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论文

2014年，教育部围绕加强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出台了若干意见，要求大力推进当前形势下的学校艺术教育。这一“顶层设计”为各级学校的艺术教育、美育工作提供了指南。但是，基于西部乡村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实际和陕西基层农村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学校艺术教育的质量提升和内涵深化，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改善，依赖于新的乡土文化“命运共同体”的培育。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关键所在，而整个素质教育又是新型乡土社会的基础环节。置身乡村文化背景下的农村学校，在面对日益趋向“文化主体空心化、审美经验荒漠化、乡土文化多元化”的乡村流动型社会时，其艺术教育开展的资源配置、参与对象、接受主体、辐射效应和价值取向等，也要随之而变，艺术教育的各类扶持政策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惠民政策，应该如何实现有效的统一。为此，笔者结合自身对陕西新农村文化建设现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艺术教育状况的调研，提出当前要在乡村文化治理的视野下，重新观照和定位乡村美育和文化的重建，从系统论、实践论的角度，厘清艺术教育在乡村文化生成和重构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进而为倡导“艺教当先”的乡村基础教育发展和文化复兴方案做出学理分析。力求将发展乡村美育、整合基层资源、服务公共文化、实现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贯穿于陕西省推进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文化治理”进程之中。

1“文化治理”对当前陕西乡村文化复兴的内涵要求

当前中国的乡土社会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用“文化治理”视域来观照。关于“文化治理”问题的研究，近来在话语转换上逐渐立足中国语境，趋向“本土化”。“文化治理”在西方语境中源自福柯，关注权力规制、统治机构和知识形式及其再现模式。根本意涵在于视其为文化政治场域，亦即透过再现、象征、表意作用而运作和争论的权力操作、资源分配，以及认识世界与自我认识的制度性机制。更多的是从权力运作的角度对文化政策、资源配置和秩序运行所进行的考察。这一取向主导着晚近的西方学术研究。而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引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国家到社会层面对“文化治理”重视较多、话语喧哗。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考察角度，国内强化了“文化治理”概念意涵中包容性发展的文化观念，更多的是从社会建设与和谐世界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强调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如胡惠林认为：“文化治理的特征是通过主动寻求一种创造性文化增生的范式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这是文化治理与文化管理最突出的差别。实现从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的转变，具有国家治理的意义，标志着国家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这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围绕语境移植和话语转换，“文化治理”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和重点环节之一，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对“文化治理”等国家现代化能力和体系的强调与转换，既是一种话语的移植，也体现了国内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一种自觉的文化反思精神。基于此，本文所谓的“乡村文化治理”，强调通过文化治理实现农村的社区意识重塑，而这种社区意识的核心在于生成新的大众“审美团契”[2]（即通过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共通感的营造来形成心理归属感和群体认同感）。以文化治理视域反观当前农村迈向“新型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就更要强化文化会通、文化认同特质。简言之，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文化治理角度既需要改变传统文化的“乡土习性”，又要应对当下的都市消费文化语境，重构“新乡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此才能消除文化生态的异质性和“区隔化”，防范“乡土人”走向“边缘化、游离化”，从“二元对立”真正过渡到“城乡一体”，最终实现“新型城镇人”的文化蜕变。通过立足于陕西各地农村的大量调研，我们看到处于“城乡文化对立、融合”背景下的陕西乡村，在乡土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也最具代表性。主要体现在城乡文明的对立和冲突加剧、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冲刷和损蚀严重，城市发展空间和资源对乡土空间的挤压、侵占导致的乡村文化结构失调与文明断裂较为明显。城乡日常文化形态在“一体化”过程中“负能量互动”较多，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不够，经济利益和消费取向主导下的乡村文化伦理和审美经验被割裂，农民的心态整体懈怠、浮躁、功利化。乡风乡俗变化剧烈，价值观博弈十分明显。毋庸讳言，在当前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陕西乡村既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阵地，更是“美育国民、文化复兴”的“后花园”，彰显着多元、流动时代文化传承的典型性和异质性。在其文化建设中要强化“文化治理的整体观和认识论”。同时，文化治理中不能千篇一律、割裂传统，要重视乡土文化的多样性特质。因为，西部乡土空间的艺术生产、日常话语承载着民众的活态经验和诗性智慧，凝结了民间社会和地方人文的变迁，因而关于西部乡村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研究需要特别关注和开掘乡土文化的历史性、地方性建构的“习性”。相较于偏远山区的“攻坚扶贫”“文化蚕食”局面，城乡混生地带、新兴小城镇社区的规模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乡愁”的消散更值得关注。伴随着近年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扩张，新型城镇化直接带来了陕西乡村文化生态和农民日常生活的巨变。面对乡村未来不确定性的困惑和焦虑，成为农民主体在乡村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常态反映。通过访谈、观察，我们发现：就日常文化形态而言，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的最大现实困境是乡村传统价值观的失范、农民日常生活经验的失措和村社文化内涵建设的失位。突出表现在：面对“空心化、失血化”严重的窘境，农村传统文化习俗越来越淡漠和消解，新文化习俗越来越功利化、奢靡化，乡村日常交往的种类和方式减少，农民人文的情感联络和沟通越来越被功利化的博弈、争斗和算计所替代。农民享乐之风日盛，生活懒散化加剧、对城市文化“负能量”接受较多。青少年对流行文化的价值取向片面的接受令人担忧，青年和中老年妇女秧歌，成为农村两种最为常见的日常文化生活形态。作为农民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如农家书屋、文化体育站点等缺乏有效运作，许多地方的乡村文化建设或者依靠简单的“输血”，或者追逐模式化表象化的“乡村旅游文化”建构，鲜见具有内生动力式的深度文化建设举措。更多的是依靠极个别农民“自乐班”支撑的村民文化，成为陕西最为常见的村落公共文化形态。“文化凋敝、价值失范”的境况在当下陕西农村屡见不鲜，造成了对本就处于资源配置劣势的乡村教育的重大影响。我们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在18岁以下的乡村青少年群落中，盲从、享乐、奢靡、时尚特质成为主色调，青少年所谈所想距离中小学教育的实际很远，基本上都是网络热点和游戏话题，折射出学生的价值观深受低俗之风的影响。基层农村的婚丧习俗，整体上走向礼仪简易化、物质攀比化。总而言之，价值失范、人情淡化很严重，传统乡村的文化积淀和风范面对消费主义的冲击消失殆尽，体现出城乡文明形态和文化形式的深层冲突，以及乡村文化秩序缺乏调控的盲目状态。传统乡村社会传统中注重“伦理本位、情谊向上”（梁漱溟语）的素质愈显稀薄。面对如此情势，当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于是，针对陕西新农村的文化治理模式及其与乡村艺术教育资源的互动研究，我们认为，农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重建目前还很缺乏，基本处于“输血和真空”，因而“艺术教育荒漠化”严重，文化治理的现状和趋势，对于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开发、环境重构影响深远。毕竟，“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正在于社会组织各层次的整合是依靠文化系统的功能实现的。发挥文化系统功能的前提是用某种思想方式将各种观念与价值结合为统一的整体”，[3]这种文化系统功能的存在或显现，需要通过观念整合，重建价值信仰体系。对当下的乡村而言，当作为“超稳定结构”的社会文化模式被拆解、重构时，更需要一种系统化文化治理的自觉。简言之，“乡愁记忆”需要在全新的乡风、乡俗、乡礼、乡情中浮现。

2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现状及其与当前乡村文化治理的断裂

文化治理对陕西乡村文化复兴提出了新的内涵要求，而解决当前的农村中小学艺术师资队伍，也是为新农村、新城镇的文化建设培育生力军，提供一线的源头活水。没有新的文化主体的渐进成长和全面参与，乡村文化精神生态系统的重建难以想象。同样，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和“文化强省”的地方战略的大背景下，陕西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何借助中小学艺术教育队伍，实现乡村美育的理念引导和实践指导，是一个需要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共同发力、合作共建的紧迫现实课题。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审视陕西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建设实践，我们的研究思路就必然地要侧重于“两个系统”的视域：第一个系统是纵向系统，即在“地方艺术教育师资队伍的大系统”中探讨解决农村中小学师资问题，实现“制度设计”的一体化思考，最终力求达到教育系统内的整合。第二个系统是横向系统，即在新型城镇化、新农村战略下，结合基层乡村审美教育和文化建设语境，在“乡土艺术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大系统”中反思、统摄农村艺术教育师资建设，力求倡导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文化重建，以形成全新的乡村文化共同体。近年来，通过一线调研，对当前我省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基本开展情况、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做了大致的梳理和汇总，形成了基本的判断和总体的认知。即：目前各地对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特别是美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在新时期的特殊功能、价值取向等总体认识还不够深入。艺术教育（美育）仍是整个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对美育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重应试轻素养、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应付、挤占、停上美育课的现象仍然存在；资源配置不达标，师资队伍仍然缺额较大，缺乏统筹整合的协同推进机制。而作为薄弱地带的乡村艺术教育，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教师资源分布不均衡，教师的生存处境和成长环境逼仄，因而在从业过程中出现人才流动现象较多。具体表现在推行美育过程中，人员、经费、监督缺乏，中小学处于被动应付检查和简单对付课程的状态；开课率不足、教育内容和载体单一、活动参与面小、没有体现地区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特点。艺术教育在应试教育的功利化语境中显得边缘化，尤其缺乏理性指导和专业规范。伴随着当前生源锐减、合校并校的趋势，农村学校缺乏艺术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体系，艺术教育的评价制度和教师发展计划尚未建立，这些问题制约了艺术教育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表现在农村中小学艺术师资队伍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受人事编制、地区人才就业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入口不畅”。教师队伍配备准入不够，供求矛盾突出，近年来过多地依赖于免费师范生、“振兴计划”等集中招教补充人力，但依旧严重不能满足地方需求；教师学缘结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单一、狭窄，老龄化、非专业化严重，不能满足当前专业艺术教育与公共艺术教育相互衔接、相互融通的需求；教师队伍水平参差、分化严重，不适应艺术多元发展和“微时代”传播的形态演变，导致艺术教学“三贴近”于“网络新生代”群体的目标难以实现；乡村艺术教师待遇低、工作环境和保障机制差，教师发展计划没有系统性和一揽子计划，个体成长的主动性和上升通道不够，教师地位边缘化；立足于双向成长的城乡中小学两支队伍的“对话、互动和协同创新”、中小学与高校艺术教育师资队伍的“一体化建构”极度缺乏。教师的艺术素养提升相对断裂，需要“强弱联合”和“点对点帮扶”。同时，在艺术教育教师培训体系建设方面，当下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型”的单一培训体系，缺少公共文化取向的思路引导，教师自主性学习机制、学习共同体构建意识等没有有效建立。由于当前基层编制紧张、教师生存压力大，因而“混生活”意识浓，大家对假期短训式的培训方式和效果都不满意，教师普遍反映自身提高的机会少，因而对培训热情不高。总之，通过调研，我们认为，建设一支素质高、能力强、能扎根、体现时代性的师资队伍，对于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和素质教育影响深远。基于此，我们需要自上而下地积极探索陕西省农村艺术教师队伍的队伍供给、人才培养和协同创新模式。要认真探索整合各类教育教学资源形成发展合力的艺术教育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通过加强本省区域内艺术教育的资源统筹和协同创新，多渠道解决艺术师资短缺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当前乡村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农村艺术教育开展问题总是在学校的“小圈子”中自说自话（或满足于“双高”等验收工程），没能实现与地方文化治理的有效衔接。教师生存、教学活动缺乏“地方化”的文化土壤，艺术教育不能呈现与农村文化的对接效应、营造学生成长的“乡愁感”。这种断裂现象，客观上也造成学校艺术教育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共建的分化与游离。

3以“文化治理”视角引领、推进当前陕西乡村学校艺术教育

文化治理是一项需要系统思维、整体建构、分步骤实施、多因素聚合的实践性工程。既需要对地方文化语境和经验的深度思考、“浓描”地方文化知识得以生成的过程，要从地方知识的内部去学习和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个性文化背后的“活态逻辑”，从而认识、阐释和建构“身临其境”的文化形态。[4]同时，更要站在复兴本地文化的立场重建地方文化发展模式。以“文化治理”视角反思和建构当前陕西乡村学校艺术教育，首先需要对当下陕西农村地方文化做出系统性、“地方化”认知，形成总体的价值判断。必须认识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在“空心化”、流动性、空间融合的社会发展模式下，需要坚持经济脱贫与文化重建并重。在此语境下，综合性的文化治理是解决乡村教育问题的核心取向。而加强和改进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工作，对于全面完成我省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任务、促进乡村“文化脱贫”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加强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工作，既是育才奠基工程，又是文化脱贫工程，具有示范、引领和提升作用。对于配置、整合我省乡村文化的基础资源，促进基层农村文化脱贫影响力深远。当前，由于全省农村人口脱贫攻坚任务重、“空心化”现象突出，各地农村教育、文化发展受环境因素制约明显，作为乡村文化发展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生存发展环境和乡村的文化环境建设问题相互制约、同样突出，成为影响全省农村社会发展和基层教育提升的重要瓶颈。为此，必须坚持文化、教育部门联动，从引导各地乡村“文化脱贫”、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和切实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艺术教育工作，通过示范性地“精准扶贫”，发挥好农村学校作为乡村艺术教育基地、乡村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作为农村学校教育资源库的双向示范作用，带动学校艺术教育和乡村文化共同发展。为此，面对“十三五”陕西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以“文化治理”目标来统筹推进当前陕西乡村学校艺术教育，引领乡土艺术发展。注重当前乡村教育和文化发展语境下的艺术教育开展的实际，把开展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提升素质教育的理性思考与发展乡村美育、整合基层资源、服务公共文化、实现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要把“人”（中小学艺术教师）的问题与“美育文化”（基层学校、乡村和社会的艺术教育系统）的考察融通起来，把乡村师资队伍的配备、生存、发展与“城乡一体化”视野中的乡村“大文化、大美育”队伍建设、制度供给研讨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十三五”期间，必须把加快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工作放在我省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位置。从根本上提升我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素质教育质量和内涵，艺术教育工作是关键。切实改进和加强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为此，必须从文化育人、文化脱贫的高度，比照差距，补齐短板，精准定位、科学规划、系统推进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坚持两个“先导”，即要把重视和加强学校艺术教育放在我省乡村文化治理系统工程的先导位置、把重视和加强艺术师资队伍建设放在农村学校教育系统工程的先导位置。以“两个先导”为指引，有利于促进乡村艺术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地方化推行。要充分认识到，建设一支专业化、素质强、能扎根的师资队伍，对于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和素质教育影响深远。基层县区要进一步加大对艺术教育的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重视、支持学校艺术教育，尊重、关心艺术教师，为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营造尊重教育、尊重教师、重视美育、“美化”校园的浓厚氛围，不断提高乡村教师、乡村美育的“存在感”和“获得感”，增进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同步性、协调性。在顶层设计层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明确推进我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艺术教育的整体思路。即农村学校教育发展要坚持“艺教当先、美育核心、强化内涵、整体推进”，艺术教育要以立德树人、遵循传统、教化人文为根本任务，结合基层乡村文化建设发展实际、学校艺术教育特点规律，以加强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为先导和重点，以改善城乡基层文化发展环境为基础和保障，“文教联动、校际联合、城乡一体、注重协同”，合理配置、着力加强基础教育阶段艺术教育资源，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校际间艺术教育发展的差距，建立适应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乡村文化发展和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状况的多元评价制度，强化和完善艺术教育保障机制，努力破解当前艺术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我省农村学校艺术教育规范、深度、可持续发展。具体到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开展的操作层面，各级学校要进一步创新活动内容与形式，致力于形成“一年一个样、一校一品牌、一地一特色”的艺术教育格局。各地文化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传承发展地方文化与促进学校艺术教育的联动，结合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积极启动、配套实施、专人负责乡村艺术教育扶贫计划，鼓励引导相关单位参与师资培训，联合农村学校打造乡村公共艺术平台，为学校艺术教育提供互动载体。地方文化管理部门要在支持基层文化建设的经费中，对乡村学校特聘兼职教师（民间艺人、地方文化艺术专职人员）和乡村学校公共文化设施给以配套经费。要加大舆论宣传和典型示范效应，营造重视农村艺术教育、共享教育资源的浓厚氛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文化管理部门和各级学校要宣传和弘扬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基本理念，丰富载体、拓宽渠道，引导我省农村中小学开展艺术教育的价值取向。挖掘和整理一批农村学校、乡村公共文化互动共生开展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特色活动和典范做法。加大对民间文化团体、学校艺术教育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表彰力度。通过舆论宣传，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营造健康、绿色、公平、共享的乡村艺术教育和文化发展氛围。同时，我们还要通过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合力。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文化管理部门既要加强相互协作、一体联动，又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引导地方高校和文化传播机构、新兴传播媒体关心和支持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开发利用各地的民间美育资源，结合搭建好开放、绿色、文明、智慧、共享的乡村美育平台，在“互惠、互通、互文”的乡村语境中构建美育的新型共同体，在厚植当下乡村文化内在根基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和促进乡村新主体的精神成长。

作者:王刚 单位:延安大学 咸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实现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09.

[2]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1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M].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