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论文范文10篇

1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

1.1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落后在国家实施免除农村中小学学生学杂费之前，有很多农村学生因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学、辍学，导致部分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接受科技能力不强，劳动素质低下，直接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还有不少农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落后，封建思想、迷信思想、小农经济思想严重，有不少陈规陋习和不良的生活习性，比如：赌博、酗酒、不讲卫生、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

1.2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条件差，发展受制约。虽然近几年国家花了不少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农村幅员辽阔，历史欠帐太多，国家投资相对有限，农村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还比较薄弱，目前还有相当一部份农村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比如没有排灌设施、防洪设施、水土保护设施、田间道路设施等，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抗御干旱、洪涝、冰雹、大风等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脆弱；部份山区农村，至今还存在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畜饮水困难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农村的发展。

1.3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由于各种原因，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还不算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率不高，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普及程度较低，不少地方的农民至今仍然依靠传统的耕作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仍然以传统的锄头、镰刀、犁、耙、箩筐为主，较少使用农业机械化。还有部分农民至今没有掌握已经推广多年的常规农业生产技术，比如水稻稻瘟病的防治技术，水稻规范化栽培技术等。农村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农民增长受限制。

1.4农村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由于受传统产业结构惯性思维的影响等。现阶段农村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第一产业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林业、渔业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农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所占比例较小。如果不对农村经济结构作出必要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资源的全面、合理开发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5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农民由于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等因素，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价值观念，在生产安排上，一般都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较少考虑市场的需求以及市场的变化，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农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相对有限，且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市场体系不健全，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农产品流通的要求。目前，有不少地方农村乡镇只有零星、分散的初级农贸市场，农副产品流通仍然以提篮小卖、小推、小贩式的分散营销为主。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河北省林业从1990年开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造林，截止目前，已建、在建和拟建的项目已有四期。总投资计划约6亿圆人民币，其中世行贷款4100万美圆，造林任务16万公顷，涉及我省9市的70个县（市、区）。到2000年底，已累计完成造林面积13万公顷，提取世行贷款2300万美圆。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历经10年，尽管每一期项目的具体目标有所不同，贷款的条件和转贷渠道也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讲，项目建设不仅加快了河北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工程的建设进程，储备了大量用材林资源，而且对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脱贫致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借鉴世界银行管理办法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工程造林管理经验，对于我国加入WTO后在造林管理上与国际接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项目建设的成效

（—）增加了森林资源。按照项目的既定目标，一、二期项目主要是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三、四期项目除发展部分速生丰产用材林外，发展部分经济林，以帮助农民在短期内实现脱贫致富。10间完成的13万公顷造林面积中，速生丰产用材林12万公顷，名、特、优、新干鲜果经济林1万公顷。根据幼林摸底调查结果，一、二类林面积达到90%以上。世行贷款造林项目的实施，为我省实现造林面积和林木蓄积双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首先，增加了项目区的林木资源，使世行贷款造林成为我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建设的主体工程；第二，使项目区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其中一期项目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二期项目平均提高2.2个百分点，三期项目平均提高8.5个百分点；第三，上述完成的12万公顷速生丰产用材林，按每年每亩平均生长一个立方米计算，可持续生产1600万立方米的木材，将有效地缓解我省木材短缺等诸多问题。同时完成的1万公顷干鲜果品经济林，进入盛果期后每年可生产15万吨的干鲜果品。

（二）促进了农业发展。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区主要分布在我省中南部平原以及太行山和燕山贫困山区的70个县（市），项目的造林地重点利用的是各河流两岸多年滚动形成的沙荒地以及进一步延伸的次耕地。我省的永定河、沙河、滹沱河、漳河的两岸和故道，一直是我省平原农区遭受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3大沙区之一。针对这一问题，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开发改造沙荒、沙滩地6万多公顷，新打机井8000眼，修渠256公里，整修道路1020公里，使沙荒地变成了林茂粮丰的稳产田，并涌现出永清、安次、定洲、新乐、大名、临漳等一大批治沙造林先进典型。世行造林项目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第一，栽植的树木防风固沙改善了生态环境。据河北农业大学在本项目中持续8年的关于杨粮间作的林木生长效应、农田小气候效应、农作物产量效应和杨粮间作的生理生态学基础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杨粮间作使农田小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白杨幼林（3*2*18）可以使农田平均气温下降0.4-0.7度，平均相对湿度提高4.5—12.2个百分点，平均风速降低44.5%—76.5%。第二，小气候的改善提高了粮食单产。在上述条件下，间作物亩产可比对照提高1.65%-31.8%。第三，项目建设增加了耕地面积。在山区，世行项目坚持以项目村为单位，按流域进行综合治理，凡在5度以上的坡地，都采取反坡梯田、水平阶（围山转）或鱼鳞坑整地、品字型栽植等措施营造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此举在控制水土流失的同时，每亩一般还可开发出3—5成的可耕地；在平原区，则通过开发沙荒增加了耕地面积。大名县在境内3条古河道形成的5条大沙带范围内（沙荒和流动沙地占60%以上）营造间作式速生丰产用材林8.85万亩，通过开发改造沙荒增加农业种植面积6万亩，林地间作小麦增加产量1000万公斤、花生1200万公斤。

（三）提高了农民收入。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农民在高产稳产田上种植农作物，两茬纯收入每亩也不足400元，而世行项目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首先是营造林木的直接收入。世行贷款造林一、二期项目，重点分布在中南部平原农区，其土地资源主要是沙荒地和次耕地。实行林粮间作后，由于农民的耕作对林木起到了以耕代抚的作用以及林木的边行优势效应，使毛白杨的平均单株材积生长量比相似条件下的毛白杨纯林提高30%—137%。保守一点，按每亩每年生长一个立方米计算，每亩每年仅林木一项就可增加收入400元；其次是间作的农作物增加的收入。沙荒地开发后仅种植花生一项，每亩可收获200多公斤，折合人民币400余元，同时，次耕地改造后，农作物产量至少可增长1倍。截至目前，定洲市共完成项目造林5.55万亩，仅间作物一项平均年增加小麦、花生作物产量500万公斤，增加收入700多万元。永清县、安次区在沙荒次耕地发展的10万亩速生丰产用材林，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效益。第三是发展经济林增加的收入。三期项目重点分布在山区县的贫困乡村，自1999年实施以来，在以项目村为单位按流域进行全面治理的同时，重点发展名、特、优、新及有市场前景的热杂果经济林，目前已涌现出临城的围场、赞皇的花木、涿鹿的赵庄、丰宁的两间房、承德的东窝铺等项目示范村。以东窝铺村为例，全村总面积1.48万亩，其中山场面积1.42万亩。全村辖12个村民小组，243户，825口人，分别散居在东西两条沟，交通不便，人均收入不足500元。实施世行项目后，共整地造林6000余亩，栽植各种果树9.65万株，并完成退耕还果600多亩，老果园改造120亩，果树高接换头1.4万株。人均栽植优良新品种果树120株，3—5年进入结果期后，仅此一项就会远远超过其人均收入3000元的目标。

世行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力地说明了世行项目造林在改善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以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项目村的林业发展模式，亦是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新型农村经济概述

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是非比寻常的。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对于我国有着6.7亿农村人口的特殊国情，要想在这种情况下既保证城镇化的正常推进，又要在城镇化背景下发展农村经济，还要保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必然要寻求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方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国人民逐渐摸索出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也是新型农村经济提出的主要背景。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农村的发展方针。它完全不同于以前农村以农业为主的发展形式，而是对农村发展形式进行了完全的创新，从而使农村经济更具活力与竞争力[1]。在新型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困扰农民多年的“三农”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也有利于推动农村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稳步发展。

二、城镇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1、推动了农村经济的深刻变革

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改变了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结构，为二元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充足的条件。长期以来，我国深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导致农村经济一直得不到较好的改善，农村经济长期远远落后于城市，致使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但是，城镇化的发展大大改变了这一落后局面，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强大推动力，对缩小差距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改变了农村以土地为主的单一的生产方式，在传统农村转化为新型农村的道路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深刻变革。

2、为新型农村经济发展方针的提出创造了必要条件

1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1.1农村与农业产业结构的矛盾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产业结构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思想观念上相对保守，创新意识不高，导致他们致富的途径少，思想不够开放，不够大胆。而在资金这个问题上，也有一定程度上希望政府扶持的心态，有等、靠心理。另外，现在的农民在种植结构上还不够丰富，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单一，高效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大，优质高端产品比重不高，导致农民经济收入增长幅度不大。

1.2龙头企业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带动作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村的矛盾，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是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也是一些龙头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多数的龙头企业产品也很单一，深加工水平也不高，市场竞争能力也不是很强，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也不够密切，没有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如果龙头能够很好的带动农民朋友致富，会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3农业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资物品涨价农业服务体系不够健全也是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科技、信息、标准化生产技术以及农产品检测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如果农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就会导致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冲击，影响农村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因此农业服务体系的不健全也是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另外农资产品价格近年来也一直在增长，增长幅度也比较高，一旦农民朋友使用的农资涨价过快，幅度过高，就给农民朋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负担，导致农民朋友在前期投入上就高于往年，因此这一点也影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延缓了农民致富进程。

2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2.1抓各项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在惠农政策上不能含糊，一定要严格把关，坚持落实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做好各项惠农政策和直补的发放工作，要认真研究和全面推广粮经套作，稳定粮食生产。农业技术部门要严格抓好备春耕工作，做好技术指导，到田间地头去抓生产，为农民朋友提供优质服务，给他们吃上定心丸。在保证技术指导的同时也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强化责任管理，深入加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确保农民朋友满意，保证春耕工作有效开展。

一、当前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

虽然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驱动、市场价格的拉动和各级工作的推动下，农业现代化有了长足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11:1扩大到2010年的2.37:1。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农业自身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小。综合分析，制约农业内部增收的因素，总体表现为量小、面散、优势不突出，具体表现为“一小、二弱、三低”。“一小”即土地流转规模小。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农村土地资源人均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影响农民务农收入的提高。“二弱”即农业竞争能力弱和农村生产要素弱。一是农业竞争能力弱。连片的农产品优势产区少，规模小，农业品牌知名度低，缺乏竞争优势。二是农村生产要素弱。当前，农村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特别需要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的支撑，但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相对弱化。农村劳动力高文化、青壮年、男劳力多数外出务工，农业从业者低素质化、老龄化和兼业化严重。据抽样调查，在家务农的农民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仅占15.4%，50岁以上的占74.7%，80%以上是妇女。据国内有关经济学家分析，农民学历教育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民的钱主要用在子女上学、看病、盖房、结婚等方面，很多农民因此无力发展生产。全市农民人均不足0.6亩土地，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少，靠土地增收的难度加大。“三低”即农业生产效益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低。一是农业生产效益低。由于国家直补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同时，受资金、技术、知识和信息等因素制约，农业结构调整缓慢，特色农业不突出，一个农民一年种粮收益不及外出打工的1/20，农业增产与农民不增收的矛盾突出。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农民生产成本年均攀升10%以上，基本抵消了惠农补贴带来的实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面积增加的余地有限，单产提高的潜力有限，农民仅靠土地效益提高增收的空间有限。二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民的利益链接机制不完善，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很少，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更快增长。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关键因素。农民对科技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趋势。但农村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缺机构、缺编制、缺人员、缺经费，处于“网破、线断、人散”状态，农业服务“一公里瓶颈”没有突破。基层农技人员大多专业不对口，知识老化，阻碍了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农业科技的普及和推广，导致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业增收潜力发挥不出来。农业信息资源服务水平较低，农民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只能凭经验、凭感觉做出相关的决定，投资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

二、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几点建议

在新的历史阶段，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靠单一的措施已经不能保障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只有系统地规划并形成长效机制，才能使促进农民增收真正落到实处。

（一）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发展农业内涵促增收

一是抓好重点园区项目建设。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集中抓好一批重点都市农业园区建设。对重点工程实行项目化管理，进行重点扶持，定期调度督查，通过典型示范作用，带动面上工作开展。二是突出中心城区核心。三是制定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尽快制定都市农业园区建设用地、土地流转、奖补政策、目标考核等相关管理办法，加快组建都市农业发展政策性担保公司，促进各项扶持政策落到实处。

1通过政府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

1.1管理方法及管理理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一定的调控，从而使得本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更好、更快。所谓行政手段调控，是指政府部门在对本地区经济走势有着清晰的认识的前提下，通过推出更多的涉农政策，使本地区农业经济更加快速、规范的发展。政府通过引进适合本地区的产业或企业，带动发展当地的龙头企业。对优势加工企业予以大力的发展，使优势产业带得以建立并促使产业链条的延伸和拓展。进而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经济体系，就是要在国家经济总体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政府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条件和市场经济环境，确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对本地区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进行完整的规划。行政调控作为一种最常用、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一直都被各级政府广泛应用，行政体系就有针对性、灵活性，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规划人员可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执行力度，避免了“一刀切”的情况。一直以来，行政管理都是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管理的有力武器，它为我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管理工作向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2管理特点。行政管理手段是众多经济管理手段中最有效的一种管理方法。行政管理的管理力度比自由调控的管理方式管理力度更大，便于政府部门进行宏观调控。政府部门通过引进大型企业或新型产业来调动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调控模式所无法做到的。而且，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经济调控的管理手段的效率和灵活度也要高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可以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建立，让龙头型经济得到更好的推动使之发展壮大，农民组织化程度得到提高，要让市场、农户、企业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使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得以更好的提高，而不必通过执行严格的法律调控，最大程度避免了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干预。

2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经济管理

2.1管理方法及管理理念。通过制定法律进行经济调控，指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对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调整，也指政府部门通过建设仲裁体系来保障农民合法收入。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经济管理是众多管理手段中最严格的管理手段，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经济调控一般是在市场自由调控和行政管理均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时来使用。而一般来说，法律调控手段还是作为维护农村市场经济的秩序的管理手段，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政府人员要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

2.2管理特点。在农村经济管理中，法律管理是以解决经济纠纷、保障农民的合法收入为主要目的，少数地区也通过法律手段来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调控，但法律调控经济不仅灵活性差、而且效率低下。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调控可以让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更好的落实与贯彻，也可以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占有以及使用等合法权利，因此，制定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也是极为重要的。为此，相关部门需要逐步的完善本地区经济法律法规，制定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的调节、仲裁体系，加快农村地区法律包仲裁队伍的建设，不断的推进仲裁工作制度化以及规范化。法律法规管理方法具有强制性，是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措施。政府部门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农民的收入得以增加、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得到增强，为农村地区提供良好的经济管理发展环境。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政府部门在进行本地区的经济调控的同时，一定要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有着清晰的认识，在学习其它地区经济管理的措施的时候，要考虑到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来对管理措施进行一定的调整，绝不可以不考虑实际情况就全盘照抄，适得其反所介绍了三种经济管理措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这三种管理方法要协同使用、相互补充。

1我国农村产生剩余劳动力的基本原因

①随着机械化、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应用，使许多原本只能由人工完成的工作都被机械替代了，例如翻地、播种、除草和撒农药等。农民的劳动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原先需要多人完成的任务，现在只需要少数人利用机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进而出现了劳动力剩余的现象。②城市化建设的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居住面积的增加和农业用地面积越来越少，这都使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基本需要，进而造成了劳动力剩余。③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较强，农村只有在农忙时（比如种植、收割时）需要部分劳动力，而其他时间基本不需要劳动力的参与。④由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不合理城乡经济结构，导致农村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工矿企业的转移，农民只能务农，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产生了剩余。

2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的程度不高，没有正规的求职务工信息渠道，大部分劳动力找工作仍靠亲友介绍。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是从几个人先转移，然后带动整个村的劳动力转移，这种自发、无序的流动状态无法满足供求衔接，而且不利于管理。③由于我国的劳动合同、保险制度和一些相关法规还不健全，使劳动力在城市务工时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因工致伤、致残的医疗保障中也存在有许多问题。④转移需要一定的成本，农村劳动力在农村都有自己的住房，转移到城市后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只能在工地或简易住房里生活，或到市场购买、租赁住房，导致农村的房子被闲置，而在城里又没有住房的矛盾不断加剧。

3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以下四方面：①对农民自身的影响。劳动力的转移为农民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给城市建设增添了新的力量，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有些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通过不断学习技术、知识，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逐步完成了知识和资本的积累，有的定居城市，有的回到家乡创业，他们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就业，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总成本，同时，劳动力的转移也促进了农业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比如，常年稳定外出的务工人员或经商者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本村的农民，这加快了土地规模经营的进程，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今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③对农村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因受到城市环境的影响，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思想、提高了素质，再次回到农村后，他们将这些先进的思想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带到农村，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状态和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使农民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和技术，并应用在农业生产上，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④对社会的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加大了对农业监管的难度，农村大部分年轻的、有文化的、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都转移并留在了城市，导致新的农业科技无法在农村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向科技化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域下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角度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依然缓慢，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农业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和资金，同时输出劳动力资本，并且在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国家重视第二产业发展的战略下，农村和农村经济始终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想改变现有状况，要想在有效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经济基础性作用，金融是首要之选。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火已经燎燃,但后劲不足,资金支持严重匮乏并且农村金融服务滞后，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遭遇瓶颈。

（一）农村资金严重外流

目前，农村金融资本在总体资金匮乏的基础上，还有大量的资金流向城市。主要表现在国有银行及商业银行存多贷少，并且贷款利率过高，致使农村企业和个人无力贷款。

（二）农村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大量的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

当前对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有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邮储银行等，但能向农村提供资金促进农民增收的金融机构却非常有限。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自身产权不明晰，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信贷资金利率较高，导致支农功能得不到完全发挥。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来决定信贷投向，由于农业是基础产业，资金回收期较长，风险高且收益低，因此，商业银行信贷重心向城市倾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的贷款比重逐年下降。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并不面向微型涉农企业和农民个人贷款。以上农村金融现状，造成农村资金供给不足。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概述

1．农村基础设施性质

（1）公共性与社会性。公共性是指基础设施的非竞争性，为公众共同享有，任何人都无权阻止他人使用基础设施；社会性是指基础设施面向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的部门，而非单独向个体提供服务。（2）长期性。相对于短期经济增长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根据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可知，长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储蓄率的提高与人口增长率，而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取决于储蓄率的提高。因此，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期限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长期性。（3）间接性。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增长具有间接性，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像原材料那样一次性投入进去直接生产出产品，而是在每一批次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一次次折旧进去。

2．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

正如林毅夫在其发展论坛中所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4］。（1）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根据乘数理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带动经济的数倍增加。（2）农村基础实施投资的增加促使国内总需求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会使国内总需求增加，国内需求的增加促使产出水平增加，从而使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进一步刺激消费，提高投资水平，使经济得到新一轮的增长。（3）农村基础设施有利于改善农村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其核心是强调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就是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农村生产环境得以优化，基础设施条件的加强增加了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给安全提供了更好的保障。环境的改善不仅可以体现出农村生产发展支撑力的提高，还能体现出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背景与数据来源

一是影响政治稳定，削弱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服从，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3］二是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化会扩大人们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容易引发心理失衡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诱发参与危机;［2］三是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论而言，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应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与此有关的现实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纪90年代，有些观点如“过度的经济利益分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心理”［3］，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且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但这些观点都是质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对比性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契机。随着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各利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4］因此，要调适农民的政治心理、改造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的利益分化，减轻农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仇富”和“仇官”心态。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是否会对农民政治心理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问卷与访谈为主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3—7月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县与雷山县、江苏省张家港市三个地方的村庄所作的“村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的正式调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苏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县、息烽县等地所做的补充调查。之所以选择江苏省的发达村庄和贵州省的欠发达村庄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及其村庄分别是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其说是经济差距，倒不如说是人文环境、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差距。为了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强烈对比，调查时选取了这两个省份。为此，正式调查时先对村委会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综合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贫富分化、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样本家庭。为了避免同质性，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他们构成了正式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正式调查时，三村各发放问卷110份。其中，遵义LL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2份，江苏YS村回收有效问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问卷43份①，合计235份。补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3份，其中，江苏YS村45份，贵州LL村28份。正式调查和补充调查的样本量合计308份，其中，贵州省163份，江苏省145份，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调查样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汉族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学历以初中及其以上为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年龄以18～40岁的为主。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抽取的样本是时下农村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这其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由于农民的收入难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调查显示，贵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5061元，江苏农民的为20988.9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为分档依据，分别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据发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却大相径庭。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2.8、3.1和3.8倍。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5.9、6.2、124.5倍。可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访谈时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调查时贵州GP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弱。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收入来源和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这一点，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如表3所示。江苏农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计占95．2%。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45．4%，是江苏农民的9.5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11．8%。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本文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这16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为此，应以0.25为分档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拥有为主，比例高达65.4%，是江苏农民的19.2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0。与之相反，江苏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46.6%，接近一半。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衣机，分别占92.5%、83.5%和64.7%，而拥有健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几乎为0。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100%，电脑、热水器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80%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为14.9%，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36.8%、52.9%和19.5%。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在村庄内部，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向独立、自主、开放和多维，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