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范文10篇

农民工范文篇1

我委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第一阶段总结表彰大会精神，现将我委贯彻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及时召开会议、认真学习

先后召开办公会、职工会认真学习会议精神。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重要意义的认识，明确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掌握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人为本，尊重自愿，综合配套，统筹协调，稳定政策，科学延续，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强化执行，重在落实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政策。

二、切实采取措施，进一步抓好贯彻落实

一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人口计生系统的网络优势，加大对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宣传力度，利用计生赶场、阳光计生等形式广泛宣传，把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及政策措施向广大群众宣传，扎实有效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常态化。

二是切实保障转户居民的合法权益。人口计生部门要准确把握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转户后计划生育合法权益，加强调研，提出人口计生方面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范文篇2

正在不断边缘化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基本为初中以下。从事的行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主要集中于建筑市场、装修市场、加工市场、制造市场、采掘及环卫市场、家政市场、餐饮市场等，工作苦重，但是报酬却很低，工资总体水平较低，大部分人的月工资收入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就业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强。

二、农民工金融服务意义与现状

农民进城务工,是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亿万农民进入城市就业,不仅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也为城市发展和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党和国家把农民增收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随着全国范围内城市务工就业环境的逐步改善，进城就业已经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努力探索为进城务工和经商的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是金融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

虽然我国金融业的规模和服务水平有了巨大的进步和提高，但是在为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还一直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对很多进城农民来说，银行仅仅是存取款的机构，使用过存、取款业务的农民工占多数，近两年顶多是多了一项汇兑业务。与当地居民相比，外来农民工享受的金融服务品种要少得多。随着银行卡使用的增多，银行卡服务已成为倍受农民工欢迎的服务品种。

随着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重视，这种金融服务空白和需求的矛盾日渐突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完善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观察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虽然他们的人均金融资产相对较低，但是1亿多人的金融资产存量总额应当说是相当壮观的。随着他们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继续忽视这一庞大的人群，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鉴于农民工金融服务存在极大的缺失，无论是社会，还是金融机构，还是农民工自身都要重视这一问题，并尽量完善和改进农民工金融服务。

1.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相应的资金贷款。相关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和完善符合职业教育培训特点的贷款管理办法，对农民工和农村适龄青年在就业有保障、国家认证的教育培训机构接受一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的，可采取由教育培训机构统一“承贷承还”i的办法，向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或农村适龄青年提供商业性助学贷款服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也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参加正规职业教育发放助学贷款。让农民工既有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生存、生产的技能，更促进农民工素质的全面提高。

2、加大金融宣传的力度。农民工对金融服务名义需求很多，但有效需求不足。就农民工个体而言使用金融服务的机会并不多，并且农民工自身的金融素质不高，加上金融服务宣传少，农民工对金融知识缺乏较全面的了解，金融知识匮乏。针对这一现状，金融机构应该积极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手机短信等媒介，广泛深入地进行金融业务知识宣传，引导农民工了解和掌握银行卡服务的作用、操作规则及安全常识，提高农民工对银行卡的认知度，培养农民的用卡习惯，开展面对农民工金融知识宣传。如可在每年春节前后，利用农民工返乡过年之际，在车站、码头和县城集镇等地悬挂横幅，设置业务咨询台，向返乡和外出务工人员进行银行卡及汇兑业务知识宣传，指导农民工正确、安全使用银行卡，普及汇款办理业务知识。同时还应该在各机构开辟农民务工借记卡办理专柜，安排专业人员指导业务办理、讲授使用知识、安全常识。当然农民工自身也要解放思想，自觉增强金融意识，多学习一些金融知识。从自身做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金融知识匮乏的问题。

3.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网络平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各乡镇网点已逐渐撤销，农民工在县乡用卡消费十分有限。虽然农信社参加了商业银行的电子特约汇兑系统，但各地农信社的参与程度参差不齐，而且跨省服务无法实现。因此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现有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网点基础上，统筹调整网点布局，消除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网点在农村乡镇分布的“盲区”，建立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网点为依托的全国范围内的网络平台、功能完善的综合业务系统和通存通兑业务。在农信社和邮政储蓄已经实现城乡联网、通存通兑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安装自动柜员机，方便外出打工族和农民存取款。这样一来，农民工和其家人用款均可在本地和异地直接直取，既方便了农民工用钱，也增加了双方农村信用社的中间业务量，有利于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

4.不断改善农民工金融环境，积极为农民工提供高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结合各地实际，展开金融产品创新，为农民工量身定做开发出特色信贷产品。

(1)为农民工提供小额信贷业务。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资信难以考察、收入不稳定，金融资产微薄，迫于生计，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几乎大都外出打工时是空空的行囊，他们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循环即温饱状态，因此造成金融机构信贷服务真空现状。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农民工输入地金融机构可以适度推出2000元以下小额贷款，用以解决农民工在输出地因生活需要或家乡急需而暂时无法兑付工资所造成的困难，为了防止信贷风险，农民工小额贷款可以由农民工用工单位做担保，或在辖区建立农民工贷款风险担保基金由担保基金做保，由输入地的金融机构提供一年内的短期小额贷款，这样即保证了农民工的合法的金融服务要求，也增加了输入地金融机构的收入来源。同时由农民工输出地提供小额信贷支持，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安家费、路费以及缴纳务工保证金等资金需要。解决留守人员资金需求，为输出农民工做好后盾。

(2)大量开办工资业务，以减少农民工的现金持有量。加强银行账户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相关工作。不断改进和完善银行农民工工资的业务管理。对劳动保障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指定设立工资保证金专户或要求在指定账户中预留工资保证金的，要积极予以配合。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事业单位，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具体惩戒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将相关信用信息录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企业征信系统。这样，既保证了农民工的资金安全，又减少了现金流量和柜台压力，提高了服务质量。

(3)除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和便捷的信贷支持外，还需为外出农民家庭寻找致富门路，提供科技信息、理财等方面的服务，积极向广大外出打工人员提供收益率较高的人民币和外汇理财服务产品，加强外汇管理和政策宣传，为出国务工农民提供优质外汇服务，全面提升外出打工族金融服务档次。

5.加强风险管理，在农民工群体中构建信任机制。组织人力深入务工农民家中调查了解，将外出打工人员的基本信息、信贷信息和个人信息状况等信息纳入个人信用信息基本数据的归集范围，为提高外出打工族金融服务层次奠定基础。充分发挥个人征信系统信息在警示和防止违法事件中的惩戒作用。对恶意拖欠贷款的农民工，按规定将其拖欠贷款信息作为非银行信用信息及时录入到个人征信系统。通过及时披露不良信息，教育引导农民工诚实守信，重视自身的信用记录。积极开展征信宣传，发挥征信系统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宣传教育力度、广度和深度。通过改善农户观念来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加强宣传和典型示范。同时要增加违约成本，必要时可以加以法律约束。加大失信者违约的成本，或者辅助于法律措施，直接加大对违约者的经济惩罚力度。巨大的违约成本必将减少交易双方的违约动机，进而降低金融机构在向农民工提供金融服务时面临的金融风险。

6.允许邮政储蓄机构按照一定标准发放贷款。邮政储蓄在农村有很多邮政储蓄网点，截至去年年底，邮政储蓄网点超过37000个，其中2/3以上网点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是中国营业网点最多的金融机构。ii以前作为农村金融市场另外一支力量的邮政储蓄是只存不贷。邮政储蓄虽然吸收了很多农村存款，但没有贷款功能，吸收农村资金并没有用于农村。调整有关政策，建立资金回流机制，允许邮政储蓄机构发放贷款，成为真正的邮政银行。使庞大的邮储存量资金更多地回归到农村，用于农民工贷款需求。

7.进一步拓宽信贷服务领域，完善担保机制，改进服务方式。抵押物缺乏加上非生产性的借贷使获取贷款的概率减小。建立农民工贷款担保机制，如农民工贷款风险担保基金。分散、转移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和损失。在农民工确实无法偿还贷款时，向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进行经济补偿，保障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的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周霆、邓焕民，《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1日版。

［2］穆罕默德·尤努斯，《我的乌托邦》，转引自《商界·中国商业评论》，2006年12月22日。

［3］张余文，《中国农村内容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1日版。

［4］何一汉，“浅谈在农民工群体中构建信任机制的重要性”，《引进与咨询》，2006年第10期。

［5］王曙光，《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华夏出版社，2006年8月版。

［6］曹和平，《中国农户储蓄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1日版。

［7］杨如彦，《中国金融工具创新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4月版。

［8］陈东风、高葵，“对深化农民工金融服务问题的思考”，《武汉金融》，2006年第10期。

［9］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和加强对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06〕287号。

农民工范文篇3

一、规划制定背景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市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要新增6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影响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在9000多万跨地区进城务工的农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在20*年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18.6%。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对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在于加强农民工培训。多年来，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用工单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民工培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应当看到，当前的农民工培训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到位、激励政策不足以及培训资金缺乏、培训手段亟待加强和培训资源缺乏整合等问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意义，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统筹规划，分工协作，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面向工业化、面向现代化、面向城镇化的方向，以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综合运用财政扶持政策和竞争、激励手段，进一步调动农民工个人、用人单位、教育培训机构、行业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逐步形成政府统筹、行业组织、重点依托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培训的工作格局。

(二)基本原则。

1.政府扶持，齐抓共管。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民工培训事业，加强管理，加大投入。各有关部门协调合作，立足自身职责，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做好政策指导、督促检查以及各项服务工作。

2.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农民工培训工作要统筹计划，突出重点，分步开展。把农民工培训作为就业准入制度的重要内容，深入调查研究，认真组织实施。摸清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已转移就业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要突出重点，逐步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当前主要是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的地区和贫困地区开展培训，重点支持农民工输出地区开展转移就业前培训。

3.整合资源，创新机制。以现有教育培训机构为主渠道，发挥多种教育培训资源的作用。充分调动行业和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农民工培训。要加强政府引导，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优化配置培训资源，建立新的培训机制。

4.按需施教，注重实效。要研究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按照不同区域、不同行业要求，区分不同培训对象，采取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形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率为目标，坚持短期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合，培训与就业相结合，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培训的目标和任务

(一)培训目标。

1.逐步扩大培训规模。20*—20*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5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5000万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20*—20*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5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

2.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营造重视农民工培训的良好社会环境。制定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激励政策，鼓励农民工主动参加培训，鼓励用人单位主动组织农民工参加培训，鼓励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农民工培训。加大培训投入，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多元投资的投入机制。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加强监督检查力度，逐步形成“先培训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制度。

3.提高培训质量。完善教育培训条件，提高培训资源利用效率。创新培训机制，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项目运作的方式开展培训，努力提高培训质量和培训后的就业率。

(二)培训任务。

1.开展引导性培训。引导性培训主要是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目的在于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引导性培训主要由各级政府，尤其是劳动力输出地政府统筹组织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和社会力量来开展。引导性培训要通过集中办班、咨询服务、印发资料以及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手段多形式、多途径灵活开展。

2.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课程。职业技能培训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当前的培训重点是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行业的职业技能。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和用人单位开展。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尤其是一些具有特色的民办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具备相应条件并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创业指导。

四、推进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农民工培训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农民工培训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编制培训计划，落实扶持政策，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农民工培训工作。各级政府要将农民工培训列入年度工作考核内容，实行目标管理。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计划，确定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进度，明确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细化政策措施。要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和分工负责、相互协作的工作推进机制，通过制定政策和制度创新，充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广泛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农业、劳动保障、教育、科技、建设、财政等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切实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

(二)加大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投入。

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农民工培训工作。用于补贴农民工培训的经费要专款专用，提高使用效益。

(三)制定农民工培训激励政策。

用人单位负有培训本单位所用农民工的责任。用人单位开展农民工培训所需经费从职工培训经费中列支，职工培训经费按职工工资总额1.5%比例提取，计入成本在税前列支。

符合条件的教育培训机构，均可申请使用农民工培训扶持资金。获准使用农民工培训扶持资金的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须相应降低农民工学员的培训收费标准。财政部会同农业部、教育部研究提出农民工培训扶持资金审批管理办法，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实行补贴或奖励。农民工自愿参加职业技能鉴定，鉴定合格者颁发国家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任何单位不得强制农民工参加收费鉴定，鉴定机构要视情况适当降低鉴定收费标准。

(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实行就业准入制度。

组织农村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必要的转移就业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并取得相应的培训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用人单位招收农民工，属于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应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对用人单位因特殊需要招用技术性较强，但尚未参加培训的特殊职业(工种)的人员，可在报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之后，先招收后培训，取得相应职业资格后再上岗。

(五)整合教育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效率。

在充分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基地建设，完善教学培训条件，建设一批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引导和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联合，增加培训项目，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益。

引导和鼓励教育培训机构与劳务输出(派遣)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签订培训订单或输出协议，约定双方责任和权益，实现培训与输出(派遣)的良性互动。对培训机构与输出(派遣)机构的合作，地方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制订鼓励措施，加强业务指导。

发展和改革农村教育，使农村职业学校、成人学校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要阵地。充实农村普通中学职业培训和就业训练的课程安排。具备条件的农村初高中，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新增劳动力培训作为学校的重要工作内容。各类职业学校要扩大面向农村的招生和培训规模，积极开展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农村成人学校建设，充分利用农村成人学校开展农民工培训。城市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要结合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积极开展进城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

(六)加强农民工培训服务工作。

加强农民工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农民工培训师资可以由教育培训机构通过开展继续教育来解决，也可从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科研单位、企业、技术推广部门聘请。要定期组织开展师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

加强农民工培训的教材开发。教材的编写和选用坚持统一规范、实际适用和先进创新的原则。引导性培训教材，技术要求规范、统一的专业教材，全国统一编写；其他教材由各地根据实际需要编写或选用。

做好农民工培训的信息服务工作。定期调查并公布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定期对不同职业(工种)、不同等级的农民工职业供求和工资价位进行调查，调查分析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建立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价制度。以实现高质量就业目标为导向，制定评价标准，定期对开展农民工培训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专业设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收费标准、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结业学员鉴定通过率、就业率、工资水平等状况进行调查统计，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农民工范文篇4

自秦汉出现农民这一阶级以来，中国劳动者再无大发展。和农奴相比，农民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建立在农民劳动基础上的古代辉煌的农业文明远远高于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就是证明，但是，中国劳动者停留在农民阶段的时间过于漫长了。黑格尔的话不无道理：“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①]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得到发展。

农民工阶级的产生是中国农业劳动者继商鞅变法以来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与农民相较，农民工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全面提升。

虽然在乡农民工还有80%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但即使是在乡农民工也开始接触到了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至于进城农民工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成为主力军。中国城市用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张艺谋先生的话说是“没有自己的性格”[②]，这不奇怪，因为近代以降，中国城市是作为外国资本侵略和掠夺基地而畸形发展起来的，与本土缺乏血肉联系。可以料定的是随着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必将赋予中国城市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国城市当前的二元化，即都市与村庄并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工业生产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要求远高于农业生产。科学取代了经验，技术取代了手艺；顺应自然让位于征服自然，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与农民工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相适应的，是典型的“前进中的问题”；工厂化协作代替了田间地头的个人劳作，由此产生了新的集体力量；日入而息的时间被轮班制改造成劳动时间；秋天才有收获让位于流水生产线终端不分四季无论昼夜财富的涌流；昔日一小块土地就能让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洒下汗水泪水和热血，今天农民工把世界各地的原料、燃料、设备、技术置于自己劳动范围内；悠闲散漫的性格被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快节奏取代了“急什么”，计件工资使每个农民工都产生了比那个揠苗助长的农人更为急切的心情，农业生产时代的大笑话成了工业生产时代的大实话；如此等等，显示出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工业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达到了一个农业劳动者无法企及的高度。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也远高于普通的农民。农民工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工资收入。伴随着工资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农民相对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就越来越低，因而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离开土地即从农民转变成农民工的速度也就越快，人数就越多。农村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由农民与在乡农民工的分化为主旋律，乡镇企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成了富裕的地区，没有在乡农民工的地区只能输出进城农民工，本地农村则沦为贫困地区。同一村庄条件相当的农民之间，有打工收入和无打工收入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廉价工资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春节回到家乡那就是在外发了财后衣锦还乡，连麻将也玩得大。“一人打工，全家脱贫”虽有夸张成份，但道出的农民工在农村较高的经济地位却是事实。农民工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家乡找了回来；在城里遇到的异样目光在家乡变成了羡慕的目光。

农民工的社会经济作用也远远超过农民。农民工生产的产品是商品，而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农民只能以这30%的商品农产品参与社会交换，为城市提供有限的原料、粮食、蔬菜等产品。农民庞大的人口数量因货币收入的微薄而不能成为工业品的巨大市场，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半封闭的农民经济差不多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不可能对世界经济格局有任何主动的作用。农民工则不同，农民工生产的产品，一方面仰赖社会其他部门提供原料、燃料、设备、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又为其他部门提供各种劳动密集性的产品，如建筑、煤炭、矿石、食品、服装、建材、电子产品等。农民工创造了整整一个部门，而且是作为国民经济分工体系中的一元而存在的。农民工谱写出一张新的经济表，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结构图，以致于在社会再生产和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得不考虑农民工的市场需求和农民工的供给能力。和半封闭小农经济不同，农民工的经济活动是完全开放的，这个部门的发展既得益于又施惠于整个国民经济。不独如此，以廉价工资为吸引力，农民工还积极作用于世界经济，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巨大影响，使世界工厂不得不重新考虑选址问题。所有这一切，又是农民所远远达不到的。

不仅经济地位是如此，政治地位也是农民工高于农民。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把进城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对待，尽管在乡农民工尚未获得这一政治待遇。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③]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相反他们总是善于建立起自己敌对阶级的政权。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成功，一而再再而三地昭示着这个真理。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互相对立的思想旗帜下进行斗争，就是因为这个阶级内部缺乏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政治上的统一组织。农民阶级的这个特点注定了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农民工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更具有现代阶级的本质特征。因此，即使在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意义上，农民也不如农民工。农民工在其发展中能够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而成为领导阶级，农民则只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解放自己。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农民工阶级意识也大大超过了小农意识，农民工阶级尚处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竟然是小农意识永难企及的高度。小农意识是个体农民对集权官僚阶级统治意识的依附性意识，是个体意识。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即使是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也是一种独立意识，是在与雇主阶级斗争中萌发的，而不是一种依附性的意识。正因为农民工阶级意识是独立的，因而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思想旗帜，而农民阶级历次打着均贫富的口号，奋斗的结果一定是个贫富不均的社会，打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旗帜。数千年了，农民几无自己的思想家，自己阶级的圣经，反而把帝王将相的历史故事作为自己的文化消遣。

农民工是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量上的，而是质上的；不是个体性的，而是阶级性的。在第一章中，我们把劳动者历史发展划分了几个大的阶段：奴隶—农奴—农民—雇佣工人—自由人。现在，对中国劳动者来讲，在农民之后是农民工，雇佣农民工与雇佣工人是不同的，其利益地位是有区别的，不过雇佣农民工以雇佣工人为发展方向。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延续了人，而且发展了人、提升了人。农民工将中国农民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是人本质的一次大发展和人性的又一次升华。在向自由人发展的漫漫征途上，农民工向前跨出了最为艰难而伟大的一步。想一想时隔两千多年才跨出这一步，可见其伟大之至；想一想已经跨出这一步的工人仍然保留农民的身份，可见其艰难之至。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已经作了全面论证。问题不在于农民工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民，问题在于农民工在各个方面已经不同于农民却依然保留了农民身份。不仅如此，在乡农民工本人还保留了农民的职业，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家人还在种地。传统社会以户为社会单位，现代社会则以个体经济人为基元。若以经济人观点来看，农民工已不再是农民，起码对于进城农民工可以这样讲。但即使是进城农民工仍然是农民。我们把这种在发展水平上高于农民，但在社会地位上还依然保留农民身份的农民工称为末代农民。凡是身份具有世袭性质的社会，在实际地位失去后，都会形成“破落的”、“末代的”社会阶层，如破落贵族，末代皇帝等等。

中国户籍制度赋予农民的身份是世袭的，这种世袭身份不随农民实际职业而变化，不随劳动者实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提高而改变，当农民工发展在人本质和人性提升方面远远超过农民时，就必然产生末代农民。

如果说农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有阶级的话，那么作为末代农民的农民工就是中国这个特有阶级发展的最高因而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工人。

在末代农民身上积淀着一部中国劳动者数千年发展史，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崭新的社会结构。末代农民是个转折点，把历史与未来联结在一起，使古代中国真正走向现代。

翻开沉重的中国历史，那是一部农民多少次更朝换代的历史。有多少人明白过：为什么农民千百次反抗总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农民总是受欺压的对象？不管哪朝哪代，为什么农民总是最苦最穷？在走投无路的条件下官逼民反，结果不是被别人利用，就是替对立阶级建立政权，皇帝姓氏变了，可是政权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使到中国革命的崭新时代，贫雇农也只配打江山，不配坐江山，这究竟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农民是农民。农民人数众多，但每户农民都自给自足，彼此间并不存在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④]孤立的小农，经验再丰富也是针对自然的，而不是针对社会的。在社会交往中，小农总是被欺压的对象，力量的弱小，只能使他忍辱负重，农民历史就是一部饱尝屈辱的历史。分散的农民使组织成本高昂，分散的农民缺乏共同利益使组织产出几近乎零。经济上缺乏共同利益，政治上缺乏统一的组织，这根本算不得一个阶级。存在决定意识，因而在意识上不可能有一个农民的阶级意识，小农意识决不是阶级意识，而是个体农民意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农民都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农民对个体事务的精确与敏感，同对总体事务的模糊与迟钝并行不悖。

农民工是个突破。农民工阶级的出现将改写由农民改朝换代的中国历史轨迹。农民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试错后终于走上了一条彻底改变农民历史的道路，那就是改变历史主体的农民本身，使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民开始转变成农民工，最终转变成工人。一个没有农民的历史一定不是更朝换代的历史，一定不是个专制统治的历史，一定不是依赖几个知识精英奋斗的历史，一定不是需要少数脊梁的人支撑的历史，一定不是古代史；而是一个靠选举定期改朝换代的历史，一个民主的历史，一个真正依赖阶级力量对比而变化的历史，一部现代史。

末代农民的意义不只是体现在纵向历史轨迹的变化上，还体现在中国人展开自己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的空间上。多少年来，我们活动空间只局限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喜玛拉雅山以北，白山黑水以南，东至大海的东亚范围。大概只有蒙元时期才将活动的范围往西往北延伸到欧洲。不过那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大量事例已经证明这些草原帝国都是昙花一现。[⑤]就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功业，那也是牧民的，而不是农民的。

农民基本上象一株植物。生长在一个地方不动弹，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挥洒在一小块土地上，外面遥远的世界作为轶闻听听可以，从来不认真去考察研究，实在说来也无研究之必要，因为离那一小块土地太远而不起任何作用。除非是那一小块土地处于河流的下游，上游发生的事情影响到灌溉用水，那就必须打探清楚。所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⑥]这样一来，假若无外来入侵，农民的活动空间异常狭小。东亚这一大片土地的农耕区内部老死不相往来。每户小农在狭小的空间里与天、地打交道，与熟人打交道。不具有侵略性，反倒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性。色诺芬很早就注意到农民对这一狭小空间的爱护与反侵略性的养成。[⑦]

狭小的生产生活空间，限制了农民的视域与胸怀，加之历代抑商主义政策，使农民的实践活动局限于土地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细分，小块土地愈来愈小，终于将整个经济活动归结为基本生存问题。在内部资源和活动空间日感局促的条件下，不能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缺乏全球战略。时至今日，在很多人眼里仍然把全球战略等同于霸权主义，这是小农意识的反映。我们不赞成侵略扩张，不赞成霸权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说不需要提高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等于说不要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全球战略制定的基础和必要性不可能源于小农经济。小农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无力主动参与竞争，这是为小农的低劳动生产率所决定了的，又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小农经济陷于瓦解，首先瓦解的是小农经济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结构，廉价的机织布取代土布；现代缫丝业取代手工缫丝等。外国资本在生产上战胜家庭手工业后，又在流通中把小农经济纳入剥夺的对象。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了国际资本的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今天，我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2亩多，而美国为700多亩，法国每个农业经营者平均耕地577亩。我国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缺乏规模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小农日益感受到外来廉价进口农产品的压力。据吉林省的调查，1997-1999年全省农民每年种植玉米的投入加上各种费用大体在每公顷4200元左右，正常年景玉米产量每公顷7500公斤左右，生产成本为每公斤0.6元，扣除成本，1996年收益每公顷3450元，1999年只有1950元。收益下降就是竞争的生存空间的收缩。1998年底，吉林玉米批发价为每吨1159元人民币，同期美国芝加哥交易市场玉米期价为每吨87美元左右，合人民币每吨720元。两者相较吉林玉米价格高出60%左右。1999年，河南省小麦每吨151.8美元，美国为98.1美元；吉林大米每吨198.3美元，美国为143.3美元；黑龙江大豆每吨207.2美元，美国194.1美元。玉米、小麦、水稻是我国三大主粮品种，价格一律高于国际市场40%~60%[⑧]。

由此可见，无论过去和现在，农民在狭小的空间上经营的小农经济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资本和商品的竞争。这种与世无争的经济形式却被迫面对外来的挑战，狭小的经营空间既因内部土地细分而愈益狭小，又受到外来侵略的强力挤压。个体农民经济是古代文明辉煌的基础，是近代屈辱的根据。到了现代，重建小农经济根本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相反只能引向古代化。

这种个体小农在末代农民身上终于显露出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春去樱花无可挽回地随风飘去。农民工以离土和离乡为特征告别了土地。从否定意义上是告别了那山那水那块土地的狭小空间，从肯定意义上将全国和全球的资源置于自己的劳动之中。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原材料和产品两头在外，国内只提供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末代农民活动空间由此迅速扩大，东南亚的市场、中东拉美的石油、澳洲的木材与铁矿、日本的技术、欧美的设备，还有万国的资本和市场都是农民工劳动的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产品销售地。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美国西海岸港口工人的罢工、WTO的谈判、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这一切都与农民工的状况紧密相联，再也不是局限于小块土地上求雨祈年，再也不是只为灌溉用水与上游村庄械斗，竞争的对手在遥远的国度，活动的舞台是整个世界，农民工是“世界工厂”的工人。

农民工阶级给予的希望不仅在于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在于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

二、“民工荒”——农民工对资本的特有的抗议方式

2004年9月12日至20日《经济日报》陆续刊出“追踪民工荒”系列报道，报道了东南沿海出现普遍的民工荒消息。

记者洪敏报道：“今年春节过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往年难以招架的民工潮相反，突如其来的‘民工荒’使当地各方措手不及，也成了上半年社会关注的焦点。”

编者按指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珠三角乃至全国劳动力供需市场在今年春天以来凸显了一个历史性变化——农民工短缺！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大军。一度使珠三角等地区长期为大量涌来的‘民工潮’所困扰。而今，珠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企业却又为‘民工荒’所困惑。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经济社会在悄然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大范围的民工短缺？据记者了解，不只是珠三角，同时在长三角、闽东南，甚至内地一些地区都普遍存在农民工短缺现象。一种现象的背后，必定隐含着内在的变数。”[⑨]

记者刘麟报道：“今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在广东的306家企业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28家缺技术工，总计1.8万人，有166家缺普工，总计8.7万人。另一则消息表明，东莞市委政研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估计，仅东莞2万多家企业缺工就达60万人。”[⑩]

2005年春节刚过，网上就有消息称，东南沿海地区再次出现“民工潮退潮”现象。可见，2004年“民工荒”还不是因为2003年“非典”带来的年度特殊现象，而带有一种规律性。

在我们探讨民工荒“隐含着内在的变数”以前，有必要对民工荒问题的性质加以明确。

“民工荒”中讲的“民工”就是农民工，而且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自从90年代末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以来，进城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主要形式。“民工荒”的出现之所以意义重大，值得关注，是因为“民工荒”涉及到进城农民工发展前途问题，涉及到末代农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方向。如果“民工荒”意味着从今往后进城农民工大批回到乡村，重新成为纯粹的农民，那就意味着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如果“民工荒”是农民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付资本进行野蛮的绝对剩余价值榨取，那么“民工荒”不仅不是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进步了。

究竟是倒退呢？还是一种进步？这就是“民工荒”提出的理论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考察“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廉价工资和漠视农民工权益是“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济日报》记者张建军的报道，“来自珠三角各地政府与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一致显示：信誉度不高的中小企业缺工最为严重；而生产条件好、薪水高的企业招工并不难。”[11]

据广东省农调队调查，民工短缺对不同企业而言，状况不尽相同，大型企业由于工资较高、福利较好，用工比较充足，而中小企业民工短缺现象较为严重；大型民营企业和欧、美、日、韩外资企业也基本不缺工人，相反，部分台资和港资企业，出现了招工不足的情况。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坦言：工资低，待遇差，是目前企业缺工的直接原因。

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的典型特征是价格竞争而不是技术和质量竞争。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产品在价格上有竞争力，靠压低工资，减少劳动者福利保障，来获得利润。2004年7月，广东省总工会公布的面对广东全省12市开展的民工基本状况调查显示：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指出，最近12年来，珠三角民工月工资仅仅增长了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呈下降趋势。

在珠三角及其他地区普遍存在企业漠视工人基本权利，劳动环境不理想的状况，这也是招不到工人的重要原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理事刘开明说，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还是处于10多年前的水准：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设施差，员工吃住条件恶劣、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第一个口号是向妇女和儿童开战。珠三角的资本是知道这个口号意义的。“只招年轻女工”已成为许多企业招人“硬指标”。企业在用工上“挑肥拣瘦”，使得用工的性别、年龄需求失衡，从而自缚手脚，招不到工人。有调查表明，珠三角不少企业用工男女比例为1:5，年龄在17-25岁之间的劳动力约占八成，25-35岁之间的仅占一成多，而且不少企业还想找熟工。因此，缺工主要是缺女工，在年龄结构上，缺工的87%以上为17-25岁之间的青工。女孩子高中毕业一般已经十八九岁，做两年工才算得上有熟练经验，这样计算，一个女孩只有4年的工作时间。这样的用工标准，使许多正值成熟期的男工被堵在门外，企业缺工不是民工造成的，而是企业自身造成的。

劳动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是形成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内地劳动力需求增加吸引了一批农民工离开东南沿海。在农民工中，曾经流行“东西南北中，打工去广东”的口号，现在已经变为“东西南北中，处处可打工”。

随着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并由沿海向内地延伸，长三角崛起了，京津唐地区进入了新一轮繁荣，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振兴，国内很多地方投资增加，新增企业多，社会用工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沿海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不仅外出打工者减少，更有农民工回流家乡的趋势出现。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逆向发展趋势明显。对珠三角来说，广东力倡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使广东近邻的江西、湖南、四川、广西等省区经济发展迅速升温，使得其用工量增加，而这些省区又是珠三角的主要民工供给地。

甚至连农民工输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南昌，随着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大量的农民工被吸纳。河南亦是中国农民工输出大省，在广东的企业招不到工人的同时，河南不少企业也出现了缺工现象。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记者张建军提供的材料，2004年上半年农民收入同比增长16.1%，每月平均现金收入达到了224元。这意味着外出农民工的纯收入要达到300元以上才会有农民外出打工。何况农民在家可以服侍父母、教育孩子、享受清闲，整体收益不会比外出打工差。

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产生“民工荒”不容忽视的原因。

连续七年获“中国出口创汇第一镇”的东莞长安镇，有2000多家企业，只有3万多本地人口却有近70万外来农民工。镇长梁荣业说：农民工是一支最为“革命的力量”，他们在最艰苦的地方，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城市的繁荣。但长期以来，他们的价值却被扭曲，受到了种种不平等的待遇。是市场的力量凸显了农民工的价值。长安镇由于完全依赖农民工发展起来，所以比较注意农民工待遇的提高，因而缺工现象就不太严重。

东莞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宁康分析说，新一代农民工由于家里条件好了，他们找工作的选择性强了，求职观念变了，他们不再是一味地被选择，而是开始选地区选工厂了。因此，一个地区与当地企业整体形象决定着新一代农民工的选择取向与流动方向。新一代农民文化程度提高了，从学校毕业后甚至没干过农活，不象他们的父辈能在城市“忍辱负重”，而且还增加了自我保护意识，要求公正的待遇。张建军采访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乡23岁的陈娜与22岁的丁玉珍，她们已经在东莞高埗镇劳动力市场找了半个月工作，她们说：“我们先后去了五六个厂，进去发现不仅工资低，而且生产环境差，没有一种安全感，我们最多呆了两三天就跑出来。”东莞虎门镇一台商投资10多年，深感新一代农民工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公正待遇的诉求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中国劳动力的劳动权利观念显现，表现为农民工较强的“反叛”精神，这就迫使老板更多地关心农民工。

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曾经在外“受够了苦”的父辈们，就不再让子女外出“再受罪”。当年留下的黑职介、传销、色情场所等阴影仍然活跃，他们不愿子女再受骗。

中国农民工面对资本的种种非人待遇萌发的具有集体“反叛”特征的阶级意识，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其实，只要有合理的薪酬与劳动保障，中国劳动力供给将长期供大于求。“民工荒”正是在萌芽的阶级意识指引下农民工对资本的“总示威”。

结构性缺工也是“民工荒”成因之一。目前，珠三角不少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相当一部分表现为技工严重缺少，普工并不缺乏。“民工荒”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企业用人素质提高，产业工人素质跟不上的反映。据了解，广东技工严重不足的情况，已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宏观环境上看，民工短缺不应该发生。中国当今劳动力不短缺，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也不会短缺，相反存在过剩。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1.5亿。据测算，即使从2000年起中国每年新增安排800万人就业，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中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包袱。退一步看广东，当地劳动力人口并未充分就业，广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远未完成。

所以，“民工荒”表现出来的结构性民工短缺是个事实。但企业连普工招工亦感困难主要是因为资本自身的原因，只要资本提供的劳动报酬有一个适当的提高，劳工安全有一定的保障，用工观念有相应转变，就会有足够的农民工走进工厂。

通过上述对民工荒成因的考察，有几点值得注意：

（1）低廉工资与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是主要原因；

（2）资本间竞争分离了一部分沿海寻职的农民工；

（3）大量使用年轻女工；

（4）农民工回乡创业；

（5）因农业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

（6）农民工观念更新通过代际更新得以实现；

（7）结构性缺工，技工真正短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沿海地区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资低、工作日长、劳动条件恶化、权益得不到保障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典型特征。女工的大量使用可以降低成本，这是资本增值本性决定的。外地资本竞争、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及因农业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与其说是别处资本和土地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增大，不如说沿海资本的残酷剥削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减小造成的。这是因为无论就经济发展速度、起步时间和经济实力来讲，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享受特殊政策和待遇而来得快、来得早、来得强。西部开发、东北重振、京津唐地区的繁荣无力与珠三角一较短长，即使是长三角亦不能望其项背。如果珠三角的资本普提农民工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维护农民工基本权益，那么在缓和劳资矛盾的能力、条件和水平上无出其右者。然而，东南沿海是资本来到中国的第一站。资本一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面对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展开的是掠夺式使用。当外地资本尚未出现，珠三角的资本引来大批农民工，产生“民工潮”，只是因为农民工无处可去，而不得不“打工到广东”。一当外地资本出现，条件稍有改善，沿海“民工荒”就产生，“处处可打工”使自由劳动力有了可选择的空间。

农民工原本是亦农亦工的双栖动物。正因为在“一号文件”政策支持下，使得农业收入稍有增加就把农民工吸回土地，这本身就说明，资本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太低。刘易斯讲发达国家早期的城乡收入之间差距是“峭壁”，在中国实乃“沙滩”。廉价工资的危险性在于，它极有可能将劳动者发展从已达到的农民工高度推回到纯粹农民阶段。从这一点看来，“民工荒”对农民工是好事而非坏事，不是动摇了而是有利于巩固这个阶级的地位与生存条件。

农民工观念更新和对资本反抗精神的增强，那不过是资本对农民工这根弹簧压力过大而形成的反弹。阶级意识只能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民工荒”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影响在于促进阶级意识的增长。

对于结构性缺工，一般见解以为与资本无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问题。这是离开总体孤立看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劳动力的再生产本身是资本再生产和积累的一个条件。“所谓的‘民工荒’是个伪命题，‘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12]技工难道不是农民工吗？“技工荒”不就是“民工荒”吗？为什么改革开放1/4世纪了，即使从大规模出现进城农民工以来也有15年了，民工仍然停留在普工阶段，没有转变成技工呢？有哪种技术农民15年都学不会呢？珠三角缺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第二产业如制衣、制鞋、玩具、家具、机械制造、建筑施工[13]，这些行业的技术并不难掌握，并非高新技术，何以农民工掌握不了呢？

在考察进城农民工工资的第四章，我们看到农民工劳动力价值只包括养活农民工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农民工繁育后代的费用由农民工家庭的农业收入来支付，至于劳动力教育和培训费用不包括在廉价工资当中，易言之，廉价工资之廉价是根据这两部分费用“不包括”来规定的。对于资本来讲，具有“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当然是其利益所在；不过这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生产本身不需要昂贵的技工。如果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不得不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采用新技术，从而使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廉价工资就维持不下去了，如果资本坚持维持廉价工资，支付不包括劳动力教育和培训费用的工资，那么农民工就不可能由普工发展为技工，又由一般技工发展为高级技工，就会出现技工短缺和技工型的“民工荒”。

当然，农民工从普工向技工的发展，克服廉价工资还只是一个基础，要完成这一转变尚需其他条件：首先是资本不能规定农民工过于漫长的工作日，使得农民工有时间从事受教育和培训活动；其次，政府要为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提供相应的服务；再次，要建立农民工教育和培训基地；最后，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为新一代农民工打下应有的文化基础。所以，“技工荒”的产生是个复杂问题，但是，资本需要技工而不能再生产技工是问题的关键。

由此看来，“民工荒”的出现根源于资本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掠夺式使用；“民工荒”不过是农民工对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反抗，是农民工在现阶段的一种独特的罢工方式。在进一步考察“民工荒”的作用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种罢工方式的独特性。

工人反抗资本剥削和统治的方式是随着资本的剥削方式和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在历史上有怠工、偷懒、捣毁机器、游行示威、罢工、起义、没收资本的革命等方式。我们把“民工荒”视为比“示威”更为严重的罢工方式。所以作这样规定，理由在于：示威仅仅是显示工人的力量，并未实际使用这种力量，因而是一种单纯的警告；罢工固然也有警告的作用，但主要是实际使用工人阶级的力量，这种使用是通过暂停工人阶级力量的使用来显示这种力量，因而，罢工对生产和资本增值发生了实际影响。“民工荒”同样是通过暂停农民工的作用来显示这个阶级的作用，因而直接影响了资本的增值活动。所以“民工荒”实乃“资本慌”。

但是，“民工荒”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罢工，工人罢工一般是有组织的活动，是在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领导下的集体抗争；罢工一般也都有明确的抗议对象，工人反抗的对象可能是具体某个工厂的厂主，也可能是整个资产阶级，那就是政治性罢工了；罢工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有统一的口号与斗争纲领；一般经济性质的罢工的目标都很具体，或提高工资，或缩短工时，或增加福利等。近年来东南沿海的“民工荒”，作为一种变相的罢工；既无组织领导，也无明确抗争的对象，因而没有哪个具体的雇主惊慌失措，反抗的对象只是抽象的资本；罢工纯粹属于经济性质的，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没有统一的口号和斗争纲领；没有明确的可与厂主谈判的罢工目标。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特点，人们很难认识到“民工荒”的实质就是一场罢工。

但是，这的确是一场经济性质的罢工。虽然没有统一组织，但有统一行动，“民工荒”不是一时一地一厂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年度性特征；上年底所从事的工作，今年初不再复工了；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但不等于没有目标，这就是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福利待遇，消除歧视性体制与政策限制；没有具体的抗争对象却以一定范围（东南沿海）的资本为抗争对象，这倒起了一般性警示作用。

“民工荒”这种独特的罢工形式是与农民工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民工基本上保留了农民的个体活动方式。尽管已经具备了《工会法》规定的加入工会会员的条件，但因维权意识不强，普遍未建立起工会组织。工资收入水平低，几乎承担不起组织工会的费用。工作时间长，没有节假日，工人无法从事社会活动。阶级意识淡薄，刚刚处于萌芽阶段，不能形成明确的斗争纲领与目标，甚至连一句象样的口号也没有。频繁的流动进一步增加了组织的难度。大多数农民工把希望寄托在雇主发善心和社会力量支持上，没有意识到自身阶级力量的重大作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状态，在乡农民工与进城农民工之间，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力量。农民工内部相当一批个体户尚未出现分化，一部分个体户上升为资本家给不少农民工形成一种通过个人辛勤打工能成为老板的幻想。这些因素对农民工的抗议方式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为什么分散的以个体方式活动的农民工会发生统一的抗议斗争呢？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时间选择上的惊人一致。我们知道，统一的罢工时间是工人只有在严密组织条件才能确定的，并约定统一行动的信号。“民工荒”中的罢工时间是怎么确定呢？这不能不涉及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对农民工的巨大作用。

农民工迁移于城乡之间，但迁移的时间在春节前后。春节前由打工所在城市流往乡村，春节后再回到城市。农民工所以选择春节迁移，这是由数千年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受自然支配而具有季节性，春节是这样一个节日，即上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结束，而下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尚未开始的分界线，是季节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休止。作为上一个生产周期的结束，一年收入是多少只有在年底才能清算；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生产周期，又必须实现各种物质补偿，所谓“备耕”。由于介乎两个生产周期之间，是个农闲时期，有利于农民全家团圆做好上述辞旧与迎新两件大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春节期间与农业收入汇在一起，成为安排来年总支出的总收入来源。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工一般都要在春节返乡，以安排好大事，也是孝敬老人照顾孩子的需要。农民工返乡后，会把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加以比较，如果感到满意，过了年会重新外出打工；如果感到不合算，他会对年后是否继续打工抱犹豫态度。春节也是全乡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家乡互相碰头和交流信息的机会，如果得知哪个城市工资高，待遇好，则年后外出打工的去向会发生改变。这样一来，春节成了几乎所有农民工同时决定年后是否外出打工以及去何处打工的统一时间，当珠三角低工资、长工时、多克扣、久拖欠、待遇低、环境差形成一个共识时，即使无任何人组织，一场统一行动的罢工时间实际上已经确定，那就是年后。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2003年春节开始，2004年与2005年节后沿海地区都爆发了“民工荒”。从某种意义上讲，春节起到了农民工酝酿罢工的作用，而节后就是统一罢工的时间。

“民工荒”作为农民工特有的罢工方式，不仅不会使农民工倒退到农民，相反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发展来说是个健康因素。

“民工荒”对于农民工廉价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起了推动作用。资本利用中国初级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客观现实，尽量降低农民工的工资，以积累资本。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调查，全国24个城市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660元，长三角6省市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8.5%，深圳高出5.4%，而东莞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8%。广东省经济增长率多年来在两位数以上。经济增长目的，应是为了广大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按同比例增长，在珠三角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早就应翻番了。可实际情况是，珠三角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仅增长68元！还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民工荒”的结果，迫使一些企业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待遇。

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确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增长不应以牺牲环境和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可是资本初到中国，尽干些杀鸡取卵的事。企业主把农民工当作随心所欲的劳动工具，没有技术培训，没有“三险”保障，宛如大观园的丫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订单时，把农民工赶出门外；订单雪片飞来时，又迫使农民工夜以继日工作，竟有个别企业让农民工一个月加班300小时！农民工工作条件之差，是有目共睹的；更有甚者，为防止农民工因劳动强度过大而离去，将门窗用铁栏杆焊死，致使意外发生火灾时，几十名工人无路可逃而活活闷死。这种“血汗工资制”势必引起农民工的反抗。“民工荒”是弱势农民工对强势资本的消极抗争，这种抗争相信不会毫无结果。

“民工荒”有利于技工的增长。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什么样的工资就能再生产什么样的劳动力。廉价工资只能生产出普工，含有劳动力教育与培训费用的较高工资才能生产出技工。一个高级技工月薪在4000—6000元，而一个普工月薪只有600—700元。普工工资怎么能生产一个技工呢？生产不出技工又怎么能雇到技工呢？资本只想支付廉价工资，却想雇佣技工，怎能不发生“技工荒”呢！“民工荒”的出现给企业主上了一堂课：要雇佣技工就要支付技工工资，而不是廉价工资；农民工物美就不能总是价廉。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汇回款对农民工输出省的经济意义巨大，以致在“民工荒”打击下，东南沿海的资本尚未普提工资时，农民工输出省政府自己开始投资培训农民工，这样一来，就部分抵销了“民工荒”的积极作用，继续维持着农民工教育培训费用列支于农民工工资之外。由于政府行为不能保证经常性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因此，在大规模出现“民工荒”的同时政府行为的介入是短视的，其发挥的作用尤如非工会会员在工会会员罢工时期所起的破坏性作用。

四川省全国第二大劳动力输出省，从1983年起，四川省劳务输出走过了起步、加速、稳定、持续发展的路程。20多年来，工资收入已成为四川省农民收入的主渠道。2004年仅上半年，全省转移和输出农村劳动力1204.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2.1万人，增长5.2%。其中向省外输出709.3万人，同比增加62.7万人，增长8.8%。上半年四川民工实现劳务收入314.12亿元，同比增加28.58亿元，增长10.01%，其中从银行和邮局汇兑回川152.69亿元（不含卡汇等渠道），同比增加6.06亿元，增长4.13%，全省农民人均劳务收入475.94元，同比增加73.06元。在四川农民工大军中，流向广东省珠三角的“川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近几年来，在粤“川军”常年保有量为360万，约占广东外来农民工总数的28%，高峰期在500万人左右，占四川全省外出“川军”的50%。

2004年开春直到夏天，珠三角地区遭遇“民工荒”，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200万人，“川军”素质跟不上用工单位技术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历史上最大的农民培训工程——“千万农民培训工程”已正式启动。计划在两年内培训农民工1000万人次，省财政拨出1500万元财政专款，配套农业部和国家扶贫办培训资金达6100万元，各市（洲）、县（区）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更是多达1.5亿元以上，惠及像“川妹子”这样的大量进城农民工，旨在使现已转移和输出劳动力及新增劳动力普遍接受一次系统的技能培训，掌1~2种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提高“川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巩固“川军”在珠三角的地位，四川省还积极参与“泛珠三角（9+2）洽谈会，”签署了《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协议》。[14]

河南省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第一农民工输出大省。2002年，外出农民工已达1300多万。这些人大都流向东部地区，近年来向中部和西部的也有较大增加。据统计，2003年，河南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2235.6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1/4以上，而外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又占工资性收入的一半以上。从1999年到2002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已达63.3%。河南省政府近年来提出多层次输出劳动力、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创立品牌、跟踪服务等。[15]

象四川与河南这样的农民工输出大省，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更多是出于省际间的竞争需要，而不可能将一个普工转变为技工，更不可能将一般技工转变为高级技工。以四川2004年为例，全省培训农民工1000万人次，省财政投资1500万元，人均不过1.5元，即使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人均不过10元。一年10元，焉能将一个普工转变成技工？所以，尽管有政府行为参与进来，如廉价工资不能从根本上突破，“技工荒”仍不可避免，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就会遇到技工短缺的限制。

“民工荒”显示出全国进城农民工组织起来的重要性，有利于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与增长。在“民工荒”出现后，由于全国农民工缺乏组织，这种消极罢工很容易遭到破坏。陕西咸阳在2004年得知珠三角发生“民工荒”以后，立即组建“劳务输出办公室”，积极招募农民工进行培训后输往珠三角。咸阳市秦都区“劳务输出办公室”还派专人分驻深圳和苏州，“民工荒”给秦都区带来大机遇，他们抓住了这个机遇，实现了以咸阳“远水”解珠三角“近渴”的目标。中国疆域庞大，绝非泰国可比。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的泰国纺织业繁荣只有短短15年[16]，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发展已有1/4世纪，还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有许多“远水”不断流来。这种“远水”对罢工的农民工工资增长不利，但对延长东南沿海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繁荣是有利的。（可见对农民工不利的，对资本总是有利。所谓超阶级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民工荒”作为一种罢工，由于是无组织的，其目标会因没有参加罢工的农民工的破坏行为而难以达到。不过，在这种复杂的阶级之间与阶级内部互动中，非常有利于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生和增长。

“民工荒”有利于巩固农民与农民工分化的成果，而不是弥合这种分化。“民工荒”出现后，一般见解以为会造成“民工东南归，再扶犁把手”的所谓新潮流，“农田变成了抢手货”[17]。这是对“民工荒”的一种误读。我们已经指出，农民工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是中国劳动者的一次大发展，巩固这一成果是劳动者利益所在。“民工荒”是农民工对资本的罢工，客观上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有利，因而它不是弥合了而是巩固了这种分化。农民工工资与农民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利于巩固这种分化。处于罢工状态的工人一般无事可做；但处于罢工状态的农民工虽不务工，但可务农。所以绝不要被处于罢工状态的农民工暂时回乡耕地所迷惑；一当罢工结束，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有所提高，更大规模的复工就会到来。

三、农民工是一个过渡性阶级

农民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为农民，心却不在农业；从事工商业，却不是市民；住在城里，家却在农村；和城里人相比，他们被认为处于社会低层，但在农村他们却成了富户；他们比城里人穷，却比留守的老乡们有钱；他们在乡间有宽敞的住宅空置不住，宁愿花钱租几平米小屋或挤身狭窄工棚；他们年前赶回家，是为了过了年又回来；他们在城里舍不得花钱，衣衫褴褛，吃食简单，少于交际，回到家却有大手笔，盖房娶妻，酒桌，唱戏修庙；他们经营着农工两业，有着二重收入；他们重农但不抑商，重末但不忘本；他们像一只候鸟，冬去春来；又像一架秋千，摇荡与城乡之间；他们具有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不具有任何身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进可入城，退可返乡；根扎在乡间，果却结在城市；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乡间又找了回来；就他们自己来讲，现有的身份不明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作为个体的农民工，每个人有自己的打算，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还处于失语状态……

一般来讲，过渡性的事物都具有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特点；过渡性的事物还有抛却旧形式，获致新形式的动力与希望；不稳定、易反复是过渡性事物的常态。进化谱系中的鸭嘴兽和始祖鸟、人猿相揖别中的人猿和猿人，都是如此。农民工作为过渡性社会阶级，其特征是由农民工在各个社会层面上的二重存在决定的。

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阶级，最终要走向何方，是研究末代农民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向来看，有三种可能：回到农民、突进到工人、长期停留于农民工。让我们分别来考察一下。

回到农民。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工仍然拥有小块土地使用权，只要他本人不放弃，这块土地不会失去。正因为这样，农民工在不能作为工人发挥职能时，部分地、暂时地重新回到农民就不是不可能的。

农民工不能作为工人发挥职能是可能的。资本使用的农民工在35岁以下的占88%，45岁以下的占95%[18]，属于体力型最佳劳动力年龄。一旦过了35岁，农民工很难找到工作，只好被迫回原籍种地，重新回到农民。资本对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令不少农民工难以承受，即使未过最佳劳动力年龄，也会回到农民。资本喊出了向妇女开战的口号，致令许多男工回到农民。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差距未明显拉开，对农业的政策性扶持会使农业收入在一定时期有所提高，会吸引一部分农民工回到农民。农民工在对资本进行抗议的“民工荒”时期会暂时回到农民。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农民工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以后备军形式滞留城市，也会暂时回到农民，一俟经济形势好转再外出寻工。如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就发生过这种大规模农民工返乡现象。春节回到家乡的农民工，由于家里缺乏劳动力，往往要到春节农忙结束再回城，这中间有短暂的回到农民的现象，至于在乡农民工，回到农民的可能性更多更大，时间更长。

因此，只要资本对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继续维持，只要农民小块土地制度长期保持不变，只要乡镇企业不向城镇集中而维持当前这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布局，农民工部分地、暂时地回到农民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随着农民工工资提高和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的建立，小块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场制的建立，乡镇企业布局调整和向城市的集中，根除农民工回到农民的可能性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当前，在“民工荒”打击下，农民工工资和待遇问题虽不可能有根本改观，但已作为一个问题提到了社会各阶级的面前，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样，小块土地制度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不可能应对类如“九八抗洪”的需要。小农经济已经作为“三农问题”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乡镇企业分散布局提高了产品制作成本，污染了农田和环境，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以及服务业不能获得相应发展和吸纳在乡农民工能力的下降已经引起各方面关注，将乡镇企业向中小城市集中，使在乡农民工向进城进镇农民工转变已成为一个趋势。所以，无论进城农民工或是在乡农民工大规模地、永久性重新回到农民不是一种趋势，也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突进到工人。农民工已经是工人了，何需“突进”呢？这里讲的“突进”是指在素质技能、经济政治地位、享有的社会福利和思想意识方面达到了城市传统工人阶级的水平。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对于农民工来讲，这个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农民，没有了农民的身份，既不要那一亩三分地的权利，也不承担各种税费义务。他可以参加工会组织，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小农意识即使存在也以小市民意识形式存在。他不再有原籍的户口，他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子女在城市上学。他失业了将作为滞留城市的产业后备军存在，农村天地虽广阔但已无他的去处。他退休后在城市领取养老金，不必也不可能老死乡里。总之，他完全成为一个市民。

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从上述意义上讲是中国劳动者又一次大发展，不仅在素质技能上，而且社会地位上都有质的提高。发展是硬道理。农民工最终必然发展到工人。现在的问题是，阻碍这一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从逻辑上讲，这些因素也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工人的条件，必须从这些条件的变化出发认识农民工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户籍制度。户籍在许多人看来仅仅是由户口和籍地两个因素构成，入籍后取得相应的户口仅仅是一种身份标识。应当说这是一般户籍制度的规定，却不是中国户籍制度的特殊规定。中国户籍制度与粮油供应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生育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乃至丧葬制度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取得一种户籍身份可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经济社会地位都大致确定了，变化少于不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户籍制度限制有所松驰，但从农民工和城市正式职工的区别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户籍制度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深刻。问题是，一个人能获得什么样的户口，当你未出生时已由父母户口性质先天命定了，以致为后代着想，居民自动划出了不同的婚姻圈子。农民工的婚姻圈子仍在原籍，当城里人的涉外婚姻发展起来的时候，内部两个婚姻圈子的隔绝却依然不能打破。由于不了解中国户籍制度的厚重性，人们以为只要取消农民工的农业户口就能实现农民工向城市正式工人的转变。其实，在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单纯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流产。

土地制度就是与户籍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根据目前的户籍制度，取得农业户口的居民才能在籍地获得土地承包权，而城市一个下岗职工由于没有农业户口，即使想种地也无地可种。农民工是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所以即使他本人不耕种，他也有小块土地使用权，或由家人耕种，或转包他人代耕。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党在目前阶段农业政策的核心，家庭承包根据现有政策至少还要坚持30年。如果取消农业户口，当然也就取消了城市户口，又要坚持家庭承包长期不变，那等于13亿人都有了平等的土地承包权，本来就被划分得异常细小的地块，还会更加细小。不能排除城市市民想拥有这样的地块。问题复杂性还在于，农村土地是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这里的“农民群众”在现行户籍制度下是清晰的，一旦农业户口取消了，谁是农民呢？如果13亿人都有权承包土地，那么人人都是农民，土地等于国有化了。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牵涉土地使用权，还牵涉到土地所有权。可以设想在农村建立大农场制度，但是谁是农场主，农场主如何在坚持长期不变的承包土地上建立农场，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所以，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相互衔接，单纯户籍制度改不动。

税费制度与土地制度又联系在一起。农民是要交纳各种税费的，承担各种摊派和集资义务，还要出各种劳务工和义务工。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计，仅中央一级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93项之多，涉及24个国家部、委、办、局；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269项；还有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19]。农民现在承担的税费负担比市民繁重多了。即使取消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问题不会根本改观。乡镇一级、村一级的财务开支都由农民负担。如果取消农业户口，谁是农民，税费谁交，义务工谁出？乡村干部和基层政权运转经费谁来负担？这都成了问题。除非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把县政府作为最基层政权，这是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所以，户籍改革又牵涉税费制和行政体制。

城市就业体制也是与户籍制度有关。过去，城市居民的就业实行由国家“包下来”的体制，由于重工业化道路满足不了就业需要，加之人口增长失控，使“包下来”的就业体制难以为继。尽管后来不得不允许待业青年自谋职业，尽管劳动就业制度有了巨大变化，但是城市企业正式职工就业始终由国家安排，即使下岗也要国家发放基本生活费和解决再就业。如果不再区分城乡户口，城市企业正式职工概念也不复存在，整个就业体制完全市场化，这本身又是一场重大改革，牵涉许多人既得利益，决非朝夕可以完成。

住宅分配、教育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也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因为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享受福利房或住房补贴、优质教育资源、养老金、公费医疗、丧葬费及其它福利，一旦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取消，所有居民便一视同仁，现有城市福利资源按什么标准分配？这是一个真正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决非简单一个市场化所能解决的。因为市场化运用在非经济部门必然产生巨大社会不公平。这些多年来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制度安排是各种社会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新制度不是设计者可以安插到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而是社会演化的产物。破除旧的体制或许容易，形成公正有效的体制就困难多了，以致我们会发现，与其费力费时改革这些体制，不如延续现有的体制。这样就使现有户籍制度不可能在短时期有根本性变革。当然，不是说这些体制不可以改革，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制度都经历了重大变革，总体趋势是城市正式工人的福利待遇减少了。如，终身就业废除了；免费分房随住宅商品化取消了，只有单位住房补贴；免费教育不存在了；公费医疗也作了重大改革，个人帐户设立了；养老金实现了统筹。总之，福利更多需要个人花钱去买。

由于上述各种制度都与户籍制度结合为一体，可以断定的是户籍制度短期内决不会有实质性变革。因而农民工的农民户籍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不可能立即废除，而城市居民的户籍身份所赋予的各种福利农民工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我们没有条件让农民工和所有明天能成为农民工的农民享受现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我们也没有能力完全废除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以求和农民工达到同等地位。简单地说，既不能让农民工福利上升到工人水平，也不能让工人福利降到农民工水平。而一致的福利水平达不到，户籍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废除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差别。从现有的发展趋势来看，继续降低城市工人福利，与继续改善农民工福利有可能实现双向对接，在中间某个点达到一致。这是一个较为现实的考虑。如果这一点达到了，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仍不能废除，因为农民的权利与义务也必须与农民户籍身份脱钩，这样才能取消农业户口。

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要废除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需要创设两大条件：（1）在农村，要使现有农民享受的权利与义务同农民身份脱钩，使土地分配与税费交纳同户籍赋予的农民身份无关；（2）在城市，使农民工各种福利改善同城市工人福利的继续下降达到一致水平。做不到这两点，现有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不改比改要好。问题是，这两个条件决非短期能够形成。如果家庭承包坚持30年不变，第一个条件30年不能形成。至于第二个条件，工人福利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而农民工人数之众，增速之快，要在短期大幅度普遍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根本不可能。结论是：今后数十年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不会有根本变革。

而户籍制度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革，农民工继续拥有土地使用的权利和上交税费的义务；农民工也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工人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是硬道理，但至少30年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变。既然如此，农民工发展的第三个趋向就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三、农民工作为农民向工人突进的过渡性阶级将长期存在

严格来讲，农民工继续作为农民工存在，不应看作是一种发展趋势，倒是应该看作停滞趋势。不过，如果考虑到这种停留不是一种完全不动的停滞，而是带有向工人突进的量的渐变，那么，当作一种发展趋势未尝不可。

一方面，农民工大规模永久性地回到农民不是一种趋势，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短期不可能根本改革，妨碍了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后退不可能，前进短期内有困难，长期停留就是必然。

农民工范文篇5

一、贯彻《劳动合同法》，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

（一）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加强《劳动合同法》的宣传教育。广泛推行适用于农民工的劳动合同文本，全面完成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工作目标。进一步摸清用人单位劳动用工情况，指导用人单位建立农民工名册，加强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建设。督促各类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国资委、省总工会配合）

（二）切实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广泛宣传《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权益，严厉打击介绍、拐骗和使用童工，安排女农民工从事矿山井下等禁忌劳动范围工作，以及违反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制度等违法犯罪行为。（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公安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二、落实《就业促进法》，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

（三）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继续开展“春风行动”，进一步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人事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工商局配合）

（四）强化农民工培训工作。全年培训农民工100万人，其中，劳动保障部门培训50万人，农业部门培训30万人，扶贫办、工会、共青团、妇联各培训5万人。充分发挥劳动保障、农业、扶贫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充分调动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积极性，调动社会力量办学，整合培训资源，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落实农民工培训及技能鉴定补贴政策。省财政部门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统一有关部门农民工培训补贴标准。将培训、技能鉴定和发证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培训一批，鉴定一批，发证一批。加快县(区)公共培训实训基地建设，在县乡建设一批方便农民工就近就地培训的实训基地。鼓励开展定向、订单、定岗式培训，实现培训与就业的紧密对接。提高农民工培训后的就业稳定率。（省劳动保障厅、省农委、省财政厅、省扶贫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分别负责）

（五）统筹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建立健全市、县（区）、乡镇农民工工作责任体系、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加强与输入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做好转移就业人员的跟踪服务、维权工作，提高农民工工作组织化水平。不断扩大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规模，实现以劳务经济的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以转移就业规模的扩大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开展零转移就业家庭就业援助活动，帮助零转移就业家庭至少有1名家庭成员实现就业。（省劳动保障厅、省农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分别负责）

三、优化环境，鼓励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

（六）建立农民工回乡创业园。各县已建成的再就业创业园要向农民工开放。今年在人口密集、返乡创业农民工较多的重点乡镇建立100个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为有创业愿望和创业项目的农民工提供创业服务。（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工商局配合）

（七）完善农民工创业政策。将现行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创业扶持政策扩展到回乡创业农民工，把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工纳入创业培训的范围，将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扩大到创业农民工，实现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创业扶持政策，创业园内的城乡劳动者享受统一的扶持政策。（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工商局、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配合）

四、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八）大力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继续实施“平安计划”，实现所有煤矿、非煤矿山企业和大部分建筑企业参加工伤保险。以大中城市为重点，着力推进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65万人。完善工伤保险政策和标准体系，充分发挥工伤保险的事故预防作用。（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卫生厅、省商务厅、省安全监管局、省总工会配合）

（九）积极解决农民工参加大病医疗保障问题。以农民工集中的大中城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为重点，开展农民工参加大病医疗保险扩面行动，确保全省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50万人。（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卫生厅、省总工会配合）

（十）积极推进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按照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能够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原则，抓紧制订我省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具体办法和经办规程。（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配合）

五、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十一）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坚持清理旧欠和预防新欠并重，加快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长效机制建设。在矿山企业和更多行业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建立工资支付监控机制，及时掌握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和劳动合同履行情况。认真执行《安徽省工资支付规定》，完善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企业人工成本信息制度，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调控和指导，严格执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落实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省劳动保障厅、省总工会分别负责）

（十二）切实保障农民工民主政治权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加强工会组织建设，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会组织，指导和监督各类用工单位保障农民工平等参加职工代表大会和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以劳动合同、劳动工资、劳动条件和职业安全卫生等为重点，督促用人单位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省劳动保障厅、省总工会分别负责）

（十三）深化农民工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在经常居住地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条件，解决有落户愿望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对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高级技工、技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优先准予落户。对于办理居住证的农民工，在求职务工、司法援助、社会保险、住房贷款、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区服务等方面实行市民待遇。（省公安厅、省劳动保障厅、省人口计生委、省司法厅、省民政厅分别负责）

（十四）健全维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制度。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和多部门协调解决农民工土地承包重大问题的联动机制。规范引导农民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承包土地，完善流转机制。加强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和服务，全面建立流转合同制和备案制，为农民工流转承包土地提供信息咨询和合同签订等方面的中介服务。（省农委负责）

（十五）建立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保障制度。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劳动争议处理力度。以农民工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参加社会保险等为重点，在全省范围开展专项检查，加强日常监管，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建设，完善监察执法体制，提高劳动保障依法行政水平。探索建立农民工法律服务和调解工作等长效机制。在农民工较多的地区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增强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能力。指导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组建农民工法律服务志愿团，开通农民工维权热线，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人事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工商局配合）

六、做好农民工公共服务工作

（十六）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积极调整教育规划和布局，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输入地教育发展规划。进一步探索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教育资源，使城镇教育资源能够不断满足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需求。继续清理和取消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一切歧视性规定，实行就地入学，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坚持与当地学生在学籍管理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加强与输入地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协调，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对我省农民工子女中具有当地学籍的高中应届考生，可在就学所在地参加高考；对没有取得当地学籍的高中应届借读考生，有关市（县）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妥善解决好其就地参加高考问题。（省教育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十七）注重农民工职业安全、食品卫生安全和疾病预防控制。积极开展农民工安全知识培训，将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和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机制，落实艾滋病、结核病的免费治疗及血吸虫病救治救助政策。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职业健康保护，重点对职业病多发行业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单位进行专项检查。以建筑工地和企业食堂卫生为重点，加强食品卫生监督检查，确保农民工饮食安全。（省卫生厅、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安全监管局牵头，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建设厅配合）

（十八）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服务。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22号），加快建立我省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机制。将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纳入经常性工作范围，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免费服务。加强联系沟通，切实做好我省在省外务工农民工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继续开展农民工计划生育“关怀关爱”专项行动，指导各地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和优质服务示范社区的创建活动。（省人口计生委牵头，省财政厅、省民政厅配合）

（十九）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继续贯彻落实建设部等5部门《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建住房〔20**〕276号）等文件规定，探索建立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工作机制，多层次、多渠道解决和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各地要将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宅建设发展规划，各级财政要对集中建设面向农民工出租的集体宿舍项目给予适当支持。（省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劳动保障厅配合）

（二十）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积极组织文化团体、文艺工作者到农民工集中地进行文艺演出，开展新时期的农民工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农民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和社会公共道德，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农民工集中的重点建设工地开办“职工之家”、“职工书屋”，为农民工提供学习、娱乐、锻炼等活动场所，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牵头，省司法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七、切实加强农民工管理基础工作

（二十一）加强农民工信息统计调查工作。综合利用各种统计调查资源，建立完善的农民工统计调查指标体系。科学规划调查网点布局，增强调查力量，规范调查技术，创造必要条件，建立农民工统计调查监测系统和资源共享的信息交互平台。加强对现有农民工统计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做好农业普查中农民工相关数据的开发工作。（省统计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劳动保障厅、省建设厅、省农委、省卫生厅、省人口计生委、省安全监管局、省总工会配合）

（二十二）加快乡镇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建设。制定全省乡镇公共就业服务工作平台建设规划。各地要根据省编办《关于乡镇劳动保障机构编制问题的通知》（皖编办〔20**〕118号）要求，在重点乡镇设立劳动保障机构，其他乡镇通过整合乡镇社会事务管理资源加快建立乡镇劳动保障服务平台。为乡镇劳动保障工作平台提供办公室和档案室，设立服务窗口，配置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等办公设备。组织乡镇劳动保障服务平台开展法制宣传、就业培训、社保服务、执法监察、事务管理等工作，提高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加强基础数据、基础档案、基础资料的建立和管理。（省劳动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省编办配合）

农民工范文篇6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国工会“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分会场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府关于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下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按照全总开展“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的总体要求，启动、实施*工会“百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进一步做好对本市农民工的援助服务工作。

刚才，在北京主会场，孙春兰同志部署了现阶段工会援助农民工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落实。下面，我就贯彻落实全总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入推进*工会“百万农民工援助行动”，提三点要求：

一、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农民工援助服务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来沪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日益增多，总数已超过400万，并在本市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本市实体经济发展遇到新的困难，给农民工的就业和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尤其是新来沪及新失去工作岗位后仍留沪农民工群体的大量涌现，造成本市就业供需矛盾不断加大，严重影响了职工队伍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切实做好农民工援助服务工作，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本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充分发挥“四个作用”（组织、引导、服务、维护）的内在要求。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做好农民工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进一步把深入开展全总“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和*工会“百万农民工援助行动”作为工会的一项重点工作，抓实抓好，积极协助党政为广大农民工排忧解难，自觉维护农民工队伍的和谐稳定。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切实将各项农民工援助服务工作落到实处。

针对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以及农民工就业和生产生活方面的突出矛盾和困难，按照全总“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市总工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实施*“百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行动”将以农民工就业援助为重点，通过发挥组织优势，整合社会资源，进一步强化就业培训、岗位援助、创业指导、法律援助及生活帮扶等措施，为农民工提供各类援助帮扶。

1、深入开展“农民工就业援助周”活动，多形式、多渠道帮助农民工实现就业、再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帮助农民工实现就业是维护农民工队伍稳定的重要手段。各级工会要多管齐下，广辟渠道，切实帮助农民工实现就业。一是要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农民工就业和生活带来的影响，鼓励、引导困难企业在停工、半停工期间，通过职代会（或职工大会）等途径进行集体协商，采取缩短工时、轮班工作、转岗培训等措施，千方百计稳定农民工就业岗位。二是要深入开展“农民工就业援助周”活动，通过在各区、县总工会职工援助服务中心、分中心设摊及窗口服务等形式，为广大农民工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及创业扶持指导，对有就业意愿的新失去工作岗位后仍留在本市的农民工及新来沪农民工要提供免费的求职登记服务，并进行相关岗位信息，同时，要对有培训意愿的农民工提供有效的培训信息，并及时进行培训登记，组织其参加适合的技能培训；三是要切实举办好“农民工招聘专场”活动，组织一批适合农民工技能特点的用工单位进场招聘，集中帮助有就业意愿的农民工实现就业；四是要积极协助政府开展“就业援助周”、“春风送岗位”及“民营企业招聘周”等活动，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就业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2、着力推进“万名农民工技能培训”活动，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加强技能培训工作是做好农民工就业援助工作的基础，也是帮助农民工实现就业的关键环节。各级工会要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创新模式，广泛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工作。一是要开展好“万名农民工技能培训”活动，充分利用本市各级工会教育培训场所、基地为10000名农民工，特别是待岗、新来沪农民工开展各类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就业技术技能培训，并通过采取订单式培训、项目培训、品牌培训、定向培训等形式，提高培训质量和培训后的就业率；二是要增拨一定的培训资金用于扩大农民工培训的覆盖面和范围，在农民工集中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实施多技能培训服务，并积极推动政府完善对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等级培训实行补贴的办法，切实将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由单纯的上岗培训转向职业资格等级培训；三是要创新培训模式，充分整合工会内外资源，进一步加强与企业、行业协会和工业园区的联手，充分利用其培训场地、师资和厂房设备，根据企业的用工需求和技能需求，开展定向培训，并为农民工提供实训机会，实现培训、就业、劳务输出“一条龙”服务机制。

3、切实加强工会维权机制建设，有效做好农民工维权服务和帮扶救助工作。

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民工利益诉求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一是要强化工资支付监控，督促停产、半停产企业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积极协助政府防止出现企业恶意关闭、业主欠薪逃逸等情况发生；二是各级工会法律援助机构要向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及时建立快速处理农民工劳资纠纷的“绿色通道”，帮助困难农民工解决因裁员、欠薪、断保等引发的劳动关系矛盾；三是各级工会组织及职工援助服务中心、分中心要为农民工提供“一站式”的帮扶救助，对于因失业和患重大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及子女上学困难的农民工，要及时将其纳入工会困难职工档案并提供应急帮扶，同时，继续做好“农民工团体医疗帮困”、“金秋助学”及“三定帮困”等工作；四是要组织做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和“健康服务”等工作，切实举办好“同在阳光下”主题活动，办好职工书屋，切实为农民工送文化、送法律、送健康。

4、继续加大农民工源头入会力度，组织做好农民工入会和会籍管理工作。

各级工会要紧紧围绕2009年内发展20万名农民工入会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依托组织资源，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一是要积极探索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大、身份变化快特点的入会形式、建会方式和工作平台，大力推广和完善农民工会籍管理制度；二是要按照“发展、巩固、提高”的总体要求，不断提高劳务中介机构和用工单位的农民工入会率；三是要在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创业扶持、帮扶救助、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农民工会员更多的帮助和服务，进一步增强农民工入会的积极性。

三、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确保农民工援助工作的稳步、有序推进。

农民工范文篇7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工作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国内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就业压力明显增加，加上元旦、春节临近，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集中返乡，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工作部署，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

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解困，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增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发挥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对稳定就业的导向作用，尽可能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对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要引导其与农民工开展集体协商，采取灵活用工、弹性工时、组织培训等办法，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防止出现大规模集中裁员现象；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裁员，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控。对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件的农民工，要按规定及时核发一次性生活补助。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职业介绍和就业信息服务，收集适合农民工的岗位信息，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相互协作，开展有组织的培训就业和劳务输出；在有关部门指导下，依托市场机制发展各类培训就业服务组织，多渠道推动农民工就业；积极培育劳务品牌，建设劳务基地，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农民工劳务输出。灾后重建、农田水利、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尽量多招用因企业关停或减产裁员而失去工作的农民工。

二、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

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改进培训方式，扩大培训效果。各有关部门和教育培训机构要继续做好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星火科技培训、雨露计划等培训项目的实施工作。要围绕市场需求开展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提高农民工择业竞争能力；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新开工项目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的适应能力；围绕回乡创业组织开展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自主创业能力；围绕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的农业技能；对青年农民工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适当延长培训期限，强化职业技能实训，使其至少熟练掌握一项职业技能。在中等职业学校开展面向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根据返乡农民工的特点开设专业和课程，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投身新农村建设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抓紧制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具体政策措施，引导掌握了一定技能、积累了一定资金的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地方人民政府要在用地、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降低创业门槛，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更大的支持。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和承诺服务等，开辟农民工创业“绿色通道”。鼓励农民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村二三产业、生态农业和县域中小企业。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服务工作，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产品支持力度，提供符合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的金融产品，继续加大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推广力度。农民工返乡创业属于政府贴息的项目要按照规定给予财政贴息，帮助其解决创业资金困难。

结合推进新农村建设，创新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采取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组织引导返乡农民工积极参与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中小学和职业学校、乡镇公共卫生院、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机构、文化设施等建设。利用当前农民工提前返乡、农村劳动力增加的有利时机，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加快解决农村供水、用电、修路、求学、就医等突出问题，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利用冬春农闲时期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扶持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农村中小企业发展，最大限度吸纳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四、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努力创造有利于农民工稳定就业的良好环境，维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加强工资保证金账户管理，强化工资支付监控，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制定应急预案，避免和及时处理因欠薪问题导致的各种突发事件。建立劳动保障、建设、公安、工商、金融、工会等有关部门对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联动防控机制，及时掌握企业拖欠工资的情况。企业关闭破产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对恶意欠薪逃匿的业主要依法予以严肃查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要妥善处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本着“快立、快办、快结、办好”的原则，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尽可能采取简易程序处理，对小额劳动报酬争议案件实行终局裁决。凡符合先予执行条件的案件要依法先予执行。

五、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按照国家政策认真做好返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对在输入地受工伤的农民工，农民工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要主动与农民工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协调，保障返乡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抓紧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办法。建立健全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做好对农民工的各项公共服务。及时妥善安排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要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安排，并享受当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有关待遇，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接收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教育督导部门要将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情况列入当地教育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解决其看病就医问题。加强返乡农民工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及时做好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的衔接。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机构要加强协调配合，做好返乡农民工及其随返家属的计划生育服务工作。

做好农民工返乡的管理服务工作。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人民政府要加强相互衔接和协调，及时沟通情况，组织返乡农民工有序流动，帮助他们解决返乡中的实际问题，对困难人员给予适当救助，使农民工顺利回家过节。交通运输部门要针对春运高峰提前的情况，及早制订相应的疏导预案，安排组织好运力，保障交通运输安全。各地区特别是交通枢纽地区要积极做好返乡和回城农民工的交通服务工作，切实维护好车站、码头和客运车船的公共秩序，避免农民工滞留，有效防范、坚决打击侵害农民工人身财产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六、切实保障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

农民工范文篇8

由于劳工标准的不同，劳动力价值的构成有很大不同，比如在工业经济时代，就是按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须消耗的劳动价值量去制订劳工标准的。一个劳动者能够持续出卖劳动力的前提之一是能够维持温饱，而社会能够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条件之一是所有劳动者必须在养育后代上进行劳动价值转移，以生产新的劳动力。劳动价值或劳工标准应该满足社会和劳动者的最低需要，以形成社会平均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内涵的变迁

不能否认，我国长期以来就是按这个标准去制订最低（也是绝大多数）劳动力价格标准的。我们回忆一下，20多年以前，当我们领到工资后怎么安排：先买柴米油盐，交上房租水电费，赡养老人，这占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能够有剩余的很少，能够有储备的更少，所谓节衣缩食，“忍欲储蓄、以备不测”。这个时代的劳动力价值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低廉，二是很少有教育费用的构成，三是劳动力价值的绝大部分必须立即实现价值交换；我们再看今天，当我们看到工资条后，单位已经为我们做了许多扣除，包括失业和养老保险（储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这些不可随意支取的储备账户资金几乎占了工资总额的一半。另外的一半虽然是现金，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先买柴米油盐，因为柴米油盐的消耗在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有创新能力的劳动力。

毫无疑问，对很多城镇劳动者来说，除了单位为劳动者储备的部分外，劳动者本人还要做另外的储备，以备养老、大病医疗、子女教育、高档消费等大项开支。显然，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一是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虽然有很多人的储备仍然有忍欲甚至“强迫”的成分，但与过去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储备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转换成为财产储备；二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不再以简单劳动为衡量标准，而应以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者为衡量标准；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中的相当部分必须推迟价值交换，或者说，今天的劳动价值要储备起来并与未来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今天的城镇劳动者不仅要考虑，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有多少储备能力，还要考虑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在将来会不会大大的贬值，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价值不被社会所承认后，他们靠什么生活。显然，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暂时不用考虑这么多。

在生产力高速提高的新经济时代，城镇劳动者的生存危机感更强，因为生理寿命的延长与就业时间的缩短成反比。失业保障与养老保障对城镇劳动者来说更重要。又由于社会对简单劳动的需要量大幅度减少，良好的教育背景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因此，制订劳动标准或衡量劳动力价值必须包含教育费用和失业保险以及养老储备。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在城市生活，住房储备也要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以内。一味抹平差距反而影响农民工就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农民工范文篇9

关键词：农民工合法权益公证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党和国家对此十分关注。农民工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人们对农民工问题从最初的漠视到给予热切的关注，使其得到了一定的解决。笔者认为，从法律的层面看，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做得还不够，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必须从法律制度上予以完善。公证制度属于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介入农民工维权工作很有必要。

一、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其合法利益在很多方面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解决此方面的问题，有必要通过公证进行维权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和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据有关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人员中占52%，农民工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今后时期，农村富余劳动力会越来越多地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中来，农民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5月的《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工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该收入相当于全国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5%。农民工劳动强度大，收入相对较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又十分严重。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中旬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务工方面通过熟人或亲戚介绍的比例达到60.37%，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和自己应聘的仅占14.2%和12.1%。由于相信熟人或亲戚介绍，往往使本人的合法利益受损。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上，或劳动合同不规范，或不签合同，或只有口头约定，有的连口头约定都没有。调查显示，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有15.68%的农民工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合同。合同上存在着“霸王条款”、无效条约，往往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报告还显示，我国76.4%的农村劳动力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而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都在70%以上。由于缺乏就业培训、农民工伤亡事件屡屡发生。

农民工问题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行农民工的维权工作。公证是一种法律证明，依照法律在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证具有证明、服务、沟通、监督职能。通过公证可完善法律行为，纠正不法行为，平衡利益关系。公证书具有的证据效力、强制执行的效力，可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把公证纳入农民工维权工作非常必要。

二、国家和地方政府针对农民工维权工作，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规定，但在法律制度方面还有一定的缺失，有必要引入公证机制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工维权工作非常重视。200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府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随后，一些地方有关部门针对本地区的情况，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规定。如江苏省规定，从2006年起到2008年底前，全面推行农民工特别是矿山、建筑等高风险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做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意见》，规定农民工参加住院或大病医疗保险费主要由用人单位缴纳，城镇所有用人单位都要按照当地规定，为雇用的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山西省交通厅规定，今后建设单位要投标公路工程，必须先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帐户。北京市做出了民工报酬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并拟订《北京市推行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实现所有用人单位基本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实现劳动合同管理规范化、法制化。上海市推行所有民工工资发放将采取银行转帐方式，由用工单位为建筑农民工办理工资卡，工资由银行直接转入工资卡，按月支付。哈尔滨市总工会规定，农民工如遇到工资拖欠问题，可以向工会寻求法律援助，各级工会组织代表农民工向欠薪单位讨工资。这些规定及作法，无疑对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权利的维护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够的。这些规定和作法，仅涉及农民工维权的部分内容，没有从整体上给予考量和维护，在农民工有关专业知识，法律知识普遍欠缺的情况下，其权利的设定和保护在执行这些规定时，难免出现“水分”，权利的实现极有可能落空。同时，这些规定在执行上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不利于贯彻和落实。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法律程序，以法律制度为保障。其可行的制度是，在第三者的监督下，公平、公正地设定农民工的权利，使权利不含瑕疵，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保护，在工资支付上，一旦欠薪，能借助人民法院的执行工具给予强制执行。这个制度可通过公证来实现，我们有必要将公证机制引入农民工维权的系统工程之中。

三、公证的效用对农民工维权的必要性

首先，农民工权利的设定办理公证很有必要。

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关键在设定权利之初就应给予充分的保护，否则维权会成为空话。社会赋予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享有的权利是否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民工是否真正拥有此方面的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合同条款是否齐备，权利义务是否对等，是否能起到了保护农民工合法利益的作用，这对农民工维权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把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相关事项纳入公证程序，在农民工设定有关权利时办理公证，公证机构依法给予审查，审查中发现权利设定不完备的，要求当事人予以完善，权利设定违法、违规的，要求当事人予以

纠正。这样，通过公证的法律监督，弥补了农民工法律知识、有关专业知识的不足，使法律及有关规定赋予他们的权利切实得到实现。通过公证预防了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减少了矛盾与纠纷，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同时，公证后的事项，当有关部门不按公证的内容履行义务时，农民工依法维权手中就有了可靠的证据，当诉至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纠纷能得到迅速、公正的解决。我国《公证法》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公证的证据效力亦有同样的规定。

其次，办理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对有效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很有必要。

农民工欠薪问题已成为农民工诸多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农民工欠薪，有的属于用工单位恶意而为，有的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因工程款结算发生争执，造成农民工欠薪。为有效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可通过公证的方式，即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建筑工程合同时办理公证，在工程竣工后，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确认项目工程款结算情况，如果存在未结清的款项由双方签订工程款结算协议，然后公证机构对此协议进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同样，农民工的其他劳动合同，在履行中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因欠薪达成的工资支付协议也可办理公证，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我国《公证法》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因此，凭公证文书，债权人不需起诉，可直接上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依这种方式讨薪，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避免了扯皮、推诿现象，对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十分有利。

四、结束语

公证要有效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还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公证机构一定的公证权。笔者建议，我们在制订或修订有关法律时，涉及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做出法定公证的规定。如制订《劳动合同法》时，可做出法定公证的规定，修订《建筑法》时，可增设法定公证的条款。另外，地方政府依照《立法法》制订地方法律、法规涉及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应赋予公证机构一定的公证权。我们应当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形成可行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办好公证，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李培林，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农民工范文篇10

一、全县返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其成因

1、返乡回流总人数。我们对所辖17个乡镇的315个村进行了摸底调查。2008年前三季度，全县外出务工人数为9.5万人，其中在省外务工的6.5万人，截至12月底，全县共返乡回流约5200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5.5%。

2、返乡回流时间。今年，农民工返乡时间明显早于往年，过去一般在春节前后10天以内，今年返乡的启动时间至少提前了1个多月，长的达到90天以上。

3、返乡回流农民工年龄结构。据统计，返乡回流农民工中，16-25岁占10%，，26岁-40岁占32%，40岁以上占58%。由此可以看出，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以36-50岁的大龄农民工为主，部分从事高体力，低技能工作的农民，因文化水平较低，失业后，很难在当地再找到新的工作。

4、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地域及行业分布。返乡回流农民工集中在沿海及珠三角、长三角和我国北方，其中以沿海一带为主，占65%以上，县内返乡人员在2%以内；返乡回流农民工中85%以上来自对外出口和中小型企业，其中，从事制衣业、玩具业、机电业所占比例最高，达到65%，其次为建筑业，占20%。

5、返乡农民工工资情况。调查表明，65％的农民工工资能够按时足额发放，23.6％的工资不按时但可以足额发放，两者累计，高达88.6％的农民工工资可以得到足额发放。由此可见，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努力下，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得到较好解决。但在调查中，部分农民工对现有的按年度或项目结算工资的方式颇有怨言，希望按月发放工资。调查发现，农民工收入状况有所改观。被调查者中，平均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占40.7％，收入在1000元至1500元的占44．0％，两者合计，八成以上农民工月均收入超过1000元。61％的农民工对收入状况表示基本满意。调查分析认为，目前全县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1420元，而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多集中在千余元，这相对于城市用工来讲明显偏低，加之农民工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其付出和收入并不成比例。农民工之所以对其收入状况满意度较高，究其原因，关键是其对进城务工的期望值较低，虽在城市务工，但他们仍以在农村务农收入为参照，所以比较容易满足。

6、返乡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企业经营不景气是农民工提前返乡的主要原因。据返乡农民工反映，农民工提前返乡主要是其所在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多出现破产、停工、歇业等情况所致。如安福镇望城村的农民工周尚松说“：十几年过来，都是下半年这个时候最忙，唯一今年10月份就已经接不到活干了。”其所在工厂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订单明显减少，工厂开工不足或停工，对工人或是放假，或是采取自然裁员，特别是十月份以来，开工时间不足一半，所拿的工资已不能维持正常生活，二是外出务工相对收入较低。据调查，目前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收入一般在1000元左右。据太浮镇王化村的杨振国说，他在深圳三和兴玩具厂务工，月收入一般在1200元左右，但每天必须工作10个半小时，而且每月只能休息2天时间才能拿到这么多，如果按正常工作时间，月工作22日，每日8小时，那么他们就只能拿到月800元的底薪。而且工厂每月还要扣住宿费等。由于城市生活费用较高，又一时难以找到工作，被解雇的农民工只能选择返乡。三是国家最近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国家1000亿投资计划的出台以及新的土地政策，对农民返乡具有吸引力，让他们感觉在家乡也可能存在发展的机会。。

二、采取有效措施，从容应对农民工返乡潮

这次农民工返乡带回来的不是消费和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而是再就业的困难和基层工作稳定的压力，这些思想活跃的农民精英该如何管理成为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新课题。近年来，进城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工集中返乡，意味着众多农民家庭收入锐减。大部分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力如何培训，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

为帮助返乡农民工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有效缓解他们的失业之痛，××县委、县政府制定了返乡农民工帮扶计划，拟定了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实施方案，切实为农民工搞好“五送”工作，即：送岗位、送信息、送培训、送政策、送温暖。引导返乡农民工自主择业、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并采取以下七项措施，帮助返乡农民解决实际困难。

一是全力为返乡农民工开展职业介绍服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多方联系用工单位收集岗位，针对返乡农民工的实际，进行个别推荐和进场求职相结合，千方百计为他们找到适合的岗位。

二是免费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使返乡农民工具备用工单位所需掌握的技能。

三是积极协调配合工商部门，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开辟“绿色通道”，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四是积极协调配合税务部门，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落实相关税费减免政策，切实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减负。

五是举办创业人员经验交流座谈会，以点带面进一步促进返乡农民工实现自主创业，自谋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