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交易市场十篇

水权交易市场篇1

【关键词】水权交易；水权分配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合约

我国是一个贫水国家，水资源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0年11月24日，浙江东阳和义乌之间进行了水权交易，南水北调工程也即将进入水市场进行水权交易，这些都表明我国在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并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正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以及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这四个方面对我国水权交易的发展作了初步探讨。

一、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农业时代，由于人口少，水资源的用途局限于饮用、农业灌溉，对水的需求不大。而与不大的需求相对照，由于农业时代生态环境比较好，水资源的供给相对要多。因此较小的对水的需求与较大的自然水的供给，使得花费其余稀缺资源保护水的努力是不经济的。工业时代，水资源的用途越来越多，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水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弱化，水资源的绝对稀缺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则由于存在的“囚徒困境”：一方面将导致资源的滥用，并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利用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会加剧个人或群体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并出现用暴力手段占有资源以及设置、维护某种排他性的产权。因此，当稀缺资源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加之水资源需求弹性小和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样不同利益单位的经济组织就有了界定水资源产权的冲动。

西方产权经济理论曾指出：在资源稀缺、同时又缺乏滥用资源的有效约束条件下，要创造资源的最大财富产出，就必须进行资源保护的投资，也就是建立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在明确所有权后，受利已利益的驱动，创造资源的有效使用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源稀缺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基础，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选择。康芒斯则把所有权看作是资源稀缺的制度反映，而产权的交易和转让正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基础环节。在资源财产权得到明确而清晰界定的条件下，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作为市场层面(即外部性)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就能通过交换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中国目前的水资源现状可以概括为几对矛盾:区域矛盾，即上游与下游、南方与北方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引起的矛盾;时间矛盾，即丰水期与枯水期、用水高峰与用水低谷之间由于降水和用水的时间差异引起的矛盾;用途途径，即农业用水与城市用水、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之间由于使用水的用途差异引起的矛盾;利用矛盾，即淡水与咸水、洁净水与污染水之间由于水资源利用率的差异引起的矛盾。诸如此类的矛盾还有很多，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构织成一张纷繁复杂的矛盾网，而每对矛盾在某个层面上都表现为一种水资源的稀缺。因此，要理顺并解开这张矛盾网，改善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管理现状的一个有效解决办法就是明确水资源财产权，通过水权交易市场重新配置现有的供给，以期达到水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是历史发展做出的选择。

二、发展水权市场的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的水资源分配体制是一种指令配置模式的延续，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水资源。在这种模式下，水价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浪费严重，供需矛盾日趋尖锐。在水资源日益稀缺、市场转型的新形势下，旧的配置方式不能有效协调地方利益矛盾，必须进行改革。发展水权交易市场，通过水权转让可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资源总是由利用效率低向利用效率高、收益低向收益高的方向调整，以实现局部和全社会最大利益。在大部分可开发的水资源已被分配占用的情况下，人们关注通过销售和转让来重新配置那些已经被分配的资源，多数水权转让是从较低收益的经济活动向较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让，如从农业用水向城镇供水和工业用水转让。通过市场交换，双方的利益同时增加，水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在科学配置的前提下，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达到优化，这是市场效率的体现。

通过水权交易，全社会节水意识增强。通过水权的划定，上下游用水成本相应增加，上游多用水就意味着丧失潜在收益，即用水要付出机会成本，而下游多用水要付出直接成本，这就为上下游都创造了节水激励，全社会的节水意识都会大大增强。

此外，由于市场具有动态性，能够反映总水量的变化和用水需求的变化，部分消除了指令分配各地区水量的不合理性。通过发展水权市场还可以抑制或避免新建供水工程。通过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可利用的资源量，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以市场方式实现水权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的转让。

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

水权分配市场主要由水权批售市场构成，所进行的是水资源的所有者(国家或水资源管理部门)和用水户之间的初次水权交易，通过分配，水资源的使用权由政府向市场主体转移。对于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主要侧重于水权分配制度的确定、水权分配方式的选择以及水权登记制度的设立等一些行政、政策性管理。

(一)水权的分配制度

水权的初始分配制度规定(简称水权分配制度)一般有三种：一是“自由取用”水权制，即把水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纯自然物而自由取用的水权分配方式；二是按照“先来先用”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制度，简称“优先专用水权制度”，又称“等候式”水权制度；三是竞争性水权制度，是指在水资源短缺的前提下，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竞争性分配。其分配制度又可分为两种形式，即行政性分配和市场分配。行政性分配是指政府按照一定的模式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指令性分配的过程。市场分配即是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进行水权初始分配的过程，实践中主要采用拍卖模式。不同的水资源禀赋决定不同的水资源分配体制。在我国，由于地域面积广大，各地水资源的短缺程度不同，因而水权分配制度也有所不同。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由于水资源充裕，其分配体制多采用前两种方式。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多采用竞争性水权分配制度。如在黄河流域，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自1987年开始执行“分水方案”，即在扣除输沙等生态用水210亿立方米的前提下，将剩余的370亿立方米黄河水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了沿黄各省、自治区(胡鞍钢，王亚华，2000)。一般而言，水权市场的建立只有在水资源短缺地区才有意义，因此，我们讨论的水权分配市场中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指竞争性水权制度。

(二)水权的分配模式

不同的分配模式将产生不同的效益与成本，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亦将有所差异。在竞争性水权制度下，水资源的条件不同，水权分配的模式可能不同；在同一水资源条件下，对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水权分配的模式也不同。实践中，主要有如下水权分配模式：1、人口分配模式。在进行水权初始分配时，将可分配水量按人口分解到各用水户，使人人享受同等的用水权。这种模式体现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但忽略了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对水资源的需求差异。2、面积分配模式。按照水源地周围地区面积进行分配，用水业户所辖的区域面积越大，所分配的水资源越多。3、产值分配模式。即按照GDP产值指标分配水权，产值越高，所分配的水权量越大。因此产值分配原则是一种效率遵循原则。4、混合分配模式。即依据人口、地域面积和GDP产值进行加权平均的一种折衷的分配模式。5、现状分配模式。现状分配模式是在承认用水户用水现状的基础上，以现有的用水量(上一年或近几年的加权平均值)为标准，依据“溯往原则”进行水权分配。6、市场分配模式。即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对水权进行分配。一般而言，这部分水权的拍卖价格高于上述分配的水权价格，参与竞买者一般是水资源边际产出较高的行业，由于有较高的效益预期，往往会对这部分水资源产权支付较高的价格。

(三)水权的登记制度

水权登记制度的作用是对用水进行统筹安排和管理，以规范用水，保护水权人的利益。其管理内容是：规定需要进行水权登记的取水范围，授权地方政府，制订各地具体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取水量和取水顺序。在进行水权登记时，水权人应当提交水权登记申请书和水权登记所依据的有关文件，在该水权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时，还要提供第三者的承诺书或者其它文件。水权登记书应当包括下列事项：1、提出水权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即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地址；2、取水起始时间及期限；3、取水目的、取水量、年内各月的用水量、保证率等；4、申请理由；5、水源及取水地点；6、取水方式；7、节水措施；8、退水地点和退水所含主要污染物以及污水处理措施等。对于水源流经两县(市)以上或水权影响到两县(市)以上者，其水权登记应由上一级主管机关(或其委托机构)办理。水源流经两省(市)以上或水权利害关系影响到两省(市)以上者，其水权登记应由中央主管机关(或其委托机构)办理。对于由中央政府主办的水利事业，应由中央政府主管机关负责办理水权登记。对于登记的水权，因水源水量不足而发生争执时，用水目的顺序在先者有优先权；顺序相同者，先取得水权者有优先权；顺序相同而同时取得水权者，可按水权登记额定用水量比例分配之或轮流使用。

四、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成熟的水权交易市场，但个别地方水权交易活动已经出现。因此，亟待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水权交易市场。据此本文特提出建立一种合约化的水权交易市场。

（一）水权交易市场的布设

由于我国各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建立适宜全国范围的水权交易市场是比较困难的；加之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要从流域和大区域做起。所以，目前国家设立水权交易市场应以大河流域为单元，首先在水资源比较紧缺并且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方大中城市建立试点，然后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加以推广。在流域范围内建立以水资源所有权管理为中心，分级管理、监督到位、关系协调、运行有效的统一管理，这是当前国际水资源政策的核心。在大区域上进行的水资源统一规划、调配，各地方不得干涉，从而打破地方行政区划的界限，可以对整个流域的水利工程和环境治理进行统筹安排。

（二）水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结构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水权交易市场。一方面，供水部门的结构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打破行业垄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此，在国家对供水设施的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其经营权可分离出来，实行有偿转让。这样，既解决了建设与管理脱节的问题，又能有效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改变过去城市供水系统由政府包揽、国家财政投资无力的局面，实现供水系统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供水系统运行的市场化。另一方面，用水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近年来，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国家一再强调要开源节流。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涉及到用水观念、经济、技术、法规和公众参与等多个方面，涉及社会用水结构的重新配置。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水权交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优化用水量在不同行业的配置份额，追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用水向科学、良性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水权交易合约的设定

水权交易市场是国家设立的产权交易市场的组成成分，应具有其固定的交易程序和交易规则，通过买卖水权交易合约来完成水权交易。水权交易合约是指在水权交易市场内达成的标准的、受法律约束的并规定在未来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内交收一定数量及质量的水资源商品的合约。它包括年度内的短期水权交易合约和年际间的长期水权交易合约两种形式。水权交易合约的内容一般包括：交易单位、成交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日内价格波动限度、最后交易日、交割方式、合约到期日、交割地点等。其中，成交价格也叫敲定价格，它是水权供需双方在交易市场上通过公开讨价还价形成的。这种合约是一个标准化的合约，除了水权交易的成交价格是买卖双方协定的以外，水资源商品的水量、水质、成交方式、结算方式、对冲及交货期等都在水权交易合约中有严格规定，而且一切都要以服从法律、法规为前提。在进行合约化的水权交易时，要预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用于交易双方不能如期履约的情况下，交易中心清算部门对受损方给予保障和补偿，这样可以实现对水权交易市场的风险管理，确保水权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

总之，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生产要素产权没有流动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就极难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十分困难，资源就难以充分合理利用。因此，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在保证国家对水资源管理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扩大水资源产权的流转范围。水权交易的出现既是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后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水权交易是水权供求双方在水市场上进行水资源使用权、经营权的买卖活动。水权交易的结果是引导水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地区或部门，流向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用户。落后和欠发达地区或部门在发展阶段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发达地区或部门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因此，我们应加强对水权交易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为我国水权交易的广泛实施创造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董浩：“关于发展水权市场的思考”，《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1年第11期。

2、张岳：《中国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水权交易市场篇2

【关键词】水权交易；水权分配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合约

我国是一个贫水国家，水资源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0年11月24日，浙江东阳和义乌之间进行了水权交易，南水北调工程也即将进入水市场进行水权交易，这些都表明我国在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并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正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以及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这四个方面对我国水权交易的发展作了初步探讨。

一、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农业时代，由于人口少，水资源的用途局限于饮用、农业灌溉，对水的需求不大。而与不大的需求相对照，由于农业时代生态环境比较好，水资源的供给相对要多。因此较小的对水的需求与较大的自然水的供给，使得花费其余稀缺资源保护水的努力是不经济的。工业时代，水资源的用途越来越多，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水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弱化，水资源的绝对稀缺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则由于存在的“囚徒困境”：一方面将导致资源的滥用，并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利用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会加剧个人或群体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并出现用暴力手段占有资源以及设置、维护某种排他性的产权。因此，当稀缺资源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加之水资源需求弹性小和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样不同利益单位的经济组织就有了界定水资源产权的冲动。

西方产权经济理论曾指出：在资源稀缺、同时又缺乏滥用资源的有效约束条件下，要创造资源的最大财富产出，就必须进行资源保护的投资，也就是建立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在明确所有权后，受利已利益的驱动，创造资源的有效使用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源稀缺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基础，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选择。康芒斯则把所有权看作是资源稀缺的制度反映，而产权的交易和转让正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基础环节。在资源财产权得到明确而清晰界定的条件下，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作为市场层面(即外部性)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就能通过交换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中国目前的水资源现状可以概括为几对矛盾:区域矛盾，即上游与下游、南方与北方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引起的矛盾;时间矛盾，即丰水期与枯水期、用水高峰与用水低谷之间由于降水和用水的时间差异引起的矛盾;用途途径，即农业用水与城市用水、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之间由于使用水的用途差异引起的矛盾;利用矛盾，即淡水与咸水、洁净水与污染水之间由于水资源利用率的差异引起的矛盾。诸如此类的矛盾还有很多，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构织成一张纷繁复杂的矛盾网，而每对矛盾在某个层面上都表现为一种水资源的稀缺。因此，要理顺并解开这张矛盾网，改善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管理现状的一个有效解决办法就是明确水资源财产权，通过水权交易市场重新配置现有的供给，以期达到水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是历史发展做出的选择。

二、发展水权市场的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的水资源分配体制是一种指令配置模式的延续，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水资源。在这种模式下，水价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浪费严重，供需矛盾日趋尖锐。在水资源日益稀缺、市场转型的新形势下，旧的配置方式不能有效协调地方利益矛盾，必须进行改革。发展水权交易市场，通过水权转让可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资源总是由利用效率低向利用效率高、收益低向收益高的方向调整，以实现局部和全社会最大利益。在大部分可开发的水资源已被分配占用的情况下，人们关注通过销售和转让来重新配置那些已经被分配的资源，多数水权转让是从较低收益的经济活动向较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让，如从农业用水向城镇供水和工业用水转让。通过市场交换，双方的利益同时增加，水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在科学配置的前提下，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达到优化，这是市场效率的体现。

通过水权交易，全社会节水意识增强。通过水权的划定，上下游用水成本相应增加，上游多用水就意味着丧失潜在收益，即用水要付出机会成本，而下游多用水要付出直接成本，这就为上下游都创造了节水激励，全社会的节水意识都会大大增强。

此外，由于市场具有动态性，能够反映总水量的变化和用水需求的变化，部分消除了指令分配各地区水量的不合理性。通过发展水权市场还可以抑制或避免新建供水工程。通过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可利用的资源量，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以市场方式实现水权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的转让。

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

水权分配市场主要由水权批售市场构成，所进行的是水资源的所有者(国家或水资源管理部门)和用水户之间的初次水权交易，通过分配，水资源的使用权由政府向市场主体转移。对于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主要侧重于水权分配制度的确定、水权分配方式的选择以及水权登记制度的设立等一些行政、政策性管理。

(一)水权的分配制度

水权的初始分配制度规定(简称水权分配制度)一般有三种：一是“自由取用”水权制，即把水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纯自然物而自由取用的水权分配方式；二是按照“先来先用”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制度，简称“优先专用水权制度”，又称“等候式”水权制度；三是竞争性水权制度，是指在水资源短缺的前提下，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竞争性分配。其分配制度又可分为两种形式，即行政性分配和市场分配。行政性分配是指政府按照一定的模式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指令性分配的过程。市场分配即是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进行水权初始分配的过程，实践中主要采用拍卖模式。不同的水资源禀赋决定不同的水资源分配体制。在我国，由于地域面积广大，各地水资源的短缺程度不同，因而水权分配制度也有所不同。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由于水资源充裕，其分配体制多采用前两种方式。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多采用竞争性水权分配制度。如在黄河流域，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自1987年开始执行“分水方案”，即在扣除输沙等生态用水210亿立方米的前提下，将剩余的370亿立方米黄河水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了沿黄各省、自治区(胡鞍钢，王亚华，2000)。一般而言，水权市场的建立只有在水资源短缺地区才有意义，因此，我们讨论的水权分配市场中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指竞争性水权制度。

(二) 水权的分配模式

不同的分配模式将产生不同的效益与成本，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亦将有所差异。在竞争性水权制度下，水资源的条件不同，水权分配的模式可能不同；在同一水资源条件下，对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水权分配的模式也不同。实践中，主要有如下水权分配模式：1、人口分配模式。在进行水权初始分配时，将可分配水量按人口分解到各用水户，使人人享受同等的用水权。这种模式体现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但忽略了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对水资源的需求差异。2、面积分配模式。按照水源地周围地区面积进行分配，用水业户所辖的区域面积越大，所分配的水资源越多。3、产值分配模式。即按照gdp产值指标分配水权，产值越高，所分配的水权量越大。因此产值分配原则是一种效率遵循原则。4、混合分配模式。即依据人口、地域面积和gdp产值进行加权平均的一种折衷的分配模式。5、现状分配模式。现状分配模式是在承认用水户用水现状的基础上，以现有的用水量(上一年或近几年的加权平均值)为标准，依据“溯往原则”进行水权分配。6、市场分配模式。即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对水权进行分配。一般而言，这部分水权的拍卖价格高于上述分配的水权价格，参与竞买者一般是水资源边际产出较高的行业，由于有较高的效益预期，往往会对这部分水资源产权支付较高的价格。

(三) 水权的登记制度

水权登记制度的作用是对用水进行统筹安排和管理，以规范用水，保护水权人的利益。其管理内容是：规定需要进行水权登记的取水范围，授权地方政府，制订各地具体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取水量和取水顺序。在进行水权登记时，水权人应当提交水权登记申请书和水权登记所依据的有关文件，在该水权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时，还要提供第三者的承诺书或者其它文件。水权登记书应当包括下列事项：1、提出水权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即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地址；2、取水起始时间及期限；3、取水目的、取水量、年内各月的用水量、保证率等；4、申请理由；5、水源及取水地点；6、取水方式；7、节水措施；8、退水地点和退水所含主要污染物以及污水处理措施等。对于水源流经两县(市)以上或水权影响到两县(市)以上者，其水权登记应由上一级主管机关(或其委托机构)办理。水源流经两省(市)以上或水权利害关系影响到两省(市)以上者，其水权登记应由中央主管机关(或其委托机构)办理。对于由中央政府主办的水利事业，应由中央政府主管机关负责办理水权登记。对于登记的水权，因水源水量不足而发生争执时，用水目的顺序在先者有优先权；顺序相同者，先取得水权者有优先权；顺序相同而同时取得水权者，可按水权登记额定用水量比例分配之或轮流使用。

四、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成熟的水权交易市场，但个别地方水权交易活动已经出现。因此，亟待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水权交易市场。据此本文特提出建立一种合约化的水权交易市场。

（一）水权交易市场的布设

由于我国各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建立适宜全国范围的水权交易市场是比较困难的；加之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要从流域和大区域做起。所以，目前国家设立水权交易市场应以大河流域为单元，首先在水资源比较紧缺并且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方大中城市建立试点，然后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加以推广。在流域范围内建立以水资源所有权管理为中心，分级管理、监督到位、关系协调、运行有效的统一管理，这是当前国际水资源政策的核心。在大区域上进行的水资源统一规划、调配，各地方不得干涉，从而打破地方行政区划的界限，可以对整个流域的水利工程和环境治理进行统筹安排。

（二）水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结构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水权交易市场。一方面，供水部门的结构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打破行业垄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此，在国家对供水设施的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其经营权可分离出来，实行有偿转让。这样，既解决了建设与管理脱节的问题，又能有效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改变过去城市供水系统由政府包揽、国家财政投资无力的局面，实现供水系统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供水系统运行的市场化。另一方面，用水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近年来，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国家一再强调要开源节流。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涉及到用水观念、经济、技术、法规和公众参与等多个方面，涉及社会用水结构的重新配置。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水权交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优化用水量在不同行业的配置份额，追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用水向科学、良性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水权交易合约的设定

水权交易市场是国家设立的产权交易市场的组成成分，应具有其固定的交易程序和交易规则，通过买卖水权交易合约来完成水权交易。水权交易合约是指在水权交易市场内达成的标准的、受法律约束的并规定在未来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内交收一定数量及质量的水资源商品的合约。它包括年度内的短期水权交易合约和年际间的长期水权交易合约两种形式。水权交易合约的内容一般包括：交易单位、成交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日内价格波动限度、最后交易日、交割方式、合约到期日、交割地点等。其中，成交价格也叫敲定价格，它是水权供需双方在交易市场上通过公开讨价还价形成的。这种合约是一个标准化的合约，除了水权交易的成交价格是买卖双方协定的以外，水资源商品的水量、水质、成交方式、结算方式、对冲及交货期等都在水权交易合约中有严格规定，而且一切都要以服从法律、法规为前提。在进行合约化的水权交易时，要预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用于交易双方不能如期履约的情况下，交易中心清算部门对受损方给予保障和补偿，这样可以实现对水权交易市场的风险管理，确保水权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

总之，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生产要素产权没有流动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就极难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十分困难，资源就难以充分合理利用。因此，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在保证国家对水资源管理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扩大水资源产权的流转范围。水权交易的出现既是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后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水权交易是水权供求双方在水市场上进行水资源使用权、经营权的买卖活动。水权交易的结果是引导水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地区或部门，流向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用户。落后和欠发达地区或部门在发展阶段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发达地区或部门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因此，我们应加强对水权交易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为我国水权交易的广泛实施创造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董浩：“关于发展水权市场的思考”，《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1年第11期。

2、张岳：《中国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水权交易市场篇3

关键词：东江；水资源；水权交易市场。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水资源短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东江是珠江流域的三大河流之一，荫及华南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政治综合实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随着流域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东江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东江水资源总量有限，另一方面沿岸城市用水需求日益增长，水的供给赶不上用水需求的变化，东江流域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供水形势。如何合理配置和利用东江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东江有限的水资源满足流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对发展东江水权市场，利用水权交易合理配置和利用东江水资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发展东江水权市场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对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提出了初步构想。

一、东江流域水资源状况。

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境内，自东北向西南流入广东省境，经龙川、河源、紫金、惠阳、博罗、东莞等县市注入狮子洋，经虎门出海。干流全长562km，其中广东省境435km 。流域总面积35，340km2 ， 其中广东省境内31，840km2，占流域总面积的90%。东江流域南部与深圳和香港地区相连，东江水除供本流域用水外，还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供应流域外的深圳和香港地区。

东江流域内国民经济持续超常规急速增长，城市化发展和人口增长迅速。至2009 年，东江流域五市人口约占广东省总人口的5 成，地区生产总值约2.14 万亿，约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64%，在全省政治、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江流域受水人口超过4，000 万，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为1，100m3，低于国际公认的每人1，750m3 的用水紧张线，按国际评价标准是严重缺水的地区。随着流域资源开发不断加强，用水需求还在不断增长，各种矛盾日渐明显，同时由于河床下切、咸潮上溯、中下游水污染等问题，东江流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供水形势。

以东莞市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用水需求增长迅速，水资源的有限性与用水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一是供水需求增长快，耗水量大。据统计东莞市2010 年用水量达到21.07 亿m3，是1980 年全市用水量的2 倍多。然而全社会对水资源严峻形势及节水的紧迫性却认识不足，水浪费现象比较普遍。二是供水保证率低。东莞位于东江下游地区，对东江水资源依赖度达90%，境内可用水资源有限，东莞城市供水保证率仅为85%左右，相比规模城市供水安全需要95%以上的保证率相差甚远。

目前东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经接近水资源的承载极限，东江沿岸城市可以无限制从东江取水的日子不可能继续下去。2008 年8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对东江流域实施总量控制前提下的分水方案，规定东江流域的年最大取水量为106.64 亿m3，其中分配给东莞的年取水量是20.95 亿m3。而2010 年东莞市的全年用水量已达到21.07 亿m3，而且用水总量仍呈继续增长之势，预计到2020 年东莞市每年缺水总量将达到4.32 亿m3，客观上存在非常突出的水源性缺水现状[1，2]。

一方面东江缺水，另一方面东江沿线城市节水意识淡薄，粗放式用水现象普遍。如何让有限的水资源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国长期以来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配置和管理水资源，其模式是国家养水、计划配水。水往往被认为是属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需要多少就取多少。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用水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的稀缺性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2007 年广东省成立东江流域管理局，政府加大了对东江水资源的管理力度和对水资源费的征收力度，对东江流域实施了总量控制的分水计划，政府对水资源的宏观控制得到加强。但惜未引入水资源利益机制和市场机制，仍难解决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和上下游水权利益不平等等问题。

东江是一条跨省境的河流。位于东江源头地区的江西寻乌、安远、定南三县，水资源丰富，其中年均输入广东珠江三角洲约29.2 亿立方米。为了保护东江饮用水源，源头地区的产业布局受到很大限制，当地丰富的矿产及林木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东江中上游地区的河源市，河源水资源丰富，其中新丰江水库是东江流域最大的调蓄水库，蓄水量达139 亿m3，水库水质一直保持在国家地表水1-2 类水平，是国内罕见的优质淡水资源。为了保护东江水源，河源市在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上受到很大制约，做出很大牺牲。而另一方面，东江中下游取水城市在享用廉价水资源的同时并不需对东江上游县市的水源保护成本支付对价，从而形成了东江上下游地区在水权利益上的不平等。近年来东江上游县市要求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上“反哺”上游地区的呼声不断，河源市可以说是东江流域最迫切呼唤水权改革的城市。这些都反映了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配置和管理水资源的模式正在受到挑战。在东江上下游之间建立水权交易市场正是解决上下游水权利益不平等的有效办法之一。

二、水权分配法理基础与政策依据。

水权，即水资源产权。一般来说，水权包含水资源的所有权和水资源的使用权[3]。在我国，水资源属国家所有，属于公有财产，产权由国家代表代为行使。在实际生活中，真正直接利用水资源的是大量非水资源所有权人既用水户，用水户在向国家支付一定费用后，可获得水资源的使用权。

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是实行水权转让和开放搞活水资源市场的基础性原则。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该原则，但已有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原则的规定可供参考。《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都规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2005 年1 月，水利部了《水权制度建设框架》，成为水权制度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按照该框架的设想，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而水资源的使用权则被分配到用水户，用水户可以用分配到的水权进行交易。国务院2006 年通过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水资源的使用权可以转让的原则，这为我国水权交易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三、初始水权的合理分配是构建水权交易市场的基础。

流域管理机构将水资源使用权依据法定程序出让给用水户，是一种初始水权的分配行为。初始水权的合理分配是成功构建水权交易市场的关键因素。

水资源的初始分配应应遵从公平性原则和效率原则，应综合考虑流域上下游地区的人口、土地、经济、结构、产水条件、用水现状、生态等各种因素，公平合理地分配水资源。

水权初始分配应充分考虑流域上游地区对流域水量的贡献和对水源保护所做的牺牲，将上游各县市产水量和对下游地区的输出水量以及水源保护成本作为分配水量的重要参考指标。向流域输送水量多的县市或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贡献大的县市的水权理应得到充分重视，在分配水量时应使流域上游县市具备除满足自用之外的富余水权，可供出售。而流域下游城市特别是流域外城市对流域产水量和流域水源保护的贡献小，在分配水量时应使分配水量小于实际用水量，从而促使下游用水城市一方面节约用水，另一方面形成向上游城市购买水权的实际需求。形成上游有供给，下游有需求的市场化基础。这样做，可以鼓励落后和欠发达的上游地区通过采用农业节水等措施调剂出更多富余水权，并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用于水源保护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而下游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水权市场购买水权以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从而形成上游生态环境有保护，下游水量水质有保障的良性循环。

四、建立水权交易市场，完善东江流域水权制度。

1.国内外水权市场的发展状况。

国外水权制度始于上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目前开展水权交易的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智利、墨西哥、秘鲁、日本等，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和智利水权交易制度完善，交易量较大。以澳大利亚为例，政府自1980 年代起开始实行水权交易，水权转让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进行干涉。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基本的法律和法规框架，建立有效的水权制度，规定环境流量，制定用水和环境技术标准，规定严格的监测制度并向社会信息，保证水交易不会对第三方产生影响等。水权交易既有州内交易，也有州际交易，既有临时性交易，也有永久性交易。而美国在水权较易方式上有自己的特色，在西部出现了水银行交易体系，每年按来水量将水权分成诺干份，由银行按用户需求进行发放，不但简化了管理，而且便于政府调控，很值得我国借鉴。

在我国，业界对水权分配和水权交易市场已进行过多年探讨[3-5]，建立水权交易市场的呼声不断。2000 年11 月24日，我国首例水权交易在浙江完成。东阳、义乌两市政府经过多轮协商签署了用水权转让协议，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 亿元购买东阳横锦水库每年4，999.9 万m3 水的使用权。这是我国水资源分配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配制水资源的有效手段。市场化配制水权的实践同样出现在我国缺水地区甘肃省，张掖市农户在人畜用水以及每亩地的用水定额确定后，可根据每户人畜量和承包地面积分到水权，而节约下来的水就可以通过水票有价转让。实施水权制后，张掖全社会用水量大幅减少，2000~2006 年共向黑河下游输送水量52.8 亿m3，干涸达十年之久的黑河尾东居延海重新通水。这是以水权制引领节水型社会建设，解决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的例证。

2.东江流域水权交易市场管理模式初探。

东江流域辖寻乌、定南、安远、龙川、河源、紫金、惠阳、博罗、东莞、广州以及流域外的深圳、香港共12 个县市。除香港由于历史原因需特事特办外，流域间及流域外的城镇在政府流域管理机构完成初始水权分配后，如何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水权交易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位于东江中上游的河源市由于受水源保护区管理条例的约束，许多产业发展受到限制，用水量有限，因此将有富余的水权可供转让；而位于东江下游的东莞等市和流域外的深圳市，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分配到的初始水权可能无法满足今后发展的需要。这就产生了东莞、深圳等市需要在二级市场上向河源等县市购买水权的问题。

如何进行这类水权交易呢？笔者认为水权转让在交易方式上，可以借鉴美国的交易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应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东江流域水银行交易体系，东江中上游县城将土地休耕而减少的水、采用农业节水技术而节省的水以及政府分配水量的余额等放入水银行，方便交易。水资源的充足储备是水银行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东江中下游经济发达地区作为需水方，可以通过水权银行快捷方便地获得上游城市出让的水权，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应致力于积极培育水市场、做好宏观调控、引导扶持、监管、信息等工作。水权的交易价格可由市场和政府两方面调控，首先水资源的转让价格要考虑到水的资源价格、节水工程的投入、土地休耕的补偿、水在东江输送的损耗等；其次要考虑水的供求关系，供大于求时水价低、求大于供时水价高，水价视供求情况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为了防止出现哄抬水价和价格垄断，政府对水价的调控必不可少，政府应以何种方式何种深度介入调控，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完善。水权银行作为中间人，只收取服务费用。

五、结论。

在东江流域建立水权交易市场，可以使有限的东江水资源能够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实现高效利用，不但有利于促进沿岸城市节约用水，有利于东江的水源保护，有利于低成本解决东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对水资源的迫切需求，而且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上下游水权利益不平等的难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因此，首先应从国家的法律体系上对水权及其交易规则进行界定；其次在注重初始水权分配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手段和水权交易，实现东江水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益最大化，解决东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困局，使流域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

参考文献。

[1] 东莞市水利局。东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R].东莞：东莞市水利局，2008.

[2] 陶谨。东江水资源状况及对策[J].广东水利水电，2005，（8）：53-54.

[3] 汪恕诚。水权和水市场－谈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手段[J].中国水利，2000，（11）：6－9.

水权交易市场篇4

关键词 初始水权；水权交易；地区间水权交易；部门间水权交易；农户水权交易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161-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水资源的稀缺性加剧，再加上水资源本身的替代性和需求弹性小 ，我国理论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思考和探讨市场机制对水资源的配置，解决节水的 激励和 浪费水的约束问题，对水资源使用中的外部性加以治理，我国当前实践中也在进行水权市场 的试点，一些缺水地区的水市场正在形成。不少学者都认为通过界定水权、投资节水，转让 水权可以启动市场引擎，发挥市场在水资源产权配置中的作用。那么该市场的基本构架如何 ，其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如何推动该构架的搭成和运行?本文试图解决此类问题。

1 文献述评

学术界关于中国水权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4条主线展开。

1.1 水权市场的内涵和功能

首先对于水权市场范畴的界定。姜文来认为，“水权市场即进行水权转让的场所” ［1 ］。胡继连等认为，“所谓市场即商品交易关系的总和。所谓水权市场即水权交易关系的 总和”。具体包括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2］。其次，对水权 市场功能在理论界存在不同意见。比如认为市场在配置水资源时无效、失灵，水资源配置甚 至无需市场，政府可以通过诸如流域管理等方式达到水资源配置目的［3～4］。张岳 指 出，“水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为维持其资源特性，其开发利用条件的改善和保护是一种公 共事务。”“公共事务不能由市场主体来完成，市场在处理公共事务上是无功能的，失效的 。”［5］这些认识均有其局限性，孤立强调企业行为的无约束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 难以成立。而有相当部分学者承认水资源市场的积极功能，认可水资源利用问题上可以引入 水权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得以配置，这应该是我国水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汪 恕诚强调了水权转换的重大意义［6］。陈安宁从一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角度 ，提出要确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资源的流转制度，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 就要使其交易逐步实现市场化。法律上应允许经营使用者之间可以按市场规则来进行自然资 源使用权的自由交易。马晓强，韩锦绵认为，可交易水权制度 有利于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7］。这些讨论对于中国水权市场的建立无 疑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从理论上拓展了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自然资源经济学等有关 理论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领域的应用，逐渐形成水权市场的理论框架。

1.2 水权市场交易价格

国外学者重点研究水权价格形成的影响因素。Bonnie G.Colby认为，作为非纯粹商 品的水权 的价格具有分散性。水权的单位价格与时间上的优先权、地理上的适应性和购买者的参与成 正相关关系，与交易的大小、获得水的规模经济效应成反相关关系［8］。Young 和M ichelsen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同质水权(即水权具有相同的优先权、供给可靠性、制度要求、 供水位置和市场条件)，其价格随时期的不同也有很大的变化［9］。Saliba通过调查 发现，在美国西部，永久水权的转让价格水平差异明显，每单位水权价格从几百到几千美元 不等。Colby认为区域内转移能力(制度和地貌限制)、交易和信息成本等是水商品产生异质 性的主要原因［10］。Goodman和Howe把区域之间水权价格水平的变化归因于水的用 途和制度约束的不同，而同一区域内水价的变化归因于水商品的异质性［11］。Mich elsen通过进一步研究认为，人们的理性预期是同质水权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

韩锦绵等：共生与过渡：中国水权市场的构架和运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5期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水权价格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制度基础，以及影响水权价格的因素等。刘 树杰认为水权价格是用水权转让的价格，也就是水的配额价格或用水指标的价格。其产生源 于资源水初始所有权即用水权分配的非市场制度［12］。张仁田等认为水权交易价格 因水权交易形式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临时性的水权交易价格相对低，永久性水权交易的价 格相对较高［13］。田圃德等分析了水权价格的影响因素、水权的转移过程、水权价 格的确定以及水权价格的管制和确认［14］。赵壁等认为水权和水权让渡是水务市场 化的制度前提，水权价格源于初始水权分配的非市场制度［15］。沈满洪认为水权交 易中的交易成本主要由搜寻信息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签订合约的成本、水权计量的成 本等7种成本组成［16］。李肃清认为水权转换价格是由高耗水(有节水潜力)低收益 的农灌水权，向高收益的工业企业水权转换的价格，水权转换价格应是水权水价、工程管理 补偿水价、水权转换新建工程造价水价等7项之和［17］。

1.3 中国水权市场的特征

张岳指出，中国水市场是一个有条件的市场，并强调在水市场形成和建立过程中应当研究对 农民的经济补偿问题［18］。他从具体国情和水情视角强调了中国水权市场矫正问题 ，需要重视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胡鞍钢认为中国的水资源配置应采取既不同于“指令 配置”也不同于“完全市场”的“准市场”。其实施可以由“政治民主协商制度”和“利益 补偿机制”等辅助机制来保障，以协调地方利益分配，达到同时兼顾优化流域水资源配置的 效率目标和缩小地区差距、保障农民利益的公平目标［19］。汪恕诚等认为，我国的 水市场只能是一个准市场［20］。石玉波指出，水市场只是在不同地区和行业部门之 间发生水权转让行为的一种辅助手段，水权市场是一种“拟市场”，表现在不同地区和部门 在进行水权转让谈判时引用市场机制的价格手段，而该市场只能是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派 出 机构来组织［21］。孟志敏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水权市场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 是对供求关系有非常清楚的基本信息。张郁等从合约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水权交易合约化利于 形成供求平衡机制、利于稳定价格、利于企业克服盲目性。胡继连等探讨了我国水权市场的 基本构造、建设方法及相关制度建设［22］。

1.4 中国水市场建设的研究

胡继连指出，决定水权市场（主要指水权转让市场）发育情况的主要因素是水权界定的清晰 程度、水权收益的稳定程度和水权转让的费用高低等［23］。黄河提出，要建立一个 有效、公平和持续发展的水市场，就要创建与土地所有权分离的可交易水权的制度，建立相 应的独立于买卖双方的公正和管理单位，制定保护第三方利益的制度以及解决冲突的机制 ［24］。李原园等分析了水市场的作用、水市场的特征,结合水市场现状, 提出了培 育 水市场的措施、水权交易的基本模式和实施水权制度的保障措施［25］。

总之，目前关于水权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非常活跃，一些基本范畴和原理也日渐成型，也不 乏比较系统的成果。同时，不断有新问题被纳入研究视野，诸如水权市场规制、水权交易监 管等问题开始受到各界关注，但已有研究对于中国水权交易市场的构架问题探讨还很少，而 该问题又涉及到培育和发展水权市场的基本方向和目标。

2 中国水权市场架构

一般而言，市场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市场的基本功能主要有:①提供商品交易的场所和途径； ②形成市 场平均价格；③调节商品供求关系；④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⑤调节国民收入 再分配。据此，我们认为水权市场就是指对水资源及其权利（束）进行交换的关系总和。

根据我们调查和研究，中国水权市场的基本架构可概括为两级三类水权市场。级是纵向概念 ，类是横向并行概念，两横三纵搭建中国水权交易市场的立体架构。中国水权市场从纵向来 看，可以分为两级水权市场，一级是初始水权配置，二级是水权交易与转换使用市场。二级 水权交易市场又包含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部门间水权转换市场和农户水权交易市场三类。 两级水权市场分别遵循着不同的价值标准和运行规则。

一级水权市场是水资源初始产权分配市场，其最重要的主体就是政府，核心是初始 水权配置 市场。政府在统筹全流域、各地区和各部门需水要求，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 则，将基本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以及其他产业用水最初始的使用量权 界定清晰，合理确定各地初始水权和用户定额、行业定额，确保水权的分配公平，并颁发取 水许可证或者水权证，分配水资源初始产权；在中国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初始水权是 使用权的初次分配。当然衍生出来的还包括水资源产权权利束中的受益权、支配处置权等。 初始水权配置尤其要保证基本生活用水，这甚至是人权的基本构成部分，也就是为了无条件 保障人的生存权，必要的生活用水权是任何一国政府应该首先保证的。还要保障生态用水， 如黄河冲沙用水等。这是一级水权市场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否则，再发达的二级水权市场也 无法真正提高水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 我国整体上缺水，但是水权市场发育迟缓，水资源市场和水权市场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 国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长期以来由于水资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中央和地方之 间，以及各种利益主体的经济关系缺乏明确界定，导致了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低效利用。 “配置初始水权可以理解为通过水资源总体规划和水资源配置方案，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水 资源的优化配置。”［26］这种初始水权配置是水权交易和转换市场的逻辑起点和实 践基础。

二级水权市场是水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其重要主体依次是部门、企业甚至用水农户和政府 ，其交易标的以水资源使用量权为主。二级水权市场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交易、效益和效率。 二级水权市场追求效率和效益原则，其基本运作力量是市场机制，通过水权价格来调节水资 源市场供需，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局部性均衡和阶段性均衡。从理论上讲，水资源二级水权 市场的缺陷通过第三方组织和政府加以调控和矫正。我国水权市场总体构架见图1。

3 中国两级水权市场

Pigrom 和Musgrave指出，要实现水权市场的足够发育，水权必须界定清楚，即：表述清楚 、可充分行使、可排他和具有自愿转移能力［27］。D.Brennan和M.Scoccimarro也认 为：界定产权、培育水权市场所遇到的核心问题是水权运作的外部性（Externality），水 利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外部性问题不好解决，至使产权不好界定［28］ ；为环境目标而人为导致的供水不确定性，加剧了弱化私人水权的现有问题。 与短期水 权相比，长期水权的外部性更强，产权边界更不清楚，更难以充分行使、排他和自愿转移， 因此，长期水权市场的发育必然是相对更慢。

一级市场和二级水权市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级市场如果发育迟缓，则会显著 制约 二级水权市场的发育，正如Lin Crase, Leo O’Reilly 和Brian Dollery的研究表明，产权 界定不清，产权收益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和交易成本过高等，是水权交易市场发育迟缓的主要 障碍因素［26］。在中国水权市场建立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阻碍作用比较突出 ，此外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关系未能理顺也是主要原因。就全国而言，黄河流域的一级水权 市场形成比较早。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组织流域 内外有关省 (区)共同协作，以各省(区)1980年实际用水量为基础，适当考虑灌溉面积的发展、工业和城 乡生活用水增长以及大中型水利工程兴建的可能性，对2000年水平黄河供水地区需水量发展 趋势进行预测后，协商拟订的水量分配方案，1987年经过国务院批准作为南水北调生效以前 的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简称“八七方案”。从此以后，该方案一直指导沿黄省区取用水 。

在此姑且不论该供水量分配方案是否真实 反映了当时沿黄各省区的具体情况，更不论今天各 省区是否依然对此感到满意，但单纯就“八七方案”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初始水 权分配方案，尽管当时没有交易和转换的概念，但在事实上为21世纪宁夏、内蒙水权转 换提供了基本前提和重要便利。

水资源产权一级市场的关键是初始水权的界定。从国际经验看，初始水权分配主要在于 建立 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即确定水权分配的优先次序、分配原则和协商机制等。其中，水权配置 通常应该遵循优先考虑水资源基本需求和生态环境需求、时间优先、地域优先、承认现状、 合理利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及留有余量等原则。

水权初始分配首先是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和水量调度方案，其次是对初 始水权分配方案进行确认（即与地方政府进行协商最终确定分配方案，比如分配到省自治区 级、地市级等），最后要建立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实施保障体系。

初始水权分配优先位序的确定，应首先考虑人类的生存，其次才是发展。综合考虑上述各类 用水级别的界定，可将初始水权配置优先位序界定为：确保用水、基本情景用水、高情 景用水等［29］。初始水权分配优先位序的确定表明了水利用的价值观。我国《水法 》第二十一条 规定，“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 境用水以及航运等需要。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用 水需要。”这从水事大法的层面给予再明确不过的界定，尤其是生活用水和干旱半干旱地区 的生态环境用水问题需要得到重视，从而使问题的关键转变为执行。

4 中国三类水权交易市场

二级水权市场又有一定特殊性，也就是和一级市场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这被称为准市场， 主要是水资源本身是一种共有资源，再加上水权交易市场必须顾及农民利益、生态用水以及 水环境保护等。所以三类市场发育受制于一级水权市场。三类水权市场属于第二级水权交易 市场，其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市场调节，引导水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方向 流动，实现以节水、高效为目标的优化配置，在初始分配的基础上再配置、再优化。二级水 权市场的三类水权市场是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部门间水权交易市场和农户间水权交易市场 。任何一类具体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均少不了两种基本力量：政府推动和市场牵引。就目前业 已形成的具体市场来看，张掖农户间水权交易市场的政府推动色彩最为浓厚，是按照黑河分 水的指令倒逼界定水权，进而开启农户间水权交易市场。而部门间水权交易市场的市场收益 诱致力量最为强大，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通常是政府意志和市场力量混合，通常难分伯仲。

4.1 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

地区间水权市场是以地方政府为交易发起者和执行者，通过签订水权交易协议，建设有关工 程设施，制订有关交易与管理规则而形成的水权交易市场。该市场本身也是包含多种具体形 式，比如地理上相邻或者接壤的水权交易、不接壤地区的水权交易；同流域或跨流域地区间 的水权交易。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目前只是存在于同一流域，将来的趋势是不同流域的地区 之间的水权交易，其运行的平台就是跨流域调水工程。

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政府的强力推动，或者叫做政府积极主导。义 乌之所以拿出2亿购买水资源使用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建设国际性小商品城的目标 要求，按照国际性商贸城的规划，义乌人口将进一步集聚，达到200万以上。经义乌市水务 局初步测算，2010年义乌将缺水2 000万～3 000万m3，2020年，义乌将缺水8 000万～15000万m3。很显然，对政府而言国际性商贸城是目的，购买水权则成了实现政府目的的 手段。

构建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需要克服两大问题。一是政府意愿太强，需要切实注意水权交易的 操作程序严格性，需要重视科学论证与经济核算；二是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的短期行为的有 效规避，由于地区间水权交易主体是政府，而政府只能是具体人员负责下的政府，由于目前 水权市场缺乏严格、明确的法律保障，政府任期有限性和水权交易的长期性之间存在较大程 度的冲突。

4.2 部门间水权交易市场

部门间水权交易市场是那些无法获得已有水资源配水额度的部门或者项目，通过投资农业节 水而获得新增水权的市场。目前主要是工业和农业之间水权的转换和交易。该类市场形成的 基本背景是用水结构倚重农业，比如宁夏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95％以上，工业用水仅占3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0％，用水结构失衡，农业用水利用率低，节水潜力大。与此同时 ，宁夏煤炭资源丰富，发展工业，尤其是能源重化工业自然成为宁夏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本路径。比如宁东能源重化工基地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水资源问题。这样水权交易和转 换成了工业项目投资，实施节水，新增水权作为投资回报给工业项目的重要平台。

部门间水权转换市场的优点是在现有水资源初始分配权框架下，工业投入资金支持农业节水 设施改造，农业节约的用水支持工业项目运行和发挥效益。市场的主推力量来自企业，尤其 是来自工业企业的具体项目的盈利驱动。因此，该市场的核算科学程度要远远高于地区间的 水权交易市场；政府以投入作为引导鼓励部门间水权转换。宁夏的水权转换就采取政府、企 业分别投入33.3％和66.6％的资金，对灌区节水配套设施进行改造［30］。

部门间水权交易市场建设与运行过程中需要注意：第一，部门间水权交易过程中相关者的利 益需要理顺。工业投资项目的利益保障，农业部门的利益主张，以及生态效益的关注，都需 要进一步理顺。这些因子中，工业投资项目具有企业收益的明确性和时效性，而农业部门具 有特定的垄断性，生态效应具有一定时滞，所以根本问题就是三种利益关系的和谐处理。这 就要求各方利益主张渠道要畅通，尤其体现在价格构成和价格标准确定上要做到三方利益的 和谐；第二，部门间水权转换项目的确立，不能超过河流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否则会导致新 的问题。因此，转换项目需要筛选，需要控制；第三，一方面被投资方在解决渠渗漏、输水 蒸发问题的同时，加快对分渠、支渠、斗渠的节水改造，这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节水措 施的采取所可能引发的问题就是水位上升问题，也就是说渠系衬砌后，下渗减少，长期会 不会导致渠道两岸土壤质变，导致生态问题等等，需要论证和在水权转换过程中寻求一些解 决，比如每立方米水可以收取一定金额的生态补偿费用于生态修复等等；第四，杜绝不经投 资，没有正常或取水权的工业项目非法引水，工业项目投资方的公平竞争问题；第五，部门 间水权交易市场上的资金问题也未根本解决。据测算，全长148 km的宁夏黄河南岸干渠若 全部进行节水改造，约需4．8亿元， 这个资金筹措对于一般工业项目尚有困难。

4.3 农户间水权交易市场

农户间水权交易市场建立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局限于农业用水领域，交易的频率较 低，交易量较小，货币交易更少。市场配置水资源的效率未能发挥，对当地产业结构调整， 新型产业培育的引导和助推作用不如部门间水权交易市场那么明显；第二，环保压力大，相 关制度安排缺位。进入21世纪，随着人口的增加、气候的变化，黑河流域出现了水资源紧缺 和生态环境失衡的危机，引起了国务院、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有了分水方案，可问题是 硬性分水指标催生了农户水权交易市场，但是该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即市场供给总量被政策 压缩。所以，在目前的径流量和气候条件下，该水权市场将会比较稳定地运行，在小量低频 的水平上运行；第三，技术投入持续性问题，农户间交易的收益不足以来进行必要设施和设 备的再投入。因此，就张掖农户水权交易市场而言，为保证交易顺利进行的毛渠、斗渠和支 渠，段面、测水仪等投入和维护上存在问题，影响水权市场运行；第四，水价市场化决定机 制尚待完善，水环境保护责任和投入应该明晰，用水者协会功能完善。

5 中国两级三类水权交易市场构建和运行的对策思路5.1 明确水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水权交易市场需要取得和其他任何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相同的法律地位，也就是需要做出法 律确认，明确水权交易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这是决定了一系列规则、做法的法律基础。国 际水权交易活跃的国家与地区这个问题早已经解决。所以，《水法》需要再修改，水权交易 的专门法也需要加快出台。从而给各个层面、各个地区和流域构建水权市场，实现水权交易 提供法律保障。

5.2 构建水权交易市场的规范框架

目前缺少国家层面科学系统的关于水权交易市场的规范框架，该框架应明确三类主要水权市 场各自构建和运行的基本原则，在发挥市场机制对水权交易市场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 强调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留出国家作为监管者指导、建议甚至干预的空间，提出干预的 手段。尤其关注水权交易和转换后的社会生态问题，比如渠系衬砌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会不 会导致土壤结构和质量的恶性变化，该部分的损失界定和补偿如何做出，这些研究、仲裁工 作需要政府来做。重视第三方组织职能的发挥，国家审定相关第三方组织的资质，并履行对 其监管职能。

5.3 清晰界定水使用量权

科斯（Coase）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只要将产权的内容与归属作出明确界定， 通过双边的自由协商（交易），就可达到社会最适的环境水平［31］。若将同样 的原理用于水资源的管理上，便可成为可交易水权制度（Tradable Water Permit System， TWP）的理论基础［32］。如果说，初始水权的界定是水权交易市场存在的逻辑前提 的话，那么微观层次水使用量权的界定就直接关乎水权交易市场运行了。可见，水权交易市 场建设与运行的软性前提和基础是将水资源的使用量权进行分配。水权交易市场健康运行有 赖于两个层次的水权界定：一是宏观层次的调控性水权界定，用以明确地区、行业、部门乃 至企业、灌区各自所拥有的水使用量权。由中央水利主管部门或其派出机构做好主要河流的 流域性的水资源规划（Water Resource Plan），从宏观上寻求消费性用水与非消费性用水 的平衡。利用基于河流历史水文资料的水文模型来编制该规划，在缺乏河川水文资料的地方 ，利用降雨资料建模，获得较为科学准确的水资源初始产权的清晰界定。二是水资源的微观 定额体系，用来规定社会每一项产品或工作的具体用水量要求，也就是微观层次的水使用量 权。这两个层次水权的界定是水权交易市场建设与运行的必要前提。清晰界定水权，不仅需 要从技术科学分析水资源承载能力，冷静、客观地分析农业、工业的结构布局和城市人口的 发展规模，从而更加科学地界定当地的经济结构。而且需要在界定水权的程序和过程上制定 严格规定，真正反映各有关主体的利益，尤其是第一层次上的水权界定更为重要。通过听证 、参议、投票等多种可能的形式来实现科学、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水权界定。

5.4 完善水权交易的技术措施

水权交易信息技术平台的搭建，渠系衬砌和测水技术的创新，提高衬砌率，创新测水技术， 为水权交易提供更加精确的技术支撑，保护交易各方切身利益。技术措施还包括可控性水利 工程。水资源的流动性决定了对水权交易的动态监测和计量，这是水权交易市场不同于其他 要素市场的主要特征，从而决定了水权交易市场对技术设备和技术措施高度依赖。以黄河为 例，其干流已建、在建大中型水电站12座，这些干流调蓄工程为优化配置黄河水资源，充分 发挥径流调节作用，同时也为黄河水权交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载体，有效支撑黄河水权 交易市场的建立与运行。比如合肥从大别山购买水，订购总量是9 000万m3， 但输水要经过124.5km的路程，一路损耗后到董铺水库只有6 000万m3左右了。

5.5 水权定价是构建水权交易市场的重要环节

三类水权交易市场上共同面临水权定价问题。目前的水权价格排除了生态的经济补偿，渠系 设施的更新改造和运行维护费以及现在作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建设投入。［33～36］当 然水资源费、水资 源的机会成本都未纳入现行水权价格。所以，目前水权价格实际上是一种狭义或者不完全的 水权价格，从而未能完全、准确反映水资源的价值。因此，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水权转让的 价格形成机制，科学确定水权交易与转让价格是构建三类水权市场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姜文来.水资源管理导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Jiang Wenla i. Introduction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M］.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 ess,2005.］

［2］胡继连等.我国的水权市场构建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2002,（2）:28～31.［ Hu Jilian et al.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Water Property Rights Market ［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 2002,（2）:28～31.］

［3］刘萍.水权:“离市场有多远” ［J］.中国改革,2001，(6):52～53.［Liu Ping. HowFar from Water Market ［J］.China Reform，2001，（6）:52～53.］

［4］蔡方•水价•水权•水市场［N］.中国环境报，2001-03-26.［Cai Fang.Water Price ， Water Property Rights and Water Market［N］. China Environment，2001-03-26. ］

［5］张岳.水权转让管理制度研究报告［EB/OL］. 省略 2005－8－24. ［Zhang Yu e.System of Water Right Transferringstudy［EB/OL］. 省略 200 5－8－24.］

［6］汪恕诚.水权转换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N］.中国水利报，2004-04-20.［Wan g S hucheng.The Transformationof Water Right is of an Important Means for Water Re sources Allocation［N］.Chinese Water Resourc News, 2004-04-20.］

［7］马晓强,韩锦绵.如何实现黄河制度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2）:42～4 6. ［Ma Xiaoqiang, Han Jinmian. How to Achieve the Innov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sWater Rights ［J］.Chinese Social Science Digest,2002，（2）:42～46.］

［8］Bonnie G Colby, Kristine Crandall，David B Bush. Water Right Transactio ns:Maket Values and Price Dispersion ［J］.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1993,29 (6) .

［9］Young R.Why are These So Few Transactions Among Water Users? ［J］. America 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December 1986:68.

［10］Colby,B. Transactions Costs，Efficiency in Western Water All oc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Africulture Economics, December 1990:72.

［11］Goodman,D.J.， Howe,C.W. Determinations of Ditch Company Share Prices i n the South Platte River Basin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1997:79.

［12］刘树杰.缓水荒须改革水利工程水价［N］.经济参考报,2001-03-21.［Liu Shujie.Re form of Water Price of Water Projects Can Help to Alleviate Water Shortages ［N ］.Economic Reference Newspaper, 2001-03-21.］

［13］张仁田等.水权、水权分配与水权交易体制的初步研究［J］.水利发展研究,2002,(5) .［Zhang Rentian et al.Water Rights, the Right to Water Distribution and Water T rading System Preliminary Study［J］.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2, (5).］

［14］田圃德等.关于水权价格的探讨［J］.中国水利,2003,（7）:23～28.［Tian Pudeeta l.On the Price of Water Rights ［J］.China Water Resources, 2003,（7）:23～28. ］

［15］赵壁等.缺水条件下银川市水市场构建与水价形成机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 ,(5)：124～131. ［Zhao Bi et al. Water Market and Pricing at Yinchuan Under Lackof Water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2004,(5)：12 4～131.］

［16］沈满洪.论水权交易与交易成本［J］.人民黄河,2004,(7):19～22. ［Shen Manhong. On Water Rights Transactions and Transaction Costs［J］.Yellow River, 2004,(7):1 9～22.］

［17］李肃清.对水权转换价格构成的探讨［J］.内蒙古水利,2004,（2）:16～18,25. ［LiSuqing.The Conversion Price of a Water Right［J］. Inner Mongolia Water Resour ces, 2004,（2）:16～18,25.］

［18］张岳.水市场的内涵与特征［EB/OL］. 省略/CWSNews/newspro/ne wsview.asp ?s=1692. 2001-03-21. ［Zhang Yu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Market［EB/OL］. 省略/CWSNews/newspro/newsview.asp?s=1692.2001- 03-21.］

［19］胡鞍钢等.转型期水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准市场和政治民主协商［J］.中国水利,200 1，(11):5～11. ［Hu Angang et al. Transition Water Allocation of Public Policy:Qu asiMarket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Consultations. ［J］.Chinese Water Resource,2001,(1):5～11.］

［20］汪恕诚.水权和水市场［J］.中国水利,2000,(11):6～9.［Wang Shucheng. Water Ri ght and Water Market［J］.Chinese Water Resrouce，2000,(11):6～9.］

［21］石玉波.关于水权与水市场的几点认识［J］.中国水利,2001,（2）:31～32.［Shi Yu bo. Some Understanding on Water Right and Water Market［J］. China Water Resourc es,2001, (2):31 ～ 32.］

［22］胡继连等.我国的水权市场构建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2,(2):28～31. ［ Hu Jilian et al. China's Water Rights on The Issue of Market［J］. Shandong Soci al Sience,2002,(2):28～31.］

［23］胡继连.澳大利亚水权市场的形成与发育研究［J］.调研世界,2001,(11):197～208. ［Hu Jilian. Australia Water Rights Market and the Form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 elopment［J］.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2001,（11）:197～208.］

［24］黄河.水市场的特点和发展措施［J］.中国水利,2000,(12):35～38.［Huang He. Wa ter Market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Measures［J］.Chinese Water Resource, 2000,( 12):35～38.］

［25］李原园等.水市场与水权交易［J］.水利规划与设计,2004,(2):9～12.［Li Yuan yu an et al. Water Market and Water Trading Market［J］.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 nd Design, 2004,（2）:9～12.］

［26］Lin Crase, Leo O’Reilly， Brian Dollery. Water Market as a Vehicle forWater Reform: The Case of New South Wales［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 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0：44.

［27］Pigram， Musgrave. Transferability of Water Entitlements in Australian［ J］.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Universities Council on WaterResou rce, Minneapolis, August, 1989.

［28］D.Brennan， M.Scoccimarro. Issues in Defining Property Rights to ImproveAustralian Water Markets［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 rce Economics,1999：43.

［29］姚杰宝等.黄河流域初始水权配置优先位序初步研究［J］.人民黄河, 2005,27(5):47 ～49. ［Yao Jiebao et al. Study on the Yellow River Water Right Initial Allocat ion of Priority Rank ［J］.Yellow River 2005,27(5):47～49.］

［30］白燕.水权转换解决宁夏用水难题［N］.宁夏日报,2004－05－28. ［Bai Yan. Trans f er of Water Right Solve Water Problems in Ningxia［N］.Ningxia Daily,2004-05-28. ］

［31］R•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s, New Series, 1937，4(1 6)：390.

［32］李坚明,黄宗煌.地下水水权交易制度下之用水决策与取水许可证之价格分析［J］.( 台湾)农业经济半年刊,2000,(6):52～61. ［Li Jianming, Huang Zonghuang. Water Decis ionMaking and the Price of Water Permits in the Instpective of Groundwater Tra ding System［J］.(Taiwa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Biannual. 2000,(6):52～61. ］

［33］彭新育．我国流域水市场的制度研究思路［J］．生态经济，2008，(3)：57～60．［ Pe ng Xinyu， A Study on Water Market of Watershed System in China［J］．EcologicalEconomy,2008，(3)： 57～60．］

［34］才惠莲，杨鹭．关于水权性质及转让范围的探讨［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08，8(1)：56～60．［Cai Huilian，Yang Lu．Disc uss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cope of Transfer of Water Rights［J］．Journal ofCh 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8，8(1)：56～60．］

水权交易市场篇5

关键词：排污权；市场化；障碍；对策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将科斯定理应用于水污染的控制研究。Martin Weitzman比较了边际减排成本和边际减排收益不确定下庇古税和排污权市场的优劣。Copper and Oates认为，排污权市场降低了最终污染水平的不确定性，在缺乏发信息使得政策制定者随意选择污染标准，那么采用排污权制度就更有可能达到该标准。

既然排污权交易的核心是通过市场机制减排，那么该市场是否成熟是衡量该制度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至今，美国已建立较成熟的排污权市场，有大量文章研究参与者的市场势力以促进建立完全竞争的排污权市场。Malik指出拥有市场势力的排污权市场参与者倾向于掌握多余实际需要的排污权，以提高排污权价格。Liski and Montero的研究表明，若允许存储排污权，有市场势力的排污权购买方不会影响该市场的最优状态。而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可追溯至1988年开始试点的排污许可证制度。至1999年，我国与美国合作，确立运用市场机制控制二氧化硫的减排，南通、本溪等城市都是最先的试验点。2007年9月，嘉兴正式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从我国已有的文献看，有许多文章关于美国成功建立排污权市场的经验对于我国的启示，如王瑾、刘彦廷、李冬，樊纲和王小鲁、黄国轩和张俊霞也提供衡量我国市场化发展的指标，但我国少有文章以排污权的市场化程度为视角，深入剖析我国排污权交易的制度障碍。本文以嘉兴市排污权市场为例，从市场化角度切入与美国进行比较，分析我国排污权市场的障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嘉兴排污权交易市场概述

2002年，嘉兴秀洲开始排污权交易的实践，直至2007年9月24日，嘉兴市正式推广排污权市场，交易对象为COD与二氧化硫。该市场主要由交易者、交易价格、交易程序、在线监测系统等组成。目前，该市场的交易主要集中于排放COD、二氧化硫的市场主体与排污权交易中心之间进行，按照官方核定价格进行，少数交易通过拍卖在市场主体之间进行。但该市场尚未向其它市场主体开放。

在排污权交易中心成立之初，嘉兴市就已完成了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和大气、地表水自动监测两大环境监控系统的建设，实现了对全市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全天候实时数据和图像监控。该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建成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虽然从2005年开始，嘉兴市污染控制逐渐从“浓度控制”转入“总量控制”，但目前的在线监测系统并不能对企业的排污总量进行实时监控。此外，为解决企业流动性问题，嘉兴市政府与市商业银行合作，制定了排污权抵押贷款制度。

三、排污权交易市场化程度的比较分析

结合我国衡量市场化程度指标和排污权市场的特征，本部分就试图以美国二氧化硫排污权市场为参照系，选择了市场的参与者、市场体系及私人交易占比等三方面着手，将嘉兴排污权市场与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污权市场进行比较，以此来衡量嘉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化程度。

1　排污权市场的参与者

(1)美国――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美国，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要遵守ARP和CAIR，在建立排污权账户后，都可以参与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的参与者主要有排污的电力企业、环保组织和排污权中介。排污权交易的参与者可通过EPA每年举行的排污权拍卖会、排污权中介和环保组织进行交易，交易价格由市场决定。

值得关注的是，在排污权市场上，EPA除了负责举办每年的排污权拍卖会以外，并不参与排污权交易，它在排污权市场中的主要职责为管理排污权账户并履行监督职责。在实际操作中，EPA每年年终对排污治理企业的排放情况进行检查，对超过规定排放量的企业，将被处以罚款，处罚力度根据每年通货膨胀进行调整，2004年的罚款为2963美元／吨。这违法的价格远远高于每吨污染物的减排成本，使得企业很少有违规的动机。在2009年，ARP范围内的电力企业无一违法，实现了100％的达标。

(2)嘉兴――交易中心与规定范围内的企业

嘉兴排污权供给来源主要有：减排者、政府回收和回购的排污权、无偿收回的限制排污权以及采取区域综合性减排措施后获得的削减量。同时，排污权交易有3类需求方：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企业；因减排代价过高而不愿减排的企业；暂时无偿获得排污权的老企业。

从排污权供给方面而言，由于嘉兴市并没有真正实现对排污总量的在线监控，“减排者”仅仅意味着通过安装减排设施实现永久减排的企业，通过其它方式减排的企业并不能成为排污权的可转让方。这意味着目前，嘉兴市只承认通过安装减排设施而减少的排污量。

而对于排污权需求方，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建设之前必须通过环保部门的审核，并且必须按照不低于规定的比例购买相应的排污权。

除以上提及的排污权交易参与者类型外，其他单位或个人不能参与嘉兴排污权市场的交易。在这个层面上，嘉兴排污权交易参与者的范围比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参与者范围小得多。

2　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

(1)美国――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

排污权交易的市场结构日益复杂。尽管减排可以使企业不必参与排污权的市场交易，但美国的排污权市场为企业降低成本、风险管理甚至盈利提供了多种途径。它的排污权市场主要由现货市场(Spot Market)和期货市场(Futures Market)构成。

①现货市场――实现价格浮动

美国的排污权现货市场的价格随供需的变动而改变。

②期货市场――减少市场价格波动

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NYMEX)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都设有二氧化硫排放权的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是对现货市场风险的一个保险市场，从而使投资者找到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排污权市场允许任何个人和单位进行排污权交易的开放姿态使得投机者能在排污权交易中自由进退，使排污权的现期价格和远期价格变化步调趋于一致，降低了排污企业面临的价格波动风险，从而增加了市场流动性。期货市场为企业在排污权交易中的风险管理提供了灵活性。

(2)嘉兴――现货市场

嘉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大部分交易不具备现货市场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嘉兴市排污权的大部分交易以官方指定的价格进行；另一方面，嘉兴市通过拍卖有一小部分排污权的价格是

由市场决定的，而且它也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自嘉兴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以来，排污权的价格就由官方规定，例如二氧化硫的价格被统一为每吨2万元／年。同时，嘉兴南湖试图通过排污权拍卖使价格市场化。截至2009年9月，嘉兴市共进行了2次排污权的公开拍卖，都在南湖区举行。南湖区将部分公共资源和排污企业削减指标进行公开竞拍，通过竞拍，成交价远远高出排污权交易的指导价，实现了通过市场来体现排污权作为稀缺性资源的价值。但是嘉兴市大部分的排污权还是按官方核定价格进行，真正通过市场进行的排污权交易不仅不管是交易的频率还是交易额都远不及美国的排污权现货市场。

3　私人部门间排污权的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比重

因为不同经济组织间的交易被视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其交易量的大小被视为衡量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否活跃的一个重要标志。

(1)美国――私人交易占比稳步上升

图1显示，在美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市场中，二氧化硫在私人部门之间的累计交易量不仅在数量上递增，在总的累计交易量的比重也不断加大。由此可见，美国排污权市场运行良好，真正的市场行为活跃。

(2)嘉兴――企业间的交易微不足道

可供交易的排污权主要来自交易中心回购、回收的排污权和综合区域减排获得的削减量，通过企业自身减排而出让的排污权几乎没有。只有在南湖区拍卖会上，拍卖的排污权来自企业通过自主减排而可出让的排污权。拍卖可以被视为嘉兴企业与企业之间交易的唯一途径。因此，相对于累计的交易总额，企业间的排污权交易额，微不足道。

四、嘉兴排污权市场化的制度障碍

可见，嘉兴市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化程度远不及美国。然而，是什么阻碍了嘉兴排污权的市场化?

1　缺乏排污总量的在线监测体系

尽管平湖区制定了如何利用在线监测系统的数据核算排污总量，但细看平湖区的核算方法，其实仍然没有实现排污总量的在线监测。平湖区规定利用废水排放量和污染物排放浓度两方面的数据来认定排污总量，而废水排放量以环保部门核定的允许排放废水量为依据，并不是以实际排放的废水量为准，因此，该方法核算的依然不是企业实际的排放总量。

2　政府干预过多

政府对排污权市场干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定政策迫使企业出让闲置的排污权以增加供给，二是官方制定排污权价格，使价格不能及时反映供需变化。

嘉兴市关于无偿收回闲置排污权的规定实质上该政策并不会增加现有系统的排污权供应量。面对过低的官方核定的排污权价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只会尽力将已获得的排污权用尽。另一方面，限制嘉兴市排污权交易市场化进程主要是其大部分的交易价格并没有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而改变。南湖区通过拍卖促进交易，而在南湖地区以外，由于官方给定的价格低于交易市场的均衡价格，企业即使拥有多余的排污指标也不愿意出让，导致排污权市场供不应求，影响市场交易，也正是因为官方给定的价格没有反映市场供需，企业没有足够的技术创新的激励，没有足够的减排动力，在减排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绝大多数减排量纳入到减排体系，造成可交易量进一步减少。

3　交易中心实为结算中心

在企业整个申请购买的过程中，排污权交易中心没有为企业及时提供关于排污权供给量或需求量的任何信息，而只是认定经市建设管理部门审核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出具的《排污权购买总量联系单》，与购买排污权的企业进行最后的结算程序罢了。因此，它只是一个结算中心。

4　设置排污权有效期限

目前嘉兴市的排污权价格都是以每年为期限的，这意味着排污权在获得当年不使用则过期作废。该设置的初衷是保证每年的排污总量在政策制定者的控制范围内。然而，排污权有效期限的设置鼓励企业排污至每年排污总量的上限，否则，对企业来说没有使用的排污权意味着浪费。这种设置反而鼓励企业排污。

五、促进嘉兴排污权交易市场化的对策

1　建立排污总量实时监测体系

对排污总量进行实时监测正是排污权交易市场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为了真正实行排污权交易，在线监测体系必须由目前的控制污染物浓度为主向控制排污总量转变，达到对实际的排污浓度和废水废气排放总量两手抓，实现排污总量的在线及时监控。

2　升级信息平台

为了加速嘉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化，应充分发挥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作用。应升级该交易平台，使参与排污权交易的企业能及时、准确地获得排污权需求量、供应量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信息。交易中心应建立在线交易系统，方便企业获取信息和交易。另外，排污权交易中心还应该公布排污权市场的每笔交易和已规划的各年排污总量，这有助于当地企业产生合理的预期，减小排污权的价格波动。

3　减少政府干预，实现价格浮动

企业不愿意减排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对于排污权的定价过低，企业不愿意通过减排出让排污权。但若定价过高，排污权的供大于求，过犹不及。只有市场知道排污权的均衡价格。因此，为了给企业足够的动力出让排污权，排污权价格市场化是唯一出路。

水权交易市场篇6

关键词：澳大利亚水权制度培训报告

为学习澳大利亚水权理论、水权制度和利用水权制度配置水资源的实践经验，提高我国水权理论研究水平，促进我国水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2002年5月13日至6月2日，水利部组织了水权制度培训团赴澳大利亚培训。培训期间，邀请了南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ofSA）JenniferMcKay教授及法律专家MichaelFlemming律师就澳大利亚水权、水法规等问题进行授课并研讨交流，访问了维多利亚州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水资源管理处、悉尼水务局、墨累－达令流域管理委员会等单位，与有关官员、专家进行了座谈交流。通过培训和研讨，对澳大利亚水权制度、水市场及其特点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达到了培训考察的目的。

一、澳大利亚水权制度及水交易概况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之一。只有稀疏的河流和湿地。全境年平均降水470毫米，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少的大陆。人口1908万，人均水资源量18743立方米，水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国土辽阔，且蒸发量大，相对于768万km2的土地来说，又是缺水的国家。

澳大利亚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农业及畜牧业非常发达。有关资料表明，澳大利亚用水总量中，农牧业的用水量所占比例也非常大，如1995～1996年，畜牧业用水占35％，农业用水约占27％，工业及其他用水占26％（采矿为主），城市用水占12％。农业和畜牧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比例超过了60％。

澳大利亚最早的水权制度来源于英国的习惯法，实行河岸权（riparianrights）制度，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以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将水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明确水资源是公共资源，由州政府代表皇室调整和分配水权，用水户水权通过州或地区政府相关机构以许可证和协议体系来提供。

20世纪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的水交易迅猛发展。这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政务院水改革框架的一项重要成果。1994年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务院签署批准了水工业改革框架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要求各州推行水分配综合体系，其基础是水权与土地权的分离和水权综合体系的建立，该体系主要由水权所属关系、水量、可靠性、可转让性及水质等组成。1995年4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务院批准推行包括水工业在内的国家竞争政策和相应改革计划。联邦政府以协议的形式承诺为改革提供财政资助，以推动各州贯彻改革计划，这大大促进了水权交易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澳大利亚水权交易使水资源的利用向更高效益方面转移，给农业以及其他用水户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促进了区域发展并改善了生态环境。用水户和供水公司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加关注节约用水，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用水管理水平。由于在立法、自然条件、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不同，澳大利亚各州、各地区水交易的活跃程度有所差异。

在维多利亚州，特别是在该州北部的灌溉平原，有调节河流上建立了良好的水交易。最近几年，主要是通过永久性水交易的形式，将水调到酿酒葡萄、园艺种植等高附加值农业上，优化了水资源的配置，提高了用水效益。1998年，为提供可利用的市场信息、促进交易者进入市场，维多利亚州建立了北维多利亚水交易所，提供了大量必需的有关临时交易的市场信息，进一步提高了墨尔本～墨累地区临时交易的兴趣。目前维多利亚州未调节河流地区也有强烈的兴趣扩大水交易。为满足环境要求，维多利亚州正在强调节水和提高水的使用效率，希望农田用水效率提高后的节水能用于增加生产或出售用于高价值使用。

在新南威尔士州，水交易也非常活跃，尤其是在有调节的水系。在新南威尔士州现行的立法体制下，临时水交易非常简单快捷，州内或流域内的临时水交易一般在一周内就会得到批准，如果是跨州或跨流域的临时水交易最多三周会得到批准。永久性的水交易则费时较长，一般要花费半年到一年时间，主要原因是在进行永久水交易（包括跨州、跨流域水交易）时需进行较彻底的环境评估。

在昆士兰州，水分配注册体系由州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并模拟该州土地权注册体系进行运作。在1999～2000年，昆士兰州全州额定分配量的4.88％的水量进行了临时转让，另外还进行了4次永久性转让（总量为16.4万立方米）。2000年9月，昆士兰州议会通过了新的水法即《水法2000》。该法规定应通过制定与实施某一流域的《水资源规划》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分配和管理。《水法2000》允许进行水分配量的永久转让，这类转让是在资源运行规划内将现行的用水许可证转换成水量分配而进行的。《水资源规划》中规定的目标通过资源运行规划实现，而资源运行规划则明确了水权转让的相关规则。

在南澳大利亚州，不同地区之间水交易情况差别比较明显。在该州巴劳萨流域，墨累－达令流域跨州水交易使跨州购买的水量正在抽入到巴劳萨流域，不仅使水向高价值用途转移，同时增加了当地发展和就业机会。在州政府拥有的高地灌区，将可转让水权引入到公开的水交易市场，使得水权拥有者认识到了水资源的真正市场价值，通过水交易，使得那些困于规模较小、难以维持的灌溉者脱离了灌溉业，而继续从事灌溉业的，则能够利用更多的资源和灌溉系统，提高了灌溉效益，并为这一地区许多过去闲置的土地得以重新利用创造了条件。不过，在南澳大利亚州的其他一些地区，许多人对引进水交易权持反对意见。因为一旦水资源完全分配并进行交易，水的价格常常会迅速飚升，有水权的人因此会获取大量的资本收益，特别是以前无偿分配的水量给水权拥有者带来赚大钱的机会，这被认为是种“意外的收获”，是不公平的。在澳大利亚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人持相同的看法。不过，这种不公平并不是由于水交易制度的引入而造成的，它源于水的初始分配的不公平。

在西澳大利亚州，临时水交易主要在该州的西南灌溉合作社发生，这类交易大都是肉牛农户向奶牛农户售水；水权的永久出让则通过拥有可灌溉土地者的股份转让来进行。塔斯玛尼亚州尚处于水交易的初期阶段，还没有与土地转让相分离的水资产永久转让。目前，新的《水管理法1999》为该州实施水转让提供了依据，它承认建立在该法下的任何水权都是财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独立于土地权销售之外进行交易和转让。

二、澳大利亚水交易的有关问题

目前，澳大利亚各州、地区在强化水交易方面达成了共识，即在保护其他用水户、河流和湿地及大环境，保护第三方利益的前提下，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发展高效公平的水交易。水交易应使水权向更高价值用途的方向转移，保证水能最大限度地给用户和广大社区带来效益，同时应能激励耗水用户、水行业、水资源管理者和水系运行者改进水的分配和管理。

1、水权的内涵

在澳大利亚，简单地说，水权即水的使用权。水权主要依据水量、可靠性、使用权期限及输送能力或抽取率等定义。为了便于交易，法律上可将水权分割成若干部分，如水量或份额、输送能力或抽取率、现场使用权等。水权象土地和股份一样被视为一种资产，应进行公开注册并且是可审查的，能独立进行交易。为了既满足用水户对产权安全的要求，又能使社区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管理，对水授权的处理就如同“永久租约”的性质，对水的拥有权和交易权可授予所有能拥有资产的个人和实体。

2、水权的初始分配

理论上对水权分配是根据综合规划系统及全流域资源的水文评价进行的，包括消耗性和非消耗性用水权的分配。在澳大利亚，水权从州到城镇到灌区到农户被层层分解。跨州河流水资源的使用，在联邦政府的协调下，由有关各州达成分水协议。根据某一河流多年（10年左右）的来水和用水记录以及土地的拥有情况等，确定个人（农牧场主）或公司用水额度。

目前，环境用水在澳大利亚得到了高度重视。1995年联邦政府政务院在水改革框架中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环境是合法的用水户。水分配过程中，每个流域经测试后首先评估确定需要多少的环境生态用水，在生态环境用水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再确定可供消费的水量。除了某些特殊或紧急情况外，环境用水具有优先权。消耗性用水要以保证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同时只有在环境用水与其他用水之间确定分配关系后，才能引入水交易。

如前所述，一旦水资源完全分配、引入水交易，以前无偿获得水权的人因此会取得相当可观的资本收益。这种不公平是基于水权取得时间的“时先权先”或仅考虑当前水需求的分配体制带来的。因此，澳大利亚一些土地拥有者要求在允许水权出售前重新分配水权，并在水权初始分配中引进竞争机制，如采用拍卖或有条件购买等方法来分配水权。这类市场化的水分配机制正逐步推广，并将逐渐淘汰过去“时先权先”等不合理的分配方法。

在产权初始分配及实施中，社区的广泛参与对获得公众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参与其主要途径是让各用水户、利益团体和一般社区成员参与到影响水权分配与管理的流域规划过程，以及进行与水分配及水权交易有关的公众咨询程序。

3、水权交易遵循的原则

总体上看，澳大利亚水权交易咨询的原则有：在满足环境保护和第三方利益的条件下，应允许进行地表水和有条件的地下水的交易；所有水权、水的使用和交易应以合适的水资源管理规划和农场用水管理规划为基础；注重交易的成本和影响；构建有利于水市场有效运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结构等。

地表水水权交易的主要形式包括流域内、流域间以及跨州的水权交易，以及河段或集水区范围内的水交易，交易应符合河流管理规划以及其他相关资源管理规划和政策。地下水权的交易一般只能在共同的含水层内进行，它同样要符合地下水管理规划及其他相关资源管理规划和政策。

4、水权交易适用范围

水权交易是有适用范围的。交易双方必须明了他们买卖的是什么，只有水权得到精确定义后，依据确定的水量、使用期、可靠性等方可进行水交易。同时明确规定，核心环境配水以及为生态系统健康、水质和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的保留用水不得交易。一些家庭人畜用水、城镇供水以及多数地下水同样是不可交易的。

水交易同样受到地理条件、水文条件等限制，水能够卖到什么地区或水系、水可以从哪里买到，都是需要分析比较的。为方便水交易，需制定相应的规章，规定何时何地以及在何种条下可以进行交易。应根据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输水能力、环境要求以及在考虑第三方的利益后来确定水交易区域和地下水管理单位。

5、水交易的程序

水权交易分为永久性的和临时的两种。一般水交易的程序主要有：核查卖方水的所有权、可利用权、输水能力以及涉及的第三方利益；核查买方输水能力、场地使用以及与相关环境标准和管理规划的符合情况；潜在的交易双方应适当保证按时支付和及时送水；提供买卖双方责任最低标准的文件。水交易管理者应将有关要求文本化，在交易前向买卖双方说明水交易程序及相关义务等。对准许交易买卖双方的用水必须进行测量和记录。水交易程序强制性地要求价格公开，价格公开和市场信息可在相关网站上获得。

水交易的方式可分为私下交易、通过经纪人交易和通过交易所交易三种。成熟有效的市场除了买卖双方参与外，一些中介如经纪人、商、收集商及投机商的参与也是必要的。为防止水市场出现垄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如规范交易程序、及时公开信息、大力发展水交易所等。对水经纪人和水交易所，要严格制定其职业道德标准和公开化标准。

6、政府的职能

在澳大利亚许多州和地区的立法体系下，政府是资源的管家，有责任制定管理与使用的政策框架。州政府在水交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提供基本的法律和法规框架，包括有效产权和水权制度的建立，在该框架内，土地所有者、管理当局、灌溉公司或合作社以及其他私营能够有效进行交易，而不会对第三方产生负面影响，对河流、含水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不产生破坏。

（2）作为资源的看守者，建立用水和环境影响的科学与技术标准，规定环境流量。

（3）提供强有力的监测制度并向广大社区信息。如通过发展水交易所等方法促进价格公开和市场信息的传播。

（4）明确私营机构的权限，使它们在权限内运营。

（5）承认选择是否进行水交易的自由。

（6）确保市场机制本身的效率。政府有责任提高市场的透明度。

（7）市场的快速变化也需要政府维持资源提供和优先顺序的灵活性，以便能够处理不断出现的各种趋势和问题。

（8）促进对社区有明显效益的水交易。

总之，澳大利亚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指导，在政府强有力的调控下，通过完善水权制度、规范水权转让、培育水交易市场，达到了优化配置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促进了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思考与建议

1、我国水权制度的建立必须适应国情、水情。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虽然水资源总量有2.8万亿立方米，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不到澳大利亚人均水资源量的12％，且时间、空间分布不均，更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缺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借鉴国外水权水市场的成功经验，在我国推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水权水市场制度，是我国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节水的一项重要举措。

通过与澳大利亚有关专家、学者座谈交流，我们得知，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水权交易基本上都是农业或畜牧业用水之间的交易，其他用水还没有出现水的交易，在不同部门之间也很少有水交易的发生。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农牧业非常发达，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和规模经营，加之历史上农业、畜牧业的水权份额较大，因此水交易更多地发生在农业、畜牧业之间就成为必然。与澳大利亚相比，在我国用水结构中，农业用水同样是用水大户，超过全部用水三分之二，但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巨大，农业生产以家庭生产为主，目前形成规模经营的还很少，这又与澳大利亚的情况明显不同。

汪恕诚部长曾指出，跨流域调水将是21世纪中国水利的一大特点，这主要是指城市供水。从全国来看，我国缺水城市数量多，其中有些城市缺水程度非常严重。许多缺水地区原来用于农业灌溉的水源纷纷转向了工业和城镇供水，因此，我们要主动适应这种转变，超前考虑这一问题。从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浙江东阳市和义乌市水权转让实践看，正是义乌市的城市发展中出现了水资源短缺这一瓶颈，义乌市有紧迫的水资源需求，才促成了水权转让的实现。

通过水权转让，东阳市的弃水和农业节水获得了有偿收入，而困扰义乌市发展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有利于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促进节水社会的形成，因此，针对我国国情、水情，抓住重点，逐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水权水市场制度，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2、高度重视初始水权的分配工作。

在推进我国水权制度改革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合理分配初始水权，这既涉及技术领域，又涉及权益的分配，是推进水权制度、实行水权管理的难点和关键。

合理解决水权分配问题，就必须加强用水管理，建立起科学的用水指标体系。汪部长指出，要建立两套指标体系，一套是水资源的宏观控制体系，一套是水资源的微观定额体系。前者源头上控制总用水量，按照分配水量不能超过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原则来分配水资源的使用权，明确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乃至各企业各灌区各自可以使用的水资源量。后者用来规定社会的每一项产品或工作的具体用水量要求。这两套指标相辅相成，水资源的宏观控制指标从供水的角度看问题，通过控制用水总量，决定经济结构的布局，是在高层次上的水权分配；微观定额指标是从需水的角度看问题，它将水资源宏观指标体系具体化，即在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内，规定着各类产业、每个单元耗水的多少，使每一项用水都有定额指标，从而使最基层的水权分配具有量化基础，是水权分配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3、必须抓紧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

水权交易市场篇7

用市场化手段代替行政命令，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已逐步达成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11月正式启动碳交易试点，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省及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3年以来，碳交易渐有燎原之势，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先后进入正式碳交易阶段。目前发改委已经着手研究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

从华沙气候大会参会归来不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表示，“低碳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潮流和各国新一轮经济、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无论从顺应市场发展潮流，还是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来看，都必须加快推动低碳发展。”

在国家层面的低碳战略规划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在2013年的两场雾霾中得到刺激性增长，2013年，被视为中国碳交易元年。

什么是碳交易

碳交易，即买卖碳排放权的交易。碳交易机制源于《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目标。但强制减排会给企业增加成本，企业减排动力不大。后来，企业发现，碳排放权也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资产，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减排困难的企业可以向减排容易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后者替前者完成减排任务，同时也获得收益。

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政府相关部门首先设定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额，然后将总额分配给企业，超额排放企业需借助碳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权。企业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把富余的碳排放权配额通过市场售出，形成碳交易。

2013年11月26日，上海碳交易市场启动。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和上海石化共同购买了申能集团6000吨碳配额，完成了当天首笔碳排放权交易。全市191家来自钢铁等工业行业及宾馆等非工业行业的企业，率先纳入了碳排放配额管理范围。

2013年12月19日，全国最大的交易规模让广东的碳排放权交易备受关注。当日，共有7家企业成功实现7笔交易，总成交量为12万吨，累计成交金额722万元，最高成交价61元/吨，最低成交价60元/吨。其中，首笔交易的买卖双方为阳春海螺水泥公司和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交易量为20000吨，成交价格为61元/吨。

气候组织估计，至2014年，中国的碳市场将覆盖7亿吨碳排放，当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建立全国碳市场时，则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体系。这样一个前景广阔的市场，到底谁能参与其中，并且分一杯羹呢？

目前，进入控排企业名单的企业，才能参与碳交易。以广州举例，首批控排企业为电力、钢铁、石化和水泥四个行业2011、2012年任一年排放2万吨二氧化碳（或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共202家。同期的北京规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万吨以上的企业和单位，都已被纳入碳排放的履约范围，目前共有490家企业完成核算和第三方核查，可参与交易。

在2013中国碳市场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节能减排领域，我国应该转变治理思路，从单纯的政府强制调控逐渐变为市场调控。这是因为，当前仅依靠企业的环保意识来实现节能减排并不现实，而强制性实施减排则会增加社会成本。以市场手段节能减排，衍生出了与碳交易相关的金融业务。

交易金融化

把碳的排放量打包转变为一种金融产品及衍生品并上市交易，通过市场方式实现城市间和企业间碳排放量的交易和流通，并且让投资者有机会参与其中并且获利，这就是碳金融。而实际上，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将这样一种新型的金融交易方式变为现实。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于2013年11月底在沪推出国内首只碳金融综合服务产品，对碳交易资金进行有效的金融管理，并成为日后上市交易的金融产品。早在2006年5月，兴业银行就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针对中国在节能技术运用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融资需求特点，在境内首创节能减排项目贷款。

碳金融业在我国发展前景广阔，而国际上的经验也表明，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不断加强，市场也愈发成熟，金融机构正大规模介入。在碳排放交易如火如荼，碳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的同时，被称为“碳资产”的减排项目正成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投资银行及证券公司追逐的热点。

最初金融机构只是担当着企业碳交易的中介机构，赚取略高于1%的手续费。但随着碳金融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基金看准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升值潜力而直接投资。金融机构的参与使得碳市场的容量扩大，流动性加强，市场也愈发透明。而一个迈向成熟的市场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甚至私人投资者参与其中，且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二氧化碳排放权批发市场的日益壮大让私人投资者对二氧化碳排放权零售商品的兴趣也与日剧增。

除了单纯地进行配额交易和设计金融零售产品外，投资银行还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碳市场。摩根士丹利曾宣布投资30亿美元于碳市场，美国还专门成立了碳银行，为企业减排提供咨询以及融资服务。气体排放管理已经成为欧洲金融服务行业中成长最为迅速的业务之一，各机构都竞相招兵买马。

碳市场三城记

2013年可谓中国碳交易元年。深圳碳交易市场于6月18日正式开市交易，不到半年后的11月26日、11月28日，上海和北京也相继启动碳交易。

三地碳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一致，将碳排放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根据控排企业历史排放水平与行业生产基准水平来确定各个企业的年度碳配额。不过细看三地交易规则，还是有基于三地不同风格而产生的差别：上海的海派风格规范稳妥，深圳步子总是快一拍，北京央企交易均为大手笔。

相比深圳的激进和北京的灵活，上海碳交易市场则胜在交易细则之严谨，可称滴水不漏，规范先于开拓。比如深圳碳交易市场虽然2013年6月即率先开闸，但具体的管理暂行办法却在几个月后才公布；上海则在碳交易市场正式开始之前就公布了详细的交易细则。和北京、深圳碳交易试点市场一年一发的情况不同，上海则是一次性发足三年配额。上海也是唯一一个针对未按规定履行配额清缴义务企业做出了处罚规定的试点市场。

深圳在交易规则上最为开放和大胆，是唯一对个人投资者开放的碳市场。深圳碳市场中碳价格也在过去半年出现了剧烈波动。在2013年9月中旬时，深圳碳价从开盘价的28元/吨涨至最高92.95元/吨，国庆假期后又现过山车行情，价格飙升到130.9元/吨峰值后又大幅回落到80元/吨价位。相比这个价格，上海碳交易市场启动时的建议价为25元/吨，北京碳交易线上交易开盘价则为51.25元/吨。

水权交易市场篇8

摘要：南水北调工程近年来成为我国一个重大的工程项目，本文通过水权交易理论，研究南水北调中水权的分配，从而对南水北调中的水价进行分析，建立水权交易市场来优化水资源配置，更好的开发利用水资源。

关键词：水权交易；水市场；水价；南水北调

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1-0031-02

水权交易是指水资源使用人将水资源使用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的行为[1]。通过水权交易理论建立水市场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节约用水和保护生态环境[2]。澳大利亚的雪山调水工程[3]保障了流域间水资源开发利用，美国加州在北水南调工程基础上利用“水银行”模式[4]以地下水为载体重新分配利用水资源等国外成功的经验表明，水权交易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水权交易对缓解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大意义。研究南水北调基于水市场理论的水价体系对于建立我国水市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南水北调工程概述

南水北调工程是为了解决北方大范围，区域性资源性缺水问题而建立的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其主要线路有西线、中线和东线三条[5]：

西线工程：从位于四川和青海山区长江上游支流引水，调水线路大多为偏僻山区。

中线工程：始于汉江上游丹江口水库，调水干渠穿越淮河上游和黄河，沿太行山输水至北京。

东线工程：从长江南京下游调水，通过隧洞穿越黄河，自流向北流入天津。

二、南水北调工程水权分配的程序

1.南水北调工程水权分配的程序可以遵循以下程序[6]：

（1）各省市向南水北调工程配水主管部门提交初始水权申请书，内容包括用水目的、计划用水量、取水地点、节水措施，及污水处理措施。

（2）南水北调工程配水主管部门对各省（市）提出的初始水权申请进行登记，确认其申请用水量，并决定工程调水总量。

（3）工程配水主管部门在对各省（市）初始水权申请进行登记后，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水权分配原则，以及工程建设过程中水资源费的支付情况对初始水权申请进行审批。

（4）各省（市）在提出调水使用权申请，并经南水北调工程配水主管部门审批后，就取得了所申请的调水初始使用权。

三、南水北调基于水权理论的水价分析

水权水市场是以价格为杠杆来优化配置水资源，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为例，对水价进行分析。

1.中线工程水价分析

（1）水价测算的基础资料

①供水量及水量分配

水价分析中的供水量以多年平均可调水量为基础（见表1[7]）。

表1 中线工程供水量及水量分配表 单位：亿m3

工程从建成到发挥效益须经历一段时间，假设工程运行第一年供水量为设计规模的50%，之后5年以每年10%递增。

（2）中线配套工程综合水价

中线配套工程还贷后综合水价见表2 [7]。

表2 中线受水区各省配套工程综合水价（还贷后）

基于南水北调工程以输水沿线城市供水为主，兼顾生态环境和农业用水的目标。本文主要分析居民和工业企业的用水承受能力。

（1）居民承受能力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成果[8]，家庭水费占收入的3%～5%时是可行的。我国一些研究也表明：水费占家庭收入1%及以下时对居民影响不大；占2%时会引起居民的一定重视；占2.5%是降产生较大影响；占5%时会产生很大影响。本文结合南水北调中线受水地区经济情况，分别计算水费占家庭收入2%和2.5%时的居民水价（见表3）。

表3 2010年受水区各省市居民可承受水价

由上表可知，居民收入不同可承受水价也不同。同时，不同地区的居民可承受水价不同，其中北京最高，天津次之，河北省与河南省较低。

（2）工业企业承受能力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成果[8]，当水费占工业生产总值3%时将引起工业企业的重视；占8%～10%时将促进企业节约用水并开展污水资源化。由于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不能完全做到合理用水，经比较宜选取工业水费占工业生产总值的2%和3%进行分析（见表4）。

表4 2010年各省市工业用水可承受水价

由上表可知，工业总产值不同各企业成承受水价也不同。不同地区间也存在一定差异，以天津最高，北京次之，河北省也河南省较低。

四、建立南水北调的水权交易市场

由上文分析可知，要解决华北地区缺水问题，国家应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水资源管理[9，10]，即建立水权交易市场，实现跨流域、跨省市的水资源管理，以优化水资源配置，合理利用水资源。要建立水权交易市场[11]应该：

第一，国家对水权交易市场进行宏观协调和管理，使南水北调的水资源配置与国家的发展目标一致。这样既有利于水利工程和环境治理的统筹安排，又避免了国家计划的僵硬性。

第二，通过水权交易中的具体运作，对各水资源产权主体进行调整，从而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使水权交易趋于公平[12]。

通过以上一系列方法，努力使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水权交易市场合理、公平的进行运作，使南水北调工程更加高效的进行。

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南水北调工程是可行的。对于南方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可以向北方提供水资源来获取额外收入。而北方地区也可以弥补本身水资源不足的缺陷，利用从南方调得的水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及工业，最终实现双赢的局面，这使得国家对水资源很好的进行优化配置并加以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石义岭.浅析水权交易和水权市场[J].知识经济.2011，（03）：66-67.

[2]罗义，李俊奇，代学民.浅谈我国构建水权交易市场[J].硅谷.2009，（16）：193-194.

[3]刘强，殷大聪.国外跨流域调水管理对我国水资源配置的启示[J].人民长江.2011，（18）：115-120.

[4]张郁，吕东辉. 中外“水银行"模式比较及对南水北调工程的启示[J].经济地理，2007.11：1021-1024.

[5]Jeremy Berkof ，石秋池 ，朱威 ，等.中国南水北调项目的可行性探讨[J].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4，（01）：22-31.

[6]刘洪先.水权理论与南水北调工程水权分配[J].人民黄河.2002，（03）：19-21.

[7]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南水北调工程水价分析研究简介[J].中国水利，2003-1：63-69.

[8]李春雨.南水北调用水户水价承受能力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16）：45-47.

[9]徐建新，贾屏，古红梅.南水北调工程多水源供水水市场分析[J]，中国水利，2005-8：45-47.

[10]徐建新，贾屏，谷红梅.试论南水北调工程运行后多水源供水的水市场[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5：74-76.

水权交易市场篇9

下午好！十分高兴参加*中国金融高峰会论坛。感谢举办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得以让社会各方更多地了解国有产权流动和监管的现状，也给了我一个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学习的机会。

众所周知，20多年来，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尽管对某些国企改革的做法及经营管理的现状不无尖锐的争议和批评，然而，今天的国企，无论纵向和80、90年代相比，还是横向和曾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任何国家国企相比，其经营管理水平、其经济效益、其实力、其国际化趋势等，优劣差别都是显而易见的。*年国务院国资委系统的中央企业已有13家跻身于世界500强。我们为此而深感欣喜和自豪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要求，要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而伴随企业国际化竞争日趋剧烈的未来，国企发展的责任更重大，任务更艰巨，道路更坎坷。

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步伐，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基本完成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结构的调整，是下一阶段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明确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要途径，通过不断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促进国有产权有序流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既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经途径，也是国资监管方式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要做到国有产权有序顺畅流动，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手段管理企业国有资产在观念、方法、思维方式方面的束缚，切实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国有产权的流动必须通过严格市场规则规范行为，通过市场机制促进优胜劣汰，协调供求关系，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优组合上去，从而挖掘资产的潜能，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和合理利用。无论是从政府职能角度，还是从出资人代表角度，要改变“靠审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审批决定一切”的思维惯性，努力把那些不该政府、出资人做的事依照市场机制规则分离出去，把那些市场比政府、出资人做得更好的事明智地让给市场去做，把那些只能由市场来完成的事情彻底、果断地交给市场，政府和出资人集中精力、物力切切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充分利用市场的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大力推进国有产权的有序流动。这既是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正确途径，也有利于提高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信任度。

国务院国资委从成立起，就将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推动国有产权有序流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建立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不断完善进场交易制度，积极推进依靠市场发现买主、发现价格的交易方式，解决了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的定价难问题，并不断加大对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管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统一的国有产权交易监管制度初步形成，国有产权流动的方式已经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化机制转变。*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3号），之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国有产权流动的配套文件，使国有产权流动有了一套严格的以“进场交易”为核心的制度规范。政府确定了需要国有资本控制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明确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市场准入政策以及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基本原则。国有产权持有单位在依法进行决策、批准程序后，在转让信息公开披露、国有产权流转程序、受让资格认定、交易价格的形成等，都是按照有关法规，通过规范的市场行为来实现的。对于直接协议转让，我们也明确规定了适用范围、审批权限和定价依据等具体操作程序，在强调“应进必进”的同时，提倡“能进则进”，就是能够进场交易的，应尽量采用进场交易的形式，最大可能地减少直接协议转让。

二是采取多种措施规范产权交易市场，已经逐步形成比较严格的监管机制。国务院国资委按照“打破区域限制、立足规范运作、促进资源共享、利于长远发展”的原则建立了对产权交易机构的动态选择机制。目前，经国务院国资委和各省级国资委认可的从事国有产权交易的产权交易机构已有65家。其中，经国务院国资委认可可以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机构除北京、上海、天津市产权交易所外，近日，根据条件和地区业务发展的需要，已批准重庆市产权交易所可以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的交易。同时，国务院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产权交易市场日常监管制度。主要包括：产权交易机构年度工作交流制度、产权交易日常监管和重大事项协调制度、对产权交易机构的年度评审制度等。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和产权交易行业自律作用，促进了产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是通过技术手段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实现了对国有产权交易全过程的动态监管。*年，国务院国资委通过建立“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信息监测系统”，已将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京津沪三家产权交易机构的国有产权交易信息全部纳入实时动态监测范围。产权交易项目从信息披露开始，就全部纳入监测系统的监测范围，包括受让条件、资产评估、受让方的选择、交易方式、交易价格、付款方式等信息都能在监测系统中得到实时反映，极大提高了监管效率和效能，产权交易机构的操作得到了进一步规范。随着我们对产权交易信息标准化、规范化监管的不断加强，产权交易信息的渠道也日益集中，特别是随着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信息监测系统的建立，为将来形成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信息平台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进场交易制度执行以来，经过各级国资委和产权交易机构的共同努力，产权交易市场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企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逐渐成为国有资本进退的主要通道、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平台、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和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有产权通过进场交易实现了大幅增值，企业对进场交易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据统计，*年全国产权交易机构共完成各类产权交易17074宗，交易金额2715亿元，其中：国有产权交易9184宗，交易金额2015亿元，分别占53.8％和74.2％。在国有产权交易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受让金额占35％，外资企业或其他国际资本受让金额占10％，社会其他各类资本受让金额占55％。受让方跨行业、跨区域收购的占全部交易项目的21％。我国产权交易市场近几年的良好发展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年联合国选择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作为其“全球技术产权交易系统”，世界银行和国际上著名的投资银行也多次到我国产权交易市场进行考察。尽管在推进进场交易制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的产权交易市场还只能说是初步建立，我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建设一个相对成熟的、为非上市公司资本运作服务、满足国有产权流动和国有资本调整要求的资本市场，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为此，我们将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进一步提高国有产权的进场交易率和竞价交易水平。一方面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使应该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流动的国有产权全部进场公开交易；另一方面促进产权交易机构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创新交易方式，提高竞价交易水平，更好地实现国有产权在流动中的保值增值。

第二，加快产权交易市场信息化建设。*年，国务院国资委将把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信息监测系统的全国联网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逐步将全国产权交易机构全部纳入监测范围。通过监测系统掌握全国国有产权交易情况，实现产权交易信息的集中，促进产权交易机构工作流程和规则的进一步完善，约束违规操作行为。

第三，积极推进产权交易市场法律体系建设。在进一步总结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产权交易市场法律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起草推进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的相关法规文件。

第四，加快行业自律组织与自我监督机制的建立。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加快建立产权交易行业自律组织，发挥自我监督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职责，通过行业自律组织推进产权交易市场业务操作的标准化、规范化。

第五，进一步促进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还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市场化进程还比较短。我们将督促各产权交易机构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树立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进一步在廉洁从业、职业操守、依法办事、公开透明上下功夫，共同建设一个诚信的产权交易市场。

第六、积极探索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国际化。流动是资本的天性。资本流动的范围越广，市场机制发挥得就越充分，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纽约、伦敦等为中心的证券市场体系，而为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服务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正因为如此，中国产权交易市场可以通过引入私募基金、风险资本、行业投资人等使中国众多的非上市公司与国际资本相结合，也可将境外企业的产权转让引入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使中国的国内资本能够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这个平台与国际上的产权资源相结合。

加快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不但为国有经济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不但为国有产权有序流动建立了合理流动的机制，也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希望大家今后更加关注国有企业改革，更加关注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水权交易市场篇10

美国曾经主要依靠排污标准来治理污染，我国现在大部分的排污权交易就属于此类范畴。但是，其他如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则成功地使用了排污费方法。我国除了排污权交易范畴内的企业，其他均采用的是征收排污费的方法治理污染。哪一种方法较好，即哪种方法能更有效地纠正由排污产生的负外部性？图1分析了这一权衡。图中横轴表示企业的排污水平，纵轴表示单位排污量的成本。为简化起见，假设企业的产量决策和排污决策独立，并且企业已经确定了其利润最大化产量水平。因此，企业需要做的是选择最优的排污量。MSC曲线表示排污的边际社会成本，它代表与排污相关的损害增量，MSC曲线向上倾斜，因为随着污染越来越严重，其边际成本也越来越高。MCA表示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它衡量企业为治理污染，减少污染排放量所需的额外成本。该曲线向下倾斜，因为企业减排量小，其边际成本则较小；减排量高，则边际成本较高。当排污的边际社会成本MSC和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MCA相等时，即排污量为E＊，或排污单位成本为P＊时，此时企业的排污水平是有效的，能有效地降低污染导致的负外部性。在图1中，有效排污标准为E＊处，如果超出这一水平，企业将会受到远超过其为治理污染所支出成本的处罚。但是，处罚如果小于企业为治污所需支付的成本，则排污标准并不能有效解决排污的负外部性。而排污单位成本为P＊的排污收费也能够使企业实现有效生产。在OE＊数量之内的排污量，边际治理成本高于排污费，企业会选择支付排污费，超过OE＊之外数量的排污，边际治理成本低于排污费，企业会选择治理污染。要想制定有效的排污量或有效的排污收费标准，从而实现排污量最优，外部性最小，主要取决于政策制定者能够收集到的信息，以及企业控制排污的实际成本。而在实践中，对此两方面的信息都很难全面掌握，因此政府制定的排污标准也好，还是排污费均很难达到有效的要求。在信息有限的条件下，政策制定者只能选择针对所有企业，制定单一排污费或单一排污标准。考虑两家企业，假设无论谁排污，边际社会成本都相同，但是企业由于生产技术和设备等的差异，治理污染的成本不同，其边际治理成本曲线也不相同。图2分析了排污费优于排污标准的情形。MCA1和MCA2分别代表两个企业的边际治理成本，MCA2高于MCA1。每个企业的初始排污量为12个单位，假设希望减少12个单位的排污量。图2表明，成本最小的方法是让企业2减排7个单位，企业1减排5个单位，这样两个企业的边际治理成本均为3。如果强制要求每个企业均减排6，企业1的边际治理成本下降，图2中为ABEF区域，企业2的边际治理成本上升，图2中为EGCD区域，成本上升幅度大于成本下降幅度，不是成本最小的方式。由此可见，排污费确定了治理污染的成本，企业可根据自身边际治理成本确定企业自身的排污量，成本最小，但减排量未知。再来看排污标准，由于我国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地步，排污量的增加将导致环境更加恶化，即MSC社会边际成本曲线陡峭；而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产品生产时，对产品成本变动较敏感，即排污费的增加或减少，将导致产品产出的较大变动，因此排污量也直接随之变动，表现为边际治理成本曲线相对平坦（注：当曲线的形状发生变动时，上述结果将发生变化）。由于信息不足，排污费设定在较低的P，或排污标准设定在E1个单位。图3分析了排污标准较优的情形，为便于分析，MSC和MCA用直线表示。当排污费设定在较低的P时，如偏离有效排污成本10％，企业的排污量增加到E，企业的治理成本减少，但社会成本增加，最终增加的社会成本在图中为三角形ABC区域。当排污量设定在较高的E1时，如偏离有效排污量10％，企业的治理成本虽然也有减少，社会成本也会增加，但总体而言，采用排污标准导致的社会成本增加在图3中为三角形AFD区域，明显少于采用排污费而导致的社会成本增加的量。因此采用排污标准治理环境污染，减少排污的外部性效率要高于排污费。排污标准确定了排污量，但治理成本未知。采用可交易的排污权证，可以在信息不充足的情况下，实现有效减排的目标。在可交易的排污权制度下，购买排污权的是那些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而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可将节余的排污权出售给需要的企业，并且能从中获取收益。如果存在足够多的企业和排污权证，就会形成竞争性的排污权市场。市场均衡时，排污权证的价格等于所有企业的边际治理成本。这种可交易的排污权证创造了一个外部性的市场，它结合了排污标准的优点和排污费的成本优势。环保管理部门制定总的排污权证数量，并规定排污量，总排污量由此确定，这和排污标准相同，由于排污权证可以交易，又使污染治理成本最低。

二、排污权初级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排污权交易绝大多数属于初级交易。排污权的初级交易发生在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当局与各经济主体之间（目前仅限于污染排放企业中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即政府把排污权出售给各经济主体。初级交易仅仅完成了把排污权作为商品出售给需求者的基础市场活动，很容易出现上述经济学分析中提到的类似于排污标准的不经济问题。另外，在初级交易市场中，市场的参与主体仅限于两类：政府和污染排放企业，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不强，且双方参与主体的市场关系缺乏平等性，参与的污染排放企业处于“被要求”参与者的被动地位，参与者较少，受众面窄，使得初级交易市场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市场活力不足。在初次交易市场中，排污权初次配售的价格更多考虑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并未充分的通过市场手段制定价格，带有浓烈的行政干预色彩，使得初次交易市场的趋利性和竞争性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初级交易市场的活力。

三、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二级市场是对初级市场的有效补充

在初级交易过程中，政府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市场力量明显不足，无法完全实现排污权交易市场建立的根本构想，即政府有效地运用其对环境资源的产权，使市场机制在环境资源的配置和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上发挥最佳作用，从而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状态。排污权的二级市场也称之为流通市场，是对已发行配置的排污权再次进行交易的市场。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的建立能有效地弥补初级交易市场存在的不足。在排污权交易的二级市场中，建立的是符合市场经济特征的交易场所。在这个市场中，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激发市场活力，能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主要表现为：（1）参与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的市场主体的自主性能得到充分保证。市场主体本身是否具有自主性，即市场主体能否根据交易者自己的意志自由流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活动。在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中，参与交易的主体的主观动机是为了自身的某种需要，如为了获得企业扩建、转产所增加的排污权，或将自身节约的排污权转换为经济效益，或环保组织等出于减少污染物排放出资购买排污权等等。二级交易市场的建立，为需要交易的各方提供了交易平台，方便了交易各方迅速、便捷地获取各类交易信息，能最大范围最短时间最有效地促成各方交易的达成。参与交易的各方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活动，自主地支配用于交换的排污权。相较于初级市场交易中参与交易的企业，是受到政府强制性规定而被迫参与到排污权的买卖中来，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中的参与各方可以说在自主性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企业可以自主选择参与交易与否、交易的品种、交易方式及成交价格。（2）排污权二级市场充分体现市场过程的趋利性。在二级市场中，排污权交易价格将不再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一言堂的格局，而是通过多方价格竞争达成最终的成交价。排污权不再单单是可以排污的权利证明，也是可以通过二级市场转化为真实的企业经济效益的“现金牛”。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帮助企业将可能结余的排污权，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转化为经济利益。在此经济利益的导向下，企业将更有动力深入开展节能减排活动，也能激励企业致力于环保项目的研发，而在排污权交易中，也能促使企业由最初的被动“被交易”向主动要求“要交易”转变，将极大的促进市场活力。排污权的可获利性也将吸引众多的投资者参与到排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中，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影响范围，增加市场活力。（3）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中市场关系的平等性得以实现。在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中，参与交易的各方，无论是企业、专门的交易商、环保组织和投资者，还是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不管其是以买方还是卖方的身份出现，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平等、机会均等，与此同时，交易各方均必须在市场交易中遵循对价有偿原则进行交易。政府参与到二级市场的交易中，不再是排污权价格的制定者和唯一的排污权的供给方，在二级市场中，政府只能是价格的竞价者，既可以作为买方参与交易，也可以作为卖方参与交易，但无论是买还是卖，均需按照市场规则参与交易，不享有任何特权，更不允许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强买强卖。（4）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将有效实现市场活动的竞争性，最终导致市场结果的分化性得以呈现。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主体的自主性保证了市场竞争得以开展，诸多的交易主体不仅保证了市场具有的活力，也为市场的充分竞争奠定了基础，而市场过程的趋利性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市场竞争的最后结局则是优胜劣汰。（5）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中，市场环境的开放性得以彰显。在二级市场的排污权交易活动中，排污权就像一种普通商品的交易一样，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可以参与。交易主体较初次交易有了大范围的扩张，除了政府和排污企业外，环保组织和众多的投资者也是二级市场的参与主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明显提升，也有利于全面环保意识的强化。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