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23:37:43

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1

一、农民工就业的五大亮点

(一)农民转移务工总量呈持续增势。一方面受到各级政府出台的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外出务工、创业打拼、技能谋职的意识也较强烈,务工人数呈持续上涨态势。通过12个村120户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调查农户共有人口419人,整半劳动力325人,转移务工的有161人,较2009年最多时期的第二季度159人增1.26%。

(二)重庆市内就业的农民工快速增多。重庆的企业和工业园区为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提供了现实平台,现有企业扩产和更多入驻企业建成投产提供了更多的农民工可选岗位,农民工家门口就业前景广阔。天城镇茅谷村和双河口街道石梁村由于紧邻工业园区,村里有85%的农民工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2月21日万州区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的“送岗位,返乡民工专场招聘会”中,周家坝工业园区、卢家坝工业园区、双河口工业园区96家企业定向招聘春节期间由区外回来的农民工,为15000名本地农民工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120户农户调查显示,161个农民工中有38个在乡镇域内就业,占23.6%;有32个在乡外区内就业,占19.9%;有16个在区外市内就业,占9.9%。即在市内就业人员已占农民工总数的53.4%,较上年提高了9.4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岗位首选震灾恢复重建项目、国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白羊镇紫金村和高峰镇大寨村等反映,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农民工辗转成都方向的震灾恢复重建项目和中西部的大型道路、桥梁隧道、城建等国债投资项目,这些建设工程普遍工期长、打工效益高,是农民工目前的首选。调查中进入震灾恢复重建项目、国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筑农民工增加了三成以上。

(四)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也渐成农民工外出热点。分水镇郎家村、九池乡九池村和高梁镇大碑村三村调查反映,新年后村里农民工前往就业环境较好、工资待遇较高的上海、北京、山东方向的农民工增多,目前已有570人前往上述省市务工就业,比上年增加43人,增长8.4%。

(五)劳动报酬持续上涨。郭村镇桐林村、长岭镇凉水村、新田镇谭绍村等调查农户纷纷反映,无论本地打工的工资标准,还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东北、川西打工的工资标准,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陆续上涨,上涨势头强劲。如东北沈阳中小型餐馆,熟练工月薪在1900元以上,一般服务员底薪1200元另加开瓶等计件报酬通常可保持1500元左右,较上年同期工价提高了约250元,提高幅度近15%。重庆主城和万州城内餐饮服务业,农民工月工资也上涨150至200元,由上年的800元不等增加到目前的960元左右,提高幅度近20%。上海、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进厂农民工月工资通常在2200元以上,增加200多元,增幅近10%。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地区进厂农民工月工资通常在1700元左右,约增加300元,增幅22%以上。建筑行业技工、普工工资增长较多,通常以日工资计酬,泥瓦工、钢筋工、水电工等技工日工价由120元涨到了150元左右,普工日工价由70元涨到了90元左右,加上每月务工天数增多影响,建筑农民工月增收超过25%。部分建筑技工年收入可达3万元以上,高的达到6万多元。

二、农民工就业存在的两个问题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2

刚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胡鞍钢教授一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去十年,中国“四农”问题日渐突出:一九九四年全国大约有四千万农民工外出打工,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一点三亿,从而使“三农”问题演化为“四农”问题。它虽已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八亿农村人口、五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仅仅是个开始,还将延续到二0三0年甚至更长时间。

胡鞍钢称,“四农”问题的本质很明显是“一国两制”问题,即中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使农民工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巨大缺口。他举例说,由于没有向农民工及时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导致数百农民工大逃亡,才产生了二00三年的SARS危机。正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危机出现,也加快了中国对农民工政策的调整。

这位国情专家介绍说,中国的农民工政策可分为红灯、黄灯、绿灯三个阶段,红灯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八四年,基本上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黄灯阶段从一九八四年到上个世纪末,允许农民自带干粮进城,但农民进城实际上还有违当地政府的就业、居住等规则;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规划中首次明确要促进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提出每年八百万的目标,农民工政策由此步入绿灯阶段。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3

一、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现状

(1)工资支付情况

由建筑施工企业直接招用的工人,工资基本能够按月足额发放,项目部(俗称重包或大包工头)一般不直接雇佣农民工,而是采取劳务分包给作业队或工班长(俗称包工头),通过工班长使用农民工。工资支付由项目部根据工程分包协议将工资款拨付给作业队或工班长,再由工班长支付给民工。因受建筑工程施工、验收和结算阶段性的影响,目前普遍采取按月支付部分工资(生活费),年底或工程结算后兑现工资方式。工程结束后,项目部与作业队或工班长最终结算,并支付剩余工资款,再由作业队或工班长根据工作量将工资发放给民工。

(2)对农民工日常管理情况

目前建筑施工企业主要采取项目负责制,项目经理全权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但由于项目的专业劳务由项目部分包给作业队或工班长,个别作业队或工班长还存在再次分包现象,出现三包四包情况。专业劳务人员(主要是农民)由作业队或工班长负责招用,项目经理与作业队或工班长发生劳务承包关系,作业队或工班长与专业劳务人员发生劳动用工关系,对于农民工日常管理工作主要是依靠作业队或工班长进行,管理链为:企业→项目经理→作业队或工班长→农民工。在整个建筑工程管理链中,农民工处于管理链的最下端。由于项目部缺乏对民工的直接管理,不能准确掌握民工工资的发放情况,导致部分工班长拿到工资后逃逸,而造成农民工拿不到工资事件的发生。

(3)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形式

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合同制职工,主要是公司和项目管理人员;二是劳务企业用工(具有劳动用工主体资格),但数量不多;三是作业队或工班长式用工,这是目前建筑业主要用工形式。目前建筑施工企业决策和管理层与劳务作业层已逐步分离,从事一线建筑劳务作业的基本上是农民工。这些从事建筑劳务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是由作业队或工班长(俗称“包工头”)组织来的非成建制劳务队伍。

(4)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建筑施工企业主动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率低。由于建筑施工企业采取项目分包方式,将工程项目承包给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再将工程劳务分包给作业队或工班长,建筑施工企业对项目工程施工中使用民工情况不清楚,而农民工是直接由作业队或工班长直接雇佣的,与施工企业有什么约定他们并不关心,建筑施工企业与农民工主动签订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近年来,由于劳动保障部门,加强了对建筑领域劳动用工执法监察,劳动合同签订率逐年提高。但由于目前建筑领域用工情况现状,施工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流于形式,应付检查。目前建筑企业多是施工队或工班长式的用工,作业队或工班长(包工头)与施工企业或项目经理(分包或转包)签订劳务承包协议,作业队或工班长与农民工多为口头协议,约定从事的工作、要求、数量、工资待遇,一般不签订书面协议。

二、造成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原因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并具有共同特点的重要原因是:一是建设资金不到位,导致建筑施工企业施工过程中资金链断裂,而处于这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二是农民工工资支付方式,都采取工程竣工总结算方式,平时只发生活费,工程竣工再结算,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积累的数额越大,集中支付的风险越大。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建设单位资金不到位,拖欠工程款现象普遍

调研中发现,建设单位拖欠建筑施工企业工程款现象非常普遍。建设单位在资金不到位或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仍急于施工,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本身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搞开发,仅靠拖欠工程款运转,建筑施工企业需要垫付大量资金进行施工,当资金不足,施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付给作业队或工班长,从而无法保证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大部分建筑施工企业不得不采取每月只发部分工资(生活费),工程完工后或年底再进行结算的办法来支付工资。由于工程建设的工期一般较长,造成拖欠工资的时间也较长,有时甚至出现民工干了一、二年还拿不到全部工资现象,形成了建设单位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施工企业拖欠作业队或工班长劳务费、作业队或工班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层层拖欠现象。这是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建筑市场不规范,施工企业层层转包、分包

建筑施工企业由于资金不足,常把项目工程转包、分包出去,而工程往往转包、分包给一些没有资质的社会自然人,然后再劳务分包给作业队或工班长,农民工工资则必须等到包工头一层一层结算工程款后才能拿到,工程建设转包、分包过多,造成支付环节及利润分配次数较多,是导致农民工被克扣或拖欠的重要原因。

(三)建筑施工企业缺乏管理,用工主体不合法

目前大多数建筑施工企业、项目部对施工队伍采取“以包代管”的管理模式,建筑施工企业将劳务分解、承包给若干个不具备劳动用工主体资格的专业作业队或工班长,由作业队或工班长招募家乡的老乡进行施工,有的作业队或工班长甚至又将劳务分包给他人,形成了层层分包现象,导致用人管理十分混乱。施工企业或项目部对招用工具体情况基本不了解,也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企业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更难确认。去年,我市某建筑施工企业发生一起集体讨薪事件,工班长(包工头)劳务承包中赔了钱,工班长造假花名册、记工单、乱打欠条,唆使30名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并爬上塔吊以死相威胁,要走10余万元。

(四)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缺乏法律保障

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建筑业用工具有阶段性、临时性和很强的流动性,给企业直接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分施工企业并不直接招用民工,而是工班长(包工头)招用,招用的人数、用什么人以及人员的去留并不能制约,还要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增加用人成本,农民工也不愿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三是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维权意识不强,认为没有必要签订劳动合同,签了合同限制了寻找更好工作的自由。因此,双方签订劳动合同都缺乏积极性。

(五)工资支付制不完善,支付方式不合法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企业必须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劳动者,但大部分施工企业、项目部是通过转包、分包关系进行层层结算,最后由工班长(包工头)支付给农民工,施工企业对用工、工资支付情况不能实现有效的监督管理。有的工班长(包工头)结算到劳务费后,克扣民工工资,甚至一走了之。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曾经处理过一起包工头携款80万元逃跑事件,60多名外地民工滞留工地,春节不能回家,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施工企业补发民工工资,携款逃跑之事企业另案处理。这是一起典型的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工资支付管理不善造成的案件。

三、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办法

(一)加强项目资金的有效监督,防止拖欠工程款

要严格执行项目资本金制度,严格审查建设单位的建设资金到位情况,对于资金不到位或严重不足的项目要坚决停止招标。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建设资金使用情况的动态管理,防止和避免验资报告不实或虚假验资,从项目前期到项目施工过程,建立起一套预防拖欠工程款的有效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规定一定期限,如建设单位不按期支付工程款,可责令施工企业停止施工,并规定造成的损失由建设单位承担。

(二)强化建筑市场管理,杜绝建筑施工企业违法操作

目前,建筑市场竞争激烈,建筑施工企业带资垫资承接工程成为必要条件,建筑工程违法转包、分包现象屡禁不止,垫资施工、层层转包、分包是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一个重要原因。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杜绝无资质企业和个人承揽建筑工程,制止建筑施工企业层层转包、分包,严厉查处违法分包和违法挂靠行为。对建筑施工企业违规操作,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要在市场准入方面进行限制。

(三)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目前,在建筑市场不太规范,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违规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很有必要。建筑施工企业开工前要向建设行政部门交纳工资保证金,如果建筑施工企业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建设行政部门直接扣除工资保证金,用来支付农民工工资。对拒绝交纳保证金的施工单位,建设主管行政部门不批准开工建设,对已缴纳工资保证金,保证金不足时,施工企业要继续缴纳工资保证金,拒绝缴纳的,建设主管行政部门有权责令暂停施工。

同时规定,建设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共同承担工资支付连带责任。在建设领域,建筑施工企业垫资现象普遍存在,多数工程主体已建到第二、三层后,建设单位才开始注入资金拨付工程款,使得施工企业成本增加、资金紧张,在建设施工企业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变转嫁到农民工身上,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因此,规定建设单位与施工企业双方,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范围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四)加强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管理

企业是劳动用工的主体,每一个建筑施工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管理工作,依据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没有劳动用工主体资格的施工队、作业队或个人的用工属非法用工,建筑施工企业分包、转包产生的劳动纠纷和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后果要由建筑施工企业承担责任。建筑施工企业要切实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企业必须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向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用工备案,参加社会保险,要执行国家有关工资支付规定,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并直接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五)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一是要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的执法监察。要开展经常性的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以及多部门联合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不断加大处罚力度。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4

关键词:农民工;政府支持:非政府支持:市场支持

住房问题影响进城农民在城市定居,使他们难以融人城市,无法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市没有适当的住房,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因而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所以有人将农民工称为“城市的候鸟”——说他们在农闲时节进城打工,在农忙季节则返乡种地。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大多数进城农民工虽然干的是工人的活,但却长期是城市的“局外人”。站在城市边,难进城市门。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详尽阐述了执政党的“社会建设”方略,提出了要构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中,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解决城市低收人家庭住房困难”的问题。近年来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待遇、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方面,已经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开始得到改善。但是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仍难以解决。社会各界应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措施,给予农民工最大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安定下来,安居乐业。

一、从“人人有住房”到“人人有房住”——政府支持

要改变以往“买房才能安身”的旧观念,只要能有一个适合的房子居住,就是一个安身之处,从而降低买房难、买房愁的困惑。从“人人有住房”向“人人有房住”转变。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比较成功的解决了住房问题,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解决之道。我国的住房改革借鉴了国际经验,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就必须针对我国特有的国情不断的进行调适,探索解决中国住房问题的发展道路。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只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难以解决的,只有由政府出面干预,加大改革和保障力度,采取相关措施,才能切实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一)政府牵头建造面向农民工的低价房

要想解决农民工的城市住房问题,首先就要改革现行的城市住房保障制度,把受保障者的户口条件适当拓宽,改为以一定的城市工作时间为条件,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保障的范围之内,尽管在实施保障范围扩大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仍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方向。

为了切实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由政府牵头建造面向农民工的低价房是可行的。低价房不同于现在的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对于农民工来说还是相对过高,应由政府出资建造低价房,采用政府和农民工“共有产权”的方法,这样可以逐步帮助城市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可以减免土地出让收益和税费,绕过开发商直接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建筑商,这样建成的住房,价格更低于经济适用房。对于此种住房,政府不通过一次性的减免让利让渡给购买者,政府拥有土地所有权,住房者拥有住房所有权,政府和购房者共有产权的形式。将来如果发生转让,政府可以按比例收回投资,如果住房者的经济状况好转,政府也可以向住房者转让产权。通过“共有产权”的方式,真正降低房价,为农民工提供切实可居的住房。

(二)向农民工提供限价商品房

为增加农民工家庭购买城镇房屋的能力,政府也可以通过设置土地出让条件、设计规划条件,要求开发商开发“限房价”、“限户型”“限购买对象”的经济适用房,为农民工开辟购房的“直通车”。首先,购房对象,必须是本县辖区内务工的农民工。户籍没有迁入就业地的外地农民工,只要达到一定务工年限(3年或5年以上),也可以当作是本地农民工,允许其购买。对于城镇低收入户、住房困难户,符合政府设定条件的也可以购买。对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的,经当地政府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验收通过的,可以优先考虑供应“三限房”。

(三)政府建设农民工出租房

我国地方政府可以成立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性国营企业,重点负责向农民工提供廉价的出租房,同时也为部分有城镇户口的最低收入居民提供出租房。租金低于市场价,大约按建筑总成本减去政府拨款和社会福利的金额,按面积和使用年份分摊还清。成立自主经营的企业制度,可以把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解决归为具体部门的职责,可以提高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落实的效率。使农民工能适当与城镇居民混合居住,目的在于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更好的交流和沟通,使他们更加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真正的融人到城市中来。

(四)“公积金”——农民工住房保障的有益探索

公积金,可以降低农民工的漂泊感,让他们在城市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立足之地,有一个长久的生存之处。国家建设部在2007年,;月16日的《2006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情况》中首次明确提出:应使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扩大到包括在城市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就业群体。作为一项保障制度,能真正落实到农民工身上,让农民工也享受被保障的感觉。

从目前来看,政策效应也许不太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广大的农民工会从这一政策中得到切实的利益。现在国家、各地政府也开始逐步完善公积金制度,使公积金真正能符合农民工的特点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至少我们看到了曙光。如福建省泉州市在公积金的提取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对于农民工回原籍务农、且有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由个人申请,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可以为其办理公积金支取和销户手续。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广东省东莞市也做出规定,如果农民工离开东莞,可以申请提取或转移住房公积金,将公积金用于建房在政策上没有限制,只是审批环节需要进行调整。对于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的保障对象,目前可操作性的措施可能还没有完全跟上,还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设计解决的办法,让住房公积金帐户流动起来,提取方式简易化,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向。政府应拓宽住房公积金的缴纳面,规定所有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都要按照法规规定,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重点推进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大部分农民工,由于收入低,对未来的预期不高,因此在城市购房的可能性很小,对于这部分群体,若缴交了公积金,政府应允许其可以采取公积金或公积金贷款支付房租,以改善其居住条件。

二、我们同是中国人一一非政府组织支持

(一)企业建立流动人员宿舍、集体宿舍

企业向雇员提供相应的宿舍,不仅是为了安抚人心,让农民工安心工作,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的队伍,也是为了确保对短期的、临时的、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的充分使用。所以,企业为自己的雇员提供宿舍,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在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集中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由用工单位承租后向农民工提供,或由农民工直接承租,租赁费用可在农民工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城中村改造时,要考虑农民工的居住需要,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集中建设向农民工出租的集体宿舍。企事业单位建没的集体宿舍要符合农民工城市住房届住标准,必须满足基本的设施条件才能投入使用。对于新建的集体宿舍,企业还应注意房型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目前的居住情况,以小户型和小面积为主。在浙江绍兴县,许多上规模的企业都有自己规模化的职工公寓。在重庆沙坪坝区也有一个农民工公寓由沙区政府和中建五局三公司共同出资修建,并承担人住农民工的所有费用。

(二)用工单位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应贴补租金

用工单位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当用工单位不能无偿提供或是通过廉价租赁等方式来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时,当需要农民工自己解决住房时,用工单位必须给予农民工每月必要的住房租金补贴。租金补贴的金额,农民工可与其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三)开发商建设一定比例的农民工住房

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建设农民工住房,如为农民工提供的低租金住宅达一定比例的住宅小区,政府可以免去房地产开发商一定比例的税收。通过这样一些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开发商不但也可以从中获利,对于有爱心的开发商也是一个回馈社会和人民的好机会。

(四)民间支持——流动人员公寓和农民工小区

要充分发动社会力量,依靠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或是实力雄厚的个人进行慈善捐赠,来解决农民工住房建设资金或是直接建造流动人员公寓或是农民工小区。如邵逸夫先生慈善捐赠了很多学校的教学楼等设施。农民工的住房保障,也可以借鉴类似的做法。

三、市场并非无情物——市场支持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5

【关键词】农民工;医疗保险;问题

一、农民工医疗保险发展及其现状

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政策发展处于三个阶段:薄弱阶段,试点阶段,完善阶段。在第一阶段,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合作医疗制度不完整而商业保险费用较贵,因此几乎无法享受医保。在第二阶段,1990年政府重视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险,采取以统账结合、大病统筹形式,在深圳、珠海等试点城市采取简单地纳入城镇医保范围的做法。在第三阶段,全国政府开始研究并颁布针对农民工的医保政策,并很大程度缓解了农民工看病的急迫性。主要措施有:综合保险、大病统筹、纳入城乡统筹、灵活医保等。现如今,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18%,在2013年到2014年的增长幅度仅为0.5%。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参保率明显高于中西部的参保率,即发达城市参保率可以达到20%左右。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在流动人口中就达到了80%,社会保障问题也就越复杂,导致医疗保险问题形式严峻。现如今农民工大多数不会务农,这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成为不可逆向发展的原因,大多数就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最为重要的是,大家的消费水平也逐渐提高。

二、农民工医疗保险中的问题

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然这种模式下参保人数高,效果显著,覆盖范围较广。但是这种模式更适用于本地工作人员,对于经常需要奔波的人员,报销程序复杂,并且报销比例低,自已也需要承付来回路费,耽误工时,这对与经济条件本不富裕的家庭,并没有带来较好的帮助。第二,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虽享受了跟城镇员工同等的待遇,但是承担的费用也是相同的。这对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与城镇员工产生了更为严重的收支不平衡的差距。第三,融合型的农民工保险模式,虽然融合了养老,医疗,工伤三大项目,主要由用人单位承担,商业保险公司和基金运营机构合作,其往往会因为三方合作不当,导致农民工断保现象的产生。第四,独立的农民工医保,虽然为其建立了对应的医疗保险制度。但是在资金方面则是统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资金,其转移接续能力差,导致参保意愿低。

三、农民工医疗保险问题的原因

(一)主体原因:从用人单位角度看,出于自己利益考虑减少高额费用负担,减少运营成本,自动忽视掉相应的合法程序。大多数农民工为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低,往往任由企业摆布。有的企业会采取虚报员工数量,推迟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等方式来逃避职责。从农民工角度看,由于签订劳动合同意识不强,这直接给了部分企业可乘之机,因为劳动合同是农民工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准入条件。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地位不对等,加上地方政府监督不到位,当其想申诉时由于担心自己失业或者遭受打击报复风险,因此问题断断续续,进展缓慢。从政府角度看,部分政府机构权责不明确、不作为、基金管理混乱、缺乏维权通道,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医保的发展。(二)政策、法律原因。在政策上来看,医疗保险政策制定缺少更为细化的针对性,对于地区的差异性没有更为健全的考虑,当上级政府下发文件到各级政府时,往往地方政府不更深层面思考是否适用与自己的地区,而全部照搬,使财政拨款没有合理的得到应用,导致财政资源的浪费。在法律上来看,具体的费用交纳、转移接续、基金运营上缺少具体准则,缺乏统一的准则,即对农民工医疗保险做到具体、单独的规定。(三)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的限制的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主要障碍,农民工异地就业和流动就业产生的转移接续问题严重。在户籍制度政策下,地方性的医保政策差异性太大,加之“地方保护主义”,农民工的医保问题将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四、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政策的建议

(一)政府加强对农民工医疗保险意识的培养。加强农民工法律意识教育,让其利用医疗资源救助自己,减少社会地位的弊端,政府应大量宣传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益处,定期安排监督部门进行监管,并且多建立投诉咨询窗口,让农民工因企业问题而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问题不复存在。(二)建立完善的针对农民工医疗保障的法律规章。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险的根本方案就是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同时为我们的农民工提供的最有效的平台,让想要占农民工利益的人趁早打消这一丧尽天良的邪念。同时可以间接控制监督部门不作为的现象,加强了管理的透明化。(三)废除户籍壁垒并提离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全国应该深化户籍改革,统一进行就医程序管理,让农民工只要提供身份证就可以在异地享受到合理的治疗,建立起以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用人单位应依法为其参保。在医院建立农民工服务窗口,尽最大程度为其排忧解难。(四)加强医保监督执行。人社部门自身应该建立严明的考察体系,对于不履行职责的企业必须严格按照《社会保险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且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用人单位以及工会,应该互相协助调查,更早的察觉到医疗保险的问题,从源头减少农民工的烦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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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博立.社会福利政策视角下的农民工医疗保险问题探析[J].经贸实践,2017(20):100.

[3]陈宏雷,石宏伟.外出农民工医疗保险问题研究——基于城市融入的视角[J].改革与开放,2017(11):90-91+104.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6

“标签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重要社会学理论之一,它对现代犯罪学领域的研究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标签理论的理论基础是互动论,其基本观点是:在人们变成越轨者并持续作为越轨者的过程中,给人们贴上越轨者的标签是一个关键因素。具体来说,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往往易被社会贴上某种“标签”,一旦个体被帖上“标签”,社会其他成员在以后的交往中就会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看待个体的一切行为,而个体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一标签,形成了一种新的自我概念,并开始依照此标签的行为模式来行动。当个体被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也容易受此标签影响从而从事越轨行为。从标签理论来看,不良的社会标签是个体产生犯罪行为的原因之一。农民工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各种不良的标签所致。

从我国农民工现状来看,农民工犯罪固然有制度、经济、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原因,但社会上对农民工的不良标签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我国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社会的底层,多从事收入低廉的体力劳动,社会评价较低,被社会各界视为低等人和易犯罪的群体,得到的多是各种负面评价及不公正的待遇。在这种负面的社会标签效应下,加之城市生活巨大的生存压力,很容易使农民工受这些不良标签的影响,自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按照这种不良标签的行为模式来行事,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不良标签的具体表现

1.社会对农民工的标签:“高犯罪群体”

在社会各界看来,农民工是公认的高犯罪群体。根据当前农民工犯罪的统计数据来看,情况似乎如此。如广州市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作案被抓获的占全部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比重近年来不断增加,由1995年的70%左右到2001年的80%左右,而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在其他大城市情况也大体类似。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仅仅根据这些现象就给农民工群体贴上“高犯罪群体”的标签是有欠妥当。具体原因如下:

(1)农民工更易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其犯罪逃逸可能性较小。当城市里发生犯罪事件时,公安机关及城市居民更容易把农民工列为“犯罪嫌疑人”,对农民工进行相关调查,而不容易怀疑城市居民或白领等社会阶层。因而农民工犯罪行为受法律制裁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农民工在不太熟悉的城市环境里犯罪,由于缺乏强大的亲友网络,其被抓获的可能性要比城市常住人口大很多。

(2)农民工犯罪手段一般较为拙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低,一般很少能够采取高科技手段来犯罪,其犯罪多为盗窃、抢劫等侵财型犯罪,犯罪一般具有随机性,较少经过精密的谋划。另外还有部分犯罪是属于自救式,即为维护自身权益而犯罪,如春节前为讨要工资而非法拘禁包工头的行为。因而比起其他犯罪来说,农民工犯罪案件被侦破的可能性更大。

(3)农民工群体的人员特点。城市农民工是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3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51.14%,4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70.17%,70-80%为男性,半数以上是从事劳务,多为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国际上研究表明,这种文化年龄段的群体占犯罪量的80%,他们的犯罪率可能比其他群体高一倍以上。因而农民工犯罪率较高并不是由于农民工的身份,而是由于其文化年龄段的群体特点决定的。在城市居民中这类群体的犯罪率也相对较高。

由此可见,虽然目前农民工犯罪问题较为严重,并不能说明农民工更具有犯罪倾向。但社会给农民工贴上“高犯罪群体”的标签,将他们视为犯罪嫌疑人,并对农民工时刻保持警惕,很容易使农民工接受这种标签效应,认为自己品格较为低劣,当他们无法凭借自身勤奋在城市中生存时,就很容易采取犯罪手段来获取财物。

2.社会媒体的污名化

当前对农民工不良标签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社会媒体。在社会媒体的报道中,农民工多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即使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报道,农民工也是以弱者或愚昧的形象出现的,这些对农民工形象产生了污名化的作用。根据对《扬子晚报》的研究发现,2001年该报中城市农民工正面角色只占10%,而负面角色占66.7%。2003年下半年该报农民工的形象仍然比较差,尽管负面角色下降至45.5%。我们经常会看到关于农民工、、强奸、抢劫、讹诈、偷窥、械斗、口吐秽言、手脚不净等等负面报道充斥于大大小小的媒体,如2003年各媒体关于“馋嘴民工偷吃天价葡萄”的报道。于是在一些城市人眼中只看到农民工愚昧、脏乱、素质低劣、有犯罪倾向等方面,而忽视了农民工身上的诚信知报、笃实宽厚等传统美德。正是由于社会媒体的这些负面报道,使农民工被贴上了各种不良标签,农民工几乎成为“变态”、“愚昧”、“犯罪”的代言词。在这样文化氛围中生存的农民工很容易在其心灵上打下耻辱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进而顺应社会对自身的评价,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3.城市居民的歧视

虽然农民工的出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各种便利,但由于城乡之间的文化壁垒使得城市人从心里上歧视农民工。在社会多数负面报道的影响下,城市居民大多数人讨厌农民工,嫌他们脏乱、粗鲁、不守城市的规则且手脚不干净,在与农民工交往时多抱以警戒的态度,带有色眼镜来看待农民工,认为他们是社区不安定的因素。城市居民的这种白眼扭曲了农民工本来谦卑平和的心态,取而代之的是对城市人的仇视,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城市人给他们的这种“越轨者”标签,从而产生对城市人报复的心理,走上犯罪之路。

三、解决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途径

从社会标签理论来看,农民工犯罪原因之一在于社会各界对其不良的标签。因而我们在探讨农民工犯罪问题解决途径时,应该重视社会不良标签的效用。在解决农民工犯罪问题时除在制度上、经济上、法律上采取相应措施外,还应该从消除农民工不良的社会标签入手,具体为以下几方面:

1.破除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改革农业和非农业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在城市中享受平等的就业、工酬、教育、社会保险、住房待遇等,不再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这种身份的不平等,使“农民工”称呼成为历史名词。

2.各级政府和大众媒体注重农民工正面形象的塑造。各级政府和大众媒体在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同时,应该多宣传和报道农民工的正面形象,着重报道农民工的纯朴善良、诚信、笃实宽厚等传统美德,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勤劳创业,树立一些创业成功者的形象,改变农民工不良的社会形象与媒体形象,从而提高农民工的自尊自信,增强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信心。

3.创造城乡平等的社会意识氛围。可在各社区及大众媒体上宣传城乡平等的社会意识,使城乡平等意识深入城市居民心中,改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心理。

4.加强对农民工自我意识的教育。注重开展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参考文献:

[1]周沃欢.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社会心理学的实证分析[R].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2002,8.

[2]《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6.

[3]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26.

[4]曹越,刘慧丹.城市农民工对大众传媒中自我形象的认知──以南京市为例.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入选论文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7

(一)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认真实施《*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严格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管理和执法监察,完善举报投诉制度,加大对拖欠工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对恶意拖欠、情况严重的企业,可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直至由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并对有关人员依法予以制裁。完善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监控手段,采取全面监控和重点监控相结合,重点监控农民工相对集中行业的企业和曾有拖欠工资行为的用人单位。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长效机制。各地建设等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行业特点制定有效措施,改进和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的管理工作。逐步扩大工资保证金制度的实施范围,在建筑施工企业和其他特殊行业用人单位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未按规定预交保证金的施工企业不予发放施工许可证。对发生过拖欠工资行为的用人单位,有关部门要强制其在开户银行预存工资保证金。各级政府应建立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责任制度和欠薪应急周转金,及时有效地处理因欠薪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同时,将按时足额发放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按规定支付超时加班加点工资列为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的重点内容之一,适时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农民工能够按时足额领取工资。

(二)合理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认真落实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规定,合理确定并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各用人单位都必须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农民工正常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不得以实行计件工资为由拒绝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不得利用提高劳动定额变相压低农民工工资水平。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应当制定相关岗位劳动定额的行业参考标准,用人单位应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价报酬标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和支付加班工资的规定,不得以农民工自愿加班为由拒付加班工资。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大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合理确定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进一步发挥工资指导线对企业工资增长的作用,调节和指导各类企业适时增加职工工资,切实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促进农民工及其他职工工资合理增长。

二、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

(三)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各级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组织开展包括劳动合同内容在内的劳动用工情况大检查,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制定并启动实施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三年行动计划,重点解决农民工集中行业企业和规模以下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偏低的问题,到2007年底将各类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提高到90%以上。对用工较多、流动性较大、安全生产要求较高的行业,劳动保障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研究制定适合行业用工特点的劳动合同文本。进一步规范企业劳动用工行为,研究建立企业劳动用工登记制度,实行对企业与劳动者签订、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情况的动态管理,推动劳动合同制度全面实施。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对不依法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要依法及时纠正并予以处罚。

(四)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各地要加强对企业执行安全生产法规、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及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建立工伤事故查处机制,落实工伤事故处理和防范措施,督促企业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加强农民工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工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并及时发放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高危行业和特种作业的人员要进行专门培训,达到要求后持证上岗。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开展对农民工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和监督检查,对职业病多发行业和从事可能产生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要进行健康检查,健康检查费用由企业支付。

(五)切实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依法落实妇女劳动就业权益和保护女工的特殊权益,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女工或提高女工录用标准。严格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禁止安排女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止从事的劳动,不得安排女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严格执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对未成年工的使用和特殊保护实行登记制度,由用人单位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登记并接受监督检查,确保落实未成年工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保护措施等方面的特殊保护。严禁违法使用童工,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要从严惩处。

三、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

(六)逐步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实行城乡就业统筹管理。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环境,清理有关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政策,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收费和不合理限制。农民工进城务工和从事经营活动,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即可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和办理各种相关手续。除法律法规有规定外,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设置与农民工进城就业或从事经营活动相关的行政审批、行政收费、登记等项目。

(七)进一步做好农民转移就业服务工作。强化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功能完全、服务优良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享受公共就业服务的制度。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质量和效率。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加强就业服务市场监管,严厉打击以职业介绍或以招工为名坑害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

(八)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加强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注重培训质量,切实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引导农民工积极参加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和创业培训。要针对农民工特点,大力开展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考核工作,争取使大多数接受培训的农民工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支持、个人自愿、社会参与的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各用人单位、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切实提高农民工素质。培训经费采取“个人拿一点、企业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筹措解决,推广“培训券”等直接补贴办法,减轻农民工培训经费负担。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财政支持力度,鼓励用工企业加大培训投入,用好用足职工培训经费及相关的政策。各地应通过招标或资质认定等办法,从当地符合条件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中确定一批培训质量高、就业效果好、社会认可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定点机构。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切实做好农民工培训的组织管理、督促检查等工作。

(九)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对未能继续升学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进行六个月到一年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取得相应的初级或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实施“扶困助学行动计划”,扩大资助中等职业学校中农村困难学生规模,通过设立助学金、奖学金,帮助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实施“县级骨干职业学校建设行动计划”,全省每个县(市)要重点建设好1—2所骨干职业学校。

四、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

(十)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扩大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制定并实施农民工“平安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将与所有用人单位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农民工均纳入工伤保险。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并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对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可先行参加工伤保险。农民工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必须及时申报,有关部门要抓紧做好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支付工作。对建筑、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等实行施工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的高风险用人单位,发证管理机关在颁发相关许可证或办理许可证延期手续时,应认真审查申请单位提供的《工伤保险参保证明》和《建筑意外伤害保险投保证明》,对不能提供有效证明的用人单位,暂停颁发相关许可证。

(十一)切实做好农民工医疗保障工作。各地要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范围。与城镇用人单位签订规范劳动合同的农民工,随所在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尚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可以先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按照“低费率、保大病”的原则,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和医疗需求,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和保障方式。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重点解决大病住院医疗保险,可只建统筹基金,不建个人账户。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其住院或规定病种医疗费用按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支付。农民工医疗保险关系省内跨地区转移时,要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农民工也可根据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十二)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用人单位要按时足额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允许农民工按照“双低”的办法参保缴费,退休时享受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地区转移时,各地要严格按政策规定办理转移,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不得以各种理由设置转移接续条件。

五、加强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

(十三)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各级政府要将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同步实施。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学校教职工编制按学校实际在校生数进行核定,公用经费按照实际在校学生数和公用经费拨款定额拨付。从2006年秋季入学起,在我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免除学杂费。经批准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按规定仍可收取学费,但在学生注册报到时,根据价格部门核准的学费标准,按当地公办学校免费标准作相应扣减。各地要加强对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的管理,在办学经费、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十四)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农民工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将农民工预防保健工作纳入城乡社区卫生服务范围。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落实重大传染病的属地管理措施,开展对农民工传染病监测服务和监督管理,对农民工肺结核、血吸虫病提供免费检查和抗结核、病原治疗及归口管理服务,对防治艾滋病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传染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力度,在农民工聚居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有效预防重大传染病发生。落实农民工子女适龄儿童免疫工作,使居住三个月以上外来儿童建卡(建证)率达到95%以上,外来儿童预防接种“五苗”单苗接种率达到85%,并享受和当地儿童同等免疫预防待遇。

(十五)进一步搞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建立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输入地要将农民工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纳入当地社区、居(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经常性工作,免费向农民工提供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技术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纳入各级地方财政预算。用人单位要依法履行农民工计划生育相关管理服务责任。输出地要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技术服务工作,免费发放《流动人员婚育证明》,及时向输入地提供农民工婚育信息。进一步加强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流平台的推广使用,加快全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建设,各县(市、区)和农民工集中的乡镇、街道要加强农民工计划生育信息管理。

(十六)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用工单位是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责任主体,要重视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招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利用自有土地建设农民工宿舍,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可参照经济适用住房的优惠政策。对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和开发区(园区),当地政府和有关单位可以集中建设农民工公寓,租赁给农民工居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切实保障农民工居住的卫生和安全。推动企业依法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将农民工纳入覆盖范围。各地要把长期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宅建设管理规划。

六、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

(十七)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依法保障农民工享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在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评定技术职称、晋升职务和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等方面,农民工享有与城镇职工平等权利。农民工户籍所在地的村级组织,在组织换届选举或讨论决定涉及农民工权益的重大事务时,应及时通知外出务工的人员,并通过适当方式使其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城市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时,对在社区居住一年以上的农民工,本人要求在社区进行选民登记的,其选民登记资格由本社区居民选举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每一选民只能在一地登记。招用农民工的用人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农民工代表,保障农民工行使对本单位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在讨论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问题时,所在单位工会组织要依法履行职责,并确保农民工的知情权。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严厉惩处侵犯农民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非法行为。

(十八)继续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公平、规范、统一的省内户口迁移制度。逐步和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对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高级技工、技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应优先准予落户。继续扩大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通过完善政策、改革管理和调整城乡识别标识,完善户籍管理和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农民工登记管理办法,加快相关立法修改,逐步在全省范围内取消暂住证制度,实行居住证制度。

(十九)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土地征用补偿和农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的合法权益。加强监督、检查和信访调处工作力度,纠正违法调整和收回农民工承包地的行为,纠正各种违背农民工意愿、强迫或限制农民工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做法。研究制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规定责任追究办法,对侵害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责任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因违反政策法律和处理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对擅自截留、扣缴等方式侵占农民工土地流转收益的行为应予查处并退还款项。

(二十)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建设,完善日常巡视检查制度和责任制度,依法严厉查处用人单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并通过媒体予以曝光。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认真受理并及时调查处理农民工举报投诉。积极探索和推广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充分发挥工会等组织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监督作用。加强和改进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对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要简化程序、加快审理,涉及劳动报酬和工伤待遇的要优先审理,并视情免收、减收或缓收案件仲裁费用。

(二十一)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健全法律援助网络,形成一个以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为龙头,以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骨干,以村(居)法律援助工作点(联络员)为补充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加强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窗口建设,提升法律援助工作水平。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配强配好法律援助机构专职人员。有条件的乡镇、街道要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各级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资金,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并积极争取社会多方支持筹集资金。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便民措施,方便农民群众寻求法律援助。加大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力度,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要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赔偿等作为重点援助事项,积极给予办理。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要加强监督检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

(二十二)强化工会以及共青团、妇联组织在维护农民工权益中的作用。用人单位要依法保障农民工参加工会的权利。积极探索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行业和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组建行业工会或社区工会,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入会率。各级工会要以劳动合同、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劳动条件和职业安全卫生为重点,督促用人单位依法履行义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的作用,完善群众性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群众监督。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作用。各级共青团和妇联组织要结合各自特点,畅通青年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维权渠道,成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力量。

七、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二十三)大力发展农村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当地转移就业容量。各地要依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特色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加工业。落实并完善有关政策措施,推动非公经济发展,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继续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完善政策,壮大县域经济。

(二十四)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统筹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组织开展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城乡一体的环境卫生、供排水、公共交通等专项规划的编制和修编工作,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各级政府财政要切实调整投资结构,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加快形成政府支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农民劳动积累相结合的农村建设投入机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重视利用当地原材料和劳动力,注重建设能够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促进农民直接增收的中小型项目。

(二十五)积极发展小城镇,提高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加强城乡规划统筹,搞好小城镇规划和建设。在发展县域经济中,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县城)和中心镇的集聚和带动作用,引导农村中小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促进人口和要素集聚。加大对小城镇建设支持力度,完善公共设施,鼓励和吸引农民进入小城镇创业和居住。

八、加强和改进对农民工工作的领导

(二十六)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农民工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解决农民工问题,对我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和“法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政府要切实把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和任务,把统筹城乡就业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各地都要制定明确的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并认真落实。要建立农民工管理和服务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

(二十七)完善农民工工作协调机制。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省政府已建立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全省农民工工作。各地也应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切实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组织领导。劳动保障和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检查督促对农民工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基层组织要加强协调沟通,共同做好农民工的教育、引导和管理工作。

(二十八)引导农民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要认真实施《*省文明素质工程》,引导和组织农民工自觉接受就业和创业培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要在农民工中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他们增强法制观念,知法守法,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开展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引导他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和社会公共道德。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他们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环境、讲究文明礼貌,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要努力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遵守市民规范,履行应尽义务。

(二十九)充分发挥社区在农民工管理服务的重要作用。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居住较集中的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治安管理,严厉打击侵害农民工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三十)加强和改进农民工统计管理工作。充分利用和整合统计、公安、人口计生等部门的资源,推进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为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输入地和输出地要加强协作,搞好农民工统计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

(三十一)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要在全社会树立理解、尊重、保护农民工的意识,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关心帮助农民工的公益活动。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8

一、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现状

(1)工资支付情况

由建筑施工企业直接招用的工人,工资基本能够按月足额发放,项目部(俗称重包或大包工头)一般不直接雇佣农民工,而是采取劳务分包给作业队或工班长(俗称包工头),通过工班长使用农民工。工资支付由项目部根据工程分包协议将工资款拨付给作业队或工班长,再由工班长支付给民工。因受建筑工程施工、验收和结算阶段性的影响,目前普遍采取按月支付部分工资(生活费),年底或工程结算后兑现工资方式。工程结束后,项目部与作业队或工班长最终结算,并支付剩余工资款,再由作业队或工班长根据工作量将工资发放给民工。

(2)对农民工日常管理情况

目前建筑施工企业主要采取项目负责制,项目经理全权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但由于项目的专业劳务由项目部分包给作业队或工班长,个别作业队或工班长还存在再次分包现象,出现三包四包情况。专业劳务人员(主要是农民)由作业队或工班长负责招用,项目经理与作业队或工班长发生劳务承包关系,作业队或工班长与专业劳务人员发生劳动用工关系,对于农民工日常管理工作主要是依靠作业队或工班长进行,管理链为:企业→项目经理→作业队或工班长→农民工。在整个建筑工程管理链中,农民工处于管理链的最下端。由于项目部缺乏对民工的直接管理,不能准确掌握民工工资的发放情况,导致部分工班长拿到工资后逃逸,而造成农民工拿不到工资事件的发生。

(3)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形式

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合同制职工,主要是公司和项目管理人员;二是劳务企业用工(具有劳动用工主体资格),但数量不多;三是作业队或工班长式用工,这是目前建筑业主要用工形式。目前建筑施工企业决策和管理层与劳务作业层已逐步分离,从事一线建筑劳务作业的基本上是农民工。这些从事建筑劳务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是由作业队或工班长(俗称“包工头”)组织来的非成建制劳务队伍。

(4)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建筑施工企业主动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率低。由于建筑施工企业采取项目分包方式,将工程项目承包给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再将工程劳务分包给作业队或工班长,建筑施工企业对项目工程施工中使用民工情况不清楚,而农民工是直接由作业队或工班长直接雇佣的,与施工企业有什么约定他们并不关心,建筑施工企业与农民工主动签订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近年来,由于劳动保障部门,加强了对建筑领域劳动用工执法监察,劳动合同签订率逐年提高。但由于目前建筑领域用工情况现状,施工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流于形式,应付检查。目前建筑企业多是施工队或工班长式的用工,作业队或工班长(包工头)与施工企业或项目经理(分包或转包)签订劳务承包协议,作业队或工班长与农民工多为口头协议,约定从事的工作、要求、数量、工资待遇,一般不签订书面协议。

二、造成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原因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并具有共同特点的重要原因是:一是建设资金不到位,导致建筑施工企业施工过程中资金链断裂,而处于这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二是农民工工资支付方式,都采取工程竣工总结算方式,平时只发生活费,工程竣工再结算,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积累的数额越大,集中支付的风险越大。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建设单位资金不到位,拖欠工程款现象普遍

调研中发现,建设单位拖欠建筑施工企业工程款现象非常普遍。建设单位在资金不到位或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仍急于施工,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本身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搞开发,仅靠拖欠工程款运转,建筑施工企业需要垫付大量资金进行施工,当资金不足,施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付给作业队或工班长,从而无法保证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大部分建筑施工企业不得不采取每月只发部分工资(生活费),工程完工后或年底再进行结算的办法来支付工资。由于工程建设的工期一般较长,造成拖欠工资的时间也较长,有时甚至出现民工干了一、二年还拿不到全部工资现象,形成了建设单位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施工企业拖欠作业队或工班长劳务费、作业队或工班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层层拖欠现象。这是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建筑市场不规范,施工企业层层转包、分包

建筑施工企业由于资金不足,常把项目工程转包、分包出去,而工程往往转包、分包给一些没有资质的社会自然人,然后再劳务分包给作业队或工班长,农民工工资则必须等到包工头一层一层结算工程款后才能拿到,工程建设转包、分包过多,造成支付环节及利润分配次数较多,是导致农民工被克扣或拖欠的重要原因。

(三)建筑施工企业缺乏管理,用工主体不合法

目前大多数建筑施工企业、项目部对施工队伍采取“以包代管”的管理模式,建筑施工企业将劳务分解、承包给若干个不具备劳动用工主体资格的专业作业队或工班长,由作业队或工班长招募家乡的老乡进行施工,有的作业队或工班长甚至又将劳务分包给他人,形成了层层分包现象,导致用人管理十分混乱。施工企业或项目部对招用工具体情况基本不了解,也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企业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更难确认。去年,我市某建筑施工企业发生一起集体讨薪事件,工班长(包工头)劳务承包中赔了钱,工班长造假花名册、记工单、乱打欠条,唆使30名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并爬上塔吊以死相威胁,要走10余万元。

(四)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缺乏法律保障

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建筑业用工具有阶段性、临时性和很强的流动性,给企业直接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分施工企业并不直接招用民工,而是工班长(包工头)招用,招用的人数、用什么人以及人员的去留并不能制约,还要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增加用人成本,农民工也不愿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三是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维权意识不强,认为没有必要签订劳动合同,签了合同限制了寻找更好工作的自由。因此,双方签订劳动合同都缺乏积极性。

(五)工资支付制不完善,支付方式不合法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企业必须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劳动者,但大部分施工企业、项目部是通过转包、分包关系进行层层结算,最后由工班长(包工头)支付给农民工,施工企业对用工、工资支付情况不能实现有效的监督管理。有的工班长(包工头)结算到劳务费后,克扣民工工资,甚至一走了之。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曾经处理过一起包工头携款80万元逃跑事件,60多名外地民工滞留工地,春节不能回家,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施工企业补发民工工资,携款逃跑之事企业另案处理。这是一起典型的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工资支付管理不善造成的案件。

三、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办法

(一)加强项目资金的有效监督,防止拖欠工程款

要严格执行项目资本金制度,严格审查建设单位的建设资金到位情况,对于资金不到位或严重不足的项目要坚决停止招标。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建设资金使用情况的动态管理,防止和避免验资报告不实或虚假验资,从项目前期到项目施工过程,建立起一套预防拖欠工程款的有效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规定一定期限,如建设单位不按期支付工程款,可责令施工企业停止施工,并规定造成的损失由建设单位承担。

(二)强化建筑市场管理,杜绝建筑施工企业违法操作

目前,建筑市场竞争激烈,建筑施工企业带资垫资承接工程成为必要条件,建筑工程违法转包、分包现象屡禁不止,垫资施工、层层转包、分包是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一个重要原因。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杜绝无资质企业和个人承揽建筑工程,制止建筑施工企业层层转包、分包,严厉查处违法分包和违法挂靠行为。对建筑施工企业违规操作,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要在市场准入方面进行限制。

(三)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目前,在建筑市场不太规范,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违规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很有必要。建筑施工企业开工前要向建设行政部门交纳工资保证金,如果建筑施工企业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建设行政部门直接扣除工资保证金,用来支付农民工工资。对拒绝交纳保证金的施工单位,建设主管行政部门不批准开工建设,对已缴纳工资保证金,保证金不足时,施工企业要继续缴纳工资保证金,拒绝缴纳的,建设主管行政部门有权责令暂停施工。

同时规定,建设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共同承担工资支付连带责任。在建设领域,建筑施工企业垫资现象普遍存在,多数工程主体已建到第二、三层后,建设单位才开始注入资金拨付工程款,使得施工企业成本增加、资金紧张,在建设施工企业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变转嫁到农民工身上,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因此,规定建设单位与施工企业双方,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范围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四)加强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管理

企业是劳动用工的主体,每一个建筑施工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管理工作,依据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没有劳动用工主体资格的施工队、作业队或个人的用工属非法用工,建筑施工企业分包、转包产生的劳动纠纷和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后果要由建筑施工企业承担责任。建筑施工企业要切实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企业必须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向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用工备案,参加社会保险,要执行国家有关工资支付规定,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并直接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五)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一是要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的执法监察。要开展经常性的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以及多部门联合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不断加大处罚力度。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9

(一)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通过对安徽阜阳市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进行走访和问卷调查,从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学历层次、以及对相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了解程度、是否知道有哪些社会保险险种和参加那些险种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表1中得出在所调查的农民工主要参加的医疗保险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且其中以建筑业和工业为主,而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以商业和服务业以及餐饮业为主;从表2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保险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了解以仅仅听说或者根本没听说过为主,其中对于基本医疗保险没听说过的人占33.3%,听说过的占26.1%,可见农民工们对于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了解甚少;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随着学历的增长,参加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增加,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但是小学及以下没参加过医疗保险占76.9%,签订过合同的比例占23.3%。由此可见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对于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有着重要影响。

(二)基于问卷分析得出的农民工医保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建设不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没有一个完备的制度规范。随着农民工数量的猛增以及国家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各地纷纷制定解决方案和措施,但这些方案实施毕竟只是探索性的,实际执行过程中都是相互独立的,当农民工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时,原先参加的医疗保险制度不适用于迁入地的医疗保险制度,如果要继续参加医疗保险,必须重新缴费,这对于本身收入就不高的农民工来说,参保反而加重他们的负担。2.保障水平低,依然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尽管各地对于农民工的医疗保险都有相关的保障政策,但是就目前的保障水平来看,农民工本身劳动力素质低下,收入水平低。此外,由于其从事的工作危险性高,时常会发生工伤事故,平时生病也是不可避免的,据调查显示,有36.4%的农民工生过病,甚至多次生病,但其中有59.3%的人不愿去看病而是靠自己的体质硬挺过去。然而其他40.7%的人不得不花钱去看病,但看病支出的大部分费用都是自费,用工单位为他们支付的不足实际看病费用的1/12。3.流动性大,参保缴费的延续性差。农民工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但对于不同工种,不懂行业的农民工来说,其流动性又有所差别,其中以手工技术型的农民工流动性比较大,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农民工。他们在一个地方进行一定工期的工程一般是2至3年的时间,工程完成后将会转移到下一个地方,可以说农民工没有固定的长期居所,这对于他们参加医疗保险的缴费来说是不利的,即使是参保了,转移到下一个地方后可能就会中断缴费,如果再重新缴费的话,农民工就会损失已经缴过的医保费用。4.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淡薄,维权难。由于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普遍低下,加之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工对社保制度的相关规定和政策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空白,对于医疗保险的缴费待遇等不能够自主独立去解读理解,多数情况下都是用人单位或者说是政策出台者怎么说就怎么办,这会给农民工一种政策无知,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低。由于用工单位处于成本和经济效益的考虑,对于医疗保险的缴费工作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加之农民工自身的对于医疗保险缴费和待遇的不了解,不愿意参保,用工单位也会利用这点不缴纳保险费用。但出现伤病后,农民工没有参加医疗保险,损失全部由自己承担。

二、我国当前存在的几种农民工医疗保险模式的评析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这一模式是目前农民工医疗保险使用最普遍广泛的一种模式,以阜阳市临泉县为例来看:新农合资金筹集由中央财政补助,省县级财政配套,农民个人缴纳三部分组成。中央财政补助、省、县级财政配套240元,农民每人每年缴纳50元,合计290元。2013年新农合中农民个人缴费提高至每人每年缴纳60元,财政补助资金相应提高。新农合的待遇标准非为住院补偿和门诊补偿两大部分,其中门诊补偿分为慢性病门诊补偿、普通门诊补偿、大额普通门诊费用补偿及其它补偿。关于住院补偿中各类医疗机构住院的可报费用的补偿比例如表5所示。

(二)纳入城镇医疗保险的模式

该模式以镇江市为典型的代表,这种模式是对外来户籍的农民工按照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一定标准来参加医疗保险。纳入城镇医疗保险的大致缴费标准:单位中有农民工的,农民工个人每人每年缴纳50元,用人单位每人每年250元;灵活就业的农民工缴纳150元。若有固定住所、且持本市一年以上暂住证的农民工,可享受财政补贴100元。农民工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后,具备条件时也可补缴一定保费后转入统账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纳入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保险,并且建立个人账户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统筹账户基金和大额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待遇。

(三)单独的农民工医疗保险模式

这种模式针对农民工单独设立,与纳入城镇医疗保险模式明显不同的是该模式是将外来务工的农民工在医疗保险从参保中独立出来,单独建立适用于在本市工作的农民工,该模式主要以上海市为典型代表。上海市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对于外来从业人员实行综合保险,但从事家政服务、农业劳动及按引进人才规定引进的人员除外,农民工个人不缴费,不设个人账户,企业所缴的费用进入社会统筹账户。待遇标准为:起付标准为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从08年1月1日起,从2682.3元调整至1500元,以上的部分由综合保险基金承担80%、个人自付20%。但是参加这种医疗保险模式的农民工的医保关系不可转接。

(四)将农民工医疗保险与养老、工伤、失业捆绑在一起的综合模式

该种医疗保险模式是对于外来务工人员采用混合的医疗保险,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保险覆盖对象除了农民工之外还包含其他的外籍从业人员,并且其覆盖的对象不仅含有基本医疗保险,还包括工伤、生育医疗、住院医疗。缴费的比例是按照本人月工资总额的一定百分比确定,建立用于门诊的个人账户,住院医保与农民工医保中的费用一部分用于门诊,其余进入大病统筹账户基金。单位和个人都缴纳费用,个人缴费一部分进入社区门诊统筹基金。

(五)几种模式的简单总结

以上几种模式是不同地区对医疗保险的创新和实践,在某个城市或者地区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医疗保险模式,有的建立个人账户,有的不建立个人账户,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来说可能不会建立个人账户,而且缴费标准和待遇的层次都有所差别。但是各地不同的医疗保险政策,以及对于医保关系不可转移的规定,对于以流动性为特征的农民工来说会是一种流动的阻碍,同时参差不齐的缴费标准对于农民工的缴费积极性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这些保险模式只是对当期在本市务工的农民工提供保障,一旦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医疗保险对其就不会起到保障的作用。虽然新农合是目前比较普遍的农村医保模式,但是新农合本身还存在着标准不统一,保障水平不高,社会满意度不高等问题,仍需不断完善。这些模式也没有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对于医疗保险的真实需求。

三、对于存在的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继续深化医疗保险改革,完善医疗保险制度

针对目前现存的各种农民工医疗保险模式的实践与尝试,将各模式中存在的共性进行整合,从中寻找新的模式探索,另外也可以就某一模式成功试点后进行推广。除了推广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险模式外,我国当前的医疗保险制度需进一步完善,在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中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的不平等体制,在保基本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村医疗保险的待遇水平,实现社会公平。

(二)加强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宣传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农民工中的普及

当前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程度与是否拥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明文规范以及完善程度有着重要的联系。尽管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但是其在群其中的普及程度不高,这对于本身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使他们了解和接受相关政策并运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是困难的,相关的政府部门应加大政策的普及度和了解度,加强普法活动,加强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制度的执行力度。

(三)依据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农民工医保关系进行系统的信息管理

农民工问题范文篇10

[摘要]由于正式组织资源的缺位,农民工只能倚重于自身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社会保护。而这种网络由于自身的局限,无法与高度科层化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为了保持区位竞争优势,进行福利竞赛,使农民工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培育农民工利益集团,达到博弈双方力量的均衡;二是考虑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和户籍制度等约束条件,制定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护;公共选择理论;社会资本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加快了城镇经济的发展,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为当地创造了财富和税收,促进了社会繁荣。但由于特殊身份及边缘性地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护。农民工问题特别是农民工社会保护问题,已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农民工“低福利、低工资、无保护”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研究,为制定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实践而非理论的视角探讨农民工社会保护制度,强调政策的可行性和具体的对策,缺少对农民工社会保护缺失的深层原因及农民工社会保护模式选择的理论研究。本文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探讨农民工在正式组织资源缺失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为和农民工社会保护缺失的政治因素,进而提出在外出动机和户籍制度等约束条件下的农民工社会保护模式。一、组织资源匮乏与社会关系网络利用——农民工社会保护的替代形式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社会网络又被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和林南(Lin,Nan)的研究表明,在地位获得过程中强关系不太有效,因为它们一般不能把(不同的)社会界限或等级层次连接起来。边燕杰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间接关系一般比直接关系在帮助求职者接近较高级别的帮助者时更有效。但也有学者指出,社会网络是异质性的,地位低的人可以从很大的地位范围内选择与其有强关系的交往者以获得社会资源。虽然对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作用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重视人情关系的华人圈,这种作用更为明显。周敏等人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带动和促进了纽约唐人街的早期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王春光对巴黎“温州城”的研究表明,作为非精英移民和流动人口,温州人的融入方式主要依靠乡土性社会关系资源。近年来,国内学者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农民工的研究中。刘林平对深圳的“平江村”(人员主要来自湖南省平江县)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在深圳的发展,靠的不是人力资本,也不是金融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他们外出打工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亲属、同乡、朋友等,特别是初次外出的农民工对这种乡土网络的依赖性更强,而对政府和市场的资源明显存在不利用行为。进入城市后,农民工往往聚集在一起,在城市形成具有特色的“城中村”,复制了外出前建立的初级乡土关系,形成次级乡土关系。即使职业发生变化,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一般认为,中国农民的传统乡土意识是造成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局限于原有乡土网络的最终根源,对海外华人的研究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结论。但是研究者们往往忽略了组织资源对私人社会关系网络形成所起的作用。离开熟悉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农民工交往对象极其有限,一般在农民工、工作单位的同事及同乡之间互动。由于语言、生活习惯、人际交往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关系网络之外。即使农民工已改变某些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城市文明体系靠拢,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在职业、经济收入等方面还大多处于较为明显的低下水平,这妨碍了他们在社会层面与城市人的交往和接触,进而妨碍了他们在文化层面上与城市文明的融合。从传统社会来到现代社会,从熟人社会来到陌生人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但是角色没有发生相应的改变,导致农民工的紧张与焦虑。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本能地寻求一种保护,不管这种保护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从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起源和作用看,这些科层制的正式组织应该是农民工寻求庇护的最好资源。然而,对北京、深圳、苏州和成都四个城市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分析表明,农民工可以利用的组织资源十分有限。在农民工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依靠的组织不多,大部分企业未建立劳动争议委员会,许多农民工不知道劳动争议委员会为何物,许多企业也未建立工会组织,即使建立了工会组织,也可能没有向农民工敞开大门,得到过工会组织帮助的人很少,因而工会组织在维持农民工权益方面的作用没有显示出来。甚至科层制的组织还往往侵害了农民工的利益,使他们时刻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如收容遣送制度极大地侵害了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权利,使他们时刻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农民工转而寻求非法组织的庇护,更多的农民工依靠自身的初级网络资源即移民网络寻求保护。这一网络由农民工、先前到来的农民工(往往是亲戚和老乡)和朋友组成,这一网络基于亲属关系、友情关系或老乡关系,内部信任度较高。当然,即使在这样一种网络体系中,关系的强弱也是非常明显的:“亲属”关系最强“,老乡”次之“,朋友”和“熟人”较弱,业缘及其他关系最弱。如果以个人为圆心,由里向外扩展,则得到一组同心圆,每一个同心圆对应于一种关系,即“家人型”、“亲戚型”、“朋友老乡型”、“同事、老板型”和“其他型”。越接近圆心,就越趋近于强关系,反之,则越趋近于弱关系。在内地城市,农民工更多的是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社区环境里,社会网络更接近于核心圈;而在沿海发达城市,农民工远离家乡,生活在完全陌生的社区里,社会网络趋向于核心圈边缘。这种区别从农民工遇到困难时首选的求助对象可以反映出来。传统社区的农民工一般首先向家人求助,其次求助于朋友老乡;而在现代社区,首先求助的是朋友老乡,其次才是家人。这表明,内地城市中的农民工明显表现出强关系在解决困难中的作用,向外扩张的关系逐渐变弱。但是沿海发达城市却不同,弱关系(朋友老乡)在解决困难中的作用要高于强关系(家人)。这两种情形均表明,农民工在组织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依靠自身能力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代替了社会保护的部分职能。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城镇政府往往把解决本地居民的工作问题作为重点,所以,农民工进入城镇后,很难享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服务。而市场化的服务网络体系不完善,服务也不规范,甚至打着为农民工找工作的幌子骗取农民工钱财,使农民工丧失了对市场的信心,因而只能依靠自身的社会网络体系寻找工作。蔡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省内迁移者和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通过“一带十、十带百”的方式,形成具有一定血缘关系或者乡土关系的“聚落”,“复制”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圳市出租行业的现状证明了流动网络具有动态的自我延续的特征(深圳市的出租车司机80%以上来自湖南省郴州市,绝大多数是由亲朋好友带出来的),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和“河南村”均表明了流动的乘数效应,高校里的打印行业垄断表明了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率(全国高校里的打印、复印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来自湖南省新化县)。高度异质化的社会导致了农民工在其身份转换过程中与外界的冲突增加,其社会资本和行动网络均停留在传统社会(原来生活的农村)里,而在城市由于缺少可利用的组织资源,导致农民工只能求助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而这种网络资源由于其非开放性和松散性等特征,在与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在发生损害农民工利益的情况下,要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要么寻求非法组织的庇护,以暴力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二、利益表达渠道阻塞、全球化与福利竞赛——农民工社会保护缺乏的原因分析对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法规,但是在现实中普遍存在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将近40%的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少数企业的试用期限达到半年,甚至半年以上;在招收农民工的企业中,超过1/4的用人单位收取押金。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52.9%,有些甚至超过12小时;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每个月不能保证4天的休息,甚至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每月没有休息日。超过1/3的农民工延长工时或在节假日工作不能得到更高报酬。20%的农民工在最近的半年里有过被欠薪的经历。只有不到40%的企业或单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女性在怀孕期能得到特殊保护的也只有40%。这种现象得以长期存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自身力量的弱小决定了农民工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弱势地位。政治是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所有的政治行动体,包括选民、纳税人、候选人、立法者、利益集团、政党、官僚体系和政府,都和在市场中一样,在政治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要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前提条件是利益方要有足够的力量,有机会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与其他利益集团进行利益的分配,并提出有利于利益集团的政策和方案。在传统政治格局里,国家、资本、工会分别代表了三方利益,国家处于中立地位,调和资本、劳工的利益,三方处于旗鼓相当的地位,达成利益均衡。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资本—国家—工会”三方制衡的产业关系模式逐步解构,资本一方的力量在增强,而传统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具有强大力量的产业工人联盟在新技术面前逐步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同资本一方结盟,则劳工只能处于被主宰的地位。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工会组织、中国政府和资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不可能形成“资本—国家—工会”三方制衡的结构。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资本一方的力量迅速增长,而工会的谈判能力却没有相应的提高。目前,我国工会组织还没有完全向农民工开放,农民工缺少代言人。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在深圳市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回答企业没有建立劳动争议委员会,还有1/4以上的农民工不知道单位是否建有劳动争议委员会;近一半的农民工回答单位没有建立工会组织,还有超过30%的农民工回答不知道,甚至还有农民工问工会是何物。即使建立了工会组织,也没有向农民工敞开大门,超过85%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会,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得到工会组织的帮助。在成都市的调查表明,在农民工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依靠的组织不多。只有30.6%的农民工回答企业建有劳动争议委员会;24.3%的农民工回答建立了工会组织,得到过工会帮助的人只占23.1%。在其利益受到侵害时,农民工很少求助于工会(在成都市的调查中,只有6.3%的人才会选择工会,深圳市的这一比例为8.8%)。当资本与劳工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就特别需要政府一方的公平裁决。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地方上逐渐演变为“唯效率”论,甚至“唯GDP主义”,经济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唯一指标,部分地方政府的职责演变为“政府公司主义”。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往往以牺牲地方的税收、环境、雇员的利益为代价,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投入。当政府与资本有着共同的利益取向,甚至不得不依附于资本的时候,工会与资本的矛盾往往被压制,导致工会地位尴尬,工人维权困难。由于政治、社会等原因,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排斥,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处于社会的边缘,很难形成利益集团。同时,由于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选举利益代言人,即使有政府指定的代言人,也往往因势单力薄而无法影响政策走向。这样,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工会)缺位的情况下,由于缺少合法的表达其利益的途径,农民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充分表达其主张,导致本来为农民工谋利的社会保护政策演变为对农民工利益的损害。其次,全球化导致的福利竞赛使农民工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中国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使得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极大的竞争力,并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取得长足进步,不仅形成了企业的规模经济,而且形成地区范围的经济体,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要素资源的快速流动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长期保持优势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往往受到其他地区特别是后发地区的挑战,既有的优势可能在短时间内便成为劣势。在资本稀缺和资本流动无障碍的情况下,资本有了更强大的结构力量——商业和金融影响政策的能力并不是通过其人直接给政府施压(“提出抗议”),而是选择“退出”。越是开放的经济体系,资本投资的自由退出渠道越顺畅,就越容易采取“退出”手段,使得政府、工会和其他参与者对资本的要求会更加敏感,福利降低的可能性越大。对福利国家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过程中,公共部门为进一步扩展就业能力,产生了缩减过高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在就业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压力下(在中国,还有个人升迁的压力),各级政府必须减轻资本所得的税费负担,以便在经济区位竞争中吸引投资资本。自然,劳动者承担了这种损失:降低工人工资和劳动保护标准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三、生存理性和户籍制度———农民工社会保护约束条件与政策取向那么,建立何种社会保护政策才有利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当前农民工外出的动机和现行的制度约束。在研究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时,大部分国内学者借助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农民流动的宏观因素,特别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构因素,导致了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流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就微观层面而言,有关研究认为,迁移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17](也就是说,农民外出的首要目的是增加收入)及最小成本的个体决策过程。然而,单纯用一种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情况并不能准确概括出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从宏观上看,中国城乡之间呈现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人口众多、劳动力普遍过剩、生产效率过低的农业部门,另一个则是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因而大量存在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流动。从微观上看,由于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闭塞落后的农村形成“推力”,现代化的城市形成“拉力”,共同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没有发展前途,外出有利于发展”和“挣钱养家”仍然是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机,可见农村的推力是主要的,农民外出仍然停留在生存理性阶段。无论是推拉理论,还是二元经济理论,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时均没有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加以考虑。而在现实中,特别是在转型国家,城乡“二元”现象并非纯粹由技术因素引起,更大程度上是由计划经济和制度分隔造成的,制度的扭曲具有许多人为因素,如造成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的原因在于以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为核心的户籍管理、福利制度、工资歧视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从而人为地造成城乡之间经济联系和要素流动的分隔。尽管近年这些制度安排有些松动,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近期内会完全消除这种分隔,因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做钟摆式流动,或者说“流而不迁”。“流而不迁”并不表示农民工没有迁居城市的意愿,相反,由于家乡与打工城市的巨大反差,使得他们中大部分人渴望成为城市居民中的一员。阻碍农民工留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农民工自身的原因看,不仅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心理和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原因。一方面,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不仅只是名义上身份的转化和生活空间的转化,更是从传统社区生活环境向现代社区生活环境适应的过程,涉及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虽然许多农民工长期在城市打工,基本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思想观念也大有改变,但是长期受传统社区氛围的熏陶,对乡土的眷恋之情仍深深根植于心。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排斥,即使他们人在城市打工生活,也无法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他们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网络仍然局限在以前的传统社区里。这些因素影响了农民工迁居城市的意愿。深层次原因在于城乡隔离所造成的世袭的等级身份制和先赋性利益级差,外在表现则是户籍制度及附着其上的种种利益使农民和市民之间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屏障。在二元体制下,一方面使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二等市民”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平等权利的获得丧失了事实上的合法性,而从整体上沦为边缘群体。韦伯认为,在权力、财富和声望高度相关的情况下,被排除在权力、财富、声望之外的人会变得愤愤不平并接受冲突手段,因此,长期将农民工边缘化,必然导致城市社会的不稳定和居民的不安全感增加。农民工外出动机的低层次性和现行户籍制度的非开放性,决定了在设计农民工社会保护制度时应遵循低水平、可转移等原则。但农民工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其分化比较明显,外出动机从低层次的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发展,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有了立足之地,留城意愿十分强烈。因此,解决农民工社会保护问题必须采取分层分类保障的原则[20],对于追求自身发展、长期居留城市、有稳定工作及留城意愿比较强烈的农民工,可以将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留城意愿并不强烈、在农村及城市之间做钟摆式流动的农民工,应将其纳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范围;而对于在城市只做短暂停留的农民工,应根据其意愿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各地的实践看,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模式大部分采取单独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内容以社会保险为主。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又可以分为两种,即单项保障模式和综合保障模式。单项保障模式以深圳为典型代表,保障内容包括养老、医疗、工伤三大险种。农民工养老保险实行个人账户制,基金来源包括两部分,其中个人按工资总额的8%缴纳,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5%缴纳,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医疗保险以本市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由用人单位缴纳,其标准分别为住院医疗保险按缴费基数的0.8%缴纳,地方补充医疗保险按缴费基数的0.2%缴纳。住院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不建立个人账户;地方补充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基金,不建立个人账户,专款用于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待遇支付。综合保险以成都为典型代表。成都综合保险保障范围包括工伤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住院医疗费报销、老年补贴。综合保险的缴费基数确定为八档,即上一年成都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70%、80%、90%、100%、120%、150%和200%,综合保险缴费按缴费基数的20%缴纳,其中有用人单位的,由单位承担14.5%,个人承担5.5%;无用人单位的,全部由本人缴纳。从保障内容看,两种模式均包括了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时,考虑到流动性较强、工作不稳定,而且经常在城乡之间“摇摆”,身份也随之改变等特点,建立了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可以转移,也可以退保。在建立工伤保险制度时,基本上与城镇职工一致。两种模式均把农民工工伤保险放在重要位置,与农民工的职业特征密切相关。两种保险模式在缴费、待遇享受、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企业缴费看,深圳市企业每月总缴费额为6.5%(养老保险5%+工伤保险1.5%)另加8元/人医疗保险费,远低于成都市的标准(14.5%)。从养老保险待遇看,成都市农民工养老金标准低于深圳市。就管理模式而言,单项保障模式增加了企业讨价还价的机会,因而各单项参加人数有所不同;而捆绑式的综合保险减少了企业讨价还价的机会,一旦参加,则三项保障项目全部缴费,但这也增加了企业逃费的几率。无论是单项保障模式,还是综合保障模式,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退保问题。农民工受自身素质、年龄、就业形势等因素影响,流动性特别大,转保和退保的情况特别多。退保不但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管理成本,而且失去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本来意义。这说明,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四、结语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寻找工作,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但是,由于正式组织资源的缺位,导致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只能倚重于自身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社会保护。而这种网络由于自身的局限,无法与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因而无法有效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为了保持区位竞争优势,吸引资本投资,往往牺牲劳工利益,导致福利竞赛,使农民工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同时给农民工提供可利用的正式组织资源,形成农民工利益集团,达到博弈双方力量的均衡。在制定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和现行的制度约束条件,选择合适的模式,真正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