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与农村职教意愿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的关键环节。在我国，职业教育是教育中的短板，农村职业教育更是短板中的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通过一系列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发展还是面临着严峻挑战。要建设新农村，除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外，还需要大量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农民群体。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强调农村义务教育，还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解决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和“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能使广大农民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而农村职业教育也只有发挥出自身蕴含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农民的参与意愿才会增强。但是，由于受现实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和积极性受到极大制约。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对农民参与职业教育或素质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宁泽逵、朱宏斌、陈遇春(2004)认为，农户家庭年收入水平、农户家庭主导产业、农户兼业化水平以及农户家庭文化水平等影响农民职业教育需求决策［1］;黎东升、朱良俊、杨舟(2006)研究表明，城郊农民参与就业素质培训的意愿受家庭劳动力人数、土地被征用情况、专业技能培训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张智敏、唐昌海、姚延芹(2007)认为，职校学习是否对职业流动起到明显的作用是影响在读学生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因素［3］;卫龙宝、阮建青(2007)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郊农民参与素质培训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郊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受家庭劳动力人数、土地被征用情况、以前是否接受过素质培训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4］;张锦华、吴方卫(2007)认为，在影响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因素中，家庭的收入状况、家长的职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对每个阶段的教育选择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其他一些因素，如教育支出增加、财政支持的不足则降低了农村家庭选择更高教育水平的意愿［5］;梁英(2010)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有职业技能、文化水平相对低而父母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青年更可能接受继续教育;地区差异也是影响农村青年继续教育的重要因素。［6］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手分析影响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借助了新疆南疆三地州1078份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及相关资料，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调查地点选在新疆南疆三地州的3个县、5个乡、38个村和1个牧民定居点。其中，喀什地区有1个县(叶城县)、3个乡(巴仁乡、加依提勒克乡、依提木孔乡)、23个村;和田地区有1个县(墨玉县)、1个乡(阔依其乡)、12个村;克州有1个县(乌恰县)、1个乡(托云乡)、3个村和1个牧民定居点(玛依喀克)。调查对象是那些具有农村户口、长期在农村居住、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农民。调查人员分为喀什、和田和克州三个小组分别在当地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分别涉及农民个人状况、农民思想观念、农民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课题组在正式调查之前进行了问卷的试调查。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95份，本文最终用于统计的有效问卷为1078份，占回收问卷的98．4%。

(二)样本描述

1.样本统计特征。在所调查的样本农户中，男性占66．2%，女性占33．8%;年龄在16－25岁的占22．6%，在26－35岁的占26．3%，在36－45岁的占20．7%，在46－55岁的占13．6%，在56－65岁的占11．7%，在66岁以上的占5．1%;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的占7．1%，小学文化水平的占46．8%，初中文化水平的占37．8%，高中文化水平的占5．1%，职高、中专、技校毕业的占1．9%，大专文化水平的占0.8%，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0．4%;家庭劳动力数量为1－2人的占59．1%，3－4人的占30．2%，5－6人的占7．8%，7人或以上的占3.0%;家庭年收入小于5000元的占26．8%，5000－10000元的占25.7%，10000－15000元的占19．1%，15000元以上的占28．5%;家庭耕地数量为0－5亩的占39．8%，6－10亩的占17．7%，11－15亩的占18．4%，16亩或以上的占24．0%;家庭成员从业为务农的占62.9%，外出打工的占3．3%，兼业(务农和打工)的占23．5%，做买卖的占6．2%，搞运输的占0．4%，其他的占3．7%。

2.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看法和参与意愿。农户认为农村职业教育“走形式，没有效果”的占8．2%;认为“还行，有一定效果”的占58．4%;认为“满意，效果很好”的占33．4%。在“您或您的子女是否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这一问题上，表示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占95．9%;表示不愿意参与的占4．1%。

三、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以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数量、家庭成员从业状况等特征变量为解释变量，以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为因变量，构建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是用来预测具有两分特点的因变量概率统计方法。在logistic回归中可以直接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本文考察的是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行为，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与不愿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之间，并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回归模型为:log〔P(Y1)P(Y0)〕=b0+b1x1+b2x2+b3x3+b4x4+b5x5+b6x6+b7x7+μ其中，Y1为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Y0为不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b0为常数项，bi是Xi的回归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Y表示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X1表示性别、X2表示文化程度、X3表示年龄、X4表示家庭劳动力数量、X5表示家庭年收入、X6表示家庭耕地数量、X7表示家庭成员从业状况。

(二)预期方向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前述自变量选择状况，本文将可能影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自变量分为以下两类来分析(见表2)。

1.农民的个人特征。这里主要包括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和年龄。从理论上来说，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即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参与意愿越强;而农民的性别和年龄对农村职业教育需求的影响可正可负。

2.农民的家庭特征。这里包括了农民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数量以及家庭成员从业状况四个方面。从理论和经验上来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逐步升级，农民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成员从业状况与其参与意愿成正相关;而农民的家庭耕地数量与其参与意愿成负相关。

(三)结果分析

本文借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回归处理过程中，纳入变量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Backwardstepwise:Wald)，即将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数量、家庭成员从业状况等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得到模型1;然后将Wald值最小的变量剔除，得到模型2;再进行回归，将Wald值最小的变量剔除，得到模型3;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变量都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为止，得到模型5(见表4)。从各种模型的运行结果看，所有模型整体检验(见表3)基本可行，不同的模型估计结果和结论也相似。结果表明，从模型的Wald检验值来看，模型5的显著性明显优于其他模型。因此，本研究计量分析模型以模型5为主。

1.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变量在10%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就越弱。这与本文的预期作用方向相反。幂值进一步说明，家庭劳动力数量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相应减少0．616倍。这是由于南疆三地州农业生产方式依然传统落后，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大，需要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农民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农村职业教育。

2.家庭成员职业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成员职业变量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从事的职业专业性越强，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就越强。这与本文的预期作用方向基本一致。幂值进一步说明，家庭成员从事的职业专业性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相应增加1．262倍。这表明农民所从事的职业专业性、技术性越强，就越能提高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就业竞争力，其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就越高。

3.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变量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就越强。这与本文的预期作用方向基本一致。幂值进一步说明，家庭年收入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相应增加1．610倍。这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民原来的那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观念逐渐得到改变，依靠学习科学技术脱贫致富的意识逐步增强。在收入提高后，农民愿意把钱投资到职业教育中去，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增加自己的收入。从以上分析也可以说明，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决策与他们的家庭特征和经济状况联系比较紧密，家庭劳动力数量、从事的职业以及家庭年收入都影响到他们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耕地数量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影响，在入选的模型5中检验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不能确定这些变量与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但在未入选的模型1中(限于篇幅，模型1略)，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耕地数量未达到10%的显著水平，而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261、0．037、0．099、－0．203，与本文提出的影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预期作用方向基本一致。

四、主要结论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高度聚居地区，具有特殊的民族、经济、社会结构和人文、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意识浓厚，是我国典型的少、边、穷地区。［7］通过以上对南疆三地州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很高。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有95．9%的农民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这说明经过社会舆论的广泛宣传以及政府优惠政策的实施，农民逐渐改变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认识到农村职业教育蕴含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关部门在保持政府相关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同时，也要适应农村形势、顺应农民需求，为农民出台更为合理的、有利的制度与政策，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第二，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完善自身办学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从业状况)及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年收入)上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差异，才能促使农村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农民的需求，促进农村的发展，同时也带动自身的发展。第三，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实力及办学效果需要进一步加强。虽然农民认为农村职业教育“还行，有一定效果”和“满意，效果很好”的比例达91．8%，但认为“走形式，没有效果”和“满意，效果很好”的比例分别为8．2%和33．4%，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较低，持满意态度的比例也不高。这说明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与农民的预期还存在一定的落差，有待进一步改进、提高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