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制度范文10篇

水权制度范文篇1

经济学主要研究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活动不存在“阻力”，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为零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在完全的市场制度下如何实现最优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显然和现实有较大差别，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挑战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规则，用于增进社会秩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要素。由于现实社会中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制度的变迁和创新问题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完成的。制度变迁的原因是旧有制度转向新制度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对新制度产生需求，相应地产生新制度供给。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种变迁的成本小于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净收益，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制度变迁相对可以划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敌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条件变化、制度需求改变或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制度变迁因常需要集体行动而产生所谓“搭便车”（Freerider）问题，使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使政府法令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对产权理论深入研究孕育而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柱理论之一。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冲突所确立的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地位。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①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②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③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将产权区分为使用、收益、转让诸权只是初步分解，其中每一种权利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解，这就使得产权结构复杂化。产权结构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和共有产权（Commonproperty）是产权安排形式的两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处于这两者之间。产权经济学强调产权结构和人类行为激励的内在联系，认为不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差异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排他性（Excludability）是产权的决定性特征，它不仅意味着不让他人从一项权利中受益，而且意味着权利所有者要对该项权利使用中的各项成本负责。产权界定的含义是指提高共有产权的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需要付出成本，可以划分为排他性成本（Exclusioncost）与内部管理成本（Internalgovernancecost）。排他性成本包括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这里的界定指在物理与价值形态上给出产权的边界，并使之能够被有关交易者乃至社会识别和承认。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是指不具有排他性，共同拥有产权的所有者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时所耗费的成本。

由于共有产权使内部成员的努力程度普遍降低，共有产权的有效行使往往有赖于很高的内部管理费用，降低共有产权的内部管理费用依赖于产权的排他程度的加强，但相应要付出排他性成本，只有当新增的排他成本低于所减少的内部管理成本时，排他性程度的加强才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去制订规则和界定产权，因此产权总是没有被完全界定的。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就会产生外部性，即产权行使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理论上来讲，产权没有完全界定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于产权没有完全界定而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会不断地界定产权，直至两者在边际上达到相等，形成暂时的制度均衡。产权制度的演变实际上就是产权不断被界定、外部性不断内部化、产权行使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产权制度均衡不断被打破，产权制度创新不断涌现、产权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从西方国家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共有产权、排他性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三个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共有产权在当代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任何国家从未建立起纯粹的私有产权制度。

二、我国水资源的共有产权制度安排

从人类历史上看，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提高，是产权制度出现的基本原因。在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自然资源往往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一旦资源稀缺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制度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当水资源相对并不稀缺之时，设置水权的收益不高，水资源处于开放利用状态，这反过来助长了水资源的粗放利用，加速了水资源稀缺的出现，而资源稀缺的日益显现，又客观上提出了设置水权制度的需求，以遏制资源利用的快速增长，优化配置稀缺水资源。

由于水资源复杂的自然和经济属性，界定水权的排他性成本很高，共有产权是成本相对节约的产权制度安排。共有水权的含义是水资源被某一特定群体共同拥有，但区别于开放利用的公共财产，群体内存在某种资源利用的规则，并设立公共管理机构对资源实施权属管理。节约排他性成本的相应代价是要付出较高的内部管理成本。依据处于支配地位的水权行使主体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将共有水权的产权结构划分为四种形式。全民所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水权称为国有水权（Civilpropertyrights），流域各地区共同拥有、委托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水权称为流域水权（Basinpropertyrights），流域内各地区分别拥有、地方政府管理的水权称为区域水权（RegionalPropertyrights），区域内组织或社团拥有的水权称为集体水权（CollectivePropertyrights），当然和国有水权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私有水权。显然私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强，而国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弱。

在计划经济时代，总体来看，由于水资源相对不稀缺，水资源的利用处于开放状态，主要受开发能力和取用成本制约，基本上不存在用水竞争和经济配给问题，是一种“开放可获取资源”（Open－accessresource），可以认为不存在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水资源的利用是计划经济的延续，水资源利用基本上仍处于开放状态，排他性很弱，用水呈现粗放增长，水资源开始成为稀缺性的经济资源，用水竞争性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区域间水事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水资源产权制度因资源稀缺而成为必要。一系列水资源管理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8年《水法》颁布之后开始付诸实施。这些制度包括水长期供求计划制度、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水事纠纷协调制度等，实际上可以视为一整套产权制度安排。

从这套产权制度安排来看水资源的产权结构，我国水资源产权安排整体上属于国有水权制度，这成为中央政府在流域间调配水资源的依据。由于大多数流域不涉及跨区域调水问题，流域内水资源的国有水权等同于流域水权，为流域上下游全体人口共同拥有，在大的江河流域一般设有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来管理。由于上下游对流域水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对流域各地区用水权利做出界定在很多流域成为必要，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实际上就是将流域水权分割为区域水权。在地方行政区域内，由于地方政府不仅是水权权属的管理者，而且也是区域内水公共事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直接行使一部分区域水权，提供城市供水和乡村灌溉，另一部分用水权则通过发放许可证的形式赋予取水户，这就是取水许可制度，实质上是把一部分区域水权分割为集体水权。

这里所说的流域水权、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产权，排他性较弱，只具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且不具有转让权。这些不同形式的共有水权，其界定、维护和转移都是基于行政手段的，比如区域水权常得不到尊重，流域上下游水事冲突仍主要依赖于上级行政协调；取水许可制度赋予的集体水权，被纳入计划用水管理，其使用不具有长期稳定性；而水权的转移都是通过行政命令被指令划拨。

以上考察显示，经过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20年来的水管理制度演变，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虽然十几年来实施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使水权的排他性有所提高，但是水权的外部性还较高，水权行使效率还较低，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水权模糊”现象还很严重。水权模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合理的经济现象，主要是由于清晰界定水权的成本较高，采用模糊水权的方法可以节约排他性成本。行政手段正是宏观环境下成本节约的现实制度选择，而产权模糊是行政配水制度的基础。当前的水权制度安排是水权模糊带来的内部管理费用和用水效率损失与行政配水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之间的均衡。

三、水权制度变迁的动因

前不久发生的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我们研究认为，这个事件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标志着我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实际上也是水权制度变革的先声。通过对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进一步考察，可以揭示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因。

东阳市和义乌市处在一条江的上下游，义乌江的水权理论上为流域水权，为河流上下游各地区共享，但实际上由于模锦水库位于东阳境内，横锦水库中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事实上为东阳占有，或者说横锦水库的水资源产权性质是不完全排他的区域水权。义乌若要获取这部分水资源的使用权，在目前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安排下，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要求东阳向下游放水。事实上，在过去的干旱季节里，东阳也曾多次开闸放水，无偿支援义乌用水。但是一次次的紧急求水，使义乌深刻认识到，这种靠上级行政协调方法阶段性、无偿性的调水，既不可靠，也不长久。加之河道污染，河道提水主要供农业灌溉，而义乌主要是亟待扩大城市供水，于是跨区域调用横锦水库的优质水成为首选。于是义乌还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就是请求上级安排横锦水库到义乌的调水工程。

传统的跨区域调水方式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调水工程由中央财政或者上级财政投钱，地方几乎是无条件受益。但这种依靠行政协调的方式往往耗时耗力，周期较长，特别是由于对调出方缺少利益补偿，调水各方较难达成一致。而在水权交易发生的浙江省，国家财政投资的前提并不具备。浙江省地方的水利工程以地方投入为主，省级和国家补贴非常少。义乌市的水利工程基本上靠自筹自建，1997年投入使用的八都水库就是利用“五自”办法兴建，总投资1.8亿元，上级财政补贴只占10％。义乌市自身拥有很强财政能力和投资能力，具有购买水权的能力。按照转让协议规定，2亿元水权转让费分5年付清，平均每年4千万元，仅占1999年财政总收入的4.5％，整个供水工程耗资7亿元，平均年投资1.4亿元，仅占1999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6％。义乌如果选择伸手向上级一等二靠三要的话，一来资时，协调周期很长，义乌城市供水等不及，二来费力，上级补贴的钱很少，得不偿失。于是义乌“明智”地选择了自主解决，主动与东阳平等协商。

由此可见，在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之所以没有选择向上级要水，而是选择了购买水权，乃是买水的收益远大于要水的成本。义乌买水的成本是失去上级微不足道的财政补贴，而且获得补贴的机会成本还很高，而收益则是及时解决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对于东阳来说，指令划拨境内水资源对自身几乎没有收益，而卖水则可以盘活水利资产，收益丰厚。由于交易双方选择新规则都有利可图，故而制度变迁不可避免。

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这说明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小于旧制度的运行成本，或者说，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有利可图。通过考察水权交易发生的外部环境，我们发现水权交易之所以率先在浙江发生，乃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利用行政手段转移水权的成本较高，而利用市场手段的成本却较低，东阳和义乌的特殊伙伴关系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

四、水权制度变迁的路径

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作为新生事物，具体做法中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模式也并非其他地方可以照搬照抄，但这个事件无疑代表了一个方向，就是引入水权、水市场优化水资源配置大有可为。作为水权市场初露端倪的标志，这个事件揭示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随着缺水的日益加剧，水权模糊的代价越来越大，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强化，上级监督地方政府的难度越来越大，行政命令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即所谓的“体制失效”，其实是现有产权制度的失效；其二，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处理繁杂的资产有用性信息，利用行政手段配置水权已经“力不从心”，制度运行的机会成本不断增高；其三，水权界定和维护的成本在降低，建立产权排他性的收益在提高，加之市场化改革在不断降低产权交易的成本，引入市场机制的预期收益在不断增大。

一方面是内部管理成本在提高，现有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排他性成本在降低，进一步界定产权的收益在提高，结果将是现有制度均衡被打破。由此从整体上可以预言，现有水权制度变迁的方向是进一步提高水权的排他性，也就是所谓的明晰水权。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承认了东阳拥有横锦水库水资源的转让权，这是双方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成为此事最大争议之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产权没有清晰界定，如何进行交易？这其实是暴露了水权模糊的问题。类似的水权模糊在大部分地区导致的却是水事纠纷，市场合作根本无从谈起。这形象地说明，要形成市场，就要明晰产权，产权不明晰，就难以形成市场，而只要明晰产权，自然会产生市场动力。明晰水权的含义是界定水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赋予这些权利更为明确的主体。但明晰产权是要付出成本的，水权明晰的程度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可能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整体是有效率的。由于水资源产权的完全界定（即建立私有水权制度）的成本高昂，水权结构的主体形式仍将是共有产权，但其内部的排他性可以不断提高，国有水权和流域水权可以更多地分割为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水权主体也可以多元化，包括各级政府、组织、企业、用水大户甚至个人。

水权制度范文篇2

从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水资源正日益影响全球的环境与发展，甚至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我国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传统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和技术手段，而运用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解决水资源危机问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但从实质上说，不论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还是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一般都有资金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它们二者又同时受制于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约束。

我国的水利资金状况和水利技术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特定水资源政策、制度安排和管理方式下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我国的水资源政策、制度和管理实际上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且日益成为影响水资源短缺状况的最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水权和水市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借助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水资源已成为水利工作的中心任务[1]。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产权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以期对当前我国的水权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产权和产权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研究的关键概念是“产权”，制度规则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行为主体的权利规定。有效的产权制度是整个经济制度的核心。它一方面直接影响人们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为其它制度提供基础。由于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形成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产权经济学。

产权制度理论是R.H.Coase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的，而产权概念的正式提出首推R.H.Coase的《企业的性质》一书。此后，Alchian、H·Demsetz[2]、North[3]以及张五常、汪丁丁等人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产权领域的发展，可以说，它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一个严密的产权经济学分析框架作了铺垫。

什么叫产权？按照Alchian定义，“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6]”。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收益，如何受损，以及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内化外部性，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4][5]。

面对由于使用稀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西方产权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R.H.Coase的主要观点是：（1）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买卖，而是权力买卖，人们购买商品是要享有支配和享受它的权利；（2）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由于人们交往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或权利无法严格界定而产生的，市场失效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的；（3）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4）严格界定或定义的私有产权并不排斥合作生产，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5）在私有产权可自由交易的制度下，中央计划也是可行的。

目前，对产权概念的认识虽不完全一致，但较普遍的意见是，产权是指与所有权相联系的一组权利，也即指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包括用尽权、消费权）和收益权（包括出借权、转让权）和其它与财产有关的权利等。产权不可能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存在，但也无法用所有权来加以概括。财产所有权是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物的独占和垄断的权利，具有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所有权的排他性表明物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而产权（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等）可以归属于一个主体，也有可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合约，分属几个主体所行使。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的性质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性

（一）产权主体具有经济实体性

作为经济实体，一般必须具有这样三个特征：其一，必须有一定的财产作为参与社会再生产的前提，这项财产在法定的最终归属上并不一定必须为该实体所有；其二，必须直接参加社会再生产活动；其三，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参与社会营利性经济活动中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二）产权运动具有独立性

产权一经确立，产权主体就可以在合法范围内自主地运用产权，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受同一财产上其他财产主体的随意干扰。产权体系具有可分性。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财产的价值形态运动与使用价值形态运动因信用制度等的发展而分离，不同的主体以财产不同形态的运动为控制对象，使得单一的财产所有权分离开来，并落在不同的产权主体手中。

科斯在研究产权交易的外部性时，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经济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机制背后的制度前提----产权结构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分析，而且其主要关注产权制度的创新和产权制度的效率比较问题，这些应该是我们研究水权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产权制度创新

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个人开采自然资源的负的外部性就被忽视。因而建立产权、排除他人使用自然资源的激励机制就很弱[2][6]。这意味着存在自由使用的公共资源和管理松散的集体资源。

随着人口增长和商业化发育程度的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既然自然资源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有限的，每个集体成员的自然资源可使用量就会减少。为了使负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就可能导致更有效率的制度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原始动力。

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两种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制性制度变迁。

林毅夫认为[7]，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诱制性制度变迁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创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对于某一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学术界争论很多。苗壮[8]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存在两种制度主体—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改革就是这两种制度主体参加的社会博奕。

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率？产权制度的演变是否就是由效率较低的产权制度向效率较高的产权制度的演变？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23]。

在比较分析各种产权制度的效率时，很多学者主要侧重于研究产权制度对资源管理的技术效率的影响，运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建立企业的边界生产（成本）函数来进行定量化研究。

三、产权制度创新的诱导因素

在可能导致产权出现及演变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由于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而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人口增长的作用[9]。

在欧洲中世纪的成熟时期（1000-1300年），“土地变得稀缺，土地的价值处于上升中”[10]，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变得普遍起来，它对限制共有财产使用的压力增加了。对土地使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与更为集约的农业生产体制的采用相联系的，三田制开始替代传统的两年一制的轮作制[11]。也有学者认为[12]，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是导致公地的废除和以使用奴力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转向由农民所有的所有者经营，或转向由资本主义经营所有的对工资劳动力的使用。

D·C·North和R·Thomas[3]以及Demsetz[2]在讨论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猎人在18世纪初建立土地私人制的例子中，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的提高，是产权演变的基本原因。他们认为，当植物和动物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于是资源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公共财产导致了狩猎活动收益的减少。在某个边际上，固定的农业活动逐渐变得比狩猎活动更有吸引力，尽管农业在设立与实施产权上要付出成本。最早的固定农业共同体是以对土地的排他性公共产权为基础的。在共同体内部，至少禁忌和习俗部分地限制了对资源的滥用。

近代，环境从农业与工业生产中吸收了残余，这与对环境服务和舒适的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13]，这一冲突导致了原来被视为免费品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些用于区分个人、企业和共同体产权的新制度[1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集约的农作物制度的使用导致水的经济价值的增加，这一增加的价值诱致了能更明确地定义灌溉的产权，以及在分配水时更多地使用市场机制[14]。

资源稀缺至少可以导致两个重要后果：对资源的滥用，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使用变得不可能；人们—个人或群体—之间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加剧，部分资源被用于暴力攻击或防止暴力攻击。这样的事实或许可以引伸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当资源稀缺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程度，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不同。产权制度的进步意味着设置、维护产权成本的降低，或从事破坏产权活动成本的增加[17]。

除了相对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相对稀缺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之外，国家的政策、民主水平、农村金融、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家庭或社区的组织状况、知识水平、借贷能力、农场大小和规模程度等因素也是导致某种产权制度出现或演变的重要原因[21]。

另外，政府政策一直是影响产权演变最重要的因素之一。Kirk[15]在关于印度的布塔拿（Butana）的研究中认为：传统的以居住地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或称社区所有制）在其衰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殖民政府和殖民后的国民政府通过对土地产权制度和相应的机构设置的法律法规施以的重大影响，其次，是来自于市场融合、相对于资源减少的人口剧增以及可耕地权利重要性的上升等的共同作用。C·Schulz在考察经济史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16]。樊纲也认为，只有有关的经济主体具有了实际的变迁动机和能力后，一定的非均衡状态才具有不可持续性，也即才有变迁的可能性[24]。“在实际过程中，制度变迁可能是有关当事人日常所实施的创新努力的结果”[18]。而马恩[19]通过对延安的考察后也认为，“只有人力资本的改善才能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创新”。冯开文[20]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发现，农民经营能力和知识准备程度的大大提高以及对新出现的获利机会的追逐，是农村制度创新的最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权利主体的经济条件、组织状况和知识水平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社会环境也是造成产权制度演变的因素之一。社会的道德风尚、继承规则以及法规对产权的制约力度都会对产权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21]。

在综合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以后，Otsuka将影响土地产权的因素归结为五类，自然环境、人口压力、政策、商业化和社会环境等[22]。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的乔方彬等人通过对云南林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林地产权演变是人口压力、商业化程度、市场的发达程度、社区组织能力和耕地的产权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压力越大、非集体耕地所占的比例越大、商业化程度越高、市场越不发达、社区的组织能力越强，林地产权由集体产权制度向非集体产权制度演变的可能性就越大[25]。

四、水权制度创新

水权制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源、环境、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每一次变迁，都是向着新的、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水权制度迈进。

正如前面所述，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强制的方式直接地实施制度变迁，而在诱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说服和利导的方式间接地指导制度变迁。因为在变革初期，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鼓励、许可或默认，任何自下而上自发性的变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水权制度创新的初始阶段。由于我国现行的水权制度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对水权、水权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不统一；对水资源所有权的理解不一致；没有建立水权流转制度；长期用计划手段配置水资源，以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价格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等等，迫切需要水权制度创新。尤其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不仅要求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因此，水权制度创新，不仅是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客观需要，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用水效率重大战略决策的要求。

水权制度肯定是一个崭新的制度，它与以往的制度有根本的区别。若无此区别，它不足以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向这一制度的过渡应是渐进的。这样做，既要挖掘和发现现有制度中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与新制度兼容，同时又要考虑现有制度下的利益格局，在基本不损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制度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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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制度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水权；取水权；水权转让

一、国外水权转让制度的发展

水权是权利人依法对水资源使用、收益的权利。水权转让又称水权交易，是指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对水权进行的有偿让与。水权转让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之一。在国外，关于水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在研究过程中，各国的学者均注意到本国的社会制度、水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对水权制度构建的影响，同时，他们注重将水权制度的理论研究与本国的水资源使用和管理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水权制度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河岸权制度理论、优先占用权制度理论、可交易水权制度理论和公共水权制度理论等。

可交易水权制度产生于美国西部的缺水地区，近些年来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交易水权制度是人们为了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而建立的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排他性水权制度。允许水权交易，可以促使水资源使用向效率高的地区、行业和用户转移，利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近些年，可交易水权理论逐渐被广泛接受，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智利等国家正在培育和完善水权市场。墨西哥自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综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法规体系改革后，水权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此外，中东的一些缺水国家也在讨论和准备实行这种制度。纵观国外的研究进展，各国的水权制度理论还不完整，远未达到成熟、经典的程度。相应的，水权转让法律制度有待于各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二、我国水权转让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水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并禁止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水法》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水法》并未规定水资源使用权为用益物权，但是，由于我国水资源所有权主体的唯一性以及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法律上明确水资源使用权或者水资源的用益物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水法》第48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等少量取水的除外。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主要明确了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取水许可制度，明确规定了取水权这一重要的水资源使用权，从而，取水权的确立对中国进一步确立水权和完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水权交易提供了制度设计路径。为配合《水法》的实施，清除水权转让的法律障碍，实现水资源市场配置的改革，我国2005年1月颁布并实施了《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2006年2月制定并颁布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并自2006年4月15日起施行，1993年8月1日国务院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自此，水权转让法律制度有了质的发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依法获得取水权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调整产品的产业结构、改革工艺、节水等措施节约水资源的，在取水许可的有效期和取水限额内，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依法有偿转让其节约的水资源，并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取水权变更手续。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虽然仅有一条规定，但该条为水权转让确立了法律依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以上寥寥数条的法律规定远未为水权转让提供完整的法律上的保障，现行水权转让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水权制度不够明晰，法律上缺乏对水权种类、内容和取得方式的具体规定；《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仅仅规定取水权可以转让，没有明确取水权以外的水权是否可以转让；水权的归属、权限范围和取得水权的条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没有建立水权交易的规则和程序制度，不利于维护正当的水权交易的安全等

三、我国水权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

1．建立明晰的水权制度。自1993年8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以来，取水许可制度已初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运行机制，在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水资源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效果。明确取水权与有偿使用制度，是对水的自然属性与商品属性认识的结果，而这种认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水资源配置的前提与基础。取水权的确立对中国进一步确立水权和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水权交易制度提供了设计路径。

然而，取水仅仅是用水的一个方面，取水权包含的权利内容太少，并且取水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取水权不足以反映水权的丰富内涵，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取水许可制度是用水人取得水权的法律根据之一。近年来，水利发展进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把水权制度当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加以积极推进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水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取水许可证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对水权的初始分配，是在国家享有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赋予用水户对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是由于用水户没有明确的主体地位，取水权不具有长期稳定性，且不可转让，取水权不能涵盖所有水资源的使用行为，尤其在干旱时期，通常倾向于以行政协调为主的临时性方案设计，政府在协商中承担大量工作，受人为因素干扰多，取水权主体和投资者不能预先把握缺水时的供水状况，造成了“产权模糊”。它是阻碍水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明晰水权已经成为水利市场化改革的迫切任务。

明晰水权，完善水权初始分配制度，确立明确的水权主体，必须转变水管理体制，即由取水许可证制度向水权制度的转变。而水权的种类、内容和取得方式是水权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实行这一改革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水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由国家进行水资源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水权主体的积极性，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生产力的提高。

2．允许多种类型的水权转让。由于法兼具稳定性和变动性的要求，且2002年8月29日修改通过的《水法》并未对水权的转让作禁止或同意的规定，基于对《水法》稳定性的要求，国务院适时制定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取水权可以转让。然而，取水权只是水权的一种，除取水权以外的水权是否也能依法转让呢?《水法》等现行法并未明文禁止水权转让，是否意味着水权可以转让呢?这主要取决于我们采用何种解释原则。

按照民法解释学的原则，解释法律，首先采用文义解释规则；文义解释难以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时，要考虑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与比较法解释的规则；依靠这些规则仍不能澄清法律规范的意义时，须再进一步探求立法目的，以资阐明。纵观《水法》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的全部条文，均未明确规定除取水权以外的其他水权可否转让。体系解释也于事无补，因为从这些法律、行政法规的全部规范的相互联系上仍然找不到答案。这就必须求助于法意解释。

法意解释，又称立法解释，指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其所欲实现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今所谓法意解释，非为探求历史上的立法者于当时的主观意思，而是探求法律于今日所应有的合理意思，亦即客观意思。立法理由(书)的重要性，因法律实施期间及社会变迁的程度而有不同。在法典制成初期，立法者的认识及价值判断相去不远，立法者的意思应受高度尊重，自不待言。反之，法律实施久已，社会变迁迅速，立法者的意思应依社会变迁情事而斟酌。“法官必须做的并不是确定当年立法机关心中对某个问题究竟是如何想的，而是要猜测对这个立法机关当年不曾想到的要点——如果曾想到的话——立法机关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图，以便深入地发掘实在法的含义”，那么，解释《水法》就不能迂腐地去探求立法者当时禁止水权转让的立法目的，而应宣称《水法》具有符合今日社会要求的立法目的，那就是允许包括取水权在内的水权转让。

因此，在相关法律中清晰界定水权的概念、明确水权可以转让以及水权转让的法律效力等为当务之急。水权转让是权利移转的一种形式，是水权主体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在目前我国法律尚无水权转让的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考我国法律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例如，我国《宪法》第l0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2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以及《房地产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这样可以保持我国法律术语、法律概念的一致性、统一性和关联性。公务员之家:

3．完善水权转让登记制度。对于水权的登记，我国台湾地区采的是登记生效主义。这从其《水利法》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得知。我国台湾地区《水利法》第27条规定：“水权之取得、设定、变更或消灭，非依本法登记不生效力。”从价值层面看，登记对抗主义重在倡导交易自由，登记要件主义重在维护交易安全。水权登记能够防止水权交易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失，使国家能够合理地引导水权交易，并适时进行监督。水权在我国仍是新兴事物，水权交易目前在我国还不是很活跃，采登记生效主义有利于推进水权转让实践的深入。

关于水权转让的登记机关，依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取水许可证的审批与发放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相应地，水权转让的登记也可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申请水权转让登记的当事人双方应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水权转让申请书；水权转让合同；水权转让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时，第三者的承诺书或其他文件。水权转让合同应当包括合同当事人双方的个人或单位信息、水权类别、水权的年限、转让目的及利用方式以及转让价格等条款。拟转让水权的年限不得超出该水权存续的剩余年限。同时要强调的是，对公共利益、生态环境或第三者利益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不得转让。

水权制度范文篇4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美国的水权制度以层层详细的法律形式体现，且因州而异，如在水资源丰富的东部采用的是河岸权，在干旱的西部采用的是优先专用权。法律中包括地表水权、地下水权、州际间的水权配置等多个方面，具体又分为滨岸使用权、优先专用权、公共水权等各层次。而美国联邦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的介入不以水资源分配为目的，其主要是针对水质保护。

在加拿大必须持有用水许可证或根据水法获得批准才有权使用地表水。用水许可证是流域水资源管理机构审批的有效法律文件，规定了水权的条件和期限，其中包括取水地点、优先日期、最大引用量、用水时间等详细规定。而通过水法获得的批准是由水资源管理部门发行的时间短于一年的用水证明。[4]

南非是一个缺水国家，降水分部不均，用水压力大。1997年的《供水法》确定了水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资源，交由政府相应的权力来确定水资源的获取人和获取量。该法提倡梯级收费，想要使用更多水资源的用户需交纳更多的水费，既等同于对超额用水的罚款。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尝试通过建立水市场进行水权转让。

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分布不均，以东南部水量最为充沛，西北部多为缺水地区。随着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我国国情复杂，各流域水资源丰贫不均，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同，个别地区对水资源的归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致使水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制约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建设区域循环经济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管理，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合理的利用水权能够很好的解决水资源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水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缓解或解决不同地区争水吃的现象，促进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和水资源分布情况，我国应当建立适应自己的水权制度。目前关于水权制度的概念和建立方式尚未完全形成定论，我国在这个领域内尚处于探索阶段。而水权制度可从不同方面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1.水权制度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别很大，其中水资源的丰缺度是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一般沿海或沿江城市和地区较为富裕，经济发展较快，而西北部缺水地区则相对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我国陆续的进行了多个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就是要把水源充沛地区的水资源引入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当地的自然环境得到改善，进一步达到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是基于此目的，使受水区的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等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满足。

在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的水资源配置中，应当引入水权的概念。因为是跨流域调水工程，所以水资源的配置就会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和城市，那么这些地区和城市就会面临如何分配新增调水的问题，将水权概念引入则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引入方法可以将水权作为某种因子加入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中，建立基于水权因子的优化配置模型，从而算出受水地区或城市的分配水量。

2.水权制度对水资源的保护

在我国，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人们。而这种使用权不是无限制的，一旦水权问题得到明确，一定地区的人口，其可支配的水资源是定量的，有限的，因而在开发和使用时就不得不考虑投入产出效益，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游地区不能因为取水便利而无节制用水，下游地区也不会因为取水机会差而失去生活、生产的基本用水条件，同样会以水权限度内的水资源来安排和发挥出最佳综合效益。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水权确定之前，使用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而水权一旦界定明确，使用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这对用水者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合理的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水权得到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节约了用水，保护了水资源环境。

3.通过水权转让，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水权制度的建立必定会赋予水资源一定的经济价值，作为水资源的使用者来说，水资源的使用权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因此更多的用水者不会只将水资源当成一般的自然资源对待，而会更多的考虑其内部的经济价值。建立水交易市场正是顺应水资源经济价值的结果。水市场建立后，更多地区或城市对水资源的使用会更加有效率，因为对水资源的使用率和利用率越高，就会节约越多的水资源。而这些多余的水资源不会像之前被浪费掉，而是将其拿到水交易市场，将这部分水转让给缺水的地区或城市，或者是用水效益更高的地区。这样以来可以间接的起到避免用水浪费、节约用水的目的，还可以通过水资源的交易对初始水资源配置结果进行修正，使水资源整体配置进一步优化，水资源得到极大有效的利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对水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使水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和接近实际要求，从而提高了用水效率，节约了水资源。在使各个地区、城市的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保护了自然环境，同时提供给自然界自我更新所需要的生态用水。使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再因为争用水资源而互相制约，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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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平:水权制度与水资源优化配置[J].人民黄河，2005，(4)

水权制度范文篇5

一、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水资源的作用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世界第一用水大国，水资源短缺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节约用水、合理用水，克服用水危机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水法》规定的节约用水制度对缓解我国水资源匮乏的局面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导向性的软约束，对水资源的培植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趋利性”是其本质，缺乏强有力的软约束制度很难要求他们为社会去牺牲个人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利用“经济人”的趋利本性，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合理高效配置水资源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此持否定态度；但现实中却在悄悄进行，所以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势在必行。

（一）科学界定我国《水法》中水资源的概念

《水法》对水资源概念没有作科学的定义，只是对水资源的存在范围作了规定。《水法》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此规定不是对水资源概念的作科学定义，它没有反映水资源的本质特征—存于自然载体无人类劳动介入的纯天然性。仅以水资源存在的大致范围来界定水资源的概念显然是不科学的和不周延的，因为存于地表的除了自然资源水外，还有产品水（包括人造水）。尽管产品水来源于自然资源水，在物理性质上与之毫无区别，但由于它包含人类劳动，已不再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而是劳动产品。如果以现行《水法》关于水资源的概念去界定现存于地表的各种水体的权属必然出现错误和矛盾。如“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你家游泳池的水属于地表水，所以你家游泳池的属于国家所有。显然，这个逻辑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你家游泳池的水是你花钱买来的产品水，怎么变成了国家所有呢？结论错误的原因在于该命题的大前提是错误的，即“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因此，笔者认为，《水法》对于水资源的定义应修改为：“本法所称水资源，即自然资源水，是指存在于自然载体处于自然状态可供利用的淡水。包括地表自然资源水和地下自然资源水”

（二）明确地表明各种载体中水的权属

明晰的产权是交易的基础。要实行水权交易制度，首先必须明晰存于自然界各种水载体中的水产权。我国《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这是法律对水资源权属界定的依据。根据本条规定，地下水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是毫无争议的，因为地下水所存在的场所简单统一，完全处于自然状态，没有介入人类劳动；而地表水属于国家所有争议极大，因为地表水所存在的场所非常广泛和复杂，介入人类劳动的情况和程度也不一样。江河、湖泊天工所成，其水来自于自然，属于国家所有，大家均无意见，但对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之水属于国家所有则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该条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水法》将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中的水界定为国家所有，与其他法律法规相悖，也与水权理论不符

笔者认为，水塘水库等人工修筑的水载体犹如一个取水装置，其所载之水已介入了人类劳动。不再是自然资源水，具有产品水的属性。其理由有二：一是人工水塘水库本身包含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视为取水工程，已进入取水工程的水属于工程水即产品水；二是人们拦截雨水或泉水进入水塘水库中的水界定为自然资源水，其权属归国家所有，水塘水库的投资修建者对水体只享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那么投资修建者就不能够将水塘水库中的水进行处分。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在实际中因抗旱的需要，往往工程的投资修建者或管理者都要卖水或因养殖人捕鱼的需要而抽干水，这些行为都是一种实质的处分行为。所以，这种界定与民法原理相悖，而且不利于调动社会力量投资水利事业的积极性，使自然资源水白白地流入大海。笔者认为，对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中的水应界定为产品水，其所有权归工程投资修建者所有。但是，法律应对其所有权作以下限制。

（1）投资修建者应向国家缴纳水资源费。因为，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中的水来源于国家的水资源，不管是天上降水还是地下泉水都属于国家水资源范畴。

（2）居民为了生活生产所需少量用水，有权以人力、畜力的方式在水塘水库中免费取水。这是为了保障公民生活用水权优先的需要而设计的制度。

（3）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权对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中的水进行征用，但必须给予适当的补偿。这样的制度安排也符合《宪法》中“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

2.法律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权属进行了界定，没有对其他经济主体修建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权属作出规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水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投资水利建设的市场主体将越来越多，假如其他单位和个人投资修建的水塘水库，他们对水塘水库中的水没有使用权或所有权呢？显然，这种立法理念比较“短视”，其观念和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只看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修筑水塘水库的单一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没有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水塘水库投资主体将多元化。笔者认为，起码应遵循“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来设计和界定水资源的使用权。《水法》应增加一款：“其他投资者修建的水塘水库的水归其所有。”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水法》第三条修改为：“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各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其他投资者修建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归其所有。”

（三）完善水权体系的有关法律规定

1.完善《宪法》对水权的确认和保障

笔者认为,应当在《宪法》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这一规定旨在表明国家水资源所有权的唯一主体。

（2）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依法获得水资源的使用权，但同时负有保护水资源的义务。这一规定旨在赋予公民和单位对水资源的使用权。

（3）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水资源和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护其合法权益。这一规定旨在引入竞争急智，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

2.完善《民法》、《水法》等法律对水权的确认和保障

建议在未来的《民法典》和修订《水法》时明确以下内容。

（1）明确确立水权的财产权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水权体系。

（2）明确赋予单位、公民个人的水资源使用权；同时，允许依法取得的水资源使用权、特许取水权的买卖、出租、抵押或以其他形式合法转让，以实现对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3）完善水权责任制度，确立对高危作业侵犯水权的严格责任制度，其法定免责事由除受害者故意引起的外；因第三人过错、不可抗力的情形引起的侵权行为，加害人如果采取了相应合理的措施仍不能避免的也应纳入免责范围。

（4）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水塘和修建的水库中的水以所有权，赋予其他投资者对其兴建的载水工程中的水以所有权。

（5）规定其他组织和个人对自己享有所有权的载水工具中的水可以实施处分行为，但要向国家缴纳水资源费，以体现水资源的国家所有。

二、完善水价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水价形成机制

水价包括水资源费、环境水价和工程水价。水资源是指水资源所有人为了彰显自己所有权，保护和管理水资源，使其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而向水资源使用者征收的费用。水资源具有的经济价值是水价产生的基础。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就决定了水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的必要性和必须尊重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

（一）现行水价制度不合理的主要表现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水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是无偿供给的，因而形成了水无价、廉价的思维定势，无视水资源的商品属性和市场规律，制定的水价不能体现水作为商品所应具有的价值，从而导致水资源的极大浪费。我国现行水价制度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水价依据不科学

水资源在我国的分布存在着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别，加之水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应当根据不同地域和不同季节实行不同的水价，以此来体现水资源作为商品的属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水利部联合制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根据国家经济政策以及用水户的承受能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按供水对象分为农业用水价格和非农业用水价格……农业用水价格按供水生产成本和费用核定，不计利润和税金。非农业用水价格在补偿供水生产成本、费用和依法计税的基础上，按供水净资产计提利润，利润率按国内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加2～3个百分点确定。”笔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还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单纯依靠用水量多少作为以下厘定水价的标准,不能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程度。水作为一种商品，自然应当尊重价值规律，其价格同商品的稀缺性程度紧密相关，水资源的价值随供求关系而上下波动。在我国，这种供求关系影响不仅表现为用水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为季节和地域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相对贫乏，相应的水价应当较高；南方水资源丰沛，水价可适当降低，经济发达地区的水价在同一程度上应当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价。但我国仅根据需要水量的多少来制定水价的做法并未真正反映水市场的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与价值规律的要求相悖。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称的不同季节和地域对价格的影响不能单纯的割裂两者关系的角度考虑，否则在我国经济尚欠发达且水资源又十分匮乏的西北地区。高昂的水价将使人们难以承受；同样也并不意味着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水资源就可以任意获取而无需支付任何代价。

（2）对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的水价未能作出明确区分。《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仅区分了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农业用水是指由水利工程直接供应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用水和水产养殖用水；非农业用水是指由水利工程直接供应的工业、自来水厂、水力发电和其他用水。”而对于工业用水的价格，没有依据水源状况、污染程度、供水时间以及提高水量和改善水质而采取的工程措施等差别，分别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对于城市用水收费未能从供水企业的成本考虑出发制定水价。对于农业用水的状况就更为混乱：一方面，对直接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而不缴纳水资源费的行为，国家还没有采取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措施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总体耗水中，农业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而农业用水价格的制定没有从水资源状况和供求关系方面考虑供水成本，客观上纵容了水资源浪费行为。

2.水价偏低

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过程中确立的。水价偏低是我国近年来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不反映价值也不体现供求关系，是有偿使用制度确立后存在的问题。据资料显示：在水价问题上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全民财政补贴政策，水费在工业产品成本中约占0.1%～0.4%，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则远远高于这一比重；在我国一般工业生产中原材料费用约占产品成本的7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水费在居民生活费中的比例却不足0.5%，许多国家则约占2%。截止2001年底，全国36个大中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已由0.14元/m3调整至1.27元/m3。但在法国巴黎，城市供水价格折合人民币为21元/m3，甚至连水资源丰富的加拿大，供水价格也约为人民币5元/m3。我国自来水作为稀缺性资源的价值仍没有得到完全体现。

低廉的水费不但使我国供水公司面临开工不足和亏损的困境，而且抑制城市供水事业的发展，甚至严重阻碍了节水政策的推行。如果水价过于低廉以致达到用水者忽略不计的程度，那么一个理性经济人的用水量就会趋于不断扩大，而不会自觉节制。实践中，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工业万元产值取水量与国外相比均有较大的差距，其原因显然不仅仅在技术方面的限制，更在于缺乏水价的激励。水价过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国家方面而言，是国有水资产严重流失，财政收入降低；就供水企业而言，它也会因此而入不敷出，水利工程老化，导致缺乏水工程的维持管理资金，从而制约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开发和利用；而对用户来说，低价必然导致用水浪费，排污量大，不利于节水措施的开展，给节水环境和供水带来巨大压力。

（二）我国水价制度的完善

水价不合理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后遗症。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已开始对水实行收费。但这种收费并非建立在科学标准基础上，以至于出现水价过低、水价结构不合理现象。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水价制度。

1.确定科学的水价制定依据

制定水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水价必须有科学的依据。只有按照科学依据参照各方面的因素制定的水价，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既反映价值规律，又体现供求关系。概括起来，制定水价应当参照如下因素。

（1）所有权因素

即直接从江河湖泊等水体取水，应当缴纳水资源出让金，即水资源费。其原因在于作为资源的所有者，不但享有水资源的所有权，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水利、水保工程建设及水资源管理等活动，水资源费不仅是一定水资源的对价，还是对所有者的投入的一种补偿。按照所有权因素制定的水价是水市场价的基准价，其他因素是影响水价上下波动的直接原因。

（2）可供水总量因素

制定水价应当考虑当年水资源的丰枯程度，在确定可供分配的水资源总量的基础上确定水价。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水价格应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波动。如果不按可供水量定价，必然违背市场规律，不利于保护水资源。这也是水的以供定需原则在水价上的反映。

（3）地域、季节因素

制定水价应当考虑用水地域和季节，对水资源丰沛地区实行低水价，水资源相对短缺地区实行高水价；对丰水季节实行低水价，枯水季节实行高水价，以避免无节制取用水，造成水资源浪费。

（4）产业因素

这与国家的整个产业发展政策直接相关。制定水价对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应当给予优惠政策，以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如对当前国家扶持的农业、环保产业等用水应当实行低水价。

（5）用水水质因素

对水质要求高的用水者应当适用高水价，对水质要求低的用水者适用低水价；对取用自来水、地下水实行较高水价，对使用回用水实行较低水价。这表明水价也必须体现以质论价、高质高价的理念，这样才有利于减少污染和浪费。

（6）水污染因素

根据用水者的排污量确定水价，对污染较大的企业适用高水价，污染小或无污染的用水者适用低水价，有效控制污染源。

（7）水务企业的经济效益因素

水务企业同样要追求经济效益，如果水价过低，企业经济效益差，必然挫伤水务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提高供水质量，更不利于保证正常的用水秩序。

2.优化水价结构，使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保护水资源的需要

水价结构是指构成水价的各种比例关系。考察我国现有的水价结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还不能收真正体现市场供求关系、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水价。优化水价结构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一方面完善水价构成。使水价体现价值规律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不同的产业用水实行差别水价。

（1）完善水价构成

水价包括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由于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除特殊情况外，取用水者都应当向国家缴纳水资源费。工程水价是指经水工程加工的产品水的市场价格，应当包括水工程的加工费用、税金和合理收益。环境水价即污水处理费，包括取用水带来的外部性补偿和产生的污水处理成本。

（2）实行差别水价

过去我国的水价要么没有包括水资源费，要么没有包括污水处理费，要么象征性地收取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甚至有的两者都不收取。这不仅造成水价过低，水务企业经济效益低下，而且造成大量的水污染和浪费现象。科学的水价结构应当是：直接从江河取用水的包括资源水价和环境水价；使用水工程供水的应当包括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必须改变传统的收费方式，调整水价结构，把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纳入收费项目。据此，应当及时修订《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对供水成本中要考虑水资源费，同时合理确定污水处理费，使水价结构逐步趋于优化，满足市场规律的客观要求，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以前，我国在水价制定上仅仅考虑用水量，对不同行业使用统一水价。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仅不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致国家对扶持行业的优惠政策失灵，同时还因为节约用水与不节约用水一样，造成水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节水政策的推行。为保障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鼓励节约用水，应当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实行有差别的水价政策。具体办法：对国家需要大力扶持和鼓励发展的行业，如生态农业、园艺业、环保产业等实行低水价；对需要稳定发展的行业、企业采用中等水价，如对工业中的低污染企业等；对需要限制的行业、企业，如污染严重的化工、冶金、纺织、造纸等行业采用高水价，以促使这些行业改进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尽量将经济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直至迫使其研制、开发新的污染小的环保替代产品。

三.健全用水制度，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目前，我国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这除了科学用水水平低和节水观念淡薄等原因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用水制度的不健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我国用水制度不健全的主要表现

1.工业污水的回收利用制度不健全

由于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管理水平低等原因，我国很多地区的工业生产耗水率很高。同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103m3，美国是8m3，日本只有6m3，用水量是发达国家10～20倍；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为55%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①（①刘毅《我们离节水社会还有多远》，载《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4日）。工业高耗水率和低重复使用率的现实，迫切要求推行污水回用制度。但由于国家污水回用制度规定不健全，污水的资源化的利用就存在着制度上的巨大障碍。

（1）污水的回用制度规定不完善。在我国《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水资源的法律法规中均约束对污水回用制度进行规定，导致污水的资源化利用存在着制度上的巨大障碍。

（2）污水的回用缺少相关的技术标准。我国的污水回用工程建设起步晚，工程设施设计、建设的标准、规范及相关的配套制度不完善。

（3）缺乏鼓励污水回用制度。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工业污水处理厂的设立缺乏政策上的有力扶持，污水处理的市场未开放。笔者认为，建设污水回收利用工程是缓解我国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的一条新出路。我国现有条件下，污水处理的成本较高，而国家又缺乏这方面的优惠政策，这不仅使得国内的民间资金难以介入，而且国外资金的投入也存在诸多限制。二是由于我国污水处理的成本较高，相应的再生水的价格也就高，这就使得企业愿意选择自来水而不选择再生水，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污水处理工程的发展。

2.农业灌溉节水制度落实不力

农业灌溉用水约占我国目前用水量的70%，但有效利用率不到45%，比先进国家70～80%的利用率低20～30百分点，不少灌区灌溉水量超过农作物实际需水量的30%到1倍。在黄河灌区，由于普遍采用漫灌的方式（特别在中上游地区），农用水的利用率极低，每立方米水的粮食生产能力只有发达国家的1/3左右。如果农业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可以节约500～1000亿m3的水②（②葛颜祥、胡继连解秀兰《水权的分配模式与黄河水权的分配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据此，农业种植结构和灌溉方式缺乏合理的制度引导是造成我国目前农业耕作用水耗水量的重要原因。

尽管我国《水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行节水灌溉方式和节水技术，对农业蓄水、输水工程采取必要防渗漏措施，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但是，对此在实践中却缺少具体的引导，尤其是在水资源贫乏的西北地区更为严重，其中突出表现有三：一是以往的种植目标多偏重于早熟、高产、优质、抗病、耐寒等方面的追求，而忽略了当地水资源的供应状况；二是对于有耐旱能力的新品种，国家未采取相应制度予以鼓励耕种，以至在追求高产的传统观念下，很多地方对有限的水资源进行掠夺式的经营；三是在农业节水灌溉方式的推广上，由于缺乏国家资金上的扶持，节水灌溉方式如滴灌用水方式的推广率很低，从而造成水资源利用的严重浪费。

3、城市生活用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制度缺陷

随着城市居民住房卫生设施条件的不断完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特别是第三产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生活用水量不断增加。虽然各级政府在城市供水方面做出了许多工作，增强了城市的供水能力，但是依然不能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的问题，其中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有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达60亿m3。这表明我国城市生活用水存在着危机，而这种危机与城市生活用水制度的下列缺陷有着直接的关系。

（1）节水用具推广制度约束不力，不利于水资源的节约和充分利用。《水法》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推广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降低城市供水管网漏渗率，提高生活用水效率。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制度，致使上述规定无法得到很好落实。

（2）水价低廉导致公民节水意识不强。水是一种商品，在市场中水资源的价格应当体现其稀缺性。水价低廉使得市场中每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不会主动地采取节水措施，外在节水压力的缺乏必然导致在生活用水中不同程度的浪费。

（3）城市公共设施用水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造成大量的公共用水浪费。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使得城市绿化用水、道路洒水、公园补充用水等不断增加。本来这类用水对水质要求不高，然而许多地方使用清洁水甚至使用符合饮用水标准的自来水。对这个问题我国尚未用法律法规手段加以规范。

（二）我国用水制度的完善

我国大面积用水主要分布于工业，耕作农业和城市，水污染和浪费也要发生在着三大领域。现在必须通过完善用水制度，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1.完善工业用水制度

由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工业用水存在着严重的高耗水率、低重复利用率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健全以下几方面制度。

（1）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

这就需要对高耗水、低重复利用的企业，责令实行强制性技术改造，促使采用节水工艺，加装污水净化设施以降低水资源浪费，减少污染；对拒不进行技术、设备改造或虽经改造仍不能达到标准的企业，责令其停业整顿，或转为低耗水生产的产品；对拒不转产或整顿，或虽经整顿不能达标者，必须强制关闭。

（2）建立污水回用制度

这就要放开污水处理市场，鼓励企业建设污水回用设施或投资污水处理，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财政上的补贴，以提高需要其污水处理率；鼓励对水质要求不高的企业使用再生水，并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制定关于污水回用的技术标准，供企业设计、建设污水回用设施时参照。

（3）对再利用设施实施强制加装制度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主管机关必须要求用水企业强制安装再利用设备，以充分回收冷却用水及其他可循环利用的工业用水，以促使水资源的经济使用。

（3）实行单位产品用水限额制度

对企业现有的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后，按照单位产品需水量确定合理用水限额。对限额内用水实行平价收费，节约水量适用低水价，对超额用水适用高水价；对企业节约水量可以采用回购或允许企业经批准后在市场转让。同时，根据科技发展状况逐年降低单位产品用水限额，以促使企业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效率。

2.完善农业用水制度

农业用水主要存在用水效率低、非点源污染严重等问题，为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解决。

（1）调整产业结构

根据当地水资源状况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不种或少种生长周期长、用水量大、产量低、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农作物；鼓励发展新型的生产周期短、产量高、耐干旱、四季皆宜的农作物；积极帮助农民使用高新技术、提供资金支持、组织产品市场，实现经济效益，克服水资源短缺所带来的困难。

（2）改变传统的灌溉方式

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的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采用新型的节水灌溉方式和节水技术，如滴灌；对新技术推广所需资金，政府应当给予积极扶持政策；对采取节水灌溉的农业用水适用低价水，以体现政府的宏观调空政策。

（3）实行用水分段计费方式

农业生产同工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受季节、气候影响较大，因此不可和工业用水一样实行单位产品用水限额制度，而应当采取用水分段计费方法，促使农户节约用水。具体实施方法：根据农户往年单位面积平均用水量确定略低的用水基准，对基准限额内用水适用正常水价；超过限额用水适用高水价；对节约水量适用低水价，并予以回购或允许农户经过批准后在水市场上转让。当然，基准限额应当随当年降水丰沛程度予以适当调整。

（4）加强供水管道、设施的维护和管理，杜绝供水管道、网络的跑、冒、滴、漏等现象，减少水资源浪费。

3.完善城市用水制度

我国城市用水存在供水统一、水价不合理等缺陷，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1）改善供水体制，实行分业供水制度

目前，我国城市用水不分行业、不管水质要求而统一使用自来水，这种供水体制极不利于节约用水，今后应当按照不同行业对不同水质要求分别供水，如对向居民生活和餐饮娱乐、医疗卫生等行业供应高品质的清洁水，对消防、道路清洁、城市绿化等方面则供应品质较低的再生水或循环用水。

（2）对居民用水实行供水限额和分段计费制度

根据各住户用水的实际情况，确定家庭基本用水限额，实行限额预期。限额内用水适用正常水价，超限额用水适用高水价，对限额内用水节约部分适用低于正常水价；同时对节约的部分予以回购，或以正常价格转入该用户下一计费期间限额，或经批准后允许其在市场上出售。

（3）加强供水管网的维修和管理制度，实行有效推广节水器具制度

供水企业应当及时检修供水设施，维护供水网络，并根据实际要求用户安装节水设备，最大限度地实现水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

四、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水务企业制度，保证水资源的有效供给

（一）当前我国水务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市供水是一种经济活动。一项企业，应该遵循经济规律，对水的供给应该实行企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然而，在我国的供、排水行业长期以来被视为公益事业，建设靠政府拨款，运营管理费用靠财政补贴，供水企业的主要业务是由地方政府的企业独家垄断经营，政府扮演着宏观监控、投资和运营三位一体的角色。其结果造成政企不分、职责不明，垄断经营、缺乏竞争，成本高，投资回报率低，自我积累能力差，行业整体效益不佳的局面。考察我国目前水务企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水务企业的国家垄断经营，政企不分

由于作为自身垄断企业之一的供水公司，其经营活动关涉百姓生活和工业生产，具有很强的社会公共性，甚至与社会稳定相连。因此，在这些政治和经济双重目标之下，企业几乎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不得不听命于政府主管部门的指示，结果导致自然垄断企业几乎没有外部的竞争压力。同时缺乏市场刺激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从而丧失改革经营体制的迫切需求。有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自来水价格比1978年上涨11倍，按道理说企业的经济效益应当很高，然而供水公司却是吃财政补贴的大户，这种状况的存在，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是产品的价格并不是成本约束企业经营状况的反映，自然垄断企业的资产效率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财政补贴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受到了自然垄断企业的双重盘剥，即作为纳税人，他承担了对企业的亏损补贴；作为消费者，他又支付了与实际得到的产品与服务价值不相称的高价格。

2.水务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落后，供水设施维护不力

目前，我国水务企业的政府管理体制以及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尽管我国的供水体制已有一些改革，但从根本上讲，水务企业还没有完全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所有制形式单一，未能形成多元的投资主体；另一方面表现在产品和服务价格改革滞后，未能充分体现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企业内部缺乏激励机制和竞争动力，经济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其直接结果是供水设施建设和维护不力。据统计，到2010年，扩建和新建自来水厂及管网维护和改造的费用将可达2500亿元人民币。由于资金短缺，我国很多城市管网状况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管网之患”。东北的一些城市甚至还在使用日伪留下的管网。供水设施的更新和维护不力带来的危害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自来水供应的跑、冒、滴、漏现象非常严重。有资料显示，我国地下管网漏水是地上供水设施损失和人为浪费的10倍以上。高失水率浪费了大量水资源，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更加剧了城市的缺水问题。

（二）水务企业经营制度的完善

水务企业所承担的任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公用企业，是市场主体的一部分。因此，水务企业应当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同其他企业一样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为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水务企业经营制度。

1.改变对水务企业的直接控制，实行政企分开

改变对水务企业的直接控制，就是要求政府放弃对企业的直接控制，不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等活动，而仅仅从企业的监控者的角色，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过去，我们对水务企业实行的是政府投资建设，政府参与运营，政府给予补贴的政企不分的体制，结果造成企业既无外在的竞争压力，也无内在激励动力，这种体制只能窒息企业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致使企业成本居高不下，投资回报率低，靠财政补贴度日，甚至企业濒临破产的边沿，使这必然导致水资源浪费和严重污染。

要实行水务企业的政企分开。至关重要的是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割断政府与水务企业的经济联系，政府不再对水务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和给予财政补贴；二是政府不再直接控制水务企业的产权，使水务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干预水务企业的不正当行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

2.开放水务企业投资市场，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受计划经济影响，我国水务企业长期由政府投资，不允许其他主体参与投资，这就形成了水务企业独占市场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水资源资产开发利用效率低下，造成水资源浪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打破由政府单一投资兴办水务企业的局面，放开水务投资市场，让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水务行业，鼓励和扶持他们水务市场竞争，从而实现水务市场主题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市场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改进技术，更新设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水资源的开发效率，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3.完善水务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体制，实行公司制治理机构

水务企业在政企分开、明晰产权、开放水市场的前提下，必须适应水务市场的需求。对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水务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实现水务企业投资多元化，从而增强企业的资金实力；二是根据公司治理结构理顺内部管理关系；三是变粗放型经营模式为集约型经营模式，引进高新技术用于水务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四是加强供水设施的维修和设备更新，杜绝“跑、冒、滴、漏”现象，提高水资源资产的利用效率；五是积极拓展水务行业新领域，诸如开发生产节水器具、供水设施等，实现从取水、供水、排水、治污、回用一条龙的链条式服务，走集团化道路，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

五、完善水污染监督控制制度，减少污染对水资源的破坏

（一）我国水污染监控制度存在主要问题

水污染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的水环境问题之一。水污染加重了水资源的短缺，导致了水资源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国水污染控制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水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虽然我国已制定了许多防治水污染的法律法规，但还存在以下缺陷。

1.污染处理欠缺实施监督制度

中国长期以来在增加城市供水能力的同时，未能有效防治水污染。尽管我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城市污水应集中处理，但是具体的实施操作制度却不配套，缺乏污水处理的实施监督机制，致使工业废水处理率很低，许多处理设施没有正常运行或者基本不运行，许多城市甚至还没有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流于形式,大部分城市污水还是未经有效处理而直接排放。

2.排放收费制度规定不合理，水污染防治工作难以有效实施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环保制度，体现的是“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我国排污收费制度早在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就有规定，在以后的法律法规中对这一制度又进行了一些完善，但排污收费制度在实施中仍然存在着如下问题。

（1）排污费的征收方式不合理。1982年《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规定，排污单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中，同一排污中含有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应当按收费最多的一种计算。这种单因素的收费方式使企业承担其污染行为的部分责任，起不到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刺激作用，反而给企业一种规避高收费的方法。同时，只对一种污染收费，难以从总量上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不利于对水污染的整体防治。

（2）排污费征收标准过低。我国现行排污费的收取标准是每吨水最高不超过0.05元，远远低于水污染恢复治理所需费用和水资源补偿费用。这种规定仅以企业缴纳微薄的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来补偿其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的全部费用，严重违背了污水处理的市场价值规律，使得污染者不重视污水的治理恢复，难以体现国家用经济手段保护水资源的政策导向。

（3）排污费的征收对象的范围过窄。我国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和《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只对工业“三污”排放和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收费。大量的非企业排污以及城市生活污水等仍未征收或低价征收排污费。这不利于遏制愈演愈烈的非企业单位以及城市居民的污水排污行为。

3.对地下水的滥采和水污染防治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更多的是侧重于经济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致使地下水资源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一是地下水污染严重。据环保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50%的浅层地下水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40%已不适宜饮用。二是过量开采地下水出现地面沉降等严重的地质问题。我国现行保护地下水资源的法律制度还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对非法开采地下水资源的行为尤其是对超量开采地下水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尽管我国《水法》规定了因违反规划造成江河和湖泊水域功能降低、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水体污染的，应承担治理责任，《水污染防治法》对污染地下水行为也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对利用储水层孔隙、裂隙、溶洞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农药等危险行为规定了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执行与监督机制，实际上很难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仍然不能制止污染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破坏地下水资源行为。依笔者之见，我国应当采取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措施，才能对地下水的非法开采和污染行为进行有效的预防和规划。

（2）缺乏对农村地下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农村用水尤其是农业生产用水在我国用水总量中占了极大的比重。在一些地表水缺乏或农业水利设施不完善的地区，地下水更成为农业用水的主要来源。而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污水灌溉、不适当的开垦及林木滥伐等行为又对地下水资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综观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极少发现有关针对农村地下水保护的法律法规。这种状况的存在必将影响到地下水资源保护工作在农村的广泛开展，难以有效地规制农村中现实存在的各种破坏性开采及污染地下水的行为。

（3）缺乏完整的人工回灌补充地下水资源的法律制度。虽然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就进行了人工回灌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关立法明显滞后，仅在《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有少量零散的并不具体的规定。如《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人工回灌补充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水质”，而在《水法》中只笼统地规定了“采取措施”防治超采纠纷。这种原则性的规定显然难以满足推行地下水人工回灌的要求，从而达不到有效恢复和保护地下水资源的目的。

4.非点源污染控制制度不完善

水污染按污染源进行划分，可以分为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也称为面源污染）。点源污染主要来自工业和生活污水的集中排放；非点源污染的来源比较广泛，其中主要是农田的面源污染，这一种是最为重要和分布最广泛的污染。

对于点源污染，我国已在《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通过“三同时”、限期治理以及排污收费等制度的设置对工业企业的非法污染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使得点污染越来越少，但随着点源污染控制能力的提高，面源污染却逐渐显现出来。在美国，即使污染物达到零排放，仍然不能有效控制水体污染。从我国现行的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而对面源污染的控制却没有任何意义。况且，我国现行法律对非点源污染的控制也及其少见。尽管我国《环境保护法》有“各地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工地沙化、盐渍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硫化、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的规定，《水法》有关“有关各单位应当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保护和改善水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的规定，但是这些过于原则，未能明显地体现出对非点源污染的控制措施。农业非点源污染又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和农药残留物。在目前我国的不少省份，农业非点源污染是一个主要水污染源。虽然开始推广节水灌溉设施，但是就广大农村而言，大水漫灌仍然是最主要的灌溉方式，与此同时，巨大的粮食需求和地面积水的急剧减少，又使得化肥农药的大面积使用，成了提高土地产的重要途径。虽然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农药的使用必须符合农药安全使用的原则和标准，但是由于缺乏相配套的管理监督措施，这些规定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二）水污染监督控制制度的完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水污染呈现急剧上升趋势，必须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完善水污染监督控制制度，减少水污染和水资源破坏。笔者认为，这些措施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污水处理监督责任制

现在的关键是要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关于污水集中处理的有关规定，根据城市供水量及排污量的大小，兴建污水处理厂，新城镇必须优先规划建设污水设施，实现城市污水集中收治；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环境监测，及时了解城市周边河湖的水质状况及变化情况，为污水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将当地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情况、污水处理率和水质状况作为对地方行政领导的考核重要内容，强化其领导责任，层层抓好落实工作，以彻底消除环境与资源保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实行全国统一的环境资源保护督导组和巡视员监督制度，加大环境资源保护监督，并对污染破坏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政府的不当保护行为开展调查，严肃处理，以保障法律法规的准确及时施行；在地方召开人代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应当包括水污染的治理内容以供人大代表争议；在人大闭会期间，当地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应当定期地向同级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汇报有关水污状况和污染治理情况，以供人大监督。

2.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为了更好地体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应当加强排污收费工作。首先要强化现有收费制度，对企业除按照资源水价、生产水价和环境水价收取水资源使用费外，对其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应当按照规定的范围、排污的数量征收排污费，并促使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二是扩大排污费征收的范围，不仅对排污企业征收排污费，对其他排污主体包括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城镇居民家庭也应当征收排污费，真正落实“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三是提高现有排污费的标准，以切实体现排污费的惩罚性和补偿性，彰显国家用经济手段惩罚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的行为，使外部不经济性真正的、彻底的内在化，促使排污者自觉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水资源。

3.建立地下水保护制度

目前，我国地下水保护制度还存在诸多空白，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是尽快建立地下水保护制度。这一方面必须规范开采地下水的行为，对地下水的开采实行严格许可、定量开采制度，杜绝未经许可私自采水、超量采水以及破坏性采水等严重危害地下水资源的行为发生；另一方面必须严厉制止使用低效用、高污染的化肥和农药以及不适当开垦、滥伐林木等污染和破坏地下水资源的行为。

二是强化对地下水资源的污染、破坏行为的法律责任。一方面对滥采、超采地下水的行为，不仅规定要承担治理责任，还应当规定更为严厉的行政责任，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如增设非法取水罪、确立水资源犯罪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等；另一方面对污染和破坏地下水资源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是完善有关地下水回灌的法律制度。建立地下水集中回灌制度，通过向地下水开采者征收回灌费，给采水者完成规定的采水量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水资源集中回灌。这样才能避免开采者不回灌或用污水回灌等现象发生。

4.加快非点源污染控制立法

我国非点源污染重要是来自农村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生长素、洗涤剂等导致的污染。我国非点源控制理发比较落后，必须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加快制定剧毒、高残留物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工艺和设备的淘汰制度，从源头上控制非点源污染物质投放市场；二是禁止生产、销售、运输、使用已被淘汰的剧毒、高残留物农业生产资料；三是对开发生产高效低毒低残留物的农业生产资料产品实行鼓励政策；四是禁止淹没或灌溉方式，违者处以重罚，以减少污染的面积；五是规定奖励和奖励节水灌溉农机具的研制、生产和使用。

六、建议《刑法》增设非法取水罪，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力度

（一）现行保护水资源刑事立法的缺陷

我国现行立法对水资源法保护的规定见之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和水法相关条款，同时还包括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的一些原则性规定。这些规定对打击刑事犯罪、保护水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规定也存在一些缺陷，不利于水资源的切实有效的保护。

1.《刑法》实行过错责任的归罪原则，不利于打击资源刑事犯罪

我国《刑法》针对水资源犯罪的认定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以故意或过失作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仅以过失构成此罪。然而，一方面实践中许多水资源污染和破坏行为虽然不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其结果仍然给国家、社会或公民个人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不对这种行为加以制裁，不足以对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和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产予以切实保护，不足以对所侵害水资源社会关系安全加以保护，不足以保护该行为所破坏的水环境和水资源。另一方面，即使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也由于水资源破坏的隐蔽性和水资源危害的潜伏性和积累性，从而导致是资源违法行为实施后往往取证困难而使司法机关无法及时对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或者虽然抓获归案却因证据不足而不起诉，撤销案件，甚至作出无罪判决。这就无形中纵容了水资源犯罪，使本该受刑事制裁的犯罪分子逃之夭夭，极不利于打击水资源刑事犯罪。

2.《刑法》未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纳入保护范畴，对非法取水问题没有相关规定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污染事故罪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这是对水污染犯罪的规定，对水污染违法犯罪行为起着打击和预防作用。然而，我们对严重危害水资源的行为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水资源污染；二是对水资源的破坏。《刑法》仅对前一方面作出规定，对后一方面则漠然置之，未免放纵了大量的水资源犯罪行为。依照我国《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同时，除特殊情形外，其他单位和个人直接从江河取水必须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许可的时间，地点、程序、方式及数量取水。事实上，许多单位和个人并不是完全按照取水许可的内容进行取水，经常恶意超取、滥取或违背取水顺序甚至未经任何申请而进行取水，不仅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扰乱了正常的取水、用水秩序，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更是对水资源的极大破坏。这种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违法许可的行政违法行为，而是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严重违法行为，不对其采取相应的刑事制裁，不足以纠正非法取水行为以保障取水许可制度的有效实施。

3.《刑法》只规定了惩罚水资源犯罪的结果犯，对水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

《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涉及环境犯罪的各种罪名中，除了极少数罪名外，绝大多数以结果犯作为惩罚对象，而没有以危险犯作为惩罚对象。这对于旨在保护水、大气等自然资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危害水资源的行为只有在“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犯罪；换言之，水资源犯罪为结果犯。然而，同普通犯罪相比，水资源等环境犯罪行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表现在：普通犯罪行为遵循的是行为直接作用于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水资源等环境犯罪行为则是行为作用于环境，然后以环境为中介产生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这就是说，如果仅仅以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害后果为构成要件，则众多的破坏水资源因为只对环境造成破坏，而并不一定产生危害人身财产的严重后果，对这类行为就不能实施刑事制裁。这显然与刑法打击水环境犯罪，保护水资源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放任不管，势必引发对水资源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对水资源犯罪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规定过严，就意味着行为人受到刑事追究可能性很小，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危害后果，就不会产生刑事责任，从而降低了刑罚实现的可能性，对预防重大水资源污染事故的发生十分不利。

（二）完善水资源刑法保护的若干建议

针对现行《刑法》的上述缺陷，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在水资源犯罪案件中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增设有关举证责任倒置条款

无过错责任，是随着近代民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逐步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无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只要行为人造成了危害后果，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它首先在民事案件中被采用。目前，已有不少国家采用该原则来追究水资源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美国《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导致任何废料倾倒入江河、港口，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日本《空气污染控制法》、《水污染控制法》规定，只要排污物对公民生活或身体造成了损害，无需查明排污者主观心理即可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国《农业法》有关水污染犯罪规定中，以实质犯罪或客观的实体侵害行为为事实基础，在法律上建立了客观归罪即无过错构成犯罪的立法体例。

我国水资源犯罪的认定也应借鉴他国立法经验，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理由如下：

（1）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加大水资源犯罪惩罚力度，维护社会利益，符合环境资源刑事立法目的。

（2）无过错责任不考虑主观意识，因而对行为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促使行为人在开发利用水资源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产生预防水资源犯罪的功效。

（3）确立无过错原则，有助于减轻司法机关认定、审理水资源犯罪案件的压力，提高司法经济效能。

总之，在水资源问题日益尖锐的今天，只有确立无过错原则，才能逐渐减少，进而避免那种因主观过错不明确而逃脱刑事制裁只承担民事责任的适当补偿了事的不公平现象。在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增设举证责任倒置条款则是必然的要求。当今社会，企业的生产规模、生产过程日趋专业化、系统化、复杂化，显然控诉方发现事实真相的难度也随之增大。如果被告方承担罪轻或无罪的证明责任，那么事实真相往往更容易被发现。因为被告方一般而言对企业的生产、运作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并且通常亲历了危害水资源行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应该更清楚自己是否有过错，能够更好地承担证明责任。因此，针对水资源犯罪增设举证责任倒置条款，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增设非法取水罪

针对我国《刑法》设有对非法取水等行为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笔者建议应当增加非法取水罪。非法取水罪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未经行政许可取水或虽经行政许可但没有按照规定取水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其犯罪构成包括：①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一切单位和个人。②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制度，正常的用水秩序和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权。③犯罪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实际未经行政许可取水或虽经行政许可但没有按照规定取水行为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一方面行为实施了未经许可滥取水资源的行为或虽经许可但是未按照许可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数量等进行取水的行为；另一方面必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国有水资产大量大流失（以应缴纳水资源费达到一定数额为严重后果的界限）、地面塌陷或沉降、造成生态破坏、地下涵水层被挖穿地下水流失等。如果后果轻微则不构成犯罪；所以在认定犯罪时，一定要掌握度，即后果严重否则社会犯打击面过宽、滥用刑罚的错误，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行为人的行为与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④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非法取水罪的设立使有效制裁非法取水行为有法可依，有利于打击非法取水的一切犯罪活动，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取水秩序和取水许可制度，保护国有资产和水资源不受非法侵害。非法取水罪和《刑法》第38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规定一道，共同打击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行为，完善了水资源刑事犯罪方法，实现对水资源的全面保护。

3.追究水资源犯罪危险狂的刑事责任

水资源危险狂是指无论危害水资源的行为是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只要客观上使水资源处于危险状态，就应当认定已构成犯罪既遂。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使水资源处于一种实际的危险状态，而非主观臆想或推测；并且，危险的程度较为严重，有可能引发范围广、程度深、难以恢复的危害后果，甚至可能危及人们自身的安全或导致公私财务的重大损失。如果已经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后果，则应当按照结果加重犯处理。

水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的资源，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目前水资源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必将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鉴于此，追究水资源犯罪危险犯的刑事责任，其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防患于未然，及时、有效地保护水资源；二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帮助行为人预测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使行为人更加谨慎地对待水资源；三是增加水资源犯罪危险犯既可以弥补对行为人的打击不力，又可以预防对结果犯的打击滞后，是一种比较积极、合理的措施。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只有那些对水资源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状态的行为，才能认定为犯罪，否则社会犯打击面过宽，滥用刑罚的错误，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七、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各项水权的实现

（一）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对保障水权的必要性

1、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指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查，‘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个人案件的审查。”①（①周楠、吴文翰、谢判宇：《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周楠先生在《罗马法原理》一书中对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进行了论述，指出了两者的差异：“前者乃保护个人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以提起；后者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②（②周楠：《罗马法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页）可见，公益诉讼制度自古法律有之，历经变迁，延续至今，其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制度本身更为完善。在当代，英美法上的公益诉讼包括三类：其一，相关人诉讼；其二，市民提起的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其三，纳税人提起的禁止令请求诉讼。日本法则有所谓民众诉讼，是指为纠正国家或公共团体的违法行为诉讼，属行政案件的一种。③（③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279页）我国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法院追究违法者相关法律责任的活动。④（④韩志红、院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利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2、公益诉讼制度对保障水权的意义

从广义上说，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在现代社会，组织既包括公法人，也包括私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因此，公益诉讼可分为由公法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和由私法人、其他非法人组织和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当前，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行政权力过大，行政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有学者就提出，开放纳税人诉讼，以私权制衡公权，将行政权行使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⑤（⑤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80页）笔者认为，开放纳税人诉讼是必要的，对公权（主要指行政权）的制衡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是，就水资源环境问题而言，仅开放纳税人诉讼是不够。我们知道，水资源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现实生活中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等行为固然与政府行为有着密切联系，但更直接的是排污等行为造成的。因此，应当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政府、企业及其他主体的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等侵害水权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对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等侵害水权的行为提起的诉讼应属公益诉讼的范畴，而我国现行诉讼法中还没有关于公益诉讼的有关规定。这就不利于保护公共利益，不利于遏制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的行为。为此，有必要尽快建立、健全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确保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各项水权的充分实现。

（二）水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关于公益诉讼的问题，近年来学界讨论的比较激烈。有的学者主张专门制定一部公益诉讼法用以解决公益诉讼纠纷。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制定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的范围没有超出现行三大诉的讼范围，只要对现行诉讼法理论和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完善即可达到目的，同时又减少了立法和执法的成本。因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对现行诉讼法进行完善：

1、扩大诉讼主体范围

其一，扩大民事诉讼主体（原告）范围，改变原告的主体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任何人只要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都可以提起诉讼，即公益诉讼。之所以要建立这种诉讼制度，主要因为环境民事侵权同普通民事侵权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即普通民事侵权纠纷行为侵害的是特定受害人的利益，而环境侵权行为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所享受的环境利益和民事权益。如果严格按照诉讼主体必须与案件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的规定，那么多数环境侵权损害将无法得到救济，这就会纵容环境侵权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其二，扩大行政诉讼主体（原告）范围，改变只有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只要行政行为侵犯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公众都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其三，扩大刑事自诉案件的受案范围和刑事原告主体，改变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直接受害人才能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自诉的规定。只要水事行为人的侵犯公共利益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任何公众都有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的权利。

2、举证责任倒置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即原告只需要提出受到损害的事实证据，而无需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否认的，由被告举证。其理由在于，环境污染具有相当的隐蔽性、持续性和长期性，且专业化程度很高，如果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原告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有限，很难收集到相关的证据。若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不仅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有利于加重被告的责任，促使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保护环境。

3、实行因果关系推定

所谓因果关系推定，即并不要求受害者提出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而仅需作表面性举证，如果被告不能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就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4、规定较长的诉讼时效

水权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区域循环经济水权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合作增强了区域间的整体经济实力，使不同地区能够得到共同发展。但这种增长方式仍然是以粗放型方式为主，是以无计划的利用环境资源而换来的。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继续飞速发展，其与自然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尖锐。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后，经济赖以飞速发展的基础减弱，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要平衡两者，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在环境资源中，水资源是各行各业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生存并自我修复的关键要素。因此，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就应首先面对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特点，利用建设有效的水权制度使水资源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

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美国的水权制度以层层详细的法律形式体现，且因州而异，如在水资源丰富的东部采用的是河岸权，在干旱的西部采用的是优先专用权。法律中包括地表水权、地下水权、州际间的水权配置等多个方面，具体又分为滨岸使用权、优先专用权、公共水权等各层次。而美国联邦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的介入不以水资源分配为目的，其主要是针对水质保护。

在加拿大必须持有用水许可证或根据水法获得批准才有权使用地表水。用水许可证是流域水资源管理机构审批的有效法律文件，规定了水权的条件和期限，其中包括取水地点、优先日期、最大引用量、用水时间等详细规定。而通过水法获得的批准是由水资源管理部门发行的时间短于一年的用水证明。[4]

南非是一个缺水国家，降水分部不均，用水压力大。1997年的《供水法》确定了水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资源，交由政府相应的权力来确定水资源的获取人和获取量。该法提倡梯级收费，想要使用更多水资源的用户需交纳更多的水费，既等同于对超额用水的罚款。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尝试通过建立水市场进行水权转让。

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分布不均，以东南部水量最为充沛，西北部多为缺水地区。随着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我国国情复杂，各流域水资源丰贫不均，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同，个别地区对水资源的归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致使水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制约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建设区域循环经济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管理，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合理的利用水权能够很好的解决水资源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水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缓解或解决不同地区争水吃的现象，促进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和水资源分布情况，我国应当建立适应自己的水权制度。目前关于水权制度的概念和建立方式尚未完全形成定论，我国在这个领域内尚处于探索阶段。而水权制度可从不同方面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1.水权制度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别很大，其中水资源的丰缺度是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一般沿海或沿江城市和地区较为富裕，经济发展较快，而西北部缺水地区则相对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我国陆续的进行了多个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就是要把水源充沛地区的水资源引入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当地的自然环境得到改善，进一步达到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是基于此目的，使受水区的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等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满足。

在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的水资源配置中，应当引入水权的概念。因为是跨流域调水工程，所以水资源的配置就会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和城市，那么这些地区和城市就会面临如何分配新增调水的问题，将水权概念引入则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引入方法可以将水权作为某种因子加入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中，建立基于水权因子的优化配置模型，从而算出受水地区或城市的分配水量。

2.水权制度对水资源的保护

在我国，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人们。而这种使用权不是无限制的，一旦水权问题得到明确，一定地区的人口，其可支配的水资源是定量的，有限的，因而在开发和使用时就不得不考虑投入产出效益，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游地区不能因为取水便利而无节制用水，下游地区也不会因为取水机会差而失去生活、生产的基本用水条件，同样会以水权限度内的水资源来安排和发挥出最佳综合效益。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水权确定之前，使用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而水权一旦界定明确，使用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这对用水者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合理的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水权得到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节约了用水，保护了水资源环境。

3.通过水权转让，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水权制度的建立必定会赋予水资源一定的经济价值，作为水资源的使用者来说，水资源的使用权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因此更多的用水者不会只将水资源当成一般的自然资源对待，而会更多的考虑其内部的经济价值。建立水交易市场正是顺应水资源经济价值的结果。水市场建立后，更多地区或城市对水资源的使用会更加有效率，因为对水资源的使用率和利用率越高，就会节约越多的水资源。而这些多余的水资源不会像之前被浪费掉，而是将其拿到水交易市场，将这部分水转让给缺水的地区或城市，或者是用水效益更高的地区。这样以来可以间接的起到避免用水浪费、节约用水的目的，还可以通过水资源的交易对初始水资源配置结果进行修正，使水资源整体配置进一步优化，水资源得到极大有效的利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对水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使水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和接近实际要求，从而提高了用水效率，节约了水资源。在使各个地区、城市的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保护了自然环境，同时提供给自然界自我更新所需要的生态用水。使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再因为争用水资源而互相制约，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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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景华王倩宜张亚男等:国外水权及水资源管理制度模式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8，(1)

水权制度范文篇7

经济学主要研究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活动不存在“阻力”，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为零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在完全的市场制度下如何实现最优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显然和现实有较大差别，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挑战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规则，用于增进社会秩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要素。由于现实社会中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制度的变迁和创新问题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完成的。制度变迁的原因是旧有制度转向新制度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对新制度产生需求，相应地产生新制度供给。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种变迁的成本小于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净收益，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制度变迁相对可以划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敌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条件变化、制度需求改变或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制度变迁因常需要集体行动而产生所谓“搭便车”（Freerider）问题，使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使政府法令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对产权理论深入研究孕育而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柱理论之一。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冲突所确立的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地位。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①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②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③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将产权区分为使用、收益、转让诸权只是初步分解，其中每一种权利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解，这就使得产权结构复杂化。产权结构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和共有产权（Commonproperty）是产权安排形式的两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处于这两者之间。产权经济学强调产权结构和人类行为激励的内在联系，认为不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差异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排他性（Excludability）是产权的决定性特征，它不仅意味着不让他人从一项权利中受益，而且意味着权利所有者要对该项权利使用中的各项成本负责。产权界定的含义是指提高共有产权的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需要付出成本，可以划分为排他性成本（Exclusioncost）与内部管理成本（Internalgovernancecost）。排他性成本包括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这里的界定指在物理与价值形态上给出产权的边界，并使之能够被有关交易者乃至社会识别和承认。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是指不具有排他性，共同拥有产权的所有者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时所耗费的成本

由于共有产权使内部成员的努力程度普遍降低，共有产权的有效行使往往有赖于很高的内部管理费用，降低共有产权的内部管理费用依赖于产权的排他程度的加强，但相应要付出排他性成本，只有当新增的排他成本低于所减少的内部管理成本时，排他性程度的加强才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去制订规则和界定产权，因此产权总是没有被完全界定的。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就会产生外部性，即产权行使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理论上来讲，产权没有完全界定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于产权没有完全界定而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会不断地界定产权，直至两者在边际上达到相等，形成暂时的制度均衡。产权制度的演变实际上就是产权不断被界定、外部性不断内部化、产权行使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产权制度均衡不断被打破，产权制度创新不断涌现、产权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从西方国家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共有产权、排他性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三个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共有产权在当代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任何国家从未建立起纯粹的私有产权制度。

二、我国水资源的共有产权制度安排

从人类历史上看，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提高，是产权制度出现的基本原因。在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自然资源往往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一旦资源稀缺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制度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当水资源相对并不稀缺之时，设置水权的收益不高，水资源处于开放利用状态，这反过来助长了水资源的粗放利用，加速了水资源稀缺的出现，而资源稀缺的日益显现，又客观上提出了设置水权制度的需求，以遏制资源利用的快速增长，优化配置稀缺水资源。

由于水资源复杂的自然和经济属性，界定水权的排他性成本很高，共有产权是成本相对节约的产权制度安排。共有水权的含义是水资源被某一特定群体共同拥有，但区别于开放利用的公共财产，群体内存在某种资源利用的规则，并设立公共管理机构对资源实施权属管理。节约排他性成本的相应代价是要付出较高的内部管理成本。依据处于支配地位的水权行使主体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将共有水权的产权结构划分为四种形式。全民所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水权称为国有水权（Civilpropertyrights），流域各地区共同拥有、委托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水权称为流域水权（Basinpropertyrights），流域内各地区分别拥有、地方政府管理的水权称为区域水权（RegionalPropertyrights），区域内组织或社团拥有的水权称为集体水权（CollectivePropertyrights），当然和国有水权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私有水权。显然私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强，而国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弱。

在计划经济时代，总体来看，由于水资源相对不稀缺，水资源的利用处于开放状态，主要受开发能力和取用成本制约，基本上不存在用水竞争和经济配给问题，是一种“开放可获取资源”（Open－accessresource），可以认为不存在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水资源的利用是计划经济的延续，水资源利用基本上仍处于开放状态，排他性很弱，用水呈现粗放增长，水资源开始成为稀缺性的经济资源，用水竞争性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区域间水事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水资源产权制度因资源稀缺而成为必要。一系列水资源管理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8年《水法》颁布之后开始付诸实施。这些制度包括水长期供求计划制度、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水事纠纷协调制度等，实际上可以视为一整套产权制度安排。

从这套产权制度安排来看水资源的产权结构，我国水资源产权安排整体上属于国有水权制度，这成为中央政府在流域间调配水资源的依据。由于大多数流域不涉及跨区域调水问题，流域内水资源的国有水权等同于流域水权，为流域上下游全体人口共同拥有，在大的江河流域一般设有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来管理。由于上下游对流域水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对流域各地区用水权利做出界定在很多流域成为必要，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实际上就是将流域水权分割为区域水权。在地方行政区域内，由于地方政府不仅是水权权属的管理者，而且也是区域内水公共事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直接行使一部分区域水权，提供城市供水和乡村灌溉，另一部分用水权则通过发放许可证的形式赋予取水户，这就是取水许可制度，实质上是把一部分区域水权分割为集体水权。

这里所说的流域水权、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产权，排他性较弱，只具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且不具有转让权。这些不同形式的共有水权，其界定、维护和转移都是基于行政手段的，比如区域水权常得不到尊重，流域上下游水事冲突仍主要依赖于上级行政协调；取水许可制度赋予的集体水权，被纳入计划用水管理，其使用不具有长期稳定性；而水权的转移都是通过行政命令被指令划拨。

以上考察显示，经过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20年来的水管理制度演变，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虽然十几年来实施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使水权的排他性有所提高，但是水权的外部性还较高，水权行使效率还较低，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水权模糊”现象还很严重。水权模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合理的经济现象，主要是由于清晰界定水权的成本较高，采用模糊水权的方法可以节约排他性成本。行政手段正是宏观环境下成本节约的现实制度选择，而产权模糊是行政配水制度的基础。当前的水权制度安排是水权模糊带来的内部管理费用和用水效率损失与行政配水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之间的均衡。

三、水权制度变迁的动因

前不久发生的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我们研究认为，这个事件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标志着我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实际上也是水权制度变革的先声。通过对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进一步考察，可以揭示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因。

东阳市和义乌市处在一条江的上下游，义乌江的水权理论上为流域水权，为河流上下游各地区共享，但实际上由于模锦水库位于东阳境内，横锦水库中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事实上为东阳占有，或者说横锦水库的水资源产权性质是不完全排他的区域水权。义乌若要获取这部分水资源的使用权，在目前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安排下，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要求东阳向下游放水。事实上，在过去的干旱季节里，东阳也曾多次开闸放水，无偿支援义乌用水。但是一次次的紧急求水，使义乌深刻认识到，这种靠上级行政协调方法阶段性、无偿性的调水，既不可靠，也不长久。加之河道污染，河道提水主要供农业灌溉，而义乌主要是亟待扩大城市供水，于是跨区域调用横锦水库的优质水成为首选。于是义乌还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就是请求上级安排横锦水库到义乌的调水工程。

传统的跨区域调水方式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调水工程由中央财政或者上级财政投钱，地方几乎是无条件受益。但这种依靠行政协调的方式往往耗时耗力，周期较长，特别是由于对调出方缺少利益补偿，调水各方较难达成一致。而在水权交易发生的浙江省，国家财政投资的前提并不具备。浙江省地方的水利工程以地方投入为主，省级和国家补贴非常少。义乌市的水利工程基本上靠自筹自建，1997年投入使用的八都水库就是利用“五自”办法兴建，总投资1.8亿元，上级财政补贴只占10％。义乌市自身拥有很强财政能力和投资能力，具有购买水权的能力。按照转让协议规定，2亿元水权转让费分5年付清，平均每年4千万元，仅占1999年财政总收入的4.5％，整个供水工程耗资7亿元，平均年投资1.4亿元，仅占1999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6％。义乌如果选择伸手向上级一等二靠三要的话，一来资时，协调周期很长，义乌城市供水等不及，二来费力，上级补贴的钱很少，得不偿失。于是义乌“明智”地选择了自主解决，主动与东阳平等协商。

由此可见，在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之所以没有选择向上级要水，而是选择了购买水权，乃是买水的收益远大于要水的成本。义乌买水的成本是失去上级微不足道的财政补贴，而且获得补贴的机会成本还很高，而收益则是及时解决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对于东阳来说，指令划拨境内水资源对自身几乎没有收益，而卖水则可以盘活水利资产，收益丰厚。由于交易双方选择新规则都有利可图，故而制度变迁不可避免。

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这说明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小于旧制度的运行成本，或者说，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有利可图。通过考察水权交易发生的外部环境，我们发现水权交易之所以率先在浙江发生，乃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利用行政手段转移水权的成本较高，而利用市场手段的成本却较低，东阳和义乌的特殊伙伴关系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

四、水权制度变迁的路径

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作为新生事物，具体做法中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模式也并非其他地方可以照搬照抄，但这个事件无疑代表了一个方向，就是引入水权、水市场优化水资源配置大有可为。作为水权市场初露端倪的标志，这个事件揭示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随着缺水的日益加剧，水权模糊的代价越来越大，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强化，上级监督地方政府的难度越来越大，行政命令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即所谓的“体制失效”，其实是现有产权制度的失效；其二，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处理繁杂的资产有用性信息，利用行政手段配置水权已经“力不从心”，制度运行的机会成本不断增高；其三，水权界定和维护的成本在降低，建立产权排他性的收益在提高，加之市场化改革在不断降低产权交易的成本，引入市场机制的预期收益在不断增大。

一方面是内部管理成本在提高，现有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排他性成本在降低，进一步界定产权的收益在提高，结果将是现有制度均衡被打破。由此从整体上可以预言，现有水权制度变迁的方向是进一步提高水权的排他性，也就是所谓的明晰水权。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承认了东阳拥有横锦水库水资源的转让权，这是双方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成为此事最大争议之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产权没有清晰界定，如何进行交易？这其实是暴露了水权模糊的问题。类似的水权模糊在大部分地区导致的却是水事纠纷，市场合作根本无从谈起。这形象地说明，要形成市场，就要明晰产权，产权不明晰，就难以形成市场，而只要明晰产权，自然会产生市场动力。明晰水权的含义是界定水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赋予这些权利更为明确的主体。但明晰产权是要付出成本的，水权明晰的程度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可能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整体是有效率的。由于水资源产权的完全界定（即建立私有水权制度）的成本高昂，水权结构的主体形式仍将是共有产权，但其内部的排他性可以不断提高，国有水权和流域水权可以更多地分割为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水权主体也可以多元化，包括各级政府、组织、企业、用水大户甚至个人。

水权制度范文篇8

一、国家是水资源的所有者

在我国历史上，水资源所有权一直归国家所有。历代中央集权国家，创设了较为系统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为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施提供了渠道，起到了保障作用。

相传，早在舜的时候，就令伯禹作司空，专门负责水利。《周礼》对先秦的水利官川衡和泽虞的设置及其职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管子·度地篇》详细记载了当时水官的具体职责，施工组织形式和分工等等．、从我国历史的开篇，对水资源实行国家统一管理的思想就非常明确。在这一时期，春秋末期楚国修建的“芍陂”水利工程，规模非常大；吴国开凿的邗沟，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秦、汉是我国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时期，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是当时强化中央集权的一个方面。秦汉中央国家机构均设有都水长丞，“掌诸池沼，后政为使者”。汉武帝曾经非常重视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专门配备了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到了东汉的时候，都水长丞被改为河堤谒者，并设、“司空，公一人，掌水土事。”从两晋十六国到南北朝，都基本上沿用了这种官制的设置，只是名称略有变动。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集权性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表现了国家对水资源的所有权。当时著名的秦渠、汉渠、灵渠、白渠的修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对航运及灌溉均发生着很大的作用。

隋唐以后，我国中央集权国家进一步发展、壮大。隋统一全国，考察了前代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沿革，创新隋制。隋初在中央国家机构中设水部侍郎，属土部领导。隋炀帝执政后，改水部侍郎为水部郎，属工部领导。唐从隋制，自此至清，基本上沿用隋制，较少变动。

可见，在我国历史上，通过中央国家机构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实现了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有利于形成水资源开发利用上的全局观念，有利于对水资源实行全国统一、有序的管理，有利于充分调动人力和物力，修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我国历史上水权制度的主要特点，便是水资源管理大体停留在表达国家所有权这个层面，而且，水资源国家所有之路，一直延伸到了今天。新《水法》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实行单一国家所有制，明确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确立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原则。国家是水资源的所有者，也是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明确规定水资源为公共所有，把水资源产权界定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加强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目前，我们完善水权制度、发展水权市场，其前提仍然是确立水资源国家所有，让公有权力对水权进行初始分jIz，然后才退出水资源分配活动。也就是说，水权的分配，总是要先进行水权的初始分配，然后才进入初始分配之后的再分配。并且，人们总是强烈希望拥有公共水权(如航运)，由于这部分水权无法在市场上竞争，公共部门在初始水权的分配中，或者购买这部分水权，或者直接保留下来。因此，以水资源国家所有为基础的初始配置还是必须的。

但是，仅仅确立国家水资源所有权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水资源不足的地区，单一的国家水行政管理模式，使人们为争夺水源而酿成的水纠纷愈演愈烈。明清时期，河西许多县志中特设《水案》一章，记载县域间、上下游间争水的纠纷。乾隆《镇番县志》曰：“河西讼案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正讼连年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甚至往往致伤人命，其激烈的程度即令官府严判也无法根本遏止。完整的现代水权制度，需要将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在初始水权分配的基础上，让使用权进入水市场交易，从而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开发利用，以满足社会对水的需要。

完整的水权制度，还需要明确水资源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其中，关于水权是否应包括使用权和支配权的问题，现在已经少有争议。问题是，能否允许水权的“占有”或水权的闲置呢?笔者认为，在水权的初始配置完成之后，为了真正激活二级市场的水权流转，“不用则丧失水权原则”应该被废除。如果水权不使用的时候就由政府收回，实际上是对市场机制缺乏信任的表现。事实上，这种不信任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水资源只是被固定在“占有”这一层面，有违人们争取水权的初衷，通过支付获得所需资源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水紧张、水短缺的背景下，市场机制本身不会允许有闲置的水权，不论是水权流转市场的哪一方，人们都强烈希望从水权的“占有”中得到收益，水权制度的实质就是要让市场配置水资源，市场总会有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在美国，“不用则丧失水权原则”曾用来禁止水权闲置，现在已经摈弃不用了。国内学者在希望水权人凭借财产权进入市场的时候，也坚持水权的“占有”是必须的。

二、水权有一定的法律体系作保障

我国水法大体始于西周，《伐崇令》中明令禁止填水井，违令者斩。意在凭借国家力量，保护居民饮用水资源。

秦在丞相李斯的主持下，“明法度、定律令”，对水资源保护利用的法规，集中在(田律)之中。西汉有《水令》行世，其条文内容现已不详，但它在历史上首次制定了灌溉用水制度，规定对水资源合理分配使用。此后，据《汉书·召信臣传》载，召信臣在南阳“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汉代在水的所有、分配、使用、管理与水事纠纷裁决方面，有了较为全面的记载。

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建没的鼎盛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水法规，在《唐律疏议》、《唐六典》中，有调整各种水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水部式》，它由唐代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是我国古代比较系统的水行政管理的专门法典，也是现存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水事专门法典。唐代的法律有律、令、格、式几种类型，《水部式》是单项法律、法规的一种。《水部式》敦煌残卷共29个自然段2600多字，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农田水利管理、水碾设置及用水量的规定，水事纠纷的协调和奖惩，运河、船闸、桥梁的管理和维护等。在中国历史上，就某项特定的资源进行立法并不多见，《水部式》的出现，表明我国历史上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达到了一定水平。

到了宋代，水事法规进一步发展，宋代基本法典《宋刑统》中，规定了水利管理的相关内容。在王安石变法前熙宁二年(公元1069)颁行的《农田水利约束》，也是一个全国性的法规。元朝基本法典《大元通制》，有不少关于堤渠桥道等方面的水事法律。明代基本法典《大明律》、清代基本法典《大清律例》，在总结历代水法基础上，着重对盗决河防、失时不修堤防、侵占街道、修理桥梁道路等进行了立法，都与水权及水利用相关。

纵观历代水法，(1)水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居多，体现出法律维护水资源国家所有权，强化国家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强化官府权利，忽视保护民事权利。受到我国历史传统的影响，新《水法》中对政府管理机制的改革仍显欠缺，政府在对水资源进行经营时，应该更好地引入市场机制。(2)依据国家对水资源的所有权。长期做出了水权主体单一化的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下，我国一直难以形成水市场。现代水法应注重保护多种水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进入水市场，这是水权交易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进水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让市场自身来调节水资源的流向，优化水资源的配置。(3)对水权基本制度进行了规定。从汉代“为民作均水约束”开始，均水制度在许多法规中都有体现。同时，水法中依据国家对水资源的所有权，规定划定供水总量和用水户水权份额，我们还能够找到对这些份额优先权顺序的规定。长期以来，我国水权制度主要有四种：自由占用制度、均水制度、许可证制度、水量统一调度制度，基本上是与历史上的水权制度相承接的。但是，由于历史上的水权制度基本上不存在水权交易问题，水法的完善要注意创设水权的排他性和让与性。新《水法》对水权制度的设计应该更加完善

三、有明确的水权基本制度

1．均水制度

在《汉书·召信臣传》中，就有均水制度的记载。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对这一时期水利有特殊贡献。在他领导下，几年之内，建设引水渠数十处，灌溉面积约合今二百多万亩，成绩十分可观。召信臣不仅注意新建工程，而且也重视灌溉管理。为了合理地调配用水，他制定了“均水约束”，也就是今天的灌溉用水制度。

唐代《水部式》记载了各级渠道的溉田次第、造堰、斗门节水的分量、斗门的开闭时期、渠道和斗门的修缮以及相应各级官员的职责等法令。其中规定“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取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仍然体现出“均水约束”的思想。当时规定“诸灌溉，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引取，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斗门的有无及其尺寸大小，直接关乎分用的河水数量，因而须经州、县一级官府亲予审批方可安置，以使各个地块均匀收益，不可偏废。灌区管理由官府派官主持，管理的主要工作是对灌区农田的水量分配，并把官吏的实际成绩作为考核晋升的主要依据。

均水制度的理想是合理分配水资源，避免水事纠纷的出现或扩大化。它的基本特点是，以行政命令为基础，政府把供水份额分配到各个地区，由用水户自由使用，这在丰水地区并无不妥。但是，在水资源不足的地方，取水份额不足却极易引起人们对行政命令的怨恨，年羹尧不得不凭借军事压力消除甘肃内部水事纠纷。而且，依照这种制度产生的分配用水方法，无论计算和分配都很不准确，因用户远近不同，渠道高低不等，不同时间流量的大小不一，用户所得灌水量很不均匀，有的地方实际分配到的水量很少，甚至几乎分配不到。所以，有些地区盗水现象非常严重，以至于“人皆犯法，动触刑宪”。历史告诉我们，随着水短缺、水危机现象的加剧，即使政府不计较水行政管理负载的过高成本，恐怕也无法协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上的矛盾。水资源的配置必须选择由市场来进行，竞争性水权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斯定理的提出，也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范围大大扩展，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都有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

2．水权分配模式与水权优先顺序

在我国历史上，往往根据农田面积或农业人口划定用水地区或用水户水权份额。唐朝李泌主持开凿并由白居易修复的杭州六井，除供应田地的灌溉用水外，还可确保城内生活用水。白居易在任期间经常到灌区进行实地观察，他在《钱塘湖石记》中制定了相关的管水措施：“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佃户据顷亩、定时日、量尺寸，节限而放之。”水权分配是依据农户“顷亩”及“尺寸”，也就是按面积决定的。

在《长安志图》中，泾渠灌溉用水以水渠所能灌田的多少为总数，分配到每年维修渠道的丁夫户田。按水例规定，“渠下可浇五县之田九千余顷，以今屯利人夫一千八百名计之绝多补少，每夫一名为四五顷”这是根据人口计算各县所应分配的水量之后，由管理官吏按数开闸放水，以六十日为一周期。按渠道每日输送多少“缴”水量为计算标准，确定每县放水时间长短，各县再按此方法分配到用户。“凭验使人知某日为某村之水，某时为某家使水之期”。

按照优先用水原则进行水权分配，规定水权份额的优先顺序，内含了对水资源的垄断性，内含了水权的排他性，为枯水季节水资源的分配提供了依据，可以弥补水行政管理的不足，是现代水权排他性和让与性的基础，是我国水权制度历史上的一个亮点。

唐代《水部式》对于用水的规定是，“每年八月三十日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其余之月，仰所管官司于用斗门下著锁封印，仍去却石，先尽百姓灌溉。”关于航运用水，如果航运与灌溉不能兼顾时，优先满足通航要求。

这则史料，至少说明我国历史上对水权优先顺序的规定是存在的，说明历史上家庭用水和农业用水是优先于其他用水的。当今世界各国进行水权配置，首先也是考虑人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水量，其次是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然后是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用水等。同时，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水权的优先顺序应当是可以变化的。过去水权优先顺序的排列中不包括生态环境用水，现在由于人们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用水位列其中。

3．获得水权需要向国家交纳一定的费用

水费最早以劳动力支付形式出现，劳动力的摊派实质上是一种原始的水费形式，因为水费是供水价值的体现，服役直接以劳动价值去表现供水价值。《管子·度地》载，“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痼疾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即治河队伍要从老百姓中抽调，秋末按人数、土地多少组织队伍。分别男女大小，丧失劳动能力的免其服役，有病不工作的算病假。不能出全工的，可出半工。被征派治河的，可以代替服兵役，并造册上报官府。我国古代一些水利工程的维修，都由农户轮流服役完成。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改变单纯以力役为主的徭役制度势在必行，元代吉当普大修都江堰时，规定“不役者，日三缗”“三缗”是当时一个劳动力一个工作日的劳动价值，劳动价值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并引入水费之中。

历史上的水费内涵，与现代水费概念有很大差别，但水费的征收。使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在历史上有了明确的体现。我们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水权制度的重要支撑，是水资源被认为有其经济价值，无价的水资源是不需要水权制度的。新<水法》的重大突破还在于，采用了取水权的概念，确立了水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使水资源的价值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得到体现。

水权制度范文篇9

一、关于我国水权的现行法律规定

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水法》第三条中规定了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除外，应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水资源。因此，《水法》规定，国家对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取水的，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并征收水资源，其实行取水许可制度的步骤、范围和办法，以及水资源费的征收办法，由国务院规定。1993年6月国务院了《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水资源费的征收办法至今尚未出台。以上是我国对水权、取水许可权的现行法律规定，是研究水权理论的主要法律依据。

二、关于水权的特征及其商品属性问题

水是自然资源，又是经济资源，更是战略资源，是可以不断循环和更新、自我增值的资源，是人类共享的资源。因为水最基本的特性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动脉，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命脉。它涉及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它具有除害兴利的双重作用，兼有公益、半公益性的特点，这些特性互相影响，构成一种十分复杂的系统。

水作为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双重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因此，水和土地一样是人类的生活资料。但水和土地一样又是生产资料，这样水和土地都具有双重属性。

按照我国《宪法》水流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属于全民所有。现在我们谈论水权应当是指水的使用权的分配问题。在分配水的使用权时，又涉及到水工程供水的产权问题。因此，水工程供水不仅涉及到水的使用权的分配，还涉及到产权及其受益权的问题，以及工程原设计的功能及其受益的范围和受益的对象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建立规范以前，对水的使用权分配和有偿转让等进行全面运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建立和规范水权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规范本身直接涉及到权益的再分配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水事纠纷，实质上是水权之争。在每个历史时代水权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水权单位之间的水买卖早有历史记载，从历史记载来看，水权转让大都经过官府的同意，有买卖合约，但为防止管水者仗权卖水，侵犯用水户的权益，同时制定了严格的法规。

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和全民所有，作为公共资源必须体现全民共享的原则。从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水属于公共商品，公共商品是指可以容许许多人对它进行消费的商品，它属于纯粹外部经济性商品，具有非市场经济性质。比较典型的是国防、公安和基础设施三大类型，这类商品是由政府通过“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来提供。公共资源和公共商品由于具有共享性而不是独占性，这样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公共商品就可能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的特点，或只具有其中的一个特性。对于非竞争性的商品而言，人们消费它时，并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利益。

汪恕诚部长在水利部机关公务员大会上关于《水权管理与节水社会》的报告中指出，明晰水权，要确定两套指标。一套是水资源宏观调控体系，一套是水资源的微观定额体系。这两套指标体系对有效管理水权和规范水事行为至关重要。汪恕诚部长还指出，实施水权管理的前提是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统一管理应该包括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两个方面，这些重要论点都是指导我们建立水权制度，加强水权管理监督和规范水事行为的基本原则。

三、关于建立水市场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逮建立和完善，由于市场化的实质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市场机制的形成涉及到很多因素，从经济体制构成讲，有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市场又涉及到资金、劳动力、技术、生产、产品、价格等各种市场，从产业结构讲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因此，市场经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改革开放以前，水谈不上建立水市场，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建立水市场这是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水工程供水能否作为商品建立相应的水市场进行有偿转让，这是建立水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水工程供水作为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是生产要素，虽然具有商品的属性，它又具有公益事业的特征。由于用途不同，在建立水市场进程中不同的用途是有区别并具有不同特性的，加之水是动态的，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这就决定了水市场与一般的商品经济的市场是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的，它不具备一般商品经济的公平竞争的条件，它是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为同样的水量，不同的功能和用途，不同的流域和地区，其产生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反差十分悬殊。因此，水市场的建立必须同时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

国外学者按竞争性和排它性这两种商品的属性将商品(包括服务)分为四类：

一是公共商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如国防；

二是公共资源：具有竞争性，但有非排它性，如水源地；

三是“俱乐部”物品：具有非竞争性，但有排它性，如公路、体育场；

四是私有商品：具有竞争性和排它性。

以上所有商(物)品(包括服务)都介于这四种商品组成的矩阵之间，竞争性和排它性越小的商品，越不容易市场化。根据水资源的特性，它具有“混合商品”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水资源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实行商品化。但其中的供水、水电等可以部分商品化，而水源地不能商品化，这就决定了水市场应当是有条件的市场经济。

四、关于水权、水市场与水价问题

水权、水市场与水价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群体，或者说它们相互是不可分割的一条主线。水是自然资源，不能成为商品，水工程的供水变成了经济资源具有了商品性质，但它又不同于一般商品。国际上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是“自由经济，是法制经济”，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都要用法律手段管理和调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对于交通运输，邮政、电信、水、电、气等重要公用事业的价格，只能由政府管理，不允许经营者自行定价，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供水属于公用事业，不能随行就市定价，只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供水市场。按照短缺经济学的观点，水资源短缺应当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但市场并不是解决经济工作中种种难题的万应灵丹，同样，水市场也不是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唯一的灵丹妙药。因此，建立水市场必须本着公共商品的特征制定有利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市场机制及其经济政策

五、关于建立水权制度的有关政策

国外的市场经济实践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活离不开政府。市场经济的缺欠和不平衡只能由代表“全民”集体意志的政府宏观调控来解决。西方学者把政府的作用分为三种：一是稳定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二是收入再分配，按平等和效率的原则实现个人基本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结果；三是资源再配置的，提高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我国水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任何部门都不允许垄断水权成为“水霸”。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那么有限的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就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讲的水权的分配主要是指使用权的分配，其分配必须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遵循四条基本原则：

一是根据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点，要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以及水资源的特点和社会性、经济性的特征，由国家确定可分配的份额，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是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所分配的使用权界定其使用范围和用户对象，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是在使用权确定的基础上，对水资源在流域内及区域间进行合理配置，保证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四是由于中国水市场的培育和建立受到自然条件，设施状况，社会制度，公众意识，管理机构，人员素质、政策法规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规范管理与有效监督，保证水事行为的规范化、有序化和法律化。

为推进我国水权制度改革与发展，在国务院颁发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明确指出：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实行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以及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要鼓励建立持续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市场，大力发展可持续的资源产业。有效地管理自然资源，实施市场经济刺激手段。同时要考虑社会的公平分配，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等政策。九十年代颁发的《矿产法》规定了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制定了转让管理办法，对矿产资源使用权的取得及其转让做出具体规定。《土地法》规定土地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权，对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做出明确的规定。推进资源所有权制度和流转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十五”《建议》和《纲要》又进一步明确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包括国有土地、水），发挥政府对资源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引导资源配置方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合理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合理水价形成机制等，都是推进水权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有关政策。

六、几点建议

新的世纪我们对水利应当有新的认识，治水思路及其政策已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但要解决好中国水的问题，我们认为权属管理是核心，体制改革是保障，职能转变是关键，这些都涉及到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改革问题。

从全国和全局的角度来看，现在强化政府宏观管理和监督的职能，探索水的使用权转让机制，规范水事行为，实施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合理配置正是时候。但水权制度的建立要在水权理论指导下，提倡大胆实践，开展理论研究，通过立法积极推进水权制度改革与发展。为此建议：

1.在修订“水法”时，要为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建立，以及使用权流转提供法律保障。

2.抓紧《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修改，为使用权（或取水权）流转作出明确规定。

水权制度范文篇10

关于水权，在水利行业内和一些学术机构，近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比如，水权主要指水的所有权；水权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水权分水资源水权和水工程水权；还有人认为水权是水产权的简称，是一个权利束，有“丰富的水产权内涵”等，这里不一一详述。

何谓水权，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一些水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到较为统一的解释。《菲律宾水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水权是由政府授予的取水用水特权”。《台湾水利法》第15条规定：“本法所称水权，谓依法对于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权”。澳大利亚水权制度较为发达，在澳洲的法律中，“水权”一词有如下表示：“waterrights”、“waterpropertyrights”、“propertyrights”。从字面看，翻译成“水权”无可厚非，但究其实质，据笔者的理解，却是指水的使用或交易权。如在澳大利亚官方网站的《水改革》一文中，“propertyrights”（财产权），指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在使用的时候，要允许它可以交易或转让给他人。在澳大利亚《水权的永久交易规定》中，“waterrights（水权）”，指水的使用或交易权。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在一些存在水权制度的国家，水权是指水资源的使用、收益权（笔者认为，从广义上理解，使用权可以包含收益的内容。使用不仅是对物的效用的利用，还包括在物之上获得经济利益），它区别于水资源所有权，它的获得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来实现。

二、水权的法律属性

1．水权的公权属性

这是由水资源国家所有决定的。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法律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在水资源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水资源巨大的经济价值和不容替代的生态环境价值，各国在制定《水法》时，大都将水资源的权属定位在国家所有。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和水污染造成的环境问题，许多国家逐渐开始注重水资源的公共性。国家通过公共受托人（如中央政府）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水权，既然是从水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是对水资源取得的使用和收益之权，它的确立必然基于所有权人的授权，或者基于所有权人与水权人订立的合同，要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加之“有些水服务则主要具有公共物品特征，比如防洪、河道治理、水文监测、水质保护等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竞争性和非独占性，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因此水权的公权性质是必然的。

2．水权的私权特性

作为水资源的使用、收益权，水权首先具有私权属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权人就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水权制度弥补了自然状态下水资源低专有性和低可分性的缺点，水权人将取得的水资源看作私人品，对它进行排它性的支配，进而产生对财产的安全感、利益期待和高度的责任感，对创造财富产生极大的热情。水权制度一旦受到法律的调整，水权作为“跨公私法之独特权利”，其独特属性必然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在各种水权人之间，实行私法自治原则，即由法律地位平等的水权人，通过自由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原则上不作干予。而只有当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才由司法机关出面进行裁决；或只有当水权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违反了国家的水资源管理法规，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甚至危及国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实现时，国家才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为了维护社会的总体利益，为了保护水资源与生态系统，进行必要的干予。总之，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多目标性、公共性，水权人行使权利要受到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但所有人不得随意收回其财产和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侵害非所有人的利益。

3．水权同传统用益物权有着内在的联系

比如，都以追求的物的使用价值为内容；往往都有明确的存续区间，水权人可依法或合同的约定期限行使权利，合同到期，如不继续延续，权利归于消灭；两者都属于主权利；两者权利客体发生价值形态的变化，如价值改变、减少等，将对权利人的使用、收益产生直接影响。

三、水资源使用权制度建立的现实性

1．从现代所有权发展状况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强调水资源所有权之外水资源使用权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与所有权权能分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有着密切的联系。所有权的各项权能都有可能与所有权发生分离，由非所有人享有各项权利，并可享有各项权能作为交易对象带来的利益。权能分离通常导致限制物权的设定，权能分离的现象日益复杂，限制物权的种类也随之增多。而当代物权法中不断增多的物权形式，也证明了权能分离的多样性。

2．从我国自然资源立法趋势看

长期以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实行的是行政授权，无偿、无期限使用，不得流转的制度。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单行法律都规定，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可以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包括取水、采伐、勘探、捕捞等活动），并规定了各种自然资源使用权，如承包经营权、矿业权、渔业权、林业权、狩猎权等。但这些权利却是毫无代价地从政府手中获取的，政府通过许可证形式将这些权利无偿委托给开发利用者，允许自然资源的使用，却排斥自然资源的交易。

从上述自然资源法律变革中可以看出，在我国自然资源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变迁是沿着自然资源使用权无偿委授——自然资源使用权有偿交易这个路径展开的。自然资源使用权与自然资源所有权形成相互定限的契约状态，单位和个人在权利确定、边界明晰、自由转让的情况下，可减少自然资源使用中的外部性，克服搭便车和机会主义，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从我国自然资源立法的发展趋势看，我国水资源法律制度变革也应把水资源使用权的有偿交易作为突破口。

3．从国外有关水法的规定看

上个世纪以来，水资源归国家所有是现代各国水法的一般趋势，而为了实现国家所有权的内容，国家可以在对水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和调节下，将其财产转移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使用，在国家获取经济利益，保证水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鼓励非所有人享有水资源所有权各项权能带来的收益，充分发挥水资源效用。

4．从我国水资源产权改革看

目前的关键性问题是在一些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地区，通过水资源总体规划和水资源配置方案，将水资源使用权按照一定的原则分配给开发利用者，以明晰水权，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水权流转制度，通过市场手段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市场，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四、产权、所有权和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