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分化下的留守儿童论文

一、DS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化

(一)DS村简介

安徽枞阳DS村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淮丘陵，背倚大别山东向余脉，南临长江。土地以坡地和林地为主，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原始”，系国家AA级林业示范村、“全国绿化千佳村”、“中国森林生态网络工程体系建设枞阳点与示范基地”、“安徽省卫生示范村”、枞阳县“美好乡村”建设示范点等。该村经济多元化，但以打工经济为主，整体贫富差距不大，社会分层仅仅是“打工”上的差异。DS村基本上是一个单姓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有12个村民组。2011年春节户籍人口2170人，适龄(16～59岁)劳动力人口1476人(含当兵、上高中、读大学等89人)，异地(县外)务工男女(农民工)839人，其中第一代农民工(初始务工于分田到户后，年龄大约在46～59岁26.2%，新生代农民工(初始务工于90年代，年龄大约在30～45岁)41%，第二代农民工(初始务工于21世纪)32.8%。DS村70年代中兴办了一所完小(笔者曾为此校民师)，方便了村民的义务教育，所以该村年龄45周岁以下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8．6年。

(二)DS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化

据DS村党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参照马克斯•韦伯社会分层的“三维”标准尤其是收入这一维度，该村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的群体:拥有一定资本而自立门户的工商业者、跻身企业技术与管理的白领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等。也就是说，DS村新生代农民工历经数年的博弈和修炼已分化为三个层次非常清晰的等级群体。其中，上层有5人，他们或为建筑商或为运输“寡头”(经营一定范围内的内河或公路货物运输业务)或为市场及商品批零的老板，他们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高”龄者，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执着坚定，善驭市场，尤其是较广的人脉和较为丰厚的社会资本更是成就他们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一定程度上，他们仅仅是记忆和“标签化”的农民工;处于中间层即跻身为企业白领阶层的有9人，他们在群体结构中居于较高层次，收入也为底层的打工者所钦羡，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更有一技之长，他们分层地位的获得在于他们的“能力”和“学识”［4］，他们努力地摆脱农民工的尴尬，但离“标签化”的农民工还有距离;其余的都是依赖打工的受薪者，他们少文化乏技能，分化后沉淀在底层，成为农民工的“经典”，他们的务工理想也很简单，就是多挣钱，然后落叶归根，并认为是他们这个层次务工者的不二归宿。

(三)DS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化效应

如同宏观上的社会分化一样，DS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微观效应。对此，该村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了如下的描述。他说，群体分化后的上层，在城市有较为宽敞的住房，甚至有别墅和私家车，孩子或通过缴纳高昂的转学费或利用关系陆续就读于名校，妻子或为助手或为家庭主妇;他们回老家省亲较少，但很派———对父母出手大方，对同宗尊长也不忘随礼，若家乡去人，他们更是像“驻京办”①一样热情，有一位还为家乡筑水坝捐款10万元。与“老板”们相比，处于群体分化后中间层的几位，他们则只能住在单元楼里，妻儿都经历了“夫妻分居”和“留守儿童”的艰难过渡，妻子还必须继续工作，孩子也只能上一般公立学校;背负着做“人上人”的愿景，他们工作艰辛，一般在春节时才携妻儿回家，由于巩固“白领”位置的沉重，“风光”中尽是疲惫。说到96%以上底层的务工者，该村的党委主要负责人不无忧郁，他说，由于“先天”的弱势，绝大多数新生代务工者与第一代没有二样，干“锤事”收入少，夫妻劳作，子女也多留守家中，虽有少数人把孩子带到了务工地就学，但上的是民工子弟学校，而且因为“钱”和教育制度的区域排斥，这些孩子很快又不得不返回到留守儿童的行列。②

(四)小结:新生代农民工分化的讨论

由上可见，在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中，边缘化的农民工也不断地从同质性走向了异质性，成为内部差异性很大的群体［5］。而就DS村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形成了极少的城市工商业主、很少的企业“白领”、绝对多的打工受薪者三个层次的蜡烛台式的分层结构。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中，5人为城市工商业业主，9人为企业“白领”，330人为底层的打工仔，足见农民工分化流动的艰难，“二元”社会制度结构阻滞力量的强大，农民到市民路途的漫长。所以，就其性质来说，尽管分化导致了群体结构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分化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身份与地位的制度认同，依然是一种内部分化;就其机制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化依然是内生性的本能选择和抗争，分化艰难结果且不确定，但其意义却大大超越了一些相关农民工的政策预期，也就是说，如果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农民到市民的无奈“过渡”，那么农民工的不断分化流动则是疏浚这一“过渡”通道的重要冲力，即农民工分化越快、流量越大、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这一“过渡”里程的缩短。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分化流动发生的条件方面尤为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分化流动发生的条件上，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其代际性差异明显，在“学识”和“能力”等主体性要素相同的同时，个人(或家庭)社会资源、关系网络和“人脉”等外在因素更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分化流动发生的机会和条件。社会结构制度化的板结，阻隔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甚至阻断了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分化与流动。也就是说，哪怕是群体内的分化和流动，也必须寻求非正常的外在要素的推动，而对于个体来说，这些非正常外在要素的寻求与拥有则是公平显失制度下的智慧反映。所以，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中，如果说学识和能力等主体性因素是少数人正向流动并跃居较高分层位置的两翼的话，那么“城市工商业业主”得天独厚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则是他们流动上升雄踞顶层的引擎。或者说，踞于顶层的“城市工商业业主”就是主体性因素与“天时、地利、人和”相融于一体的结果，因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映证了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取模式”———即越是工业化的(开放)社会，先赋性(外在)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取的影响就越弱;越是传统型的(封闭)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取的影响就越强的这一推论［6］。

二、DS村留守儿童的“流变”

(一)DS村小学学籍变动信息

就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一出校门就踏上了打工的路，所以他们绝大多数是“先立业后成家”。务工的艰辛和城市社会的生活体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观、生育选择和生育行为因此有了较强的“时代性”，所以他们一般生育两个孩子或一个孩子(男孩)。家庭规模小了，与此相应的是对孩子学校教育的更加重视———据观察，有条件的是把孩子转到城里上学甚而送入“名校”，条件尚欠的则将孩子转入县城学校或县内“名校”由夫或妻一方陪读，后者近年甚至成为趋势，但它(后者)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的性质。对此，表1“DS小学2005—2011学年度学籍信息统计”可见一“斑”。显然，DS村小学从2005到2011学年度留守儿童已有26人发生了学籍变动，其中11人转学到县外父母务工的城镇，质变为非留守儿童;3人由流动儿童回归为留守儿童;17人为县内陪读转学，1人辍学，但它们不是本文所说的“流变”。虽然DS村小学6个学年度里留守儿童发生的正向流变和负向流变加在一起只有14人，但起码说明了留守儿童的“流变”已经和正在发生。

(二)农民工父母分化故事中留守儿童的流变

留守儿童学籍变动的信息是考察留守儿童流变的核心指标。DS村小学留守儿童的学籍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动，但这种变化流动的机制和条件，这种变化流动的质量水平又是怎样，等等，这些恰恰是本研究目的之一部分。基于留守儿童派生于农民工的事实，笔者便利用度年假逐一访谈了14位学籍变动和6位没有学籍变动留守儿童的家长，试图通过他们务工经历的讲述，来厘清留守儿童流变的理路以及变和不变的原因。访谈中，笔者吃惊地发现，发生正向流变留守儿童的家长都相继位于内部分层结构中的中上层，而发生负向流变和没有流动的留守儿童的家长则都处于内部分层结构中的下层。由于分层的同质性，所以以下仅仅是4人的“访谈”，他们分布在内部分层结构的3个层次上，即上层A1，中间层B1，下层C1和C2。上、中层访谈辑录(此处进行了适当的文字处理和人称转换)如下:A1:某市粮油批发商。42岁，1992年高考再次败北后“子承父业”—来到了某市经营粮油零售。由于“巧”得机遇赢得了第一桶金，从此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现在已由一爿零售小店发展成为占某市粮油市场批发的“半壁”(同乡的评价)。其妻儿5年前进了城，并斥巨资将孩子送到了市里最好的学校读书，努力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梦想。B1:江苏张家港市某公司的人事主管。据说，DS村在该公司打工的新生代和第二代农民工都是通过他招纳的，所以该案主在村里影响较大，其父母也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普遍尊重。该案主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不算高(用高等教育大众化来衡量)，但会“玩事”(方言:善于公关协调)，多年前就提升为人事主管。职务提升了，妻儿可以团聚了，但不能满足孩子就读于贵族学校的用度，于是只得以孩子就读于张家港市的一所普通学校来表达“男儿”的抗争与不屈。或许是乡土社会“面子”上的顾忌，打工受薪者的访谈相对要困难一点，但对于乡里乡亲的笔者来说，他们的话匣子一打开，也就滔滔地倾吐着自己的艰辛、酸楚和期盼。为避免因“困难”造成人们对访谈内容真实性的误读，所以下面的“故事”将不再是笔者的转述，而是略有删节的案主的“自言自语”。C1:小时候不懂事，整天贪耍，念书不发狠，还养成了偷“懒”的德性，生活上有想法但没有缠劲，所以打工快20年了也没有什么长进。至于孩子的未来，虽然我时常也用“儿孙自有儿孙福”来麻痹自己，但每每听到某某某又把妻子孩子带进了城，心里总不是个味，这时候，我只好用塑料壶装的酒来浇愁。C2:我不笨，也想通过读书跳龙门，但命不好。父母虽然一直辛辛苦苦的劳动，但家里依然吃了早饭愁中饭，所以初中一毕业，我就不得不东去打工。为了多挣钱，我差不多玩命了，但这么多年下来也只是挣了个楼房架子。我曾抱着“穷不过三代”的幻想，在儿子7岁那年，我们(其妻子与他同在一个工厂打工)把他接到了身边，但面对公立学校高额的借读费和天文数字的“学籍”赞助费，我们只得把儿子送到民工子弟学校。临时救急的民工子弟学校只能起到老家说的“关关水”的作用，教学质量谈不上，①加上打工地点的变动，儿子五年级时我不得不把他送回家，委托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监管。据说，像我这样“折腾”的在我们村还很有几家，因为穷人的“心”大致都不差上下———不能把“苦日子”传给下一代。儿子还算争气，回来不久就适应了，现在镇中心学校读初二，成绩优秀，老师也喜欢，有望考取重点中学的“宏志班”。①

(三)小结:留守儿童流变的讨论

可见，不论是在DS小学的学籍档案中还是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故事里，留守儿童正不断地发生着流变，一些孩子摆脱了留守的厄运与父母团聚，成了城里的孩子，成了城里的学生，甚至成了贵族学校的学生，享受着亲情，享受着城里人的制度优越，而更多的孩子则只能在“留守”中度过童年，更有一些孩子从流动被迫回到了留守，使童年的记忆又添不堪回首。留守儿童的这种流变尤其是正向流变的微量化及其流变的方向、质量与水平正是农民工分化的艰难及其分化的质量、水平与层次的反映。也就是说，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的层级化，其最直接的次生效应———家小“留守”的命运以及“未来”的预期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中，处于顶层的城市工商业业主，不仅把家小接进了城，而且把孩子送到了最好的学校，由留守儿童突变为“富二代”;身居第二层次的“白领”们，虽然分化中实现了上向流动，但层次不高，收入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面对好学校巨额“学籍”赞助费的不可攀越，他们只得把孩子送进一般公立学校来结束“留守”;挣扎于底层的打工仔们，薪资微薄，心有余力不足，他们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留守”的命运。特别是DS村新生代农民工分化的故事，不仅“寓意”了留守儿童流变的直接机制和条件在于农民工的分化，“寓意”了留守儿童流变的质量和水平与农民工分化所达到的层次与高度的相关，而且“点睛”式地表达了这种相关性建构的内在原因在于农民工父母们不能释怀的“人上人”的情结和“穷不过三代”人生轮回的寄托。DS村新生代农民工，不论是分化后的城市工商业主、企业白领，还是沉淀于底层的打工仔，他们都是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愿景而走上了打工路，都是以“不把苦日子留给下一代”为目的预期而挣扎于商海挥汗于企业，然而，由于机遇、条件以及不可逆转的“胎生”因素等方面的差异，在他们当中，极少数成了工商企业主，其子女亦伴随着跃迁而成为贵族或重点学校的学生，实现了留守儿童身份的质变和飞跃;企业白领可能是不甘现实而作出努力最多的一个群体，但由于社会资本的“贫血”和人脉关系的有限，他们攀上了分层结构的中间层，他们的子女甩掉了留守儿童的帽子，但只能就读于一般学校;而处于底层的打工仔除了力气，更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技能，只有弱势者社会资本的匮乏，他们最质朴的梦想在亲子分离的酸楚中成为无奈的叹息，也有少数人曾抵御不了这种痛苦加剧的折磨，把孩子带到务工地上学，然而城乡地区间封闭独立的升学考试制度的排斥，又使他们不得已把孩子们送回了老家，恢复了孩子留守儿童的“名份”，使梦想变成了一场梦游。另外，面对城乡地区及不同等级学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农民工们还以这样的“共识”回应和强化了自己的人生情怀与寄托，即上了城里的好学校，将来就有把握上名牌大学和好的前途;上了城里的一般学校，有把握上大学，也就有可能吃“艺饭(非辛苦饭)”，而非如父母一样打工;农村特别是农村一般学校，多数人考不上大学，那将来只能是踏着父母的脚印走老路，艰辛一辈子。总之，留守儿童继续“留守”与否，或者说，不论是由留守到非留守还是由非留守又返回到留守等等都在于其农民工父母内部分化的参与，即农民工父母分化后上向流动，其子女就会由留守儿童变动为非留守儿童;农民工父母分化后沉在底层，其子女就会逆向流动或固化在留守儿童的位子上。而且，留守儿童正向流动后就读城市学校层次的选择也决定于农民工父母分化后所达到的层次与水平，即农民工父母分化后所居的层次越高，其子女就读城市学校选择的空间就越大，就读重点学校的可能性就越大，留守儿童留守经历的结束也就越彻底利落。

三、总结:留守儿童流变与农民工分化的相关性讨论及其他

(一)留守儿童流变与农民工分化的相关性讨论

不言而喻，留守儿童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快速推进而产生的一个连续的农村儿童群体，但现实则是农民职业分化不完全而产生的次生物，即农民工的派生品，与农民工共始终。所以，在差不多所有的留守儿童的经验研究中都心照不宣地以农民工的存在为其预设前提，虽然有个别学者曾将留守儿童上溯为历史上异地做官外放等人家的孩子，横向上拓展到劳动力过剩的东南亚［7］，但应者寥寥，因为这种随意的“黏贴”会使人们将一个现实的问题误读为一个“早已普遍存在”的现象，会招致研究意义的失重。也就是说，留守儿童是一个集次生性、时代性、本土性、规模性等的存在。其中次生性是留守儿童的根本特征，次生性就是指留守儿童是在农民工这个原生组织上生成的，与农民工是一种派生关系，或者说是转型社会的异常产生了非农非工的“农民工”，与农民工血肉相连的子女因此被迫留守家园成了“留守儿童”，即没有农民工，就没有留守儿童。因而，决定于次生性的留守儿童的其他特征与农民工的相关性征亦具有统一性，或者说不论是留守儿童的时代性还是规模性都源自农民工的过渡性和巨大性等。所以，从流变的角度看，结合上文的个案例证，以“次生性”为根本特征的留守儿童的变化流动毫无疑义地仰赖于以“分化”为机制的农民工的分层流动。农民工的分化必然引起留守儿童的流变，农民工分化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留守儿童流变的速度和流量也就越快越大，农民工分化的水平和所达到的分层位置越高，留守儿童的正向流变和流变的质量水平也就越高。即留守儿童的变化流动及其流量、流向、质量水平等在于农民工的分化流动及其规模、分化水平与分层结构位置中的高度等。运用经济学的存量理论进行考察，留守儿童存量、流量与增量的变化则是农民工存在和农民工分化流动的逻辑的实然的表现。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工减少了，那么留守儿童的存量就会对应的减少，留守儿童的流入量也就会对应的变小，留守儿童的增量从而就会下降;如果农民工分化的速度加快了，上向流量增大了，水平提高了，那么留守儿童流变的速度就会对应的加快，正向流变量也就会对应的加大，从留守到非留守的质变水平就会对应的提高并趋于稳定;如果农民工消亡了，即社会结构若能像先发国家那样彻底地分化与开放，不再产生出农民工这个过渡性的群体，那么留守儿童也就不复产生而成为历史的典故。但就当下而言，留守儿童正向流变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政策执行的可赎买，如卖户口、学籍赞助、买房转户口等，留守儿童质变为非留守儿童从而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只要农民工在收入为主要标准的内部分化中居于较高的层级，收入积蓄能够满足买户口、学籍赞助或买房转户口等的需要，其子女由留守儿童质变为非留守儿童就一定由“应然”成为“实然”。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在制度环境逐步调整改善和城镇化步伐加快的同时，关键是作好农民工这篇大文章，这是留守儿童对农民工的次生关系所决定的。所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直接路径依赖是加快农民工身份的转化，但如何加快农民工身份的转化，逐步实现农民职业的一次性转化，扬汤止沸直至农民工相传“薪火”的熄灭，笔者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与相关对策的思考》的一文中已作了详尽的讨论，故不再赘述。

(二)研究的不足

留守儿童流变与农民工分化之相关性异常复杂，因为这种相关状态不仅表现为基于事实的逻辑关联，而且还有量上的函数对应，而本研究采用的是质性研究，因此其研究结果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的方面。笔者认为，最突出的不足起码有两点:第一，以一个村庄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有待于进行“广覆盖”式的考证和检验;第二，基于个案研究的结论，虽然逻辑地披露了留守儿童流变与农民工分化相关关系的事实，但没有也不可能精确地反映出二者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因此，留守儿童流变与农民工分化之相关性研究还有很大空间等待开发。

作者：周汉平工作单位：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