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伦理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13:58:30

农村生活伦理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1

在农村社会,解放前的婚姻都是包办婚姻,解放后,新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并且在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致使当时的农村出现了一个解除包办婚姻的风潮,很多农民被卷进这样的一个风潮中,虽然离婚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但这次离婚风潮的出现无疑在乡村生活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婚姻伦理,即婚姻自由、自主,正如歌里所唱的“金花配银花,颁布的新婚姻法”。这与解放前的包办婚姻所体现的婚姻伦理是截然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新的婚姻伦理的确立过程中,国家权力无疑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这种新的婚姻伦理与国家权力主导的村庄生活伦理也是一致的。很多老人也提到,当时的离婚与现在的离婚是不一样的,当时离婚主要是不“志同道合”、一方身体残废或者是老人“古怪”,是“金花没有配银花”,并且国家在关于离婚的问题上也是有很多“杠杠”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在建国初期离过婚的老人则对当前的离婚表现出了不赞同,认为现在的离婚是作风不正,是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还“庸俗些”,国家又不管。在笔者看来,在解放初的离婚中,妇女是以弱者的姿态来翻身的,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离婚则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带有一定的主动性,具有一定的优势,在这两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婚姻伦理的变化,其背景当然是村庄生活伦理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起,农村人口流动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大批的打工妹、打工仔流向东南沿海一带,给当代中国农村的村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使农村青年的婚姻恋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人口流动频繁、村庄日益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人口流出地农村中的离婚现象日益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离婚风潮。

在农村中一些较为保守的老人看来,现在的离婚主要是由于外出打工妇女的贪图享受和作风不正引起的。一位66岁的村小学教师认为,上世纪50年代离婚是出于两人不志同道合,过不到一起去,现在则是作风不正,喜新厌旧。现在的婚姻充分尊重了男女双方的意见,“结了婚就应该好好过日子,但打工后长期不在一起导致婚姻破裂。”但对这些事情,村庄中的舆论已经不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了,离婚成了“不好说的事”,解放初的离婚风潮所确立的婚姻自由这一婚姻伦理发生了变异。与前一次离婚风潮不同的是,这次离婚风潮的出现看不到国家的影子。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2

在农村社会,解放前的婚姻都是包办婚姻,解放后,新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并且在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致使当时的农村出现了一个解除包办婚姻的风潮,很多农民被卷进这样的一个风潮中,虽然离婚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但这次离婚风潮的出现无疑在乡村生活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婚姻伦理,即婚姻自由、自主,正如歌里所唱的“金花配银花,颁布的新婚姻法”。这与解放前的包办婚姻所体现的婚姻伦理是截然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新的婚姻伦理的确立过程中,国家权力无疑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这种新的婚姻伦理与国家权力主导的村庄生活伦理也是一致的。很多老人也提到,当时的离婚与现在的离婚是不一样的,当时离婚主要是不“志同道合”、一方身体残废或者是老人“古怪”,是“金花没有配银花”,并且国家在关于离婚的问题上也是有很多“杠杠”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在建国初期离过婚的老人则对当前的离婚表现出了不赞同,认为现在的离婚是作风不正,是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还“庸俗些”,国家又不管。在笔者看来,在解放初的离婚中,妇女是以弱者的姿态来翻身的,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离婚则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带有一定的主动性,具有一定的优势,在这两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婚姻伦理的变化,其背景当然是村庄生活伦理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起,农村人口流动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大批的打工妹、打工仔流向东南沿海一带,给当代中国农村的村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使农村青年的婚姻恋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人口流动频繁、村庄日益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人口流出地农村中的离婚现象日益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离婚风潮。

在农村中一些较为保守的老人看来,现在的离婚主要是由于外出打工妇女的贪图享受和作风不正引起的。一位66岁的村小学教师认为,上世纪50年代离婚是出于两人不志同道合,过不到一起去,现在则是作风不正,喜新厌旧。现在的婚姻充分尊重了男女双方的意见,“结了婚就应该好好过日子,但打工后长期不在一起导致婚姻破裂。”但对这些事情,村庄中的舆论已经不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了,离婚成了“不好说的事”,解放初的离婚风潮所确立的婚姻自由这一婚姻伦理发生了变异。与前一次离婚风潮不同的是,这次离婚风潮的出现看不到国家的影子。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3

关键词:新农村;生态文明;问题;对策

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是生态问题依旧存在。在会议上旗帜鲜明的提出“同志们!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一、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生态问题

1.农业遗留物污染。我国是农业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全国粮食作物产量为6.16亿吨,伴随着粮食产量的提升,带来的大量的秸秆遗留物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的农作物秸秆就达到7亿吨超过了粮食总产量。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堆积田间影响村容整洁,同时,农民对于农作物秸秆往往采取最为直接就地焚烧方式或者作为生活能源,造成大气污染和残留物污染。近年来,我国农用地膜的使用量和覆盖面积已经居世界之首,在带来粮食产量的提升的同时,地膜的回收效率较低,成为一次性农业化学垃圾。地膜残留物所造成的污染主要变现在:一方面,地膜自然降解周期非常长,造成农村土地污染;另一方面,现阶段对于地膜的处理方式以焚烧为主,排放有害气体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2.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长期以来,对于对于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是被忽视的内容,在城市具备比较完善的生活垃圾回收和处理制度和措施,而在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处于乱扔乱放的无处理状态。尤其是农村厕所问题,人畜共患病的问题在农村地区十分常见。农村地区80%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污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其中与粪便有关的传染病达30余种,卫生隐患非常大,厕所改革大势所趋。随着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的不断增多,城镇化速度加快带来的城镇生活垃圾的向农村转移,造成农村地区本身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捉襟见肘,造成农村生活垃圾的日益严重。农村生活垃圾的不断增加造成农村的整体面貌的脏乱,另一方面,生活垃圾会形成固体污染物,并且造成大气污染和生活用水的污染。3.农村工业的污染。农村工业的不断发展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农村工业所带来的污染日益严重。现阶段农村经济的企业类型主要集中于多冶金厂、印刷厂、水泥厂、玻璃制品等行业,这些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较低,适合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这些行业所带来的污染成为当前农村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表现在废渣、废气和废液等类型。对于这些污染物的处理,一方面现阶段缺乏有效的处理措施,行政指令性的处理方式容易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积极性的降低;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农业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已经形成,如何有效解决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迫在眉睫。

二、解决生态问题的对策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生态文明治理工作现状增强,生态环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农村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在我党和政府扎实推进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以来,我国广大农村的生态环境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要金山银山,而要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价值观逐渐形成。农村的生态文明假设直接关系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是当前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1.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农业。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过于重视经济发展的数量增长,造成经济发展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对于农业遗留作物造成的污染,加快秸秆回收技术的研发,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农业地膜所造成的农业污染,加强地膜技术的研发,可降解材料的应用。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对于传统的污染企业,冶金厂、印刷厂、水泥厂、玻璃制品等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对于一些严重污染企业坚决关停。2.培育农民生态文明价值观。农业遗留物污染、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淡薄。一方面,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和生产习惯造成农民并没有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利益的驱使下,农民为了经济利益忽视生态效益,大量的污染企业设立,并且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屡禁不止。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根本和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一方面,加强对于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培育,树立科学发展观,树立“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观;另一方面,使农民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让农民真正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例如:农村发展农村特色旅游经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还有农村的厕所改革,推动了农民传统卫生习惯的改变,有助于带动普通农民更新卫生观念。随着改厕健康教育和卫生常识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渐接受了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食等卫生习惯。3.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生态问题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发挥政府经济建设职能,加大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投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保障,鼓励、支持和引导农村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形成权责明确的生态环境治理和监管机制,保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加大对于生态环境行为的惩处,规范企业和个人行为;加大对农业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科技的研发,实现创新驱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涂桂华.论我国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2]陈云云,周文娟.生态伦理前言热点问题研究进展与展望[J].生态经济,2016(8).

[3]陈浩.生态伦理视域下农村污染治理的思考[D].南华大学,2016.

[4]刘昂,王露璐.20世界以来的中国乡村伦理研究:进展、现状与问题[J].伦理学研究,2016(3).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4

一戒急于求成,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彻底改变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生产方式的现代化,需要长期奋斗,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因此,建设新农村,不能短打算,而要长谋划;落实任务时,要抓好开局,从紧迫的事做起,并依据生产力发展和财力增长的状况,逐步推进,防止盲目蛮干,揠苗助长;尤其不能以运动的方式搞建设,如果大轰大嗡,层层加码压指标,相互攀比赶进度,甚至为了达标而不惜举债,那就不是造福群众而是祸害群众。

二戒简单化,全面认识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首先要突出生产发展的中心地位。我国农业的现有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使农业更多地具有现代化的品质,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只有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上狠下功夫,新农村建设才算抓住了根本。如果对新农村建设的内容理解不全面,简单化,就很容易把新农村建设简化为村容村貌建设。因为生产发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等都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长期任务,但村容村貌的改善倒可在短期内见效的。搞一番突击,来一个旧貌换新颜,是一些热衷于“政绩工程”的人的轻车熟路。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村容村貌建设。改变落后的村容村貌,改善农民的人居环境和条件,非常重要。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能单打一,应当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的农村建设。

三戒政府包办代替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而政府则主要起引导和扶持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创业积极性。繁荣农村经济是建设新农村的基础。“繁荣”的前提是“放活”。“放活”就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破除束缚农民自主创业的各种思想的、体制的障碍,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氛围,从而激活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发展获得不竭动力。

新农建设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基础设施的改造,村居环境的改善,等等,都应当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不能按照城市小区的模式去套。干什么,不干什么,要按照村民自治中“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制度来决定,不能继续过去行政命令的老办法,搞强迫执行、强制摊派。

[理论界]

新农村建设应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向城市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新农村基本建设优化论坛”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收入的提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要长期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把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

“中国有8亿多农民,5亿多城市居民。假如有一个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里,就减少了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者,从而增加了一个消费者,农民的收入就可以提高了。”林毅夫解释到,由于农产品具有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单纯靠增加农业生产,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国外的历史经验证明,惟有通过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出来的劳动力一方面由农产品供给者变为产品需求者,另一方面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耕地面积增加扩大经营规模,农民的人均收入才能长期持续地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韩俊对上述观点也表示认同。他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缓解了农村资源环境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资金积累,是“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重要实现形式。农民转为市民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惠及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在城市稳定就业、长期生活的农民逐渐完成由农民向工人、村民向市民的转移。要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流动,防止进城农民失业又失地,变为城市贫民,形成贫民窟,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鼓励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的同时,必须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全国政协常委萧灼基认为,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4.9亿人,富余劳动力1.5亿人,每年还要新增600万人。由于农村现有劳动力转移困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矛盾是我国农业劳动力低下的主要原因。解决的主要办法是逐步把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但同时应注意到,由于城镇劳动力也在自然增长,城镇的就业岗位有限,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能逐步进行,预计在“十一五”期间,每年转移人口为900万人。

[新建议]

摆正建设新农村

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

要认识到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只有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为反哺农业、带动农业提供经济基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反哺和带动。今后我们要努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化、城镇化。

建设新农村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首先,建设新农村的首要内容是建设现代农业。这既可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足够的农产品供给和劳动力支撑,又可以拉动消费,增加工业企业收益,加快工业化步伐。其次,新农村建设强调统筹城乡发展。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可以实现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可以推进城乡制度的一体化。这既有利于城乡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又有利于夯实城镇化发展基础。

国家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城镇化的基础上,而城镇化又必须建立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农村的发展,城镇化就失去了支撑。有人认为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镇化,认为城镇化占用了农村的发展资金和农民的廉价土地,主张放慢城镇化步伐。也有人认为城市化才是现代化,新农村建设违背现代化的规律,进而主张把城市建设好,把农民转移到城市就行了,不一定要搞新农村建设。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中国既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绝不能把城镇化和农村发展对立起来。

主张放慢城镇化步伐是违背规律的,而主张放弃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显然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试想一下,我国有13亿人口,且每年还要增长千万人,要把他们都转移到城镇谈何容易。即使我国现代化再发达,农业依然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农村依然是祖国河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进一步说,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不可能在短期内都转移到城镇就业,而我们又不可能完全等到高度城市化以后再来建设农村。因此,为了避免农村发展滞后拖城市后腿,为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必须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兼顾农村,实现城乡同步建设、协调发展。

[新视野]

我国农业现代化应该怎么“化”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只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发展道路。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而耕地有限,人均耕地数量同发达国家比相差甚远,而且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一些田地特别是南方的水稻田基本上还是使用手工工具耕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全面推广西方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农业模式是不现实的。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能够通过科学的种植和管理培育出优质绿色农产品的,就是农业现代化。我国农业的前途在于:发展机械化大农业与劳动密集型的园艺小农业相结合的现代化生态农业,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机械化大农业,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的园艺小农业,特别是绿色生态农业。提供绿色产品的生态农业,估计将是未来的主流农业,我国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我国应当在发展机械化大农业的同时,扶持和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园艺小农业,重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机械化大农业,目的主要在于求效率、要高产。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园艺小农业,目的则在于求质量、要增值。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现代化大农业的情况下,我国积极发展精耕细作的园艺型绿色农业,可以赢得比较优势,进而赢得竞争优势。

[域外传真]

韩国的“新村运动”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对儒家文化的共同体认,使得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相比于欧美国家的农村建设经验更具可借鉴性。“新村运动”一时炙手可热。但是,“新村运动”的真相究竟如何?特编发此稿,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韩国“新村运动”。

1970年4月22日,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在旱荒对策会议上发起了“新村运动”。这项运动最初在农村推行,后来扩展到城市、工厂和学校,工作内容也由单纯的管理改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成为一场席卷全韩的全方位社会改革运动。但是,新村运动除了农村以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取得成效。1979年11月朴正熙遇刺身亡,新村运动急速落幕。

起因:城乡差距扩大威胁可持续发展。上世纪60年代,韩国推行了两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同一时期,由于政府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结果造成农业和农村的严重落后。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62-1966年),全国GNP(国民生产总值)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7.7%和14.1%,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却不过5.1%。到了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这样的差距更严重,全国GNP增长率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10.5%、20.3%,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反而下降到2.3%。

此外,1960年,农户收入超过城市家庭收入,但到了1970年,反而减少到城市家庭收入的70%。农业的相对落后导致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和粮食进口外汇的浪费,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对这些严峻问题,韩国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村运动”。

在新村运动之初,政府为了让居民自愿参与,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但到了1972年,工作内容扩张到增收和精神启发,继而转变成“政府主导”。政府强化了各级公务员的职责,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中央内务部(主管部门)-道(相当于省)-市郡(相当于县市)-面、邑(相当于乡镇)],要求各级公务员责任到人,各负其责。

新村运动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福利、环境改善、精神启发和城市与工厂建设。1973年-1974年的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福利和环境改善方面。在其后几年,政府发现,如果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就不能保障居民参与农村建设,所以工作重点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从1977年起,政府强调村容村貌的建设。

在新村运动之初,大部分投资由普通居民来承担。比如1971年的居民负担比政府投资多了两倍,1972年的居民负担增加到总投资的83.7%。为了引导村与村之间的竞争,政府采取了“拣选支援”的战略。但随着政府主导作用的强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政策的实施,投资财源逐渐转变为政府承担。

成果: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这场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新村运动,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1971年,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全国80%以上的农家都是茅草屋,马路、桥梁、渠道、供水设备等基础设施也都落后不堪。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政府推进了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给水设备建设等项目,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如1970年农村电力供给量不过24%,到1979年达到98%。这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果。

二是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增加了农民收入。到1979年,农村道路建设超过当初目标,达到61201公里。通过推广高产种子,农家经济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同时还节省了农村劳动力并增产粮食,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据统计,1970-1980年期间,农户的平均收入由26万韩元增加到270万韩元,增长10.5倍。

三是重视教育和培训。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提高市民素质、技术推广等。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观念。

弊端:政府主导造成农户负债更加严重。通过新村运动,农村生活环境、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得到了改善,但负面影响也不小。

首先,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推进方式,虽然有利于高效率地推行国家政策,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顾地方的特殊情况和地区差异而强求一律的推进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运动过程中不能保障农民的自愿,许多自愿的工作也变成了官办,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过分依赖。

其次,新村运动并没有大规模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反却造成严重的农户负债。因为新村运动推动农村现代化、城市化,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农民不得不改造自己的房子或屋顶,他们不得不承担严重的负债。1970年-1980年,农户平均负债由1万6千韩元增加到34万韩元,增长21倍。

韩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是在新村运动结束后才实现的。经过上世纪后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韩国迅速实现了城市化,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比重不足10%,农民在其他非农部门大量兼业,农民收入增加更为迅速。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占到城市居民收入的95%。**年,韩国农民收入达到3050万韩元,20多年里又增长了11.3倍。

新村运动尽管很快地促进了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然而,极为有限的政府投资加上中央政府主导的推进方式,不可能根本改变农业和农村结构。更由此产生了农户负债、劳动力转移和对中央政府依赖等问题。近几年,韩国农村增收速度有所放缓,农村空心化、劳动市场波动和城市贫困等又成了新的问题。**年韩国农村居民收入占到城市居民收入的78.2%,比上世纪90年代下降10多个百分点。

“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总的来说,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与目前韩国这样的国家有很大不同。土地产权不清、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城市化程度低、农民隐性失业严重、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从韩国的历史经验看,我国政府必须下决心解决农村土地产权不清问题,采取更有效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政府应采用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解决农村隐性失业问题。

另外还要认识到,发展农村经济,最本质的还是农民权利问题,具体就是农民财产权、农民自由迁徙权和农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等三方面的问题。只有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决心,具体政策才能制定出来。在制定具体政策的过程中,韩国新村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我们还是可以学习的,而另一些做法(如政府干预过度等)则是需要避免的。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对儒家文化的共同体认,使得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相比于欧美国家的农村建设经验更具可借鉴性。

同样值得称道的是韩国农民的自组织程度。统计表明,至1994年5月,韩国农协有农民组合员200万人,单位组合1359个,特殊农协44个。韩国农协已成为保护和推动本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被韩国人称为“国民的生命库”。

就此而言,新农村建设参考韩国,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就目前来说,对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存在诸多误读。

其一,“新村运动”被认为是纯粹的政府主导。不可否认,韩国经济发展一直有政府主导的因素,但绝不仅仅是政府主导。韩国“新村运动”是政府注入资源、激发民间充分参与的过程,农民始终是建设的主体并且以制度保障这一地位。比如,在村庄建设中,建设什么项目,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指定,而是由农民充分讨论作出选择,也由农民自己来组织实施。政府则在硬件方面予以配套支持。村庄建设的过程,也是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村庄社区共同体观念成长的过程。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特征核心价值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特征核心价值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层的变革和快速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农村的个别地区大都具有了一些“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生活元素。与之相应,农村人口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也因而有了很大的变化。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使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在农村地区进行核心价值建设也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之中,必须重视农村成员经济自救与道德建设的结合,以保证农村社会的健康转型和全面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必须认清农村基本特征,坚持正确的价值方向,促进社会道德建设,以文明科学的现实生活促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

(一)农村社会成份的混合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运行机制的深层变革加剧了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从社会形态上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变;从个体劳动者的角度看,是从传统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向现代的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的转变。三十年来,这种社会经济转型的量和质的积累,使广义上的中国农村成为一个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有多种经济成份和社会元素并存的混合体。

整体上说,中国既有东南沿海地区较为现代的农村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又有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在同一农村地区,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农村社会劳动力的构成等生产和生活要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应,其经济成分、所有制形式、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成份也就愈加复杂。甚至在同一个村庄,在不同的生产者那里,其经济形式、生产和经营方式和水平也都可能大相迥异。

显然,不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大特点即是其社会生活和经济元素愈来愈具有强烈的混合性。

(二)农村社会成员个体属性的模糊性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当代工业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现象。随着正在加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量传统农村人口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和生活于城市。由于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即使他们已经在城市中扎下了根,但在心理上和现实处境上他们仍然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农民”。加之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频繁地往返,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农民”和“农民工”、农业和工业之间不断地改变身份。这些都造成了“农民”的社会属性变得更为复杂和模糊,他们亦工亦农亦商亦城亦乡,但受制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原因,他们又仿佛非工非农非商非城非乡。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和水平的混合体,农村中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一个社会属性相对复杂的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模糊性造成他们对自己个体属性的认识模糊。“我是谁”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工心理上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惑,造成了他们对自身主体价值的怀疑。在他们的生活方式选择中:一方面是心中对都市文明的向往,是对身份逐渐改变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有着对自己未来不确定的不安。正是由于对陌生的现代道德的仿徨和恐惧、向往和模仿,也造成了他们在情感选择方面的徘徊。

由于他们在就业、医疗、子女求学等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市民”待遇,使许多人有着一种社会边缘人的心理,或者自我边缘于城市主体社会。这不仅容易引发各种心理问题,也影响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事实上,与经济问题一样,今天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间题已经成为困惑和影响农民工精神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复杂性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由于信息来源渠道的丰富性、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信息传播内容的复杂性。

第一,随着农村人口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频繁往返,重商主义、市场经济和都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已经影响到曾经相对简单、纯朴的农村社会和文化生活,影响了传统农村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及其原则;第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相对普及,使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他们对一些事情有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由于有了一定的法制观念,他们基本明白自己的权利,并知道得到这种权利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敢于主张这种权利;第三,以电话和电视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手段和信息传媒为农村社会造就了一个异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尤其是通过影响力和受众面越来越大的卫星电视和网络的力量,国外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电视剧和新闻节目,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曾经闭塞的农村,西方政治形态、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也对农村和农民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力;第四,传统的封建迷信内容往往以新的形式、以科学的面目在农村得到继续传播,甚至有时在一些地区造成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何正确认识这些纷繁复杂或光怪陆离的多元文化,解决它们对农村人口造成的精神困惑和道德建设上的干扰,是在农村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城市,有公共图书馆,有各种免费的公益讲座和讨论,可以有助于人们对各种社会思潮内涵的认识。但是,由于农村的具体情况,有些人不仅不能正确吸收其中的有益因素,甚至可能因为对其内容良秀不分而影响到广大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从而也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四)农村生活方式的多元性

农村劳动者个体身份的不断改变,一方面造成了他们面临着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身份认同的困惑,并因之造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人格分裂;另一方面,他们又因受到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对传统社会冲击的影响,而日渐动摇自己长期以来从父辈那里继承和习惯了的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在生产方式改变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思维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传统农业社会已经被打上现代都市生活的重重痕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因之带有了浓厚的重商主义特点,长期融于农村生活之中的生活方式不仅有了明显改变,甚至也因打工者的不断返乡而融人了学者所言的后现代社会的某些道德观念,从而造成农村和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的多元性。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众多的农村人口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也正在进行着一次巨大的变革。这造成了中国农村深受现代思潮和现代风尚的多重影响,这种变革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由于农村经济成份的混合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其相应的道德选择和生活方式也因之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都多元地存于现实的农村生活之中。在当前农村社会中,这种艰难的取舍和多元的共存、这种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变动性和混合性,反映的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道德选择的困境,事实上,其背后的根源仍然是经济因素和社会角色面临转换时的激动与焦虑。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6

1建设新农村的背景

由于我国受封建长久统治,地主专制使全国粮食大量短缺,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首先进行了,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来控制人口迁移,保证土地充分利用。万事皆有利弊,这一项决策在带来充裕粮食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城乡分割体制。同样是国民,农村人口却要低城市人口一头,除此之外,城市的各项水平都远超于农村水平,而农村却一步一步地落后。后来在农民不断劳作的努力下,全国的粮食等基本需求已经从供不应求发展到了供大于求的地步,只是农村收人逐渐减少,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做苦力。这样使得本来就少的农村人口更加分散,而城市人口却大幅度地增加,拥挤不堪,以助长了许多不应有的坏风气。我国政府也逐渐地将视角转入到农村,城乡分割体制已经经过了最高超的时期,步入了衰落的阶段,在中共十六大五中全会上,主席将农村的任务从原来的提高农业生产,扩大到了提高各项水平之上,已达到城乡一体化,实现全国平等。而发展城乡一体化中,科技的份量是相当高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里科技高,那里就富有,所以将科技引入农村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2科技在建设新农村中的作用

2.1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的基础设施长期过于落后,尤其是医疗设施相当贫瘠,这使得村里人不能够及时就医,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还有公路问题,许多农村还没有平坦的公路直达市区,这也使路上耗费的时间更加长了,修路一直是农民殷切希望的。当然除了这些,还有最基本的服务,就是用电、用水等,这些在城里人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在农村却很难。而科技强国的今天,以往的困难慢慢都能够解决了,而由科技支撑的未来将会更加现代化。

2.2增加人力资源

科技的引进,使得农民不得不接触新事物,这也增加了农民的知识圈,使农民了解的知识愈发多起来,并且都是些能够运用的、实际的知识。因此大力培养科技人才,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人力资源匮乏这一问题。而且发展的都是本村本乡守着自己土地的农民们,都是社会的最底层、人类粮食来源的总源头。当这里的素质水平提高了,那么我国的整体水平肯定只增不减。

2.3减少资源浪费

农村中有许多生活垃圾,像是人畜的粪便和农作物的枝叶茎等,没有办法处理就只能变成影响居住环境的罪魁祸首。这些垃圾也使得印象中空气良好的农村变得臭气熏天。与此同时,这些垃圾在未变成垃圾之前还是有很大的用处的,只是由于农村的科技水平低,无法将其利用起来罢了。风能、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等都是利用一些无用的垃圾转化成的。风能、水能、太阳能、地热能都是利用的自然界的力量发明的,本来这些只是像空气一样,都认为是自有的东西,但现在却被利用了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资源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其成本都是要低于发电机的,这样不仅可以保护生态环境,更加能够为国民减少经济支出。除了以上四项以外,还有目前最热门的生物质能,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沼气,它是借用于人畜的粪便和生活垃圾产生的气体进行燃烧,既可用来烧水做饭,也可用来冬日取暖。由此减少了煤炭的使用量,既省去了这些生活垃圾随意摆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又减少了处理这些生活垃圾的资金。因此沼气应用是当今农村必不可少的一项科技技术。如森林里砍伐所残留的树枝、树叶和零散木材,农地里除粮食果实外所剩下的秸秆、壳等废弃物都可用于生产生物质能,秸秆发电和秸秆气化也都是利用这些生活垃圾所发明出来的,专属于农耕地区的科技发明。

2.4促进农村产业化

农村最开始是以小农经济为生,很少有副业存在,只是单纯的种植和养殖。但与种植和养殖有关联的产业有很多,完全不需要只拘泥于基础的种植养殖模式,农民自己就可以创建一种模式,集种植养殖、生产、销售于一体。这样既可以能省去中间可观的利润,还可以使农民的利润最大化,这样农村经济想不提高也难了。当然这些都是需要科技作为基础,没有科技,只靠双手的话,想要形成一体化经营还是很有难度的,所以科技在促进农村产业化方面必不可少。

3科技在建设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阻碍

3.1外在阻碍

农村人口一直专注于经营农业,对其他方面并不怎么涉及。以至于科技的突然进入使他们措手不及,对于科技农民显然不能很好的适应。原因主要表现在:农民素质低,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小,获得信息的途径狭窄。

(1)农民的素质不高,抑制科技在农村的发展速度。纵观美国、法国、荷兰、德国等发达国家现代化农业腾飞的历程,无不把发展农村教育、加强农民职业培训、以知识替代资源摆在十分重要和突出的地位。农民素质的低下,使得科技在农村的传播力度减弱,农民对科技的吸收能力较弱,影响了科技发展的速度。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较小,上不起学的人也不少见,导致整个农村的知识水平低下,思维空间狭隘,阻碍科技创新能力。农民素质的问题是现阶段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解决农民素质问题迫在眉睫。为使新农村快速崛起,新型农民不可或缺,将培养农村人才列为重中之重的目标是目前的关键所在。

(2)农业技术转化和推广力度不够,抑制科技的传播力度。现阶段农业技术的科研与实际脱节,专家们所发明的科技成果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利用不上,这是推广所无法控制的局面,所以研究专家应将着眼实际,而非实现自己的目标,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技术少的问题。还有就是由于技术过于昂贵导致村民无钱消费,只得选择性能较低、价钱便宜的技术来运作,这也同时减慢了科技发展的速度,不能以本来该有的速度发展科技。政府对技术推广的力度较弱。由于各种原因的阻碍,致使政府认为过快、过量地将科技投入农村反而会给农村带来压力和不解,所以政府需要制定一个良好的方案,加快农民吸收速度。

(3)农村获取信息途径少,抑制科技的获取力度。农村与外界联系范围较为狭小,不能站在高处看世界,并且互联网也不普及,对外界技术的知晓只能靠乡村领导的传播,数量远不及外界那么多,政府即使收集的资料再全,也没有网络传播的多,而且没有互联网的支持,农民想要学点什么必须经由乡村领导派遣下来的技师教授,这样学习起来比较缓慢,而且资料较少,不能满足农民的求知欲。

3.2内在阻碍

(1)科技本身就带有着危险性,如若使用不当便会造成与预期相反的效果,就像当初发明化肥一样,化肥固然使得粮食增产增收,但也的确在长期使用之后破坏了土壤层,使土壤受到严重污染,抑制作物生长,产生反效果。直至后来研究学者们对化肥的使用量进行了精确调整,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土壤的伤害,让土地不至于贫瘠。我国一直都是讲究人道主义的国家,但对家畜家禽没有怜悯之心。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研究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及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两方面,其研究向浅层生态伦理和深层生态伦理发展,而以非人类为中心的深层生态伦理研究更受人关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挪威学者阿兰奈斯,它的“生态学纲领”与“生态智慧论”,为深层生态伦理确立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规范,为生态伦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把生态伦理看作是一种生态伦理思潮和社会动力。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待大自然上虽然已经比原来有大幅度的减少,但却还是存在,人类总是带有目的性地去获取,但是这不符合伦理的科技是该存还是该亡呢?一直是个争议的问题,也是阻碍科技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2)国外新农村建设中的经验。建设新农村不仅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样国际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韩国曾经有过“新村运动”,仅用了30年时间就缩小了城乡的差距,实现了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跨越式。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主要内容的自上而下的农村现代化运动。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为基本精神,以振兴国家为动力,通过政府支援、农民自主的方式,设计实施了一系列开发项目,带动农民自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新村运动在农村率先开展后,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泛国民运动,对促进韩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奠定了韩国国民的时代精神、国家伦理、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文明秩序。韩国“新村运动”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注重对农民价值观念的改造;二是注意对村级新村领导人的选拔和培训;三是政府的支持和农民的自立相结合。韩国政府实施新村运动,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与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等三大模式。美国为推广和发展农业事业主要是依靠颁布法令来实行的。首先是1862年的《增地学院法案》,将一部分国有土地分配给国会参、众两议的议员,每人3万英亩。并将拍卖后所的基金设立为每州的州立大学。其次是1887年的《农业试验站法案》,规定在州立大学农学院领导下建立农业试验站,运用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原则,从事独创性的研究。然后就是。1914年,《合作农业推广法案》,规定农业部在每一个州立大学或州农学院共同建立合作性的教育实体,向那些对农业和相关科目有兴趣的美国人提供非正式教育,通过田间示范、出版物和其他形式向校外农民提供农业和家政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7

关键词:建筑技术;新农村;农村生态

目前,全球五大建筑业,我国仍然是世界五大建筑业当中能耗高的发达国家之一,2003年初,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组织开展了,《全国综合能源》的专项统计调查工作,根据《能源战略与政策研究》的数据统计,有多家统计我国企业现有农村建筑面积400亿平方米,但其中约99%仍然属于一种高耗能类型建筑,在旧改建和后期新建大型建筑中农村建筑节能管理技术上的应用还很少,导致95%的农村建筑仍然可能属于一种高耗能类型建筑,近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住筑建设不断深入,在当前大型新农村住筑建设中,首先最需要得到改善的是乡村农民的整体居住生活环境,但这些年的新农村住筑建设往往很注重农民总体居住功能和建筑造型,忽视了整体建筑节能。只把以前农村的单层土坯房、砖房等改建成统一建筑设计的单层钢筋混凝土主体建筑,忽略一些农村节能低碳减排建筑问题的学者提出,节能减排建筑不仅为农村生活提供健康,同时也为农村人们提供节能低碳减排的舒适生活环境,有效实现农村人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共处。因此,建筑节能环保技术,在我国新农村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1传统民居的可继承性研究概述

1.1强地域性的可继承。房屋建筑都表现当地建筑的地域性,按自然气候、地理位置分类,有南方民居、北方民居、回族民居、高原族和雪域藏族民居等;按少数民族文化划分,有北方少数汉族地区民居和吴越族、福劳族、彭族和另有三种原住民族。按建筑结构形式分类,有木结构吊梁式、通斗式和混合式、竹木吊梁结构承重干型、木井结构干型,砖墙结构承重型、砖木结构混合式和承重型、望塔、土楼、窑洞、玉宝等。按建筑平面外形分类,有垂直圆形应用房屋、垂直矩形应用房屋、水平矩形应用房屋,其中圆形庭院式应用住宅主要包括庭院曲线应用住宅、四合院等,还有混合应用住宅、圆形混合住宅、窑洞混合民居等最常见的综合应用建筑是汉、回、满、白、纳西族等少数蒙古族长期以来采用的传统居住建筑形式,历史悠久,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民居就是为了保护其具有地域性的文化传统特色,加强农村特色产业保护。1.2强生态性的可继承。“天人合一”也就是中国古代一个基本的哲学理念 强调体现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和有机性的统一,由于传统建筑哲学具有强烈的艺术生态性,其追求生态性的精神被中国传统建筑哲学思想所严重支配。传统生态民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与现代自然和谐共处从建筑结构布局、施工工艺,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相辅相成,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采光湿地通风,节约能源利用乡土建筑装饰材料,发挥乡土构件建筑材料的综合自然利用性能;农村建筑物的装饰艺术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审美观念等民族历史上的文化艺术传统,其技术特点是与当今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建筑体系,在许多技术方面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在当代构建社会中,宜居健康社区的合理规划与环境建设是十分值得借鉴的。1.3强伦理性的可继承。中国建立传统哲学思想体系,创造了一个思想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的中国,并以传记哲学统一伦理建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社会历史变迁发展演化过程中,中国传统道德思想普遍认为,需要严格规范复杂的社会关系过程中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存在着许多道德观念。我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具有高度普遍性和规范性,深刻地产生影响和制约着我国传统民族建筑的结构类型、组团结构布局和传统单体结构建筑以及建筑物的规模、体量、建筑色彩、建筑风格和室内装饰等,是我国传统民族建筑的重要组成类型,传统民居也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家庭社会伦理、宗教信仰和社会行为准则。

2民族地区传统建筑特色

各民族传统民居建筑形式特色。“娇楼”蒙古民居举世闻名,这种典型建筑结构形式在许多少数民族,建筑中都普遍存在。“雷山”是苗族人的吊桥和角楼建筑是非常典型的,受当地特殊地理气候环境影响,山体缓坡地形参差不齐,高跷桥的建筑一般都是依托倚山而势修建。它只是建在一座山顶上,整个山的建筑不过是依附于这座山,但整个建筑的后半段大部分却是建在一块岩石之上,上半部分由一根木桩作为支撑。由于高层建筑物的两层和三层,屋檐向上延伸一直到上层建筑顶部基础的,形成了一种悬脚架的姿势,因此被人们称为“挂”脚架式建筑。整栋楼的建筑都好像是用一根木头柱子做的,主要材料是用当地的天然木材。吊脚吊顶木构式的建筑形式是古代我国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特有的一种建筑结构形式雷山苗族高跷建筑,它是我国山地柱式木构建筑的典型创作,属于歇山斗挑梁木架干柱式歇山式木构建筑。传统公共建筑在贵州侗族地区,除了甘兰式房屋外,鼓楼、风雨桥、亭子等建筑在村公共场所也各有各的特征。其中鼓楼不同于一般的建筑,它的材料主要是木材,另外,风雨桥突破了桥梁的单一功能,将桥、亭、廊、斜等多种风格融为一体,桥上有屋顶,可在用于人们在桥上栏杆的同时,侗族民间画、花鸟画都画在廊桥两侧的廊桥上,山水画使凤玉桥更具艺术性和民族性,整个桥亭是用木头建造的,与鼓楼、枫玉桥一样,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主要建在山中山路的一侧,供人们休息。大多数柱子支撑着顶盖,柱子与长凳连接成一个圆形。

3传统民居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3.1加强村落规章与集约土地利用。我国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进程的潜在问题,其中它在农村土地利用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与社会生产经济活动中,最为密切的农村耕地和农业城乡建设工程用地。一方面如若是非农业用地建设工程用地,耕地面积的扩大将会导致农村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将大量耕地资源转化电力为再生能源,可以带来畜禽养殖场和水域、果园等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此外,农村新建住房逐渐成为,当前我国推进农村土地开发利用当中不可能被忽视的主要潜在问题之一,农村建设住宅村庄是目前农村建设住宅用地的重要主体,由于对宝贵的农村土地和水资源利用重视不够,缺乏科学的住宅村庄总体规划,和农村土地的合理租放利用,导致了"空心村"、宅基地等的闲置和闲置。一户多户大量"宅"移民现象的不断出现,不仅直接加剧了城镇土地利用资源的严重过度浪费和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也直接使得城镇周边地区村民乃至整个周边村庄自下而上的生态环境保护变得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农村居住环境条件不能充分适应我国现代农村生产经营生活的实际需要,大量农村居民搬出去后又盖了个新房,。"空心村"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所以在推进新农村工程建设中,要切实保护农村传统旧式民居和村庄可持续发展,加强城镇村庄总体规划,坚持集约经济发展,节约集约土地利用,贯彻改变过去对于村民随意规划选址、分散规划布局的管理现象,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保护基本农村土地利用资源的安全可以和持续集约利用,可以有效增强我国土地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行的农村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服务能力,促进我国农村土地生态社会文明体系建设,保护和合理改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3.2开发乡村旅游,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发展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得到发展和保护,同时,要针对当地古民居的功能特点和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加强相关政策研究立法,合理编制规划,有效的团队组织和资源管理开发者和利用。充分认识民居的保护功能和利用功能,并对其加以合理开发和再利用,也是我们保护中国古民居的一种有效途径之一。如今,旅游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和社会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乡村文化旅游已渐成为现代乡村旅游的新发展趋势和热点。而现代乡村社会对我国传统乡村民居的直接影响与乡村发展自然是相辅相成、可切割分离的,它们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共生发展关系。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同样有利于有效促进藏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也同样有利于有效保护藏区传统藏族民居,一方面通过修建统一旅游住宅为中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进步提供了优质的人文旅游信息资源,南北两带地形气候迥异,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传统生活习惯也大不相同,很大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建筑上和文化上,不同的类型建筑物会有不同之处理和地区。如今的传统汉族民居建筑是传统民族建筑的重要组成类型,也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播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现代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涵。

我国传统民居建筑是我国传承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新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给传统特色民居的管理保护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工作带来了发展机遇, 改善居住村的村民居住生活环境,充分认识传统汉族民居的建筑功能和使用功能多样化模式的生态保护与融合发展之路,实施民居动态融合保护和有序融合发展,从根本上努力实现传统民居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继承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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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超,王军.华北北部民居绿色建筑技术实考[J].山西建筑,2009(14):50-51.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8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污染环境犯罪;污染环境罪法益

1农村环境污染主要类型

1.1农村水污染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最新的水的质量监测和评价显示,去年的水的质量总体上来说分数是合格的。V型冠面积比去年下降了1.0。其中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总磷,化学需氧量和工业废物排放指数过高。在农村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比如脐橙的广泛种植的种植除了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农药与肥料的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农村水稻的种植,为了防治病虫害也会使用农药进行驱虫。恰恰是这些日常的农业生产行为,导致了农村水体污染。

1.2农村空气污染

依照最新的数据得出,目前全国仍然约有一半以上的重点城市不能基本达到城市空气质量国家标准的总体要求,与此同时臭氧层等污染严重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我国农村,北方冬季秸秆大量用于燃烧,以方便取暖或者肥沃土地,但是由此带来的大量粉尘污染不容忽视,秸秆的过度燃烧,北方冬季雾霾与沙城暴频发诱因之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工业区逐渐向农村地区扩散,虽然促进了农村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是农村的的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和整体质量的却在下降。比如工厂排放的有毒化学物质,如二氧化硫,经过工厂排放到大气中,在上升过程中遇冷凝结,易形成酸雨,损害村民健康和不利于农村植物生长,影响农村环境。

1.3农村固体废料垃圾污染

农民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不仅包括了可以降解的有机物质,还包括了一些难以靠生态自身能力净化的重金属污染物质。这些重金属污染物质一旦流入河流或者湖泊中会对水资源造成损害,如果长期堆积在土地上,对于土壤的结构也会造成影响。从生活方面来说,与城市化的住户结构不同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住户结构呈现分散的状态,所以在农村难以实现对于垃圾的集中处理。加之我国的垃圾分类政策在逐步推行实验中,要想在农村实现精准的垃圾分类恐怕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从农业的种植和生产中来说,在种植的农作物的时候通常都需要使用一层地膜对其进行保温、保持其土壤肥沃度,从而促进各种农作物生长。但是由于当前我们所使用的耕地膜主要都是由多种聚乙烯和其他化合物组成,这种聚乙烯和其他化合物的降解很困难。若不能及时收集和清理,长期留在土壤中,会对其他土壤和水体造成破坏,使得土壤中所含的营养素大大减少,阻碍农作物的生长,同时也破坏了农村环境。

2污染环境罪发展历程及法益保护

截止至目前,我国对污染环境罪的进行了三次修订。第一次是在1997年,刑法取消了重大污染行为,同时以有害物质的概念代替了危险物质的概念,扩展了犯罪对象的范围,污染环境罪也是由此而来。第二次修改则是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对重大环境污染罪进行了修改将“重大环境污染罪”的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在从某种方面上来说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并且将更多的行为纳入刑事法制的范畴,扩大了刑罚处罚范围,体现了国家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第三次修改是在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通过,将污染环境罪刑期上限提高。这三次的修改都是历史的必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也带来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通过行政手段对于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罚,对于一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污染环境的行为的确可以起到教育作用,但是对于情节恶劣、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如果用行政法律加以规制,明显不能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所以污染环境罪的不断修改符合我国当前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在环境保护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种观念:“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人类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不同时期的环境伦理观有着不同的指引,环境刑法的规范性和法益也在相应的变化。我国的关于生态伦理观和生态保护的相关立法体系与同一时期是的西方国家相比开始的相对晚一些。“生态中心主义”从诞生之初立刻便被广泛应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中。根据各种资料推理论证可以得出,西方最早的关于环境的伦理观念是“人类生态中心主义”。此观点认为,人类才是生态的主宰,生态的环境的一切是为了满足人类日常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以实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关于自然环境伦理和道德伦理的生态理念观点在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其中主要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两个基本阵营的学术争论。学术争鸣的现象也普遍存在。“生态中心主义”大约在1970年被我国法学学者所知悉,自那以后学者们不断研究该观念,以理论实践支撑其内涵,并且将这个观念纳入进环境刑法的研究体系中。“生态中心主义”这一观念的产生是在人们大肆毁林,导致了一系列如沙尘暴、洪水等严重生态问题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该是在同一视角,和谐相处。并且站在更高的角度进一步详细的指出了人要承认自然的客观存在,这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前提要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其次,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既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又要保证不破坏生态平衡,如果平衡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导致其失去平衡,那么我们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顺天应时进行种植,退耕还林、退湖还田修复生态环境则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体现。最后,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在各地方经常能看见的标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以自然生态为主,保证经济在平稳、有序、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稳步发展,以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好共同生活的摇篮,保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3农村环境污染犯罪国外借鉴与以及完善

1980年,德国的一些立法者将国家的环境污染法纳入了德国的《环境污染刑法》中,至此之后德国所有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刑法都包含在《环境污染刑法》中。从而形成了《土地、动物、植物环境污染法》,这部环境刑法对保护自然和个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德国《刑法典》对环境违法行为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处理,将环境违法行为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德国的环境法不能被视为完全独立的法律。在日本,除了制定的刑法外,还制定了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和法规,并且将污染环境包括噪音、农药、固体除害剂等,都被纳入了限制这些重要法律制度的领域。参照德国与日本的关于环境污染的的法律规范,要使得农村污染环境犯罪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切实的补救和保护,不仅仅需要扩大刑事立法的保护范围,还要制定专门的刑事立法对于农村污染环境罪进行专章专节规定清楚。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村生活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农村地区的监管力度亟待加强以及污染环境罪在刑法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点应对措施:第一,在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追诉的条件中,可以考虑将空气污染指标作为一个刑事追溯的条件。鉴于农业生产时令性和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环境污染较为为严重的严重的季节主要在秋季和春季。以秋季而言,北方秸秆的大量焚烧,不仅仅会使得农村地区空气质量在短的时间内的恶化,更有胜者可能会影响周边村落甚至是城市地区。所以在秋季的时候要加大对于秸秆焚烧的监管力度。监管的不单单仅限于秸秆焚烧的地区,可以适当扩大其监督范围,对于秸秆焚烧的周边地区也可以加以监管。此外,还可以对过度焚烧秸秆的这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比如罚款或者责令其恢复生态等方法,以此来达到保护农村环境的目的。第二,对于水污染,可以适当扩大其入罪的标准。在现有的法律文件中,将水体污染的追责条件限制为“致使疏散、转移群众15000人以上的;致使100人以上中毒的”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水污染所保护的法益是人类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的公共秩序。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一点是水循环作是生态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遭受到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失去平衡,由此会影响到大气循环和地质循环。从法益保护的角度考虑,污染环境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人类利益,还要将生态法益考虑其中。刑法一般所要保护的是生命、身体、财产法益,生态法益相对而言比较抽象一些。尽管生态法益较为抽象,但是生态环境一旦遭受到破坏,其造成的损害是永久性且难以弥补。针对于生态法益这一特殊性,除了灵活用行政手段中的恢复性司法以外,在刑事法制中的应当结合具体案件情况将平衡好生态法益和其他法益的关系。针对于水污染,还可以加强对农村排污的管理,充分发挥好,利用好农村集体组织特点,可以通过农民自查自纠的方式将情况及时上报,从而减少农村环境污染。第三,在刑法条文中应当明确固体废弃物污染的行为。这些年来,我国几乎忽略了对于固体废弃物的监督与管理。正是因为对于固体废弃物监管上存在的些漏洞加上固体废弃物会对环境造成原始伤害和二次伤害以及其污染性大特点,所以刑法中需要进一步明确固体废物的污染行为,将其纳入刑法的范畴。在农村大多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和垃圾分类意识较为薄弱,使得固体废弃物随意堆积,造成了农村的环境污染。除了用刑事法制予对随意堆砌固体废物污染的行为加以规定,还可以加强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的宣传。第四,加强对农村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开展生态环境综合保护的政策红线、环境保护质量管理底线、资源综合利用标准上线及相关生态环境保护准入条件清单等多个方面的相关宏观政策监督管控,健全对于一些规划性项目环评、项目性环评的引导和制约机制,全面深化区域性空间的生态环境评估,对于符合其他区域性生态环境保护条件要求的建设项目则加快审批。推进一个乡镇以上农村绿色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统筹谋划推动农村退耕还林施肥除草、湿地资源保护与生态恢复、水资源生态环境治理等一系列绿色生态工程。

4结语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的发展,虽然近年来我国部分乡镇地区已经在其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和进步,但是由于农村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正在不断加剧,需要通过刑事立法手段来将其作为保护环境的最后强有力的基础和后盾。因此,还是需要将当前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卫生保护活动工作和刑事法制活动进行有机融合,让其他司法部门和人员能够"有法可依",使得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的犯罪分子能够得到自己应有的惩罚,进而让所有人意识到国家对于保护环境重要性。

参考文献:

[1]高铭暄,赵秉志.中国刑法立法之演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2.

[2]赵秉志.中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演进及其思考[J].江海学刊,2017,(01):122-132+238.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9

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创作于1943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命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扩大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主要以革命救亡为主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赵树理以一对青年农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为题材的《小二黑结婚》显然远离了时代主题。因此,当1943年《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尽管在读者中的反响空前热烈,但文艺界的同行却敏感地发现了小说与时代主题的疏离。“在《新化日报》(华北版)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批评道: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有什么意义。””当时,赵树理仅是出于“问题小说”的立场,为配合边区《妨害婚姻治罪法》写作,并非像文学史所定论的是他“实践了文艺方向的结果,是同志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他没有自觉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也无意将其写成文艺“方向”的范本。

通过细读《小二黑结婚》,其叙事立场与政治权力话语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在赵树理所处的时代,中国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则被看作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建立国家的主体。在民族危机中,政治权力话语对他们进行现代政治启蒙显得异常迫切,农村叙事便具有了特殊意义。如何展开农村叙事?由于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的渴望,导致国家话语对农村进行现代政治启蒙的“焦点始终是革命人的理想化与革命的理想化”[3]。“中国农村革命究竟是一场传统性质的革命,还是现代性的革命,农民问题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所谓“现代”是人造出来的,现代本质的实现也只能通过人的成长来完成。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打破中国农民的千年传统梦想,组织起崭新的农民本质,组织出真正的新人。而《小二黑结婚》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无疑离这一要求较远。这篇小说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存在着古代才子佳人痕迹,故事深层更暗合才子佳人程式,是现代版的才子佳人故事’。

这个模式有一定程式:首先是郎才女貌;其次,他们的爱情是私自定下的,不属于包办婚姻,还受到父母反对;再次,他们的爱情往往有“小人”破坏,但最后因得到贵人相助而获得大团圆结局。小二黑“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6,而且长得帅气,符合“郎才”模式,小芹则明显属于“女貌”模式。二诸葛和三仙姑显然是代表封建势力的父母,金旺兄弟则属于“小人”,而区长的干预则是扮演了“贵人”的角色。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遭受到的阻碍之所以得到解决,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新型革命农民的理想化特征。

同时,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完成革命的理想化,即赋予革命以合法性,论证从传统的农村到现代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标志。《小二黑结婚》也没能充分论证这一点。他的小说有两大主题,即农村封建落后意识与基层政权问题,前者造就了农民的愚昧,后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现实物质利益。对于前者,由于赵树理长期在农村生活,对此司空见惯,他熟知二诸葛的“神课”代表了一种农民的旧意识形态;对三仙姑的前后转变虽有嘲讽,但更多的是批评她违反了为人妻、为人母的日常家庭伦理。对农村的封建落后意识问题,赵树理没有把它提升到阶级对立面的高度批判,而是以善意的嘲讽、促人自醒的温和态度讲述。至于金旺兄弟与小二黑和小芹之间的迫害、反迫害斗争,也是民间社会善与恶的道德较量。《小二黑结婚》诙谐、幽默的叙述近乎把革命讲述成才子佳人的传奇、善与恶的道德较量。作品运用的是民间道德伦理谱系,表现的是民间通俗活泼、热闹的审美旨趣,而非革命的现代性叙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获得了国家话语如此高的评价呢?这与当时的抗战背景有关。赵树理的小说缺乏革命的现代性叙述,可他利用民间通俗的文艺形式,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方面与20世纪40年代的主流话语非常合拍。他的创作与主流话语尽管在革命性方面有着细微的差异,但不影响反封建的时代意识。战争文化环境所造成的相对宽容的话语氛围,主流话语对革命阵线的广泛性要求,延安讲话对文艺大众化形式的强调等,使赵树理的小说在当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遮蔽了其话语立场与主流意识的错位。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热烈向往是现代文学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依据,“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最先以启蒙和救亡打开了缺口,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到了1938年,有了建构一种新型文学的构想,并将其初步概括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种新型文学命名为“工农兵文学”,它实际上是为新中国构建的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同步的新兴文学。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之所以获得了国家话语较高的评价,是因为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最早而且是成功地为新型文学找到了话语起点的作家。“赵树理方向”的意义是用农民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讲故事。这是建立中国农民的现代本质继而完成中国叙事的基础。随着意识形态的变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类型也在不断演变,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象征。而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提供了民族形式这一中国叙事的话语起点后,没有新的发展。此后的创作没能塑造出成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并通过这一主体的认同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中国的真正本质,进而达到现代性叙事的“典型化”标准。因此,一直“落后于”时代的现代性的飞速发展。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话语类型从叙事不断进展转换为抒情话语、象征话语时,他仍然坚持早期的“未成熟”的叙事立场,这是赵树理一生创作上的缺陷。

农村生活伦理范文篇10

1.1新中国成立前后传统仪式影响下的村庄公共文化生活

洞村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经济不发达,与外界交流也不多。即使在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也很少进村。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村民们却少受外界冲击,保持着传统农耕文化的那份宁静、单调与贫脊,因而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主要是传承了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传统农耕文化。其特点是:公共文化带有很强的宗教和宗族文化色彩。村中有从事供奉、祭拜、丧葬活动的专用场所,有供奉神灵的村庙,虽没有公开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但据老人们回忆,村民大都对神灵充满敬畏,一旦遇到灾病,就会举行仪式活动,请求神灵的庇护或宽恕;还通过祭祖坟、拜年、红白喜事等基本方式参与家族性公共文化活动。陈劲松根据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方式,将社会关联分为神性关联、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三种形式。建国前后的洞村主要是以伦理和神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联。新中国成立以前,政府公共权力从未直接深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社会激烈动荡,但洞村皆因交通不便处于半封闭状态而未受太大冲击。乡村社会的治理和维系主要依靠宗族和宗教的权威,因而村庄公共文化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宗族和宗教色彩。

1.2集体化时期国家行政控制下的村庄公共文化生活

50年代中国乡村的集体化改造在全国是整齐划一的过程,很少考虑到地方特色或自然、历史条件的限制,以致于集体化后的洞村同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村民从昔日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共同体进入到新的集体经济组织中,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与同质性,从而形成特定时期的特定公共文化生活。紧跟全国政治形势参与政治活动,按照上级的指示统一组织集体化生产,移风易俗,对传统的、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文化进行改造或禁止,家族公共活动被取消,祭祀等封建迷信活动被禁止,供奉用的宗祠被用作社员开会的场所,民间的迷信活动几乎绝迹。开会是集体化时期最有特色的也是村民最主要的公共活动,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队里的会几乎天天有,大队、的大会也常常参加。在近现代历史上,农民还从来没有过象集体化时期这样的如此紧密地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管理。集体劳动是集体化时期最重要的公共活动。这种集体化的生产与分工改变了村庄内部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交往方式,昔日血缘和亲情的伦理关系被生产队里联系更紧密的经济生产共同体所取代。农闲时节,村民被组织起来参加生产队或公社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许多社员还参加了公社、大队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共青团、民兵连和文艺宣传队等。一次次政治运动破除了农民对祖宗和神灵的敬畏,由原来的对祖先、神灵的共同崇拜转向对领袖的偶像崇拜,村民们在新集体生活状态中找到了新的希望与寄托。

1.3改革开放以来的村庄公共文化生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民从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电视、手机、网络等大众传媒在乡村的普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洞村公共文化生活和私性交往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市场经济的冲击“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青壮年劳力包括大量女性纷纷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去追求财富和梦想,他们大多靠苦力赚钱,而以牺牲家庭、健康为代价。他们大多在中年后仍要回到农村生活,但他们即使回到农村也不再珍视农村的土地,不再将婚姻家庭的稳定视为幸福,不再满足于乡村的安宁,不愿参加村庄的公共文化生活。

1.3.1集体化时期的公共政治文化生活渐趋消逝,新的村民自治并未成功地取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们又重新获得了支配自己时间的权利,恢复到了祖祖辈辈习惯了的自由的散慢的独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乡村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境界以及天人合一、礼俗仁义、坚韧达观等价值观念正在丧失,而被当前以控制自然为特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所取代。村民们接受了粗糙的、表层的逐利甚至于贪婪的市俗文化,遗失了与自然合二为一、怡然、健康、达观的乡村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现代生活方式中迷失了。体制被废除后,国家在农村进行了新的制度安排,建立乡镇一级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末端,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进行民主选举组建村民委员会进行乡村自治。“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反映了我们党实行基层政治民主的良好愿望,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村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偏低、村民选举的形式化、乡镇的干预、村干部的整体素质不高、村财力不足、村委会少有作为等诸多因素,目前洞村的村务实际上处于半闲散的状态,村委会并不能有效组织村庄的公共文化生活。

1.3.2宗族性公共文化生活的悄然复兴但难以成为村民的精神支柱

国家权力的退出,村民自治的疲软,正好为宗族性公共文化生活的复兴准备了适宜的土壤。村庄老人们所熟悉而一度受到抑制的传统如修缮宗祠、重修族谱、祭拜祖先和神灵、龙舟比赛、传统提琴戏等重新成为村民们的主要公共文化生活。这些公共文化活动的复兴,使人们好像又恢复到了从前。其实不然,有些活动仪式依旧,但所表达的意义已经有所改变,宗族性公共文化生活作为一种社区记忆已经逐渐淡出村庄,很难成为村民的精神寄托。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核心为礼俗文化。自晚清以来,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根基逐步瓦解。梁漱溟指出,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百年内忧和外患,中国近百年史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集体化时期的多次运动和国家权力的植入、市场经济的外来冲击,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中正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破坏。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大背景下,乡村文化完全失去自信,不再是村民们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

1.3.3基督教信仰的一度兴起又悄然衰落

由于传统的乡村文化失去自信,不能有效地成为村民们的精神寄托,基督教信仰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度悄然兴起。村中一部分中老年妇女虔诚信奉基督教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们的思想、行为及丧葬仪式。当村民无法在现实体制内获取权威依附和对公共文化生活的需求时,便很容易转向虚无缥缈的宗教世界寻求安慰。新时期国家对宗教信仰政策的宽松也让基督教的存在与发展有了一定的政治空间。

1.3.4日常生活的交往与休闲以家庭为单位,人情渐趋冷漠

现在的洞泉村村民,青壮劳力和中青年女性大多外出打工,剩下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及其他村民基本上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以家庭为主要依托。村民不再以土地收入作为唯一的生活来源,在办大事时大多以雇佣劳动解决困难,彼此之间的依存度减弱,疏离趋势加强;集体化解体,没有村办集体企业或土地征收,村民的共同利益基础不再;电视等传媒的普及,更为村民的日常生活私性化提供了条件,进而造成了村民关系的疏离和传统人际关系的变异。随着人们之间的联系减少,距离增加,了解渐缺,人情渐为冷漠。

1.3.5腐朽、庸俗文化死灰复燃

村民们的交往圈子缩小了,又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缺乏必要的精神依托,于是,宗教迷信、等落后的文化便死灰复燃,且呈滋长蔓延之势。封建迷信活动盛行,丧葬活动讲排场,拼场面;后代子孙耗费大量钱财修阴宅。最令人忧虑的是近些年来成风,几乎成为村民的一种普遍的消遣方式,渐渐形成一种不劳而获的不良风气,已成社会公害。

2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