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13:24:19

农民工子女

农民工子女范文篇1

第一天,我们的火车之旅在凌晨的时候结束。来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卫生,为下午的座谈会做准备。学校的会议室时由各界社会人士捐钱筹建的,是学校里面最好的地方,可是由于漏水,会议室很脏。我们二话不说马上去整理了。下午的桌谈会不算很成功,但进行的十分顺利。大家都在认真听着校长激情澎湃的解说,让大家了解了很多有关沙城三小的情况,为我们后期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唯一的遗憾是,沙城镇任命政府对于我们这次的活动也十分关注,但由于公务繁忙,未能出席这次的座谈会。

第二天的活动是家访,做问卷,收集外来务工人员提出的对于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在接着的两天里面,我们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给他们讲授天文知识,台风知识,还有结合学校之前举办的“世博月”活动,给孩子们讲了世博会的起源于意义。我们积极的备课,孩子们认真积极的上课,我们十分满足。看到他们的笑容,我们笑得十分幸福,疲劳也就忘之脑后了。

学校里面还有像是机房,跆拳道舞蹈室房等,十分重视孩子的个性发展。据我们团队的了解,学校也很重视培养孩子情感上的感恩。这所学校在社会的关注与帮助下,发展到了今天,离不开学校老师的努力,在这里感谢学校的所有老师。

农民工子女范文篇2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类型分化;社会融入;制度策略

【正文】

之前,社会各界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关注,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上。然而,随着农民工子女的分化现象凸显,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障碍,不仅存在于义务教育阶段,并且义在务教育前和义务教育后所遭遇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也越来越尖锐起来。于此前提下,已经分化了的农民工子女群体,正在不断地向社会发展提出新的拷问:传统的社会融合理论与制度实践,把所有农民工子女群体“捆绑式”对待的思维方法是否可行?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战略方针及制度规范,是否应当根据类型分化这一客观特征来科学构建?诸如等等,这些严峻而现实的关切农民工子女命运的重大问题,已经日渐浮出水面。但是,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不得不令我们高度忧虑。蒙呼吁之责,本文拟首先对农民工子女的类型化现象及个体特征作一个系统考察,然后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社会融入理论的科学性进行评价分析,最终概括性提出我国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应当遵行的制度构建的策略方向。

一、农民工子女:从类型分化到个性多元

实践中,随着我国进城务工农民工群体从“单身外出”、“夫妻外出”向“全家随迁”的流动模式转型,农民工子女的内在结构也相应地呈现出分化态势。为方便问题讨论,这里主要以“就学状态”为标准,将农民工子女群体简单区分成三大类型,即学前教育阶段的“幼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中”农民工子女和义务教育后的“大龄”农民工子女。如果基于这一划分前提,那么,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必须首先回答如下问题:这三大类型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需要是否相同?若不同,他们各自最为突出的个性需要是什么?

(一)、“幼年”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资源短缺与负担承重

因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化”、“稳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由此产生了大量0—6岁的“幼年”农民工子女。对于“幼年”农民工子女,最为突出的个性问题是卫生保健、疾病预防和学前教育。从近年来国家与各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及执行情况看,0-6岁低龄流动儿童的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渐渐得到落实。但是,在学前教育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农民工子女接受学前教育遭遇到了重重困难。其中,“学前教育资源短缺”和“无力承受经济负担”尤为严重。从上世纪末开始,学前教育体制推行市场化改革,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逐步淡出,学前教育办学主体走向多元化。进而,公办幼儿园的数量相当有限,即便由政府重点投入的所谓“优质”学前教育机构,更多地也是被本就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优势群体所享受,农民工子女几乎被排斥在外。对于那些民办的优质幼儿园,收费十分昂贵,农民工子女也只能望而却步。大部分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无奈地进入劣质幼儿园,这些农民工子女幼儿园多为个体开办,不少为无证经营的“黑户幼儿园”,师资水平、硬件设施和卫生状况极为令人堪忧,严重威胁着就学儿童的生命权与健康权,有的甚至一度被政府关闭或取缔掉。那么,数量越来越多的低龄农民工子女到哪里去接受学前教育呢?

(二)、义务教育中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与过程不平等

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在年龄上一般介于6-14周岁之间,构成了农民工子女群体的主体。对于这一阶段的农民工子女来说,最突出的个性问题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与过程是否平等。

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平等,强调的是所有适龄儿童都应当拥有一张无需交钱而由国家提供的课桌。从立法层面看,2006年新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农民工子女与居住地儿童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由流入地政府负责。新《义务教育法》让我们可喜地看到,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终于在法律保障层面有所进步,特别是“国民待遇”和“流入地政府责任”的法律定性,使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人群”的农民工子女看到了在同一片蓝天下公平享受国家教育资源的期望。然而,“流动性”对流动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和分布相对集中的城市带来的压力十分巨大,由于地方政府执行新法是一项“没有新资源”的负担,流入地政府在利用既有资源来执行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往往陷入资源困境。因而不少数量的农民工子女至今仍然只能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那么,那些继续被迫留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儿童,如何保障他们的就学机会平等呢?尽管这一问题十分棘手,但国家有责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解决方案。

实现接受义务教育的过程平等,解决的是“读好书”的目标。从我国《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确立的公民“受教育权平等”原则来看,“读好书”是指所有适龄儿童都应当无差别、无歧视、无缺陷地完成完整的义务教育学业,即不仅要实现就学机会平等,而且更需要强调整体上的学习过程平等。显现的问题是,即便是部分农民工子女在有幸获得“同一张课桌”后,由于他们与城市户籍儿童在占有资源和现实条件上的明显落差,仅仅靠提供“同一张课桌”还完全不足以消除他们在接受义务教育过程中的种种不平等。如,频繁的流动常常令农民工子女半途中断学业,使他们无法拥有城里孩子一样稳定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家庭经济环境恶劣,父母文化水平低下,使农民工子女很难获得有力的教育支持,更无法拥有城里孩子一样的家庭辅导等等。那么,如何实现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过程平等?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小视更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大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与社会化无出路

所谓“大龄”农民工子女,主要是指义务教育后的农民工子女群体。按《义务教育法》规定,6周岁为开始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年龄,正常情况下12-14周岁就读初中段,15-17周岁就读高中段或辍学。因此,我们粗略地把初中毕业后或年满15周岁的的辍学农民工子女一并包含在“大龄”中。对于“大龄”农民工子女而言,最为突出的个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处于读书状态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出路如何解决?即是说,义务教育后到哪里读高中?高中段的农民工子女到哪里考大学?二是义务教育后(或义务教育期间)已辍学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出路在哪里?这些沉甸甸的问题,正在不断地重复出现于每个“大龄”农民工子女身上。

从我国的中考与高考政策实践看,至今为止,初中毕业后的“中考”,除个别流动人口较少的地方向农民工子女适度开放外,其它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所有省市均处于封闭状态。与“中考”相比,“高考”的制度障碍更加严密。在国家层面,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十分明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按照以考生户籍为主、以在本地区高中就读一定学期年限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以及报名条件、时间和有关条件作出具体规定。而各地方政府在执行实践中,往往倾向于局部利益的保护需要,几乎都是严格执行户籍所在地报考的原则,事实上彻底堵死了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的通道。

如此一来,农民工子女即便有机会在居住地接受高中教育,升入大学的权利也要遭受不公正对待,残酷地压缩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能力增长空间。由于制度剥夺及其它种种原因,外出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以后,正在面临着从“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向“第二代农民工”加速转变的威胁。需要高度警惕的是,辍学“大龄”农民工子女群体有其相当的特殊性,这个阶层从诞生源头上看就携带着许多非常可怕的“不公”因素,要么是城市流动儿童升学无门被迫流入社会而来,要么是农村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母监管和亲情关怀环境下隔代抚养长大的“问题人群”。他们的就学、成长过程几乎一直处于不公正及歧视环境之中,如果在流向城市社会后仍然无路可走,恐怕很难接受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打道回乡的妥协方案。据笔者观察,积怨深重的“厌世”情绪极容易引发有两种可怕苗头:一是以偷、杀、抢等为代表的“暴力型”倾向;二是以黄、赌、毒等为代表的“麻木型”倾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危险倾向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正道”无望时也就难免陷入“逼上梁山”式的“反道”行径中。也就是说,如果对这个阶层不给予及时的救助性引导,他们大多数都可能重复“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成为所谓的“第二代农民工”,但他们的社会尖锐性却将远远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因此,国家和政府需要高度重视辍学农民工子女的特殊性,在步入社会之初就应当开展积极的救助性引导,让他们具有向“正常人”过渡的机会。

二、社会融入:从整体推动到“混同”困境

诚如上文分析所及,农民工子女因年龄及学习时段差异,日益分化出诸多类型。相同的情况是,所有类型的农民工子女都在遭遇着重重生存与发展困境。原由何在?依理说,近年来国家、各地方政府及理论呼吁、新闻媒体对农民工子女问题均倾入了较高关注,但现实结果却恰恰相反,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进度特别地不尽人意。症结到底出在哪里呢?显然,要破解这一复杂问题并非易事,它可能涉及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为了得出相对客观的判断,本文拟对传统的理论认识及实践运作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评价分析(一)、“社会融入”的理论认知

理论探讨层面,近年来学界针对社会融入的研究,大都围绕“农民工”这一整体对象来展开,少有顾及不同类型农民工主体的特殊性。众研究中,“两段论”和“两化论”相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两段论”认为,我国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区分为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两阶段。社会适应是农民工为改变生存状态而单向的努力过程,农民工的自身条件是关键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卫生礼仪等,外部环境在这一阶段发挥作用有限,并不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实质性影响。而“社会融入”,是指农民工与迁入地社会实现较好融合的过程及状态,这个过程及状态是由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和环境对个体的积极回应双向互动来完成的。社会融入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生存下来后所面临的如何发展的问题。在这一阶段,自身条件不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了,相应的外部环境成为了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谋求在城市中永久居住和生活,必然要考虑到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依靠农民工自身努力是难以有所改善的,环境必须回应才有助于消除农民工融入的障碍。[1]“两化论”认为,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因此需要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来解释我国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国家应当通过制度力量来推动。在具体的制度创建上,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及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2]

“两段论”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我国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的阶段递进关系。在适应阶段,国家和社会应着力解决农民工的文化素质、生活习惯等自身能力建设方面;在融入阶段,则应当妥善解决农民工群体未来发展涉及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福利、就业等作为一个城市公民的必备支持条件。但是,不同农民工群体适用什么样不同的具体制度?“两段论”研究者并没有给出答案。“两化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宏观探讨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构建框架。但是,对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融入需要和自主权研究同样没有涉及,这方面恰恰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易言之,传统社会融入理论鲜有把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类型来深入研究,更没有根据这一类型主体的个性特征,给出社会融入的可行方案。籍此,在促进我国农民工子女群体的社会融入进程中,理论构建上必须对传统的“混同思维”有一个实质性超越。

(二)“社会融入”的制度实践

实践操作层面,从目前有关“农民工”的各类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来看,制度领域已经涉及到农民工的就业、工资、子女受教育、社会保障、司法救济等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各个方面。总体而言,制度供给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向权利确认及权益保护转变的重点倾斜过程,制度价值则从20世纪80-90年代的以限制、歧视为主向2003年后的以提供平等机会、救济保护为主趋势转向。如1995年出台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突出强调了加强流动人口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方面的管理控制;而2003-2006年期间,出台、修订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司法部、建设部关于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废除了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的歧视规定,开始全局性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明确要求解决好农民工的工资拖欠、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问题,并一定程度地保证了农民工利益受损后的司法救济权。

遗憾的是,上述所有涉及“农民工”主体的制度规范及其相伴相生的实施模式,均将所有农民工群体“捆绑打包”一视同仁地对待,对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一刀切”的整体推进策略,即便有个别法律条文细化到了某类型农民工主体的特殊事项,其深入程度仍然十分肤浅,不足以较好地解决已经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例如,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是关联“农民工”的法律法规中规格最高、特别规定了“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全国性法律,但是这部法律中的相关条文内容明显没有将“幼年”农民工子女和“大年”农民工子女考虑其中,致使客观存在的该两类型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机会一直陷于无合法性根据状态。种种迹象表明,整齐划一的制度供给模式客观上很难应付农民工群体加速分化后的实际局面,它既无法弥补差异化主体的“缺权”空间,又容易鱼目混珠地派发“闲权”造成资源浪费。所以,在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进程中,合理的制度策略是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在内实践运作走向科学化、高效化的逻辑起点。问题在于,针对农民工子女群体的特殊性及内生分化现象,制度创设如何才能突破传统的“混同”思维瓶颈进而趋于科学有效呢?

三、主体需要:从公平正义到差别补偿

本质而言,所谓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其反应于真实生活世界的最终感性标准就是能享受“市民待遇”,即获得完整的“市民权”。目前,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力量赋予他们“市民权”进而完成“市民化”的角色转换。即是说,要凭借“外力推动模式”下的制度增权过程,逐步消除他们过度弱势的现实处境,扩大他们的可能性和潜质性的社会交往范围,使其能力和技巧得到更充分的培养,进而获得更多控制他们应当的生活资源及生活手段。

显然,制度“增权”的核心要义在于让原本处于歧视境遇的农民工子女获得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这就要求制度内容本身必须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那么,在制度创设过程中何以做到公平正义呢?罗尔斯认为,社会基本制度在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时要遵循两个正义原则:(1)平等自由原则;(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a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b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3]笔者认为,罗尔斯的观点对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在制度供给方面很有指导意义。首先,农民工子女应当得到平等关切。当下,尤其需要弱化社会待遇与户籍挂钩的制度安排,彻底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一切不合理的功能和利益,消除因户籍而产生的种种不平等,使农民工子女和城市户籍儿童享有同等的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待遇以及接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其次,农民工子女需要获得差别补偿。目前而言,我国农民工子女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对公共资源的占有极端匮乏,这种非对称的结构关系至今毫无减弱迹象。并且,农民工子女的不利处境很大程度上肇始于多年来推行的城乡非均衡发展策略。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消除社会和制度的影响。然而,针对原本处境不利农民工子女进行的不合理制度改革及社会歧视消解,仅仅强调一视同仁或机会均等还永远不够。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作了一个形象比喻:“想像在100米冲刺时,两个人中有一人戴着脚镣,他只跑了l0米,另一个就冲过了50米,那时,裁判员认定这场比赛不公平。他们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仅仅是摘下脚镣让比赛继续进行下去,然后说‘现在机会均等’了吗?但是另一个运动员已经领先了40米。如果让原先戴脚镣的运动员先赶上这40米或两人重新开始跑,不是更公平一些吗?这就是我们为了平等要采取果断的行动。”[4]约翰逊的这段话表明:现有不平等是造成弱势群体的根源,现有的社会不平等是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已经作了很好回答,即对弱势群体在分配社会资源时进行弱势倾斜,通过弱势“优先扶持”的路径,用对待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不平等手段达到真正的地位平等目的。

“平等对待”与“差别补偿”如何付诸于具体化的生活实践呢?就现象层面看,“平等对待”主要强调的是没有歧视和排斥,对是否“平等”的判定,一般以政府的角色及其制度安排为考量重点。在我国,农民工子女的诸多平等权实现正在遭遇“虚置化”风险的关键是,个别地方政府的作为不当或不作为以及非人性化歧视制度的排斥所致。由此,针对政府行为或制度规范不公平对待所生的利益受损,建立健全相应的救济机制特别是司法救济已经势在必行。[5]“差别补偿”如何具体运作?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回答,认为:“制度是个体行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在制度与个人行为的关系问题上,个体对规则与制度的这种改变,是受他们不同的利益偏好影响的。”“规则之所以被遵守着,最主要的是因为不同的利益偏好而通过对规则的不同诠释而达成了共识。”[6]显然,在霍尔和泰勒看来,社会个体与组织对制度有创生、促进及矫正等诸多功能,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否适宜,就要看能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与制度对象的利益偏好相适应。就此而言,制度设计不单纯是一个对制度规范的程序进行科学设计的问题,还是、并且更是一个制度条文与主体利益之间寻找合理平衡点的过程,是个制度规范与接受主体之间建构和谐关系的过程。所以,对于农民工子女“差别补偿”的“差别”把握,需要重点考虑不同类型农民工子女的个性利益需要,这是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认认真真地参照的基本依据。自然,由于个性利益需要在不同历史结构及其社会主体之间纷繁多样,这就要求制度供给应当主动避免千篇一律的“混同”模式,至少首先必须是“分类”的制度形态,然后是“适宜”的制度内容。换言之,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赋权”,应当抛弃传统“捆绑式”地以某种条规、法案或文件而一叶障目了了之的应付观念,在全面深入调查、总结农民工子女分化后个性需要的基础上,通过出台一系列分门别类的政府政策及法律法规体系,构建“适宜”不同类型主体的差异化的补偿制度。

具体地讲,基于“分类”、“适宜”、“补偿”的总体策略,那么,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制度构建,除居住条件、医疗保险、公共服务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可与其它农民工群体“混同”布局外,其它个性问题则各有侧重而应当区别对待,操作实践中应当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学前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该类型农民工子女最为突出的“个性”问题是学前教育不平等。从英、美、印等国的经验看,我国政府应当给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学前教育资源,在公立学前教育资源充足的地方,有必要考虑让他们按地域标准平等就读;在公办幼儿园供应不足的地方,政府则需要从财力等条件上给予合理补偿,让他们具有就读优质“民办”幼儿园的能力。第二,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来说,如何促进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与过程平等最为关键。对于义务教育就学机会平等的实现,国家立法层面已经有章可循,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作为。因此,如何监督各级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政府不作为对民众利益造成的损害如何进行救济等等,应当是目前制度完善的重点与难点。[7]对于义务教育过程平等的实现,国家应当考虑对农民工子女给予适当的义务教育补偿,让他们获得相同的人生起跑线。[8]第三、义务教育后的“大龄”农民工子女。“大龄”农民工子女的主要问题是升学去向和社会出路。对于“大龄”农民工子女的升学问题,我国有必要借鉴日本“高中准义务教育化”[9]的成功经验,考虑将高中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对于辍学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出路,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后义务教育支持制度”[10],应尽快完善社会救助性质的义务教育后培训制度及执行机制,为使辍学农民工子女的能力增长提供可靠保障。

总之,只有以农民工子女的类型分化及其由此产生的个性利益需要为基本依据,构建分门别类的差异化补偿制度体系及实现机制,才足以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权益平等,从而也才能使制度具有正义性,最终为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发挥良好的引导功能。

摘要:近年来,农民工子女的类型分化日渐明显。由于各类型农民工子女的个性特征不同,进而导致他们的社会融入需要也逐步呈现“多元”趋势。但是,传统的社会融入理论与制度安排,还没有充分顾及到农民工子女群体的这一特殊本性,以至很难指导与规范实践问题的妥善解决。籍此,在推动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进程中,不管是理论创建还是制度确立,都需要有突破传统的实质性超越。从社会公平立场看,以农民工子女的内生需要为基本依据,建立健全分门别类的差异化补偿制度及其实现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类型分化;社会融入;制度策略

【参考文献】

[1]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2]刘传江等,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l):6-11;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25;

[4]、[8]韩世强、袁勇,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补偿的价值及法律性质界定[J],社会科学战线,2009(1):230-235;

[5]、[7]韩世强,流动儿童受义务教育权的实现及司法救济——兼论超法规路径的行政诉讼变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121-128;

农民工子女范文篇3

一、农民工子女市民化及其市民权的实现

1.农民工子女市民化的内在本质农民工子女①的市民化,本质而言就是指获得流入地户籍儿童完整的市民权,进而实现“同城化”待遇的身份转换。②通常认为,这一过程至少需要从两方面来积极推进:一是外界赋予农民工子女完整的市民权进而实现相对公平的“同城化”待遇;二是农民工子女内在性地对新环境的接纳与认同(对新文化的服从、同化与内化)。对于前者,主要依赖于制度的引导;而后一方面,则主要是主体的继续社会化过程。相比之下,制度引导应当先行一步。这是因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往往可以给每个公民带来稳定的追求预期,非常有利于推动“继续社会化”的健康环境快速生成。就此而言,即刻完善农民工子女市民化转换的权利保障制度,是当下政府义不容辞的一项责任。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农民工子女群体由于受自身的年龄及成长特征决定,对市民权的实现内容及制度引导的要求,都有相当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有何特殊内涵?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等等,也就成为了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实质性问题,当然也是本文力求重点澄清的对象。2.农民工子女市民权的构成体系所谓“市民权”,就是指与公民、市民的资格相关的身份及权利。在我国,“市民权”概念因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而产生。原初意义上,“市民权”被指外来农民工拥有居住地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身份及相关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居住权(如提供公益性住宅、廉价商品住房、住房补贴等等)、政治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享受城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的权利,还有享受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权利等等。①从实践层面看,农民工子女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一个衍生类型,除政治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年龄条件不符而无关联外,其他诸如居住、教育、就业、福利、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和最低生活保障)及公共服务等,都是他们市民化演进中应当涵盖的权利内容。其中,尤以“受教育保障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和“医疗保障权”等权项,获得市民化待遇的需要最为迫切。因为事实表明,这些权利内容的严重缺损状态,已经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子女群体的基本生存及未来发展,不允许再以“看着办”的态度无限拖延了。3.农民工子女市民权的实现保障从权利的逻辑形态看,权利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通常认为:“要认真对待权利,就应关心应有权利,注重法定权利,着眼于现实权利,使权利内化为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普遍性力量。”②这就意味着,权利的最终归宿在于权利的实现,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利,才能成为或再现生活的事实,才对人具有实际价值,才是可求和完美的。否则,权利只能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可望而不可即。问题在于,权利如何才得以付诸真实的生活世界呢?仅就表象层面看,权利实现总是遵循着“应然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应然权利……”这样一种不断满足社会个体与社会集体发展需要而螺旋上升的递进过程。即是说,某一具体权利的阶段性实现一般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将应然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第二步再将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对于这“两步走”的技术操作问题,近年来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应然权利”向“法定权利”的演进,“法律认定”发挥主导作用,是权利实现的奠基石;而“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的演进,则“法律救济”必不可少,这是权利实现的核心。③该观点,笔者同样持支持态度,这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作为一种权威性社会规范,具有普遍实用性、稳定持续性和明确规定性特征。“法律认定”如何实现权利?法律对权利的认定通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最大化地将公民的权利纳入立法规制范围,二是最大限度地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基于前者或后者,凡立法义务,均为当今政治国家必须积极履行之责。这是因为,立法承负了现代社会的资源配置、冲突协调等关系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特殊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言,要求国家提供立法给付,“是期望国家能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满足……体现人们……‘从安全到完美’的变迁”④。如此“期望”与“要求”的真实动因在于,“国家对财政、经济的投入有赖于立法机关参与外,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的调和,这也都属于国家政治决策的内容,行政机关受权限制约根本无能力作出这种判断,立法机关无疑是天然的主导者”⑤。就此而言,致力于农民工子女的权利保障立法,通过“制度赋权”的外力推动模式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身份转换,并非一种恩赐,实为各类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的分内职责。“法律救济”如何实现权利?“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建立足够完美的救济机制,是权利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备性载体条件。通常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权利救济的主要方式就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总是站在权利救济的第一线”⑥。从客观上看,法律救济大致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恢复性救济,即通过法律强制力的救济干预,排除违法侵害行为,约束冲突主体继续履行义务,促使原有权利得到恢复或者实现;二是替代性救济,即在“恢复原状”不能之情形下,通过补偿或者赔偿等救济干预,保障法定权利或应有权利的替代性实现;三是具体化救济,即在法律对于权利的规定过于抽象或过于原则而处于“难以操作”之情景下,以“权利具体化”的救济路径,让一些必需的社会性权利走向人们现实生活中,如“平等受教育权”等。三种法律救济中,前两种已是通用的执法或司法行为,而第三种的“权利具体化救济”,则还是我国现行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市民权实现而言,“权利具体化救济”的重要价值将日渐凸显出来,因为他们大量保障性权利的实现,正期待着依赖这种救济方式来完成。

二、农民工子女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原则

必须明确,之所以主张即刻完善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法律制度机制,其基本要义在于,以期通过“法律力量”的外在推动,逐步消除农民工子女的过度弱势处境,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转换。所以,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法律保障机制构建,有着特殊的原则要求。1.完善立法与杜绝限权相统一受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都是农民工子女迫切需要市民化待遇的权利内容。这些权利应当有法律条文做逐一规定。从实践运行层面看,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民工子女的生存与发展保障,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的国家立法及支持政策。但是,这些立法及政策意见,或涉及范围十分有限,难以全面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权利,如2006年《义务教育法》,仅仅明确了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机会权,无法解决他们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后升学等困难;或过于原则、效力不高,难以付诸具体操作,如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尽管范围甚广,但没有上升到法律强制力层面,从而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侥幸行为提供了寄生温床,农民工子女不能真正受益。客观而言,除“义务教育机会权”外,农民工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补偿、义务教育后公平升学、医疗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市民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权利内容,至今为止大都还处于“立法真空”状态。不言而喻,在国家立法严重滞后的前提下,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及其市民权实现进程,如果仅仅寄希望于地方立法或地方政策来做应对性干预,难有所建树。因为,地方立法特别是地方政策,出于财政支出、资源供给及管理成本等因素考虑,“限权”冲动往往是无法得到有效克制的。从上述简略的背景分析可看出,着眼于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立法完善进程,最起码应当践行“两步走”战略:一是要积极完善国家立法,即国务院行政法规以上效力等级的立法,应当逐步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纳入规划范畴;二是要全面杜绝“限权”立法,即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以下效力等级的立法及规范性文件(即所谓的“政府红头文件”),在“补缺”国家立法或具体化上位法的过程中,不仅有及时作为的义务,而且万万不能因顾及局部利益而限制甚至架空宪法原则乃至上位法赋予的权利范围。2.积极执法与自主行权相统一从理论上讲,在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演进中,必须尽快妥善解决的受教育保障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和医疗保障权,都属于典型的行政受益权。①而行政受益权的实现,实践中大都以政府提供必要的给付条件为基础。并且,行政受益权对于受益人而言,主要意味着权利,对于行政主体而言,主要意味着义务。由此,促进农民工子女市民化的行政执法机制构建,并非以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型”执法为主导,而应当以履行给付义务为基本方向的“服务型”执法占据中心地位。笔者认为,“服务型”执法的良好践行,并非行政主体的单向垄断行为可以包揽,必须有赖于“积极执法”与“自主行权”的高度统一。首先,行政主体要积极履行各类给付义务。政府的作为义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直接为给付请求对象,但应当积极进行相关制度建设,这类主体的义务在于根据宪法、法律及上位法的规定制定并解释相关政策法规、转移财政资金、提供信息和指导性建议等;另一类则是具体实施主体,直接为各种给付条件。这两类主体中,前者兼有执法和立法的双重义务,后者仅负有执法义务。目前看来,无论基于哪一类行政主体,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均与农民工子女的权利实现需要差距甚远。其次,行政相对人要充分行使自主权利。行政受益权的实现,通常表现为依申请进行特定行为和依政府职权主动进行特定行为两种。客观上,农民工子女公平接受教育、医疗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市民权的实现,显然大都依赖于“依申请进行特定行为”的充分行使。这是因为,各项权利条件之满足,往往会因为流入地公共财政、行政成本等方面的付出而加大行政给付启动难度。因而,适当赋予农民工子女自主权行使空间,强化他们的程序发动权,不仅可以借此提升他们的法律地位,而且还能充分发挥他们有效监督行政主体的作用。①目前而言,此类自主权启动程序的制度规范还表现得极端贫乏。3.便捷司法与救济创新相统一如前所述,法律救济是现代社会权利实现最为可靠的保障方式之一。不过,对于农民工子女群体而言,目前还至少面临着“无力承担高昂救济成本”和“权利具体化救济渠道不畅通”两大现实难题。因此,完善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法律救济机制,应当以“便捷司法”与“救济创新”并重双向推进。首先,应快速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救济分摊机制。众所周知,农民工子女群体无论在经济能力还是其他社会资源拥有上,都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因而,当他们的权益受损时,若按照传统的救济方式对待,往往都会因为“经济负担不起”或“时间消耗不起”而绝望放弃,进而最终会导致他们的权利实现陷入遥遥无期。所以,对农民工子女的权利救济,需要探索费用减免、政府担保、法律援助等多元整合的救济分摊机制。目前,由于相应的配套制度不完善,这种救济分摊的整合机制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救济分摊机制”应当如何建立?显然,这无疑是构建农民工子女权利救济制度急需解决的一道现实难题,本文将尽力作进一步阐述。其次,应创造性拓展权利具体化救济的实现渠道。农民工子女市民化的本质就是实现“市民待遇”,而“市民待遇”的实现又必须以政府积极履行给付义务为前提。所以,对于政府的不作为侵权,必须得到有效的救济防范。政府不作为,一般分为具体的行政不作为和抽象的行政不作为两类,前者如不履行法定职责,后者如不履行上位法授权的立法义务。目前而言,对于抽象的行政不作为特别是“立法不作为”,在我国还是一个法律救济的难题。恰恰因为“立法不作为”的普遍存在,致使农民工子女的大量应有市民权只能停留在“方针条款”层面,没有获得具体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按我国现行的司法惯例,严格遵循法律条文是行使司法裁决权的必要条件。由此,农民工子女的应有市民权即便遭遇实现不能时,也因缺乏法律依据支持而根本无从得到有效救济。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破冰之策并不多,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创造性地拓展传统司法的实现方式,即在借鉴国外成功法制经验的基础上,深度结合国情实际,探索既可行又有效的权利具体化法律救济机制,确保农民工子女市民化进程中必须拥有的市民权最终能走向真实生活。那么,“权利具体化救济”应当如何开展?这在我国还是一个十分艰难的研究课题,尽管如此,本文也将做一些尝试性探索。

农民工子女范文篇4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耽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的重视。

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农民工流动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就学状态;其次,农村的经济基础、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农民工自身的经济收入、观念和文化素质、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和学生自身的适应能力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最后,从观念、体制、社会态度和政策举措等方面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因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从整个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在各有关部门各项政策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儿童;教育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他们是父母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耽误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速,农民工的素质将会出现下降的征兆,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

一、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现状

(一)关于农民工子女称谓的界定

对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及其子女,人们给了不同的称谓。目前,关于城市农民的称谓多达十多余种: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流入人口、外来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口、盲流、自发迁移人口、流迁人口、暂时迁移人口、农民工、民工等等。上述一些称谓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和偏见。而对于他们的子女,称谓也比较模糊,这种称谓和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真空和困难,同时也不利于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则统一称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

流动儿童少年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而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的子女,他们也属于流动儿童。

(二)农民工子女的规模和结构

关于目前我国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和结构,主要是基于微观调查和宏观估算,缺乏精确的统计。从宏观来看,我国流动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0%,且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正值生育高峰,家庭流动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使流动儿童群体日益庞大,有调查显示,在一些大中城市里流动儿童已占儿童总数的30%~40%。2003年11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0到14岁的儿童已经超过1410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3.78%以上。但是,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仅仅是他们在城市的儿童或者在城市入学的儿童,而非其“全部”子女。除了这些已经进城的“暂居儿童”之外,事实上还有数量更多“留守儿童”仍然滞留在家乡。据推算,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至少有7000万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三)农民工子女的两种生活状况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家庭,孩子的生活状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负担不起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只能将孩子们留在家乡,或由祖父母监管,或寄宿其他亲戚家,我们称之为“留守儿童”或“空巢儿童”,从对“留守儿童”的专门调查来看,父母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行为方式及学习成绩有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不少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其子女大多是交给爷爷奶奶或请他人照料。而爷爷奶奶一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辅导小孩的学习,加之爷爷奶奶对孙子、孙女的溺爱,他们更加放任小孩;即便是管教,也存在交流、沟通上的“代沟”问题。正如一些老师所反映的那样,这些留守孩子不好管,回到家里又没人管,放学后往往在外面玩,在外放任自流,没有约束力,拉帮结伙,思想方面不单纯。除了留守孩子的心理缺陷、行为偏差以外,缺乏管教的子女也时常发生安全问题。事实上,农民工最大的愿望不仅是能赚更多的钱,也希望子女进城上学,受更好的教育,“更有出息”。将子女留在家乡上学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另一种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让孩子跟在父母身边在城市里不停地辗转流动,我们称之为“流动儿童”。这两种模式下的儿童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的社会弱势群体,而本文主要讨论后者的教育问题。

(四)流动儿童的就学状况

1.农民工流动子女,即流动儿童辍学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权利。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率低于城市户籍儿童;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2.“流动儿童”的入学呈现倒“U”型结构。据不完全统计,在石家庄市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员达30万,其中流动儿童近6万人。从对省会石家庄市的调查中显示出,小学阶段入学率很高,可达到98.5%,同本地儿童相应阶段的99.1%相比,几乎没什么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儿童入学率明显降低,最低可至88%.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儿童中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率呈现倒“U”型结构。

3.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进城务工农民大多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有的临时租房居住,没有固定场所;有的居住地离学校较远,学生上学不便,学校与家庭联系不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很好地结合,学生脱离父母监护的问题非常突出,课余时间及往返学校途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没有充分保障。此外,农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由于农民工子女介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孩子因为父母的流动性大多频繁转学,使一些农民工子女错过了最佳受教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即人格核心,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4.民办学校境况堪忧。目前一些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要求、费用低的简易民办学校发展很快,但是由于资金的匮乏,其办学条件相当恶劣,学生安全和办学质量都没有保障。这类学校的办学者多为初、高中毕业生,其目的多以营利为主,授课教师多数是从劳动力市场招募的人员。此类学校有许多根本没有注册登记,校舍多由民居、仓库改建,教室昏暗、狭小、通风差,消防隐患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缺少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在倒闭边缘苦苦挣扎。

5.虽然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各公办学校要一视同仁,但实际上高收费这道无形的门槛依然存在。目前教育部虽然已经出台政策取消“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但各地政府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工子女收取1000到3000元不等的高额入学费用。有些地方虽已取消了各项额外收费,但每个学期几百元的书费和学杂费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数目。

二、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出现,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不合情是因为青少年应当上学;不合理是我们国家的起步是在农村,而现在最落后的反而是农村;不合法是剥夺农民工子女上学,与《义务教育法》不符。经过分析,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经济滞后,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当前的教育现状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导致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即使是在今天,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以一部分农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镇化进程为代价换来的。如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1年的2.81∶1扩大为3.11∶1,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城乡收入的极大差距引起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涌入,也引起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发生。试想如果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持平,那么农民工子女问题肯定不会陷入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如果城市居民能够对此给予理解和支持,将有助于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城市居民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时候,也注重农村的发展,将农民工的权益和要求也纳入考虑范围。这样,对于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二)政府的原因

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出面提供。因此当农民工子女教育出现问题时,政府要负主要责任。目前政府在很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限制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义务教育体制不完善。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目前我国城市少儿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义务教育问题。这样,农民工离开农村后,流入地的城市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中没有包括这笔经费,从而使我国义务教育体制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实际受害的只能是农民工子女。

第二、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上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不合理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中国的“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但他们难以获得所在城市户口,不仅他们本人,包括他们的子女也难以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从而造成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使本来经济拮据的农民工家庭承担着沉重的教育成本,使得一部分农民工子女不能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有的甚至被迫辍学。

第三、教育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在供给方面存在地区性差异。目前许多农民工通过“朋友介绍”或“媒体报刊获悉”为其子女在城里联系学校,而通过教育部门入学的很少,由学校主动联系的就更少之又少了。这就是说,在教育资源的利用上,农民工很少利用政府为其提供的资源和渠道,而相应的教育部门也没有主动发挥好自身的作用,没有主动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这表明农民工流入地还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这无形中增大了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交易成本,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另外,教育资源的地区性差异现象十分明显,在有些城市学校已处于饱和状态,入学机会很少;而在有些地方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些城市都存在供需上的不平衡,但由于地域的限制,使得有些地方教育资源不能很好利用,而有些地方却存在教育资源短缺的现象。

第四、农民工流入地政府的一些做法有待改善。首先是认识上的问题。由于加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既要考虑增加财政支出,也担心会降低本地的教育水平,所以,为了不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在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把农民工的贡献排除在外。另外,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会导致农民工家庭的集体进入。这意味着城市政府还要考虑解决由此带来的住房、社会保障、就业等问题,乃至会增加城市公共设施的压力。其次是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农民工子女就学关系到我国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大批外地民工进城劳动,不仅为当地创造了财富,也提供了税收,并推动了整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有权享受当地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城市的义务教育资源不仅属于城市居民,也属于那些未能获得居民身份的所有农民工,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外。正如长春市一位市长所言,“农民工在所在城市纳税,有权享受国民待遇。在农民工所缴税款中,已包含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因此不应让农民工再额外承担不合理的教育支出。”

(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其主观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贫困。农民进城后,有的工作和收入比较稳定,有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且收入普遍偏低。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往往家庭计划生育状况较差,几乎都是两个以上孩子。收入低,人口多,马马虎虎度日都相当困难,更没有节余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二是观念落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孩子通过读书的方式改变父辈贫困、落后的状况,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认为读书没有什么用,他们认为时下城里的工人纷纷下岗,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孩子即使读了书,今后未必能在城里找到合适的单位,与其这样浪费钱财,还不如让孩子早点学做生意,多赚些钱,为结婚成家做好准备。三是文化素质低下。城市里的大部分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较低,也不懂得教育孩子的艺术,家里也没有营造适合孩子读书的基本环境。孩子学习成功与否,与家长的素质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家长对教育不重视,或家长不具备教育孩子的条件(包括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孩子的学习状况几乎都不理想。这样,就导致了由于学习受到极大困难而不得不中途退学的结局。

(四)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

学校的对农民工子女的接受能力涉及基础设施、师资力量以及财政能力三个方面。从城市学校来看,近些年来,虽然有些学校具有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条件,但是,由于城市公办学校通常分散在各个城区,而打工人员却聚集在城市边缘的城乡交界带,区域内的公办学校资源相对紧张,造成公办学校无法接收全部打工人员子女借读。

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学校的师资力量在整体上是好的。不过,部分简易民工子弟学校中的师资情况则令人担忧。以情况较好的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该校的教师主要是招聘刚毕业的大专、中专、高中毕业生,其中80%左右是从外地招聘来的,在教师中经过专门练的只有25%左右。招聘的方式主要有:通过熟人介绍、自己慕名而来、由学生家长散发广告、直接到各省招聘。由于教师中师范学校毕业介绍的很少,因此大部分教师缺乏教学、教法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不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此外,这些教师尤其在音乐、体育、美术等方面缺乏训练,这些课的开设存在很大困难。

学校资源紧张更为严重的是财力紧张。一方面是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借读费急剧下降,给本已捉襟见肘的学校经济状况带来巨大的缺口。在财政压力下,尤其是在政府实行“一费制”及限制高收费的条件上,城市学校通常少收甚至拒收农民工子女,也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滥收费行为,近而迫使农民工不得不放弃子女的上学选择。

(五)学生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社会环境的能力

学生的适应能力不仅包括农民工子女是否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是否在心理上适应城市的社会环境。目前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经济上、生活上及观念上存在不少差别,加之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子女或明或暗的歧视,给农民工子女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正是因为对城里生活及社会歧视的“不适应”,一些农民工子女放弃进城上学的选择。

然而,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将子女留在乡村上学也是一个极其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虽然不少农民工也认为,将子女留在家乡不利于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尤其是难以直接辅导子女的学习、管教子女的行为,也不放心其安全。但是,在不少进城务工的农民看来,他们进城打工就是“为了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子女有更好的未来”。由于经济能力及多方面的限制,他们目前无力支持子女在城市的学习,只能将他们留在乡村上学。“为了子女的将来”,也只好忍受暂时的别离和困难。事实上,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在家的孩子”。

三、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及措施

(一)正确认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首先,教育是“全民教育”,农民工子女享有受教育权利,而且是平等的教育权利。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正成千上万地递增,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再次,农民工子女有良好的自强自立意识,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倾向和与社会对立的不良情绪,他们需要得到健康、积极、向上的教育。总之,农民工子女也是公民,他们的父母也是国家的建设者,政府义不容辞地有为他们提供教育的责任。

(二)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为主的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可是,在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时,并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随之流转,其流入地也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预算。这样,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就没有了保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变“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破除城乡分割,保证教育投入,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健康发展。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这给孩子们上学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从总体上说,农民工本身是一批经济收入比较低下的社会群体。过高的借读费及教育支出使农民工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这种面向农民工所收取的“借读费”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性的规定,违背了公平教育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取消面向农民工子女收取的“借读费”及其他一切歧视性的收费。

在禁止不合理的收费的同时,要降低学校学杂费的标准,减轻农民子女上学的经济压力。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不仅要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有学上”,而且要让他们“上得起”。

(三)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创新,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当前有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行进城上学,本身是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它表明,不仅农民已经“进城了”,而且已经“留下来”;不仅农民工留下来,他们的子女也“带进来了”。如果说农民工大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而进城打工,是“经济移民”的话,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则是基于教育的目的而进城学习,是一种“教育移民”。这种“教育移民”不仅可以提高进城“农民”的文化素质,可以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同时比经济移民更具可控制、有序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一种理想的移民或“非农化”的途径。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此应有“大政策”,应从战略的高度、从整个社会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及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

(四)强化农民工依法送子女上学的观念

当前,由于农民工子女入学较难,部分农民工产生“畏难”情绪,送子女入学不积极。对此,在努力改善农民工子女入学环境的同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广大农民工千方百计增加收入,依法送子女入学,切实维护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我国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必须认真对待,主动出击,积极而为,按照“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给每个农民工子女提供应有的平等教育,使他们得以健康茁壮地成长。

(五)兴办公立学校,扶持私立学校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已经明确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由此确立了“流入地政府为主”和“公办学校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两为主方针”。同时,加大民办学校投资力度,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广度。当前应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更多的学校以接纳更多的农民工子女上学。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种教育机构,鼓励和支持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公办学校转制、中外合作办学等等多元办学形式,动员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也是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符合农民工家庭求“平等”的心态和“流动”的特点,在一定时期内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根据当前情况应当明确农民工子弟学校审批标准,给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的优惠措施,同时因势利导,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督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学校与其联手办学。从而打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间的壁垒,为早日实现城市教育一体化奠定基础。

(六)教学公平,消除歧视

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做到教学公平。教师在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期望上应该是一视同仁,体现平等。应该热爱和关心每一个学生,对每一个学生都充满信心和希望,而不应该厚此薄彼。努力消除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心理门槛,克服这一群体因为户籍原因而产生的自卑、认命心理,培养自立、自信、自强的心理形象,提高弱势群体子女的适应能力。

1.用爱的雨露滋润他们的心田

构建平等、民主、信任、合作的师生关系,形成融洽的教学氛围,加强师生间的沟通和理解,不歧视民工子女,一视同仁。有一位教育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便学会谴责;如果生活在敌视中,他便学会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使他学会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谊中,他便觉得生活在美好的世界。只要我们用一颗真诚的心去亲近他们,他们就会向我们敞开心扉,从而亲近我们,接受我们的教育。这正是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啊!

2.组织活动减轻压力

为了减轻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心理压力,学校应组织活动,师生互动。经常与学生谈心,培养他们自信、乐观的性格,能做到尊重和理解他们,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同时,也采用榜样示范法、讲座辅导法等,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给更多学生接触的机会。在这些活动中,教师要正确引导,教给他们一些交往技巧和方法,让他们在同龄间的人际互动中,掌握礼貌待人的原则,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表达能力,体会同伴间美好、真挚的情谊,使彼此的心灵有机地相融,从而促使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完善。

3.家长配合正确引导

学校成立家长协会,让家长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彼此的教育经验。当然学校要请专家和本校的资深人士对家长进行指导。由于城乡差距的现实存在,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经济收入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差别,让他们在心理上必然产生“不公平”的想法,家长正确引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心理给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家长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勉励子女努力学习,让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性。

家长还要经常与学校老师沟通,了解学生的心理、学习情况,同时也要经常与子女沟通,然后与老师共同“对症下药”。

4.树立自信,积极向上

“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了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不良的情绪,寻找措施解决心理问题,我们常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给他们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方法。如针对“自卑”的心理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些积极的、富有激励性的语言,教会他们用充满希望和热情的眼睛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

四、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进城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农村及整个国家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是否能成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大幅度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当前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行进城上学,本身是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

农民工子女范文篇5

关于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就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流入地政府应采取措施,切实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费用负担。2004年3月份,国家又出台规定,从2004年秋季开始,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实际中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政府都对教育资源进行了整合,公办学校资源紧张,而且各地教育局又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加上公办学校的高消费超出农民工家庭的承受能力,城市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困难。当前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方式主要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家庭教育。

(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现状

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借读,仍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这对于广大处于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家庭来说,能够承受的不在多数。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教学环境的改变、使用教材的迥异、课程进度和难度的不同也都会影响其选择借读。同时,农民工身份遭受的社会歧视也会给其子女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有些家庭即使具备经济实力,最终还是把孩子送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相对低下的农民工子女,除了一部分在公立学校借读外(具体数字不详),很多家庭只好将子女送入外来人开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简易学校就读。这类学校或被称为“棚户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有人认为,它们根本不能被称为是学校,因为多数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充其量只能算作“民上自发办学点”。但这类学校在城市发展十分迅速,数量增长快,学生人数增加也十分迅速。

总体上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是投资来源以个人投资办学为主,办学层次以小学教育为主;学校多设立在城乡结合部,农民工广泛聚居的地区;达到正规办学水平标准的寥寥无几,学校收费低廉,教学环境差,办学条件简陋,很多学校没有正规的教室、课桌椅、教学用具,更不要提活动场地;学校规模差异也很大,从十几人者到几百人者均有学校的师资水平良芳不齐,许多管理者与教师根本没有教育教学经历,状况令人担忧。

第一,农民工子弟学校硬件设施落后。从学校规模来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之一是规模大小不等,有的学校学生人数几十人、几百人,有的学校则有上千学生。学校的规模过大或过小,对教学安排都将带来一定困难,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从基本设施来看,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多属于个人投资,基本设施依靠个人解决,经费来源大都来自学生学费,招生对象又是流动人口中的低收入阶层,这就决定了学校基本设施状况的紧张与简陋。由于经费有限,学校的教学设施相当简陋,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第二,农民工子弟学校软件建设滞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全部实行聘任制,但真正签合同的为数极少,学校的人员管理比较松散,教师的流动性人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利于教学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运作的特殊环境,师资水平与公办学校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第三,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高。由于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制约,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这类学校教学中还只是偏重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培养。学校缺乏教学设施,加之教师水平有限,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薄弱,年级越高,表现越明显。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

家庭教育对子女的人格、个性、智力、自我观念、学习成就感都有密切关系,但凡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越多,给子女的指导与鼓励、肯定越多,子女的发展就更为健全。学校的教育,如果缺乏家庭的配合,其教育功能有多大,令人怀疑。由于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农民工在对其子女教育观念、态度、行为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表现出许多不同,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家长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有关,一方面与其群体特征、经济条件、生活环境有关。

第一,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法落后。农民工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重言传,轻身教。许多家长对子女提出合理要求,但在日常行为中自己却不拘小节,难让孩子信服;二是训斥多,表扬少。农民工家长工作繁忙,自身素质不高,往往以命令指责的形式教育子女,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但难于收效,往往适得其反。

第二,家长与子女缺少沟通。由于家长工作忙碌,常常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辅导子女功课,加上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也难以在学习上为子女提供很多帮助,协助他们解决课业上的疑难。有些家长对子女的考试成绩比较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在行动上具体指导。其次,家长很少为子女购买课外读物。一方面家长缺乏经济实力为子女购置学习图书。此外由于时间和经济等原因,家长很少陪子女外出活动。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原因分析

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对农民工子女来说,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受教育的公平环境,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缺乏为每个人提供同等教育机会的物质基础,教育机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对于以农民工为主的广大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平等更为严重。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尽管1979年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开始不断弱化,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即是受户籍制度影响的结果。没有城市户籍或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不论这些孩子是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还是在城市出生且生活在城市,在所居城市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被迫以体制外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

第二,现行教育制度的制约。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户籍是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进行配置地方政府是筹集经费、设置学校的主要部门。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分离的特点,使其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产生矛盾。一方面,流出地政府虽然对其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接受义务教育负有完全责任,但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出地流入地政府在法律上也不承担经费等主要责任。这样,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均处于“无责任”的境地。相应的教育法规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出现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有限

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仍然是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造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公办学校容纳量有限。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紧缺,公办学校大都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在公办学校辐射不到、流动人口密集的区域,民办(简易)学校的出现不可避免。其难。以汉南区为例,“九五”期间,众多流动人口居住在这些城郊结合部。大量人口的涌入,给这里的公办学校带来巨大入学压力。众多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借读,只好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

第二,子弟学校发展缓慢。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分权背景下,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供给主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因此流入地政府财政实力直接影响流动儿童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尽管部分地区在资助辖区流动儿童教育上投入了巨大热情,但长远来看,当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在当地入学时,当地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无论在民工子弟学校的经费保障、师资配备还是在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因为财政压力往往都疏于扶持、管理和监督,使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长期停滞不前,农民工子女无法接受正常的、良好的义务教育。

(三)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保障制度缺失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障,然而当前相应制度及法律、法规的空白与缺失,造成了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窘境。

第一,现行《义务教育法》不能适应人口流动趋势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户籍就成了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相分离的特点,这样一方面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情况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入地,流入地政府既无义务也不可能投入大笔教育经费完全承担众多外来人口子女就学的责任。这种地方负责的管理体制,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待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处于一种“无责任”的境地,消解了政府管理、支持和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积极性。

第二,相关政策执行不力。虽然各地都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是实际中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没有明确的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这类学校几乎处于自发办学状态,比较混乱。各地相应的财政拨款也往往被挪用为当地公办学校的发展

三、解决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随父母流入城市的广大农民工子女如何接受义务教育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与城市本地儿童一样,农民工子女同样是祖国的花朵,他们的教育应当受到重视,但是他们作为流动人口中的脆弱人群,权益容易被忽视。再过十多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些民工子女都将逐渐长大成人,因此,关注他们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对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负责。

(一)加强户籍、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制度,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

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是城市的合法纳税人,按照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城市的公共福利,其中也包括利用城市的教育设施的权利。为此,有关政府部门有责任帮助其子女解决好教育问题,要充分认识农民工子女就学与城市长远发展的关系,改变单纯把外来人口儿童入学问题看成包袱的思想,树立人口流动观。一方面要建立所有适龄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比较可行。登记卡在各地教育部门、公安部门都要有,家长也有,当人口流动时,登记卡连同流动人口的三证(暂住证、身份证、计划生育证)一起经有关部门检查登记,作为随时入学的依据,减少入学手续上的繁琐,避免政策不健全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剥夺教育权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要按照“高中向城区和县城集聚、初中向建制镇集聚、小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集聚”的原则,制定并实施新一轮各类学校布局调整规划,合理调整城乡中小学布局。把他们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纳入城市管理范围内。

(二)明确政府责任,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管理体制

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责任,首先要加强流入地、流出地教育部门之间的沟通,明确各自在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管理中的职责,将其就学管理落到实处;其次,要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且密切联系、通力合作。公安部门做好本地区流进、流出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的调查摸底工作,并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有关情况,人事、劳动部门应禁止经商办厂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组织或个人使用童工,物价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学校收费情况等;最后在教育经费中专门分类设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专项拨款,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弟学校或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改善其办学条件与质量,经费来源依靠财政拨款。

(三)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

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给农民工子女选择的余地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发展,为此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挖掘办学潜力。

第一,充分利用公办学校资源。公办学校可以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当生源数减少时,可将其实验设备、运动场地、图书、等硬件设施支援给农民工子弟学校。城郊结合部的一些分散的村校被撤消、合并后的教育资源(例如校舍、师资)将可以将其改造为民办公助学校,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并制订政策鼓励和支持公办学校的富余教师流动到民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任教。另外,在公办学校还可以成立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班级。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吸引本地就学。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根本在于实现儿童教育权的平等。我国的义务教育发展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之所以把子女带到城市,就是为了子女能够接受城市的较高质量的教育。这就要求国家应把教育投资重点转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增加教育机会,缩小质量差距,吸引一部分儿童在本地就学。

第三,鼓励社会办学。发挥社会力量,鼓励支持社会团体、个人举办服务于广大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在土地、办学条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对这些学校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营造此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氛围。而且,要采取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等形式,壮大办学实力,提高办学质量。

(四)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

教育行政部自要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常规管理,这不仅包括对办学者办学行为的管理,还包括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籍、学习质量等的管理,是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它们的督导评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符合农民工子弟学校特点的评价、监测指标体系,并把其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使他们由地下转为地上,由无证转为有证,由无序转为有序。要依法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激活用人机制,拓宽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来源渠道,利用一些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学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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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范文篇6

加强农民工子女学校管理工作,是实践“”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是依法行政、切实履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重要职责,也是为了贯彻落实《关于转发〈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教育部等10部门〈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和《关于转发〈市教育委员会等五单位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子女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的需要。

为进一步提高本区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现提出如下若干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的精神,为了维护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利,作为区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中小学均应当为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保障,支持本区内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提升管理水平、教育教学和安全质量。作为农民工子女学校,应当努力加强学校的硬件和软件建设,努力提高办学质量,使之成为本区义务教育办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区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围绕学校的安全卫生上,重点抓整治、监督和规范。随着职能的不断明确,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在继续加强学校安全管理的同时,关注农民工子女学校内涵建设。因此,我们将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思路,切实帮助农民工子女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依托公办学校资源,开展校际交流协作

1、利用公办学校资源,开展一对一结对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本区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充分利用公办学校的优质师资和良好资源,探索结对帮教模式,帮助农民工子女学校在各个方面都有提高。2007年1月12日我们全面启动了结对帮教活动,由18所公办中小学与本镇邻近的18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进行结对,并开展“学校管理、教务管理、安全管理、德育工作、师资培训、教研活动”等六个方面的服务指导工作。

2、落实三支队伍,建立工作机制

各结对的公办学校成立农民工子女学校“三员”管理工作指导小组,即:学校管理工作“指导员”、教育教学工作“辅导员”和安全管理工作“督导员”,并明确职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公办学校应尽可能指派经验丰富的干部和教师对农民工子女学校进行指导,原则上由副校长担任“指导员”、由教务(德育)主任或副主任担任“辅导员”、由学校安全干部担任“督导员”,并建立相关的工作小组。

3、明确工作职责,发挥监督指导作用

各工作小组按照各自相应的工作职责开展服务工作,原则上每月到农民工子女学校指导一次及以上,并认真做好记载。

管理指导员重点在“学校制度建设、常规管理、师资队伍建设、安全文明校园创建和财务管理”等五个方面加强指导,提高学校举办者和中层以上干部的管理水平。

教育教学辅导员重点在“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课堂教学常规管理、教学评价和课外教育活动”等五个方面加强培训,利用本校的资源,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

安全督导员重点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加强指导,将在“校舍安全、治安安全、校车安全、卫生安全、安全教育”等五个方面进行督导,监督农民工子女学校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管理,提高安全工作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农民工子女的生命安全。督促举办者或校长明确职责,依法办学。

4、开展校际交流,丰富教育教学活动

各结对学校应根据实际开展丰富多彩、富有实效的校际活动,公办学校应主动策划、组织好活动,使农民工子女学校通过校际交流活动切实提高办学水平。使学校管理者之间、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健康发展。

三、发挥教育培训优势,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1、加强师资培训

开展针对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的培训活动。有计划、有目的、有安排的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进行备课、上课等基本技能的指导与培训,使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业务能力有所提高。

2、推进德育工作

将德育工作推进到农民工子女学校,指导农民工子女学校制定德育工作计划,指导农民工子女学校开展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专题研究活动。

3、开展教学研究活动

组织或邀请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参加区级教学研究活动。

组织部分优秀教师(区级骨干教师等)上示范课,并进行现场说课、评课等教学研究活动,帮助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提高业务水平。

四、多方参与,推进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硬件建设

认真落实市教委关于改善农民工子女学校安全卫生设备设施工作会议精神,会同区公安分局、食药监分局,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制订相关工作计划。同时,根据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实际情况,分阶段、分层次改善各学校食堂、厕所、图书室、110报警装置、消防、照明、教学设备等硬件设施,以此推进我区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硬件建设。

农民工子女范文篇7

随着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外来投资者、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急剧增加,妥善解决其子女就学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切实解决好此问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78号)和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补充通知》(**教基〔2004〕48号)精神,结合我县人口组成区域特点、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现状,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重要性

农民工是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是解除农民工后顾之忧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务必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积极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城区公办学校要从全局的高度,在完成义务教育责任区生源入学计划之后,要尽最大可能地挖掘资源,满足施教区内农民工子女入学。要按照“进得来,读得起,学得好”的原则,将农民工子女教育教学纳入学校整体工作之中,切实维护外来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真正使农民工子女能够上得了学、上得起学。

二、指定就读学校

为确保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按照义务教育属地管理原则,采取定点学校接受、相对就近入学的办法,根据区域内学校布局、生源状况及农民工居住分布情况,确定城西中学、双塔中学、龙西中学顺龙分部、龙水实验中学、西禅小学、城东小学、顺龙小学等7所定点公办中小学校为农民工子女就学接受学校。街镇乡辖区内农民工子女到相应学校就读,棠香办事处区域内的小学生到城东小学就读,初中生到双塔中学就读;龙岗办事处区域内的小学生到西禅小学就读,初中生到城西中学就读;龙水镇辖区内的小学生到顺龙小学就读,中学生到龙西中学、龙水实验中学就读。定点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农民工子女入学,对拒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和个人,将追究相关责任。在定点学校就读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全部实行“四统一”,即:统一管理、统一编班、统一教学、统一安排活动。各接受学校要按照《大足县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规定管理,切实维护农民工子女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参加团队组织、评优奖励等方面,要与辖区内学生享有同等待遇。

三、享受扶困资助政策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在指定学校就学收费方面,各中小学校要严格按照规定收取课本费、作业本费、寄宿学生住宿费(或公寓费),不准收取借读费,严禁出现针对农民工子女的额外收费,要与所在街镇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同等政策。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重庆市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暂行办法》和县政府《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足府发〔2006〕2号)要求,全县免除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农民工子女的杂费(含信息技术教育费);对家庭确有困难的学生,可享受免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按照小学35元/生·期,初中70元/生·期的补助标准,免费提供贫困农民工家庭学生教科书;按每生每天1元,全按年240天计算,由县财政补助困难家庭农民工寄宿学生生活费。县民政局、扶贫办每年拿出一定经费对特别困难家庭农民工学生进行适当资助。

农民工子女范文篇8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国日益庞大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仅为200万人左右,迄今为止已超过1.2亿,短短20余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增幅达60倍左右。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人,他们的适龄子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育群体,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应运而生。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具体体现

教育公平是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里的表现。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认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1]。我们可以将教育公平界定为:每个人可以平等的、有选择的分享其所处的公共教育资源以及人们此时所持有的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准则。

1.从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来看,户籍制度限制了部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教育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最先接触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2]。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是以户籍制为基础,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工作由户口所在地负责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也由地方政府承担。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没有流入地的常住户口,往往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就无法像流入地儿童那样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后来由于国家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排斥农民工子女入学,但必须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由此看来,在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农民工子女与流入地的儿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2.从教育过程的不公平来看,主要体现在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上的差异

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人们无法做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绝对平等。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层面的教育过程的平等,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差异上。面对“没有城市户口”、“收费高”两大拦路虎,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学校,但这类学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消防设施不具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卫生隐患、办学者和教师素质较差、学校开设科目不完整、部分学校除了语文和数学以外,其他科目课程的教学均不能确保,学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学质量,此类学校都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从而使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质量没有保证,素质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从教育结果的不公平来看,缺乏良好的正规教育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无论是教育起点公平也好,还是教育过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教育结果的公平上。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现实条件下,一方面少数社会精英占据着国家和城市最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他们的社会精英身份和继续他们的优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们,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够尽快摆脱现实的卑微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从而想方设法获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为“奢望”,从而陷入又一轮的贫困代际传递中,家庭收入低=没钱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产生[3]。由此看来,缺乏教育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成为贫困的结果。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户籍管理体制不合理

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本身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对人口给予了人为划分,即把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种制度人为的造成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同时还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就义务教育领域而言,正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发展的“瓶颈”。这种情况表明,户籍管理体制的城乡分割已严重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在改革中急剧变化的城乡关系,以及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实。

2.义务教育体制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规定了适龄儿童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教育经费由当地政府负责筹措。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方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法律要求的义务教育。但现实中,农民工离开农村后,他们流入地的城市财政中在义务教育经费里没有包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这项经费,从而使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他们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资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优待。如果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财政的支出,还会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这必然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拨款标准,那么用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无疑会变成当地政府财政的巨大开支,仅靠当地政府筹措,压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低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这类学校的师资人员,既无教学经历,更无教师资格证书,有的自身不过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备任何任职条件。民工中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长。”意思是杀猪卖肉的,办起了学校也可摇身变为校长。“半路出家”办教育,既无资质,又少有人“充电”进行深造,多数人只是将办学作为自己赚钱的一条“捷径”。同时,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也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初中,专业对口的教师很少,绝大部分教师从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学的专业,对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更是从未接触过,之所以从事教育这一行业,只是为了有份稳定的工作。

三、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诚然,就现实条件而言,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实现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以下途径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1.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进行严格控制。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之策就在于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

2.改革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实行“教育券”制度

发放教育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实现私有化与市场化过程中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教育资助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论。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流入。这样学生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同时,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而增加竞争,从而提高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4]。采取这项制度关键是保证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落实。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区和户籍的限制,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了条件。这无疑是保证教育公平的一项十分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3.公立学校要承担起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任务

在公立学校就学是承认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其公民权利的积极体现。公立学校要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招生容量,尽可能多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学校要加强收费管理、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收费项目,对特困学生应酌情减免费用,通过设立助学金、免费提供教科书、捐赠学习用品等办法,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学。

4.加强培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

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待遇,例如户口、住房、高薪等现实问题,以便吸收到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学人才。其次可采取结对帮扶的形式,请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来参加公立学校举办的公开课及教研活动,或者送教到校,实行校长委任制和骨干教师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学校的校长及多名骨干教师去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管理、教学(其工资待遇仍由原校负责)。最后政府还可与师范院校联手。各大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实习时间,政府可以倡议大学生进行义务支教活动,让部分大学生到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实习(时间上错开),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大学生联系实习单位难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类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赵欢君,陶李刚.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J].教育探索,2005,(12).

农民工子女范文篇9

一点一滴的感动凝聚成一幅爱的图画,实践结束了辛勤汗水、欢乐笑容凝聚成回忆。让人回味无穷。

共青团在行动”实践活动。本次实践活动由学校的六个院系组成的七支服务队。而我服务队为第一服务队,学校组织各院系学生参与学校组织的关爱农民工子女。关爱农民工子女爱心支教服务队”活动目的就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知识,通过小组游戏对孩子的不良行为进行矫正,同时给他提供学业辅导。为了把我活动做到更好,这之前我召开了几次协调会议。每次大家都是激烈的商讨,目的只有一个:真真正正能给孩子们带去欢乐,真正能让孩子们学到一些东西。经过商讨,制定了详细的活动计划,把一切可能呈现的细节问题尽量都想到有时甚至模拟场景。始终坚信,付出总会有收获的

准时在文鼎广场集合,7月22日上午六点。待大家把一切准备就绪好,六点半校车准时动身。去滑县赵营乡的路上,都激动不已,究竟有多少孩子呢?究竟孩子有多大呢?活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能不能做好这次活动呢?就这样一转眼,就到达了目的地,一下车,就被一群好奇的小朋友团团围住,一个个仰着小脸,望着我眼睛里闪烁的尽是天真无邪。当时,心里的一切不安和焦虑全都被那份天真无邪冲澈的干干净净。面对这样的孩子,只要我把爱心灌输到活动中去,还有什么担心呢。

来到开展活动的地方,老师的引导下。看到这么多小朋友,一个个在那站得整整齐齐,一齐喊“老师好”那种情景的感受真是令我终生难忘。首先,社会工作专业的杨菊花用破冰游戏“来表演我来猜”小组游戏与小朋友们互相认识、沟通。随后开展的小鸡变凤凰”让小朋友与其他小朋友进行互动,并通过观察分析他人表演的对错来认识自己。游戏过程中,与孩子们初步建立的相互信任的关系。随后,舞蹈《爸爸妈妈,爱你学习,把活动推向高潮。给小朋友们说让他学会后扮演给爸爸妈妈看,每个小朋友都非常认真地学习,也许他想以此来表达对爸爸妈妈的爱吧。

虽然他有时缺少来自爸爸妈妈的关爱,作为留守的儿童。但是心中却不缺乏爱,心中充溢了对爸爸妈妈的爱,充溢了对关心爱护他人的爱。

使我与小朋友的关系进一步加强,给每个孩子发放小礼品。为接下来活动打下良好基础。为了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习惯,画了最受孩子们喜欢的喜洋洋与灰太狼”并让孩子们说出这些卡通人物的优点和缺点,从而引导他改变不良习惯养成良好的习惯。孩子们看到喜洋洋与灰太狼”都争先恐后的举手说“美洋洋最漂亮”懒洋洋最懒还最能吃”班长最胖”喜洋洋最聪明”

农民工子女范文篇10

1.公办教育资源远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入学需求。由于受校舍面积、师资力量、教学经费等因素的限制,目前我县各大、中城市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承载量已趋饱和,使众多的农民工子女被拒之于公办学校的大门之外。

2.民办学校总体情况欠佳。由于现有公办教育资源远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需求,于是,我县各地众多的民办学校在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方面发挥了主体作用,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比例约占70%左右。尽管如此,我县民办学校总体情况仍然令人堪忧,呈现良莠不齐的格局。

3.农民工子女现状令人堪忧。一是家庭学习环境差。由于农民工家庭超生现象严重,多子女现象普遍,导致家庭负担生活十分沉重,农民工子女普遍缺乏正常的学习环境;二是农民工子女违法犯罪率偏高。据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贵阳市青少年犯罪已占各类发案率的70%以上,其中农民工子女犯罪的占多数。

4.现行财政体制与义务教育之间的矛盾凸现。一方面是在现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下,流入地政府要在短期内拿出巨额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确有相当困难。另一方面,在现行的户籍制度和财政体制下,农民工就业所在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的支出中没有包含或没有考虑安排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

建议:

1.进行一次调查,建立一个组织,加强三方宣传。“一次调查”。由贵州县政协牵头,组织政府有关部门、派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适龄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受教育情况、发展态势、所需经费、师资、建校场地等方面的调查摸底、统计预测工作,为我县制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规划做好基础性工作。

“一个组织”。由贵州县政府牵头,组成有教育、财政、民政、统计、计生、社区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根据要求,分解任务,制定职责,着力考核,建立起各施其责,协调一致的工作机制。

“三方宣传”。各级党委政府应在各种会议上和公众场合,加大对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类媒体以“优秀农民工子女学校”、“优秀农民工子女”等方式向全社会进行宣传;通过各类学校向教师和学生宣传。以期使全社会对农民进城与我县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之间的重大意义有清晰的认识,积极关注并参与到“蓝天工程”(同在一片蓝天下)之中,让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2.合理布局,创造条件,扩大公办(民办公助)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的规模。一是积极调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在农民工聚居地争取规划建设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二是对已无法规划公办学校布点的地区,应鼓励扶持具备自建校舍等一系列条件,或办学效果较好,有一定基础的民办学校发展,经认定列入民办公助范畴,给予办学补助;三是新建小区要根据小区规模规划教育用地,用于新建义务教育配套学校;四是建立公办学校帮扶民办学校机制,将关心和帮助农民工子女教育作为评价优秀公办学校的标准之一。

3.试行“教育”制度,让农民工子女享受“两免一补”政策。鉴于大多数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因户籍在农村而不能享受原籍地和流入地的“两免一补”政策之情况,建议研究试行“教育”制度,制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资助专项转移支付政策。

4.进一步扶持民办学校。一是研究制定出我县《公办学校结对帮扶民办学校的工作方案》;二是修改完善《民办学校督导评估标准》,制定《民办学校评估考核奖励办法》;三是政府应给予民办学校必要的财政支持,对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给予生均公用经费补贴,以解决民办学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四是试行农民工学校特岗教师制。特岗教师由人事、教育部门同意招考聘任并安排到民办中、小学任教,任期三年,工资由财政统一安排。任期结束后,在报考公务员及教师岗位时,与贫困地区特岗教师享受同等待遇,以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到民办学校任教,逐步改善民办学校教师队伍结构。

5.力促国家提供更多的经费帮助西部农民工子女教育。通过我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以及学者撰文、媒体舆论等方式,积极争取国家对此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