的配置就会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和城市，那么这些地区和城市就会面临如何分配新增调水的问题，将水权概念引入则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引入方法可以将水权作为某种因子加入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中，建立基于水权因子的优化配置模型，从而算出受水地区或城市的分配水量。

2.水权制度对水资源的保护

在我国，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人们。而这种使用权不是无限制的，一旦水权问题得到明确，一定地区的人口，其可支配的水资源是定量的，有限的，因而在开发和使用时就不得不考虑投入产出效益，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游地区不能因为取水便利而无节制用水，下游地区也不会因为取水机会差而失去生活、生产的基本用水条件，同样会以水权限度内的水资源来安排和发挥出最佳综合效益。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水权确定之前，使用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而水权一旦界定明确，使用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这对用水者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合理的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水权得到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节约了用水，保护了水资源环境。

3.通过水权转让，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水权制度的建立必定会赋予水资源一定的经济价值，作为水资源的使用者来说，水资源的使用权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因此更多的用水者不会只将水资源当成一般的自然资源对待，而会更多的考虑其内部的经济价值。建立水交易市场正是顺应水资源经济价值的结果。水市场建立后，更多地区或城市对水资源的使用会更加有效率，因为对水资源的使用率和利用率越高，就会节约越多的水资源。而这些多余的水资源不会像之前被浪费掉，而是将其拿到水交易市场，将这部分水转让给缺水的地区或城市，或者是用水效益更高的地区。这样以来可以间接的起到避免用水浪费、节约用水的目的，还可以通过水资源的交易对初始水资源配置结果进行修正，使水资源整体配置进一步优化，水资源得到极大有效的利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对水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使水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和接近实际要求，从而提高了用水效率，节约了水资源。在使各个地区、城市的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保护了自然环境，同时提供给自然界自我更新所需要的生态用水。使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再因为争用水资源而互相制约，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金铎王树恩: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推进经济集约型增长[J].天津大学学报，2006，(7)

[2]江西省水利厅赴澳大利亚培训团: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及水权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江西水利经济，2008，(3)

[3]沙景华王倩宜张亚男等:国外水权及水资源管理制度模式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8，(1)

[4]张伟天:加拿大流域水资源管理与水权制度[J].中国给水排水，2006，(6)

[5]张平:水权制度与水资源优化配置[J].人民黄河，2005，(4)

水权制度篇4

黄金平 邓禾

（重庆大学法学院 400044）

摘 要：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和美国水权制度的研究，引发了笔者对我国水权的界定、适用、取得、转让和价格等制度的思考，从而提出了水权应包括水物权和取水权，我国应建立区域性的水权制度，水权的取得包括分配取得和出让取得，组建水银行进行水权转让，水权价格包括出让价、转让价和水费等观点。

关键词：水权制度 水权界定 水权适用 水权取得 水权转让 水权价格

我国是一个缺水型国家，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水资源的缺乏与浪费现象并存。据统计，我国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大多只有0．4，而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0．7～0．8；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我国水的重复利用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75％～85％。 我国的节水潜力很大。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建立节水型社会的目标，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推广节水措施和技术，发展节水产业，建立水市场等观点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通过建立水市场来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已有2000年浙江省东阳—义乌水权转让、2001年漳河上游跨省有偿调水、2002年甘肃张掖市临泽县梨园河灌区“水票制”管理等3个成功的事例。因此，发展水市场交易应是一条有效的节水之路。但目前我国对水市场交易、水的权属、分配、转让等制度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国外已有较完善的经验。本文拟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水权制度进行介绍，并对我国水权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1澳大利亚的水权制度

与我国一样，澳大利亚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全境年平均降水只有470毫米。早期澳大利亚的水权制度源于英国的习惯法，实行河岸权（riparian rights）制度，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以继承。本世纪初，认识到河岸权制度不适合相对缺水的澳大利亚，当时的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将水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明确水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进一步突出，可分配的水量越来越少，在部分地区已审批的授权水量甚至超过了可利用水量，新用水户已很难通过申请获得水权，于是开始规定水权可以交易。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已在各州逐步推行，交易额越来越大，以维多利亚州为例，水权永久转让年交易量为2500万m3，临时转让年交易量2.5亿m3，并已形式了固定的水权交易市场。下面以《维多利亚州水法》为例介绍澳大利亚的水权制度。

1.1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州政府对河道内的水和所有地下水拥有使用和控制权。农户对河道外的水有使用的权利，同时有从流经其土地的河道内为家庭生活和家禽饮用而取水的权利。其他取水、用水都需申请。

1.2水权的类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批发水权（Bulk Entitlements），即授予具有灌溉和供水职能的管理机构、电力公司的水权。二是许可证，即授予个人从河道、地下或从管理机构的工程中直接取水以及河道内用水的权利。有效期限一般为15年，到期申请更换。三是用水权（Water Rights），即灌区内的农户用于生活、灌溉和畜牧用水的权利，主要与土地相关。

1.3水权的分配。早期用水户申请取水和用水，不论其规模大小，州政府都批准其水权。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州政府开始实行水权拍卖。目前，州政府不再审批发放新的水权，要想取得水权，只能通过水权交易取得。

1.4水权转让。批发水权、许可证和用水权均可转让。水权转让可以是临时性的转让，也可以是永久性的转让；可在州内转让也可跨州转让；可以全部转让，也可以部分转让。新用水户通过购买水权获得所需水量，剩余水量的用户也可通过转让获得收益。水权转让必须遵守州议会制定的有关规则，主要有：（1）转让人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缴纳规定的费用。（2）有申请权的部门对是否同意转让进行审批。（3）在批发水权永久转让后，出让人必须申请调整授权。

1.5水价。水权转让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进行干预，转让人可采取拍卖、招标或其它认为合适的方式。

1.6水权的转换。水权转让如果发生在不同类型的水权拥有人之间，需将用水权、许可证和批发水权互相转换。如具有用水权的农户或许可证持证人将其拥有的水权永久转让给具有批发水权的供水机构时，就需将转让的用水权或许可证转换成批发水权。同样，如果许可证持证人将许可水量转让给灌区内的土地所有者时，就要将许可证转换成与土地相关的用水权。

2美国的水权制度

美国的水权制度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作为公民的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美国的水权制度以州法律为主，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在美国东部，如阿肯萨斯、特拉华、佛罗里达、佐治亚等州，由于水资源较为丰富，采用的是河岸权(Riparian Doctrine)，而在美国西部，如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等，由于干旱缺水，用水较为紧张，采用的则是优先专用权(Prior Appropriation Doctrine)。除了地区性差异以外，美国的水权制度还依各种天然水体的不同而变化，如地表水（指存在于湖泊、河流和溪流中的水体）法律就与地下水（指存在于地下水流域、含水层以及其他地面以下地方的水体）法律不同。

1.1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美国的水权属财产权，与土地所有权相连。土地所有者不仅对与土地相连的流动地表水源（如河流或溪流）和不流动地表水源（如湖泊或池塘）拥有河岸权，而且对土地下面的地下水拥有绝对所有权或抽取、利用地下水资源的相对水权。地表水的河岸权不需要办理许可证、执照或者政府批准，可以转让、保留，不会因不用而丧失。

1.2水权的类型。美国水权分为河岸权、优先专用权、混合水权和公共水权等四种。河岸权，主要用于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东部地区，与临近水边的陆地联系在一起，授予土地所有者使用流过其土地的一定份额的用水的权利。优先专用权，主要用于缺水的西部地区，内容包括三个法则：一是先占用者有优先使用权；二是水的使用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三是不用即作废。混合水权，即河岸权与优先专用权综合使用，既包括优先专用权吸收河岸权部分要素的类型，也包括河岸权经过调整后与优先专用权相适应的类型。一般情况下，河岸权优先于优先专用权。公共水权，即用于航运、渔业、商业目的（如游泳、水上娱乐、休闲）、科学研究以及为满足生态和环境要求对河道内的水资源进行保护等的地表水使用权。公共权利已经成为在评价水资源利用时考虑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1.3水权的分配。主要是优先专用权的申请。优先专用权是对水库、沟渠、泵站等人工水道的引水的优先使用的权利。其核心是优先权，专用权授予的日期决定了用水户用水的优先权，即所谓的"时间优先，权利优先"。最早授予的水权专用者拥有最高级别的权利,最晚授予的水权专有者拥有最低级别的权利。在缺水时期,那些拥有最高级别水权的用户被允许引用他们所需的全部水资源，而那些拥有最低级别水权的用户被迫限制甚至全部削减他们的引用水量。优先权除与专用水权授予时间有关，还与实际行动的时间有关。也就是说，对于同时获得优先权的两个用户，如果其中一个引水工程先投入使用，那么其水权级别就高于另一个水权用户，这就是优先专用权中的“相关溯及原则”。优先专用权的获得一般需要经过以下程序：①书面申请，②行政机构或司法机关受理，③接受申请，行政机构许可令；如收到反对意见，召开听证会。在一个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优先专用权被证明无用就会被没收。

1.4水权的转让。美国的河岸权作为私有财产，可以转让，但在转让程序上类似于不动产的转让，其转让必须由州水管理机构或法院批准，一般需要一个公告期。美国有不少调水工程，对于这些调水工程的用水户，一般允许其对所拥有的优先专用权进行有偿转让。另外，节约用水者在把省出的水满足其他用水户需要时也能够得到合理补偿。

1.5水权交易机构。美国西部出现了水银行，将每年来水量按照水权分成若干份，以股份制形式对水权进行管理，简化了水权交易程序，使得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美国西部还成立了以水权作为股份的灌溉公司，灌溉农户通过加入灌溉协会或灌溉公司，依法取得水权或在其流域上游取得蓄水权。在灌溉期，水库管理单位把自然流入的水量按水权股份向农户输放，并用输放水量计算库存各用水户的蓄水量，其运作类似银行计算户头存取款作业.

1.6水价。美国调水工程的受益者要取得调水，就需要支付资源水价，它包含在容量水价之中，属于一次性支付。

1.7水权的中间服务。水权交易有公正的水权咨询服务公司作中介，这一点在美国的水市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水权咨询服务公司在美国水权交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水权交易都要通过水权咨询服务公司。水权咨询服务公司的服务内容包括：①对水权的有关档案材料进行鉴定；②完成详细的水权调查报告；③做水权管理计划；④做合成地图；⑤对水权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⑥申请新水权；⑦诉讼；⑧对灌区进行审查并对灌区公司资产进行评估。

3对构建我国水权制度的思考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水权制度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仅不同国家的水权制度差异很大，就是同一国家不同州之间的水权制度相差也很大。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共通的制度，如水权的界定、分配、转让、水价等，事实证明这些制度具有合理性，值得借鉴。而那些非共通的制度，如水银行、股份灌溉公司等，也因其具有个性和创新，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

3.1水权的界定

水权的界定、水价和水权交易市场被认为是可交易水权制度运行的三个重要环节，清晰的水权界定是水权交易的基础。在我国，对水权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水权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配水量权、让渡权和交易权 ；一些学者认为，水权只包括水资源的使用权、让渡权和交易权，不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水权是水资源产权和水商品产权的简称，同其他财产的产权一样，只应包括狭义的所有权（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对以上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水权不应等同于水的使用权、让渡权和交易权。所谓水权，是指拥有水的一种资格，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资格。按照民法学的观点，对物（水是物的一种）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质上就是物的所有权的内容，所以，水权只应代表对水的所有权，对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只是水的所有权的内容，是所有权的派生权利，不应成为与所有权并列的权利。

其次，认为现行水权交易的实质是取水权的交易。按照我国《宪法》和《水法》的规定，水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或单位对水所拥有的只是水的使用权。我国《水法》和《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又规定，对水资源实行取水许可制度，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发放取水许可证。因此，我国水的使用权是通过取水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行水权交易体现的应是水的取水权交易。从澳大利亚水权和美国水权的分类可以看出，两国在水的使用权分类上都没有使用单一的“水权”这一概念，而是分别用“批发水权、许可证、用水权”和“河岸权、优先专用权、混合水权、公共水权”来表示。我国的水权交易表现为取水权交易符合国际惯例。

再次，认为水权不仅是水资源产权和水商品产权的简称，而且是包含水资源产权、水商品产权和取水权在内的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权利的集合。水资源产权和水商品产权是水作为一种物体现的权利，它表现为一种水物权；而取水权则是一种债权的体现，它是基于水行政主管机关和用水户之间签订的取水许可合同（即取水许可证）而产生的，它体现的是水行政主管机关和用水户之间就取水这一法律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水行政主管机关享有依法赋予某位用水户取水的权利和负有提供良好取水秩序的义务，以及用水户享有依法取水的权利和合理取水的义务等。水权应是水物权和取水权的总和。

3.2水权的适用

水权适用就是指水权制度运用于具体的实践。在我国，水权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还缺乏必要的法律根据。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取水许可证不得转让；取水期满，取水许可证自行失效）以及第三十条（转让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发放取水许可证的部门吊销取水许可证，没收非法所得）的规定，现阶段水权交易在我国是禁止的。而对于浙江省东阳—义乌等3处地方的水权交易，有学者提出其实质只是水合同交易，交易双方买卖的只是用水主体所分配到的配水量权，卖方并没有因这次水买卖行为丧失用水根据 。因此，在我国，水权制度要从理论走向实际，还有待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水权适用还涉及到适用范围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一种水权制度还是各个地方依据具体情况制订适合自己的水权制度？如果水资源不缺乏，用水户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水资源，就不会有购买水权的需要。以美国为例，美国西部水资源短缺，水权制度和水权转让发达，而美国东部水资源比较丰富，水权转让很少发生。 水权制度呈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不同的地域适用不同的水权制度，某一地方的水权制度不能照搬到另一地方运用。这一原则对我国很有用，它让我们意识到：建立“区域性”水权制度可能比建立“全国性”水权制度更适合中国国情。我国国土面积较大，水资源量南多北少，地区分布不均匀，按照水的地域性特征，建立区域性的水权制度比较合理。以水的调配来说，水的调配需要借助水道，而水道不是四通八达，无限延伸的，它要受地理条件限制，如果是隔省际调水，三省之间还需要解决“过路费”问题。因此，建立区域性水权制度比较顺应水的自然属性和行政区划的特点。

3.3水权的取得

水权的取得也就是水权的获得方式。在澳大利亚基于水权属于州政府所有，在水权交易初期，用水户可以通过向州政府申请获得水权。随着水资源供需缺口增大，各州先后出现无新水权可分配的局面。目前在澳大利亚只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新水权。在美国由于水与土地不可分离，在水权的取得上有两种方式：一是基于土地获得，土地所有者可以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取得河岸权。二是对于公共水域或人工水道，申请者可以基于对社会的公共利益需要，通过申请取得公共水权和优先专用权。

在我国，现行取用水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基于法律规定，通过申请取水许可证获得水权，如《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规定“一切取水单位和个人，利用水工程或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都应当依照本办法申请取水许可证，并依规定取水。”另一种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需要办理或免于办理许可证取得水权，如《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规定“为家庭生活、畜禽饮用取水的；为农业灌溉少量取水的；用人力、畜力或者其他方法少量取水的”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证。又规定“为农业抗旱应急必须取水的；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取水的；为防御和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必须取水的”免予申请取水许可证。第三种是该办理取水许可证而未办理，基于习惯而实际用水的。如生活在江河湖泊边的使用者形成的对相邻水的习惯使用，以及农村居民对于生活范围内的池塘、水库、小河、溪流等的无证使用等。笔者认为，我国水权的取得制度应实行“取用水许可证制度”，只要用水户用水就要求持有取用水许可证，而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取用水许可证。有了取用水许可证也就拥有了用水权。

对于取用水许可证的取得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分配取得和出让取得。分配取得相当于无偿取得水权，用水户获得许可证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只是基于习惯或获得划拨的土地使用权或法律直接规定获得。享有这种取得方式的用水户包括与河岸毗邻的、养成自然取水习惯的用水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城镇土地使用权划拨取得户以及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用水户，如消防用水、旅游用水等。分配取得的水权所供给水量应是能够满足用水户基本需求的水量，为此需要地方政府制定出具体的行业用水标准，指导初始水权的分配。当用水户的实际用水量超过分配水量，用水户只可以通过水权市场购买许可证来获取额外的用水量。如果用水户采取节水措施使得实际用水量小于分配水量时，多余的用水量可以转让，但在转让时应向国家缴纳与出售水量相当的出让金。出让取得是指用水户向国家申请取水许可证时，需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用水出让金。因为水资源是存于江河湖泊等水载体之中，国家在将水载体中的水资源输送到用水户手中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输水管网等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通过水权的有偿出让收回部分投资，有利于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节约保护。出让取得应是今后我国用水户获取水权的主要形式，也是国家实施水资源供需调节的主要途径。出让取得水权可以通过申请获得，也可以通过招标、拍卖、议价等方式获得。通过出让获得的水权可以进行转让。

3.4水权的转让

水权转让实际上就是水权交易。如果将水权出让称为水权交易的一级市场，那么水权转让就是水权交易的二级市场。在澳大利亚水权的转让一般经过“申请—审批—转让—水权证转换”程序，在美国水权的转让类似于不动产的转让，经过“申请—公示—转让—变更登记”程序。笔者认为，在中国水权转让应实行公示登记制度，无论是获得水权还是丧失水权，都应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取用水许可证登记，既保护了水权拥有者的用水权利，也保证了水权的交易安全，同时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

在交易方式，作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交易模式，将水权划分为不同的股份，通过水权市场或水权银行进行交易。通过水权市场进行交易，可以利用现有的市场交易模式，如证券交易市场、黄金交易市场，固定资产交易市场等，组建水市场。甚至有可能就在现有的市场基础上，增加交易品种完成水权交易。通过成立水权银行进行水权的重新配置有独特的优势，即有利于政府调控。水权交易的主体将节余的水权股份存入银行，银行再将这部分水权股份按照市场的需求，发放给水权股份的需求者，实现水权的再次分配。这期间，政府可根据水的供需情况进行适时调节，如水的供给量减少，政府可指导银行减少水权股份的发放，反之亦然。政府对银行的指导可以利用“利率”杠杆来调节。考虑到节余水权存入银行与贷出银行不应是无偿的，应该有收益与付出，即对价。同时也考虑到水权银行作为经营企业需要经营利润。政府可以设置一个“水权利率”，让节余水权股份存入银行产生“存水利息”，让这部分水权股份贷出银行收取“贷水利息”，两者的差额产生水权利润。国家还可以将这部分水权利润的一部分通过税收纳入国家水资源建设与保护资金，以弥补这方面资金的不足，达到“以水养水”的目的。另外，节余水权股份的持有者还可以通过水权银行委托发放水权股份，可以指定需求对象，也可以不指定需求对象，水权银行作为中间人，只收取服务费用。而服务费率，政府也可以通过调节进行指导。所以说，水权银行作为一种新形式，应该引起中国水权交易的重视。

3.5水权的价格

澳大利亚的水价完全由市场决定。美国对调水工程的受益者调水，要求一次性支付资源水价。我国对水价也有一些明确的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应当按照规定向供水单位缴纳水费。对城市中直接从地下取水的单位，征收水资源费，其他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取水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水资源费。国务院制定的《水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凡水利工程都应实行有偿供水。工业、农业和其他一切用水户，都应按规定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交付水费。可见，我国对水价的规定限于水费和水资源费。有学者提出水价应包括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资源水价是水资源稀缺性的反映，工程水价是供水设施的运行成本、费用和产权收益，而环境水价体现的是水的环境价值。 笔者认为，基于上述水权取得理论，我国的水价应分为三种：水权出让价，水权转让价和水费。水权出让价是用水户取得取水许可证支付的价格，相当于资源水价和工程水价的内容。水权转让价是水市场交易价格，应由买卖双方自主订价，国家不予干预。水费是用水户在使用水的过程中支付的价格，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水资源情况自主确定。

在我国，水权制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水权的等级、水权的管理模式 水权转让实施条例、水权的中介服务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逐一探讨。中国水权制度的建立任重而道远，愿中国的水权制度能为中国水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的支撑。

主要参考文献：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水权转让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水信息网，waterinfo.com.cn/NewsR/NewsDisplay.asp?Id=42423，2002年7月30日。

刘洪先：《国外水权管理特点辩析》，载《水利发展研究》2002年第6期，第1-3页。

沈满洪、陈 锋：《我国水权理论研究述评》，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75-180页。

崔建远：《权转让的法律分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40-50页。

王治：《关于建立我国水权与水市场制度的思考》，载水信息网， waterinfo.com.cn/NewsR/NewsDisplay.asp?Id=48024 ，2002年9月25日。

崔建远：《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37-62页。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水权转让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水信息网，waterinfo.com.cn/NewsR/NewsDisplay.asp?Id=42423，2002年7月30日。

关涛：《民法中的水权制度》，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389-396页。

水权制度篇5

关键词：水权理论 水权制度构建 意义

一般而言，水权是指对水资源使用的权利，即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内，经济主体根据需要而使用水资源的权利。[1]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大，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水资源短缺现象，为了有效地利用稀缺的水资源和解决水事纠纷，各国都加强了对水权理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了不同的水权法律制度。我国从整体上讲属于水资源短缺国家，这在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尤为严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为尖锐。面对水资源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水资源的使用和管理必须从开发利用型向节水效率型转型，而转变的关键则在于水权制度的创新。而我们也已经看到，中国现行的水权管理体制以《水法》及国务院的《取水许可证实施办法》作为主要的法律框架，水资源所有权为国家专有，取水权则为国家政府部门委授，因此，中国的水权制度发育显得特别慢，成为中国现行自然资源法中体现计划经济思路，特别是政府供给自然资源思路最为充分的制度安排。所以，比较、分析和研究世界上几种基本的水权理论和水权制度，对我国水权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沿岸所有权

沿岸所有权是指土地所有人根据与其土地相毗邻的河岸自然地享有水权。沿岸所有权的水权理论是关于对水资源权利和责任的一系列原则，最初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和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后在美国的东部地区得到发展，成为国际上现行水法的基础理论之一。在我国现行法中当然不会规定沿岸所有权制度，但也未明确规定依河岸权取得水权的制度，这与我国一直未形成完整的水权制度、水资源所有者用行政手段用水的现象十分普遍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这几十年来，我国在实物上一直存在着基于河岸权取得水权的事实，并已经形成了习惯，农村用水排水的纠纷大多数据此习惯获得了调解。”[2]目前，沿岸所有权仍是英国、法国、加拿大以及美国东部等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水法规和水管理政策的基础。

理解沿岸所有权理论必须了解该理论形成的地理背景和历史背景。从地理上看，沿岸所有水权理论是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是英国）形成的。从历史上看，沿岸所有水权理论主要是在19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当时经济社会并不发达，水资源的使用主要限于人畜的生活用水和航运，大规模的农田灌溉和工业用水尚未开始，城市少而且规模不大。显而易见，相对于人类需求来说，水资源的供给是充裕的。因此，当时法院的案例大多是解决邻里之间的水权纠纷，沿岸所有权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由于沿岸所有水权理论是各国根据不同的水权纠纷案例判决逐步发展的，因此在解释上有一些区别甚至争论。尽管如此，各国在沿岸所有水权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上仍然保持一致。一是持续水流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凡是拥有持续不断的水流穿过或沿一边经过的土地所有者自然拥有了沿岸所有水权，只要水权所有者对水资源的使用不会影响下游的持续水流，那么对水量的使用就没有限制。二是合理用水理论，这实际上是对持续水流理论的补充和修正。根据持续水流理论，对水权所有者使用水的限制主要取决于是否影响下游的持续水流，而合理用水理论在持续水流理论的基础上更强调用水的合理性，即所有水权拥有者的用水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人对水资源的使用不能损害其他水权所有者的用水权利。

根据以上理论，在实践中实行沿岸所有水权制度的国家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水权：

1、水权的获得。拥有持续水流经过的土地并合理用水是获得水权的两个必备条件，这意味着不拥有河流相邻的土地所有者不拥有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根据传统的沿岸所有水权制度，不具有沿岸所有水权的土地所有者，即使是需要和合理使用，由于不拥有水权，开渠引水也是不允许的。

2、在理论上，不论是上游或是下游，沿岸所有水权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存在用水的先后顺利权，但在实践中，上游用水总是先于下游。由此而引起的水权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各国根据情况有所区别。例如：美国的法院一般认为下游用水者干涉上游的合理用水权利是不能成立的。

3、水权转移。根据沿岸所有水权理论，水权是和土地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当有河流经过的土地所有权转移时，水权也随土地所有权自动转移。但是，如果所有权转移的土地仅为原有土地的一部分并且不与河流相邻，那么，这块土地并不拥有沿岸所有水权。

4、水权的限制和丧失。如果水权所有者被证明是不合理使用水资源或利用自己的土地帮助别人不合理使用水资源，例如给不拥有沿岸所有水权的人提供开渠引水的便利，那么，该水权所有者的权利就会受到限制甚至完全丧失。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曾加。即使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传统的沿岸所有水权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例如，由于沿岸所有的限制，使与河流不相邻的工业和城市的用水也受到了限制，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正是由于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沿岸所有水权制度也发生了一些改革和变化。例如，美国东部地区仍然采用沿岸所有水权制度，但对非沿岸的用水者实行了许可证制度。非沿岸的用水者通过程序申请用水，州政府经过审查后颁发用水许可证，用水许可证中规定了用水的条件和限制以及期限，按照规定用水者期满后可继续申请用水，违反规定者撤销用水许可证。这样，用水许可证制度就成为沿岸所有水权制度的补充，有效地解决了非沿岸用水者的用水问题。

虽然沿岸所有水权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一些实用性的变化，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法律制度仅仅适用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国家，对于水资源短缺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沿岸所有水权制度存在着种种问题。这样，伴随着美国对干旱的西部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第二种基本的水权理论和水权法律制度。正如新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诺思所说：“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3]

二、 优先占用权 优先占用权的水权理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水权法律制度源于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地区开发中的用水实践。[4]众所周知，美国西部干旱少雨，水资源缺乏，当时到西部的拓荒者大部分从事金矿开采和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需求最较大，但仅有少数人拥有沿河流经过的土地，大部分与河流相邻的土地归联邦政府所为。为了在干旱少雨的地区维持生产的顺利进行，不拥有与河流相邻土地所有权的采矿者和农场主必须在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上开渠引水。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使法院无法按照沿岸所有水权的理论行事，久而久之，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开始采用“谁先开渠引水谁就拥有水权”的方法来解决水事纠纷，并通过大量的案例判决逐步形成了“占用水权理论”。

占用水权理论源于民法理论中的占有制度。占有制度是一项与所有权制度和他物权制度存在很大区别的制度：在所有权制度和各种他物权制度中，各种物权的概念是逻辑的起点，法律在这里总是先为各种物权定名称、下定义，然后再对它的主体、客体、内容及取得方式、消灭原因等进行规定。换言之，所有权制度和各种其他物权制度的关键是，民事主体必须以法定的方式取得某种物权后，才能按照物权法定的内容对标的物进行实际的支配。而占有制度的逻辑起点正好相反，关键不是各种物权的概念，而是民事主体对物的现实支配，即占有。占有制度从推定一切现实的占有为适法占有出发，首先宣布给占有以普遍的法律保护，然后再根据占有的不同情况，对一些缺乏本权的占有加以适当的调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占有制度对于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促进商品交换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自罗马法以来，许多国家的民法都对占有制度有明确而缜密的规定，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还把占有制度置于物权编的编首。

根据占有制度的基本原理，占有水权理论认为，河流中的水资源处于公共领域，没有所有者，因此，谁先开渠引水并对水资源进行有益使用，谁就占有了水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其基本原理如下：

1、占有水权的获得不以是否拥有与河流相邻的土地所有权为根据，而是以占有并对水资源进行有益使用和河流有水可用为标准。

2、占有水权不是平等的权利，服从先占原则，即谁先开渠引水，谁就拥有了使用水的优先权。在干旱缺水地区，这意味着后开渠引水者水权的实现依赖于先引水者如何使用和使用多少水资源。

3、只要是有益使用，水资源不仅可用于家庭生活用水，而且可用于农田灌溉、工业和城市用水等方面。但用水者必须就水量的使用、用水季节和用水目的等方面向水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以此作为水权纠纷裁定的基础。

占有水权理论的实践，一般认为源于美国的西部地区。由于美国西部干旱少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成为西部开发中的关键问题。在用水实践中，法院按照原有的“沿岸所有”法理无法解决大量出现的水权纠纷，随着占有水权理论被广泛接受和承认，美国西部逐渐形成了优先占用水权的法律制度，并将占有水权理论应用到司法实践中。

三、公共水权

原始意义上的公共水权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水权理论及法律制度源于前苏联的水管理理论和实践，我国目前实行的也是公共水权法律制度。一般认为，公共水权理论包括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即水资源属国家所有，但个人和单位可以拥有水资源的使用权；二是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服从国家的经济计划和发展规划；三是水资源配置和水量的分配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

显然，公共水权制度与前两种水权制度有较大的区别。沿岸所有权和优先占有权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注重私有水权的界定，目的是为解决水权纠纷提供法律依据。而公共水权制度规定国家是水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实际上为将水资源的使用纳入国家的经济计划和发展规划提供了法律基础。

四、新的趋势——可交易水权

可交易水权制度最早出现在美国西部的部分地区，具体做法是允许优先占有水权者在市场上出售富余水量，即水权交易。近年来，由于可交易水权的理论逐渐被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实行可交易水权制度，可交易水权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反映了世界水资源管理的新趋势。

可交易水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二战以后，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人口的迅速增长意味着在人类对水资源需求日益增长的同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在减少，全球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目前，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大，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水资源短缺现象，特别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即使是在水资源较为富裕的地区，缺水现象和由此而引发的水权纠纷也时有发生。

日益严重的、普遍发生的水资源短缺现象迫使人类对资源的性质重新认识。传统观念认为，水资源是人类生存之本，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可再生的、循环往复川流不息的自然资源，水资源不属于经济物品，不大量使用也是一种浪费。随着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和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对水资源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92年都柏林召开的“21世纪水资源和环境发展”的国际会议上，与会代表取得共识，即水不仅是自然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经济物品。1995年世界银行发言人也再次重申了水资源是经济物品这一重要观点。

承认水资源是经济物品，就意味着水资源的配置的使用必须服从市场效率原则，即不仅要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要达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正是在这一方面，原有的水权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例如，沿岸所有权制度强调水资源的合理使用；优先占用权制度则强调水资源的有益使用，但二者都缺乏引导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制度结构。而公共水权制度把水资源的使用与计划、规划联系在一起，但大量的事实表明，在微观层次上，计划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存在着明显不足。因此，为了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水权制度。由此导致了实践中可交易水权制度的产生。

可交易水权的理论可以追溯到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斯关于市场效率的思想。1960年科斯在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和法学杂志《法律经济学》上发表了《论社会成本》一文，其中关于市场效率的思想后来被概括成“科斯定理”，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只要初始产权的界定是清楚的，即使这种界定在经济上是低效率的，通过市场的产权交易可以校正这种低效率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科斯定理不仅对经济科学，而且对法学和法律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将“科斯定理”应用到水资源的管理中，就形成了可交易水权制度，即通过市场的水权交易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可交易水权制度运行取决于三个重要环节，即水权的界定、水价和水权交易管理。从水权的界定来说看，其关键是清晰、明确。

没有清晰的水权界定，水权交易是不可能的。水权的界定不仅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更重要的是水使用量权，因为在各国的实践中，水权交易主要指的是水使用量权的交易，通过水量的确定，使节约用水的人有富余的水量卖出，需要用水的人有水可买，引导人们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水权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水权界定不清，实行公共水权制度的国家，政府在界定水权中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承认水资源是经济物品，水就必须有价格。正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艾伦科特雷尔教授指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形式，都必须承认有限的、会枯竭的自然资源都有价值。因此必须从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耗和给予保护和关心”。[5]确定价格的基本原则是，水价不仅要反映水资源的开发成本，更重要的是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因为只有能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的水价才能起到刺激节约水的激励作用，引导水资源从效率低的地区流向效率高的地区，从而提高水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在清晰界定水权和形成水价的基础上，要使水权交易得以正常进行，政府还必须加强对水资源市场的管理，其目的是为了规范水资源市场的交易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健全水资源市场交易法规，为水权的清晰界定和水权交易提供法律基础；二是制定水资源市场交易规则，使水权交易有序进行；三是成立全流域水管理机构，以水权管理为核心，组织水权交易，对水权交易进行监督并实行申报制度和登记制度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知，可交易水权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即政府为水权交易提供一个清晰、明确的法律框架和法律环境，而把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留给市场去解决。这样做不仅避免了水资源利用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发挥了市场和政府各自的比较优势，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可行的水权制度，确实起到了节约用水和优化水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可交易水权制度代表了水资源管理的发展方向。

我国现行水权制度是一种计划配置水资源的公共水权制度，从法律安排看，中国水资源没有私水，都是公水，政府借助法律和其强大的权威对水资源的利用进行规划、安排、实施，控制了水资源的供给与配置。特别是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法律禁止水资源交易，这在客观上已经摒弃了水资源市场供给的机会。因而“中国水权的发育显得特别慢，成为中国现行自然资源法中体现计划经济思路，特别是政府供给自然资源思路最为充分的制度安排”。[6]因此，以上对水权理论和水权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对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权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水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自于人类对水资源使用和管理的实践，在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又构成了现存水权法律制度的基础，因此，加强对水权理论的研究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水权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沿岸所有到可交易水权制度说明水权法律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变化的演讲过程。经济发展中水资源供需状况的改变导致水权法律制度的变迁，而水权法律制度的变迁又为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第三、水权法律制度变迁的主线是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沿岸所有水权制度将水资源的使用与此同时沿岸土地所有权联系在一起，限制了非沿岸土地所有者的用水权利，在水资源丰富地区造成水资源的浪费。优先占用水权制度虽然弥补了沿岸所有水权制度的缺陷，但重点是强调水资源的有益使用和用水顺序权。公共水权制度将水资源的利用与计划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序上改变了水资源的配置效率，但由于不存在水资源市场，使微观层次的水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仍然存在着明显缺陷。可交易水权制度是在前几种水权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点是在清晰界定水权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水权法律制度变迁的转迹表明随着人类对水资源认识的深化，对水资源的管理也更加日益成熟，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已经成为我国水权法律制度和水资源管理的主要目标。

第四、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和水相关的问题日益突出。众所周知，在我国具体情况下，水资源市场具有垄断性和所有权恒定性特点。[7]要解决中国的水问题，就必须从经济和法律分析的结合上研究各国的水权理论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权法律制度，规范经济主体的用水行为，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做到依法治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解决中国水问题的根本大计。

参考资料：

[1]Mather,John Russell,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P276,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Inc.1984.P281.

[2]崔建远：《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3]转引自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4]常云昆：《黄河断流与黄河水权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43页。

[5]姜文来：《水资源价值论》，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水权制度篇6

关键词：水权；取水权；水权转让

一、国外水权转让制度的发展

水权是权利人依法对水资源使用、收益的权利。水权转让又称水权交易，是指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对水权进行的有偿让与。水权转让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之一。在国外，关于水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在研究过程中，各国的学者均注意到本国的社会制度、水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对水权制度构建的影响，同时，他们注重将水权制度的理论研究与本国的水资源使用和管理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水权制度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河岸权制度理论、优先占用权制度理论、可交易水权制度理论和公共水权制度理论等。

可交易水权制度产生于美国西部的缺水地区，近些年来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交易水权制度是人们为了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而建立的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排他性水权制度。允许水权交易，可以促使水资源使用向效率高的地区、行业和用户转移，利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近些年，可交易水权理论逐渐被广泛接受，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智利等国家正在培育和完善水权市场。墨西哥自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综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法规体系改革后，水权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此外，中东的一些缺水国家也在讨论和准备实行这种制度。纵观国外的研究进展，各国的水权制度理论还不完整，远未达到成熟、经典的程度。相应的，水权转让法律制度有待于各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二、我国水权转让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水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并禁止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水法》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水法》并未规定水资源使用权为用益物权，但是，由于我国水资源所有权主体的唯一性以及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法律上明确水资源使用权或者水资源的用益物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水法》第48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等少量取水的除外。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主要明确了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取水许可制度，明确规定了取水权这一重要的水资源使用权，从而，取水权的确立对中国进一步确立水权和完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水权交易提供了制度设计路径。为配合《水法》的实施，清除水权转让的法律障碍，实现水资源市场配置的改革，我国2005年1月颁布并实施了《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2006年2月制定并颁布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并自2006年4月15日起施行，1993年8月1日国务院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自此，水权转让法律制度有了质的发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依法获得取水权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调整产品的产业结构、改革工艺、节水等措施节约水资源的，在取水许可的有效期和取水限额内，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依法有偿转让其节约的水资源，并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取水权变更手续。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虽然仅有一条规定，但该条为水权转让确立了法律依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以上寥寥数条的法律规定远未为水权转让提供完整的法律上的保障，现行水权转让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水权制度不够明晰，法律上缺乏对水权种类、内容和取得方式的具体规定；《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仅仅规定取水权可以转让，没有明确取水权以外的水权是否可以转让；水权的归属、权限范围和取得水权的条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没有建立水权交易的规则和程序制度，不利于维护正当的水权交易的安全等

三、我国水权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

1．建立明晰的水权制度

自1993年8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以来，取水许可制度已初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运行机制，在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水资源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效果。明确取水权与有偿使用制度，是对水的自然属性与商品属性认识的结果，而这种认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水资源

配置的前提与基础。取水权的确立对中国进一步确立水权和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水权交易制度提供了设计路径。

然而，取水仅仅是用水的一个方面，取水权包含的权利内容太少，并且取水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取水权不足以反映水权的丰富内涵，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取水许可制度是用水人取得水权的法律根据之一。近年来，水利发展进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把水权制度当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加以积极推进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水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取水许可证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对水权的初始分配，是在国家享有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赋予用水户对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是由于用水户没有明确的主体地位，取水权不具有长期稳定性，且不可转让，取水权不能涵盖所有水资源的使用行为，尤其在干旱时期，通常倾向于以行政协调为主的临时性方案设计，政府在协商中承担大量工作，受人为因素干扰多，取水权主体和投资者不能预先把握缺水时的供水状况，造成了“产权模糊”。它是阻碍水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明晰水权已经成为水利市场化改革的迫切任务。

明晰水权，完善水权初始分配制度，确立明确的水权主体，必须转变水管理体制，即由取水许可证制度向水权制度的转变。而水权的种类、内容和取得方式是水权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实行这一改革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水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由国家进行水资源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水权主体的积极性，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生产力的提高。

2．允许多种类型的水权转让

由于法兼具稳定性和变动性的要求，且2002年8月29日修改通过的《水法》并未对水权的转让作禁止或同意的规定，基于对《水法》稳定性的要求，国务院适时制定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取水权可以转让。然而，取水权只是水权的一种，除取水权以外的水权是否也能依法转让呢?《水法》等现行法并未明文禁止水权转让，是否意味着水权可以转让呢?这主要取决于我们采用何种解释原则。

按照民法解释学的原则，解释法律，首先采用文义解释规则；文义解释难以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时，要考虑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与比较法解释的规则；依靠这些规则仍不能澄清法律规范的意义时，须再进一步探求立法目的，以资阐明。纵观《水法》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的全部条文，均未明确规定除取水权以外的其他水权可否转让。体系解释也于事无补，因为从这些法律、行政法规的全部规范的相互联系上仍然找不到答案。这就必须求助于法意解释。

法意解释，又称立法解释，指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其所欲实现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今所谓法意解释，非为探求历史上的立法者于当时的主观意思，而是探求法律于今日所应有的合理意思，亦即客观意思。立法理由(书)的重要性，因法律实施期间及社会变迁的程度而有不同。在法典制成初期，立法者的认识及价值判断相去不远，立法者的意思应受高度尊重，自不待言。反之，法律实施久已，社会变迁迅速，立法者的意思应依社会变迁情事而斟酌。“法官必须做的并不是确定当年立法机关心中对某个问题究竟是如何想的，而是要猜测对这个立法机关当年不曾想到的要点——如果曾想到的话——立法机关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图，以便深入地发掘实在法的含义”，那么，解释《水法》就不能迂腐地去探求立法者当时禁止水权转让的立法目的，而应宣称《水法》具有符合今日社会要求的立法目的，那就是允许包括取水权在内的水权转让。

因此，在相关法律中清晰界定水权的概念、明确水权可以转让以及水权转让的法律效力等为当务之急。水权转让是权利移转的一种形式，是水权主体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在目前我国法律尚无水权转让的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考我国法律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例如，我国《宪法》第l0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2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以及《房地产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这样可以保持我国法律术语、法律概念的一致性、统一性和关联性。

3．完善水权转让登记制度

对于水权的登记，我国台湾地区采的是登记生效主义。这从其《水利法》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得知。我国台湾地区《水利法》第27条规定：“水权之取得、设定、变更或消灭，非依本法登记不生效力。”从价值层面看，登记对抗主义重在倡导交易自由，登记要件主义重在维护交易安全。水权登记能够防止水权交易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失，使国家能够合理地引导水权交易，并适时进行监督。水权在我国仍是新兴事物，水权交易目前在我国还不是很活跃，采登记生效主义有利于推进水权转让实践的深入。

关于水权转让的登记机关，依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取水许

可证的审批与发放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相应地，水权转让的登记也可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申请水权转让登记的当事人双方应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水权转让申请书；水权转让合同；水权转让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时，第三者的承诺书或其他文件。水权转让合同应当包括合同当事人双方的个人或单位信息、水权类别、水权的年限、转让目的及利用方式以及转让价格等条款。拟转让水权的年限不得超出该水权存续的剩余年限。同时要强调的是，对公共利益、生态环境或第三者利益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不得转让。

水权转让登记应比照不动产登记，赋予其公信力。赋予水权转让登记公信力的主要作用在于：首先，有利于维护正当的水权交易的安全。只要行为人信赖了基于公示所表彰出来的权利和内容，并基于这种信赖而从事了交易行为并受让了财产，该交易就是完全可靠，此种交易就不应当被宣告无效，财产也不应当被追夺。其次，对于鼓励水权交易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水权交易的当事人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标的物的权利状态，也不必因过多的担心处分人不是真正的权利人而对交易犹豫不决，从而可以较为迅速地达成交易。水权转让登记的公信力使交易的当事人形成了一种对交易的合法性、对受让的水权的不可追夺性的信赖与期待。

水权制度篇7

一、国家是水资源的所有者

在我国历史上，水资源所有权一直归国家所有。历代中央集权国家，创设了较为系统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为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施提供了渠道，起到了保障作用。

相传，早在舜的时候，就令伯禹作司空，专门负责水利。《周礼》对先秦的水利官川衡和泽虞的设置及其职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管子·度地篇》详细记载了当时水官的具体职责，施工组织形式和分工等等．、从我国历史的开篇，对水资源实行国家统一管理的思想就非常明确。在这一时期，春秋末期楚国修建的“芍陂”水利工程，规模非常大；吴国开凿的邗沟，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秦、汉是我国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时期，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是当时强化中央集权的一个方面。秦汉中央国家机构均设有都水长丞，“掌诸池沼，后政为使者”。汉武帝曾经非常重视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专门配备了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到了东汉的时候，都水长丞被改为河堤谒者，并设、“司空，公一人，掌水土事。”从两晋十六国到南北朝，都基本上沿用了这种官制的设置，只是名称略有变动。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集权性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表现了国家对水资源的所有权。当时著名的秦渠、汉渠、灵渠、白渠的修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对航运及灌溉均发生着很大的作用。

隋唐以后，我国中央集权国家进一步发展、壮大。隋统一全国，考察了前代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沿革，创新隋制。隋初在中央国家机构中设水部侍郎，属土部领导。隋炀帝执政后，改水部侍郎为水部郎，属工部领导。唐从隋制，自此至清，基本上沿用隋制，较少变动。

可见，在我国历史上，通过中央国家机构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实现了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有利于形成水资源开发利用上的全局观念，有利于对水资源实行全国统一、有序的管理，有利于充分调动人力和物力，修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我国历史上水权制度的主要特点，便是水资源管理大体停留在表达国家所有权这个层面，而且，水资源国家所有之路，一直延伸到了今天。新《水法》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实行单一国家所有制，明确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确立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原则。国家是水资源的所有者，也是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明确规定水资源为公共所有，把水资源产权界定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加强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目前，我们完善水权制度、发展水权市场，其前提仍然是确立水资源国家所有，让公有权力对水权进行初始分jIz，然后才退出水资源分配活动。也就是说，水权的分配，总是要先进行水权的初始分配，然后才进入初始分配之后的再分配。并且，人们总是强烈希望拥有公共水权(如航运)，由于这部分水权无法在市场上竞争，公共部门在初始水权的分配中，或者购买这部分水权，或者直接保留下来。因此，以水资源国家所有为基础的初始配置还是必须的。

但是，仅仅确立国家水资源所有权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水资源不足的地区，单一的国家水行政管理模式，使人们为争夺水源而酿成的水纠纷愈演愈烈。明清时期，河西许多县志中特设《水案》一章，记载县域间、上下游间争水的纠纷。乾隆《镇番县志》曰：“河西讼案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正讼连年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甚至往往致伤人命，其激烈的程度即令官府严判也无法根本遏止。完整的现代水权制度，需要将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在初始水权分配的基础上，让使用权进入水市场交易，从而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开发利用，以满足社会对水的需要。

完整的水权制度，还需要明确水资源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其中，关于水权是否应包括使用权和支配权的问题，现在已经少有争议。问题是，能否允许水权的“占有”或水权的闲置呢?笔者认为，在水权的初始配置完成之后，为了真正激活二级市场的水权流转，“不用则丧失水权原则”应该被废除。如果水权不使用的时候就由政府收回，实际上是对市场机制缺乏信任的表现。事实上，这种不信任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水资源只是被固定在“占有”这一层面，有违人们争取水权的初衷，通过支付获得所需资源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水紧张、水短缺的背景下，市场机制本身不会允许有闲置的水权，不论是水权流转市场的哪一方，人们都强烈希望从水权的“占有”中得到收益，水权制度的实质就是要让市场配置水资源，市场总会有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在美国，“不用则丧失水权原则”曾用来禁止水权闲置，现在已经摈弃不用了。国内学者在希望水权人凭借财产权进入市场的时候，也坚持水权的“占有”是必须的。

二、水权有一定的法律体系作保障

我国水法大体始于西周，《伐崇令》中明令禁止填水井，违令者斩。意在凭借国家力量，保护居民饮用水资源。

秦在丞相李斯的主持下，“明法度、定律令”，对水资源保护利用的法规，集中在(田律)之中。西汉有《水令》行世，其条文内容现已不详，但它在历史上首次制定了灌溉用水制度，规定对水资源合理分配使用。此后，据《汉书·召信臣传》载，召信臣在南阳“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汉代在水的所有、分配、使用、管理与水事纠纷裁决方面，有了较为全面的记载。

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建没的鼎盛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水法规，在《唐律疏议》、《唐六典》中，有调整各种水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水部式》，它由唐代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是我国古代比较系统的水行政管理的专门法典，也是现存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水事专门法典。唐代的法律有律、令、格、式几种类型，《水部式》是单项法律、法规的一种。《水部式》敦煌残卷共29个自然段2600多字，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农田水利管理、水碾设置及用水量的规定，水事纠纷的协调和奖惩，运河、船闸、桥梁的管理和维护等。在中国历史上，就某项特定的资源进行立法并不多见，《水部式》的出现，表明我国历史上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达到了一定水平。

到了宋代，水事法规进一步发展，宋代基本法典《宋刑统》中，规定了水利管理的相关内容。在王安石变法前熙宁二年(公元1069)颁行的《农田水利约束》，也是一个全国性的法规。元朝基本法典《大元通制》，有不少关于堤渠桥道等方面的水事法律。明代基本法典《大明律》、清代基本法典《大清律例》，在总结历代水法基础上，着重对盗决河防、失时不修堤防、侵占街道、修理桥梁道路等进行了立法，都与水权及水利用相关。

纵观历代水法，(1)水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居多，体现出法律维护水资源国家所有权，强化国家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强化官府权利，忽视保护民事权利。受到我国历史传统的影响，新《水法》中对政府管理机制的改革仍显欠缺，政府在对水资源进行经营时，应该更好地引入市场机制。(2)依据国家对水资源的所有权。长期做出了水权主体单一化的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下，我国一直难以形成水市场。现代水法应注重保护多种水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进入水市场，这是水权交易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进水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让市场自身来调节水资源的流向，优化水资源的配置。(3)对水权基本制度进行了规定。从汉代“为民作均水约束”开始，均水制度在许多法规中都有体现。同时，水法中依据国家对水资源的所有权，规定划定供水总量和用水户水权份额，我们还能够找到对这些份额优先权顺序的规定。长期以来，我国水权制度主要有四种：自由占用制度、均水制度、许可证制度、水量统一调度制度，基本上是与历史上的水权制度相承接的。但是，由于历史上的水权制度基本上不存在水权交易问题，水法的完善要注意创设水权的排他性和让与性。新《水法》对水权制度的设计应该更加完善。转贴于

三、有明确的水权基本制度

1．均水制度

在《汉书·召信臣传》中，就有均水制度的记载。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对这一时期水利有特殊贡献。在他领导下，几年之内，建设引水渠数十处，灌溉面积约合今二百多万亩，成绩十分可观。召信臣不仅注意新建工程，而且也重视灌溉管理。为了合理地调配用水，他制定了“均水约束”，也就是今天的灌溉用水制度。

唐代《水部式》记载了各级渠道的溉田次第、造堰、斗门节水的分量、斗门的开闭时期、渠道和斗门的修缮以及相应各级官员的职责等法令。其中规定“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取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仍然体现出“均水约束”的思想。当时规定“诸灌溉，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引取，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斗门的有无及其尺寸大小，直接关乎分用的河水数量，因而须经州、县一级官府亲予审批方可安置，以使各个地块均匀收益，不可偏废。灌区管理由官府派官主持，管理的主要工作是对灌区农田的水量分配，并把官吏的实际成绩作为考核晋升的主要依据。

均水制度的理想是合理分配水资源，避免水事纠纷的出现或扩大化。它的基本特点是，以行政命令为基础，政府把供水份额分配到各个地区，由用水户自由使用，这在丰水地区并无不妥。但是，在水资源不足的地方，取水份额不足却极易引起人们对行政命令的怨恨，年羹尧不得不凭借军事压力消除甘肃内部水事纠纷。而且，依照这种制度产生的分配用水方法，无论计算和分配都很不准确，因用户远近不同，渠道高低不等，不同时间流量的大小不一，用户所得灌水量很不均匀，有的地方实际分配到的水量很少，甚至几乎分配不到。所以，有些地区盗水现象非常严重，以至于“人皆犯法，动触刑宪”。历史告诉我们，随着水短缺、水危机现象的加剧，即使政府不计较水行政管理负载的过高成本，恐怕也无法协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上的矛盾。水资源的配置必须选择由市场来进行，竞争性水权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斯定理的提出，也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范围大大扩展，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都有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

2．水权分配模式与水权优先顺序

在我国历史上，往往根据农田面积或农业人口划定用水地区或用水户水权份额。唐朝李泌主持开凿并由白居易修复的杭州六井，除供应田地的灌溉用水外，还可确保城内生活用水。白居易在任期间经常到灌区进行实地观察，他在《钱塘湖石记》中制定了相关的管水措施：“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佃户据顷亩、定时日、量尺寸，节限而放之。”水权分配是依据农户“顷亩”及“尺寸”，也就是按面积决定的。

在《长安志图》中，泾渠灌溉用水以水渠所能灌田的多少为总数，分配到每年维修渠道的丁夫户田。按水例规定，“渠下可浇五县之田九千余顷，以今屯利人夫一千八百名计之绝多补少，每夫一名为四五顷”这是根据人口计算各县所应分配的水量之后，由管理官吏按数开闸放水，以六十日为一周期。按渠道每日输送多少“缴”水量为计算标准，确定每县放水时间长短，各县再按此方法分配到用户。“凭验使人知某日为某村之水，某时为某家使水之期”。

按照优先用水原则进行水权分配，规定水权份额的优先顺序，内含了对水资源的垄断性，内含了水权的排他性，为枯水季节水资源的分配提供了依据，可以弥补水行政管理的不足，是现代水权排他性和让与性的基础，是我国水权制度历史上的一个亮点。

唐代《水部式》对于用水的规定是，“每年八月三十日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其余之月，仰所管官司于用斗门下著锁封印，仍去却石，先尽百姓灌溉。”关于航运用水，如果航运与灌溉不能兼顾时，优先满足通航要求。转贴于

这则史料，至少说明我国历史上对水权优先顺序的规定是存在的，说明历史上家庭用水和农业用水是优先于其他用水的。当今世界各国进行水权配置，首先也是考虑人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水量，其次是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然后是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用水等。同时，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水权的优先顺序应当是可以变化的。过去水权优先顺序的排列中不包括生态环境用水，现在由于人们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用水位列其中。

3．获得水权需要向国家交纳一定的费用

水费最早以劳动力支付形式出现，劳动力的摊派实质上是一种原始的水费形式，因为水费是供水价值的体现，服役直接以劳动价值去表现供水价值。《管子·度地》载，“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痼疾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即治河队伍要从老百姓中抽调，秋末按人数、土地多少组织队伍。分别男女大小，丧失劳动能力的免其服役，有病不工作的算病假。不能出全工的，可出半工。被征派治河的，可以代替服兵役，并造册上报官府。我国古代一些水利工程的维修，都由农户轮流服役完成。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改变单纯以力役为主的徭役制度势在必行，元代吉当普大修都江堰时，规定“不役者，日三缗”“三缗”是当时一个劳动力一个工作日的劳动价值，劳动价值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并引入水费之中。

历史上的水费内涵，与现代水费概念有很大差别，但水费的征收。使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在历史上有了明确的体现。我们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水权制度的重要支撑，是水资源被认为有其经济价值，无价的水资源是不需要水权制度的。新

水权制度篇8

一、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水资源的作用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世界第一用水大国，水资源短缺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节约用水、合理用水，克服用水危机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水法》规定的节约用水制度对缓解我国水资源匮乏的局面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导向性的软约束，对水资源的培植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趋利性”是其本质，缺乏强有力的软约束制度很难要求他们为社会去牺牲个人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利用“经济人”的趋利本性，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合理高效配置水资源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此持否定态度；但现实中却在悄悄进行，所以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势在必行。

（一）科学界定我国《水法》中水资源的概念

《水法》对水资源概念没有作科学的定义，只是对水资源的存在范围作了规定。《水法》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此规定不是对水资源概念的作科学定义，它没有反映水资源的本质特征—存于自然载体无人类劳动介入的纯天然性。仅以水资源存在的大致范围来界定水资源的概念显然是不科学的和不周延的，因为存于地表的除了自然资源水外，还有产品水（包括人造水）。尽管产品水来源于自然资源水，在物理性质上与之毫无区别，但由于它包含人类劳动，已不再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而是劳动产品。如果以现行《水法》关于水资源的概念去界定现存于地表的各种水体的权属必然出现错误和矛盾。如“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你家游泳池的水属于地表水，所以你家游泳池的属于国家所有。显然，这个逻辑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你家游泳池的水是你花钱买来的产品水，怎么变成了国家所有呢？结论错误的原因在于该命题的大前提是错误的，即“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因此，笔者认为，《水法》对于水资源的定义应修改为：“本法所称水资源，即自然资源水，是指存在于自然载体处于自然状态可供利用的淡水。包括地表自然资源水和地下自然资源水”

水权制度篇9

1）垄断问题。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如农村饮水或农业灌溉工程承包户易因垄断而哄抬水价。解决这种问题，要兼顾用水户与承包户双方的利益，要在合同中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力和义务。同时，水管部门应该担起的监督和协调的职责，确保水价稳定和承包户利益。2）防汛问题。产权拍卖、租赁后影响防汛抗旱工作调度。现有小水库和塘坝多属于村镇管理，无正式管理机构和人员。小水库和塘坝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将提高水利工程管理养护积极性。至于汛期调度蓄水问题，要对承包户进行有关防汛工作的指导和引导，并按照防汛工作的要求在产权协议中按规定进行注明，且严格执行协议。3）国有、集体资产流失的问题。水利工程多数是国家或集体投资建设，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管理和维护不到位，工程极易受到损毁和破坏，难以发挥实际效益。实行改革后，可以把回收的资金用于新的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然后对新的农水工程再进行拍卖、承包，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水管运行机制。这样资产不仅没有流失，还会保值增值。4）改革阻力大。部分主管或地方部门领导缺乏改革创新意识，存有省事、怕事的思想，这也是产权制度改革迟迟不能推行的重要原因。

2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

1）拍卖。公开出售小农水工程所有权与使用权。农田水利工程的拍卖与田间工程、水井、池塘等其他资产的拍卖有所不同。大工程只拍卖使用权，小工程可拍卖所有权。比如：小型水利设施可随土地流转拍卖给流转主体。2）承包。在工程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承包小水库、塘坝、提水站。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合同，承包方按承包合同的规定向发包方交纳承包经营费，同时按照发包方的意愿对水利工程进行经营和管理。比如：承包提水站灌溉、承包村内自来水供水收费、承包库塘养殖。3）租赁。租赁是产权承包的延伸和发展，更偏重于水利工程的经营开发。承租者在不违反产权合同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对资产经营方向进行适当调整。承租者在租赁期内进行独立经营，按合同定期交纳租金，承租期结束时应保证重新核定后的资产能够达到合同规定的评估值。

3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注意事项

1）坚持五项改革原则。一是所有者管理、投资者收益原则。二是民主决策，群众自愿，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原则。三是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原则。四是保证集体和国家资产不流失的原则。特别是产权属于镇、村的，要办理好拍卖、承包、租赁手续，建立“二证一书一台账”。五是坚持依法治水的原则。2）作好五项具体工作。一是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县级人民政府应制定详细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二是按照先简单后复杂、先局部后全面、先部分后整体的办法，抓好典型，制定好试点方案。先进行试点，选择试点1～3个乡镇，乡镇选择1～3个村实验，不要一哄而起。三是加强宣传。宣传有关政策法规和改革的重要意义，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打消群众顾虑，让群众认识到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这样才能管好用好。四是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进改革进程。区县政府主要领导要重视，街镇领导要具体推动，水管部门要当好政府的参谋，提出合理化建议。五是加强管理和监督，确保改革的效果和质量。3）严格把好三关。一是公平竞争关。把所要承包、拍卖、租赁的小型水利工程设施的有关情况及时公示，面向社会竞价出售或公开招标，按照自愿、平等、竞争、公开的原则，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招标会和拍卖会，踊跃租赁、承包、竞买水利工程。二是签订合同关。水利设施在承包、租赁、拍卖后，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签订合同，进行司法公证，报上一级水管部门备案。三是监督检查关。有关单位定期督查履行合同情况，防止掠夺性经营和粗放管理等行为发生，确保工程效益正常发挥。4）处理好5个关系。一是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三者利益兼顾，各得其所。对国家要符合政策，对集体要便于管理且合理有收入，对个人要便捷受益。二是所有权、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关系。对符合条件的小型水利工程可以实行拍卖工程所有权的办法，使购买人拥有产权的收益权和所有权，使所有权、管理权与经营权得到统一。三是水利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关系。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要和农村经济体制各项改革相适应，通过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农村水利改革。水利改革应跟上农业系统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的步伐，进入农村产权市场进行交易。四是保值增值与滚动发展的关系。鼓励经营者增加各类投入，对所经营的水利设施进行改造升级，提高扩大水利工程再生产能力。对承包代租赁者，今后上级水利部门可以按政策给予大力支持。五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应着眼长远、立足当前；统筹兼顾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要及时对有污染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行为加以制止。

4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范围和步骤

产权改革的范围主要有农村饮水工程、机井、提水站、蓄水池、管道引水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小型水库、塘坝等。小型水库要坚持实行乡镇、村统一管理维护的办法，以承包、租赁为主，不搞拍卖开发。其它小农水设施，要以拍卖为主，其他方式为辅。改革应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一是调查摸底，评估核价。各县区要组成专门班子，全面对各类小型水利工程进行调查摸底，登记注册；根据工程投资和效益情况，结合当前和今后灌溉效益，合理作价，并以此价格作为拍卖竞标的标底。二是公开招标，竞争拍卖。农村水利设施经过核价后要及时向群众公布价格。三是签订合同，明确双方义务和权力。合同由买方、卖方及乡镇留存备查。四是加强监督审计，使用和管理好水利基金，使水利事业滚动发展。

5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几个关键环节

水权制度篇10

关键词：水电资源 开发权 有偿转让 制度

1 水电资源开发权有偿转让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1．1 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

进入2001年，浙江省有关小水电的水事纠纷明显增多，电站业主与当地居民间的矛盾冲突加剧．这些矛盾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老百姓预料电站建成后由于水库回水将造成上游村镇防洪标准降低，要求停建电站，如泰顺凤香潭水电站、天台大港电站等；（2）由于引水发电预计会造成对下游居民和环境用水的负面影响，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如景宁的景润电站、永嘉张溪电站等就属这种情形；（3）业主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置有关法规于不顾，造成村民与投资业主处于矛盾的对立面，如青田县巨浦电站业主改变县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方案，变技改为异地重建，实施跨流域引水，导致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要求政府部门主持公道，维护老百姓的权益；（4）村级班子内部矛盾引起电站建设工程被迫中止．

上述这四种情况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它们之间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其内在的经济动因是一致的，所有矛盾都是电站的预期收益分配方案引起的，矛盾的几方都知道电站是经济效益明显的企业，都想利用各种与电站相关的因素，取得水电资源开发权，或电站效益的分配权和处置权．其结果是影响电站的建设进程，导致“投资”和“精力”的损失．

1．2 投资者之间的矛盾

资源开发权获得的机会不均、股份分配不公引起纠纷，如黄岩柔极溪和望春电站的矛盾是由于当地村政府所占股份比例偏低引起的，景宁县林圩电站是两个投资者争相投资，造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工程施工进程，造成的经济损失重大．为了减少矛盾，让人人都有机会参与水电开发，浙江省个别市（县）率先实施资源的市场配置，对开发权实行有偿转让．如，飞云江流域的珊溪坝后一级电站，总装机3000kW，开发权实行公开拍卖；云和县金坑口水电站开发权在县政府的主待下按660万元价格实行协议转让；丽水市政府分别以160万元、74万元、65万元价格协议转让三溪口水电站、外雄水电站、五里亭水电站等．

1．3 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浙江省水利厅已将小水电资源开发权的管理纳入其日常工作范围．

2001年8月，浙江省水利厅召开全省小水电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小水电资源开发权的有偿转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小水电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充分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001年8月29日，浙江省水利厅下发《关于加强小水电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通知着重强调小水电政策处理工作和对加强小水电资源及其开发权转让行为管理，项目建设引水首先要满足当地乡村人畜饮用水、农业生产用水和必要的生态环境用水，处理好居民与投资者的利益关系．积极探索开发权有偿转让机制，有偿转让所得归国家所有，以充分体现水电资源国家所有性质，建立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水电资源开发市场机制．前者体现了水电开发中当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后者则是国家利益的体现．

2001年12月，浙江省水利厅确定松阳、遂昌等县为全省水电资源及其开发权管理的试点县．松阳县政府出台了《加强自然资源开发权管理办法》，并以松政发［2001］98号文转发了县水利局《松阳县水电资源开发权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从2001年9月1日起凡该县境内水力资源开发权均实行有偿转让，获得开发权的单位、个人应按有关规定办妥审批手续；并在规定期限内（两年）实施开发，超过期限未开发的项目由县政府收回其开发权．开发权允许有偿转让，但事先需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遂昌县人民政府也已颁发《遂昌县水电资源开发管理暂行办法》，于2002年2月11日起施行．

2 新制度经济理论及其对现实的阐述

上面三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三对矛盾，即投资者与当地居民、投资者与投资者、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浙江省经济的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比较高，由于利益驱动，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在所难免，正是这种矛盾的运动更进一步推动了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下面用制度经济理论来阐述利益主体之间的这些矛盾及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哪些方面应有所作为，哪些方面应有所不为．

2．1 新制度经济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也即现实中的人性，它假定“经济人”行为具有三大特征：（1）“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2）“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由于“经济人”的这三个假定，所以社会需要设定各种制度安排（如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国家的规章制度、法律等），以便约束人的行为，从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同时减少由于不完全理性带来的风险．市场经济下各种法律制度、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制度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研究．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的前提和基础是产权界定．水电资源开发中完全有市场经济属性的经济人就是资源开发业主，下面从“经济人”的特性出发以产权理论为基础，研究水电开发过程中“经济人”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

2．2 产权与水电资源开发权——维护国家利益

水电资源开发权属于资源使用权范畴，“经济人”一旦获得开发权，其使用权就应当以契约形式签订下来，确定投资者所得利益的边界条件，否则会由于“不完全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导致国家和居民等任何一方利益的损失，当然同样存在由于国家和居民的某些行为导致“经济人”的利益损失，因此国家要利用国家机器对“经济人”行为进行保护和规范．小水电开发权转让中出现的三种现象实际上就是三对矛盾，也即“经济人”与国家、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既然水电开发权可以用契约的形式签订下来，那么在契约中必定能明确这三个利益主体（政府部门、当地居民和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国家的代表——政府部门的义务是出让水电资源的使用权，使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通过资源配置，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水电开发权有偿转让体现了资源使用权的出租，租金应归国家所有．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测度资源使用权的租金问题，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占有和利用资源所进行的生产和经营是通过机会均等条件下的竞争而形成垄断的，但考虑到这种垄断所造成的垄断价格和利润率高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价格和平均利润率，因此有必要使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垄断利润”归于财政，这符合资源配置的补偿原则．水电资源通过市场配置，确定投资开发业主的同时，产生一个资源开发权转让价格，开发者按这个价格支付资源费，这个资源费就是政府资源配置补偿收入的一部分．不管建什么电站，无论山区高水头还是河道中低水头电站，水电作为一种资源，其开发权始终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国家的利益始终应该得到体现．

2．3 水资源的公共物品与水电开发的公共选择——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水资源在开发前属于当地居民的公共物品，附近村民都可以消费水资源，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该产品的消费．但水资源在作水电资源开发时，通过引水工程将水引到下游或另一流域进行发电，改变了水的自然分布特性，即使不引水而通过本流域水库蓄水坝后发电，也从时间空间上改变了自然水流，肯定会由于水电开发带来对当地居民用水影响．由于水资源的概念侧重于水量，而水电资源的概念侧重于水能，决定水能大小的因素除了水量以外，还有水头．作为水电投资者总是千方百计增加水量和水头，即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势必会导致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甚至爆发冲突，实际上由于水电开发影响了他人对水资源这个公共物品的消费，因此水资源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变成非公共产品，那么如何协调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即分配这个非公共物品呢？我们可用科斯的产权理论一言概括之，“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当地居民阻止水电开发对国家和开发商造成的利益损害与电站建成后对居民造成的损害孰重孰轻呢？由于这二者很难量化，我们就很难判断．因此我们不去考虑由于水电开发可以降低煤耗，从而降低环境影响成本，仅仅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投资者和当地居民的因素．这里显而易见的是，投资者如果在水电开发中采用了引水或跨流域引水工程，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明显的经济效益，我们设定增加的收益为B，由于增加B，造成当地脱水段居民（本流域引水）或整个下游段居民（跨流域引水）用水不方便，也即B是在居民用水不方便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这里有一种制度要求，即居民和开发商都需要一种制度来界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随着经济发展，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水资源开发势在必行；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所以居民用水的质量保证作为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当然也不容侵害．在长期冲突的众多矛盾中，在强烈的制度要求下，渐渐地有了相应的制度供给，政府部门制定的流域水资源规划中的供水和水电开发专业规划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供给，由它来决定水力资源开发对当地居民用水影响的合法性．这种规划显而易见不能完全代表公共物品的消费者的意志．否则，政府部门对水资源开发权转让后，还会有那么多老百姓反对吗？民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有多种方式，常用的有：（1）一致同意规则；（2）多数同意或多数票制．对小水电开发的听证会制就是这种集体选择的一种方式．

在小水电资源开发作出集体选择后，投资者由于引水或跨流域引水造成居民用水不方便，应在投资开发成本中增加库区和下游居民的补偿金，对受损居民进行经济上的补偿．

2．4 交易成本与优化投资组合——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水电资源开发中，业主与库区移民、下游居民之间协商、调解直至最后签订协议，支付补助款等一系列过程中所付出的精力、时间和货币构成了电站业主与居民之间交易成本．水事纠纷增多，人民来信来访不断都说明了近年来水电开发交易成本逐年增大，如遂昌应村电站动用武警公安部队才平息事态解决纠纷，可见交易成本之高．

业主与居民之间的纠纷主要体现在双方对货币赔偿数额观点不一，双方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进行这个交易过程，因此也不排除任何一方非理性的行为出现．解决这个矛盾一般由政府做中介来处理，政府中介有些是磋商性的，但大部分是强制性的，表面上看最终方案双方都已接受，但实际上，政府形象缺损严重，最终导致老百姓不相信当地政府，直至上访到国务院．投资者对居民补偿的办法可以采用多种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居民货币、土地入股，设定干股，安排劳动力就业等等．但最终选择哪一种主要决定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对政策处理简单，现金补偿数额小的项目可以直接进行现金补偿．而对交易过程中讨价还价、花精力多、或补偿资金占总投资比例较高的项目，应把外部矛盾内部化，即改变投资组成结构，允许当地村民和村政府作为股东之一，与业主共同开发水电资源，通过调整股份的比例或设立干股来解决矛盾，即有关居民的矛盾纠纷由作为股东之一的村政府或居民自己负责解决，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事实上，股份制电站中，不仅应让村民或村（镇）政府入股，还可以让电力企业占有一定股份，方便企业今后上网与结算，也是降低交易成本，使外部矛盾内部化的措施． 　3 水电资源有偿转让的市场配置机制

前面论述了国家、投资者、居民之间的关系，这里再来阐释投资者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后，为了减少由于资源稀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政府有必要根据资源的不同稀缺程度，制定稀缺资源的占有和利用的法律和法规，尽可能形成占有和利用稀缺资源的公平竞争机会，而本应当让某些企业和个人具有对稀缺资源的占有和利用的特殊机会，再由他们根据对稀缺资源的特殊占有和利用而形成经济中的垄断．在涉及资源稀缺的经济领域内，应当通过市场竞争，选择条件最合适的企业来占有和利用这些资源．

3．1 通过市场竞争有偿获得水电资源开发权的条件

资源有偿转让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协议转让，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参与竞争的投资者只有少数几家．另一种是有多个投资者争夺资源开发权的情况，这种情况最有效率的办法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配置资源，即公开竞拍决定开发者．这几年浙江省经济发展和小水电资源的开发已经为竞争机制的引入创造了条件：（1）可开发水电资源越来越稀缺，至2000年底，水电资源开发率达到了45％左右，稀缺是市场配置的首要条件；（2）使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的流域性规划和专业性水电规划已经完成；（3）水电投资为社会所公认，已越来越成为欠发达山区社会团体投资的首选目标；（4）2000年统一电价方案出台，改变了原来一个电站一个价的做法，使投资者可以预期其未来的收益；（5）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投资者市场经济意识普遍较高．有了这几个条件，加上众多投资主体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其主要目标，社会参与水电投资的热情升高，自然引起资源的争夺行为．在这种形势下，政府把争夺行为引导成有序竞争行为也就顺理成章，文成水电资源公开拍卖就是顺应了这种潮流．

3．2 资源的市场价格

价格是市场经济最有效的调控手段，文成珊溪坝后一级电站30个投资者竞拍开发权，随着竞拍价格的抬高，参加竞拍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林绍干以362万元中标，这就是市场的功效，使其他29家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362万元是资源在市场中的价值体现，作为投资者以362万元取得开发权，势必要增加其单位电能生产成本，即资源成本．资源成本应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为固定的，即每千瓦时电能都应交纳的水资源费（目前浙江为0．01元/kW·h）；另一部分为浮动的，即随着水电资源的优劣而变化的资源费，我们暂且称其为水力资源费，它随着电站总装机增大而增大（即建成后规模经营效益），随着单位电能投资成本降低而增大，即与开发建设成本和经营成本相关联．

现行电价的决定依据是单位电能的社会平均生产成本，而不是新电新价时按个别企业生产成本来决定电价．也即开发建设成本和经营成本之和低，资源价格就高，因为三者之和构成电能生产成本，反之，如果资源较差，即开发建设成本和经营成本之和过高，已经达到或接近社会平均成本，则资源市场价值应为零或接近零．再则，二者之和超过社会平均生产成本，则资源价值为负值，如防洪工程中的附属电站，政府必须贴钱，才有投资者投资建设整个防洪工程和水电站．因此，电价已在全省或全市（县）范围基本统一的前提下，电站获利程度完全取决于资源的优劣，通过资源有偿转让或公开拍卖，使电站建设者开发成本趋于一致，不失为一种平抑电价成本的有效办法．

3．3 水电资源有偿转让的相关问题

要建立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源转让市场机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政府部门在进行资源有偿转让前，应先做好规划，掌握区域内资源情况，要根据投资额大小在相应广度的媒体上披露信息，破除由于投资额度大形成的进入壁垒；（2）对综合性利用的水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承担防洪除涝等社会公益性功能的项目，其市场竞价结果有可能使开发权的价格为“负”，即国家财政需要贴钱给投资者；（3）在参与者数量太少以致不足以引起公开竞拍的条件下，双方应采用协议有偿转让机制，但必须体现一定量的资源价格，从根本上消除历史发展可能会带来的法律纠纷；（4）政府有意扶持投资者时，可以采取资源股的形式入股，但股权属国家所有，而不为当地居民所有．

4 实现水电资源公开有偿转让的积极意义

水电资源的有偿、公开转让进一步为建立一个资源市场创造了条件，具体表现在：（1）在按社会平均成本核定电价的政策前提下，通过有偿转让，提高投资者的生产成本，平抑投资者的利润；既是电价政策的补充，又是确定垄断行业合理利润的有效手段；（2）提供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使各社会成员都有参与的机会，减少因水电资源开发权转让过程导致投资者与村民，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至此，水电开发从资源管理和转让、工程建设，直到电站生产经营都走向了市场经济；（3）防止政府官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稀缺资源的人为配置而产生的腐败行为，减少“寻租”，杜绝业主为谋取暴利私下转让国家水电资源开发权行为；（4）提高水电资源管理的意识，倡导社会公德意识，提高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