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体系范文10篇

水权体系范文篇1

水资源紧张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水贵如油和水危机甚至“水资源争夺战”的现实正在逐步向人类逼近。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突出地表现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西北部和城市缺水严重、水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随着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化的发展，水环境污染和人们对清洁水环境需求的矛盾、水资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自200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文章《我国首笔用水权交易成交》，披露“位于浙中盆地的义乌市出资2亿元向毗邻的东阳市买下了近5000万立方米水的永久使用权”的消息后，水权和水市场问题成了我国理论界继土地使用权转让后又一热点问题。

从理论上看，研究水权体系和水市场问题，有利于从理论上阐明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与水权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物权理论、环境资源权理论和环境资源市场法律调控理论。从实践上看，研究水权体系和水市场问题，有利于推动水权制度和水资源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管理，特别是跨行政区、跨流域管理；有利于发挥经济手段，特别是所有权和价格机制在优化配置水资源方面的作用，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水资源市场机制；有利于解决南水北调、向缺水地区供水等水权纠纷和水利益合理分配问题；有利于更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防止水资源的污染、浪费和枯竭，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鉴于目前我国建立水权法律制度和水资源市场尚处于开始阶段，加之水权和水市场涉及水资源产权、物权、土地权、环境权和水资源管理体制等许多重大的、基本的法律问题，有关水权和水市场法律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因而本文只是对水权问题的一个初步探讨。

一、水权体系

要想从全局和总体上制定水权转让和建立水市场的政策，必须用系统论和一体化的思想综合研究水权问题，防止在水权问题上的片面性和行业化倾向，从立法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水权体系。根据各国法律，水权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权利：

（一）水环境权

水是人维持其生命和生存的必要条件，每个人都有享用江河湖水体的自然权利，包括：有享受、亲近、欣赏、体验适宜的水生态环境的资格和自由，如有享受水自然景观、清洁水体以及亲水等权利；有利用水环境资源或水环境功能以维护其自身基本生活、生存发展需要的资格和自由，包括利用水体的自净功能而排放适量污染物的资格和自由（如向水体排放生活、生产废物）；有要求维持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权利；有通过环境权的行使而获得水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权利，如获得江河湖海的恩惠，获得安全、无污染、无害、清洁的水环境条件等效益。我们把这种水权称为水环境权，它是环境权的一种。

最初，水环境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天赋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或政府恩赐，政府和法律也不能否认或撤销。例如，在瑞典，自古以来就承认水环境享受权（主要表现为习惯），人们可以在他人所有的水域里取用饮水、游泳或乘船游览；同时，人们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必须注意保护植物和水域。城乡居民不经许可即有权直接从江河湖海等天然水体中获取其基本生活、生产用水，这是许多国家的传统或习惯，并且这些习惯一直得到法律的承认或保护。例如，《俄罗斯联邦水法》第27条规定：“除本水法另有规定外，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使用水体水源满足自身需要”。《西班牙水法》（1985年）第48条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经任何批准授权的情况下，依照现行法律和法规取用沿自然河道流动的地表水，以满足饮用、浴用、家庭使用和牲畜饮用的需要。”美国许多州的法律都规定了“水的豁免使用权”。例如，俄勒冈州的法律规定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豁免使用权：个人或集体的生活用水，如不超过15000加仑/天，则享有豁免用水权；如果在水源处没有引水和其他改造的设施，牲畜可直接从地表水源饮水；为保护鲑鱼的鱼孵化工程也享有豁免权。有些国家的法律迄今还没有规定这种水环境权，并不意味着否认水环境权，而恰恰是默认水环境权的表现，即应验了“法律没有规定即有自由、即有权利”的名言。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贬低。”19世纪末，作为英国宪法宗师的戴雪以其《英宪精义》名扬天下，他在明确提出法治概念时也认为，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源泉，而是它的结果。环境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人的“应有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指人按其本质和生存需要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根据“凡法律不禁止者皆可推定为权利”的原则，从法律没有禁止人们享有适宜环境这一点看，也可以推定人有享受适宜环境的权利。

过去我国法学界讨论水权问题时，一般不涉及或不研究水环境权的问题。随着水体污染和破坏的加剧，侵犯水环境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各国对水环境权越来越重视，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已经规定公民的清洁水权、亲水权、净水享受权或公民水环境权，甚至将保障公民的水环境权作为限制滥用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和水资源产权的重要条件。大多数国家通过环境权的法律规定来包括水环境权的内容。据资料，到1995年，约有6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组织法包括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特定条款；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正在将环境权或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纳入宪法。“规定了环境权的4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立法文件中，环境权或者是作为人的权利之一，或者是作为国家的职责，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些文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修饰词，以人及其需要为中心。”[2]例如，《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1980年）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国家有义务监督、保护这一权利，保护自然”。《菲律宾宪法》（1987年）规定：“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马里宪法》（1992年）第15条规定：“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国家和全国人民有保护、保卫环境及提高生活质量的义务。”1980年第8次修改的韩国《宪法》第35条（环境权）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为了环境保全而做努力。”美国伊利诺斯州宪法第11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对有利健康的环境的权利。”[3]美国麻萨诸塞州宪法第44条规定：“人民享有对清洁空气和水、对免受过量和不必要的噪声侵害以及对他们的环境的自然的、风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质量的权利……”[4]自60年代以来约有100来个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其中在90年代制定或修改综合性环境法律的国家就有70多个，这些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大都有环境权的内容。例如，美国在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宣布：“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1990年制定，1993年修正）第6条（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享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并应协助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的环境保全对策的实施，也应为环境保全而努力”。俄罗斯《人口健康法》（1991年）规定：“公民享有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和免受不良侵害的权利，企业有权获取有关卫生状况、环境和人口健康状况及卫生规则的权利。”墨西哥于1988年1月28日颁布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基本法》规定“所有人都有权享受一个健康的环境”。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1990年）、《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1995年）等地方环境法规已经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1994年）的第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第8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权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是构成环境的环境要素，上述环境都包括水，因而有关环境权的规定也是有关水环境权的规定。

另外，在一些国家，与水环境权有关的还有非人生命体的水权，即水生物基本用水的权利。为了保护水生物的正常生长和维持水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必须保证江河湖和地下水体的自然流量或生态用水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保护水生物的权利。例如，美国许多州都规定了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权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为了在开发水资源和合理地保护水环境之间达成平衡，参议院于1973年通过的第97号法律，授予科罗拉多州水利委员会代表该州公民拥有确保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独一无二的权利，又称“河流流量权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简称“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由于该州早在1850年代就已实行水占有权制度，该州大多数河流的水权自1890年以来已经被超额占有（超额占有指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较年长水权占有者的权利不能得到满足）。为了维护“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该州水利委员会除了努力申请新的水权外，还实施了“水获得计划”，各种政府实体、环境资源保护组织、企业和个体户纷纷将他们已经优先占有的水权捐献给水利委员会，以维护和增加全州的“河流流量权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目前该州水利委员会已对全州8000英里长的河流和486个湖泊拥有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自从实行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以来，该州的生态环境获得了很好的保护，居民可以享受河流和湖泊的美丽景色，野生动植物特别是水生生物也因此受益；由于河流流量和湖泊水位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该州的旅游业、水上娱乐行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二）水资源的所有权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江河湖海等水源作为人类无法控制、独占的共有物，没有形成水资源所有权的概念，一般用河岸权、地役权等物权来调整水资源权益。例如，英国法律没有直接确立溪流、河流及天然渠道中流水的所有权，而主要依土地所有权或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地上权和河岸权来确定水资源的私人所有权，即将水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在私人土地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属于土地所有人，而流出私人土地的水流则成为公共水流，将流水的所有权授予毗邻河岸的土地所有者。在澳大利亚，传统上由普通法从如下几个方面调整水权关系：土地所有人有权利用流动于其土地之下的地下水和从其土地中喷出的泉水；土地所有人有权利用流经其土地地表的未加控制的水流；水道或湿地的岸帮的所有人（即河岸权人）拥有对水的水流权和使用权；河岸权从属于土地，因为河岸权仅可为相邻于水道或湿地的土地而行使。

河岸权来自法国的民法。19世纪初，英格兰法庭将河岸权纳入其普通法。受英国法影响的美国司法制度也接受了河岸权原则，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州通常采用河岸权制，即只有有水源流经的土地所有人才有权要求获得水权。河流由水及河岸（包括河床）组成，河岸权与河岸即土地有密切关系。河岸权是指河岸土地的所有人拥有该河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天然径流，河岸权禁止河流上游地区大幅度增减河流水量（如大规模泄洪和取水）以致下游地区受到不利影响。河岸权具有如下特点：只有靠近河岸的土地所有人才拥有河岸权，河岸权依土地所有权的移动而自动移动，如果河岸土地被分割出售或转让，则不靠近河岸的那块土地将失去河岸权；河岸权与流域外的土地没有联系，即使流域内外的土地连成一片，流域外的土地也没有河岸权，即河岸权所有人无权利用其拥有的流域内的水资源去灌溉其流域外的土地；河岸权只适用于天然河流等天然水体，即人工河道（水库、水渠等）周边的土地没有河岸权；所有河岸权所有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即同一河流的上下游、左右岸的河岸权所有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在河岸权所有人之间不存在优先问题（但事实上上游河岸权所有人却总民优先享尽河流之便）；河岸权的所有人的用水量受到其他河岸权所有人的限制，任何河岸权所有人无权损害其他河岸权所有人的利益；在河流水资源丰富时河岸权所有人可以无限利用水量，在水资源短缺时则按比例在河岸权所有人之间合理分配水量，判断合理分配水量的依据是河岸土地面积的大小、土地特性、用水的重要性以及用水对下游地区的影响或损害大小；除非有特别规定，河岸权与水量无关。

占用权由西班牙人根据罗马民法的精神形成，后来又由西班牙人将其带到美洲新大陆，对美国的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等州产生重要影响。据说摩门教徒最先在其居住的美国犹他州奉行水资源占用权原则。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美国犹他州进行大面积灌溉的昂格鲁—萨逊人订立了一个原则：最先有效利用水资源的人，有资格继续享有优先于后来者的使用权。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优先占用原则，该原则意味着拥有最早的优先权注册日期、并从那时起一直使用水资源的人，拥有先于其他后来者从该水流引水灌溉的权利。在科罗拉多州的水占有权可追溯到1850年代，对占有权的简单解释是“谁先占，谁有优先权”。美国俄勒冈州于1909年制定了第一部统一的水法，引进优先占有制作为水权的管理方法，即在一个水源上第一个取得水权的人将是在枯水期最后一个被剥夺用水权利的人，开始获准允许用水的日期就成为该水权的优先日期。占用权具有如下特点：占用权的核心是“先来者优先原则”，又称为先占权、“时先权先”，即先占者有优先用水权，先期获得占用权的人的用水权利高于或优于后来者的权利，后来者是否可以获得占用权取决于是否有多余的水量，在水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不按平均原则向占用者分配水量，而是按占用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满足用水需求，先期获得占用权的人可优先获得规定数量和质量的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占用权人具有排他性优先权；强调水的可利用性，占用权人可以将其拥有的水资源用于远离河道甚至流域外的土地，也可以将其所占用的水去换取经济收益；占用权强调用水的合理性，即水的使用不能损害他人利益，可以通过立法对占用权加以限制。

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的扩大和水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普通法的有关规定已经很难适应水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一些国家的法律开始将江河湖海等水源赋予所有权概念。目前许多国家规定水资源为国家所有，也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个人水资源所有权。例如，在俄罗斯，水资源所有权分国家、单位和个人所有权等多种类型。根据俄罗斯民法，个别零散水体可以属于市镇机构或一些公民和法人所有。《俄罗斯联邦水法》（1995年）第33条规定：“水体可以属俄罗斯联邦所有，也可以属俄罗斯联邦各州、区所有。”第35条规定：“所有一切水体，包括那些不属于个别市镇、公民和法人所有的零散水体，均应属国家所有制范畴。”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水法》，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即我国法律上的水资源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

水资源所有权是指国家、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对水资源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一种绝对的物权。作为民事权利的水资源所有权的内容，包括水资源所有人依法对自己水资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四种权能。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是水资源或水体[5]，是水体中的水的所有权和土地的所有权的统一。如果从法律上将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与水资源地（包括水资源的底土、岸邦及与水资源相邻的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分割开来，则应该考虑、确定水资源相关土地的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岸边权。从理论上看，水资源所有权应该适用于水资源的全部功能。但是，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的所有权重在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水资源的经济功能，即对水资源的经济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而没有将环境功能和社会功能包括在内。

（三）水资源的用益权或使用权

目前我国水资源使用权的概念，与国外民法中使用的用益权有较多的相似性。

从理论上看，人们开发、利用和消耗水资源，原则上应该取得水资源的所有权；由于水资源所有权已经包括使用权能，水资源所有权人有权使用其所有的水资源，因而对水资源所有权人而言，没有必要设立水资源使用权。但是，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在一个存在不同阶级、阶层和强权的社会或国家，绝大部分水资源往往为少数人拥有（水资源的私人所有制）或国家所有（水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并且拥有大量水资源的少数人往往不必或不能直接利用水资源，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也不能直接利用水资源；真正直接利用水资源的是大量非水资源所有权人。由于经济实力和贫富差距等原因，这些人无钱或没有能力从水资源所有权人那里买到水资源的所有权。这就产生了非水资源所有权人必须直接利用水资源所有权人拥有的水资源的客观需要和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案是，在不改变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由非所有权人向所有权人支付一定费用后取得利用并收益所有权人拥有的水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用益物权，在我国多称为水资源使用权。

用益权是指在不毁坏物的实体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物品并收获其孳息的权利，即用益权就是用益物权。[6]例如，《法国民法典》第578条规定：“用益权为对他人所有物，如同自己所有，享受使用和收益之权，但用益权人负有保存该物本体的义务。”因此，用益物权是非所有权人以利用、收益为目的，在他人所有物上享有的使用、收益甚至有限处分的物权。享有权利的人称为用益权人，他有使用、收益甚至有限度处分他人所有物的权利。由于用益权人将他人所有物视同自己所有，因而原所有权被称为“虚有权”（nudaproprietas），又译为“赤裸所有权”；原所有权人被称为虚有权人，他只保留对其所有物的最终处分权。目前国外民法已经有大量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其中许多规定可以适用于水资源的利用、收益和有限处分。概括起来，用益物权具有如下特点：用益物权是一种物权，用益物权人有独占和排他性支配标的物的权利；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和典权等，除地役权属于从物权外，其他用益物权都为主权利，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用益物权是一种他物权、限制物权，用益物权必须存在他人所有的物上，用益物权人不是所有权人；用益物权的目的是对于标的物的使用、收益，收益是指收取或获得物的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如水域中的鱼所自然繁殖的小鱼等自然产生之物）、人工孳息（如在水域中人工养殖而取得的孳息）和法定孳息（如养鱼场的租金）；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须为他人所有物，一般为不消费物[7]，一般以不动产为主；用益物权以物的使用价值为实现的基础，是在使用价值方面对物的支配，用益物权的标的物的灭失导致用益物权的消灭。

由于用益物权的上述特点，它具有适用于水资源利用、收益和处分（即水权转让）的极大潜力，我国可以考虑建立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概念。所谓水资源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水资源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并有限处分的物权；在我国，可以将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定义为：非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对国有水资源依法、依合同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利。这种水资源用益物权具有如下特点：水资源用益物权人有独占和排他性支配国有水资源的权利；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必存在于国家所有水资源上，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人不是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一经确立（包括法定和意定），就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目的是对于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收益，收益是指收取或获得国有水资源的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如水域中的鱼所自然繁殖的小鱼等自然产生之物）、人工孳息（如在水域中人工养殖而取得的孳息）和法定孳息（如养鱼场的租金）；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以国有水资源的使用价值为实现的基础，是在使用价值方面对国有水资源的支配，国有水资源的灭失导致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消灭；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须为国有水资源，国有水资源是一种不消费物即指水的来源，国有水资源不是指水产品或已经与水地分离的水量。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水资源使用权的概念。根据《民法通则》第80条和81条的规定，使用权是指民事主体对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依法享有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使用权派生于所有权。我国《水法》第3条仅规定“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没有明确规定水资源使用权。

一般认为，水资源使用权是指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对非自己所有的水资源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取得经济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这一定义，水资源使用权具有如下特性：第一，水资源使用权是派生于水资源所有权但又区别于水资源所有权的一种独立的物权，水资源使用权不是水资源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水资源所有权与水资源使用权的区别仅在于：水资源使用权的行使除依法外，还要依水资源所有权人与水资源使用权人依法签订的合同。从大陆法系的物权观看，水资源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第二，水资源使用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可以成为水资源使用权的主体。水资源使用权可以分为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水资源使用权和个人水资源使用权两类。第三，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是水资源（水资源是一种不可消耗物，这可以将水资源使用权与水产品所有权区别开来，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只能是水资源而不能是水产品；水产品所有权的客体只能是水产品而不能是水资源，水产品是一种可以消耗的物），是非使用者所有的水资源（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只能是非使用者所有的水资源而不能是自己所有的水资源，如果自己使用自己所有的水资源则属于水资源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水资源使用权实际上是一种水体（包括水及其相连的土地）使用权，是持续或连续使用水资源的权利。例如，某水电站持续利用长江水发电的使用权，某轮船持续利用长江水航行的使用权，某农村组织持续通过水渠利用长江水从事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使用权。第四，水资源使用权使用的主要是水资源的经济功能（主要发电、航运、渔业养殖、商业旅游、商业供水等），而不是水资源的环境功能和社会功能。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的利用着重于获得经济效益，而没有将环境利用和社会利用包括在内。

根据对水资源的使用方式，水资源使用权可以分为取水权、水运权、水电权、放木权、养殖权、旅游观光权等各种开发利用水域或水体或水资源的权利。取水权是指单位或个人有依法直接从国有水资源（包括江、河、湖泊、地下水）中引水或取水的权利，引水或取水是将水从其水体中分离出来、或将原有水体改变形状流向的行为。取水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取水权的主体必须是具体的单位或个人，不能是国家或全体人民之类的抽象主体；第二，取水权的客体是水资源；第三，取水权人通过行使取水权可以形成新的水体而成为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人，也可以获得一定水量而成为该一定水量或水产品的所有人；第四，获得取水权必须经过批准或签订合同并依法或依合同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国有水资源（如江、河、湖泊、地下水）的取水权应该经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出让或转让国有水资源（如水库、水渠等水利工程中的水资源）的取水权应该经过国有水资源使用权人的同意并依合同交纳一定的费用。水运权是利用水域航行或运输的权利。水电权是利用水流发电的权利。放木权是利用水流放运木材、竹材的权利。养殖权是利用水域养殖、种植水生物（主要是鱼类、贝类、藻类）的权利。旅游观光权是利用水体或水域进行旅游观光的权利。由于我国长期没有从法律上区别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管理权人的界限，上述各类水资源使用权在过去一般被视为行政许可的产物，而不被视为具有财产权性质的国有水资源使用权。今后，应该通过法律创造条件将它们转化为国有水资源使用权。

（四）其他水权

1.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

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对水资源的利用着重于获得经济效益，而没有将环境利用和社会利用包括在内。利用水资源的社会功能属于社会公益权的范畴，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包括防火、抢险、救灾、治病疗养、卫生、体育、文化、科研、教育、划界、国防、军事等社会公益性权利，这种水资源使用权的收益往往表现为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2.水产品所有权

单位或个人通过行使取水权而取回的水量，单位或个人用容器接收的雨水，单位和个人通过买卖交易等活动获得的已经与原有水体分离的水，可以视为单位或私人所有水产品或私人物品；这时形成水产品或水的单位和个人所有权。有些人将水产品的所有权当作水资源所有权或水资源使用权，这是造成水资源权或水权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水产品是一种商品，因此对水产品而言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水产品的所有权而不是水产品的使用权。水产品与水资源的最大区别是：水资源所有权或水资源使用权是对水的来源（水体）的占有、利用、收益或处分，获得了水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就获得了源源不断地供应水的能力；水产品所有权是对一定质和量的水的占有、利用、收益或处分，获得水产品所有权只是获得一定质和量的水。

3.水资源产权

水资源产权是从经济法的角度对水权的界定，即将水资源作为一种财产、一种产业，主要指以水资源所有权为基础的一组权利，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法国水法》第1条规定：“水是国家共同资产的一部分。”许多国家将水资源即水体规定为水产业。根据西班牙《水法》（1985年），西班牙国有水产业包括：内陆水（地表水和可恢复的地下水）；连续的或不连续的自然河流的河床；湖泊和池塘的基底，公共河道上的地表水库的库盆；地下含水层。根据《日本河川法》（1995年）的规定：江河属国家产业。

根据马克思所定义和解释的产权，有如下几点含义：一是产权等同于所有权，马克思指出对土地的所有权包括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权利[8]；二是产权属于上层建筑法权性质的权利，对应于所有制而有别于所有制；三是指具有私人间的排他性的、可进行市场交易的、资本属性的权利；四是动态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权利；五是广义的包含一系列关于资产权利在内的权利束。在罗马法中，产权被解释为几种权利的集合，即所有权（在法律限定下对某种财产的使用权）、侵犯权（穿过他人土地权）、收益权、使用他人资产权、典当权。注意，罗马法特意将所有权定义为对自己财产的使用权。法国民法明确规定：“财产权就是以法律所允许的最独断的方式处理物品的权利。”产权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产权必须是法律严格规定并允许的；二是产权是对物的权利；三是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在满足两条的前提下具有绝对性。产权不仅包括收益权，而且是包括一切与财产有关的权利，并且所有者可独断任意行使。[9]在西方学者中，有的认为产权即为财产所有权，并进一步把财产所有权解释为包含多方面权能的权利束。《牛津法律大辞典》[10]认为：产权“亦称财产所有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佩杰威齐（S.Pejovich）认为产权就是所有权，并把所有权解释为包括广泛的因财产而发生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权利束。P.阿贝尔认为产权是一个比所有权更为宽泛、包含一切关于财产权能在内的范畴。他认为，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转让权和其他权利的权利。[11]

现代产权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其代表人物是科斯，其理论后经布坎南、舒尔茨等丰富和发展。科斯等人认为，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资源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所导致，市场失灵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具有根本的影响，它是影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是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严格界定的私有产权不但不排斥合作，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根据科斯定理[12]，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水资源产权交易又离不开水资源市场。从法律权利的角度看，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商品还是劳务的交换，既是物质的转移和移动，也是权利的转让和移动；因此，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易，明确的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合理安排是解决我国水市场的关键。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与亚洲开发银行主持完成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研究报告提出，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存在着突出问题，在立法时应依法建立多样化、多层次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以减轻或消除自然资源产权主体混乱的状况；我国自然资源流转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是我国自然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关键原因，应确立自然资源的基本交易形式。要想通过市场优化配置水资源，必须将水资源产权管理规则与水资源产权交易规则分开，合理安排政府对水资源产权的管理的限度与范围。

综上所述可知，水权是由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用益权）、水环境权、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水资源行政管理权、水资源经营权、水产品所有权等不同种类的权利组成的水权体系，水资源产权则是一个混合性的权利束。环境保护法主要强调水环境权，自然资源法主要强调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私法（民商法）主要强调用益权（地上权、地役权）、水役权、河岸权等水资源物权和水产品所有权，经济法主要强调水资源产权，行政公法主要强调水资源的社会公益性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只有正确认识和掌握各种水权利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科学确定水权转换的范围和原则，明确什么权利可以转让，什么权利不能转让。本文所讨论的水权转让中的水权，主要指水资源使用权或水资源用益权。

二、水市场

广义的水市场，包括水产品市场和水资源市场两类。所谓水产品市场，如纯净水、蒸馏水和自来水的交易市场，这种水市场交易的是一定量的水而不是水资源（水体），是一定量的水或水产品的所有权，是一种水的实物即水的所有权交易。所谓水资源[13]市场，如江河湖水体、地下水体以及人工水库、水渠的交易市场，这种水市场交易的是一定量的、不断供应的水资源的使用权，主要是一种水源即水体的使用权交易。

（一）国外水资源的发展概况

国外水市场包括水资源市场和水产品市场、正规水市场（主要在北美和南美）与非正规水市场（主要在南亚，通过用水户协会分配水权）、现货水交易市场（sportmarket，在巴基斯坦人21%的打井户出售地下水）、应急市场（contingentmarket）和永久性水权转让市场、水权租赁市场、地面水市场和地下水市场等不同的类型。

美国的水权转让类似于不动产转让，转让程序一般包括公告、州水机构或法院批准。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部的水市场还仅仅称为“准市场”，是不同用户之间水权转让谈判的自发性小型聚会；而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水资源营销”和在因特网上进行频繁交易的“水市场”。近年来，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水资源，西部出现了水银行交易体系，即将每年的来水量按照水权分成若干份，以股份制形式对水权进行管理，方便了水权交易程序，使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99%的水交易是从农业用水转为非农业用户。在德州的里格兰峡谷，在该市1990年确立的水权中，有45%从1970年起已经被买走。在美国，西部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水资源最缺乏的地区，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用水问题。1988年美国联邦垦务局宣布将自己定位为“水市场的服务商”，并制定了买卖联邦供应用水的规章。美国内务部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在一份给西部水利官员的报告中呼吁实行水市场，认为美国西部用水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培育自主意识，培育买方和买方市场”。美国的亚特兰大市市长因为城市供水存在水压不足、水质不好、水管破裂等问题，在市长选举中丢了许多选票。为了取得市民信任，市政府开始尝试新的城市水管理政策，即：在市政府对水设施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城市水设施使用权向企业招标，由各公司通过投标竞争取得水设施使用权。结果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下属的联合水务公司一举中标，为该市150万市民提供并承担4500公里的管网维修。在这家私营公司经营后，城市供水情况大大改善，仅市政府的财政补贴就节省了4亿美元。1985年，两家来自法国和香港的企业进入澳门水市场，承担向整个澳门供水的任务。15年来，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水价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而且澳门居民使用的自来水已经优于欧洲标准。

在智利的缺水地区，水市场已经取得较大效益；该国的利玛理地区，水交易的平均收益是每立方米2.47$，交易成本是每立方米水0.069$.新加坡85%的水都是从马来西亚购买的，期限是60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买来原水再制成水产品，再卖回到马来西亚。这被认为是国际上最典型的水权交易的例子。

随着用水量的增加，进入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正在实现向新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转变，即由经过改革的行政结构和少量普通法权利共同构成的新制定法水权制度。这种新的制定法水权制度的特点如下：第一，水权享受者可以依靠政府行为和司法诉讼实现用水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构成水资源利用基础的私人权利和义务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强制实现；第二，保证适当的环境用水是创设可交易的水权制度的核心条件；第三，明确用水者和管理者的环境保护注意义务；第四，为了迎接巨大的环境挑战，第三者的利益和环境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原有水资源的水权已经发完，一些州政府规定，允许老的用水户可以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使用权有偿地转让给新用水户；即逐步停止对新的取水的审批，新用水户只能到水权交易市场上购买水权。在1994年2月25日，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uncilofAustraliaGovernments，COAG）制定了一个“水工业战略框架”[14]，决定实行水权贸易、流域综合管理等水资源政策改革。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只有少量水资源分配贸易或交易，而水资源改革政策的中心环节是水资源中可交易的财产权，并且使这一权利的交易与土地权利相分离。其途径是：行政机关通过授予具有制定法性质的许可证创设可交易的权利，赋予该许可证以财产权的基本属性。

在西澳大利亚，在《水权与灌溉法》（1914年）实施之前，实行的是以普通法财产权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在该法实施之后，该州实行的是水资源公有制，行政机关对水资源拥有调控权。1995年12月，西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水与河流委员会法》、《水公司法》、《水服务协调法》、《水机构改革法》等4部对水资源政策进行改革的法律。1998年8月西澳大利亚水与河流委员会法公布了对《水权与灌溉法》（1914年）进行详细修改的建议，提议将位于管理区外的地表水的水权也授予西澳大利亚州，将河岸权这类公共权利扩大到所有的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规定所有参与水资源管理以及使用水资源的人都应负有注意（主要指保护环境）的义务，水资源管理者有权作出平衡环境用水和经济用水的有约束力的决定，要求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该建议对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立国家和个人对水资源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创设独立的对水资源的财产权以及水权交易，具有重大影响。[15]在维多利亚州，早期用水户申请取水和用水不论规模大小，州政府都批准给予其水权。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增加，该州逐渐停止了这种做法。由于可授权的水量越来越少，在部分地区已经审批的授权水量甚至超过了可利用水量，新的用水户已经很难通过申请获得水权，该州州政府自1980年代起开始实行水权拍卖。该州规定的水权转让，包括临时性转让和永久性转让、部分转让和全部转让、州内转让和跨州转让。水权转让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进行干涉；转让人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其他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但是，水权转让必须遵守州议会通过的规则。灌区内具有用水权的农户或许可证持证人将其拥有的水权永久转让给具有批发水权的供水机构时，供水机构需向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提出申请，将转让的用水权或许可证转换成批发水权。到20世纪末，该州水权永久转让年交易量为2500万立方米，临时转让年交易量2.5亿立方米，在该州北部已经形成固定的水权交易市场。通过水市场购买水权是新用户获得所需水量的有效途径，因节约用水而具有剩余水量的用户也可以通过转让获得收益。

（二）我国水市场发展的概况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改革开放方针期间，我国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配置和管理水资源，其模式是国家养水、福利供水、计划配水。这种模式导致水资源国家所有权形同虚设、水资源市场失去生存空间、水资源价格严重扭曲、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低下。当时的理论根据是：水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不是商品的理论，水资源使用权或取水权不得转让。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水资源日益稀缺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国开始对水资源管理实行改革。这种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方面，即强调和加强政府对水资源的宏观控制，强化对流域分水计划和分水协议的保障机制；二是微观方面，即加强政府对供水部门的行政管理和水产品的价格改革。这种改革仍然是行政指令配置水资源模式的延续，没有重视和引入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利益机制和市场机制。

例如，黄河流域水资源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种典型的“开放的、可获取的水资源”，流域内用水“以需定供”，唯一的用水限制条件是用水户的取水能力，即谁有能力取水谁就有权任意用水、谁没有能力取水谁就无法用水。这时国家水资源所有权名存实亡，结果导致类似“公有地的悲剧”的国有水资源悲剧。黄河流域各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类似“军备竞赛”的“取水竞赛”，竞相大力修建各种引黄引水工程，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从二十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引黄水量增长了1.5倍；由于引黄水量过多，黄河从1972年开始断流，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平均每5年有4年断流，进入90年代则年年断流。黄河水资源断流的严峻形势激发了黄河上下游用水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水资源紧缺的问题提到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为了缓解黄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国家从宏观行政调控和微观水价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在宏观控制方面，国务院于1987年颁布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将349.6亿立方米的水量分配给黄河流域8省。但是，这种计划分水办法并未达到计划控制的目标和效果，原因是：一是计划决策失灵、计划本身不够合理，确定分水方案的机制基本是暗箱操作、中央（部门）拍板和高度集权，没有经过各地方的充分协商和民主参与；二是计划管理模式出现体制失灵，整个流域分水依赖流域管理机构监督实施，但流域管理机构既不享有法定的监督管理权力，也没有采用行政手段之外的经济约束机制，由于缺乏权威性的流域管理机构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无法对实际引水量进行有效控制、监督和对超额引水地区和部门进行制裁；结果一到枯水或用水高峰时期，有关地方、部门和引水工程竞相取水，造成分水失控。实践证明，这种行政配水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其资源配置效率很低，对用水主体的约束力和诱导力很差。在微观方面，国家开始对黄河流域的居民用水和生产用水实行计价和提价；由于各地各部门获得黄河国有水资源并没有向国家缴纳水资源使用费，加之流域农业生产产值和农业灌溉技术不高等原因，工农业用水的价格机制对缓解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危机作用不大；由于流域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即自来水占黄河流域水资源的总量不多，加之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在自来水方面的价格机制对缓解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危机不仅作用不大，有时还会产生“水老虎”行业利润过大的副作用。实践证明，如果将水资源市场与水产品市场割裂开来，即只建立水产品市场不建立水资源市场，水产品市场机制对整个流域水资源配置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从总体上看，对于“江、河、湖泊，冰川雪原，陆上地下水，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修建或所属的人工河、湖、水库、水塘、水池、水渠等人工水体”，目前我国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分配水资源，也就是说还没有建立水资源市场，因而还谈不上水资源市场失灵的问题。[16]例如，属于国有企业的自来水厂、用水企业和农灌区管理局取用江、河、湖泊和地下水体中的水，只需政府主管水资源的部门批准就可以取得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基本没有向政府上缴水资源费，这种水资源使用基本上是无偿使用（无价或低价使用）、无期限使用、无流动使用。从理论上看，通过流域统一管理配置水资源（主要指通过流域立法、建立强有力的流域统一管理机构、制定流域统一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计划），其全流域水资源配置效益和效率应该最优。但是，如果缺乏法律保障和经济制约手段，这种分配水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且容易产生副作用，不利于提高国家和企业的投资效益、用水效益，不利于发挥丰水地区的水资源优势，不利于城市和产业的合理布局，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由于水资源的区域性，各地人民政府争相控制国有水资源，争相向中央政府多要水资源配水指标，争相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结果一些地方可用水资源多余，一些地方水资源严重不足；由于缺水地方只能通过上级人民政府获得水资源，上级人民政府通过行政权力调配水资源，结果造成谁叫缺水需水叫得好、谁行政关系好、谁行政权力大就可以多获得水分配指标的情况；这都会造成人为的地区发展条件不公平、竞争条件不公平。

为了满足发展经济所需用水问题，我国一直存在着临时的、应急性、地下的、隐蔽的、非法的、变相的、不健全的水买卖、水权交易或水市场。例如，浙江舟山本岛水资源紧缺，每到干旱季节，就用轮船从长江口和宁波运淡水，连居民生活用水也要限时限量供应；这种现象促成了舟山向大陆跨海引水项目的实施。在浙江温州乐清等地的水库供水区，曾经发生农村和城市、农业内部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的矛盾；一些个体户为了得到投资大、效益好的养殖业的“救命水”，曾自发地与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协商，要求高价转让水权；这促成了乐清在楠溪江从永嘉引水。绍兴河网曾多次从萧山引钱塘江的水。慈溪曾经协商向上虞引水，已经实现从余姚引水。永康曾计划从仙居引水。这种些现象表明，水权的流动和水市场的启动已经有了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我国香港买东江水，澳门买西江水，也是水权交易。

为了克服上述水资源宏观行政控制和水产品市场微观方面的弊病，我国在流域水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从1999年开始对水资源的管理与配置逐步进入水权和水市场改革的新阶段。先是有关流域管理体制、水权和水市场改革的理论讨论，接着进入试点、试验和立法阶段。《防洪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的制定以及《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的修改，从法律上提供了加强流域管理机构权力和水资源使用权转让的依据。1999年，水利上部领导提出了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和现代水利转变的治水新思路。2000年10月水利部领导发表了关于“水权、水价、水市场”的理论讲话。接着全国水利学会、环境资源法学会等环境、资源、法学界进行了有关水权与水市场的学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草案）》（水政法[2000]227号）明确规定了水资源使用权可依法转让的条款：“关于征求对《取水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修订草案）》意见的函”（资源管[2000]20号）对水权转让条件、提交资料、权利义务、适用范围以及补偿原则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2001年2月，《人民日报》分别于16日、20日报道了《我国首笔用水权交易成交-义乌出资两亿元，买来上游东阳水》（作者慎海雄、王磊）、《两亿元买清水-国内第一笔水权交易详记》（《人民日报》华东版，作者王磊）的消息。

水权体系范文篇2

水资源紧张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水贵如油和水危机甚至“水资源争夺战”的现实正在逐步向人类逼近。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突出地表现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西北部和城市缺水严重、水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随着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化的发展，水环境污染和人们对清洁水环境需求的矛盾、水资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自200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文章《我国首笔用水权交易成交》，披露“位于浙中盆地的义乌市出资2亿元向毗邻的东阳市买下了近5000万立方米水的永久使用权”的消息后，水权和水市场问题成了我国理论界继土地使用权转让后又一热点问题。

从理论上看，研究水权体系和水市场问题，有利于从理论上阐明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与水权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物权理论、环境资源权理论和环境资源市场法律调控理论。从实践上看，研究水权体系和水市场问题，有利于推动水权制度和水资源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管理，特别是跨行政区、跨流域管理；有利于发挥经济手段，特别是所有权和价格机制在优化配置水资源方面的作用，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水资源市场机制；有利于解决南水北调、向缺水地区供水等水权纠纷和水利益合理分配问题；有利于更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防止水资源的污染、浪费和枯竭，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鉴于目前我国建立水权法律制度和水资源市场尚处于开始阶段，加之水权和水市场涉及水资源产权、物权、土地权、环境权和水资源管理体制等许多重大的、基本的法律问题，有关水权和水市场法律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因而本文只是对水权问题的一个初步探讨。

一、水权体系

要想从全局和总体上制定水权转让和建立水市场的政策，必须用系统论和一体化的思想综合研究水权问题，防止在水权问题上的片面性和行业化倾向，从立法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水权体系。根据各国法律，水权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权利：

（一）水环境权

水是人维持其生命和生存的必要条件，每个人都有享用江河湖水体的自然权利，包括：有享受、亲近、欣赏、体验适宜的水生态环境的资格和自由，如有享受水自然景观、清洁水体以及亲水等权利；有利用水环境资源或水环境功能以维护其自身基本生活、生存发展需要的资格和自由，包括利用水体的自净功能而排放适量污染物的资格和自由（如向水体排放生活、生产废物）；有要求维持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权利；有通过环境权的行使而获得水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权利，如获得江河湖海的恩惠，获得安全、无污染、无害、清洁的水环境条件等效益。我们把这种水权称为水环境权，它是环境权的一种。

最初，水环境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天赋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或政府恩赐，政府和法律也不能否认或撤销。例如，在瑞典，自古以来就承认水环境享受权（主要表现为习惯），人们可以在他人所有的水域里取用饮水、游泳或乘船游览；同时，人们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必须注意保护植物和水域。城乡居民不经许可即有权直接从江河湖海等天然水体中获取其基本生活、生产用水，这是许多国家的传统或习惯，并且这些习惯一直得到法律的承认或保护。例如，《俄罗斯联邦水法》第27条规定：“除本水法另有规定外，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使用水体水源满足自身需要”。《西班牙水法》（1985年）第48条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经任何批准授权的情况下，依照现行法律和法规取用沿自然河道流动的地表水，以满足饮用、浴用、家庭使用和牲畜饮用的需要。”美国许多州的法律都规定了“水的豁免使用权”。例如，俄勒冈州的法律规定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豁免使用权：个人或集体的生活用水，如不超过15000加仑/天，则享有豁免用水权；如果在水源处没有引水和其他改造的设施，牲畜可直接从地表水源饮水；为保护鲑鱼的鱼孵化工程也享有豁免权。有些国家的法律迄今还没有规定这种水环境权，并不意味着否认水环境权，而恰恰是默认水环境权的表现，即应验了“法律没有规定即有自由、即有权利”的名言。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贬低。”19世纪末，作为英国宪法宗师的戴雪以其《英宪精义》名扬天下，他在明确提出法治概念时也认为，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源泉，而是它的结果。环境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人的“应有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指人按其本质和生存需要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根据“凡法律不禁止者皆可推定为权利”的原则，从法律没有禁止人们享有适宜环境这一点看，也可以推定人有享受适宜环境的权利。

过去我国法学界讨论水权问题时，一般不涉及或不研究水环境权的问题。随着水体污染和破坏的加剧，侵犯水环境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各国对水环境权越来越重视，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已经规定公民的清洁水权、亲水权、净水享受权或公民水环境权，甚至将保障公民的水环境权作为限制滥用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和水资源产权的重要条件。大多数国家通过环境权的法律规定来包括水环境权的内容。据资料，到1995年，约有6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组织法包括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特定条款；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正在将环境权或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纳入宪法。“规定了环境权的4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立法文件中，环境权或者是作为人的权利之一，或者是作为国家的职责，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些文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修饰词，以人及其需要为中心。”[2]例如，《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1980年）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国家有义务监督、保护这一权利，保护自然”。《菲律宾宪法》（1987年）规定：“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马里宪法》（1992年）第15条规定：“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国家和全国人民有保护、保卫环境及提高生活质量的义务。”1980年第8次修改的韩国《宪法》第35条（环境权）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为了环境保全而做努力。”美国伊利诺斯州宪法第11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对有利健康的环境的权利。”[3]美国麻萨诸塞州宪法第44条规定：“人民享有对清洁空气和水、对免受过量和不必要的噪声侵害以及对他们的环境的自然的、风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质量的权利……”[4]自60年代以来约有100来个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其中在90年代制定或修改综合性环境法律的国家就有70多个，这些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大都有环境权的内容。例如，美国在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宣布：“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1990年制定，1993年修正）第6条（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享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并应协助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的环境保全对策的实施，也应为环境保全而努力”。俄罗斯《人口健康法》（1991年）规定：“公民享有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和免受不良侵害的权利，企业有权获取有关卫生状况、环境和人口健康状况及卫生规则的权利。”墨西哥于1988年1月28日颁布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基本法》规定“所有人都有权享受一个健康的环境”。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1990年）、《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1995年）等地方环境法规已经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1994年）的第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第8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权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是构成环境的环境要素，上述环境都包括水，因而有关环境权的规定也是有关水环境权的规定。

另外，在一些国家，与水环境权有关的还有非人生命体的水权，即水生物基本用水的权利。为了保护水生物的正常生长和维持水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必须保证江河湖和地下水体的自然流量或生态用水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保护水生物的权利。例如，美国许多州都规定了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权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为了在开发水资源和合理地保护水环境之间达成平衡，参议院于1973年通过的第97号法律，授予科罗拉多州水利委员会代表该州公民拥有确保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独一无二的权利，又称“河流流量权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简称“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由于该州早在1850年代就已实行水占有权制度，该州大多数河流的水权自1890年以来已经被超额占有（超额占有指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较年长水权占有者的权利不能得到满足）。为了维护“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该州水利委员会除了努力申请新的水权外，还实施了“水获得计划”，各种政府实体、环境资源保护组织、企业和个体户纷纷将他们已经优先占有的水权捐献给水利委员会，以维护和增加全州的“河流流量权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目前该州水利委员会已对全州8000英里长的河流和486个湖泊拥有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自从实行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以来，该州的生态环境获得了很好的保护，居民可以享受河流和湖泊的美丽景色，野生动植物特别是水生生物也因此受益；由于河流流量和湖泊水位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该州的旅游业、水上娱乐行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二）水资源的所有权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江河湖海等水源作为人类无法控制、独占的共有物，没有形成水资源所有权的概念，一般用河岸权、地役权等物权来调整水资源权益。例如，英国法律没有直接确立溪流、河流及天然渠道中流水的所有权，而主要依土地所有权或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地上权和河岸权来确定水资源的私人所有权，即将水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在私人土地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属于土地所有人，而流出私人土地的水流则成为公共水流，将流水的所有权授予毗邻河岸的土地所有者。在澳大利亚，传统上由普通法从如下几个方面调整水权关系：土地所有人有权利用流动于其土地之下的地下水和从其土地中喷出的泉水；土地所有人有权利用流经其土地地表的未加控制的水流；水道或湿地的岸帮的所有人（即河岸权人）拥有对水的水流权和使用权；河岸权从属于土地，因为河岸权仅可为相邻于水道或湿地的土地而行使。

河岸权来自法国的民法。19世纪初，英格兰法庭将河岸权纳入其普通法。受英国法影响的美国司法制度也接受了河岸权原则，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州通常采用河岸权制，即只有有水源流经的土地所有人才有权要求获得水权。河流由水及河岸（包括河床）组成，河岸权与河岸即土地有密切关系。河岸权是指河岸土地的所有人拥有该河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天然径流，河岸权禁止河流上游地区大幅度增减河流水量（如大规模泄洪和取水）以致下游地区受到不利影响。河岸权具有如下特点：只有靠近河岸的土地所有人才拥有河岸权，河岸权依土地所有权的移动而自动移动，如果河岸土地被分割出售或转让，则不靠近河岸的那块土地将失去河岸权；河岸权与流域外的土地没有联系，即使流域内外的土地连成一片，流域外的土地也没有河岸权，即河岸权所有人无权利用其拥有的流域内的水资源去灌溉其流域外的土地；河岸权只适用于天然河流等天然水体，即人工河道（水库、水渠等）周边的土地没有河岸权；所有河岸权所有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即同一河流的上下游、左右岸的河岸权所有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在河岸权所有人之间不存在优先问题（但事实上上游河岸权所有人却总民优先享尽河流之便）；河岸权的所有人的用水量受到其他河岸权所有人的限制，任何河岸权所有人无权损害其他河岸权所有人的利益；在河流水资源丰富时河岸权所有人可以无限利用水量，在水资源短缺时则按比例在河岸权所有人之间合理分配水量，判断合理分配水量的依据是河岸土地面积的大小、土地特性、用水的重要性以及用水对下游地区的影响或损害大小；除非有特别规定，河岸权与水量无关。

占用权由西班牙人根据罗马民法的精神形成，后来又由西班牙人将其带到美洲新大陆，对美国的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等州产生重要影响。据说摩门教徒最先在其居住的美国犹他州奉行水资源占用权原则。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美国犹他州进行大面积灌溉的昂格鲁—萨逊人订立了一个原则：最先有效利用水资源的人，有资格继续享有优先于后来者的使用权。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优先占用原则，该原则意味着拥有最早的优先权注册日期、并从那时起一直使用水资源的人，拥有先于其他后来者从该水流引水灌溉的权利。在科罗拉多州的水占有权可追溯到1850年代，对占有权的简单解释是“谁先占，谁有优先权”。美国俄勒冈州于1909年制定了第一部统一的水法，引进优先占有制作为水权的管理方法，即在一个水源上第一个取得水权的人将是在枯水期最后一个被剥夺用水权利的人，开始获准允许用水的日期就成为该水权的优先日期。占用权具有如下特点：占用权的核心是“先来者优先原则”，又称为先占权、“时先权先”，即先占者有优先用水权，先期获得占用权的人的用水权利高于或优于后来者的权利，后来者是否可以获得占用权取决于是否有多余的水量，在水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不按平均原则向占用者分配水量，而是按占用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满足用水需求，先期获得占用权的人可优先获得规定数量和质量的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占用权人具有排他性优先权；强调水的可利用性，占用权人可以将其拥有的水资源用于远离河道甚至流域外的土地，也可以将其所占用的水去换取经济收益；占用权强调用水的合理性，即水的使用不能损害他人利益，可以通过立法对占用权加以限制。

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的扩大和水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普通法的有关规定已经很难适应水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一些国家的法律开始将江河湖海等水源赋予所有权概念。目前许多国家规定水资源为国家所有，也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个人水资源所有权。例如，在俄罗斯，水资源所有权分国家、单位和个人所有权等多种类型。根据俄罗斯民法，个别零散水体可以属于市镇机构或一些公民和法人所有。《俄罗斯联邦水法》（1995年）第33条规定：“水体可以属俄罗斯联邦所有，也可以属俄罗斯联邦各州、区所有。”第35条规定：“所有一切水体，包括那些不属于个别市镇、公民和法人所有的零散水体，均应属国家所有制范畴。”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水法》，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即我国法律上的水资源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

水资源所有权是指国家、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对水资源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一种绝对的物权。作为民事权利的水资源所有权的内容，包括水资源所有人依法对自己水资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四种权能。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是水资源或水体[5]，是水体中的水的所有权和土地的所有权的统一。如果从法律上将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与水资源地（包括水资源的底土、岸邦及与水资源相邻的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分割开来，则应该考虑、确定水资源相关土地的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岸边权。从理论上看，水资源所有权应该适用于水资源的全部功能。但是，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的所有权重在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水资源的经济功能，即对水资源的经济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而没有将环境功能和社会功能包括在内。

（三）水资源的用益权或使用权

目前我国水资源使用权的概念，与国外民法中使用的用益权有较多的相似性。

从理论上看，人们开发、利用和消耗水资源，原则上应该取得水资源的所有权；由于水资源所有权已经包括使用权能，水资源所有权人有权使用其所有的水资源，因而对水资源所有权人而言，没有必要设立水资源使用权。但是，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在一个存在不同阶级、阶层和强权的社会或国家，绝大部分水资源往往为少数人拥有（水资源的私人所有制）或国家所有（水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并且拥有大量水资源的少数人往往不必或不能直接利用水资源，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也不能直接利用水资源；真正直接利用水资源的是大量非水资源所有权人。由于经济实力和贫富差距等原因，这些人无钱或没有能力从水资源所有权人那里买到水资源的所有权。这就产生了非水资源所有权人必须直接利用水资源所有权人拥有的水资源的客观需要和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案是，在不改变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由非所有权人向所有权人支付一定费用后取得利用并收益所有权人拥有的水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用益物权，在我国多称为水资源使用权。

用益权是指在不毁坏物的实体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物品并收获其孳息的权利，即用益权就是用益物权。[6]例如，《法国民法典》第578条规定：“用益权为对他人所有物，如同自己所有，享受使用和收益之权，但用益权人负有保存该物本体的义务。”因此，用益物权是非所有权人以利用、收益为目的，在他人所有物上享有的使用、收益甚至有限处分的物权。享有权利的人称为用益权人，他有使用、收益甚至有限度处分他人所有物的权利。由于用益权人将他人所有物视同自己所有，因而原所有权被称为“虚有权”（nudaproprietas），又译为“赤裸所有权”；原所有权人被称为虚有权人，他只保留对其所有物的最终处分权。目前国外民法已经有大量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其中许多规定可以适用于水资源的利用、收益和有限处分。概括起来，用益物权具有如下特点：用益物权是一种物权，用益物权人有独占和排他性支配标的物的权利；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和典权等，除地役权属于从物权外，其他用益物权都为主权利，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用益物权是一种他物权、限制物权，用益物权必须存在他人所有的物上，用益物权人不是所有权人；用益物权的目的是对于标的物的使用、收益，收益是指收取或获得物的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如水域中的鱼所自然繁殖的小鱼等自然产生之物）、人工孳息（如在水域中人工养殖而取得的孳息）和法定孳息（如养鱼场的租金）；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须为他人所有物，一般为不消费物[7]，一般以不动产为主；用益物权以物的使用价值为实现的基础，是在使用价值方面对物的支配，用益物权的标的物的灭失导致用益物权的消灭。

由于用益物权的上述特点，它具有适用于水资源利用、收益和处分（即水权转让）的极大潜力，我国可以考虑建立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概念。所谓水资源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水资源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并有限处分的物权；在我国，可以将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定义为：非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对国有水资源依法、依合同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利。这种水资源用益物权具有如下特点：水资源用益物权人有独占和排他性支配国有水资源的权利；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必存在于国家所有水资源上，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人不是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一经确立（包括法定和意定），就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目的是对于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收益，收益是指收取或获得国有水资源的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如水域中的鱼所自然繁殖的小鱼等自然产生之物）、人工孳息（如在水域中人工养殖而取得的孳息）和法定孳息（如养鱼场的租金）；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以国有水资源的使用价值为实现的基础，是在使用价值方面对国有水资源的支配，国有水资源的灭失导致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消灭；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须为国有水资源，国有水资源是一种不消费物即指水的来源，国有水资源不是指水产品或已经与水地分离的水量。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水资源使用权的概念。根据《民法通则》第80条和81条的规定，使用权是指民事主体对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依法享有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使用权派生于所有权。我国《水法》第3条仅规定“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没有明确规定水资源使用权。

一般认为，水资源使用权是指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对非自己所有的水资源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取得经济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这一定义，水资源使用权具有如下特性：第一，水资源使用权是派生于水资源所有权但又区别于水资源所有权的一种独立的物权，水资源使用权不是水资源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水资源所有权与水资源使用权的区别仅在于：水资源使用权的行使除依法外，还要依水资源所有权人与水资源使用权人依法签订的合同。从大陆法系的物权观看，水资源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第二，水资源使用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可以成为水资源使用权的主体。水资源使用权可以分为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水资源使用权和个人水资源使用权两类。第三，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是水资源（水资源是一种不可消耗物，这可以将水资源使用权与水产品所有权区别开来，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只能是水资源而不能是水产品；水产品所有权的客体只能是水产品而不能是水资源，水产品是一种可以消耗的物），是非使用者所有的水资源（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只能是非使用者所有的水资源而不能是自己所有的水资源，如果自己使用自己所有的水资源则属于水资源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水资源使用权实际上是一种水体（包括水及其相连的土地）使用权，是持续或连续使用水资源的权利。例如，某水电站持续利用长江水发电的使用权，某轮船持续利用长江水航行的使用权，某农村组织持续通过水渠利用长江水从事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使用权。第四，水资源使用权使用的主要是水资源的经济功能（主要发电、航运、渔业养殖、商业旅游、商业供水等），而不是水资源的环境功能和社会功能。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的利用着重于获得经济效益，而没有将环境利用和社会利用包括在内。

根据对水资源的使用方式，水资源使用权可以分为取水权、水运权、水电权、放木权、养殖权、旅游观光权等各种开发利用水域或水体或水资源的权利。取水权是指单位或个人有依法直接从国有水资源（包括江、河、湖泊、地下水）中引水或取水的权利，引水或取水是将水从其水体中分离出来、或将原有水体改变形状流向的行为。取水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取水权的主体必须是具体的单位或个人，不能是国家或全体人民之类的抽象主体；第二，取水权的客体是水资源；第三，取水权人通过行使取水权可以形成新的水体而成为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人，也可以获得一定水量而成为该一定水量或水产品的所有人；第四，获得取水权必须经过批准或签订合同并依法或依合同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国有水资源（如江、河、湖泊、地下水）的取水权应该经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出让或转让国有水资源（如水库、水渠等水利工程中的水资源）的取水权应该经过国有水资源使用权人的同意并依合同交纳一定的费用。水运权是利用水域航行或运输的权利。水电权是利用水流发电的权利。放木权是利用水流放运木材、竹材的权利。养殖权是利用水域养殖、种植水生物（主要是鱼类、贝类、藻类）的权利。旅游观光权是利用水体或水域进行旅游观光的权利。由于我国长期没有从法律上区别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管理权人的界限，上述各类水资源使用权在过去一般被视为行政许可的产物，而不被视为具有财产权性质的国有水资源使用权。今后，应该通过法律创造条件将它们转化为国有水资源使用权。

（四）其他水权

1.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

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对水资源的利用着重于获得经济效益，而没有将环境利用和社会利用包括在内。利用水资源的社会功能属于社会公益权的范畴，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包括防火、抢险、救灾、治病疗养、卫生、体育、文化、科研、教育、划界、国防、军事等社会公益性权利，这种水资源使用权的收益往往表现为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2.水产品所有权

单位或个人通过行使取水权而取回的水量，单位或个人用容器接收的雨水，单位和个人通过买卖交易等活动获得的已经与原有水体分离的水，可以视为单位或私人所有水产品或私人物品；这时形成水产品或水的单位和个人所有权。有些人将水产品的所有权当作水资源所有权或水资源使用权，这是造成水资源权或水权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水产品是一种商品，因此对水产品而言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水产品的所有权而不是水产品的使用权。水产品与水资源的最大区别是：水资源所有权或水资源使用权是对水的来源（水体）的占有、利用、收益或处分，获得了水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就获得了源源不断地供应水的能力；水产品所有权是对一定质和量的水的占有、利用、收益或处分，获得水产品所有权只是获得一定质和量的水。

3.水资源产权

水资源产权是从经济法的角度对水权的界定，即将水资源作为一种财产、一种产业，主要指以水资源所有权为基础的一组权利，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法国水法》第1条规定：“水是国家共同资产的一部分。”许多国家将水资源即水体规定为水产业。根据西班牙《水法》（1985年），西班牙国有水产业包括：内陆水（地表水和可恢复的地下水）；连续的或不连续的自然河流的河床；湖泊和池塘的基底，公共河道上的地表水库的库盆；地下含水层。根据《日本河川法》（1995年）的规定：江河属国家产业。

根据马克思所定义和解释的产权，有如下几点含义：一是产权等同于所有权，马克思指出对土地的所有权包括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权利[8]；二是产权属于上层建筑法权性质的权利，对应于所有制而有别于所有制；三是指具有私人间的排他性的、可进行市场交易的、资本属性的权利；四是动态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权利；五是广义的包含一系列关于资产权利在内的权利束。

在罗马法中，产权被解释为几种权利的集合，即所有权（在法律限定下对某种财产的使用权）、侵犯权（穿过他人土地权）、收益权、使用他人资产权、典当权。注意，罗马法特意将所有权定义为对自己财产的使用权。法国民法明确规定：“财产权就是以法律所允许的最独断的方式处理物品的权利。”产权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产权必须是法律严格规定并允许的；二是产权是对物的权利；三是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在满足两条的前提下具有绝对性。产权不仅包括收益权，而且是包括一切与财产有关的权利，并且所有者可独断任意行使。[9]在西方学者中，有的认为产权即为财产所有权，并进一步把财产所有权解释为包含多方面权能的权利束。《牛津法律大辞典》[10]认为：产权“亦称财产所有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佩杰威齐（S.Pejovich）认为产权就是所有权，并把所有权解释为包括广泛的因财产而发生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权利束。P.阿贝尔认为产权是一个比所有权更为宽泛、包含一切关于财产权能在内的范畴。他认为，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转让权和其他权利的权利。[11]

现代产权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其代表人物是科斯，其理论后经布坎南、舒尔茨等丰富和发展。科斯等人认为，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资源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所导致，市场失灵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具有根本的影响，它是影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是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严格界定的私有产权不但不排斥合作，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根据科斯定理[12]，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水资源产权交易又离不开水资源市场。从法律权利的角度看，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商品还是劳务的交换，既是物质的转移和移动，也是权利的转让和移动；因此，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易，明确的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合理安排是解决我国水市场的关键。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与亚洲开发银行主持完成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研究报告提出，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存在着突出问题，在立法时应依法建立多样化、多层次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以减轻或消除自然资源产权主体混乱的状况；我国自然资源流转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是我国自然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关键原因，应确立自然资源的基本交易形式。要想通过市场优化配置水资源，必须将水资源产权管理规则与水资源产权交易规则分开，合理安排政府对水资源产权的管理的限度与范围。

综上所述可知，水权是由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用益权）、水环境权、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水资源行政管理权、水资源经营权、水产品所有权等不同种类的权利组成的水权体系，水资源产权则是一个混合性的权利束。环境保护法主要强调水环境权，自然资源法主要强调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私法（民商法）主要强调用益权（地上权、地役权）、水役权、河岸权等水资源物权和水产品所有权，经济法主要强调水资源产权，行政公法主要强调水资源的社会公益性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只有正确认识和掌握各种水权利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科学确定水权转换的范围和原则，明确什么权利可以转让，什么权利不能转让。本文所讨论的水权转让中的水权，主要指水资源使用权或水资源用益权。

二、水市场

广义的水市场，包括水产品市场和水资源市场两类。所谓水产品市场，如纯净水、蒸馏水和自来水的交易市场，这种水市场交易的是一定量的水而不是水资源（水体），是一定量的水或水产品的所有权，是一种水的实物即水的所有权交易。所谓水资源[13]市场，如江河湖水体、地下水体以及人工水库、水渠的交易市场，这种水市场交易的是一定量的、不断供应的水资源的使用权，主要是一种水源即水体的使用权交易。

（一）国外水资源的发展概况

国外水市场包括水资源市场和水产品市场、正规水市场（主要在北美和南美）与非正规水市场（主要在南亚，通过用水户协会分配水权）、现货水交易市场（sportmarket，在巴基斯坦人21%的打井户出售地下水）、应急市场（contingentmarket）和永久性水权转让市场、水权租赁市场、地面水市场和地下水市场等不同的类型。

美国的水权转让类似于不动产转让，转让程序一般包括公告、州水机构或法院批准。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部的水市场还仅仅称为“准市场”，是不同用户之间水权转让谈判的自发性小型聚会；而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水资源营销”和在因特网上进行频繁交易的“水市场”。近年来，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水资源，西部出现了水银行交易体系，即将每年的来水量按照水权分成若干份，以股份制形式对水权进行管理，方便了水权交易程序，使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99%的水交易是从农业用水转为非农业用户。在德州的里格兰峡谷，在该市1990年确立的水权中，有45%从1970年起已经被买走。在美国，西部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水资源最缺乏的地区，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用水问题。1988年美国联邦垦务局宣布将自己定位为“水市场的服务商”，并制定了买卖联邦供应用水的规章。美国内务部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在一份给西部水利官员的报告中呼吁实行水市场，认为美国西部用水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培育自主意识，培育买方和买方市场”。美国的亚特兰大市市长因为城市供水存在水压不足、水质不好、水管破裂等问题，在市长选举中丢了许多选票。为了取得市民信任，市政府开始尝试新的城市水管理政策，即：在市政府对水设施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城市水设施使用权向企业招标，由各公司通过投标竞争取得水设施使用权。结果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下属的联合水务公司一举中标，为该市150万市民提供并承担4500公里的管网维修。在这家私营公司经营后，城市供水情况大大改善，仅市政府的财政补贴就节省了4亿美元。1985年，两家来自法国和香港的企业进入澳门水市场，承担向整个澳门供水的任务。15年来，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水价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而且澳门居民使用的自来水已经优于欧洲标准。

在智利的缺水地区，水市场已经取得较大效益；该国的利玛理地区，水交易的平均收益是每立方米2.47$，交易成本是每立方米水0.069$.新加坡85%的水都是从马来西亚购买的，期限是60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买来原水再制成水产品，再卖回到马来西亚。这被认为是国际上最典型的水权交易的例子。

随着用水量的增加，进入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正在实现向新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转变，即由经过改革的行政结构和少量普通法权利共同构成的新制定法水权制度。这种新的制定法水权制度的特点如下：第一，水权享受者可以依靠政府行为和司法诉讼实现用水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构成水资源利用基础的私人权利和义务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强制实现；第二，保证适当的环境用水是创设可交易的水权制度的核心条件；第三，明确用水者和管理者的环境保护注意义务；第四，为了迎接巨大的环境挑战，第三者的利益和环境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原有水资源的水权已经发完，一些州政府规定，允许老的用水户可以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使用权有偿地转让给新用水户；即逐步停止对新的取水的审批，新用水户只能到水权交易市场上购买水权。在1994年2月25日，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uncilofAustraliaGovernments，COAG）制定了一个“水工业战略框架”[14]，决定实行水权贸易、流域综合管理等水资源政策改革。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只有少量水资源分配贸易或交易，而水资源改革政策的中心环节是水资源中可交易的财产权，并且使这一权利的交易与土地权利相分离。其途径是：行政机关通过授予具有制定法性质的许可证创设可交易的权利，赋予该许可证以财产权的基本属性。

在西澳大利亚，在《水权与灌溉法》（1914年）实施之前，实行的是以普通法财产权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在该法实施之后，该州实行的是水资源公有制，行政机关对水资源拥有调控权。1995年12月，西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水与河流委员会法》、《水公司法》、《水服务协调法》、《水机构改革法》等4部对水资源政策进行改革的法律。1998年8月西澳大利亚水与河流委员会法公布了对《水权与灌溉法》（1914年）进行详细修改的建议，提议将位于管理区外的地表水的水权也授予西澳大利亚州，将河岸权这类公共权利扩大到所有的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规定所有参与水资源管理以及使用水资源的人都应负有注意（主要指保护环境）的义务，水资源管理者有权作出平衡环境用水和经济用水的有约束力的决定，要求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该建议对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立国家和个人对水资源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创设独立的对水资源的财产权以及水权交易，具有重大影响。[15]在维多利亚州，早期用水户申请取水和用水不论规模大小，州政府都批准给予其水权。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增加，该州逐渐停止了这种做法。由于可授权的水量越来越少，在部分地区已经审批的授权水量甚至超过了可利用水量，新的用水户已经很难通过申请获得水权，该州州政府自1980年代起开始实行水权拍卖。该州规定的水权转让，包括临时性转让和永久性转让、部分转让和全部转让、州内转让和跨州转让。水权转让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进行干涉；转让人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其他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但是，水权转让必须遵守州议会通过的规则。灌区内具有用水权的农户或许可证持证人将其拥有的水权永久转让给具有批发水权的供水机构时，供水机构需向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提出申请，将转让的用水权或许可证转换成批发水权。到20世纪末，该州水权永久转让年交易量为2500万立方米，临时转让年交易量2.5亿立方米，在该州北部已经形成固定的水权交易市场。通过水市场购买水权是新用户获得所需水量的有效途径，因节约用水而具有剩余水量的用户也可以通过转让获得收益。

（二）我国水市场发展的概况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改革开放方针期间，我国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配置和管理水资源，其模式是国家养水、福利供水、计划配水。这种模式导致水资源国家所有权形同虚设、水资源市场失去生存空间、水资源价格严重扭曲、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低下。当时的理论根据是：水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不是商品的理论，水资源使用权或取水权不得转让。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水资源日益稀缺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国开始对水资源管理实行改革。这种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方面，即强调和加强政府对水资源的宏观控制，强化对流域分水计划和分水协议的保障机制；二是微观方面，即加强政府对供水部门的行政管理和水产品的价格改革。这种改革仍然是行政指令配置水资源模式的延续，没有重视和引入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利益机制和市场机制。

例如，黄河流域水资源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种典型的“开放的、可获取的水资源”，流域内用水“以需定供”，唯一的用水限制条件是用水户的取水能力，即谁有能力取水谁就有权任意用水、谁没有能力取水谁就无法用水。这时国家水资源所有权名存实亡，结果导致类似“公有地的悲剧”的国有水资源悲剧。黄河流域各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类似“军备竞赛”的“取水竞赛”，竞相大力修建各种引黄引水工程，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从二十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引黄水量增长了1.5倍；由于引黄水量过多，黄河从1972年开始断流，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平均每5年有4年断流，进入90年代则年年断流。黄河水资源断流的严峻形势激发了黄河上下游用水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水资源紧缺的问题提到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为了缓解黄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国家从宏观行政调控和微观水价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在宏观控制方面，国务院于1987年颁布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将349.6亿立方米的水量分配给黄河流域8省。但是，这种计划分水办法并未达到计划控制的目标和效果，原因是：一是计划决策失灵、计划本身不够合理，确定分水方案的机制基本是暗箱操作、中央（部门）拍板和高度集权，没有经过各地方的充分协商和民主参与；二是计划管理模式出现体制失灵，整个流域分水依赖流域管理机构监督实施，但流域管理机构既不享有法定的监督管理权力，也没有采用行政手段之外的经济约束机制，由于缺乏权威性的流域管理机构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无法对实际引水量进行有效控制、监督和对超额引水地区和部门进行制裁；结果一到枯水或用水高峰时期，有关地方、部门和引水工程竞相取水，造成分水失控。实践证明，这种行政配水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其资源配置效率很低，对用水主体的约束力和诱导力很差。在微观方面，国家开始对黄河流域的居民用水和生产用水实行计价和提价；由于各地各部门获得黄河国有水资源并没有向国家缴纳水资源使用费，加之流域农业生产产值和农业灌溉技术不高等原因，工农业用水的价格机制对缓解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危机作用不大；由于流域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即自来水占黄河流域水资源的总量不多，加之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在自来水方面的价格机制对缓解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危机不仅作用不大，有时还会产生“水老虎”行业利润过大的副作用。实践证明，如果将水资源市场与水产品市场割裂开来，即只建立水产品市场不建立水资源市场，水产品市场机制对整个流域水资源配置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从总体上看，对于“江、河、湖泊，冰川雪原，陆上地下水，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修建或所属的人工河、湖、水库、水塘、水池、水渠等人工水体”，目前我国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分配水资源，也就是说还没有建立水资源市场，因而还谈不上水资源市场失灵的问题。[16]例如，属于国有企业的自来水厂、用水企业和农灌区管理局取用江、河、湖泊和地下水体中的水，只需政府主管水资源的部门批准就可以取得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基本没有向政府上缴水资源费，这种水资源使用基本上是无偿使用（无价或低价使用）、无期限使用、无流动使用。从理论上看，通过流域统一管理配置水资源（主要指通过流域立法、建立强有力的流域统一管理机构、制定流域统一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计划），其全流域水资源配置效益和效率应该最优。但是，如果缺乏法律保障和经济制约手段，这种分配水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且容易产生副作用，不利于提高国家和企业的投资效益、用水效益，不利于发挥丰水地区的水资源优势，不利于城市和产业的合理布局，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由于水资源的区域性，各地人民政府争相控制国有水资源，争相向中央政府多要水资源配水指标，争相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结果一些地方可用水资源多余，一些地方水资源严重不足；由于缺水地方只能通过上级人民政府获得水资源，上级人民政府通过行政权力调配水资源，结果造成谁叫缺水需水叫得好、谁行政关系好、谁行政权力大就可以多获得水分配指标的情况；这都会造成人为的地区发展条件不公平、竞争条件不公平。

为了满足发展经济所需用水问题，我国一直存在着临时的、应急性、地下的、隐蔽的、非法的、变相的、不健全的水买卖、水权交易或水市场。例如，浙江舟山本岛水资源紧缺，每到干旱季节，就用轮船从长江口和宁波运淡水，连居民生活用水也要限时限量供应；这种现象促成了舟山向大陆跨海引水项目的实施。在浙江温州乐清等地的水库供水区，曾经发生农村和城市、农业内部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的矛盾；一些个体户为了得到投资大、效益好的养殖业的“救命水”，曾自发地与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协商，要求高价转让水权；这促成了乐清在楠溪江从永嘉引水。绍兴河网曾多次从萧山引钱塘江的水。慈溪曾经协商向上虞引水，已经实现从余姚引水。永康曾计划从仙居引水。这种些现象表明，水权的流动和水市场的启动已经有了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我国香港买东江水，澳门买西江水，也是水权交易。

为了克服上述水资源宏观行政控制和水产品市场微观方面的弊病，我国在流域水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从1999年开始对水资源的管理与配置逐步进入水权和水市场改革的新阶段。先是有关流域管理体制、水权和水市场改革的理论讨论，接着进入试点、试验和立法阶段。《防洪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的制定以及《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的修改，从法律上提供了加强流域管理机构权力和水资源使用权转让的依据。1999年，水利上部领导提出了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和现代水利转变的治水新思路。2000年10月水利部领导发表了关于“水权、水价、水市场”的理论讲话。接着全国水利学会、环境资源法学会等环境、资源、法学界进行了有关水权与水市场的学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草案）》（水政法[2000]227号）明确规定了水资源使用权可依法转让的条款：“关于征求对《取水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修订草案）》意见的函”（资源管[2000]20号）对水权转让条件、提交资料、权利义务、适用范围以及补偿原则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2001年2月，《人民日报》分别于16日、20日报道了《我国首笔用水权交易成交-义乌出资两亿元，买来上游东阳水》（作者慎海雄、王磊）、《两亿元买清水-国内第一笔水权交易详记》（《人民日报》华东版，作者王磊）的消息。

水权体系范文篇3

1．0概述

与其他自然资源法律不同,美国的水资源法律以州法律为主,而不是体现为统一的联邦法律。所以说,人们不能依照某个单一的法律体系来确定如何获取、分配和利用水资源。尽管还有一些联邦水法律的概念存在,但绝大多数水法律已在各州为满足当地水需求分别建立和发展起来。水法律虽然是在各州之内发展起来,并且成为各州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各州之间仍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上的相似（或差异）决定的。人们对美国水资源的认识会从多雨的东部地区到半干旱的西部地区发生改变。相应地,这些地区的水法律也会因气候特点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水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除了存在上述地区性差异外,还会因对各种天然水体所采取的获取、分配和利用的方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另外,从水文角度看,无论水是在哪里发现的,都属于同一个水文循环,但在法律上,针对地表水（指存在于湖泊、河流和溪流中的水体）的法律就与针对地下水（指存在于地下水流域、含水层以及其他地面以下地方的水体）的法律不同。

在决定水的获取、分配和利用的基本概念中,针对地表水或地下水源确立和保证"水权"是一个重要内容。同时还存在着获得这种水权的辅助手段,而这些辅助手段（或称辅助权利）可以通过合同或有关供水机构的服务加以实现。这些权利的概念将在下面做简要介绍。

近年来对水的获取、分配和利用的限制越来越多,这是为了保护河流和其他水源中的水资源。所以,为了全面了解水权的含义,必须理解环境保护和有关限制在法律上的体现。

2．0地表水权

有关地表水权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学说体系:

（1）优先专用权体系;

（2）滨岸使用权体系;

（3）综合了滨岸使用权体系和优先专用权体系的混合水权体系。

这些学说体系在美国水法律中都有体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说体系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叉,一种学说体系可以自由地从另一种学说体系中借用概念。现在,人们可以在美国的各个地方找到这些水权学说的影子。

2.1滨岸使用权体系

滨岸使用权体系发源于英格兰和欧洲,为美国东部、东南部和中西部各州所采用。这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体现了在英格兰和欧洲以及美国一些地区多雨的气候特点。此外,在一些采用混合水权体系的州也将滨岸使用权体系中的某些要素作为其水权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些采用混合水权体系的州位于太平洋沿岸等地,其气候特点兼有东部和西部的特点。

滨岸使用权体系最初以习惯法的形式确立起来,但是到了今天,在大多数州这种习惯法的形式已经被正式法律条文所替代。实质上,某一种滨岸使用权是通过拥有了连接水体的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如果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与某一个流动的地表水源（如河流或溪流）相连,那么他就是河岸土地所有者；如果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与一个湖泊或池塘相连，那么他就是湖岸土地所有者。滨岸使用权（或称滨岸权）是指合理使用与滨岸土地相连的水体而又不影响其他滨岸土地所有者合理用水的权利。

2.1．1滨岸使用权及使用中的限制

滨岸使用权由许多要素构成,而滨岸使用权的运用也同样有许多限制因素。实际上,对滨岸使用权概念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其运用当中的限制因素的描述加以确定。

1、滨岸土地的所有权。

为了能够运用滨岸使用权,必须拥有滨岸土地的所有权。

2、天然水流。

滨岸使用权只针对某一水道内的天然水流。从其他流域引入水道的水体不能算作天然水流,不适用滨岸使用权。

3、天然水道。

滨岸使用权只针对某一天然水道内的水流。一般来讲,不能针对人工设施中的水体获得任何滨岸使用权。但如果人工水道已经被长期作为天然水道,则其中的水体可以适用滨岸使用权。

4、滨岸使用权必须在流域内滨岸土地上运用。

滨岸使用权必须在滨岸土地上运用,而且这些滨岸土地必须在水体所属流域内。如果滨岸土地不在水体所属流域内,即使它们与流域内滨岸土地相邻,也不能运用滨岸使用权。

5、滨岸使用权的终止。

滨岸使用权可以被终止。被赋予了滨岸使用权的土地必须与指定水体相邻。当一大部分土地被划分出去后,任何不再与水体相邻的部分便失去滨岸使用权。

被终止的滨岸使用权能否被重新恢复取决于各州具体的规定。一般说,部分采用滨岸使用权体系的西部各州规定,滨岸使用权一旦被终止则不能恢复。在这些州,滨岸使用权都是针对与水体相邻土地的最小部分。

大多数采用滨岸使用权体系的州则与此相反。这些州规定,滨岸使用权可以恢复,而且只要与某一水道相邻的整个地区的土地为单一所有者所有,就可以在该地区运用滨岸使用权。

6、滨岸使用权的转让或保留。

明确滨岸使用权的转让或保留有助于针对那些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失去权利的土地来保护滨岸使用权。权利的转让或保留将使签约双方共同遵守转让或保留书,但对第三方无效。而第三方必须表明由于这种转让或保留对自己造成损害来证明转让或保留书是不合理的。

7、滨岸水体的使用。

滨岸水体的使用必须是合理的。一般诸如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工业用水和采矿用水以及水力发电用水等都属合理使用范围。滨岸使用权一般不支持城市用水。城市用水包括开发一个大的供水系统以满足城市全部用水的需要。一座城市可以在属于它自己的滨岸地区运用滨岸使用权,但不得将其扩展至不属于自己的地区（除非另有许可）。

8、水体的贮蓄。

一般来讲,滨岸所有者可以贮蓄滨岸水体,只要不妨害其他用户的合理使用。但实际上,滨岸的蓄水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9、滨岸使用权的丧失。

一般来讲,滨岸使用权不会因不用而丧失。然而,滨岸使用权能够用许多条件加以限制,包括优先权的丧失和某种用水的禁止。西部一些州将新的滨岸使用权限制在某个日期之后方可生效。滨岸使用权能够通过规定而丧失。在实行混合水权体系的州,包括权利没收在内的关于滨岸使用权的其他限制条件业已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下来。

2.1.2滨岸水体的其他利用

鉴于滨岸使用权与滨岸土地同水道的接近程度有关,某些权利便依附于这种实质上是非消费性的权利而产生。这些权利存在于水道本身,如河道中水流的保持、通航的权利、捕鱼的权利,修缮水道满足休闲和观赏需要的权利、修建码头的权利,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与水质有关的权利,但这些方面事先已被联邦法律所规定,这些私人权利将受到公共水权的限制。

2.1.3滨岸所有者权利的相对性

一般地讲,滨岸土地所有者可以行使滨岸使用权,只要这种权利的使用并非不合理地影响其他滨岸所有者的权利,而在一些州则规定,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争议,一个滨岸所有者与另一个滨岸所有者就滨岸使用的合理性的比较由民事法规的有关条款加以确定。

2.1.4滨岸使用权许可体系

以下各州采用的是滨岸使用权许可体系的一些形式:阿肯萨斯、特拉华、佛罗里达、佐治亚、伊利诺斯、印第安那、伊阿华、肯塔基、马里兰、马萨诸赛、明尼苏达、新泽西、纽约、北卡罗莱那、宾夕法尼亚,南卡罗莱那,以及威斯康星。许可条件的内容和范围依各州而有所不同。

2.2优先专用权体系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优先专用权体系是在干旱和半干旱的西部各州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些缺水地区的用水问题。该体系允许存贮水资源用于那些无法获得水资源的地方;还允许将水资源从有水的地方向需要的地方进行转让。

另外,那些采用混合水权体系的州在保留了滨岸使用仅体系中部分要素的同时,也很鲜明地吸纳了优先专用权体系中的有用部分。

采用优先专用权体系的州认为水资源所有者的利益代表着州内公民的利益。在有关这方面的法律中规定,州政府可以批准一项大量用水的权利,这项权利称作"有用益权"。

2.2.1专用权的构成要素

专用权的构成要素依各州而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下列要素是大多数州都有的。

1、目的。

某个水权专有者如需引水必须持有将其用于有益之事的目的。

2、引水。

在大多数州,水权专有者必须通过从水道内引水来有效控制水资源,而在某些州,这样做使得对河流内用水权的专有成为不能。引水是控制水的自然行为,可以通过水库、沟渠、泵站等的修建和利用加以实现。由于水权的优先取决于专用权生效的时间,因此,引水设施的修建就必须设法早日完成。

一些州已不再要求将引水作为专用权的一个构成要素,在这些州,对河流内用水权的专有是允许的。

3、有益的利用。

水资源的利用必须是有益的利用。对所有的州来说,生活用水、城市用水、农业及工业用水等都是有益的利用。还有其他一些用水也被认为是有益的。在大多数州,水资源的有益利用通过法律规定下来,而关于水资源有益利用的定义却并不要求是唯一的一种。重要的是专用水权只限于对水资源的有益利用,任何人都不能拥有无益用水的权利。

4、合理性。

在所有实行专用水权的州,合理性的有关概念也在水权获得的条件中作了相应规定。合理性的概念包括在合理的时间内对水资源进行有益的利用以及用水和引水方法的合理性等方面的要求。浪费水资源或者使用超过合理需要的水资源,这些都不是有益的利用,超出了水权规定的范围。譬如，加州将用水合理性的概念纳入州法典中，规定任何人只能获得合理并有益使用水资源的权利。

2.2.2优先权

优先专用权体系的核心是优先权。专用权授予的日期决定了用水户用水的优先权。最早授予的水权专用者拥有最高级别的权利,最晚授予的水权专有者拥有最低级别的权利。在缺水时期,那些拥有最高级别水权的用户被允许引用他们所需的全部水资源,而那些拥有最低级别水权的用户被迫限制甚至全部削减他们的引用水量。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优先,权利优先"。

2.2.3相关溯及原则

由于用水权的各种构成要素并不是在同一时间都能实现,因而用水优先权的时间确定与水权专有者首次采取的行使专用权的实际行为的时间有关。譬如,某人打算在某一天实施专用水权行为,但建成所需引水工程尚需要一段时间,甚至在水资源能够获得有益利用以前还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直到将来的某个时期才可能完全实现对水资源所有有益的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准备行使的所有专用水权将被赋予一个与水权专有者为行使专用水权而采取的实际行动的最初时间有关的优先权。

2.2.4早期专用权

早期专用权是由早期位于加州和西部各州的采矿工地上的习惯做法发展而来的。这些早期的专用权只需简单地通过从水源取水并进行有益利用便可获得,而且无须获得任何政府、行政或司法机构的批准;专用权的数量是已经或可能用于计划中有益用水的最大数额。行使专用权的意图有的是通过通知让大家了解，有的则通过实际的引水措施使各方面获知。

2.2.5现代专用权

早期专用权系统存在诸多弊端。这些弊端集中表现在指定专用权的存在、优先性及范围等要素的不确定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实行专用权体系的州采用了不同的许可制度。尽管这些制度依各州情况存在很多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点,其中包括填写一个专用水权的书面申请。这个书面申请除其他一些事项外,必须填写打算申请专用的水资源的数量、使用的目的以及计划用于什么地方。在大多数州,专用权的优先性取决于书面申请的归档时间。

在除科罗拉多州以外的所有州,专用水权的申请由一些指定的行政机构授理归档。在科罗拉多,这种行政机构的作用被专门的司法程序所替代。一旦书面申请被归档,申请人将获得通知。如果收到反对意见,将会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以后，如果申请获得通过，行政机构将一个许可令，批准申请者享有专用水权。许可令包括控制水资源使用的条款和条件。专用水权总是被限定在以非浪费的方式对水资源进行有益利用的范围内。

在大多数州,除了规定水资源可以被专用、同时专用权的行使将不会对其他合法用户造成损害,行政主管机构还将确认这种专用权的使用没有超出公众利益所要求的范围。公众利益范围的确定依各州有所不同。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对公众利益的考虑主要集中在处理有争议的申请及环境问题上。

2.2.6专用权及使用中的限制

专用权在许多方面较滨岸使用权更具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权利的转移或调整。

在需要将农业用地改变为城市用地时,专用权可以转移或调整以满足改变以后的情况。针对那些最初并没有打算从专用水体中受益的土地,专用权也可以转移或调整。同时，专用水体也可以调整,使得水资源的引用相比最初的安排适当改变。在这些情形下,确定专用权是否转移或调整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这种变化对其他水权专有者的影响。只要其他水权专有者不会因此受到损害,专用权的转移或调整就应当没有问题。要实现这些专用权的调整或转移,必须获得行政主管机构的批准。在允许专用权转移或调整之前,还需要通知公众并召开听证会。

2、跨流域引水。

专用权允许原流域以外的用水。但在一些州,有关地方保护的法规对此类用水进行了限定。

3、水的贮蓄。

专用权允许贮蓄水资源,以保证适时地而不是在天然状态下利用水资源。在干旱和半干旱的西部各州,贮蓄水的权利对整个水权体系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4、外来水。

专用权允许对外来水的使用。外来水指通过人工努力而非天然形成进入水道的水。

5、再引取和再利用。

水权专有者在原本打算通过引水受益的地区拥有对水资源再引取和再利用的权利。这种权利是通过更加有效的引取和利用措施招展对现存的或已开发的水资源的利用。允许水权专有者对水可以再引取和再利用所要考虑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是否对其他水权专有者造成损害。只要不造成损害,这种权利就可以获得批准。

6、水流。

与滨岸使用权不同,专用权仅针对水资源的利用而设立。因此,水权专有者无权持有那些与水道有关而与水资源利用无关之权利。在大多数采用专用权体系的州,这些权利从实质上讲是公众所有的,并且是作为公众利益考虑的一个方面。

7、获取。

经过滨岸和其他地区获取水源是行使专用权的基本要素。各州对此有不同的做法,包括制定购买或没收权利的法律条款。

2.2.7专用权的放弃和没收

在大多数州,专用权可以通过放弃而失去。放弃是基于证明无用和放弃意向而作出的决定。与此对比,仅凭在一个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证明无用即可将专用权没收。

2.3混合水权体系

混合水权体系既包括象加州那样最初由习惯作法演变成专用权体系,而后吸收了滨岸使用权部分要素的类型,也包括最初建立了滨岸使用权体系,而后经过调整又与专用权体系相适应的类型。对于后一种类型,存在两种形式。一些州只对滨岸使用权加以限制，而另外一些州则通过立法或宪法条款的规定对未实施的滨岸使用权加以取缔。

在采用混合水权体系的地方,规定了专用权和滨岸使用权的相对优先性。在大多数州,滨岸使用权优先于专用权。在加州,未行使的滨岸使用权受到某些保护,一项已经行使或还未行使的滨岸使用权优先于专用权,除非专用权的行使先于有争议之滨岸土地取得专用资格的时间。

为了确保滨岸使用权的行使不会对较低级水权专有者的权利造成损害,所有采用混合水权体系的地方都有对用水合理性的规定。按照这样的规定,对滨岸使用权的要求同专用权一样,其用水必须是有益的。

2.4公共水权

除了将水资源用于消耗性用途外,人们总是强烈希望拥有公共水权,包括航运、渔业以及其他用于商业目的的地表水使用权。

近年来,除了传统的航运、渔业和商业目的外,公共水权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增加了游泳、水上娱乐、休闲、科学研究以及为满足生态和环境要求对河道内的水资源进行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在大多数州,这些利用地表水资源的公共权利已经成为在评价水资源利用时考虑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关水资源利用方面的公共利益还包括为满足环境和生态要求进行水资源的保护。在干旱和半干旱的西部各州,水道内的水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会干枯,因此,对河流内水的利用便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州采用两种措施保护河流内的水资源。一种是将河流内的水资源划为专用,这种专用一般由某个州立机构负责实施。另一种措施是从指定区域内抽取足够的水量补充河流内的水资源。

河流内的水资源也可以通过以下一些联邦法律法规加以保护:

1、《野生和游览的河流法》。

联邦《野生和游览河流法》规定,可以利用未来建成的开发设施抽取某些河流的水补充所需水资源。另外,该法规定了将河流中的剩余水量或河流水量的一部分引入联邦水系统的基本框架。根据该法，各州建立了自己的供野生和游览的河流系统,使该法得到了具体体现和完善。

2、《濒危物种法》。

联邦《濒危物种法》针对已经作为某种濒危或受害物种重要栖息地或可以为濒危或受害的鱼类和野生生物提供保护的水道,规定了保护河道内水流的基本要求。

3、《清洁水法》。

《清洁水法》第404节规定了采取任何注水或蓄水措施之前首先要满足的条件。此规定用来限制引水设施的修建,有时会因此取消这些工程的修建。近年来此规定已经成为保护河流内水资源的一个有力工具。

4、与水质有关的法律法规。

各州法律通过对水质的限制规定来控制水资源的利用。这些法律不仅控制水源的水质,还控制排入水源的水的质量。基于此,包括防止咸水入侵和水温调节在内的一系列水质保护措施可能会进一步限制水资源的使用量。

3.0地下水

按照有关地下水的法律规定，并不是所有在地表以下发现的水都被看作是地下水。在已知和确切的地下渠道中流动的水被认为是地表水,而不以这种方式存在于地下的水则是"渗透水",并被称作地下水。确定存在于地下的水是服从地表水法还是地下水法并非一目了然。

在分析地下含水层时,为了全面了解相关水权,需要确定地下水流域的安全产量。地下水流域的安全产量是指在不降低可供利用的水资源总量的前提下,经过一定时间所能抽取的地下水的数量。发全产量可以通过抽取量与回灌量的比较计算得出。为了保证地下水流域处在安全产量的范围内,回灌量必须等于或超过地下水抽取量。如果超出了安全产量的范围,地下水流域就被看作是处于超采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除了自身储水量的大量丧失外,还会造成地表沉降和严重的水质问题。

一般地讲,地下水是利用水泵从水井里抽取。用水泵抽水将在抽水区周围形成一个下降漏斗，这种下降漏斗的影响以及由于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的降低是地下水法中涉及的重要内容。

3.1.1地下水权

针对地下水有不同的水权体系。一些州还不只设立了一种水权制度。

1、绝对所有权制度。

一些州仍在实行绝对所有权制度。这种制度是根据习惯法中规定的土地财产所有者拥有利用其所属土地表面以下全部地下水资源的绝对权利的概念而建立的。这种制度在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尤为普遍。

2、相关水权制度。

在一些州,绝对所有权制度已被废止,而代之以相关水权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所有土地所有者对其拥有的土地下面的地下水流域都有抽取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的权利,他们的权利是等同和相互关联的。

3、专用权。

有些州承认一种完全的专用权制度。这种制度允许那些最先出现的汲水者抽取地下水,而无论其最终使用是在何地。

而在大多数州,这种完全的专用水权制度已经通过添加限制条件而作了调整。譬如在加州,虽然存在相关水权制度,但如果地下水储量超过用水户的需要,便可以引入专用权的概念和作法。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用水户与拥有专用权的用水户之间的矛盾一般是按照有利于土地所有者的方式解决。

在一些地下水明显超采的地区则建立了相互权利制度。这种制度提倡根据历史用水情况公平合理地分配水量。

4、合理用水。

前面谈到有关地表水的合理用水原则对大多数州来说都作为地下水利用的一个限制条件。

3.1.2地下水的管理

地下水管理最普遍的方法是许可的授权。许可的授权是指是否可以拥有利用地下水的权利。

1、打井的许可。

有些州规定在打井之前就要获得许可,这种许可是针对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而不是从供水的角度保护水资源。

2、使用权的许可。

除了打井许可外,一些地区还规定了对抽取地下水的权利使用的许可。

3、专门立法。

在有些地区,地下水流域是按照专门立法来进行管理的。各州立法机关针对各个流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计划,以此来控制地下水的抽取和利用。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中,管理地下水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联合利用以及将地表水存贮于地下水流域中。

4、由判决而得的流域。

在一些地区,地下水流域是按照那些针对地下水权的判决结果而制定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的。地下水权的判决是法庭针对所有要求从地下水中获益的当事人的相关权利作出的。而且,法庭常常通过一个专门的负责人对判决后的地下水流域的水资源利用保持连续的管辖与监督权。

5、水质规定。

正如地表水一样,各种联邦法律法规对地下水流域的水的利用也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污染物的排放,但也有针对地下水的抽取进行规定的。

4.0水资源利用过程中联邦政府的介入

正象在前面提到的,联邦政府有关水资源利用的法律一般都是针对水质和环境保护。联邦法律大都不对水资源的分配进行规定。有些例外值得注意：

1、联邦保留的水权。

如上所述,专用权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基于联邦政府承认对其所属公共土地上的水体享有专用权、承认将公共土地所有权与水体所有权分开以及将用水的最高权力授予西部各州。作为例外的联邦保留水权是由法院规定,最初用于印第安保留区的开发,其后又用于其他联邦所属保留区的开发,如军事地区、国家公园、电厂及国家森林保护区等。

联邦保留水权在范围上受到相应的限制。只有在需要开辟一个公共区域作为专用时才可以设立联邦保留水权。而且，这种保留水权只针对为实现保留区主要目标所需的用水,而不考虑其他目的的用水。联邦保留水权自保留地批准之日起优先使用。

2、联邦优先权。

包括水法律在内,联邦法律优先于州法律。但在有关水权的法律方面，联邦法优先于州法律已经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联邦《垦殖法》方面的问题,二是《联邦电力法》方面的问题。在加州与联邦政府签署的协议中,联邦最高法院规定,除非与国会有关某一个联邦开垦项目的决定发生矛盾,《垦殖法》不以联邦法律为先。而在伊阿华电力公司与联邦电力公司签署的协议中,联邦最高法院规定,从实质上讲,《联邦电力法》优先于州水法,但该法第27节规定的对州权利进行保留的除外。《联邦电力法》第27节规定保留州对其输送的水资源的专有利益或所有权给予保护的权利。

5.0州际间水的分配

某些水道是跨州的,各州之间围绕这些州际水源的水资源分配是联邦法律规定的一个内容。州际水资源的分配通过下列方式之一实现:

（1）州际水资源分配协议。该协议由州与州之间签定,并经过国会批准;

（2）法庭裁决。有关州际水资源分配的诉讼提交联邦最法院进行裁决；

（3）国会针对州际水资源分配制定的专门法律。

6．0水权诉讼

水权诉讼尽管从内容上讲较为复杂，技术性较强，但与其他法律诉讼相比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本质上讲，水权诉讼有三种类型：

（1）有争议的用水户之间提起的诉讼；

（2）某条河流内所有用水户之间提起的诉讼;

（3）针对负责水资源分配的行政机构提起的诉讼。

有争议的用水户之间提起的诉讼一般都是有关用水户各方的具体和特殊的争议事实；针对行政机构的诉讼一般是关于行政机构的行为是否公正所提出的疑义；某条河流内所有用水户提起的诉讼包含了所有用水户对河流内某项水权的要求。

水权体系范文篇4

本文作者：王晓娟陈金木王霁霞工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评估范围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评估范围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从横向上看，与水利法制建设的外延相对应，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评估范围包括水法规建设、水行政执法、水行政执法监督、水事纠纷调处、水利法制宣传教育等方面。从纵向上看，考虑到地方水利法制建设是一个较广泛的概念，地方既包括省级也包括地(市)、县(区、市)级，而不同层级的地方水利法制建设工作重点不完全相同，如省级存在水法规建设工作，地(市)、县(区、市)级的工作重点则是水行政执法、水行政执法监督等工作，为此，将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评估范围确定为: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利法制建设工作为主反映出的本省水利法制建设总体情况。同时，评估范围不仅限于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也包括该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下级水利部门的工作情况。如，在考察江苏省水行政执法工作时，虽然评估对象主要是江苏省水利厅，但评估范围应当包括江苏省各级水利部门的执法工作总体情况。评估方法法制建设的评估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法治指数理论与实践。法治指数理论的核心内涵是将法治的主要内容用考核指标进行描述，并对每一个指标进行权重和量化，再用该套量化的指标体系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考核与检验，最终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指数。法治指数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指标权重的赋予，将法治水平进行数量化考核，突破了之前法制建设难以量化的局限性。法治指数理论也成为西方国家和地区通用的法治水平评估方法①。我国对法制建设评估方法的借鉴经历了对法治水平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发展过程②，法治水平的量化评估方法已经成为目前的通行做法。地方水利法制建设评估也采用通用的量化评估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具体步骤:首先是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根据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内容框架，搭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的指标体系，并根据每个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权重量化。其次是用构建出来的指标体系作为考核标准，采用地方自评与专家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分别为地方的水利法制建设打出量化分值。最后是结合自评与专家评估的结果，得出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最终评估分数，并确定地方水利法制建设水平。

评估指标体系是反映地方水利法制建设水平的测试标准，是全面了解地方水利法制真实发展水平的工具，也是中央制定有关地方水利政策与措施的重要基础。因此，构建一套能够真实反映地方水利法制建设全貌的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开展地方水利法制建设评估的关键。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已有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③、系统动力学方法④等。本文选取法制建设评估体系建模中通用的层次分析法作为地方水利法制建设评估的综合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通过对一个复杂问题的层次化分析、排序，使之简化明确，能够统一处理综合评价中的定性和定量因素，具有实用性、系统性、间接性等优点。在地方水利法制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中运用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建立起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级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其中目标层为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总目标;准则层依据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内容，划分出明确简练的准则层指标;指标层结合已有的法制建设评估指标基本集，提炼法制建设评估共性，并考虑地方水利法制建设评估的特性，进行适当的筛选，最终选出代表性强和数据较易统计的指标。其次针对三级层次结构模型，根据已有资料对指标进行赋权量化。最终在得出的层次单排序以及层次总排序的结果上进行一致性检查，得出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评估模型。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难点与解决思路评估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的确定。其中目标层与准则层比较明确，根据水利法制建设的基本内容进行确定，难点在于具体指标的选取。另一部分是指标选取之后权重的确定。因此，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难点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评估指标的选取水利法制建设涉及事项范围广、内容多，如何从众多的水利法制建设指标中选取恰当的指标，体现出系统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并能够反映我国水利法制建设的共性与个性，是地方水利法制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关键和难点。本文评估指标的选取思路大致如下:首先建立法制建设评估指标基本集。目前已有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法制建设评估指标体系①，国务院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也已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征求意见②，这些已有的法制建设评估指标中的通用一级、二级指标，可以成为地方水利法制建设指标选取的基本集。其中国务院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指导性，可以作为评价指标基本集的主要参考依据。其次在基本集的基础上，根据以下三个原则对地方水利法制建设指标进行筛选:一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原则，既要充分注意各个地区水利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共性，又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水利法制建设中的个性;二是全面分析与重点分析相结合原则，不仅需要对我国地方水利立法体系和执法体系等法制建设内容进行全面分析，而且需要对立法体系与执法体系等法制建设方面的重点内容进行重点分析;三是法制发展理想目标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所有的指标筛选都以实际调研为基础，立足地方水利法制的实际发展水平，做到法制发展理想目标与地方法制建设实现可操作性紧密结合。最终，在筛选出的指标基础上，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确定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具体指标。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评估指标权重即每一项指标在具体的层次中所占据的比重，这是评估指标体系最终能够得到量化评估结果的关键。如何通过评估指标权重来量化地方水利法制建设的真实水平，是整个评估指标体系建构的又一个难点。一般来说，法制建设中的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只确定每一个指标在所在层级的比重，不直接计算该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比重;另一种是先对每一层级的指标进行赋值，最后再通过换算直接给出该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比重，即指标的无量纲化。本文采用第二种方式，在进行权重确定之后还要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在具体的指标赋值方法上，很多评估模型都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专家打分法是指通过匿名方式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对专家意见进行统计、处理、分析和归纳，客观地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对大量难以采用技术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做出合理估算，经过多轮意见征询、反馈和调整后，对评估价值和价值可实现程度进行分析的方法。地方水利法制建设评估属于法制建设评估，国务院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对法制建设评估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因此，本文对指标权重问题的解决思路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个是参考同一指标在国务院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另一个是根据该指标涉及的内容在地方水利法制建设中的重要性来确定。尽管水法规建设、水行政执法建设虽然在法治政府考评体系中同等重要，但从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执法主体的性质来看，立法职能不是最重要的，水行政执法建设应当比立法工作占据份量更大，因此应赋予更大权重。而社会效果与公众评价在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中不是准则层，而是每一级准则层下设的指标层，在水利法制建设中单独作为一个准则层，但考虑到这部分很难掌握客观数据，它在整个准则层中的份量应当合理确定。至于其他具有地方特色和创新性的水利法治建设工作相当于加分项目，鼓励创新，由于这部分不设具体的指标，评价起来客观性会比较欠缺，因此，这部分分值应当偏低。根据水利法制建设不同领域和事项的重要程度，确定不同指标所占权重，最终完成无量纲化指标体系的量化评价。评估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在此前指标筛选、权重确定及无量纲化的基础上，为了便于直观比较，本文将地方水利法制建设评估总分设置为100分，具体评估指标体系初步构建如表1所列。

本文构建的地方水利法制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主要用于对省级水利法制建设总体情况进行评估时参考。实践中，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市(县)级水利法制建设进行评估时，尚需要进行必要的变通，如适当减少水法规建设的权重，增加水行政执法的权重等。同时，该评估指标体系也有待于在实际开展评估过程中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

水权体系范文篇5

关键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困境；出路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乡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形式和途径，能够有效满足乡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提高他们的法治意识和用法能力，从而保障乡村村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乡村的和谐稳定。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原因，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也面临着不少困境。因此，加强对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提出摆脱困境的出路和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概述

公共法律服务是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及司法机关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人民合法权益而提供的公共法律服务。公共法律服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及司法机关，他们依靠自身的权利和职责特点，直接提供法律服务，他们也可以以政府机关的名义鼓励和协调其他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服务，通过在乡村设立法律顾问和驻村律师等方式，为乡村村民提供法律服务［1］。公共法律服务涵盖内容主要包括：普法宣传教育、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矛盾调处、法治文化建设等。公共法律服务的核心目的是要缓解和消除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高需求与当前法律服务低供给之间的矛盾，实现法律资源在城乡的均衡共享，促进城乡法律服务一体化，公共性、公益性、服务性、普惠性是其主要特征。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以乡村及乡村村民为服务对象，是对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内容、措施、机制等各个方面的系统化的总称。

二、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现状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不仅确立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目标，突出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更明确提出要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成为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尤其是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得到了飞速发展，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驻村法律顾问、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公共法律服务载体遍地开花，基本实现乡村全覆盖、城乡法律服务差距逐渐减小、普法宣传教育得到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主体和方式逐渐多元和专业。纵观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提升建设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是形式上的转变。早期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以“送法下乡”为主要形式，形式单一，内容粗简。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对“送法下乡”的延续和发展，改变了“送法下乡”的断续性、零碎化、低效果等缺陷，使乡村公共服务法律服务向连续性、系统化、高输出、强效果方向发展。二是内容上的转变。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发展早期，乡村村民之间的矛盾较为简单，多以邻里矛盾为主，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多是基本性的法律援助。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伤保险、征地拆迁、婚姻家庭等更高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为了适应村民矛盾变化，满足村民多样化法律服务需求，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内容也逐渐丰富。总体来说，虽然我国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乡村村民法治意识和乡村法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当前的乡村公共法律发展水平与国家强化乡村法治建设要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三、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村民法治意识，促进乡村法治建设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深化，能够合理配置法律资源，使更多的法律资源、法律产品和服务向乡村倾斜，从而增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缩小城乡法治建设差距。而且，加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加大普法宣传和法律援助力度，大大提高了乡村村民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治意识，也增强了村民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能力，从而提高乡村法治水平，促进乡村法治建设。

（二）满足村民法律服务需求，保障村民合法权益

由于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乡村法治建设较城市而言发展有限，多数乡村村民的法治意识较为淡薄，法律运用能力相对较弱，致使在遇到拆迁补偿、人身伤害、交通事故等法律问题时，无法合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使自身陷入被动局面，无法得到公平、公正对待，自身权益受到损害。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普法工作的深入，乡村村民的法治意识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用法律解决问题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就不断增加，由于多数乡村村民经济条件有限，迫切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法律服务来进行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能够加大对村民的法律援助力度，缓解村民需求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满足村民对公共法律服务的需求，从而有效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三）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维护乡村和谐稳定

传统的乡村矛盾纠纷处理和化解，主要依靠村干部、村长辈、第三人在中间进行调解，注重乡村礼节、风俗习惯对村民群众的影响和约束，从而达到矛盾纠纷化解的目的。处理方式较为简单，有时存在“和稀泥”现象，治标不治本，并不能完全保障纠纷双方的合法权益。而且，随着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方式的转型发展，乡村矛盾纠纷也由日常邻里生活纠纷向经济利益纠纷转变，传统的矛盾调解方式已无法应对复杂的经济利益纠纷，村民对法律的需求日益增强，需要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和矛盾。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拓宽了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渠道，不仅丰富了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也促进了乡村矛盾纠纷化解的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与公正性，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切实维护受侵害者的合法权益［2］。

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境

（一）城乡法律资源分配差距较大

受我国城乡发展二元结构影响，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应的造成了城乡法律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城乡法律资源分配差距较大。好的法律资源多数被分配在城市和县区，乡村法律资源相对匮乏。如律师事务所大多集中在城市和县区，乡村基本上没有律师事务所。而且，乡镇司法工作人员或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数量和工作内容、工作质量有限，不能满足乡村村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从而影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开展实效［3］。

（二）资金投入与保障不足

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大多数地方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缺少相应的专项预算，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和物质要求，严重制约了乡村公共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营和发展。一方面，由于资金缺乏，政府无法购买更多的法律服务来满足乡村多样化的法律服务需求，也会影响司法工作者和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另一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将严重影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无法促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快速高效发展。同时，在当前信息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缺乏经费保障，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将无法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要求，会大大制约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三）法律服务人才短缺

法律服务人才是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前提，但是，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法律服务人才严重不足，制约了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乡村律师和驻村法律顾问，他们分包村较多，而且他们一般还要兼顾其他签约单位业务，精力有限，无法真正开展工作。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和法律服务人员也相对较少，一般几个人就要负责整个乡镇所有村庄的法律服务，工作量较大，效率极低，使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实效大打折扣。

五、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出路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大投入力度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主体是政府和司法机关，提高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水平，首要任务是提高政府部门对乡村法治建设思想认识和对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要树立法治理念，发挥主体责任。第一，要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力度，多形式、多维度进行普法宣传，借鉴“邮局带法进万家”和开展法治文化活动等先进方式，提高乡村村民对公共法律服务的认知，以及知法、用法的意识，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实效奠定基础。第二，要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和重视程度，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切实提升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第三，加大对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要根据各乡村实际情况，优先考虑经济和资源落后的乡村，并进行适当的资金倾斜，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差距，均衡法律资源配置。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增加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预算，并建立严格的使用、监管和审计制度，确保专款专用，发挥效用。另一方面，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资金参与的多元资金筹措途径，通过政策激励等方式，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乡村法治建设，弥补政府投入不足，进一步强化资金供应和保障。同时，也要加强对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软硬件设施、网络信息化建设，同步提升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待遇，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二）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参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应对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人员不足、人才缺失问题，可以由政府进行协调，在政府的监管下，通过税收支持或政策激励，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整合法律服务和专业机构资源，扩大法律宣传和志愿者团队，促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缓解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人员短缺的压力。同时，也要加强对专业人士的引进、吸引力度。一是加大乡村律师、法律顾问、法律工作者的权益保障和奖励，不断壮大法律服务人才队伍，提高他们参与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二是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法律培训，提高他们的法治意识和用法能力，对乡村公共法律人才队伍进行有效补充。三是政府要加强和高校合作，通过定点培育、定向招生、合作交流、定岗实习等方式，吸引和鼓励法律专业人才进驻乡村工作和实习，在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引进人才的同时，提高乡村法治建设水平。

（三）完善和优化各项机制，提高管理运行水平

完善而健全的机制体系，是乡村公共法律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注重相关机制的完善和优化。一是建立法律平台及乡村律师、驻村法律顾问以及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常态化管理机制，通过定点打卡、查看援助记录、评价帮扶效果等方式，对以上人员进行监督管理。二是建立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以群众满意程度和法治化效果作为重要评价指标，以提高政府的重视程度，提高公共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4］。三是建立线上线下互通互联的服务平台，提高工作效率，完善问题反馈整改机制。加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建立网上“法律服务中心”，和线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人民调解室等构成综合性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和服务的共享和互联互通，提供预约、办理、反馈“一站式”服务，及时了解群众需求，发现并解决存在问题。同时，利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工具，加强宣传教育和信息交流，更加方便快捷，有效提高服务效率。综上所述，虽然我国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法律资源配置、资金投入保障、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还面临很多困境，需要通过在思想认识、资金投入、人才引进、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以有效促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提高乡村法治建设水平，为保障民生和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覃晚萍，王世奇．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04-111．

［2］吴世俊．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山西青年，2019（6）：174-175．

［3］狄邦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司法，2014（10）：85-87．

水权体系范文篇6

〔论文摘要〕随着信息化浪潮的到来和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高校图书馆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时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水平进行测评势在必行。应根据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科学合理地设计出可信度较高、操作性较强、适用性较广的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水平测评指标体系，并依据一定的步骤来计算图书馆信息化水平的指数。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的社会价值及其重要性已为社会所公认，开发信息资源、加速信息传递，成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有效对策。我国高校图书馆作为贮存人类知识的宝库，在当今全球信息化的浪潮推动下，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信息机构之一。

1图书馆信息化的科学内涵

图书馆信息化是指通过使用最新信息技术，使图书馆自动化水平逐步提高，向适应信息社会的现代化图书馆的转化。这一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中的推广与应用。随着Internet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广泛用于图书馆领域，并产生了很大的效果，这在某些国家己经得到证实。信息技术在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活动中得到运用与推广是一种必然趋势，将使图书馆服务方法、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发生探刻变化。

第二，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实质是知识的分配问题，图书馆信息化使得信息资源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网络、计算机终端、虚拟现实等)得到合理利用，以优化信息资源的配置和调整信息资源结构。

第三，图书馆信息化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图书馆信息化是图书馆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和虚拟化，而且服务设施相当完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很高，其管理水平、服务方式和手段均达到现代化。它改变了图书馆的信息存贮、传递和检索方式，向着开放式的社会化的服务方式转变，将使信息资源以数字化的电子信息形式在网络上对读者服务，形成全球性的虚拟的图书馆，极大地改善着信息服务的质量，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互补。

2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指标体系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水平的评估和测定，必须依据相应的指标体系，而建立高校图书馆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以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为依托，同时突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个性特色。具体来讲，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2.1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际结合和采用科学的评测方法等方面。理论上要站得住，同时又能反映评价对象的客观实际情况。同时，科学性还反映适度的简单，要反映其先进性，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利用计算机的优势。另外，科学性还表现为测评的合理性。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建立，既要遵循图书馆信息化的科学概念和理论体系，借鉴和吸收信息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使指标体系建立在科学规范的基础上;又要对每个具体指标进行必要的相关分析，要全面、系统，避免重复，使每个指标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2.2系统性原则

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水平测评是对“系统行为”的综合把握。由于系统行为的广泛性、复杂性，必须用若干指标来衡量，同时每个指标可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是，我们在测评中，每个指标又必须是独立的，不相互包容的，即我们的测评体系应该是不相干元素的集合，这样就必须考虑指标的整体性、系统性。系统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高校图书馆信息化评价对象具有整体性，二是指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承担的任务具有系统性，应当完整地、全面地来评价高校图书馆信息化。

2.3可操作性原则

一定的测评体系应是可行的、操作方便的，一个体系的可操作性要从测评系统的背景、物质、社会关系、实际水平特别是整个系统的人的思想意识与观念来考察。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指标体系的设计，要突出其实用性，也就是说，在具体指标的确定上，既要考虑某一指标的必要性，同时，更要考虑这一指标资料取得的可能性，要尽可能的与现有的统计数字相衔接，以便能够准确、及时地收集到相应的信息资料。

2.4指导性原则

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测评体系要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反映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方向和框架、体系、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内容。通过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指标体系的设计，一是可用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以反映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现状，便于制定和出台必要的政策和制度，整体推进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二是能引导各个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加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

2.5计量性原则

反映与评价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水平，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手段。而信息化指标主要是在定性的基础上用定量的方式来给予事物以准确的衡量。构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指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难以测量的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现象转换成为可以量度、计算和比较的数字、数据、符号。

3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水平测评指标体系设计

测评信息化水平时，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尽量寻找、选取或创造那些与客观事实本身最为接近的指标，使之达到与事实更为吻合的联系。由于各高校图书馆的面积、读者人数都不尽相同。运用总量比较显然不太合理，综合来看，人均输出或单位面积输出的指标比较合理。根据图书馆信息化的有关理论和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指标体系，可以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准则层)来设置。

—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基础，包括信息电子设备与网络传输线路。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动中共同创造的，信息资源通过信息的服务得到充分利用，有利于把握知识创新与知识共享的平衡，有利于兼顾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信息技术的利用。信息技术是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图书馆开发和管理信息的能力。

—信息化人才。信息化人才是衡量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信息化政策法规。法规是软环境，是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其测评标准主要看是否为信息共享、知识创新提供有效保障。

—教育事业发展。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

然后对六个准则层进行分解，可以得出如上表所示的测评指标体系。

4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测评的步骤

计算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测评指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一公认的评价参照值(标杆指标值)，然后根据权重和实际数值逐层算出各层(指标)的值，最后得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总体指数值。

4.1标杆指标值的确定

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测评，其目的是找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学校与学校之间在图书馆信息化建设方面存在的差距，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全局性发展和整体性提高。既然有差距，就必然有做得好的公认的一种评价参照，可以以此为主要刻度，来计算、判定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水平。我们可以借鉴我国企业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做法，通过对标杆高校图书馆采集标杆指标值，作为评价参照。标杆高校图书馆是指在高校图书馆系统内、同规模、相同发展阶段情况下与其它高校图书馆相比，在信息化方面有某些特色、有相当的先进性的图书馆，是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示范样本，将其作为要素来构造“标杆值”表，从而来构造各指标的标杆指标值。

4.2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是对每个指标在整个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的数量表示。由于高校图书馆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庞大，因此常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对于准则层的权重，可以采用专家意见法(德尔菲法)来确定，即请若干专家在彼此隔离的情况下分别填写权重调查表，回收后作出汇总整理，把统计结果返回给各位专家，请他们陈述理由再给出相应的权重，向多位专家进行多轮调查后将结果采用简单平均法得出权重。

对于指标层的权重，可以采用改进的AHP方法，即先建立判断矩阵，同一子目标层中的指标两两对比，根据相对重要程度按0.1.2三个标度来给出判断值，从而得到初始判断矩阵。按各项指标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将三个标度初始判断矩阵转化为正式判断矩阵。再用方根法进行计算并通过一致性检验，就可得出各指标的相应权重。

4.3定性指标定量化

本测评指标体系中只有“信息化政策”层各指标属于定性指标，为了便于操作和计量的标准化，需要将该层指标作定量化处理。具体转化方法是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综合打分法，即在具体测评时，由考核专家根据调研，直接给出该层指标的相应分值，然后采用简单算术平均的方法，得出一个平均值，作为该指标的具体指标数值。

4.4指数计算

在标杆指标值和权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逐层计算的方式，测算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总体指数。

首先，计算出每个指标的信息化指数。设标准信息化指标的指数为100，其信息化标杆指标为Ai（i为指标号)，被测信息化指标分别为Bi，那么各个被测信息化指标的信息化指数设为Ci，那么可得:

水权体系范文篇7

关键词: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法律援助

实现中国梦一项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改善农民在社会活动中的被长期限制与歧视的状况。为此，国家政府需要从立法和执行层面出发，健全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体系。

一、立法层面的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措施

(一)加强政府组织的行为规范。加强政府组织的行为规范是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有效措施。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行政行为可以有效确保权益保障体系的落实，只有政府开始重视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才可能引导社会各界对此加以重视;另外，从已有的经验看来，对弱势群体基本权益的危害行为，如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有相当一部分就出自政府组织对自身权力的滥用。由于缺少法律规范和权力自觉性，弱势群体的权益经常受到政府行政权力的侵犯。这其中，关系到农民基本生存要素的土地权最为明显。农民弱势群体的土地常常受到非法强行征用的威胁，使得其生存负担更为加重。(二)消除弱势群体的歧视规定。许多不公平的政策规定，是社会对弱势群体歧视的根源，其中，户籍制度对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影响最为深刻。户籍制度改革前，存在着许多针对农民群体的歧视规定，尤其是在对待进城农民工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状况。但随着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改革，这种法律层面的歧视情况大有缓解，但在户籍方面仍然没有完全实现法律层面的平等。另一方面，人们对农民根深蒂固的歧视观念至今仍然难以消除。为此，应当首先从法律层面入手，实现公民权力在法律层面的完全平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改善现有的歧视状况。(三)扩大弱势群体的社保覆盖范围。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初是基于城市居民的需求而建立的，考虑到农村居民大都有土地经营等生活来源，因此并没有太多对弱势群体权益的考量。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许多农民已经不再经营土地，进城开展了其他经营活动，然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能完全保障其医疗、养老、教育、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因此，立法部门要根据弱势群体的现有社会保障需求进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规划，将传统社保所忽略的弱势群体阶层纳入社保覆盖范围内。

二、执行层面的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措施

(一)建立专职律师援助体系。法律援助体系的正常运转，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相比起依赖于私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更有效的手段是建立专门执行法律援助的专职律师体系，参考对公务员的选法标准，可以选拔一批具有建设能力和专业水平的专职律师。利用专职律师的专业性和专职性，可以长期有效地促进农村法律援助体系的完善，建立稳定的法律援助中心。但需要注意的是，调动社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也是一种引入社会资源的方法，可以在公职律师的基础上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二)加强法律援助体系建设。要想完善法律援助体系建设，就要充分健全各个层级的法律援助机构。在我国发生的权益侵害事件，基本上要依靠监察与公安系统进行处理。但实际上，弱势群体的权益事件范围覆盖很广，仅仅依靠公检及其派出机构远远不够。而大多数私人律师事务所都是追求盈利的，往往不愿意为弱势群体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而司法所作为具备专业知识、资源能力的机构，是落实法律援助的最理想方式。司法所是县级司法机关的派出机构，可以承担大多数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需求。(三)确保弱势群体的生活来源。对于我国的弱势群体来讲，保证生活来源是一项重要的基本需求。例如对于农民群体，其最重要的财产就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于农民群体在经济能力上的弱势水平，使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成为了主要生活来源。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这说明我国在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保障层面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经验还不够。为此，要探索新形式的手段来保证农民的土地核心利益，明确农村土地所有、经营等权力主体，为其财产权提供法律保障。(四)提高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法律援助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援助，因此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才能保证该体系长期有效运转。地方政府不应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而空缺法律援助体系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在我国人均法律援助经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础上，更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在实际运作中，政府部门可以开拓思路，通过引入社会资源等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使更多的弱势群体能够受益。

三、结语

总而言之，彻底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是一项繁琐的社会问题。而从司法层面予以改善，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与援助体系，对维持司法体系的有效运作、解决农村司法困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从农村司法与弱势群体权益问题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立法保障与执行措施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对改善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现状、完善法律援助体系的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姚俐衡．法律援助制度的“困顿”与“觉醒”———从弱势群体权益公法保护的视角［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6(5):41－45．

水权体系范文篇8

1国外水权管理体系各个国家水资源状况、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水法规制订主体不同，所实行的水权管理体系也不尽相同.如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的水权体系为滨岸权系，而加拿大、日本的水权体系则为优先占用权体系.即便是同一个国家，由于地理、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水权管理体系也不一样.如美国的阿肯萨斯、特拉华、佛罗里达、佐治亚等州，由于水资源较为丰富，采用的是滨岸使用权许可体系；而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部分州，如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等，由于干旱缺水，用水较为紧张，采用的则是优先占用水权体系.然而，总体来说，国外所实行的水权管理体系不外乎两种：滨岸权体系和优先占用权体系。

2国外水权管理特点对于地下水、地表水以及跨流域调水，尽管各国所采用的水权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但不论哪一种管理模式，它们在水权的分配、获取、转让以及水市场的规范管理方面大多都具有下述特点。

2.1按水权配置水资源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对水资源都建立了按水权管理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将水权制度作为水资源管理和水资源开发的基础.这些国家，有的是各州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出自己的水法，建立各自的水权管理制度，有关部门从各州获取水权，再逐级分解，将水权落实到各个用水户；有的则是一个国家建立一部总的水法，建立一套完整的水权管理制度，各级部门从国家获取水权，然后逐级层层分解，将水权落实到各个用水户.但不管哪种方式，最终用水户都是根据自己所取得的水权进行用水，从而避免了水资源开发、管理以及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冲突。

2.2按照优先用水原则进行水权分配从各国的用水优先权来看，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家庭用水优先于农业和其他用水，但在时间上则根据申请时间的先后被授予相应的优先权.当水资源不能满足所有要求时，水权等级低的用户必须服从于水权等级高的用户的用水需求.其中，西班牙的水法规定，首先应根据用水权优先等级进行供水.在用水权优先等级相同的情形下，依照用水的重要性或有利性的顺序进行供水；当重要性或有利性相同时，先申请者享有优先权.而日本水法则规定，对于两个以上相互抵触的用水申请，审批效益大者，不再考虑“先提出者优先”的传统做法.显然，在缺水时期，等级较低的用水权很可能远远满足不了用水的需求，甚至很可能根本得不到水。

2.3获取水权需要缴纳费用美国调水工程的受益者要取得调水，就需要支付资源水价，它包含在容量水价之中，属于一次性支付.以美国科罗拉多州—大汤普逊调水工程为例，该工程的调水量约为3.82亿m3，将其分成31万份.农业、城市和工业各自持有的份额可以买卖和交换.1962年农业占80％以上的份额；而城市所占份额不足20％.到了1992年，农业占55％的份额，城市占41％，工业占4％.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每份调水的价格在1200～2000美元之间波动.法国对于获取水权和污水排放也收取一定的费用，用于建设水源工程和污水处理工程，以达到“以水养水”目的.另外，政府还对每立方米供水收取0.105法郎（折合人民币0.11元）的国家农村供水基金，用于补贴人口稀少的地区和小城镇兴建供水、污水处理工程。

2.4规范水权转让，培育水权交易市场在许多国家，正在广泛运用水市场来作为改善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水分配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水权转让进行水的再分配，由于放弃水权的一方得到了经济补偿，促使水从低价值使用向高价值使用的转让，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和使用价值，并保证了水长期稳定的供给.在美国，水权作为私有财产，其转让程序类似于不动产，水权的转让必须由州水机构或法院批准，且需要一个公告期.美国有不少调水工程，对于这些调水工程的用水户，一般允许其对所拥有的水权进行有偿转让；另外，美国西部还出现了水银行，水银行将每年的来水量按照水权分成若干份，以股份制形式对水权进行管理，从而方便了水权交易.目前美国西部正努力消除水权转让方面的法律和制度障碍，开展一系列立法活动，以保证水权交易的顺利进行和水市场的良好发展.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也在努力培育、发展水市场，积极开展水权交易.而且智利、墨西哥、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尝试通过建立水市场进行水权的转让.如智利曾通过水市场的建立，提高了农民灌溉的积极性，获取了高额的经济利润。

2.5以水权作为股份成立股份制灌溉公司美国西部的灌溉农户，通过加入灌溉协会或灌溉公司，依法取得水权或在其流域上游取得蓄水权.在灌溉期，水库管理单位把自然流入的水量按水权分配，给拥有水权的农户输放一定水量，并用输放水量计算库存各用水户的蓄水量，其运作类似银行计算户头存取款作业。

2.6因地制宜建立切合实际的水权管理体系美国各州拥有自己的水法和水权制度管理体系.如在美国东部，水资源比较丰富，用水户的用水在正常情况下一般都可以得到满足，很少因用水紧张而发生水事纠纷，所以这一地区的水权管理制度制定得比较宽松，采用的大都是滨岸权准则，规定滨岸土地都有取水用水权，且所有滨岸权所有者都拥有同等的权利，没有多少、先后之分.而美国西部水资源紧缺，用水较为紧张，为了保护原用水户的利益不受侵害，则采用了水权优先占用体系，对于水权，规定了“先占有者先拥有，拥有者可转让，不占有者不拥有”等一系列界定原则，还规定获得用水权的用户必须按申请的用途用水，不得将水挪作他用，也不得单独出卖水的使用权；如果要出卖这种使用权，则必须与被灌溉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出售.另外，该州水权管理制度还规定，后来的用水户必须服从于原水权拥有者，不得损害原水权拥有者的利益.此外，为了促使水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鼓励水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允许用某一地点的水取代另一地点水的使用，比如，下游的优先占用者可有权分流上游的水或者转移某些新水源以补偿下游占用者。

2.7水权管理有一定的法律体系作保障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对水权的管理都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水权制度，其最明显的法律是水法，这些法律对水权的界定、分配、转让或交易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俄罗斯《水法》规定，所有一切水体均属国家所有，属国家所有制范畴的水体不得转为市镇单位、个体公民和法人所有.并对用水户取得水权以及水权的转让作出了规定.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水法》则对水体的所有权、使用权、水使用权类型、水权的分配、转让和转换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其地区范围内任何形式的水权分配、转让和转换都是基于该法律来进行的.而美国《俄勒冈州水法》的内容更丰富，同时也更具体，该水法对水资源管理机构、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水法制订的依据都作了详细的说明.更甚者，该水法分别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使用权的界定、分配、转让与转换、调整和取消以及新水权的申请和申请费用都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

2.8水权交易有公正的水权咨询服务公司作中介这一点在美国的水市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水权咨询服务公司在美国水权交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水权交易都要通过水权咨询服务公司.其作用可以通过美国怀俄明水权咨询服务公司来说明.怀俄明水权咨询服务公司是一个专职经营水权管理的服务公司.当州管理机构和其他利益集团想要废除某水权时，水权所有者为了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可以委托该公司提供各种记录档案和其他必需的证明材料.同时该公司还可为委托人水权的占有水量、法律地位、以及水权的有益利用提供专家证词.此外，该公司还为委托人提供以下方面服务：（1）对水权的有关档案材料进行鉴定；（2）完成详细的水权调查报告；（3）做水权管理计划；（4）做合成地图；（5）对水权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6）申请新水权；（7）诉讼；（8）对灌区进行审查并对灌区公司资产进行评估。

3有关启示我国水资源短缺，而且地区分配很不均匀，水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在北方地区这一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许多地区存在着水资源短缺与用水浪费并存的现象.要扭转这种现象，就需要从开源与节流两方面抓起.目前，我国用水效率还很低，尤其是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和工业万元产值取水量远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用水水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的需求将更加紧迫，在现有水资源可开发利用条件下，需要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以水权管理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要建立完善的水权体系和成熟的水市场，就要从根本上对它们加以认识。

3.1明晰水权是水资源管理的根本我国的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在这个基本规定下，如何根据用水方式的不同，合理界定产权，使国家、地方、工程单位和用水户之间的责、权、利相互协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有效保护、开发利用水资源的产权结构和管理制度，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水资源国家所有的概念非常明确，但水的使用权、配置权和收益权极其模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以及水资源的日益短缺，就需要明晰水权，按水权理论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管理。

3.2要明晰水权，首先应认识水权认识水权是明晰水权的基础，只有对水权这一概念有个清楚的认识，才能在此基础上明晰水权，而对水权的认识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第一，首先要认识到水是一种特殊商品，它不同于其他一般商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公益性和不可替代性；第二，水权是有价的，是为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服务的，要获得水权，就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即水资源费，目前，水资源费标准一般由政府来确定，用于水资源的开发、监测和保护等；第三，水权是可以转让、可以交易的，水权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财产权，是可以转让的，在转让水权时，水权转让者应得到一定的补偿，而水权接受者则需付出一定的代价；第四，水权交易价格需要市场和政府两方面进行调控，水是一种特殊商品，水市场是一种不完全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水权交易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定价，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

3.3水资源配置需要政府来调控国家作为水资源所有者，是水权分配的主体，中央政府授权各级权力机构分配水资源的使用权，中央政府始终保留水资源的最终处置权.但应特别指出的是，水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是一个“准市场”，对它的培育和成长需要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和约束，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国家政府作为水市场的管理者和调控者，在水资源配置方面，应行使水行政管理和水行政执法职能，加强对水权和水市场的管理。

3.4建立水市场需要完善资源水价征收体制资源水价是水资源的稀缺租，是水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根据水权理论，要在水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取得水权，就必须向资源所有者付出相应的代价.目前，我国的水价体系还不完善，一般的价格构成中，还未纳入资源水价，这有悖于水权理论，不利于水市场的成长，同时也不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此，国家需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完善水价构成和资源水价的征收管理体制，以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水权体系范文篇9

一、社会管理创新指标发展现状

社会管理是以维系社会秩序为目标，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管理活动。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各级政府努力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例如，在财政投入方面，以辽宁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例，2006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322．99亿，2006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469．97亿，2007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518．07亿，到2012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达到727．71亿。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六年累计3678．92亿元。

二、社会管理创新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了准确、客观评价社会管理创新，不能依靠主观臆想加以判定，而必须凭借客观、合理、科学的指标体系来测评。社会管理科学化指标体系将借助一定的统计指标，来反映某一特定阶段、类别的社会管理的社会价值和目标实现情况，并判断其是否处于健康发展态势。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秩序维护、民生改善和权利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是依据其构成要素设定的，而社会管理构成要素与其终极目标休戚相关。依据社会管理的内涵，选择以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参与等基本框架，由23个指标组成的社会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指标体系各指标赋值，测度社会管理发展水平。社会管理创新评价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社会管理创新的实际发展状况和水平进行评估，通过指标权重认定与综合分析来判断社会管理创新评价水平。由于社会管理创新评价以及发展水平的等级分类和影响指标具有模糊性，难以严格界定各等级标准。可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评价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水平。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萨泰(A．L．Saaty)于1977年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AHP是通过专家赋权之后再进行确定具体指标的权重系数方法，是一种能将定性、定量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也是多目标、多准则的复杂的测量社会管理创新的方法和工具。

三、社会管理创新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

首先，把要社会管理评价指标分层系列化。通过社会管理创新的性质和实现目标，将其社会管理创新的组成要素分解，按照社会管理创新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隶属关系进行研究，按照其分层组合形成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模型。其次，对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模型中各层次社会管理创新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予以定量表示，再利用数学方法确定各层次社会管理因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利用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进行综合性运算。

四、实施措施

(一)完善社会管理体制

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和方式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要求，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等实际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评价体系改革进程，推动公共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二)构建社会协同管理模式

社会协同管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注重发挥政府在社会服务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树立服务理念，充分践行所承担的公共服务义务。注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管理服务创新中的协同作用。

(三)加强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水权体系范文篇10

关键词：和谐，公正，社会保障

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建立与完善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保证。

一、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道德向度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公正是“道德范畴和道德品质之一，指从一定原则和准则出发对人们行为和作用所作的相应评价，也指一种平等的社会状况，即按同一原则和标准对待相同情况的人和事。”公正是社会的共同的和首要的价值，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石。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不约而同的将公正作为优先原则，制度的评价首先是道德的评价。制度公正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社会保障理应体现公正，促进公正。

和谐社会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和谐体现在、实现在人的和谐发展之中。社会保障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社会成员依法享有社会保障权具有普世价值。人权保障在社会保障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由国家和社会向其成员提供物质和服务方面的保障。社会保障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要求，是人成其为人，作为人，作为有尊严的人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是社会保障基本架构、制度安排和工作的出发点，而制度公正则是人本理念的最基本的体现和保障。

对社会保障公正性的诉求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自古以来，人们就憧憬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是群众理想的生活方式，“大道之行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长期封建农业社会形成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对传统的公正价值追求，自身境遇的不满，现实比较后的心理落差，前途的焦虑与彷徨必然导致感性的公正诉求。

同时，对社会保障公正性的诉求又是理性的、当然的。作为社会成员都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应然的。提供社会保障是国家对其境内的所有社会成员负有的法定的，不可推却的责任，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所在。保障权是公民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对公正的诉求不仅是不满的情绪表达，更是公民权利意识的体现和权利的行使。社会保障具有分配属性，其社会属性从属于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关系在分配领域的体现。最早提出“社会正义”并将其与“分配正义”等而视之的是约翰·穆勒。他在《功利主义》中说，“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应当平等地获得这种平等待遇的人，这就是社会的和分配的正义所具有的最高的抽象标准”。可见，正义地或更为平等地分配物品，是“社会正义”的核心诉求。“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属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在公共领域中的分配，因此，缓和社会不公，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保障政策实践的基本归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应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二、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具理性

社会保障是实现公正的一种必需的手段和重要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保证和主要内容。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阶层的分裂对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所谓“仇富”心态是社会阶层对立的极端和畸形表现。两极化社会是个充满矛盾对立的社会，和谐社会应当是中间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型而非哑铃型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职能有效公正的发挥有助于中间阶层的扩大，符合“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导向。此外，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社会保障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再调节，同时也是不同阶层缓和对抗、沟通情感的要件，有利于人们增强自信心，保持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保障不公必然导致社会成员间的群际对立，导致思想意识散乱。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

和谐社会是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社会安定团结，秩序良好。社会是个复杂的巨系统，是个矛盾集合体。“社会生活的安全、平等、效率性状都要在社会秩序这种形式性状中得到体现，秩序是社会安全、和谐得以实现的前提”。秩序一方面靠政府强力维持，另一方面靠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协调整合。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维持社会秩序的物质保障，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唯有此，方能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的实施可以缓和贫富差别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得以实现，既是现代社会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的必要机制，也是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安全机制，是不可或缺的精巧的社会稳定器。”这种建立在保障公平之上而非强力维持的秩序才是和谐社会的秩序。

和谐社会应是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而建立健全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有利于劳动力有序流动，打破地域身份界限，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有利于形成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环境。保障体系不健全，特别是统筹层次低、地区分割、保障待遇不公是妨碍人才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人才流动的不畅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为生产力的提高创造条件。没有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就不可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更无从谈和谐发展。

三、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现实局限

我国目前已进入改革攻坚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体制性、结构性、观念性矛盾碰撞、叠加，不和谐因素与征象大量涌现。而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既未能很好的应对改革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又未能满足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的制度设计初衷。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基本国情外，其制度设计未能充分体现和维护公正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保障的不公也正成为群众诉求的主要内容之一：部分群众的养老、医疗、失业待遇得不到保障；失地农民和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不同地区、部门间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过大等等。

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普惠性，公正体现在普惠性中。普惠性原则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体现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社会保障理论上应当覆盖每位社会成员，不论其地域、职业、贫富。媒体常报导的工伤事故，几年前的“非典”事件无不暴露现行社会保障的体系的薄弱。从社会阶层角度讲，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大部分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从所有制讲，非公有制企业大都逃避社会保障义务；从地域上讲，城镇有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的社会保障仅处于起步阶段，仍以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保障在如此大范围内的缺失无疑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诚然，历史形成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的客观基础，但从公正的原则出发，从改革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二元的社会保障体制需要进一步的开放、交叉、整合，缩小待遇差距，统一保障项目，摒弃原有制度的封闭性和受益者的身份性，以满足城乡差距扩大条件下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从长远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终要与城市接轨，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根本原因，农民工理论上享有社会保障权，却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规。”这样，实践中就出现实然权利与应然权利反差，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背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二元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现行社会保障体制难以满足劳动方式多样化，就业的灵活性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新问题。“传统的以‘单位’为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分散化、流动性强的就业格局。如何把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现行社会保障体制下，即使同一保障项目在待遇水平上也体现很大的差距。机关事业单位同企业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中西贫困地区和东南沿海富裕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过于悬殊。保障项目的设计既要考虑不同群体的保障需求，也要考虑权利与义务的对应。但体制设计显然对个人责任和地区不同保障需求水平过分强调而对公正的原则考虑不够，更不能满足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这样，一方面“制度缺失造成城乡参保机会的不均等”，另一方面“城镇内部单位制度设计的分割，造成参保过程的不均等”，最终导致结果的不均等。在此意义上，“本应以促进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变成导致社会不公的来源。”

社会保障体系的现实局限往往成为继发矛盾的隐患和诱因，保障矛盾积聚而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和释放，最终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四、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践导向

转型期中的社会保障既有结构性的冲突又有体制性的磨擦。建立健全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

没有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就不存在社会的和谐发展。2004年，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国家基本制度已写入《宪法》，为建立健全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它有利于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也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自身长期、稳定、规范、可持续地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国情决定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复杂性与渐进性。公正观念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时代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基本国情决定社会保障改革目标和原则是“低水平，广覆盖”。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其备可实现性才是现实的，必须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要充分考虑到社会保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新要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要更体现前瞻性、开放性，要在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解决制度本身的可持续性，体现科学执政的理念。这就要求保障政策改革要有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要建立各类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确保制度的公正与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