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家庭范文10篇

农民家庭范文篇1

关键词农民家庭健康档案管理

资料与方法

构建硬件网络：按照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站的标准要求，江夏区作为远城区试点单位，合理规划布局、统一标志标识、保证房屋面积、添置医疗设备、购置网络设施等。网络系统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在区卫生局建立中心服务器，区财政局、各服务中心、各服务站等终端都通过VPN方式连接到区卫生局，实现日常业务动态管理。

更新服务内涵：首先通过宣传教育，广泛发动，调动医务人员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其次制定新型的医疗卫生服务标准；动员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责任到人，分片包户，逐步入户体检调查，建立全覆盖的农民家庭健康档案（包括农民身份证号码、医保号码、电话联系方式，健康体检资料、就诊记录等）；将农民的健康资料输入计算机，按村、组、户建立起树形结构的农民健康档案，作出农民健康诊断，评估农民的健康情况，预测农民的健康支出，预约提供健康服务。

优化分析方法：利用同步远方社区软件，将农民的健康资料自动化汇总分析，采用纵向到底〔省、市、区（县）、服务中心、服务站、村、组、户〕；横向到边（卫生、财政、医保、农合、疾控、妇幼、政府等部门）的原则，实现网上实时监控、动态管理、网上评估等功能，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增加管理透明度。

保证社区资金及时到位：各级财政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置财政专户，建立资金帐，补助及专项全部直接到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建立财务核算管理制度，各服务站通过报帐制，财政和卫生主管单位，利用同步远方社区卫生综合管理系统平台，在网上通过对各基层单位的社区公共卫生项目管理内容实行考核，对各基层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站进行综合评估，得出相应的考核分值。

结果与分析

调整院内科室设置：通过创建新型农村卫生服务社区化管理模式，调整院内的科室设置，将原来科室改成新型的全科诊室，设置了处置室、治疗室、观察室、抢救室、健康档案管理室、健康宣教室、康复治疗室、心理咨询室等科室，有效利用原有的房屋、设备、使科室更加合理，更加适应农村农民新的健康需求。

优化医务人员结构：由于科室重新设置，服务职能改变，服务内涵增多，医务人员角色也发生了改变。为适应新的服务职能，医务人员通过自学、培训、考试等，成为了新型的全科医务人员，他们可以全方位地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保健、康复、心理咨询、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医疗卫生服务。

增加公共服务内容：原来的分院、门诊部等过去只单纯提供基本医疗。创建服务站后，增加了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将传染病防治、计划免疫、慢性病管理、健康宣教、妇幼保健、卫生监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村卫生室管理等纳入了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中，将基本治疗真正转入到以预防为主，健康关口前移。

改变医疗服务模式：过去的医疗模式是坐等农民上门就医，被动治疗农民的疾病。由于健康档案的建立，村乡两级医务人员可以根据健康诊断，上门服务，提前预约就诊，这样进一步融洽了医务人员与农民的关系。利用新合作医疗保险，凭医疗保险病历和卡号，直接在农民就医过程中减免医药费用，让农民直接受益，从而增加农民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感和满意度。

评估预测农民健康：由于建立了农民的动态健康档案，使医务人员可以对农民的健康状况做出健康诊断，评估农民的健康水平，分析农民的疾病构成、预测农民的健康支出，从而为财政投入、医疗保险报销比率、农村卫生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讨论与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农民的健康保障系统的建立成为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要尽快地建立农民的家庭健康档案，提供预防式、家庭式、康复式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把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心理健康、宣传教育送到农村，送进村，送入农户家中。构建和谐农村，维护稳定国策。

建立村乡两级家庭式健康服务网络体系：新型的卫生服务是积极的卫生服务，不是消极地等待病人来求助。因此，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农民的健康管理也一样。江夏区在创建新型的乡镇卫生院工作中，通过科室调整设置、优化人员结构、增加服务内容、改变服务模式、建立农民的健康档案，初步建立了预防式、家庭式服务的农村村乡两级服务网络平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农民家庭范文篇2

1、有关概念

家庭：由具有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的人们组成长期共同生活的群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群体形式。

本文作者着重从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三个基本方面来探索家庭的发展变化。

家庭结构：指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它是家庭中的代际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统一组合形式。家庭结构主要从家庭规模、家庭类型这两个方面来体现。

家庭功能：指家庭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本文主要从生产功能来阐述。

家庭关系：是指生活在一个家庭内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2、研究目的和意义

作者认为，尝试用个案访谈的方法来生动的了解中国东南沿海一个家庭百年来在历史洪流中的兴衰，以其作为一个典型部分真实的反映20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家庭的产生、发展，并洞察当时的社会历史，然后从家庭的建立、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方面来探讨当代中国家庭的发展趋势，是一项相当有意义和内涵的工作，同时对于作者来说，还能够了解自己的家乡和家庭的历史，实则一件幸事。

二、方法论说明

作者尝试用个案访谈的方法来试图描绘和反映当代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家庭发展。个案访谈是一种重要的质的调查研究方法，着眼于打破拥有文字权的主流意识，具有颠覆性的意义，适用于弱势群体。它可以随时调整访谈大纲，补充文字历史的不足。作者认为，它是一种比较注重人性、注重事物的生命历程、注重普通或特殊群体声音的调查方法，这与社工的理念不谋而合。虽说个案访谈受种种干扰因素（如当事人的主观意识、访谈员的素质等）的影响，但它不要求冷漠的量化和统计，体现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保存了最真的声音，是一种非常重要、非常感性的调查方法。这次访谈似乎更能让我们积极的用心地去做，访谈员与被访者之间的互动经历也让彼此收获颇多，访谈的资料也成有生命的……

浙江省萧山县（后撤县设市，今为杭州市萧山区）戴村乡丁村是浙北丘陵地带的一个村庄，那里一半是竹山，三分是水，两分是田，田以种植水稻、茶树和棉花为主。19世纪末周文轩凭其勤劳和生财有道盖了周家大院，并买下三百亩良田、一座竹山和两个竹园，在当地显赫一时。大院正堂（家庭议事、祭祀和办红白喜事的地方）、东西厢房和偏屋构成。大院对面还有7间厢房。按当地的风俗，婚姻由媒人说媒，男女双方不得见面，仅将双方生辰八字放于灶头，若半月内家中平安无事，再由父母做主成婚。在家中么子结婚满月后就要分户，年老的父母和长子一起住，由其子共同赡养。东厢房本为正房，可风水先生测定西为上，周文轩及长子子庚就住西厢房，把东厢房给了么子子根，次子子文则要得大院对面的7间厢房。若有大事就在正堂议事，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都有全院人一起操办。周文轩死后，家业（一山二园、百亩良田及西厢房）由长子继承，可子庚没几年便赌光了大部分家产，只剩下竹园和房子。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包括浙北）施毒气，加上医学不发达，子庚三兄弟皆因染上毒气而亡，次子子文的两个儿子也早夭了。长房长子易贵因与父不和被贬出院外，自在半里路外立户。易定因负责照顾得精神病的易文而得西厢房，易庚则得西厢偏房。么房长子易红16岁时经人介绍去杭州天窗帽店做学徒，就再也没有回过大院，因此东厢房给了次子易先，么子易章得东厢偏房。在这战乱时期，易贵参军干革命，易先做了一段时期的保长，而其余的易字辈皆靠挑私盐、卖竹和茶叶或帮人务农所得来换米维持家里的生计，女人们都不识字，在家做家务、带小孩、绣花养蚕。大事由院中最年长的男性做主、全院承担，各户细事由各户家长做主。

解放后，1950年至1955年，周家20几口只拥有竹园和周家大院，所以时成分定为贫下中农，每人分得四分田（十分为一亩，包括山田），易字辈的人大都在家务农，而建山、根扬这一辈的人都上了学，包括女孩（以前女孩是不能上学的）。各户平时相互帮忙，比如农忙时帮忙收割和播种，分担家务，有事则一起商量一起承担。

1956年后，当时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和初级公社，后来又成立了高级，农民的土地、牲畜及大农具都入了社，农民变成了社员，靠工分吃饭，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村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由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各级干部负责管理，每户只留少量自留地和副业。在丁村由20-30户成立为一个生产队，家中有劳动力的成年男女都要去劳动挣工分，周家大院内的各户基本上在一个生产队上工，各户平时相互帮忙，比如照看孩子、分担家务或者互相接济，有事则一起商量决定分担。易贵当上了戴村乡的乡长,但于60年代初就病死了。由于易字辈的都读过两三年私塾，因此，易先做了生产队的会计，易庚做了小学教师，在后来的“划右派”政治运动中，易庚因写104张大字报而坐牢长达五六年。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让丁村一带好多人死于饥饿和肺结核，易先和易庚的妻子抛下年幼的孩子病死了。易庚的两个儿子根扬和跟秋因父坐牢、母病死，大院各户又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两兄弟最后由其外婆接去抚养长大，根秋成年后没再回过大院。

1966年，。1968年，丁村学校停课，两年后恢复正常，因为易先在解放前作过保长，他的两个女儿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不能再升学。在运动中，大院正堂门梁上的那块象征大方之家的匾额被毁，国富为抢救那块匾额而在运动中出了意外，变得疯疯癫癫，由其兄国昌照顾，大院各户也不时接济和帮忙照料。74年丁村各生产队归并到戴村大队，生产由大队统一安排。根扬成年后回到大院住在西厢偏房，在队里务农，时值知识青年下乡，根扬与一女知青恋爱成婚。70年代根扬他们那一辈的婚姻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而是自由恋爱或先由媒人介绍认识，然后自主婚姻，择偶的范围也广了，不再局限于二三十里之内，但仍在方圆百里之内。金星那一辈除易先的两个女儿外都读到初中。

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东南沿海首先富起来，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迅速，金星搞个体、跑运输，大江南北的走，后来搬出了东厢偏房，自己造了三层小洋楼，成了万元户，妻子高中毕业出去打工，后来在当地的乡镇企业上班，有一个女儿。月星在当地的私营矿厂里开采石矿，也另起小楼，有一个儿子在上高中。根扬农转非，在镇上的航管所（属于国营单位）工作，举家迁至镇上，有一个儿子，在杭州市里工作。85年，国荣因与其妻关系紧张，在一次大吵大闹之后喝农药自杀，其妻带女再嫁。国昌一直在家务农，其妻在村里的乡镇企业当临时工，其儿子和女儿都考上了大学，女儿后来嫁到了外省。各户的关系也慢慢疏远了，周家正堂也成了一个摆设，周家大院在人去楼空之后像一块石碑一面印证这这个家庭的兴衰历程，一面又默默注视着未来。

四、家庭历史变迁分析

1、家庭功能的变迁

虽然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家庭总体来说，从事的是自给自足单一的农业生产，既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生活的基本单位，但对于东南沿海属丘陵地区的农民家庭来说却不是如此，由于山丘多地少、经济作物（如毛竹、茶树、棉花、桑树）与水稻的种植并重，去城里跑船、作学徒和挑私盐是当时那一带的农民除了务农之外的三大谋生之路。周家由于人多地少（田地早给周子庚输光了，只留了一点），易红去城里做学徒，易先、易庚去帮工或挑私盐，易荣、易定则在家务农，女人们在家做家务、带孩子、侍奉老人、绣花。（这些分工全由当时的大家长周子庚做决定），所以当时的浙北农村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反而有着相当繁荣的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这可能就是改革开放后，沿海一带的农民可以较快的转变观念，摆脱土地的束缚，率先富起来的内部原因之一。

中国农民家庭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血缘关系、感情交流、抚养赡养的统一体，其中经济利益是决定因素，中国农民家庭的本质是一个经济单位。费孝通认为，组织家庭的目的是为了从事生产、维持生存。

解放前，周家各户男女各司其事，各有分工，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合作，经济收入支出统一分配，各户有着密切不可分的经济和利益联系。

1950年——1955年，全国实行，分田到户，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被取消了，男人们不能再挑私盐，女人们也不能拿蚕茧和茶叶去卖了。周家每人分到四分田（十分为一亩），易红也在杭州从学徒成了工人，这时周家各户成了基本独立的经济单位，不再是共同生产，以周家为经济单位，因而各户的经济联系和利益联系开始弱化，但周家大院内的各事仍一起商量一起承担，各户经常相互帮忙务农或相互接济，在感情上仍密切往来。

1956年后，周家各户都入了公社，周家成年男女都成为公社成员，这时周家各户的经济联系更加削弱，各户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而是与村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构成丁村公社这个经济单位，各户上工拿到工分以维持一户生活，只有在困难的时候各户才相互帮忙，比如照看孩子。因为各户成员都是属于一个生产队的，各户之间没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厉害关系，所以各户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先是因为易贵是乡长，是共产党员，而易先在解放前做过保长，因而两家逐渐疏离；后来易庚被划为右派，各户为自保“清白”，相互推让，让本应由周家各户分担抚养的易庚的两个儿子无所归依，成为各户利益的牺牲品，在这次矛盾冲突中，周家各户的感情联系几乎割断。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东南沿海大力搞活农村经济，周家各户的经济利益又摆到了第一位，由于各户的经济基础独立，相互之间没有密切的经济厉害关系，再加上各户致富的先后和程度不一致，且先后迁出大院另立门户，更加使得周家各户的经济、政治，尤其是感情联系表面化和松散。

2、家庭结构的变迁

解放前，由于战乱和医学不发达，周家人丁并不是很兴旺，这时的周家属于联合家庭：50年代末，由于自然灾害和疾病，易先和易庚的妻子早逝，所以都只生了2个，且易明和易竹早夭，所以周家的家庭规模是缓慢增长，后来60年代由于政策提倡多生，加上医学发展，所以周家人口达到了最兴旺的时候，这时的周家属于多个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联合体（因为周家各户各起炉灶，各自承担各户主要生产和家务，各户收入各自筹划支配，父母若在世则由其子共同赡养但吃住在长子家）；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每户只生1-2个孩子（头一胎若生男则只准生这一胎，头一胎若生女则准再生一胎），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周家各户先后迁出大院，实质上成为各个核心家庭，只在名义上成为周家各房。

3、家庭关系的变迁

旧中国社会的农民家庭封建思想很浓厚，在父权夫权之上还有一个“天”。在丁村方圆百里，男女双方能否成婚，媒人的撮合和父母的决定虽都是重要因素，但若在双方生辰八字放在灶头的半个月里家里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么即使媒人说破嘴或父母再怎么满意这桩婚事都只能作罢，因为“天意“违背不得。周家大院盖成之后本应按照“父子长幼、东上西下”分配居室，但因风水先生说“天意”是“西上东下”，周文轩便与长子周子庚住西厢房。至今在农村，封建思想仍有一定的残留，周家的子孙们至今都认为那个风水先生说谎（收了小人的钱把“东上西下”说成“西下东上”），使得周家的入住违背了“天意”，所以大院才败落得如此荒凉。

在“天”之下的就是父权。在遗产继承上，长房长子继承大部分家产，其他各房按长幼分得相应住房和田地，正因为长子的地位仅在家长之下，才有后来的周子庚败光家产，周家由大地主沦为一户有着气派大院、人口兴旺，却少田少产的普通又独特文化的大户农民家庭。在周家，家长有权决定各户的一切生产生活。解放前，在周文轩死后，由周子庚当家时（他死后由周子根当家），他在周家有绝对的权威。他决定各户的生产分工，绝大部分各户的收入都由家长统一分配支出。当年长房长子周易贵与其父也既周家家长周子庚闹翻，从而被剥夺财产继承权并被逐出周家大院，这就可见父权的威力。解放后，因周子根也已去世，易贵又被逐出，因而周家已无家长，无人拦权，各户开始分散，周家若有事则由各户主事男子（这里称各户家长，一般是最年长的男子）共同商量决定；改革开放后，中青年男子成为家庭的主要生产者，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主要来自中青年的收入，老人逐渐丧失了决定家庭事务的权利和地位。在周家各户，易字辈的老人们（易定、易章）不再是握有家庭权利的主事者，金星、建山他们才是家庭的支柱和家长。

父权之下是夫权，周家家长在世时，一部分各户内部琐碎事务由各户家长做主处理，女子基本上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周家最后一任家长子根去世后，各户大部分事务由各户家长做主，由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平等教育，妇女有了参与家政的权利，但是在农村在周家妇女仍然没有决定家事的权利（一方面是因为男尊女卑思想仍有残余，另一方面是因为妇女的经济不独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妇女在经济上逐渐独立，再加上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妇女在家里有了共同决策的权利，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

解放前的婚姻是媒妁之言+“天意”+父母之命，婚域在方圆二三十里之内；解放后，农村在一系列运动和教育中逐渐婚姻自由，媒人介绍成为一种男女双方认识的途径，那时的社会流动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根扬和上海女知青结婚就是当时知青上山下乡政治运动下的自主婚姻；那时的婚域主要在方圆百里之内，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速，婚姻更加自由，婚域更广，国昌的女儿嫁到了外省就是周家在这一点上的最好证明。

周家由于起初家底殷实，易字辈以上（包括易字辈）的男丁都上过私塾，但周家女子皆不识字；解放以后，讲男女平等，女子有了上学学文化的机会，但由于讲究“成分”，当过保长的易先的两个在上小学的女儿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农村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国昌的儿子和女儿都大学毕业，易先的外孙子女也都是高中以上学历。

4、人口流动

解放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很少的，但属于东南沿海的浙北地区却不一样，这里是简单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在周家，易先、易庚去挑私盐，村里还有不少人去跑船，社会流动还是比较有活力的；解放后，计划经济，农村实行农业合作社，消灭了一切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除了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外，由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流动几乎是停滞的；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飞速发展，东南沿海的农村农民很快就富起来，金星搞个体，跑运输，全国各地的走，金星的妻子外出打工，根扬迁居到镇上，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流动加剧（经济发展的结果）的表现。

内容提要：家庭是社会的单元要素，一个家庭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及其荣辱兴衰都烙着社会历史的印痕，但又有其独特之处。作者试图用个案访谈的方法描述一个家庭的起落历程，试图在展现这个家庭个别魅力的同时反映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的发展趋势，也许这个个案只能描绘一些当代中国家庭的残影片状，但作为一种努力，值得尝试。

关键词：家庭，历史变迁，趋势

参考书目：

1、《当代婚姻家庭》刘炳福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4月版

农民家庭范文篇3

关键词：家庭经营；产业结构；现状；存在问题；调整措施；**

农民家庭经营是指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独立地或相对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家庭经营能够充分利用劳力、资金、劳动时间等生产要素，调动成员主动性与积极性，灵活安排农业生产，可以与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物质技术条件、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适合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家庭经营的特点与优越性决定了其会长期存在。产业结构是指家庭经营各业的构成及各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促进家庭经营的健康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传统家庭经营模式逐步表现出生产规模小、农村资源要素得不到有效配置、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地位低、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导致生产弱化，制约农村经济发展[1-2]。现以**省**县为例，对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进行探讨。

一、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现状

**县位于**省北部偏西，毛乌素沙漠南缘，按照地形地貌可分为南部丘陵沟壑区、中部梁峁滩涧区、北部风沙滩水区。全县总土地面积5088km2，耕地面积8.67万hm2，辖22个乡镇，214个村，6万农户，农业人口26万人，16万农村劳动力，户均人口4.3人，户均劳动力2.7人，户均耕地1.45hm2，人均耕地0.33hm2，其中南部丘陵沟壑区人均耕地约0.4hm2，中部滩涧区人均耕地约0.33hm2，北部滩水区人均耕地约0.27hm2。

**县主要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80%以上，主要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户占5%左右，主要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户占15%左右，在第一产业内部，主要从事种植业的农户占70%左右，从事种养结合的农户占30%左右。

农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经营收入、报酬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4个部分构成。据2009年在全县南部、中部、北部抽样调查，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433836元，报酬性收入为1814760元，财产性收入8160元，转移性收入为419170元，收入合计7675926元，人均纯收入6343.7元。

不同区域家庭经营收入差异较大。南部山区由于地域限制，自然条件差，传统的农业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等局面尚未改变，遇雨年份收成好，干旱年份收成差，甚至绝收，主要从事小杂粮生产，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转移性收入和外出劳务；中部滩涧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土地广，主要从事马铃薯、玉米及部分小杂粮种植，农民收入较好；北部滩水区，自然条件最为优越，土地少，主要从事玉米、蔬菜、种养结合的高效农业生产，农民人均收入为全县最高。2009年抽样调查显示，北部地区人均纯收入8019元，中部地区人均纯收入5481.9元，南部地区人均纯收入3933.4元。

不同产业构成家庭经营收入差异较大。种养结合农户年户均纯收入达4万元左右，单一从事种植业农户年户均纯收入2万元左右，外出劳务的农户年户均纯收入3万元左右，滩水地区从事蔬菜产业的农户年户均纯收入6万元左右；主要经营第二产业农户的年户均纯收入15万~20万元；主要经营第三产业农户的年户均纯收入8万~10万元左右。

二、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2.1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低，导致资源浪费

全县户均耕地为1.45hm2，2.7个劳力，主要从事玉米、马铃薯生产，以平均每年每公顷投入劳力180个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家庭农户年合计投工260.4个标准工日。按每个劳力年劳动时间以250个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家庭经营农户年仅需劳动力1.04人，则有1.66个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劳动力利用率只有38.5%，导致农民收入低。全县劳动力还存在季节性过剩，特别是冬闲，劳动力利用状态总体上表现为春秋集中种植收获季节紧张。在北部滩水区，从事蔬菜产业的农户，以每户经营0.4hm2露地菜、0.2hm2保护地菜计算，以平均每年每公顷投入劳力600个标准工日计算，0.6hm2仅需360个标准工日，单蔬菜一项劳动力利用率就提高到53%，农民收入较高。

2.2产业结构不合理，营销体系不健全，产业链条短

农民家庭经营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在第一产业内部，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农民家庭经营中的二、三产业大多以工程建筑、商饮服务为主，从事农业领域的农资供应、农产品营销、加工等所占份额较少，农民在农村产业结构中只扮演生产者角色，主要在农产品初级生产环节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导致劳力资源利用不合理，在市场营销体系中，家庭农户这个终初端市场主体以高价购进生产资料、低价出售原产品为主，营销环节利益流失严重。

2.3分散经营，缺乏规模效益

土地产出较高的北部滩水地区，以户均种植0.67hm2玉米计算，产量13.5t/hm2，平均售价1.8元/kg，平均收入2.43万元/hm2，生产费用6000元/hm2，纯收入1.83万元/hm2，产出投入比达3∶1，经营商业的一般利润比例占10%，按经营1季农业可经营10次商业周转周期计算，经营农业效益远高于经营商业，而由于农户缺乏种植规模，以上单一从事玉米种植业的家庭农户年户均纯收入只有12200元。

三、发展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调整措施

3.1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

坚持合作社法，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引导发展物资、技术、信息、生产、营销等合作互助经济组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家庭经营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和谐升级。

3.2推行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效益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推进农地流转，合理配置土地、劳力、资金等农村资源要素，推进规模经营，使家庭经营实现规模效益。

3.3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家庭经营健康发展

一是发展二、三产业，发展农产品包装、储藏、加工、信息、品牌等营销体系，培育农产品有形市场，延长产业链，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实现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二是第一产业内部协调各业比例，在发展主导产业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结合及蔬菜产业，提高劳动力利用率；三是发展劳务经济。

3.4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生产力发展

**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文化程度仅占9.8%，初中30.09%，小学40.4%，文盲18.99%，农民文化科技水平不高，一方面，使得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新品种的推广受到限制，难以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另一方面，缺乏新知识、新思想，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困难，难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需加大农村教育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农民素质。

参考文献：

[1]陈秉谱.甘肃省农民家庭经营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甘肃农业科技，1999(9):37-39.

[2]李晓婷，刘基林，郭小辉.云南省呈贡县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及调整对策[J].河北农业科学，2009，13(12):109-110，128.

农民家庭范文篇4

农民增收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从文字上讲,农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务农收入的人。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缘故,中国语境中“农民”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不仅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必须要具有农业户口,两者缺一不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部分农民也可以不必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要成为农民仍然必须具有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农民在中国不是一个职业称谓,而是一个身份的标识。基于农民的身份,每一个农民有一块可以永久无偿使用的宅基地,有一份土地使用权,可以比较自由地择业而获得多项收入。因此,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被调查农民纯收入之和除以被调查人数。“农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每年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包括四个部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人。不过,既然被称为农民,务农是其家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产生,各级统计部门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规定,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推算而得。“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农民,是指农村常住户。农村常住户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以及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农村住户。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户也包括在本地农村常住户范围内;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

农民收入计算中包括没有变现的部分。在农民收获产品之后,统计上就算做了收入;农民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粮食、蔬菜等,统计口径是既算收入也算支出,都要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收入和支出;对农民的收入,统计口径不仅要算现金收入,算实物收入,还包括副产品。例如:小麦收割完,小麦要算收入,麦秸也要算收入;养鸡养猪养鸭,鸡猪鸭要算收入,粪便也要算收入,可做田地有机肥。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不能用做生活消费的,因为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是一个经营主体,必须自己为自己垫付生产费用。

目前,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研究,主要是对根据现行测算方法得到的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和批评,探讨农业生产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文献很少,目前主要有曹子坚、王敏分析了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黄永兴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技术就农民纯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何秀荣发现了发展农业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在递减,但没有实证的支持;王细芳选取中国粮食生产区之一的湖北省为案例,围绕农民增收分析了“种粮热”给农民增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其他农业活动则没有进行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农业和农民问题,笔者试图从农业生产角度探讨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供经验证据和智力支持。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放弃对现行统计数据和测算方法本身的争论,直接利用统计部门的权威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我们选择2006年全国31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

由于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所以,我们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选择2006年全国各地区的农业产值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分析农业生产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农民纯收入=总收入一税费支出一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一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一赠送农村亲友支出。“总收入”指调查期内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从各种来源渠道得到的收入总和,按性质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可见,农民总收入的来源非常广泛,涉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三大产业。此外,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也很多,农民人口数、农民受教育程度和性别都会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影响。我们把这些变量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保持这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揭示出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同一性,我们无法利用《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得到所有上述指标的数据。由于我们主要关注农业生产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可以考虑利用替代指标进行分析,得到遗漏变量问题的植入解。我们利用各地区的乡村人口数作为农业人口数的替代,利用各地区接受义务教育及其以上程度教育的人口数作为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替代,利用各地区的15岁及其以上人口性别数指标作为农民性别状况的替代。将上述各项得自《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变量及其代码列于表1。

三、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变量,我们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乡村人口+接受义务教育人数+接受超过义务教育人数+未上过学人数+15岁及其以上人口中男子数+15岁及其以上人口中女子数利用Eviews分析软件进行回归得到下列结果(表2)。为保证推断的有效性,利用怀特方法进行异方差检验(无交叉项)(表3)。由于存在异方差,不能进行有效推断,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表4)。经过修正,不仅消除了异方差,AC值和SC值都变小,且R2和调整R2。都达到0.9999以上,模型拟合很好,可以进行有效的统计推断了。

四、统计推断

必须注意的是,在我们控制的人口变量中,只有各地区农村人口是专门针对农民的统计数据,其他的人口数据都是采用的替代变量,虽然不能利用它们直接对农民的收入效应进行推断,但是可以保证以下四个非替代变量的效应分析的无偏性。

第一,第一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是负数,为-0.692049,p值为0.0339,我们可以在5%的显着性水平拒绝第一产业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一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1亿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不仅不会增加,而且会相应减少0.692049元。

第二,第二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是负数,为0.195757,p值为0.0709,我们可以在10%的显着性水平拒绝第二产业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二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1亿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应减少0.195757元。

第三,第三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是正数,为1.012055,p值为0,我们可以在1%的显着性水平拒绝第三产业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三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1亿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应增加1.012055元。

第四,乡村人口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为正,为1.210421,p值为0.0012,我们可以在1%的显着性水平拒绝其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乡村人口每增加l万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应会增加1.210421元。对该点应该作如下的理解:在一个农民家庭的土地既定的情况下,由于每年务农的劳动量基本不变,在大部分农业生产都可以由妇女、老人和儿童胜任的情况下,家庭成员越多,就可以有更多青壮年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从而获得更多非农收入。因此,乡村人口的增加会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产生正效应。

五、政策建议

由于农业等第一产业的边际效应为负数,说明单纯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不能增加农民收入,长期还会不断降低农民的纯收入。这也证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纯粹的农民)是很难获得社会平均收益从而过上现代生活的。为了获得社会平收益率,中国农民必须要兼业,通过兼业多渠道获得收入来源,弥补从事农业生产的不足。这样的结论无疑对我们当前的农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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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金收入特点

（一）实施就业提升工程带动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上半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人均1683元，增加338元，增长25.1%。对现金收入的增长贡献率为58.3%，是拉动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主要原因：一是全县工业企业用工人数、薪资较上年相比大幅提高，从而推动农民工资水平大幅上涨。上半年农民从本地域内得到的劳动收入399元，增长15.7%。二是本地就业人数的增加。随着县城、乡镇工业集中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县域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本地就业吸纳能力迅速加强，农民不需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充分就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力条件，带动本地域内劳动收入增加。三是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年纪轻、素质高，在外地就业比例高，同时对工资要求高，促使企业开出高薪，也成为拉动全县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的又一因素。上半年农民外出从业所得收入1110元，增长31.0%。

（二）实施创业富民工程带动家庭经营收入较快增长。上半年农民家庭经营性现金收入人均1448元，增加173元，增长13.7%。对现金收入的贡献率为30.2%，仍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1、第一产业增长平稳。农民家庭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性现金收入人均703元，同比增长11.2%。对现金收入的贡献率为12.2%，占农民家庭经营性现金收入的48.5%，农业仍然是我县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中，出售农产品得到的现金收入人均547元，同比增长53.2%；林业现金收入人均21元，同比下降76.7%；牧业现金收入人均94元，同比下降42.9%。

2、二、三产业增长明显。农民家庭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经营得到的现金收入人均745元，同比增长16.2％，但由于比重小，拉动作用有限。其中，家庭第二产业现金收入人均236元，同比增长37.5%，第三产业现金收入人均509元，同比增长8.5%。分行业来看，工业现金收入人均177元，增长69.2％；建筑业现金收入人均59元，下降11.7％；交通运输邮电业现金收入人均168元，增长20.%；批零贸易餐饮业现金收入人均92元，增长27.8%；家庭社会服务业现金收入人均40元，增长117.4%；其他行业现金收入人均65元，增长29.0%。

（三）落实财富增值工程带动财产性收入增长最快。农民的财产性现金收入人均83元，增长62.7%，是四项收入中增速最快的。主要是租金和土地征用款收入大幅上涨的缘故。

（四）推动民生普惠工程带动转移性收入增长。转移性现金收入人均266元，增长20.4%，但比一季度增速下降16个百分点。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养老收入、国家各项补贴增长等多种因素的拉动。

二、现金支出特点

据全县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2012年上半年，全县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1792元，增长23.2%。农村居民传统的生活消费观念发生了转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生活消费导向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消费支出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从八大类消费支出结构看:1、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132元，保持持平；2、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218元，增长27.5%。交通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购买家庭轿车数量增加明显；3、追求装修美观，居住舒适，居住消费支出136元，增长19.7%；4、注重衣着美观，上档次，衣着消费支出179元，增长20.5%；5、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34元，增长54.3%；6、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122元，下降3.7%；7、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营养水平逐渐提高，食品消费支出828元，增长27.9%；8、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43元，增长53.5%。

三、存在问题

一是呈现放缓走势。上半年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工资收入的较快增长以及转移支付的增多，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当前宏观形势趋紧，农民增收的压力明显增大，各项政策性增收的有利因素逐步被消化，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推动力将减弱而呈现放缓的走势。同时，全县经济发展具有不稳定性，如果经济下行，企业经营成本控制必然导致工资收入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从上半年走势来看，农民收入增长已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而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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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惠”档案是指以村为单位建立的、全面反映本村村民个人和村民家庭享受惠农政策信息的一种专门档案。主要包括惠农政策汇编；惠农台账；农民家庭信息及其享受优惠政策情况信息卡（简称惠农信息）三种不同形式。

一、惠农政策汇编范围：1、粮食直补；2、农资综合补贴；3、良种补贴；4、农机具购置补贴；5、退耕还林补贴；6、家电下乡补贴；7、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8、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培训；9、农村沼气补助；1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1、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等。省、市、县相关部门的政策解释，实施办法也应列入汇编范围。

二、惠农台账：是记录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的一项登记簿,便于管理和查找。明细记录近年来的农民享受优惠政策情况。可根据各村享受惠农政策情况不同建立相应不同的惠农台账。建立惠农台账的范围应与惠农政策汇编范围一致。

三、农民家庭信息及其享受优惠政策情况信息卡内容：1、家庭基本情况登记表；2、该户享受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情况。

四、2012年前出台至今还在执行惠农政策可多年汇编成一册，可从档案中复印或者从其他渠道进行收集，从2012年起，原则上要分年度进行汇编，汇编资料须有目录，张页号，建议用棉线进行装订，也可用不锈钢钉或不锈钢卡进行装订。惠农台账以村为单位建立，可建立综合性惠农统计台账，也可根据本村惠农政策情况分门别类建立单项惠农统计台账。要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计，尽可能详细，全面反映本村惠农方面的信息，应整理成册成本，可供一年或者几年连续登记使用。农民家庭信息和享受优惠政策情况信息以每个农户为单位建立信息卡，要能全面反映每个农户的基本情况和该户享受优惠政策情况。每年需及时对各种信息进行更新，各村农民家庭信息及其享受优惠政策情况信息卡根据需要进行装订或不装订，信息卡需编制目录，排列方法应分组按当地自然习惯进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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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依据国家现行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开展的调查结果表明：2009年我省农村居民生活改善呈现七大特点。

一、恩格尔系数下降

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恩格尔系数低于30%为最富裕，30-39%为富裕，40-50%为小康。2009年我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农民人均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8.2%，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我省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2009年我省农民在外饮食消费支出比上年增长9.0%，人均达到139.2元。从结构上看，农民在外饮食支出占食品消费支出的9.9%，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二、衣着消费支出增长

2009年，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民消费信心稳步增强，农民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以吃为主的物质消费向追求美观漂亮的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我省农民家庭人均衣着消费支出达到137.2元，比上年增长14.7%，其中，服装消费支出为92.2元，增长15.6%；鞋类消费支出38.9元，增长10.2%。

三、家电下乡扩内需见成效

2009年，国家下达给云南省的家电下乡补贴金为3.27亿元，云南省政府把家电下乡列入云南省2009年20项重点工作之一，配套了8185万元，合计4.09亿元。为确保农民买得起、用得起下乡家电，云南适当提高家电下乡产品的财政补贴资金标准。对购买电视机的农户给予3至5年的有线电视收视费及安装补贴，对购买冰洗产品给予3年的电费补贴。自启动家电下乡以来，产品种类连续增加，中标销售企业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家电下乡中标销售企业有海尔、长虹、国美、苏宁及昆百大、云南电信等45家企业，备案销售网点达到5336个。下乡家电类型有彩电、电冰箱(含冷柜)、手机、洗衣机、热水器、电脑、空调、微波炉、电磁炉等9大类产品，产品型号多达4000余种。截止12月23日，云南省家电下乡销售突破10亿元大关，销售台数达到60.68万台，给予农村居民补贴的资金也已接近1.1亿元。受此影响，2009年我省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人均消费支出147.8元，增长24.2%，其中，机电设备消费支出36.3元，增长42.6%；家具类消费支出44元，增长31.9%。在满足基本生活消费的同时，农村居民也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床上用品和室内装饰用品的消费支出分别增长了20.1%和43.4%。家电下乡对促进我省保增长，扩内需成效显著

四、“新农合”让农民有了基本医疗保障

随着“新农合”的开展，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医疗负担，农民告别了有病不敢就医的历史。2009年我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97.6元，比上年增长8.6%，其中，医疗费支出136.1元，增长10.2%。新农合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是党和政府为农民群众办的又一件大实事、大好事。新农合工作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一工程对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基本医疗保障差距，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农民群众健康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农民在身体健康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开始谋求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对外交流以及信息需求不断增加。2009年我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313.3元，增长26.2%，其中，交通工具支出到达了139.5元，增长54.4%；通讯费用62.6元，增长17.5%。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177.7元，增长5.4%，特别是农民的成人培训费支出人均达到11.1元，增长89.9%。

五、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增加

常用的家用电器农村居民家庭的拥有量不仅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增长迅速。2009年我省农村百户居民拥有彩色电视机92台（其中近37%接入了有线电视网）、影碟机53.9台、移动电话115部（有近5%的用户接入了互联网）、洗衣机37台、热水器30台（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占到了74.4%）、电冰箱12台、微波炉4台、抽油烟机3台。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现代工业产品走进了农户，使一部分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到一个新台阶。到2009年末，我省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汽车（生活用）1.7辆，摩托车39辆、电动自行车2.4辆、家用计算机1.2台、照相机2.4台。

六、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

新农村建设是中央加强“三农”工作的有力举措，这一强农惠农的政策措施实施以来，我省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四年来，我省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从2005年的225.8元上升为2009年的496.7元，增长1.2倍。公务员之家:

到2009年末我省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8.67平米，比2008年增加了1.23平米，其中钢筋混泥土结构有7.61平米；新建（购）住房主要以钢筋混泥土的楼房为主，建房资金以自筹为主。从居住条件看，卫生设备的使用情况：每百户使用冲水式厕所的有6.13户、旱厕所的有72.21户；炊事使用的主要能源：每百户有10.21户使用沼气、12.25户用电、4.63户用其他燃气、21.83户用煤炭，50.17户仍然使用柴草；饮用水来源情况：每百户中用自来水的有61.92户、用浅井水的有10.17户、用深井水的有7.33户、用江河湖泊水的有5.71户、用其他水源的有12.92户；住宅外道路路面状况：50.79%的农村居民住宅外的道路路面是水泥、柏油、沙石、石板等硬质路面。新农村建设使许多农村告别“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生存环境。

农民家庭范文篇8

1.基层统计网络薄弱

传统的农村经济统计采取一家一户、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统计调查，但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形势下，经济层次趋向复杂，经营模式也从单一的家庭经营变为多层次经营，以往的单一样本户调查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农村经济统计体系的要求，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多层次统计网络体系进行精确调查。但是有限的财力支持尚不能满足统计网络体系建设的要求，加之自1996年之后，对农村经济统计年报实施一次性统计调查，这在思想层面上弱化了基层统计网络的功能。

2.统计指标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形势

现行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指标主要有村组集体经营、乡办企业、农民家庭经营以及其他经营等四种经营方式，其中村组集体经营包括村办企业，农民家庭经营包括私营企业、个体户等，其他经营是指除了以上三者之外的所有经营形式，如农民合伙经营等。由于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以往的指标体系已经跟不上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乡办企业已改革为私营企业，而且目前私营企业的经济地位日益突出，却仍被包含在农民家庭经营方式中，无法突出重点，也无法准确统计。

3.基层统计人员素质不高

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人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且非常熟悉统计制度和统计报表，这样才能制成准确的统计资料。而当前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由村会计兼职的，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村经济统计队伍还是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会计中招聘的，这其中有些人员错误地认为会计工作才是他们的本质工作，统计工作只是第二职业。因此，他们对统计工作一知半解，却又不深入学习钻研，尤其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这批人员更无所适从，这直接影响了统计工作的质量。

4.管理体制不适应统计要求

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利益主体也日益趋向多元化，经济结构更加多样化。由于受各利益关系的影响，当前的经济统计制度还存在很大问题，统计指标体系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例如，农村经济成份有合伙经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新内容，这使得农村经济统计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必须积极改革统计制度和方法，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二、农村经济统计的优化策略

1.建立一套新的统计指标体系

社会经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进一步修改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情况统计表的指标体系，深入改革经营方式，可以分为企业(包括乡村企业和私营企业)、农民家庭经营、集体统一经营和其他经营方式四个层次。将村办企业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剔除，私营企业从农民家庭经营中剔除，分别归为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单独填报。乡村企业、私营企业所需统计数据可以从乡镇企业报表中选入，农民家庭经营采用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的统计方式，其他经营方式可以保持原有统计方式。经过调整既能与乡办企业指标相衔接，又能减少典型调查的工作量和抽样调查的误差，提高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质量。

2.加强基层统计网络建设

统计网络有利于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基层统计网络建设，但是统计网络建设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项目，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这就要求主管部门严格依据统计指标体系的要求和经济发展形势制定方案，运用科学的方法重新布点原来的村级调查户，确定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户，重新建立已消失的调查户，对其实施分级管理。另外，由于农村经济统计的数据来源于多个部门，所以网络建设还要保证各部门间的交流和配合，使统计数据的来源更加通畅。

3.强化业务培训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经济统计工作人员培训的支持和鼓励，提高统计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业务能力，派出人员要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技能培训，上级优秀培训人员也可以到基层为统计工作人员传达最新农村经济政策、科学的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操作技能等，让统计工作人员掌握各种统计软件和填制报表方法，以提高其工作效率和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在实际工作中，还要根据各经济组织和农户的需要，及时汇总、统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

4.理顺统计人员管理体制

关于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人员管理体制，要从工作职能本身和统计工作的性质出发，建立“以条为主、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改变基层统计工作人员有名无实的情况，维持统计工作人员的稳定性，还能调动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改变统计工作缺乏落实的现状。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统计法的落实及实施。另外，政府部门还要对统计上报工作加强监管，对伪造数据或私自篡改者要给予严厉处罚，并追究其责任，通过“以严制严”的管理确保统计数据的可靠性。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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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

(一)收入差距。

目前，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9.6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当大。

1.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9倍，城乡居民收入比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目前已经达到2.9：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我国便是其中之一。

2.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接近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扣除物价因素，1990年到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0％，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约增长62％。

3.农民收入水平比城镇落后8~9年。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只相当于1992~1993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4.农民人均收入比城镇居民收入低4493元。1978年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随后几年每年再扩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就突破了4000元。预计2002年将突破5000元。1978-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每年扩大20-30元，1985-1992年每年扩大100多元，1992年以后每年扩大300~400元，最近两年每年扩大500元。

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要用于消费和储蓄以外，还有一部分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就更大。2001年农民家庭人均各种支出2780元，其中家庭经营支出占696元，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78元，缴纳税费支出91元，非生活消费支出占到家庭支出总额的31％。

(二)社会福利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不仅统计收入上存在较大差距，在收入统计之外，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也存在较大差距。很多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居民的一种隐性收入。因此，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应比统计上的收入差距要大。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以及各种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收入保障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城镇居民以社会福利方式获得的隐性收入难以准确估计。有人对1994年城镇居民享受的公有住房、公共医疗及保险福利几项进行统计，人均大致1081元，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收入1221元的83.4％。世界银行1997年的估计，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应在4：1，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城镇居民的年收入超过了一户农民全家的年纯收入。

(三)财产差距。

对城乡居民的财产情况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但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根据1996年的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8831元，农村为1025元，二者之比为8.6：1。近几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差距应不会减少。有人估计1999年农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600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11570元。如果以3口之家计，每户农民家庭存款平均不足4800元，而城镇居民家庭的存款超过34700元。农民家庭存款余额仅相当于城镇家庭的零头。

再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大致可看出财产的差距。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90.43元，同期农民人均财产性收A38.15元，城乡之比为2.37：1；2001年城镇人均财产性收3,134.62元，农村是41.05元，城乡之比扩大到3.27：1。

(四)生活水平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是生活水平的差距。199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为6796元，而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只有1927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的3.53倍。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与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为2.31：1，1990年扩大到2.95：1，1995年为3.4：1，1999年达到3.53：1。农民的消费水平本来基数就比较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又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90年到1999年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77％，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87％。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相差9年左右。

城乡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城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20.5台，电冰箱8l台，洗衣机92.2台；农村百户拥有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54.4台、13.6台和29.9台，分别相当于城镇拥有量的45％、17％和32％。城乡之间其他耐用消费品如音响、空调、电脑、微波炉等的拥有量差距更大。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在整个生活消费的比重，是国际上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水平越高。200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9％，而农村为47.7％，农村比城市要高出10个百分点。

二、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

城乡之间的差距首先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现在的农村虽然已经包含了多种产业，但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与城市区别的一大特征。而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注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城乡其他方面差别，单从产业自身的扩张性上来看，农村就自然地处在劣势。城市产业比农村产业更具扩张性，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要快于农村。最近10年中，我国GDP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二、第三产业上升10多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村改革率先启动，农村在经济机制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农村的第二产业曾经有过较快的增长，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导致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乡镇企业停滞不前，甚至还有萎缩。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促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使城市的产业快速发展，而且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近几年尽管国家在农村电网改造等方面增加了投人，但国家所有大型电力、交通、通讯以及信息等基础设施无不紧紧围绕城市中心而展开。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如果过去农村为企业发展所能提供的环境和条件与城市相差不大的话，那么今天城市在基础设施齐全、资金密集、信息畅通、市场活跃等方面优势已经将农村远远抛在后面。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新项目的上马普遍都选择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同的体制仍是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体制的差异大大缩小。但几十年形成的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福利制度、税收、就业、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可能会促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比如城镇福利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但农村福利制度的建设还没有能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即使已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农村与城镇也有很大的差别。全国城乡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村中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要大大低于城镇，农村学生的辍学率、流失率高于城市。同样是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拨款和教师工资城乡间也存在较大差别。1995年全国普通小学每个学生的预算内事业支出265.78元，而农村只有198.69元，最高的上海达1216.85元；全国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492.04元，农村只有392.59元，最高的上海达1535.83元。在城镇一些理所当然的社会福利，在农村农民还必须支付费用。如民兵训练、计划生育、优抚对象、乡村公路、农村教育等都需要农民交费。尽管税费改革取消了这些方面的收费，但增加了农业税，实际上以农业税的形式收取了这些费用。农民的年纯收入只有2300多元，距个人所得税收取的低限相差甚远，但农民的农业收入却要在未扣除生产成本的条件下缴纳8.4％的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税费改革后)，如果将这一税额折合成以增加值为基础的税率，大致在40％，这与其他行业17％的增值税税率相比，反差极大。

城乡隔离是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只要城市和乡村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各种要素的相互流动会使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上保持相对的平衡，城乡之间差距扩大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城乡间也许在某个方面差距会扩大，但在另外的方面会得到相应的弥补。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不仅在物质基础上有差距，最主要的是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城市人均的资源总量快速增加，而农村人均资源很难增长。一方面是产业不断地向城市聚集，各种物质和文化成果向城市聚集，而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被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均经济和文化成果的占有差距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三、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是正常的，也正是差距的存在才促进了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城乡的共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差距也是一种发展的动力。但城乡差距过大，反过来就会成为发展的障碍。如果抛开道德、社会公正等因素，单从经济增长来看，城乡差距扩大已成为当前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其突出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制约，二是人力成本制约。

市场制约是由于农村大量人口收入水平过低，使国内巨大的潜在市场挖掘不出来，扩大内需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中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难以化解。1980年时我国县及县以下市场社会商品零售额在城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为65.7％，1990年这一比重降到53.1％，1995年再降到40％，2001年只有37.4％。1985年时农村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消费品市场成交总额的80.9％，2001年农村消费市场成交额的比重只有42.6％。农村市场萎缩成为内需不足的最主要因素。

人力成本制约是由于大量人口滞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使在劳动力资源中占到绝对多数的劳动者素质长期难以提高，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最急需的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的中间层次的劳动者供给不足，整个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衔接，社会劳动成本提高，经济竞争力受到影响。近几年打工的农民工资水平上涨很少，大量的农民找不到工作，但不少城市都出现技术工人短缺、工资不断上涨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成本要比农民工的劳动成本要高出很多。随着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不断确立，在人力资源中占绝对多数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技术、技能和知识上不能适应现代制造业的需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可见，遏制城乡差距扩大加剧的趋势，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长远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深化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还不大可能，但采取措施防止差距的过分扩大，是极为必要的。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财政资金、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的比例不少，其中大江大河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占了相当大比例，虽然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对农村电网进行了改造，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直接密切相关的项目并不多。国家应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国家不仅要增加用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也要将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纳入公共财政领域，增加农村道路、农村教育投入，要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农产品储存、保鲜等市场设施的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尽量使用农民工，以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

第二，建立健全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1998年以来全国财政累计增收量比较大，国家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市社会保障方面的增支较多，但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支持方面的支出增加不多。在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一要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支持农业。目前我国已经采用的绿箱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扶贫与救灾等方面，今后除要继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外，还应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农业“绿箱”支持政策；二要在遵守世贸规则的前提下，对受国际市场冲击大、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实行“黄箱”支持。根据有关协议，我国的“黄箱”补贴可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目前我们只有2.3％，增加农业补贴的空间很大。因此，对一些与农民收入关系密切的特殊农产品品种，应适当给予价格支持以及信贷、生产资料等方面的补贴。

农民家庭范文篇10

一、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

(一)收入差距。

目前，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9.6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当大。

1.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9倍，城乡居民收入比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目前已经达到2.9：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我国便是其中之一。

2.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接近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扣除物价因素，1990年到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0％，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约增长62％。

3.农民收入水平比城镇落后8~9年。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只相当于1992~1993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4.农民人均收入比城镇居民收入低4493元。1978年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随后几年每年再扩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就突破了4000元。预计2002年将突破5000元。1978-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每年扩大20-30元，1985-1992年每年扩大100多元，1992年以后每年扩大300~400元，最近两年每年扩大500元。

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要用于消费和储蓄以外，还有一部分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就更大。2001年农民家庭人均各种支出2780元，其中家庭经营支出占696元，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78元，缴纳税费支出91元，非生活消费支出占到家庭支出总额的31％。

(二)社会福利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不仅统计收入上存在较大差距，在收入统计之外，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也存在较大差距。很多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居民的一种隐性收入。因此，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应比统计上的收入差距要大。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以及各种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收入保障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城镇居民以社会福利方式获得的隐性收入难以准确估计。有人对1994年城镇居民享受的公有住房、公共医疗及保险福利几项进行统计，人均大致1081元，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收入1221元的83.4％。世界银行1997年的估计，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应在4：1，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城镇居民的年收入超过了一户农民全家的年纯收入。

(三)财产差距。

对城乡居民的财产情况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但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根据1996年的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8831元，农村为1025元，二者之比为8.6：1。近几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差距应不会减少。有人估计1999年农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600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11570元。如果以3口之家计，每户农民家庭存款平均不足4800元，而城镇居民家庭的存款超过34700元。农民家庭存款余额仅相当于城镇家庭的零头。

再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大致可看出财产的差距。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90.43元，同期农民人均财产性收A38.15元，城乡之比为2.37：1；2001年城镇人均财产性收3,134.62元，农村是41.05元，城乡之比扩大到3.27：1。

(四)生活水平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是生活水平的差距。199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为6796元，而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只有1927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的3.53倍。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与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为2.31：1，1990年扩大到2.95：1，1995年为3.4：1，1999年达到3.53：1。农民的消费水平本来基数就比较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又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90年到1999年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77％，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87％。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相差9年左右。

城乡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城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20.5台，电冰箱8l台，洗衣机92.2台；农村百户拥有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54.4台、13.6台和29.9台，分别相当于城镇拥有量的45％、17％和32％。城乡之间其他耐用消费品如音响、空调、电脑、微波炉等的拥有量差距更大。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在整个生活消费的比重，是国际上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水平越高。200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9％，而农村为47.7％，农村比城市要高出10个百分点。

二、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

城乡之间的差距首先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现在的农村虽然已经包含了多种产业，但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与城市区别的一大特征。而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注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城乡其他方面差别，单从产业自身的扩张性上来看，农村就自然地处在劣势。城市产业比农村产业更具扩张性，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要快于农村。最近10年中，我国GDP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二、第三产业上升10多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村改革率先启动，农村在经济机制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农村的第二产业曾经有过较快的增长，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导致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乡镇企业停滞不前，甚至还有萎缩。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促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使城市的产业快速发展，而且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近几年尽管国家在农村电网改造等方面增加了投人，但国家所有大型电力、交通、通讯以及信息等基础设施无不紧紧围绕城市中心而展开。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如果过去农村为企业发展所能提供的环境和条件与城市相差不大的话，那么今天城市在基础设施齐全、资金密集、信息畅通、市场活跃等方面优势已经将农村远远抛在后面。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新项目的上马普遍都选择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同的体制仍是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体制的差异大大缩小。但几十年形成的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福利制度、税收、就业、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可能会促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比如城镇福利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但农村福利制度的建设还没有能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即使已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农村与城镇也有很大的差别。全国城乡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村中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要大大低于城镇，农村学生的辍学率、流失率高于城市。同样是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拨款和教师工资城乡间也存在较大差别。1995年全国普通小学每个学生的预算内事业支出265.78元，而农村只有198.69元，最高的上海达1216.85元；全国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492.04元，农村只有392.59元，最高的上海达1535.83元。在城镇一些理所当然的社会福利，在农村农民还必须支付费用。如民兵训练、计划生育、优抚对象、乡村公路、农村教育等都需要农民交费。尽管税费改革取消了这些方面的收费，但增加了农业税，实际上以农业税的形式收取了这些费用。农民的年纯收入只有2300多元，距个人所得税收取的低限相差甚远，但农民的农业收入却要在未扣除生产成本的条件下缴纳8.4％的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税费改革后)，如果将这一税额折合成以增加值为基础的税率，大致在40％，这与其他行业17％的增值税税率相比，反差极大。

城乡隔离是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只要城市和乡村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各种要素的相互流动会使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上保持相对的平衡，城乡之间差距扩大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城乡间也许在某个方面差距会扩大，但在另外的方面会得到相应的弥补。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不仅在物质基础上有差距，最主要的是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城市人均的资源总量快速增加，而农村人均资源很难增长。一方面是产业不断地向城市聚集，各种物质和文化成果向城市聚集，而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被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均经济和文化成果的占有差距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三、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是正常的，也正是差距的存在才促进了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城乡的共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差距也是一种发展的动力。但城乡差距过大，反过来就会成为发展的障碍。如果抛开道德、社会公正等因素，单从经济增长来看，城乡差距扩大已成为当前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其突出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制约，二是人力成本制约。

市场制约是由于农村大量人口收入水平过低，使国内巨大的潜在市场挖掘不出来，扩大内需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中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难以化解。1980年时我国县及县以下市场社会商品零售额在城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为65.7％，1990年这一比重降到53.1％，1995年再降到40％，2001年只有37.4％。1985年时农村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消费品市场成交总额的80.9％，2001年农村消费市场成交额的比重只有42.6％。农村市场萎缩成为内需不足的最主要因素。

人力成本制约是由于大量人口滞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使在劳动力资源中占到绝对多数的劳动者素质长期难以提高，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最急需的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的中间层次的劳动者供给不足，整个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衔接，社会劳动成本提高，经济竞争力受到影响。近几年打工的农民工资水平上涨很少，大量的农民找不到工作，但不少城市都出现技术工人短缺、工资不断上涨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成本要比农民工的劳动成本要高出很多。随着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不断确立，在人力资源中占绝对多数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技术、技能和知识上不能适应现代制造业的需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可见，遏制城乡差距扩大加剧的趋势，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长远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深化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还不大可能，但采取措施防止差距的过分扩大，是极为必要的。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财政资金、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的比例不少，其中大江大河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占了相当大比例，虽然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对农村电网进行了改造，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直接密切相关的项目并不多。国家应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国家不仅要增加用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也要将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纳入公共财政领域，增加农村道路、农村教育投入，要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农产品储存、保鲜等市场设施的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尽量使用农民工，以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

第二，建立健全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1998年以来全国财政累计增收量比较大，国家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市社会保障方面的增支较多，但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支持方面的支出增加不多。在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一要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支持农业。目前我国已经采用的绿箱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扶贫与救灾等方面，今后除要继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外，还应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农业“绿箱”支持政策；二要在遵守世贸规则的前提下，对受国际市场冲击大、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实行“黄箱”支持。根据有关协议，我国的“黄箱”补贴可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目前我们只有2.3％，增加农业补贴的空间很大。因此，对一些与农民收入关系密切的特殊农产品品种，应适当给予价格支持以及信贷、生产资料等方面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