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生活范文10篇

农民工生活范文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南京农民工闲暇生活方式的调查，对城市农民工闲暇生活现状进行了探讨，认为农民工闲暇时间不足，公共闲暇资源占有不足，闲暇活动具有同质性、单调性和消极被动性，闲暇空间具有封闭性，闲暇心态具有无奈性。影响农民工闲暇生活的主要因素有农民工自身收入、文化程度、职业、社会关系、城市居民评价、以及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闲暇需求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些都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城市化。

关键词：农民工；闲暇生活；特点；影响因素；城市化

前言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闲暇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投以了极大的关注。选择怎样的闲暇时间利用方式，就是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层面。良好的闲暇生活方式，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也有益于一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闲暇时间研究在中国虽然不算是一个新生事物，但与其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其他的学术研究多，尤其在“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群体的闲暇生活方式的研究上有所欠缺。而在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继续涌进城市，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数目也将会继续增加。因此，深入了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方式，对于推动农民工文明健康的闲暇生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尤其在实践上，对农民工闲暇生活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把握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尤其是他们的心理、社会互动等方面，使社会更加关注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发展状况，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一、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闲暇的研究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百年多前已产生了休闲学，形成了包括古典派、阶级特权观点、闲暇三要素论、整体论及现代论等在内的诸多流派，而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也从不同的角度对闲暇进行了研究，其理论非常丰富。关于闲暇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闲暇的定义。学者们从时间、社会活动、存在方式以及心态等四个角度对“闲暇”进行定义。对于社会学家来说，闲暇更多的是一个时间概念，个人时间分为个人必需时间、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其二、衡量闲暇的指标。分别是闲暇率、闲暇工作时间比和闲暇公平度指标；[1]其三、闲暇活动类型。包括延伸性工作、人力资本积累、精神活动、休养娱乐和消极行为等等；[2]其四、闲暇特性的变化。法国思想家法拉格在1884年写的被视为闲暇社会学诞生标志的《闲暇的权利》中指出，闲暇既是劳动所得，也是一种人生条件或人权。[3]马克思运用劳动价值论提出“闲暇”是劳动创造的，生产力提高产生闲暇时间，他把闲暇同享用文化财富、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4]T.B.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以闲暇的分配为轴心建立社会经济理论，揭示了闲暇的社会功能、闲暇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关于闲暇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闲暇的著作和论文并不多，有关闲暇的理论也是译自国外的研究，但随着国人对闲暇的关注，近几年来，有一些关于闲暇的实证研究。王宁在《对中国有闲阶层休闲趋势社会学考察》中提到了闲暇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做出了具体的阐述，把闲暇生活方式等同于闲暇方式，认为闲暇方式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指的是闲暇活动和过程的总的特征和形式。[5]224较早进行生活时间分配研究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雅林教授等，他们于1980年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市的九个镇中，对城市居民进行了时间分配状况的调查，并从闲暇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北部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1988年，他们又在黑龙江省的九个城镇实施了样本容量为1000人的生活时间分配调查，并对1988年和1980年的资料进行了动态比较研究。[6]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的闲暇生活状况进行描述，并利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与闲暇生活状况进行交互分类，从中分析被调查群体在闲暇生活方面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及文化程度差异等。

但是目前大多数闲暇研究都是从城市居民、社会性别视角和健康等方面展开的；很少有涉及农民工这一个特殊的群体的闲暇生活，对农民工闲暇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缺乏理论上的细致、深刻的探讨。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大多停留在农民工个性特征与闲暇生活方式的差异的描述与比较上，如张戈的《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而关于农民工闲暇生活更深层次的探讨不算多。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1.闲暇：杰弗瑞•戈比给闲暇的定义是，“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的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7]布赖特比尔将休闲定义为生存所需以外的时间，亦即在完成生理上为了维持生命所必须做的事情以及谋生所需后所剩余的时间，即可以自由运用的时间，这段时间可以任由我们决定或选择来使用。[8]罗伯茨更是将休闲直接定义为相对自由地从事非工作的活动。[9]由此可见，闲暇时间、闲暇活动和闲暇心态都是研究和定义闲暇的主要内容与视角。因此，本文主要采用了田翠琴和齐心在总结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观点后，对闲暇给出的一个比较科学全面的定义：闲暇是融闲暇时间、闲暇活动和闲暇心态三者为一体的多层面的复杂现象。[10]闲暇时间主要指除去生产经营的劳动时间、生理需要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后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闲暇活动是闲暇时间的载体，主体是闲暇活动的内容。闲暇心态包括闲暇生活的主观感受和闲暇价值观两个方面。

2.闲暇生活：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其自由支配时间内的活动方式。闲暇生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消遣性的娱乐活动。(2)提高性的学习创造活动。其主要功能在于恢复人们在劳动中的体力和脑力消耗以及发展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和潜力。认定一个人的闲暇生活是否合理，就要考察闲暇时间利用的质量如何。[11]

（二）资料收集方法

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取城市农民工闲暇生活现状的数据。问卷采用发放自填问卷的方式。调查的总体为南京市所有农民工，由于农民工数量大而分散，研究的时间、人力、经费有限，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抽样，所以选择了农民工大量聚居的建邺区、白下区、玄武区等三个地区，在每一区抽取50个样本，从而构成本次调查的150个样本。样本采用偶遇式抽样的方法获取。

（三）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运用SPSS11.5软件对问卷调查资料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样本特征

本研究在收集农民工闲暇生活的相关资料时采用了问卷调查与观察了解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过程中，实际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4份，有效回收率为96%。在调查的144名农民工中，已婚的有68人，未婚的有69人，其他的（即离异或丧偶等特殊情况）有7人；男性91人，女性53人；20岁以下的农民工5人，20—29岁的农民工80人，30—39岁的农民工25人，40—49岁的农民工27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7人。其中家政服务类的有12人，餐饮服务类的有25人，其它服务类的有18人，建筑类的比较多，共有43人，而简单技术类的有29人，从事技术制图的有8人，办公室工作的有9人。由此可见，大多数农民工做的还是一些技术性较低的工作。

下图一和图二显示了被调查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和文化程度状况。图一说明，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不高。据报道，2007年，南京市城市职工十月一号起将会调整工资，最低工资水平将达到850元。[12]从调查结果看，绝大部分的农民工的工资都是超出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的。图二说明，虽然有少数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但初中生、中专生以及职高生仍旧是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

（二）农民工闲暇生活的现状

1.农民工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是个人闲暇生活的必要前提。闲暇时间分配是一种时间配置的状态，通过对时间的“测量”，可以反映人的存在诸方面的状况，借以体现各种生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五天”工作制，并于2000年实施“五一”、“国庆”长假制，使中国城市居民深受其惠，闲暇时间大幅增长。本次调查研究的是农民工的闲暇时间，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闲暇时间不容乐观。

表1工作日的闲暇时间

变量名称1小时以下1小时2小时3小时4小时4小时以上总计

频数（人）10364330196144

百分比（%）6.925.029.920.813.24.2100.0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农民工在工作日的闲暇时间是1—3个小时。农民工闲暇时间较少，很大的原因就是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过长。不论是在哪一个行业工作，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基本上是一个普遍现象。单以建筑业为例，农民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10.99小时，只有7.5%的被调查者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法定8小时以下，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超负荷工作者”比例却高达44.1%。每周的工作时间在44小时以内的人只占0.5%，有20.3%的农民工每周的工作时间在84小时以上。同时，有74.7%的工人每月的休息天数在3天以内，也就是没有达到劳动法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的标准，一个月完全没有休息日的人数却超过了1/3，达到了36.5%。[13]78在问到是否有休息日时，66%农民工的回答是“不放假”，只有少数人能够一个月休息4天（见表2）。而2001年11月的调查显示，北京居民休闲时间每周平均为5小时44分钟，闲暇时间在工作日为4小时46分钟，休息日为8小时9分钟。[5]144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居民目前的闲暇现状较好，大多数城里人能享受国家法定规定的114天假日，但是，相对于农民工这一群体而言，他们拥有的闲暇时间非常少，闲暇时间资源的供给很不充裕。调查中，很多农民工反映，每天过的就是“工作——吃饭——睡觉”这样“三点一线”的生活，基本没有闲暇时间。

表2是否有休息日

变量名称频数（人）百分比（%）

是4934.0

否9566.0

总计144100.0

2.农民工闲暇生活的主要活动

表3闲暇活动频率（%）

变量名称经常偶尔很少从不总计

看电视、电影或录像20.112.561.85.6100.0

看书看报看杂志35.49.052.13.5100.0

打麻将或打牌3.517.438.241.0100.0

听广播1.413.931.353.5100.0

与同事亲戚朋友聊天40.351.48.30100.0

唱卡拉OK、跳舞0.72.116.081.3100.0

逛街或逛商场73.67.618.10.7100.0

去酒吧、茶吧、公园00.713.985.4100.0

上网33.326.48.331.9100.0

打电话、发短信11.844.443.80100.0

体育运动、健身运动03.56.989.6100.0

培训学习1.45.616.077.1100.0

休息，什么也不干52.838.27.61.4100.0

表3示，农民工经常参加的闲暇活动前六项依次为：逛街或逛商场、休息、与同事或亲戚朋友聊天、看书看报看杂志、上网、看电视电影或录像。中国人传统的“三闲”（闲逛、闲呆、闲聊）活动仍然是农民工的最爱，闲谈得知，虽然书报杂志也是农民工主要闲暇活动之一，但他们所看的书报也仅限于消遣性读物，而不是一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书籍报刊。看来，花钱少和不需要动脑子是这些闲暇活动的主要特点。由此可见，农民工的活动种类不丰富，闲暇活动参与程度不高。他们的闲暇活动以消遣性活动为主。消遣性活动，完全是为了消磨无聊时间而进行的，对自身的个性完善发展并无直接益处。这些活动者大多以消遣的态度来投入活动，基本上没有刻意的追求。而类似于“培训学习、健身运动”等层次较高的闲暇方式，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离他们很远，就是偶尔参加，人数也是极少的。调查也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选择经常“上网”的比率居然为33.3%，比选择经常“看电影或录像”的比率还要高。很显然，网络已经渗透到农民工这一群体了。

3.农民工闲暇心态

闲暇是个人的一种心态，一种体验。从调查中看出，农民工对闲暇时间与闲暇生活的主观感受与客观情况并非完全一致。

表4时间类型的满意度

变量名称生产经营时间个人休息时间消遣娱乐时间文化学习时间

频数

（人）百分比（%）频数

（人）百分比（%）频数

（人）百分比（%）频数

（人）百分比（%）

满意7350.76545.17854.28760.4

一般3524.35236.13423.63625.0

不满意3625.02718.83222.22114.6

总计144100.0144100.0144100.01441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各个时间类型还是比较满意的。评价自己的生产经营时间“满意”的达50.7%；而对个人休息时间“满意”的有45.1%；文化学习时间“满意”的更是高达60.4%；对消遣娱乐时间“满意”的也有54.2%。可以看出：即使闲暇时间不多，闲暇活动不充实，也有约一半的农民工对自己的闲暇生活较满意。这同时也反映了城市农民工尚缺少对闲暇生活质量的文化追求以及他们对自身闲暇生活要求不高的情况。

表5闲暇生活观念

变量名称同意不同意

频数（人）百分比（%）频数（人）百分比（%）

闲暇时间过多，会影响挣钱8357.66142.4

闲暇活动既浪费钱，又浪费精力9767.44732.6

人生不能没有休闲，总干活没意思13694.485.6

有劳有逸是人生规律14399.310.7

闲暇活动可以强身健体，提高自身素质13795.174.9

闲暇时间可有可无，对自己影响不大11579.92920.1

找不到活干时，才闲着消遣9868.14631.9

闲暇时间是学习的好机会13795.174.9

闲暇生活观念反映了人们对于闲暇生活的一些观念和看法。而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闲暇观念就是对劳动与闲暇的看法。中国素来有强调劳动，不愿意为闲暇花费金钱和时间的传统观念。从表5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农民工认为“闲暇时间过多，影响挣钱”；而且有67.4%的农民工认为“闲暇活动既浪费钱又浪费精力”；79.9%的农民工认为“闲暇时间可有可无，对自己的影响不大”。

由此可见，大部分农民工对工作与闲暇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工作要比闲暇重要，挣钱才是最主要的，从而出现主动工作，被动闲暇的现象。农民工进城打工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所以他们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多工作，多挣钱，而不是如何提高自己的闲暇生活水平。而且现阶段农民工闲暇消费意识淡薄，闲暇消费在农民工的消费序列中仍然是满足物质消费之后的消费，或称“剩余消费”，闲暇消费还未提上农民工的消费日程。

（三）农民工闲暇生活的特点

根据前面的调查分析，可以总结出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1.农民工闲暇时间不足，公共闲暇资源占有不足

“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亦称休闲权。这是对于劳动者来讲比其他权利更实际、更有益并能使其身心健康和自由发展的一种权利。”[14]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工普遍工作时间较长，而且还经常加班加点，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会令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倍受损害。而且，农民工对公共闲暇资源占有不足。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公共生活空间都在不断拓宽，城市中的完化设施和闲暇场所也已经比较丰富，但这些大多是为城市居民准备和设置的，农民工无法享用，难以参与到城市文化生活中来。

2.农民工闲暇活动具有同质性和单调性

如果把闲暇活动划分为消遣娱乐型、社交型、提高型和闲呆型四种活动类型的话，那么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更多的是消遣娱乐型和闲呆型，社交型和提高型几乎没有。看电视电影，与同事或亲戚朋友聊天，逛街或逛商场，打牌打麻将等都属于消遣娱乐型的活动；休息、什么也不干就属于闲呆型的。从总体上讲，虽然跟那些依然在农村劳作的人比起来，城市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有所改善，但在整个城市生活中仍然属于偏下水平，他们很少涉及除了温饱以外的需求，在他们的闲暇生活中占据着主要地位的还只是传统的“三闲”，这种状况使得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类享受和发展性消费相当的贫乏，导致他们的闲暇方式也表现出高度同质而单调的特点，除了工作便是吃饭、休息、睡觉。

3.农民工闲暇心态具有消极被动性和无奈性，闲暇空间具有封闭性

以农民工目前的生存状态来看，农民工的闲暇活动基本上还只是一种为了恢复和补充生理机能的体力休息行为。农民工参与闲暇活动不是为了自足，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是懒散的，主要是为了休息，能够以更好地状态投入劳动，所以工具性色彩比较浓，而技能要求和与人交往的强度都处于低水平。

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造成其文化适应力弱，使得他们只与同乡交往而不愿意主动的突破这一交往圈（见表6），46.5%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期间结交到的新朋友都是老乡，只有28.5%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做朋友，这在客观上就使农民工形成了自我隔离状况，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不能参与城市公共闲暇资源的分享。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地位，阻碍了农民工对闲暇生活的积极参与，因此，农民工很难从闲暇中得到快乐和幸福感，导致他们被动的闲暇和无奈的满意。调查得知，当遇到困难时，他们寻求帮助的对象仍是以老乡、家里为主，其中找老乡的有35人，占24.3%，找家里的82人，占56.9%，两者合计占81.2%，找一起打工的人和城市朋友帮助的，只有27人，仅占18.8%，这表明他们在城市里很难找到归属感，文化心理归属感仍是乡土文化。

表6主要的新朋友

变量名称频数（人）百分比（%）

一起工作的农民工1510.4

老乡6746.5

亲戚21.4

一起工作的城市居民4128.5

总计12586.8

缺失值1913.2

总计144100.0

注：缺失值这一部分的十九个人是没有交新朋友的人，所以在这一项没有做出选择。

（四）影响农民工闲暇生活的因素分析

1.农民工自身因素

从农民工本身来看，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及社会关系等，对农民工闲暇生活的影响都很大。

第一，从农民工的收入来看，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受到收入状况的强制约。农民工的月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第二职业收入、股票、证券投资、存款利息、补贴救助、他人馈赠、经营利润等所有收入)在城市中属于偏下的水平，主要集中在700至1000元之间。总体来看，有27.8%的农民工每月要花部分钱在子女教育上，在这其中，有47.5%的农民工每月花在子女教育上的钱超过200元；由于许多农民工都是在工作地方订购三餐，所以大部分农民工每月用在吃饭上的钱都是210元；用于住宿费用的平均支出为92元，因为大部分农民工都是住的单位集体宿舍；用于文化娱乐的消费占总开支的比例在10%（以上资料是笔者将调查所得数据进行累加从而取平均数所得）。而在调查中得知，有38.9%的农民工对目前的收入状况不满意，30.6%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状况只觉得一般，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满意。因此，这样的经济条件，使得农民工在闲暇消费上几乎为零。

第二，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41%的农民工都只具有初中及以下的文化水平，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成人教育，也没有接受过上岗技术培训或者就业培训。而无论是对闲暇时间的正确应用、计划与安排，还是对闲暇生活中各种活动内容的把握，都要求人们具有相应的文化素质与技能。农民工闲暇生活单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农民工没有掌握相应的闲暇技巧以及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低的影响。

第三，从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那些技术要求低或者根本没任何技术要求、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不需要资金投入的行业。农民工的工作保障低，再就业能力差，从事第二职业的人也较少，调查中只有8个人从事第二职业。农民工普遍面临着就业不稳定的问题，他们无法预期到自己的工作能干多长时间，随时有可能被解雇。农民工都是一年干一年的，每年春节后就是他们又一个工作的开始。与非农民工相比，农民工的职业变换更频繁些。[13]79在这种工作不稳定的状况下，农民工是很难有心思去闲暇的，也缺乏闲暇生活的保证。

第四，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来看，社会关系网非常狭窄，主要是血缘和地缘关系。城市居民拥有的人脉比较广，他们在政府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等方面拥有很多的社会关系，能获得社会效用和互相交往的也就比较多。相对而言，农民工拥有最多的社会关系就只是老乡和一起打工的农民工友，能获得社会效用和互相交往的比例也就比较小，从而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和频率都极其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尤其是交往活动。

收入有限，文化不高，工作繁重且不稳定，缺乏社会关系，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可能像城里人一样，随意安排自己的闲暇生活。

2.社会因素

首先，从市民角度来看，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村人口有许多消极评价，他们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工在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会影响到城市社会治安。但调查显示，部分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把自己看成是农民，他们有着永久留居城市的意愿，希望自己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城市却不能完全接受他们。走出农村打工，农民工是以一种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的，他们被视为“二等市民”，他们生活在城市居民异样的眼光中，经常要忍受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指指点点。他们的衣着十分寒酸，外地口音相当明显，在公共场合很容易一眼就被认出来。一些城市居民往往认为他们素质低、愚昧无知、缺乏教养，他们在城市的盲目流动会破坏城市的社会秩序，影响城市的形象。农民工在市民的印象里是个犯罪率较高的群体，所以，市民往往对他们退避三舍。笔者在一个广场上玩的时候也观察到，广场的中央大多是衣着大方得体的城市居民，跳舞，聊天，打太极，而农民工常常则是三五一群站在广场的周边，看着城市人的夜间活动，脸上满是兴奋、羡慕，在同伴之间的推推搡搡中，有着想参与其中的渴望，可是他们就是没有迈出那重要的一步，可能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中间有一道无形的壁垒将他们挡在外面。闲谈时，一位农民工就反映，虽然很想玩，但是有一次他鼓足勇气过去玩的时候，旁边的人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他，然后三三两两地就走了，远离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其实去的时候就有点心虚，总感觉那不是我们能去玩的。”由此可见，市民对农民工认识的不全面所引起的消极的不友善态度，也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

其次，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闲暇需求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虽然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己经比较丰富，但大多是为城市居民准备和设置的，农民工无法享用。尤其现在有些公共文化设施越来越商业化、高档化，连普通大众都无法享用，更不要说外来农民工了。除此之外，农民工所在的工作单位也多数没有图书室和娱乐室，农民工没有书报可读，没有电视可看。城市社区的文体活动主要以市民为对象，很少有专门面向民工的文体活动。最主要的是，城市闲暇消费成本太高了。在调查的农民工当中（表7），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民工觉得闲暇场所的收费太高了，没有农民工觉得这些闲暇场所的收费低，有的农民工甚至对这些场所的具体收费完全不知道，因为不知根底，也不敢去接触。

表7对这些闲暇场所的收费态度

变量名称频数（人）百分比（%）

高

一般

不知道

总计9868.1

2819.4

1812.5

144100.0

没有电视机，没有报纸，看不起电影，没有书看，也没有能看书的地方。许多农民工看的报纸都是城里人丢掉的，一张报纸他们反反复复地看，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舍不得买报纸。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以打牌、聊天、闲逛等打发闲暇时间。这样的生活多么空虚，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极度匮乏，他们难以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因此，他们被隔绝在现代城市文化文明之外，独居一方孤岛。

小结

通过对南京农民工闲暇生活的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总体上是贫乏的:闲暇时间不足，闲暇活动具有单调性和消极被动性，缺少提高型和社交型活动，主观体验是无奈的满足，普遍缺少幸福感。他们的闲暇需求其实并不高，但由于受到自身和社会种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闲暇生活。这给农民工的身心、个人发展、维权、社会交往以及城市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相对于农民而言，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已经有一定的进步，但是还没有摆脱农民闲暇生活的传统性。虽然他们正在逐渐靠拢和趋同城市生活，但在闲暇生活上，农民工难以介入到城市生活，这也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仍然处于边缘化。

从全国的趋势来看，农民工规模仍会继续扩大，在城镇定居的人数将逐渐增加，并且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因此，研究农民工问题，尤其是农民工的闲暇生活问题，意义十分重大。但目前仍要积极引导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尽可能改善农民工的闲暇生活，以促进农民工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另外，目前在各个行业从业的农民工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很多农民工也倾向于和老乡联系。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地方己经开始在农民工中发展工会、打工者之家等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在丰富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方面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此外，一些针对市民的活动，比如市运动会可以引入农民工参加。还要发挥社区管理服务的重要作用。要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市社区，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闲暇活动，丰富农民工的闲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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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生活范文篇2

一、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1、单调枯燥。农民工主要聚集在建筑工地和工业园区，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生活条件艰苦，工作量大，工余时间主要是睡觉或者闲聊，偶尔逛逛街，喝喝酒；工业园区的农民工由于距离城市较远，交通又不方便，工余时间主要看看电视或者打打牌，找老乡聊聊天，基本上过着“工厂—食堂—宿舍”三点式生活。

2、精神空虚。农民工中有相当部分是年轻人，精力旺盛，争强好胜，由于精神文化生活单调，为了寻找刺激，有的聚众，有的酗酒打架，有的迷恋色情网站，严重地影响了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精神空虚是农民工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

二、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原因分析

1、收入低。农民工大多文化素质低，职业技能差，主要靠苦力赚钱，工资收入偏低。这些工资除了简单维持自己日常生活开支外，大部分要寄钱回家养家糊口。由于没钱，他们不敢奢望城市文化活动场所，如ktv、网吧、健身房等，只能靠简单方式消磨工余时间。

2、工作累。农民工工作条件较差，工作时间较长，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难有空闲时间和多余精力参加文体活动，“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什么都不想”，这就是农民工辛苦一天的生活写照。

3、平台少。农民工要参加文体生活，活动平台必不可少。然而，由于县城小，几乎没有可供农民工朋友免费开展文体生活的场所。大部分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一年到头都是上班，根本不安排任何形式的文体娱乐活动，也不配置任何活动器材，“城市生活很精彩，农民工生活很无奈”。

三、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建议

改善农民工文体娱乐生活状态，不断满足农民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切实维护农民工精神文化权益，是全县各级工会组织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现实要求。

1、开展向农民工送文化活动。各级工会组织要整合工会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宫和职工学校的作用，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建立“农民工之家”、“农民工书屋”、“农民工活动中心”等。经常性开展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组织有关文体专业人员到工业园区开展义演活动，定期为农民工免费放电影等，使农民工闲有所乐，乐有所趣。

农民工生活范文篇3

农民工约3万人。年龄结构为：70岁以上占20％,20—69岁占65％,20岁以下占15％。主要收入以种无公害蔬菜为主，农闲之余打零工人均收入15000元左右，80％的农户住上了小洋房。主要文化活动：妇女们晚上在各社区开展广场健身舞活动，利用互联网关注蔬菜销售渠道，逢年过节为增加喜庆上演一些地方传统的民间习俗节目，如：业余剧团排演节目各社区巡演，正月十五闹元宵，五月初五赛龙舟，八月十五耍龙灯等。迫切文化需求：农家书屋多购置一些农技、科技、生活小百科、养殖业方面的书籍，以便在生产中运用；多送几台有教育意义的，寓教于乐的、弘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文艺节目下乡。

二、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文化生活情况。

农民工上网需求日益增长，上网主要是通过家用电脑、网吧上网和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途径。上网时间不长，费用也不多。

三、城乡结合部经营性网吧分布及公益性上网场所情况。

县城经营性网吧16家，县城周边乡镇只有镇批准设立了一家。全县建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1个，村级点220个（一个行政村一个），覆盖全县的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全年免费对外开放。

四、建议和意见。

1、进一步加大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丰富城乡文化活动奠定基础。

农民工生活范文篇4

面对数量庞大且呈快速增长态势（我国农民工2003年为1.1亿人次，2004年为1.2亿人次）、的农民工群体，加上他们基本上游离于传统“单位”之外（即“单位”对其文化需求的满足显然是“失灵”的）、属于低收入阶层（即其文化需求不可能通过营利性文化机构得到满足），因此，选择一个适宜的平台来切实提高其文化生活水平是个首先必须也亟需解决的问题。

考虑到目前农民工“非单位人”、经济支付能力有限等特点和均生活、工作在一定的城市社区范围之内的现状，以及社区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地位作用日渐提升的趋势，笔者认为，以社区为平台来提高和改善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状况是切实可行且现实的选择。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社区在农民工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还非常小，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社区文化生活现状非常不容乐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设施（场所）极度匮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工文化活动设施（场所）是农民工能否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基础性硬件条件。目前，社区中的文化活动设施（场所）主要有社区图书室、社区市民学校、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室内文化活动室、社区室外文化活动广场等。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指导思想的影响，使得城市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其在当前社区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文化设施）投入长期不足，供需矛盾相当突出。但是，即便是这些总量供给不足的社区文化设施（场所），其建设规划也基本上是以市民为对象“量体裁衣”的（一般只考虑市民的需求量和需求特点），外来农民工几乎不会也不可能被纳入统筹范围。另外，加上城市各社区都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限制农民工使用社区文化设施（场所）的歧视性“制度壁垒”。这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目前农民工社区文化活动设施（场所）极度匮乏的紧张局面。

2、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率极低。目前，城市中的农民工大部分是青壮年，处在这一年龄阶段的人有很强烈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实际上，包括笔者的实证调查在内很多调查也都表明，农民工具有相当强烈的参与社区文化生活的意愿。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诸多因素（主要是客观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农民工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强烈“心动”并未能转化为实际的积极参与“行动”，其突出表现就是农民工对所居住社区开展的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漠视”以及利用社区文化设施（场所）频率的低下。

3、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贫乏且具有封闭性。目前，农民工在社区中开展的文化活动主要是打牌、打麻将、听收音机、看电视等，内容相当单调。不仅如此，从这些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农民工虽然与城市居民比邻而居，但其社区文化生活具有很强的“圈子性”，也就是说他们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范围仍旧封闭在一个传统的以血缘、地缘（原乡村居住地）等乡土同质性为纽带的“圈子”当中，他们仍旧是“社区门口的陌生人”，远未融入城市社区。毋庸置疑，这种“城乡二元隔离”的社区文化活动现状也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

4、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相当低。组织是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的平台和载体。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高低基本上与他们的参与多少和参与自主性强弱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组织化程度高，参与的自主性就越强，参与率就越高。但是，从笔者的调查和各种资料来看，目前，城市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组织化程度相当之低，其突出表现就是社区中基本上没有农民工自发组织的文化娱乐类活动团体，农民工也极少参加由社区组织或城市居民自发组织的文化娱乐类活动团体。由此看来，目前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组织化程度低下的现状也极大地影响了其社区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针对上述城市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的现状，笔者认为，要切实做到以社区为平台和抓手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水平，应该从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期以及“治标”和“治本”两个层次进行综合考虑，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1、加快农民工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将社区文化设施规划作为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的内容，改变社区文化设施短缺的问题。在城市文化设施规划和建设上：一方面，政府需要将营利性设施和非营利性设施分开，目前，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许多是营利性的，它们大多是以富有市民为对象而“量体裁衣”的，低收入市民和农民工是“无福消受”的；公共财政应该从营利性的休闲场所退出，主要投资于非营利性的社区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城市社区文化设施规划要改变过去只考虑本地居民需求的做法，将农民工对文化设施的需求纳入规划内容，也需要根据农民工空间分布状况，有针对性地供给文化设施，提高农民工社区文化设施的可获得性；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要督促社区组织和居民“敞开胸怀”，切实将农民工视为本社区居民平等对待，废除那些限制农民工享用社区文化设施的歧视性“土政策”，消除“制度壁垒”，提高农民工分享社区文化设施的可靠性。

2、开展适宜农民工参加的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由于农民工与市民在所从事的职业、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二者感兴趣的文化活动必然也各有不同。但是，长期以来，社区开展的文化活动基本上是以市民为关照对象或参与主体的，这显然无法或者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也不能刺激农民工的参与热情。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社区组织应该有意识地扩大文体活动内涵的包容性，尽量多开展一些适宜农民工参加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激发其参与热情和兴趣，提高其文化生活水平。当然，要切实做到对农民工文化需求有效供给，应该对社区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需求作细致准确的调查摸底。

3、发育农民工社区文化类活动组织。从公共产品理论来看，社区文化活动属于社区公共产品，社区居委会等社区法定组织只能提供惠及社区整体性的、共同性的公共产品，对于农民工个性化的公共产品需求无力供给，需要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走向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在社区农民工组织发育的初期阶段，政府需要克服“社团恐惧症”，本着“鼓励但不放任、提倡但不强迫”的原则，从制度层面上为社区农民工文化活动组织的发展提供空间；社区居委会要帮助农民工克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习惯，积极组织、引导本社区的农民工自主成立或参加各类社区文化活动组织，将目前社区中已经存在的“隐性”的农民工文化组织（如打工者艺术团、打工妹之家）“显性化”，并在活动资金、场地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使其发展壮大，切实起到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的作用。

4、加强对农民工的社区教育培训。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当中，但因为城乡文化间的差异，他们短时间内（有的甚至很长时间）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如宣传、文化、教育、劳动等部门）、社区组织和相关非营利机构应该以社区教育为载体，加强对农民工尤其是新近进城的农民工进行城市生活适应性的教育和培训。社区教育培训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提高农民工技术（技能）水平，但更重的一方面是提高他们在最短时间内熟悉城市、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理念和意识的能力。社区教育培训内容应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而展开，形式要新颖多样。社区教育培训应该坚持无偿或低偿的原则。

农民工生活范文篇5

论文摘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重工融入城市问题。捉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是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因此，实现农民工的城市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并阶段性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防止出应”。

自从改革开放出现农民工以来，农民工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艰难的融入

学界近年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然而，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现有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入，即便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也带有明显的蒂特姆斯(RichardM．Titmuss)所言的婢女型社会政策的色彩。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第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无法逾越的身份壁垒。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还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如前所述，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更多强调农民工经济方面的权益保护，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等，而较少关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凡此种种，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是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单是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入。这是因为：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力价值的低廉性，这种低廉性是由于劳动者就业环境与生存环境的脱离造成的。这种脱离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用以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无需由雇主支付。农民工住房、疾病、子女教育、娱乐所需的费用都变成了劳动力价值之外的花费，进城农民工除了少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廉价房屋或工棚外，绝大多数自己租住房屋，并自行解决在高昂生活成本的城市生存下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纯粹变成了雇主赚钱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一般理论客观上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满足生活和照料家庭的生活费用，否则就会带来“民工荒”等劳动力供应危机，也容易诱发其他城市社会问题。为此，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适应劳动力价值需求的必要手段。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

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问题的16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2003年，中央政府又接连发出“国办发1号”、“国办发78号”、“国办发79号”等3个文件，并修订一个条例。“国办发1号”文件中规定了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以及不合理收费等；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条件及工作环境；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做好跟踪服务等6方面的内容。2004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2005年年初，国务院又发出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的文件。此外，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还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上述政策的出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舆论环境，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却很难改变农民工被同情和怜悯的社会地位，也很难改变其城市认同和归属感。笔者认为，在政策落实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接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举措。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现象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白南生、何宇鹏(2003)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个世~．LSO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问题的凸显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应当看到，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城市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其中，农民工犯罪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赵树凯(2001)研究发现，城市犯罪中的民工成分已显著上升，对城市社会秩序和公共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以北京市为例，外来流动人口中犯罪人数占全市处理犯罪人员总数的比例，1980年占3．41％，1985年占9．28％，l988年占23．3％。北京市从1995年以来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占50％左右，1998年查获的10519起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员有11028名，占62％。上海、广州等地情况也大致如此甚或更为严重。目前，城市公共管理的偏差在于，重视生活层面的治安控制和就业限制，忽视体制层面的社会整合。突出的问题是，各种规定办法出台过频，相互不配套，管理体系内部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协调，在某些情况下又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因此，从城市外来人口的公共管理来看，整合的关键是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本身要体现外来人口是“新的市民’’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旧体制下的一般意义上的“暂住人口”。要取得进城农民对于政府管理的认同，最根本的办法是把他们看作城市里的自己人，而非城市里的异己分子。但是，这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舆论上，而要有制度化途径，就是应当使外来民工市民化，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的城市公共管理涉及到劳动就业管理、治安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诸多方面，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劳动就业和暂住人口管理上，管理主体分割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管理形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式管理，而非公平对待的融入式管理。解决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解决好现代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

(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

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板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是，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身份标签(statusstigma)及其他制度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笔者认为，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后社会地位获得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

(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社会排斥等制度性障碍

据调查，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然而，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中对自身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其中地位群体是划分一个阶层区别于另一个阶层的重要维度。在韦伯(Weber，1978：PP．305—06)看来，一个“地位群体”意味着在一个大的群体内大多数人成功地要求：一种特别的社会尊重，也可能是地位垄断。地位群体可能由下述情况产生：1．首先是凭借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职业类型：“自封的”或者是职业地位群体；2．其次是通过世袭的魅力，凭借获取较高尊重的成功要求：世袭地位群体；3．通过对政治或僧侣统治权力的垄断占有：政治的或僧侣统治的地位群体。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总体上而言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公民。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阶层只有经济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化的经济关系，而不发生政治联系、社会联系。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同时，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可以说，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并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公务员之家

四、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重要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是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群体归属感的培育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功能。我国的城镇社区服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政部的积极倡导下，已经开展了多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务院，2006)明确指出：“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目前，政府要进一步整合管理职能，劳动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密切联合，在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劳动保障问题的同时，积极接受和吸收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当前，我国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就业服务、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社区救助服务、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社区安全服务等方式。笔者认为，社区管理和服务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民工生活范文篇6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两栖生活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离开土地，到乡镇企业或者转移到异地就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为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就没有我国经济持续与稳定的腾飞。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7395万人，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却只有5472万人（数据来源：201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以，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把农民工养老保险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畴，但是农民工所面临的养老保险问题仍然没有妥善得到解决。农民工离开家乡到城市寻求生计，家中有大事或农忙时回家帮忙，其余时间只能游离于打工地和家乡之间，并可能不断地更换工作地和工作岗位，虽然扎根在农村，却成为两栖生活模式的代表。工作地转换频繁导致不能连续积累缴费年限；统账结合的模式更是削弱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张转玲（2012）通过对深圳市农民工的实地调查研究分析了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认为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参保意识，并明确用工单位的法律责任，以及及时处理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赵志刚、刘敏（2013）从政府职能角度论证了农民工养老保险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指出当前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的各项职能，加强对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监督。余运江等（2014）实证分析了对上海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得出农民工迁移到外地重新就业的原因，认为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应当加快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让更多的外来农民工能够和本地居民平等地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降低外来农民工的回流意愿。蒋云赟（2013）认为，当前我国政府责任的不完善和财政支持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发展，农民工应该以较低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参加养老保险体系。

二、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现状分析

（一）农民工养老保险实际需求迫切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从事的多是脏、累和时间长的岗位，但是他们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从现实来看，受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留在农村户籍的烙印使得他们被拒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不能和城镇职工平等的享受养老保险权益，这和经济发展的初衷原则相违背。城乡居民应该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所以急需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扬社会主义公平性原则，体现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二）土地保障作用的引力仍比较大

农民工辗转于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强流动性带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频繁，而实际上受到了省级基金统筹水平的阻碍。这降低了他们参保的信心，使他们对养老保险感到遥不可及，对于和城市职工平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只停留在奢望层面。所以，两栖生活模式下的农民工到年老后还得回到家乡依靠土地为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使农民工难以完全放弃土地。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养老保障制度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目前还不完善，大部分农村地区土地收入还依然是家庭的主要生存收入，养老保险离不开家庭保障，家庭保障有着自己的优势，为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进行提供基础。

（三）呈低参保、高退保趋势

农民工对当前养老保险政策的持续性缺乏信心，这对于是否参加农民工养老保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说明现行的养老保险政策在农民工群体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还有，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政策的一系列软约束，政府保护城市居民的各项权益，忽视并限制了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的各项权益，这也影响和制约着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和权益保障的实现，从某种角度来说降低了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和参与率，不利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长远发展。其次，受诸多因素如缴费困难、转移关系艰难以及用人单位逃避责任等的制约，农民工的参保率仍然比较低。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不够具体、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高，大部分农民工并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养老保险，而保障效果差则导致部分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缺乏信心，近些年退保率甚至在不断上升。

三、农民工养老保险运行中的障碍因素分析

（一）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偏高

社会保险是为了解决社会成员生存的后顾之忧，参加养老保险是为了保障在年老后能够老有所依，关系到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但是就目前看来各项保险的费用不仅没有下调，反而呈现上升趋势，以至“五险一金”的总额已占到工资总额的较高比例，之后还会不会加？谁也不敢肯定。这么高的社会保险费一般城市的职工都显得有负担，在工资中扣除保险也就刚够生活，而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家庭生活一般比较拮据，他们微薄的工资几乎全部要用作家庭的生存发展资料，还要为家庭的生存存留一部分的收入。而且在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工的观念中更看重的是到手的工资，他们对自身的未来并没有多少计划，再加上政府政策变化比较快，更增加了他们对未来的担忧，如果社保缴费的比例比较低，他们接受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大多数农民工无力也不愿意缴纳偏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

（二）政府监管力度不够

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条款加以实施，然而在现实实践中，法制的不健全、政府的缺失，导致上级制定政策是一回事，下级执行的力度是否到位、效果是否明显则是另外的问题了。长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各级政府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不够重视，尤其在规范和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方面意识薄弱，监管制度的不完善更导致了地方政府为了保就业、增税收而保护当地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那些统筹层次高的地方政府并没有执行政策的意愿，因为他们并不希望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因为经济越发达，企业就要为农民工缴纳更多的养老保险费，地方政府就要拿出很多资金为农民工统筹基金。除此之外，相关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不够到位，企业的法律责任没有得到明确，用人单位即使用最简单明了的手段逃避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责任，诸多法规中也缺少对这种企业制裁的规定，大部分企业往往会利用这一点逃避责任不为农民工缴费。因此，国家相关政策的不详实是农民工养老保险实施困难的首要重要因素。

（三）农民工和用工单位的参保积极性不高

除了农民工对当前养老保险政策缺乏深入的了解、担心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不会收到预期的回报、以及农民工对参加养老保险的认识不足，用工单位对劳动保险政策落实执行的不到位是另一方面因素。目前用工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很模糊的劳动合同现象很多，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实际上，多数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赚取更多的钱，不愿与用工单位发生冲突，因而放弃了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要求。企业老板认为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可有可无，从而忽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再说了，如果用工单位依法为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费用，就意味着增加了劳务成本，农民工的低成本就失去了优势，用工单位的利益就受到了影响，所以他们仅以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主，出于降低人工成本的选择的目的，他们忽略和无视农民工的正当养老保险权益，因此大多数用工单位往往愿意冒着风险去违反规定逃避缴费的责任。

（四）地方政策成为关系转移的壁垒

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大以及由此引发的工作地点的不稳定，也造成农民工只能从事收入低、高危险性的工作。大部分农民工是季节性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农忙时节还要回家乡帮忙，他们一边外出到城市工作，遇到农忙的时候还得回家乡做农活，这就要求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能够跨地区随时随地的转移接续。但是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缺乏灵活性,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为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定的全国性法律法规，与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条文散见于多部法律法规之中，对农民工的保障不能够做到系统全面。此外，现行不统一的财政制度使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表现出地域化，每个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和转移接续办法，使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的发展困难重重，这不仅没有解决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问题，反而造成效率低下的局面，“有保险而无保障”的现象相当明显。

四、促进农民工养老保险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顶层设计

对于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各项具体细则问题，要统筹城乡一体化规定，取消目前多级统筹单位，政府应当在健全该制度中成为主体，统一机构，提高效率，做到减除农民工参保的后顾之忧；养老保险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要促进全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卡技术平台的发展，通过对相关技术操作人员的培养以及建立网络电子信息库，来加强各地社保部门运用新平台的能力，提高社会保障工作人员的效率。养老保险体系实现网络化管理，需要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之间建立信息联网，实现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统一和业务经办机构的统一，只有把法律法规和基层的配套服务相结合起来才能有效降低转移接续带来的成本问题。当农民工需要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时，只需提供本人有效的身份信息，在电子信息库中查找账号，一旦确认信息无误，就能够在两地办好社会保险手续的转移和接续，可以减少成本，也可以减少资源浪费。

（二）强化养老保险意识，加强执法监督力度

要不断加强农民工自身的社会养老保险观念和用人单位的守法意识。首先，政府应该多开展一些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活动，寓教于乐，如通过岗前培训进行宣传，不仅能让农民工学习更多的技能，增强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还能让众多农民工了解更多社会养老保险知识。并且将全国养老保险统筹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统一的缴费费率、缴费基数和缴费方式等，实现地区统筹发展，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形成科学合理可行的养老保险法规体系；设立专门的为农民工服务的法律援助机构，派出一批相关法律工作人员为农民工提供维权帮助，实现保险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有效连接。另外，要对用人单位实施全面的法律和诚信教育，并通过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使他们主动地承担起应尽的缴费义务，如可以设置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监督企业的行为，督促用人单位及时的为所雇佣的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对于农民工的被侵权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三）加强财政支持，多元化筹集基金

很多企业一味的降低人力成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逃避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农民工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不愿意或者说是没有能力参加养老保险。因此，为了健全和改善养老保险基金业务管理，应当坚持以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原则。一方面由于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政府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按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进行相应的补贴，最好能设立财政专项基金，形成长久的可持续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实行多层次缴费基数，采用灵活的缴费方式，实行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和不同年限的分组缴费制，对缴费额进行合理改革，并且适当的调整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缴费比例，减轻农民工的经济负担。在政府、企业、农民工三方之外通过设立农民工社保专项基金，吸引民间资本的加入。

（四）破除二元化体制，统筹城乡发展

要放开城市户口对于农民群体严格的准入制度，构建一个合理、开放的人口管理体制，保障农民工在转变为城市人口过程中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消除制度性差别。要做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辅助工作，加强城市的相关部门和农民工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在农民工养老保险管理中的交流，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理顺异地转移接续关系，方便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通过加快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步伐，改革城乡养老保险发展中的不和谐部分。就现阶段而言，如果进行这样的全方位改革一定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要有一个过度的过程。这种过度体现在城市之间，对于一些大城市要慢慢放开。

五、结语

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乃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解决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工群体的本身，如果不能处理好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对于农民工来说，关心的是收入、缴费的合理性、缴费意愿以及是否真的能领取应得的养老金；对于政府而言，应是养老保险关系转接的便捷性、保险法制的健全、资金补贴的及时、区域统筹发展的协调性以及相关信息的公开性，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和畅通的就业市场；对于社会来说，可以更多关注政府政策的变化，通过媒体舆论宣传帮助农民工群体对国家的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让国家的方针政策普及化。只有处理好政府、社会、农民工三者的博弈关系，才能构建一个健康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运行机制。

作者:吕德才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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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生活范文篇7

是对政策的。走访了劳动局、就业保障局，在局长等的交谈下到了黄陂区农民工的情况，并且到与农民工的政策：小额担保贷款的条件贷款金额，就业培训的及政策，农民工个人保险灯政策。而且拿到了黄陂区劳动局自身情况编目的关于农民工的政策与，因还未出版，的书名，只是一份稿件。

走访了阳光电脑培训中心、黄陂技术学校等培训机构，到了机构培训的与内容，更的是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情况。

区劳动介绍，走访了养猪场及其附近的凉亭村、晨龙电子公司及其所在的油岗村、同建电子公司及同建村，从城市来到边远地区，再回到城市边缘发展较快的地区。与村长交谈本村的政策、农民工就业等情况，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交谈更直接的了的现状与需求，并介绍了的政策。，还大范围的做了问卷调查，数据来科学的分析农民工的现状与需求，更科学性、性。

了宣传工作，了农民工的关注与支持。有农民工咨询，耐心的回答的问题，并宣传了政策，还发放了与的政策文件指南，例如:小额担保贷款办事指南、创业培训办事指南等。

最后，回访了劳动局，向反馈了的调查情况，的问题。而且，咨询了关于农民工政策的详细的内容，使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预期。公务员之家

在整个实践过程中，锻炼了，包括的交际能力等，并且关注社会、近距离接触社会、社会，这使得大学生受益匪浅，未来踏入社会时有帮助。

农民工生活范文篇8

首先，是对政策的了解。我们走访了劳动局、就业保障局，在**局长等的交谈下了解到了黄陂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并且了解到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小额担保贷款的条件以及贷款金额，就业培训的相关部门及政策，农民工个人保险灯政策。而且我们拿到了黄陂区劳动局根据自身情况编目的关于农民工的政策与指导，因还未出版，没有具体的书名，只是一份稿件。

其次，我们走访了阳光电脑培训中心、黄陂技术学校等培训机构，了解到了机构培训的对象与内容，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基本情况。

再次，我们通过**区劳动局的介绍，走访了**养猪场及其附近的凉亭村、晨龙电子公司及其所在的油岗村、同建电子公司及同建村，从城市来到边远地区，再回到城市边缘相对发展较快的地区。通过与村长交谈了解本村的政策、农民工就业等基本情况，通过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交谈更直接的了解了他们的现状与需求，并介绍了政府的相关政策。另外，我们还大范围的做了问卷调查，通过具体数据来科学的分析农民工的现状与需求，更具有科学性、真实性。

另外，我们进行了宣传工作，得到了广大农民工的关注与支持。有很多农民工主动上来咨询，我们耐心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宣传了相关政策，还发放了与他们相关的政策文件指南，例如:小额担保贷款办事指南、创业培训办事指南等。

最后，我们回访了劳动局，向他们反馈了我们的调查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而且，我们咨询了关于农民工政策的更加详细的内容，使我们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达到预期效果。公务员之家

在整个实践过程中，我们锻炼了自己，包括自己的交际能力等，并且初步关注社会、近距离接触社会、深入了解社会，这使得我们大学生受益匪浅，对于我们未来踏入社会时有很大帮助。

农民工生活范文篇9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被征用后必须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今后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问题。为了掌握和了解失地农民的生活、心理情况，进一步摸清“失地农民”失地前后的经济和生活现状，为日后更好的帮助失地农民解决实际困难提供一手资料，四川农业大学校团委“失地农民生活现状调查小分队”及时组织开展了失地农民现状抽样调查。此次调查我实践小分队选取了雨城区实地较多的大兴镇前进村以及具有代表性的80户失地农民家庭。调查自2006年以来的耕地被占用情况及实地后农民就业和生活现状。

一、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

根据我们调查表上的数据和反映上来的信息，经过汇总和整理，我们看到前进村的失地农民包括两类人群：本地的失地农户和由汉源县由于修建水坝、水电站搬迁过来的失地农民。本地失地农户数量较少，只占失地农民总数的25%，平均失地0.8亩/户，占失地农民承包土地面积的20%。与之相比，汉源搬迁过来的失地农民较多，占到失地农民的75%，每户失地在2—5亩不等，这些失地农民的土地大部分是在2006年开始被征用，每户的家庭人口数3—7人，失地后剩余土地不足1亩，仅供自给自足种点粮食。调查我们还发现失地农户的文化程度较低，80%是没有上过学或仅是上过小学，上过初中的占到15%,而上过高中及其以上的不足5%

二、农民失地的原因及被占用土地的使用情况

据调查农民失地的原因较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投资项目用地，如修建水坝，水电站等征地；2．政府东扩西移后办公楼用地；3．当地农民承包土地搞菌类种植租地；4．子女外出打工，劳动力减弱，自愿出租土地。

三、失地农民的生活现状

⒈失地后总体收入水平下降。据对80户失地农民家庭的调查显示，农民失地前人均纯收入约1800元/人/年左右，失地后为1200元左右，有的甚至不足1000元。失地前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0元/人/月，失年地后消费支出将近120元/人/月比失地前增加了50元左右。原因主要是土地征用前，农民家庭食品消费如粮、菜主要靠自产自食，水消费不要钱，成本较低，有的农户还可以靠卖粮食来储蓄一部分钱；而如今，粮食蔬菜基本上都要从市场购入，食品、水暖消费增加，导致了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乎上了年纪的农民。人均收入比失地前有所增加，原因是征地前他们劳动力较弱，粮食收入较低，而被征地后发放的安置费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消费支出。

⒉失地后就业形势严峻。土地被征用后，有的农民全部拿到了失地安置补偿费，有的农民只拿到了部分补偿费。在就业安置上，农民全部以自谋职业为生。在调查的家庭中，原来在外打工的继续打工，失地后原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民因失去了原本的固定经济来源，只能外出寻找工作，他们虽然也稍微从政府帮助农民搞基本技能培训那里学到一点东西，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旋风下，仍然很难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据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统计，85%的失地农民正处于无业、待业的困境中，10%的失地农民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从事其他行业的服务性工作，极少数不足5%的农户可以有一定的资金去做生意，搞个体经营。

3.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保险不到位，低保覆盖面不高。由于社会保障措施尚未在农村推开，失地农民自身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意识差，到目前调查农户中约5%的人有能力参加商业保险。大部分失地农民反映政府的低保金额较低，只有不到80元/户/月，不足以维持每个月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况且如今水电费又要上缴。另外，纳入低保的人群在增加。过去，在农村孤寡老弱病残的人才能享有低保；如今因为搬迁失地后，失地农民不能像以前那样靠土地种植粮食来维持基本生活，他们大部分迫于生活压力已经申请成为低保对象，因受当地政府财力有限的制约，约有30%-40%的人才能享受到低保。

4.失地农民在子女就学、医疗条件、交通、购物环境等方面都比过去方便多了，但外在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已无固定经济来源的失地农民的负担，他们中的大部分入不敷出。

四、失地农民生活面临的困难及要求

根据调查过程中我们与失地农民的座谈交流，我们了解到当地的失地农户们对征地、租地还是比较理解，能够正确对待的。他们认为把土地租出去每年拿到一些补偿费还是划算的，尤其是对六七十岁的老弱病残的农户来说更有利，与失地前劳动力较弱，每年土地的收成少，粮食收益较低相比，失地后的补偿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但对于搬迁过来的汉源的失地农民，他们的困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耕地被占用后，农民对自己的经济补偿费不合理，而且兑现也不及时，当地政府截留较多。二是部分以土地为生的农民认为失去土地等于断了他们血脉，失去了自己及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三是一些中老年和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失去土地后再就业的可能性较小，他们对今后的生活都没有了打算和信心，只有抱有观望的态度了，认为“日后的生活不会有多大的改观，因为我们没有知识和文化”“改善生活，我们这一代是无能为力了，只有靠孩子们努力了”。70%以上的失地农户目前最大的生活压力是：天天没活干，找不到事做，家庭基本生活维持不过来。四是只给失地农民发一点补偿费的做法，正在造成大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他们急切的盼望当地政府能够给他们授之以渔的生存技能，来维持基本生活。

农民工生活范文篇10

论文摘要：“80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亿，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正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制约，他们又面临强烈的心理矛盾与冲突。政府、社会和个人必须合力解决青年农民工的群体心理障碍，才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工向城市转移，越来越多的青春脸庞出现在农民工群体中，农民工的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80后”农民工正逐渐成为这一队伍的主体。农民工不仅是一个收入低下、生活贫困的群体，而且是一个面临强烈心理矛盾与心理冲突的群体，有些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制约因素，应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一、“80后”农民工概况

根据年龄划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形成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他们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第二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80年代，于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农民，则属于其中的过渡一代。“80后”农民工特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农民工，也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青年农民工。据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其中16—30岁的占61％。据悉，迄今为止，“80后”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80后”农民工有着明显的群体特征：年龄普遍较小，多在28岁以下，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受学校教育的程度高，多为初中以上，虽然他们的素质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方面与城市人口的差距依然很大；基本没有务农经历，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甚至持批评态度，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具有更多的融入城市的冲动，正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如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的交往关系，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等，想在城市安家立业，但自己的根仍在农村，矛盾心理异常突出；更重视自身价值的发挥，有较强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与其父辈们主要为寻求生计而出门打工不同，他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锻炼自己、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希望追求更完美的人生；有较强的维权意识，更注重工作环境、自身权益乃至个体感受，不能忍受身份歧视，也不再像父辈一样甘于艰苦廉价的劳动，而更在乎所在城市能否给予他们平等的人格待遇；对政治、文化等生活的需求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但总体来看，他们在政治上的参与意识还比较低，很多农民工在进城后没有参加过选举，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等。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80后”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极易出现心理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二、“80后”农民工常见的心理障碍

作为农民工的主体，“80后”农民工承担着城市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工作，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心理状况主流是好的：吃苦耐劳，遵纪守法，积极进取。但是由于生活、工作的巨大压力，精神生活的严重缺失，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在城市社会地位的低下等等原因，使部分农民工的心理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自卑与压抑。由于农民工的户籍在农村，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人事、医疗制度等方面只承认城市居民，而将农民工排斥在外。由于人为造成的先天身份的差别，农民工只能处于“二等公民”的尴尬境地。城市居民由于先天具有的城里人身份，不须通过后天努力就可获得许多社会公共资源，在社会生活方面能够享受到诸多特权，在社会竞争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无论在现实利益和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种因先天身份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深深地刺激了“80后”农民工的自尊心，加重了自卑感，很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与生活上的贫困相比，更难以忍受的是农民工不被城市接受，不能与城里人正常交往与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感受到平等与尊严。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还要忍受因家庭分居、婚恋情感、文化活动匮乏及生活条件限制等，经常处于性压抑和整体精神压抑的心理状态，这很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里人的心理对抗。

2.封闭与孤独。“80后”农民工进城的同时也是一个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他们虽然在空间上走近了城市，但由于受现行户籍制度和其他制度性的排斥，同时也受其自身的文化心理、价值观、行为方式变化滞后的影响，使得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工作多久，都注定是游离于城市边缘的“匆匆过客”。城市的生活并未提供给青年农民工良好的转换环境，空间上的隔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视与疏远，不仅无助于青年农民工打破旧的角色意识，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心理不适应，在精神上不能很好地真正融入城市，而总是处于封闭与孤独状态，只能囿于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和文化习俗之中。2007年8月，浙江省永康市总工会先后对五金、包装、工艺品、电子、金属等五个行业、20家不同规模企业的外地民工展开了为期几个月的心理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因受孤独难以适应环境等因素的困扰，60％以上的外来民工，尤其是"80后”农民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感到寂寞孤独”的为80％。很多农民工进城已经十多年了，却几乎没有城里人朋友。加之基本上没有文化娱乐生活，长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很多农民工将在街上溜达、看临街电视、打扑克作为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

3.不满与怨恨。与农民工相比，城市居民享受着更多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大多可以较轻松地生活。而“80后”农民工不仅没有社会保障，而且从事着城市里高强度、高风险、低收入的劳动。更有甚者，农民工还被老板克扣和拖欠工资，这使得农民工在生活上只能维持很低的水平。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心理。在自身利益长期被忽略以致损害的情况下，容易引发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严重不满。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会经常受到个别城市居民的不公正对待。有的居民以自己城市人的身份歧视农民工，将农民工视为“外来人”，将他们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甚至故意在公共场所欺负、捉弄农民工；有些城市居民对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农民工缺乏信任、理解和尊重，甚至故意刁难，丢了东西就认定是农民工所为，直接伤害了农民工的自尊心；有些城市执法人员在执法和城市管理过程中对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持双重标准，对农民工动辄罚款、毁坏东西甚至任意打骂；有些商场、酒店、浴池等公共场所以衣冠不整、有碍店容或影响其他人消费等种种借口拒绝农民工进入。大多数“80后”农民工坦言，他们心里最难受的就是城里人看不起自己，个别城市人还以对农民工进行刁难和人格侮辱为乐，这很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里人的对立，他们中的个别人则可能在人格受损时以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偷窃、群殴等极端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怨恨情绪。

4.仇视与报复。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大城市繁荣与富庶是来自偏远乡村的青年农民工无法想象的。在农村的时候，这种差距他们还没有亲身体验到，但是一旦进入到城市，这种差距就立即显现在他们面前。而二元制社会结构所构筑的用工与户籍制度壁垒，也把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这种差距的希望打破。城市中繁华富裕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微薄的收入形成强烈的对比，社会保障的缺失、合法维权的困难、政治与社会事务参与途径的狭窄、城市居民的冷漠歧视与优越感更强化了他们的反城市甚至反社会心态。这种心态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城市居民的，而是针对所有的城市居民的。这种情绪的极端反应就是敌视和仇恨城市的情绪，以往的道德束缚、法制束缚已经不起作用，因而采取极端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报复城市居民就不足为奇了。

三、塑造“80后”农民工健康心理品质的对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公民主体健康的心理品质，“80后”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主体，其心理障碍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是一项长期和系统的工程，需要国家和政府、农民工自身、用人单位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心理问题。

1.推进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管理。首先，政府应该放宽对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废除户籍制度，使农民工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其次，政府应该全面改革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如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保护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修订有关法规，规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是以身份而是以地域为标准，为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生活开辟途径；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为农民工提供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消除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障碍。同时，提高其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之中，对其实行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保护其义务教育权利；逐步废除暂住证等针对城市外来人口的证件制度，建立起统一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等。

2.加强对“80后”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升其自身素质能力。(1)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提高农民工心理素质，增强心理抗挫能力。通过教育使他们做到能正确对待自己，对自己有恰如其分的评价；能正确对待别人，善交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正确对待工作，热爱学习和劳动，避免精神空虚。只要他们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退缩、不逃避、不幻想，就能使自己的心理处于一种和谐、自然的健康状态。(2)加强对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职业培训。政府要组织建立民工学校、民工文化俱乐部等，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明辨是非能力。同时成立专门职业培训机构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提升职业道德。(3)加强对农民工的普法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青年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认识，让农民工了解国家政策，理解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增强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劳动者。

3.加强对“80后”农民工的组织管理，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脱离了原来农村的组织与管理，而城市管理组织又大多采取“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拒入”的态度，使农民工成为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没有组织约束，自由散漫，极易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加强组织与管理，具体做法是成立农民工自己的组织，如农民工工会等，从而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向政府表达其利益需求；制定保护农民工的政策和措施，严厉打击坑害农民工利益的组织和行为，如黑心中介、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等；开放城市组织体系，吸纳农民工进入社区组织、各级党团组织、工会组织、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加强农民工事务管理，从而增强农民工的归属感。在此基础上，要努力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根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他们是文化创（下转第57页）（上接第55页）造、文化接受的主体入手，从他们的认同感和欣赏能力出发，当地政府要大力发展公共文化设施，改变文化服务供应方式和机制，将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纳入社区文化管理，给予他们创造文化产品和活动的空间及舞台。

4.提供个案辅导与咨询，正确引导权利意识和市民意识的觉醒。个案心理辅导与咨询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人和家庭减低压力、解决问题，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福利状态。对于“80后”农民工来说，往往个人能力，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比较欠缺，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他们难于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弱势地位。因而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多方面的辅导和支持，比如整合各种资源设立辅导机构，开通咨询热线等为农民工提供心理辅导、就业信息、法律知识，发展个人职业能力，解决心理烦恼，强化城市适应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青年农民工的公民教育，弘扬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市民意识，呼唤公民义务与责任，引导青年农民工不仅以理性精神合法维护权益，还要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