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家吴汝纶论教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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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吴汝纶；教师；教师教育

论文摘要：吴汝纶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具有丰富的教师思想。他关注教师的素质，积极进行教师培养工作，为近代教师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清末桐城派首要人物，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教育家，生前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的盛名，曾做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后来在河北深州及冀州任职，从1888年开始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时间长达l3年之久。1902年经过张百熙的推荐，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5月，去日本进行学务考察并写成《东游丛录》一书，l1月，归国，并在安徽桐城创办新式小学堂。1903年，吴汝纶病逝于故里。

作为一代文人学者，吴汝纶“道高学博而有文章，尤以经世济变为亟”，一生关注教育事业，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抨击；重视西学，并能积极地进行教育交流活动。在他的教育思想中，非常关注教师的素质、选任与培养，教师思想与其人生历程一道，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教育先驱和实践家，为中国近代教师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论教师的素质

作为一位关注社会的教育家，吴汝纶一直重视并热衷于教育事业，在深州任职时，曾“依征粮册以均徭役，籍已废义学田豪民所攘有者千四百余亩，以兴书院，修复孔子庙乐舞”。在冀州8年，同样志在兴学育才，并曾上书李鸿章请求拨款并用在教育事业方面，这些举措对当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二州人士，皆知务实学。先生在冀久，成材尤多”儿。吴汝纶后来在保定莲池书院任主教，“专力以兴教化，并中西为一冶，日以精神相灌游而铸熔之”，当时就连日本的学者也就学于他的门下。正是由于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与追求，吴汝纶对教师的知识素养和教学思想进行了探究。

吴汝纶特别重视教师的知识素养，认为教师要在中学与西学方面下功夫，并沟通中西学说，文章是千秋盖世之勋业，“中国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于文外，虽古之圣贤豪杰去吾世邈远矣，一涉其书，而其人之精神意气，若俨立在吾目中””。针对当时社会上人们轻视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吾国周孔之教，独以文胜，后世失冶，由君相不文，不知往昔圣哲精神所寄，无由化裁通变以为民用”“；对于西学，则持有明朗的态度，要想改变国贫、愚民的现状，就要学习西学。随着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失败，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机，他大声呼吁“救之之法，必以士大夫讲求西学为第一要义。使我国人人有学，出而应世，足以振危势而伐敌谋，决不似今日之束手瞠目，坐为奴虏，万一不能仕宦，而挟吾学术，亦足以致殷富，自全于败乱之时。救种之道，莫善于此。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吴汝纶表现了对社会发展的快速反映与适应性，在对待中西学说之间的关系，认为“欧美之学，号为文明，明有余而文则不足得吾国圣哲之精神，驱使欧美富强之具，尽取彼长，以辅吾短，世运乃益大昌”，因此要求教师要具备兼综中西的知识素养，和民智、救国救种联系在一起，发挥文化的经世致用功能。

在教学方面，他认为学堂应该从蒙学开始，教师在每一个阶段应该根据儿童的特点来进行教学。1)童蒙阶段：教师要教其识字，“先择童子口中所尝言、心中所已知之事教之”，这些字如天、地等不用解说而明；教授一些需要解说的字，如父、母等；令其学习教训、孝弟等字；学习一些半虚半实的字，如动、静等。童蒙学习了三四千字以后，再授以浅文，如唐人五七言绝句、汉魏乐府、狄考文心算法等。2)小学堂阶段：教师要教授《论语》、《孟子》，此时可以教其“开笔学文，或作小书信寄父母、兄弟、姻亲等”；让学生选读国策中之小品；教授狄考文笔算法。3)中学堂阶段：西师教以粗浅图算、格致等学。中学课程包括左传、礼记、曾国藩所录的通鉴、国朝政治(日本人所编清朝史略)。除了经史之外，教师还要要求学生读诗，“不得以考试不用而废弃之也”。4)大学堂阶段：教师要让学生学习经书、史学，讲授通鉴辑览，“辅以胡文忠读史兵略”；教师要教授国朝政治，选读经世文编、外国历史；坚持要求学生读诗，如五古读二谢、陈、李，七古读黄陆以下诸公等。清末制定“新学制”之前，已经开展了新办学堂的实践，19世纪末酝酿了兴学的热潮。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走在了时代前列。上述内容表明，学校教育分阶段设计，内容广泛，要求具体，虽然中学或旧学内容仍然偏多，但已明显反映西学东渐的影响以及西方科技思想在学校课程中的导入。当然，知识内容的教学就自然地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标准及挑战。

吴汝纶生于一个“以古文名于京师”的家族，处于浓郁的家庭教育氛围，在青年时代就饱读经书，怀有“富贵极于一时，文章传于后世”的人生理想，汉学在他心中自然占据着一席之地。出生于鸦片战争时期，从小亲眼目睹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且家族的声誉，使他能够拥有与洋务派接触的机会，在任职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幕府期间，由于曾、李二人拥有决策权利，得以参与奏疏的撰写。书生周旋于官场，数月后就不免产生了书生的感慨，逐渐对“夷狄之学”产生了兴趣。当时社会上对中学和西学持有一种偏激的态度，但是非常具有先见之明的吴汝纶，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没有采取盲目崇拜或否定的态度，而是坚信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各自的功能，这也是他在莲池书院期间创办学堂的思想基础。

作为桐城派的主要人物，吴汝纶的学问高深，“其学以洁身不为利为本，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渊涵淳泓，浑无涯涣，上与元气者侔，而下与万汇相昭列；自六经诸子百家传记，以逮国朝著述，与夫儒先遗闻绪论、断简零章，无不博求而慎取也”。当外国新学传入之际，他能够“远绍旁搜，好学不倦，实总古今百代之学而集其大成新学旧学得以转相发明”。因此，贺涛在《吴先生墓表》中认为“先生在官，日以课士劝学为事，退而教授，益思作养人才，效用于时。其教人必使博知世变，易旧所守，故从游之士，言论志趣，与世俗异”。由于对中西学问的博求和为人师表，吴汝纶一度成为众多北方学子敬仰的导师，用自己的行为勾勒出合格教师的形象，其心目中的教师素质跃然纸上。

二、论教师的选任与培养

吴汝纶重视教师的作用，并一直致力于教师选任与培养活动。他对教师的重视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分不开的。中国近代是一个教育救国时期，人们大多从教育制度变革来寻找国家的出路，兴办新式学堂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书院与学堂在当时似乎处于此消彼长的局面，而吴汝纶却恰恰将它们相提并论，在主讲莲池书院期间，为了振兴书院而创办莲池讲学院、东西文学堂等，后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他及时赞成书院改革方案，并积极提出兴办学堂的措施，且冷静地看到了兴西学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如经费与师资问题不仅是制约书院的瓶颈，由于经费也影响到了外籍教师的聘任工作，它们同样会对学堂带来直接的制约作用。尽管他常常在为书院和学堂经费问题而奔走呼告，但历史的发展非个人能力所及，经费短缺对于教育事业的现实影响是当时无法解决的。针对教育现实问题，他认为通过多个渠道进行教师培养可以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进而解决书院和学堂办学的经费问题，这样，经世济变的人才会实现振兴国家的理想。吴汝纶不仅注重教师个人的发展，而且将其与国家的盛衰联系了起来。总观他的教育思想，可以看出在教师培养方面提出了以下几方面举措：

1．礼名师

吴汝纶重视教育，更重视名师对学校教育的作用和影响，在深州和冀州任职期间，曾采取措施进行教师整顿。如对义学的教师进行鼓励，根据“先生文学之优劣，以定义学修脯之高下”，这就意味着以经济机制为杠杆，加强教师能力的考评；如果书院的经费充足，就建议在书院聘请名师主讲，因而更能作养人才。因此，在深州、冀州期间，他曾先后聘请荆台的王树楠、武强的贺涛、通州的范当世等为教师，王树楠后来成为《清史稿》总纂，贺涛后来曾像梅曾亮一样以古文享誉文坛，范当世则被称为清代曹子建。除此之外，吴汝纶还访得当地“贤有文者”十余人，每月于书院聚会一次，除商讨本州的兴革大计之外，还研讨有关的学术问题。

2．聘用外籍教师

吴汝纶重视西学，目睹当时社会的险恶政局，认为“欲救世变，必先讲求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淬厉发扬，以备缓急一旦之用”“。但是，当时“西国教师，在沿海尚且难求，在内地万难聘请，若但欲聘请中国人为师，则恐非驴非马，如龟兹王之学汉语矣”Ⅲ，师资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建议要聘用欧美教士为师，针对当时人们对传教士的戒备心理，要求教师传授西文、西语、算数、天文，但是“不学耶稣天主教法，不用礼拜赞美教例”，这是谋求“意深欲中外化尽畛域，故妄拟此策”，表现了一种从容果敢的文化态度。聘请西师是为了学习西学，如果人们只通过译书来了解西学，那么人们不可能了解西学的精深微妙之处。由于甲午海战后，社会形势的转变，日本的影响增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教育改革成为新派人士资谈仿效的对象。吴汝纶心仪聘请东文教习，学生要兼学东文和中文，并在《东文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出：“东学三年、五年可望必成，不似中学之遥遥无期；东师课严，不似中学之或作或辍”，而且学成东文以后“令阅东人所译之西书，即与学西文者无异”。在中国师范教育的近代化建设中，日本教习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这是与吴汝纶的提倡分不开的；而且在各级师范学校任教，尤其是教育学科，大部分都由日本教习担任，他们成为当时教育理论的主要载体，后来的实践证明日本教习在专业教育方面如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方法等方面为清末的教育做了许多工作。

3．出国留学

吴汝纶又提出另一个教师培养的方案，即选择优异之士出国留学，如果“不行此策，学堂绝不能多……不能大有宏益也”。总结日本的教育经验：正是依靠遣送留学生出国深造来培养自己的师资，他认为这是一条很好的教师培养途径。

4．办师范学堂

清末变法及新政改革过程中，改书院，废科举，兴学堂，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也为朝野所关注。书院改为学堂以后，加上新办学堂，出现了学堂林立的盛景，这样一来，师资短缺显得更加严重。面对教育的现实问题，他建议学习日本的经验，先行开办师范学堂，“取成学之士，延外国教习，教之以粗浅图算格致普通之学，盖不过期年旬月。可望速成，成以散之县乡，俾以次为中学、小学之师，庶冀推行渐广，不以求师为难”。省城学堂可聘请外国教习，省级以下学堂可聘请寻常师范学校毕业学生任教。后来在给张百熙的上书中提到，“先开师范学校、仕学院，实为扼要办法。所延服部、岩谷二君，此邦上下，皆贺我得人”“。1902年，吴汝纶去日本进行了教育考察，在考察报告中提到，日本的寻常小学和高等小学的教习均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他认为只有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开办师范学堂，培养自己的教师，才能达到人人接受教育的目的，国家可望变得强大起来。

三、吴汝纶对教师教育的贡献

吴汝纶曾“声播中外，欧美名流皆喜与过从，推为东方一人”，中外人士无不景仰他的为人与学识，甚至在他去世以后，“事闻，朝野恫悼，士大夫坐哭走吊，扼腕湮郁，若疾痛在己身。海东西诸国闻之，皆变色相与言日‘中国自强之机阻矣’”。吴汝纶的离去确实给清末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对教育事业的执著，积极导入新学、参与教育，使他最终成为一名教育政策的重要决策人物。

1．对师范教育的影响

借鉴外域师范教育的经验，建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这是吴汝纶对清末师范教育的最大贡献。他十分重视明治日本的师范教育，在日本期间参观了不少师范学校，并把有关日本近代师范教育的信息输入了中国。他的考察报告为制定《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中关于师范学堂的章程提供了蓝本。1904年颁布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就是在参考了《东游丛录》的基础上，以明治日本师范教育制度为模式而制定的，内容包括：确立涵盖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这样两个层次规范比较完备的师范教育体制；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属中等教育阶段，优级师范学堂属高等教育阶段；设计优级师范学堂须附设中、小学堂，以为学生教学实习之用；规范小学师资培养机构除初级师范学堂外，还可设立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习教员讲习所，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确立了独立的师范教育制度，教师培养开始了专门化、制度化的阶段。有学者认为清末的师范教育虽然不能完全满足新教育对新式师资的需求，但是独立师范教育体制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高效地培养了大量新式教师，成为新教育的支撑力量。

吴汝纶对师范教育的影响不限于当时的教育发展阶段，应该受到人们的后续评价。清末确立了独立的师范教育制度，为后来的师范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以后，中国逐步建立了三级师范教育系统，完善了师范生的免费、服务和保障制度，建立了分区培养基础教育师资和负责基础教育发展的制度，逐步建立了教师资格检定制度等等。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使我国独立建制的师范教育体制逐步完善“。如果说中国新教育的发展是受惠于独立建制的师范教育体制，那么清末独立的师范教育体制应该受惠于它的创建者一吴汝纶，担当此盛名实属当之无隗。公务员之家:

2．对教育学的贡献

吴汝纶通过日本的教育考察和自己的反思，认为教育学是教师进行教学必备的理论基础。他看到当时日本师范学校的学生不但要学习普通学，而且要研习教育学，这样才能担任教师工作，因为教师“必应真知学徒性质，此事甚难，须教师讲求教育学、心理学，乃能体会。又须讲求论理学，凡人思想，多有自相矛盾，论理学是教人遇思想时避去矛盾”。后来，京师大学堂聘请了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等，他们在师范馆坚持讲授教育学课程。教育学课程的学习和传入直接为清末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在清末教师政策中被作为一门学科而正式提出，如在《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的学科程度中，教育学不仅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而且其学科内涵得到了拓展，要求教师先讲授教育史，次讲教育原理，次讲教育法令，最后进行教育实习。因此，人们可以认为中国教育学的起步，首先来自于对日本教育学的学习，尤其是赫尔巴特的教育教学理论对中国的师范教育和教学方法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吴汝纶在教育学课程的引入和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产生、发展、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教育学在中国近代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最初教育学是作为一门师范公共课程而出现，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教育的需求，教育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发展空间。时至今日，教育学在中国已发展成为了若干个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它能够解释教育实践、指导教育实践；它能提升教师的理念，促进教师的发展。总之，教育学对教师教育的发展正好证明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吴汝纶所具备的睿智和先觉奠定了作为中国教育学发展先驱者之一的历史地位，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了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所以包括吴汝纶在内的清末教育家开创了中国近世教育学发展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