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范文10篇

农民负担范文篇1

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绝不只是减轻农民几十元钱和精简几个基层干部、合并几个乡镇的事情，而是一项触及到上层建筑的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又一次革命，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还要确保基层政权的运转，保证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一项牵涉到县乡机构乃至村机构的调整与改革、需要高度重视的事情。农民负担这个按下的葫芦浮起的瓢，单纯采用剜肉补疮单一式的办法已很难有效地加以解决了，对于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治理措施。

减轻农民负担首先要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农民增收。发展才是硬道理，农民负担应是一个相对概念，发展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就是最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减轻农民负担就是要为群众办更多的实事、办更多的好事，方便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只要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只有如此，农民负担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

减轻农民负担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要变管理为服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服务职能不是减弱了。市场经济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由过去单纯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转向运用经济和法律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间接调控，在市场预测、市场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调控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等方面加强政府职能，为市场机制的形成提供最佳的全方位的服务，以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适应市场，避免农民种啥没商量，“多了砍，少了赶”伤农现象的发生，减少“政府发烧，农民埋单”问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精力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等宏观经济管理上，尽快转变工作职能，规范操作规程，依法行政，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决不插手，将基层干部从一些干不好、干不了，也不须干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上，投入为做到凡是市场能办到的决不代劳，凡是市场失灵的也绝不退缩，适应国际大农业生产的激烈竞争，规避市场运作风险，帮助农民把方方面面的政策搞清楚，把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收集起来，使农民群众比较快地适应市场。在信息、科技等方面给农村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形式主义的行政干预及达标升级检查活动，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化解我国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经营、规模小、缺乏沟通等缺点，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资料，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地精简基层干部、机构就能解决得了的。

减轻农民负担关键在于减少部门利益。所有伸向农民口袋的之手，都戴有“为人民服务”的光环，都可以找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群众形象地称之为：“头税轻（农业税），二税重（三提五统），三税四税（乱收费、乱罚款）是个无底洞。”减轻农民负担，关键是要坚决斩断这些胡乱伸向农民口袋之手，同时还要保障为农服务职能不被弱化。减少部门利益在于减少农村各部门乱收费现象，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一大障碍，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政策办事，否则，教育垄断及乱收费问题必将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强为农服务单位建设。减轻农民负担并不是要消弱为农服务单位职能，目前一些地方农技部门经营投入不足，将农技部门推入市场经济进行断奶，令其自谋生路，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农技服务体系出现网破、人散、线断等问题，反过来阻滞了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负担。

农业说起来重要实际上不要问题仍然严重。如农村资金投入严重不足，金融体制改革后，国家银行资金从农村抽回后，农村资金市场形成真空，农民不得不借高利贷投入农业生产，导致农业投入减少，产出减少，无形中增加了农民负担，同时，农村假冒劣产品泛滥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农村法律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都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减轻农民负担还在于要加要强调查研究，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也亦然。要改变那种考核干部只注重表面成绩的做法，处理好各种指标、任务同干部的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各级领导部门在做好宏观决策的同时，要多深入基层村户，调查研究，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克服“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弊病，严防少数干部为了在任职期内创政绩、表功绩而不顾群众的切实承受能力，大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行为，结果造成一个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农民负担范文篇2

一、首先，对于当今农民来说，感受最直接、最深刻的国家管制是计划生育。国家的计划生育管制措施需要巨大的管制成本。对于国家来说，这种管制成本一般表现在管制机构设置、人力、物力等方面；而对于被管制的农民来说，管制成本则主要表现为计划生育统筹费、以各种名目设立的检查费用等等。在一些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地方政府乱收费的正当工具，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根源。笔者在山东农村做实地调查时看到，当地政府以计划生育检查的名义向农民进行不合理收费，具体情况如下：第一，计划生育工作检查。主要是对村里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每次计划生育检查上面来人很多，如果赶到吃饭的时间，村里还要破费请吃饭。该项检查每年少则10多次，多则20多次。第二，育龄妇女定期检查。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例行检查，一般1年至少要检查4次，每次交检查费5元，一位育龄妇女1年至少要交给计生办20元钱。而且，许多已经做了结扎手术的育龄妇女也不例外。其实这项检查费用是重复收费，因为在每年的“五统”之中，已经包含了计划生育检查费用了。而且，1年之内检查4次也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之所以频繁检查，主要目的还是看准了那笔数目不菲的检查费。计划生育工作不是在执行国家的基本政策，而是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了。第三，怀孕妇女定期检查。凡是符合国家政策的生育，首先必须到镇里的计生办领取生育证，并交纳体检费60元，这样，怀孕妇女在例行体检时就可以不再交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笔早先上交的费用早已被挪为它用，医院根本得不到一分钱。怀孕妇女到医院检查时还是要照常交费，在怀孕期间，一般要做3―5次检查，每次为15元，又是一次重复收费。

其次是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这种管制首先表现在公粮征收问题上。现行的公粮征收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管制，在此管制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粮食。国家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直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的收购政策，即使在粮食收购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对于粮食市场一直保持较强的行政干预。对粮食价格的严加管制，使得粮食难以真正走向市场，农民也就在这种管制中为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长期以来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农村征收制度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据统计，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除去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12986亿元。

同时，按照国家在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政策，当经济运行出现困难时，政府往往通过政策倾斜措施，采取价格、财政、金融等调节手段，优先保证工业发展和城市需求。在这样的宏观调控下，农业一般也要作出一定的牺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大批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对减少。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却为此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根据陆学艺的推算，1996年，大米、小麦、玉米3种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是1．0355元／斤，农民粮食所得为10355亿元。1999年，上述3种农产品价格是0．7075元／斤，农民粮食所得是7075亿元，比1996年减少3284亿元。如果把其他的农产品也粗算在内，1999年与1996年相比，农业收人要减少4000亿元。2000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比起1996年来减少4000亿元以上。从1997到2000的4年中，农民收入减少16000亿元以上，这些是农民在这次国家宏观调控中付出的贡献。

再次，国家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公益性事业。9年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一项高瞻远瞩的决策，但对农村孩子来说，所谓义务教育只是一个梦想。国家法律只规定了农村学龄儿童的这项权利，却没有规定谁来支付这笔办义务教育的经费，政府也没有为这项法律规定提供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必须在教育经费问题上想方设法，最终还得由乡村筹措。在乡镇政府的强制义务教育政策下，农民必须为诸如校舍修建、基本教学设施、教师工资等承担全部费用。一些小学为解决经费严重短缺问题，常常对小学生收取一些不合理的费用。许多农村孩子因无力承担过多的费用而辍学。从这方面来看，在农村地区，所谓9年义务教育也就间接地变成了一项很严重的农民负担。曹锦清在中原地区做社会调查时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央把农村9年制义务教育的重任全部推给乡镇政府，这在工商经济发达的沿海乡村，问题不大。但在内地依然是一个以低效农业为主的地区，工商业极不发达。全乡中小学教师的吃饭问题，就占去一级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光这项负担就把乡政府压得喘不过气来。教师的工资，只是办教育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校舍，教学设备，办公经费等等，都要花钱。这笔钱从哪里来？！就是把乡财政的全部收入都用到教育这块都还不够呢。”上面制定一个法是很容易的，也可以制定得很理想，很好看，但制定法的部门并不出钱。出钱落实的是乡与村，归根结底是农户。一方面叫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又加重农民负担，弄得我们工作很难办。”因此，在现行教育制度下，乡镇政府和农民群众承担了发展农村9年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然而，乡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可见，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全部是由农民负担的。

最后，基层政府的积极行政行为。积极行政一般强调政府应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这种积极行政往往以管制的方式而不是市场化的方式作用于农村，形成所谓“逼民致富”的现象。这与我们现行的政绩考评体制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物质至上、经济至上等观念，考察提拔政府主管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看他的政绩水平。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就大做官样文章，紧盯着GDP不放，层层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顾本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也不考虑市场需求状况，强行上马一些项目。在资金不足或根本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为了在自己的任期内开展项目建设，就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在资金问题上东借西凑，或者以地方群众共同利益的名义强行向农民进行摊派。根据经济规律，一个项目建设从投入到产出到取得效益需要一定的周期，有的周期还比较长。一个地方基层主管干部的任期一般是3年，这些主管干部往往在自己的任期还没有到期就另有高就，他一手上马的这些项目也就处于无人问津的困境。长期一往，在基层，这种政绩至上的做法积累了大量的债务，造成了人为的农民负担。

曹锦清的调查材料在很多地方都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各级地方党政与部门都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名义下，搞‘显示政绩’，大搞各种低效甚至无效的投入。”发展开支膨胀主要是由于乡镇干部想在任期内做出看得见的“政绩”，不顾民力财力，大搞“短平快”的“政绩工程”而造成的。有些开支，乡镇干部不愿控制；有些开支，乡镇干部不能控制，再加上一些干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其结果必然是开支失控。

此外，各级政府为了显示政绩，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往往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人为夸大GDP和农民收入水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笔者在山东农村调查时发现，在向镇政府上报农民收入时，农村的台帐一般不是按照实际的状况计算出来的，而是按照镇里给定的指标和数字推算出来的。现在每年到了上报台帐的时候，镇里会事先下达一个已经确定好的数字，然后要求村里就按照这个数字从上往下推算，把这个数字凑起来就行了。这样的做法对于乡镇政府来说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比较高可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作为多收取税费的根据，因为现行基层税费制度是按照农民的年收入的5％（在实行税费改革的地方是按照8％的税率）收取的，年收入虚报得越高，农民为此上缴的税费就越多。

二、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就必须对基层国家管制行为进行规范，打破政绩至上观念，实现从积极行政到消极行政的根本转变。

第一，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当放松某些领域的国家管制。如在计划生育领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加之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对松动，计划生育工作的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观。在一些地方，农民不再象从前那样强行超生，而是在国家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生育。减轻国家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管制，可以适当减少在这方面所花费的成本，包括人力、物力等，不仅可以适应地方机构精简的改革精神，而且也会相应减轻地方财政的压力。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这种强管制政策的转变，还可以减少国家权力借机向农民乱收费和重复收费的寻租机会，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廉政建设。

第二，国家应及时放松对农业的价格管制，真正使农产品逐步走向市场。中央政府面对新的形势，取消人为制造的剪刀差，并适应WTO的需要，依照国际惯例和国外对农业实行普遍扶持和保护的做法，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看，减轻农民负担的直接措施就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于产业性质的限制，农业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它所具有的增收潜力也是有限的，而且它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也是非常明显的，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对农业实行特殊的扶持和保护政策，确保农业生产者能够获得平均利润。我们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时应该注意到这个国际经验，给予农业以扶持和保护。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农民负担范文篇3

一、农民负担的表现与原因

当前农民负担居高不下，主要表现在：1、以各种形式变相提高规定限额，如一些乡、镇不按《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规定提取比例，有的乡、镇为多收取乡村提留款，虚报上年增收水平，人为提高人均收入指标；2、农民负担费用管理混乱、名目繁多。如有各种优抚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等，以教育费为例，有的乡、镇除向农民收取教育经费外，学校还得向学生收取学费、勤工俭学费、练习册费、辅导费等。3、村提留中非生产性开支过大，公积金名存实亡。比如报刊杂志硬性摊派，招待费过高。4、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有禁不止，比如一些地方农村自订“土政策”，“罚”字开路，以罚代法，以罚代政策，以罚代替工的现象十分严重。

农民负担增高，其主要原因是：

1、法制观念淡薄。在目前涉及农民负担的相关法律、条例、管理办法中是《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对农民来讲，主要有农业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农业法》第十六条规定“农民依法缴纳税款，依法缴纳村集体提留和乡统筹费，依法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农民对超出法律范围的任何收费及摊派都有权拒绝。《农民承担费用的劳务管理条例》更是明确规定农民直接向集体组织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筹费，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

但在农村少数领导干部不懂法，更有甚者“知法犯法”，违反国家规定超标准、超范围向农民征收额外的费用，在广大农民中不知道国家曾对农民负担作过具体规定的更是大有人在，不能、不敢、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给少数胆大妄为者以可乘之机。

2、部门利益的推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还不十分顺畅，条块分割严重，农民头上的“公公、婆婆”多，个别部门或巧立名目，或搭车收费，以谋取私利，也有的为谋求政绩，不顾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盲目地提高农民的负担，不得不通过摊派和超标准的集资来强求达标。农民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的乱摊乱派，难辨真假，虽满腹怨言，却也无可奈何。

3、认识上的误差和工作方针的偏离。一些部门领导对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提高到政治高度来认识，没有摆上党政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在一些地方把减轻农民负担与发展农村经济对立起来。在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思想中形成的观念是：要搞公益事业建设，就得由农民负担，要减轻农民负担，就少搞或不搞公益事业建设。

4、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管理工作难度大、制约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由于领导重视不够，管理人员少，使监督管理力不从心。不当红头文件废而不止，而且一些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费项目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哪些费用该交，哪些费用不该交，农民并不十分清楚，保留和废止的收费项目鱼目混珠。同时对干部政绩的考核存在弊端，一些地方对干部优劣的鉴定和考核，关键看其政绩是否突出。因此，一味追求政绩的积累，不综合考虑农民负担的承受能力，这样的考核制度客观上助长了干部的“短期行为”和“单纯政绩观念”的形成，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重要因素。

5、乡镇政府规范的行政行为和村委会的不合理做法，直接加重农民负担。首先，编外干部过多，不合理的干部建制是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重要症结。有些乡镇机构设置过多，受聘的编外干部占了乡镇干部的很大部分。其次，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缺少监督制约机制，损公肥私，乱支滥用，贪污挪用，公款吃喝现象严重，最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有些地方，各种财务公开上墙制度被取消或形同虚色。集体财产，各种提留，收入是多少，很少向村民公布，各种收费标准群众不知道，只能是村干部要多少给多少，且无发票无收据。

6、农民自我保护机制的缺乏也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原因。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干部的撤换和增选由村民会议决定，村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及时向上级政府反映农民的意见和愿望。但在实际上村干部的任免主要还是由乡政府决定，对村干部的考核，主要由乡镇党和政府掌握，村委员会的工作主要由乡镇党委和政府布置，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下辖的一个准政府组织，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村干部往往考虑的是要对上级领导负责，农民的信息、愿望和要求很难及明准确地传递到高层决策部门。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来自上面的各种摊派束手无策。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一村民委员会职能异化，很难真正把农民的意见、愿望向上级政府反映。二、农民负担存在的负效应和现实危害农民负担的加重具有十分重要的危害。分析其危害。

1、农民经济贫困状况加重。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生活是低水平的，农民经济收入由于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很不稳定，可是农民所承受的负担却是稳定的。个别地方农民负担的增长速度甚至高于农民经济收入的增长速度，从面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使本来就很贫困的农民贫困状况更加重，导致农村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标准较长时间滞留在温饱水平上。

2、党在农村政策的落实受到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发展农村事业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然而，落实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却不令人十分满意。上级党委和政府三令五申，取消农村一切不合理费用，坚决把不合理的农民负担减下来。可事实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步履十分艰难，农民肩上的负担并没有真正减少多少。这一事实使农民对党在农村政策的落实产生一种失望感，削弱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权威。

3、农业的发展后劲受到阻碍。由于农民负担的加重，农民的民收入积累直接受到削弱，这对农业的延伸发展无疑是一个阻碍。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农民的经济收越增加，负担的项目就越多。加之有的农村政策不能完全落实，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发展后劲处在软弱和不足的状态之中。

总之农民负担的增多，数额的加大，农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负担的增长速度，负担的增长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其后果不仅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渐趋下降；扩大再生产能力减弱；制约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且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三、农民负担的法理分析

从法律上看，农民负担问题多为政策调整，法律并没有真正到位，处于内隐缺失的地位。

国家税赋是农民负担的第一块。国家对农民实行的是轻税政策，农民的税负是很轻的，对此农民们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但从法理上分析有几个问题可提出思考，中国财税体制自1994年开始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分税制和新的流转税、所得税制度。税收改革以后，在已有流转税、增值税、所得税这样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税制情况下，仍坚持单独设立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这有可能违反了税收的公平和中性原则，形成一种法定的基于身份不同的“制度性歧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法定的制度性歧视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甚至起到了错误的导向作用。因为，农业税实际上是基于农民的身份而缴纳的税种,这即是说只要你当农民,就必须纳税,这实际上是一种农民税.中国有市民税吗?有干部税吗吗?缺乏最起码的平等地位和法律同等对待的公平制度，其结果只能使农民更加远离法治，这是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的。

农民负担的第二块：是所谓的“三提五统”，即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提留统筹和劳务。作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处。首先，“三提五统”虽然它不叫税，但它具有税收所有的固定性、无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村提留和乡统筹不构成农民的多大负担，但在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各种“三提五统”如所谓的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计划生育费压得农民喘不过去来。

其次，国家机关对农民的收费，这是行政机关以强制性方式无偿取得农民财产所有权的行为，从法理的角度分析，这些具有明显的政府职能性质，它们本应属于政府财政支出的范畴，而不应转嫁由农民交费。这种貌似公正的“三提五统”严格说来，其中不少是重复收费、乱收费，这里可见制度上的混乱。本来不应由农民自费自治的事，却由农民来自费自治，这种制度上的安排，混淆了权能与职责，是我国行政法规不健全的重要表现；其三：根据国务院《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村提留和乡统筹必须控制在农民上一年人均纯收入5％以内，从国家农业部等单位统计的农民统筹看，农村提留的费用没有超出5％的限额，约在4.8％-4.9％之间，可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极不平衡，有些地区低于5％，但另在另外一些地区则大大突破5％限制。实际上，许多地方都突破了5％限额。在调查中有的村干部很坦率的告诉我们，由于村集体经济几乎是零，村里的费用、开支都由农民负担，若真正按农民上一年纯收入5％的比例提留，那么提的费用可能连发村干部的工资、补贴都不够。既要保证乡村统筹、提留，又要保证村里的各种开支，又不能突破5％限制，那就只好在上一年纯收入这个底数上作文章，对于“上一年人均纯收入”这个数字的统计，各地都有自己的方法，不论使用哪一种，最后都通过提高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来增加提留、统筹的数额，结果显然是是农民负担的加重。另外，农民负担5％“一刀切”的规定，忽视了农村贫富差距的事实，使收入水平不同的农民承受相同数额的人均负担，这也可能起到了劫贫济富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加重了低收入农民的负担，甚至不断引发一些恶性事件发生。

农民负担的第三块，是地方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在法定税赋和“三提五统”之外巧立名目强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费用、罚款和集资款。这是农民最不满意的收费内容，而且通常这种收费的额度是比较高的，一般称为乱收费、乱摊派。取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说“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从中央到地方直至村镇集体组织和街道居委会，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学会、行业协会等，几乎都有收费行为，名目之多，总额之大，已到了惊人的地步”

在农村，政府职能部门，以服务为名，行收费之实，也就是“部门出点子，政府出面子，农民出票子”，采取所谓“上面拔一点，财政拿一点，农民筹一点”的办法。这种“政府行为”，实际上是旧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在作怪，这种制度安排使政府职能过于膨胀，使政府过多介入本不应介入的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领域。

最近，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针对近几年一些地方以加强管理和服务等为名对进城农民巧立名目乱收费现象，国家计委会同财政部发出《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规定，对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征收的包括暂住费、暂住（流动）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在内的多种收费将一律取消。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这仅仅是解决了这些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财产权--免受政府不适当的行政收费行为侵害的问题。而除此之外，进城农民还有许许多多的权利需要保护。例如，他们的人格权，他们在劳动法上的种种权利，他们的子女的受教育权，等等仍有待解决。

我们认为乡村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代表着国家的权威，它所具备的行政权威容易为乡村政权索取各种利益提供体制条件，如果法律不能防止作为国家政权基础的乡村政权的超界行为，如果法律缺乏有效制衡乡村行政权的制约机制，如果一切越界的“政府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抵制与纠偏，乡村政权就不仅不能成为构建农村新秩序的资源，反而会衍生出农村的内部分散，导致公权力与私权利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加剧农民与政府的冲突，导致法律在农村的运作前景衰微。

可能有人会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农民仍未能举起自我保护的大旗，有效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陈之迈先生在《中国政府》中曾指出：“特别是在法治精神尚未十分发达的今日，讲求实际尤为必需，因为法令与事实是不一定相符的，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事实。”中国农民是最讲实际的，由于传统小农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通常对自己视野范围内的事物、社会关系形成一种十分“精明”的自利性认识，在保护自己方面应当说比城里人发达得多、计较得多。但农民通过自己的理性计算和对政治权威的天生恐惧，在制度性歧视下，面对各种费用，不得不选择上缴这一行为，除非在矛盾非常激化的时候，某些农民才会采取一定的“非理智”行为，抵制收费。所以在法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当农民在有意识或下意识中领悟到法律具有某些内隐缺失时，往往使农民以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进行行为选择，农民更多的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运用法律来实现自己义务与权利的平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问题，或者说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博弈问题，博弈双方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博弈的结果。乡村政府是高度组织起来的，有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乃至暴力资源；而农民是分散的，各种条件决定了农民内部形成统一的意见极不容易，农民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很难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制衡和压力。

可见在农民负担中，我们要看到法律的内隐缺失。法治实践中的制度性歧视，缺乏平等、契约精神，以及政治权威的滥用，都需要我们作认真的反思，中国农民是有经济理性的农民，切不可以“智慧”学者的眼光去看待农民，学会站在农民的角度看待法律，解决法律的供给与需求矛盾，可能是我们农村法治建设中的真正关键。

四、减轻农民负担的对策

减轻农民负担是稳定农业基础地位的根本大计。农业基础地位能否不断得到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能否调动起来，而确保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级政府能否通过行政行为，切实、持久地把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减下去。曾经指出：“减轻还是加重农民负担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增强还是丧失农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问题。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提到共产党的宗旨和农村政权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农村是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群众的巨大牺牲，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一贯宗旨。中国80％的人口都在农村，与农民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说我们就失去了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我们的立国之本就会动摇，我们的事业就很可能葬送。”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1、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目前，对于农民负担问作出具体规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民承担费用的劳务管理条例》、《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等法规条例，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全面地学习，以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对农民群众也应进行普法教育，让农民明白依法纳税及缴纳一定的提留、统筹，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务，是一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是发展公共事业的需要，任何超标准的收费、摊派，农民都有权拒绝，应该让农民学会动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规范政府行为是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出路。首先，要坚决清除干部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从根本上把住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的随意出台。规范政府行为，一方面要纠正考核干部只重政绩，不重法纪，不重政策的倾向；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集资摊派和统计数字上的弄虚作假。其次，把解决农民负担同行政机构改革结合起来，改革机构、转变职能、精简人员。

3、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制，加强监督管理。一方面要靠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另一方面更要靠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监督。农村收费管理工作必须从上到下统一政令，依法收费，全面推行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农民负担卡制度、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和财务公开制度，让农民及时了解为什么要交费，要交多少，合不合法，从而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干群关系。

农民负担范文篇4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强化，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也由重点“治重”、“治乱”转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有效防止反弹的新阶段。但是，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仍然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干部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思想，放松了对农民负担的监管；有的地方巧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以及各种集资、摊派现象有所抬头；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征地和安置补偿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为切实做好当前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不断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澄清和消除各种模糊认识及盲目乐观情绪，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强化监管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标本兼治。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治本工作力度，逐步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又要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控制农民负担增加。二是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中，既要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项目出资出劳，把国家投入与农民投工投劳有机结合，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又要防止超越农民承受能力，违背农民意愿，加重农民负担。三是坚持推进基层民主。通过逐步规范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强化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四是坚持预防与查处相结合。要加强教育，着力构筑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思想和工作防线，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二、进一步明确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重点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继续坚持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适时调整监督管理工作范围。当前，要重点做好五方面的监管工作：一是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二是加强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村集体收费的监管。对农民反应强烈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排渍收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实行重点监管。同时，要将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承包土地、“册外地”、草地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费纳入监管范围。三是强化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监管。要纠正违背农民意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和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防止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变成加重农民负担的新口子。同时，加强对筹集的资金、劳务和专项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四是开展对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的监管，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五是做好对农民补贴补偿和对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的监管，并将农民反应强烈的征地补偿等涉及农民权益的问题纳入监管范围。

三、认真落实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四项制度”

各地要进一步落实和健全涉农税收、价格及收费“公示制”，适时更新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除在乡镇政府所在地统一公示外，涉农收费单位要在收费现场进行公示。认真落实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对实行免学杂费的地区，除按“一费制”规定的额度收取课本费、作业本费和寄宿学生住宿费外，学校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其他费用；对享受免费提供教科书的学生，不再收取课本费。乡镇、村级组织和农村中小学校公费订阅报刊要严格执行“限额制”，坚持自愿订阅原则，严禁摊派发行。继续深入贯彻执行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坚持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进行通报，进一步完善预防和处置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有效机制。

四、重点治理农民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深入开展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建房、农村土地、殡葬、计划生育等方面乱收费、乱罚款的专项治理。农村中小学校向学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盈利原则，不得强制服务和强制收费，不得向学生收费统一购买教学辅导材料和学具，不得要求学生统一购买校服、卧具。严禁向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收取土地承包费。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抓好农民普遍反应强烈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问题的专项治理。继续选择农民负担重的县（市、区）进行综合治理，实行检查、处理、整改全程监督。

五、严格规范村级组织收费

开展对村级组织乱收费行为的专项治理，严禁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税费，违反规定的要坚决纠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开展工作的，要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严禁将部门或单位经费的缺口转嫁给村级组织。建立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村级组织运转资金补助力度，确保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确保五保户供养、村干部报酬和村级办公经费等方面的支出。村级补助资金要专款专用，确定到县、控制到乡、落实到村，防止“跑冒滴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进行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必须量力而行，不准向村级组织摊派、集资或强制要求村级配套。严禁村级组织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严禁用押金、违约金、罚款等不合法方式来约束村民、管理村务。

六、健全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形式的村民民主议事机制

各地要认真总结经验，按照群众急需、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议事程序、范围和标准，逐步建立以政府补助资金为引导、筹补结合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新机制，引导农民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在推进“一事一议”中，各地要积极探索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新途径。所议事项要符合大多数农民的需要，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议事过程要坚持民主程序，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实施过程和结果要让群众全程参与监督，筹资筹劳的使用情况要透明公开。强化财政投入与农民投入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以奖代补、项目补助等办法给予支持，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出劳。

七、完善农民负担日常监督管理机制

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卡、项目审核与监测等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与农村土地承包、农村集体财务和农村审计等管理紧密结合，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强化农民负担信访管理，畅通涉及农民负担的信访渠道，建立健全信访受理、督办、处理和反馈制度，做到受理及时、督办得力、处理到位。强化农民负担检查，实行综合检查与专项检查、检查与回访、明察与暗访、检查与处理相结合，不断提高检查效果。强化对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重点查处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截留平调挪用农民的各种补贴补偿款以及其他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事）件。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制定对涉及农民负担的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办法。

农民负担范文篇5

依照党风廉政建设分工责任制的要求，遵照县委发31号文件精神。局具体牵头承办全县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一年来，县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依靠群众、协调各方、健全制度、加强监管等措施，收到明显效果。全县农民人均负担由年的45元降至今年的42元，全县减负237万元。今年接待和处置农民负担案件2起，4批次，50多人次。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上访量继续下降，农民群众的满意度继续上升，全年无特大和恶性事件发生。现将今年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

实行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度和“一票否决”制，全面推行农业税收和涉农价格、收费的公示制”进一步明确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责任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氛围。

二实行分工负责。

将县涉农收费的部门（教委、计生委、电力公司、林业局、土房局、畜牧中心、民政局、农业局、农办、水电局、交通局等）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并建立相关的工作责任制。同时，要求各涉农收费部门严格按减负政策执行。今年月，对全县涉农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通过清理未发现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三开展政策宣传。

以农业“四五”普法和“科技赶场”为契机，组织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和中央、市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宣传活动，印发有关宣传资料8500多份，接受群众咨询600多人次。通过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增强农民群众的维权意识，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

四完善配套制度。

严格依照《农村村级范围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筹集，一是强化“一事一议”制度。村集体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和劳务。通过严格的控制，有效防止了有事乱议”加重农民负担和“有事难议”影响集体生产公益事业的现象发生。二是实行村社财务“双代管”制度。三是进一步完善财务公开制度，真实全面地反映村社财务收支状况、反映群众关心的具体问题，接受群众监督。四是认真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乡镇农经部门具体负责农民负担监督卡的规范填发工作。五是落实“一费制”今年秋季开始，全县中小学全部实行“一费制”收费。

五及时处置农民来信来访。

共接受农民信访案（事）件2起，4批次，50多人数。今年月，农民反映该镇公路筹资问题，立即向县里作了反映，县里及时组织了几家部门联合进行查处，较好地处理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农民负担来信来访案件有新的动向。

由以前反映负担问题向农村税改政策不落实、村社财务不清和土地承包纠纷方面转变；

二是面向农民的教育收费仍需进一步规范；

存在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现象。一定水平上阻碍了集体公益事业的发展。三是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执行难。

三、明年工作打算

及时处置农村的难点、热点问题。深感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任重道远。明年的工作中，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巩固效果。

二是开展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工作。

争取县纪委、县纠风办、和有关涉农收费部门的支持。审计的重点是农民普遍反映的农民建房和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和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对查出的案（事）件，将依照上级有关政策和文件精神予以处置。

三是认真清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

严格依照国办发50号文件中“四个一律取消”规定执行。

年以来出台的专门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项目一律取消；1农村的各种集资、摊派以及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项目一律取消。四个一律取消”即：2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未经中央和省两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律取消；3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未经国务院及其财政部门会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政府性基金项目一律取消；3除国家法律和法规规定之外。

四是继续全面落实农民负担各项制度。

要在认真落实农民负担预决算、监督卡、统一票据、财务公开、专项审计等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这些制度的监管作用。

农民负担范文篇6

一、农民负担监管工作制度执行情况：今年以来乡党委、政府领导高度农民负担监管工作，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李庆奎同志为第一组长，乡长张发品同志为组长，副乡长陈谷刚同志为副组长，吸收财政、农办、司法、民政、土地等部门领导参加乡农民负担的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并应发了《乡2012年农民负担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义政【2012】8号文件，要求各村、乡直有关单位抓好落实，明确了涉农收费部门的责任，建立健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涉农收费部门的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联络联系制度，工作报告制度，与此同时，乡里成立了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负责农民负担日常监管工作，并明确每年开展农民负担检查2次。

二、中央和省市各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乡财政对村级的专项补助资金拨付和使用规范；粮食补贴、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政策落实完全到位，无截留、挪用和克扣，无代领、抵扣各类集资款和其他款项情况；农村低保、库区移民、倒房重建、对象等都符合条件，程序规范。

三、涉农收费政策落实情况。涉农收费“公示制”、村级报刊订阅“限额制”落实到位；没有向村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取任何费用；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路建设、计划生育、农民建房、治安户籍管理、婚姻登记、农村法律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农机监理等方面的收费都严格按政策执行。

四、一事一议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1、村民筹资筹劳符合规定的原则、范围、对象、程序和标准；2、坚持群众自愿，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有真实记录、村民或村民代表真实签字、筹资凭据齐全、规范、完整，实行了档案化管理；3、坚持了公开透明原则，公开公示制度落实到位；4、“一事一议”资金收缴、管理及使用符合财务规定，奖补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进行了及时、规范，不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现象。

农民负担范文篇7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农民，是指户籍为农业户口的公民。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农民负担是指农民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和依照第一条所列法律、法规应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以及依照法定程序批准的费用。除此以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民有权拒绝、举报。

第五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乡人民政府负责本乡（镇）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日常监督管理由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

第六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罚款、设立基金、募捐、摊派等情况进行检查。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协助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贯彻实施本办法。

第七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

（二）检查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

（三）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

（四）审议村提留、乡（镇）统筹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提取、管理和使用情况；

（五）检查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各种基金、发放的牌照、证件、簿册、组织农民参加保险、服务性收费等社会负担项目的合法性；

（六）受理有关农民负担问题的举报和申诉；

（七）调查处理有关农民负担的案件；

（八）建议撤销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和项目。

第八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内容：

（一）本市所辖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项目是否合法；

（二）农民个人每年直接缴纳的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的总额，是否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其中乡（镇）统筹费是否超过总额的二分之一；

（三）村提留、乡（镇）统筹费实行统算统收、定项限额、预决算审批、定期公布、农民负担明白卡等制度的实行情况；乡（镇）统筹费由乡（镇）农经站一本帐统收统支，村提留由乡（镇）农经站监督管理专款专用的执行情况；

（四）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五）涉及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设立基金、发放牌照、证件、簿册、发行有价证券、报刊书籍、组织农民参加保险是否符合《*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六）农用水费、农村电费是否符合《*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七）对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罚款或没收财物，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八）国家工作人员在农村执行公务所需经费有无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摊派；

（九）在乡（镇）建立机构配备人员，所需经费有无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摊派；

（十）企、事业单位面向农村服务性收费是否合法；

（十一）惠农政策是否落实；

（十二）其它应予监督的事项。

第九条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国家统计局批准、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和计算方法统计的数字为依据。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对村提留、乡（镇）统筹费的提取、使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第十条县（市）、区须在每年五月底前将上年度农民负担的决算情况、本年度预算方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查备案。

第十一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受理下列案件：

（一）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直接检查发现的；

（二）群众举报、申诉的；

（三）上级主管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交办的；

（四）新闻单位披露、经查证属实的；

（五）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移送和下一级有关部门上报的；

（六）违法单位或个人自查自报的；

（七）依法应予复议的；

（八）其他应当受理的。

第十二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受理案件，按《*市行政执法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使用的执法文书，由*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制作。

第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后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退回多收资金或财物，对其单位处以非法所得款额一倍的处罚；对主要负责人员和直接责任者处以二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提请监察机关或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预算方案未按《*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规定》规定的程序通过，即向农民收取村提留或乡（镇）统筹费的；

（二）擅自扩大乡（镇）统筹费提取比例的；

（三）擅自扩大农民劳务负担或强制农民以资代劳的；

（四）向农民收取的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

（五）在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内另立项目或扩大使用范围的。

第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后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退回多收资金或财物，赔偿损失，并处以非法所得款额二倍的处罚；对主要责任人员和直接责任者处以三百元至六百元的罚款，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提请监察机关或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和计算方法，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二）强迫农民接收有偿服务，加重农民负担的；

（三）违反自愿原则，向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募捐或要求赞助的；

（四）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摊派在乡（镇）设立机构或者配备人员所需费用的；

（五）擅自增加农产品定购任务或克扣、截留粮、棉、油预购定金和平价供应农用物资的；

（六）未经合法程序批准擅自向农民收取牌照、证件工本费的；

（七）擅自提高农用水费、农村电费标准及加收其他费用的；

（八）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向农民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的；

（九）在收购农产品时压级压价或擅自代扣其他款项的；

（十）对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超范围、超标准收税的；

（十一）未经法定程序批准，在农村集资、设立基金的。

第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的，由行政监察机关处理；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侮辱、威胁、殴打依法执行职务人员的；

（二）对抵制、检举、控告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三）贪污、盗窃、挪用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的；

（四）因非法加重农民负担而酿成恶性事件的；

农民负担范文篇8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1号）和市委二届七次全委会精神，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更加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市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通知如下：

一、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

我市从今年起全部免征农业税及附加，这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决策。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扎实做好全部免征农业税的有关工作；要严格执行政策，除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欠税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征收农业税及附加，确保全部免征农业税这一深得民心的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要按照“制止新债、摸清底数、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解”的原则，认真做好乡村债务清理工作；要深入研究解决农村税费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快配套改革步伐，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二、切实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进一步做好涉农税收、价格、收费“公示制”工作。切实加大农村教育乱收费治理力度，认真落实农村中小学收费“一费制”，严格执行市里核定的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收费标准；进一步规范农村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管理，严禁任何形式的乱摊派和乱收费。严格执行农村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明确实施范围，公布限额标准，加大查处力度，严禁任何单位和组织违反规定强迫基层组织超标准、超范围订阅报刊。进一步落实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事）件和违规违纪行为，对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和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必须严格按规定期限上报并及时查处。对隐瞒不报、查处不力，致使案情恶化甚至引发严重事件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责任。

三、进一步强化涉农收费的监督管理

虽然我市已全部免征农业税及附加，但是对农民负担反弹的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防止乱摊派、乱收费等农民负担从其他“口子”中又冒出来。要严格执行有关取消、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降低收费标准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做好对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和公示内容的审核、监督工作，防止以经营服务性收费为名变相加重农民负担。加强对涉农物资价格的监管，深入开展农村灌溉用水、用电等涉农价格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专项治理。加快推进农业供水价格改革，将农业供水价格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围，推行从定价到农户的终端水价制度，彻底杜绝中间环节乱加价和搭车收费行为。继续清理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

四、健全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重要措施。要认真总结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经验，进一步规范“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议事程序、议事范围及审批程序，不断完善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制度。严禁任何单位和组织借“一事一议”的名义进行收费，对超出规定范围向农民筹资筹劳、下达筹资筹劳任务、平调使用筹集的资金和劳务、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要加强监督、认真清理、严肃查处。要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和村级补助资金的使用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平调，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

五、深入开展全市“三无乡镇”创建活动

去年以来，我市开展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创“三无乡镇”（无农民负担恶性案件、无群体性事件、无大规模集访事件和到京上访事件）活动试点，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减轻农民负担长效机制的建立，维护了社会稳定。各地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推行范围，促进全市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三无乡镇”创建活动步入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轨道，推动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更大实效，确保全市不出现因农民负担问题而发生恶性案（事）件和群（集）访事件。

六、加大对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工作力度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要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工作范围，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实效。要认真组织开展好农民负担专项检查工作，进一步改进检查方式，把明察与暗访结合起来，把检查与处理结合起来。对农民负担问题较多的地区要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对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要进行重点督查督办。要高度重视并扎实做好涉及农民负担问题的信访调处工作，严格执行农民负担问题信访责任追究制度，对农民反映的有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受理，不得推诿。对农民反映的问题能解决而长期不解决并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严肃查处。

农民负担范文篇9

一、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分析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减轻农民负担研究中的最核心问题之一。所谓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无偿向社会提供的各种资金、产品、劳务等各种资源的总和，表现为一定的实物或货币支出。从表面上看，农民直接与乡镇政府发生联系，农民的负担过重直接体现为乡镇政府乱收费、乱摊派，侵犯了农民合法权益这种扭曲的政府行为上。因此，流行意见都是把农村税外收费视为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从深层原因看，并非如此，农民负担过重，是由于我国现存的“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因此，单纯地治理乱收费和规范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不能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关键在于解决“体制性障碍”问题。同志在距党代会召开还有数月之际，于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格局。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公开表明，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农村的“体制性障碍”这个根本问题。农村的“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可以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方面分析。

1、政治体制性障碍。

政治体制性障碍表现为农村基层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和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

第一，农村基层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政治权力是通过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等的作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如果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作用过度，就构成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或过度侵蚀。在中国农村，之所以存在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监督机制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权力没有或只具有弱保护功能，或者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保护，需付出高昂的费用。正是由于双方力量的不对称，使政治权力得以过度侵蚀经济权力。

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如制度、机构等不规范，也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因素。乡村组织制度没有完全理顺；县乡机构臃肿，该设的机构没有设起来，该撤的机构撤不下去，人浮于事；法律不健全，执法不力；国家的有关政策不合理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民负担过重。

第二，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缺乏保障的问题。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是位居社会的低层，始终处于被欺凌和被损害的境地，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没有完全彻底改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缩小和消除所谓的城乡差别，但由于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投资结构中倾向城市，农村投资远远不够；金融服务方面，对城市投资多，对农村微不足道，使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在某些方面反而有进一步加大之势。并且，农民没有自己的群众团体或组织，因而不能形成与地方政府制衡的有效压力。国家没有一部专门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农民也就没有武器来抵制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他们常常孤立无援，上告无门，甚至陷入悲惨的境地。

2、经济体制性障碍

经济体制性障碍是农民负担过重的直接性原因。

第一，财政体制。县乡财政普遍实行分灶吃饭，乡镇支出实行包干。这种体制使一些乡镇有限的税源不能满足费用支出不断增长的需要。县上与财政支出过大的乡镇搞财政分灶吃饭，等于把应该由县上背负的财政包袱甩给了乡镇。这对于那些经济发展缓慢和财政长期困难的乡镇来说苦不堪言。乡镇既要按分配的财经任务上交县财政，又要保证乡财政负担的这一块人的吃饭（除乡镇干部工资外，教师工资支出一般都在70%左右），自然会加重农民负担。

第二，城乡二元税制。即以城市现代工商税制为一元，以农村传统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另一元的新的城乡二元税制格局。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工商税进行了以国有企业利改税、利税分流为核心的多次改革，特别是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终于使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税制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税制，基本上解决了城市工商业积累率过高的问题，理顺了政府与工商企业以及政府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与此相适应，政府对农村征收制度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仍然坚持对农业单独设税的制度。农民负担过重，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不平等上。当前，平等税负似乎已经成为公认的税收负担原则，但城乡二元税制结构的存在，使城乡居民税负水平被置于两个不同的参照系中。人们谈论税负平等时，或是指城市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税负平等，或是指农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税负平等，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对比，从而掩盖了城乡居民税负不平等的真象。实际上，城乡二元税制结构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的巨大反差，使农民承担着远远重于城市居民的税负。

第三，城乡分配体制。农民负担过重，反映出政府、企业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出现了问题。农民负担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企业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从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农民负担过重，主要反映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失衡。这4年里，国家的公务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资，而物价没有上涨。比较起来，农民的收入增长不快，个别地方还在下降，更为严峻的是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年递减。绝大多数地方的所谓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干部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份额过小，这可以从国民收入分配宏观视角上证明。改革后，政府改变了过去高积累的分配政策，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城乡居民倾斜。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已经占国民收入的60%以上。有数据显示，除1992年外，其他年份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其总收入比重都不足50%，而占全国人口不足30%的城市居民占有了总收入的51%以上。因此，从国民收入宏观分配的角度看，当前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实质就是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中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农民所占的份额过少。

二、从体制改革着手，减轻农民负担

1、建立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机制。

第一，强化农村基层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功能。

村一级的管理体制应主要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督小组、村民代表大会。党支部的监督应主要体现在全村工作与中共中央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是否保持一致，这是最根本的，还要向村民代表大会提交方案并全面监督全村工作。村委会负责日常事务和具体执行。村监督小组的职能在于全面监督村委会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费用的收支。监督小组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其成员不能再担任村内其他职务。监督小组要定期召开检查会议，定期向同级党支部、村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党委汇报工作情况。

在乡镇一级设立监督委员会，其产生的办法是由乡镇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应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农民应占有一定比例。其职能是全面监督乡镇政府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经费的收支。监督委员会应定期召开有关检查监督会议，定期向同级人大、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汇报有关情况。

第二，恢复农会和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

恢复农会。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没能形成与地方政府制衡的有效压力，难以抵制非农集团的侵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发达国家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和农业轻税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这些国家的“农会”或“农场联合会”在国会中加大压力的结果。而在我国，农民虽然是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但并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缺乏表达自身意见的正常渠道，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因而减轻农民负担，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恢复全国性的农会组织。恢复全国性农会组织，意味着在农村社会权威结构中，构建了农民自身的权威基础，可以使分散孤立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减轻在农民内部形成统一意见的交易成本，增强他们制约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的力量。

通过制定和颁布《农民权益保护法》，对农民利益实行特殊的保护。《农民权益保护法》可以明确具体地规定农民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保护农民权利的义务。规定农民具有人身权、财产权、人格尊严权、税费知情权、依法缴纳权、争议抗辩权、行政复议权和诉讼权。农民有权对征收行为提出异议，在征收机关对异议做出明确的说明和农民认同之前，农民可暂不缴纳；农民有权对征收机关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法院必须依法受理和判决损害农民权益的案件。各级政府必须确认、尊重保护农民的这些权益。政府在征收税费时不得因征收税费纠纷而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侵犯农民的财产，损害农民的人格尊严；政府在征收税费时必须公布有关的法律法规，农民只应依法履行缴纳义务，不得要求农民承担法外义务。有了完全的法律，农民就可以自己或通过农会来依法抵制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逐步消除经济体制性障碍。

第一，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向城乡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合理确定乡镇的收入和支配体系，保证乡镇财政供给人员工资、机构运转经费。特别是要按照科学的标准核定乡镇财政的支出数额，保证乡镇财政内资金的拔付，彻底消除乡镇政府制度外收费的根源。这就要求：国家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改革支出管理制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向城乡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确定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优化地方税结构，以保证乡镇政府实现其职能与农村公共事业的资金来源。省、市（州）对于乡镇因改革收入的减少，除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来减少财政开支外，要给予财政转移支付补助。县（市、区）也要安排一定的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乡镇的正常运转。乡镇要强化财政预算约束，必须以收定支，不能以支定收，健全乡镇国库，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

第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增加农民收入。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沟通城乡社会经济，建立统一的工农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通过工农商品、劳动力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这种市场化的过程修正工农产品的不合理比价，逐步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这既是提高农民收入，调整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关系的根本出路，也是平衡城乡居民之间负担的根本措施。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增加农民收入，首先要废除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允许农村人口自由流动，使农民由常年性的外出劳工转变成稳定型移民。其次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要发展小城镇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发展大中城市的建设。通过大中城市的承载能力和辐射功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以这类产业的扩张增加进城农民的就业数量。

第三，统一城乡税制，调节收入分配。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措施。但是，当前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坚持城乡二元税制前提下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坚持城乡二元税制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它既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也不符合法制原则。继续实行传统的税制，不可能改变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对减轻农民负担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统一城乡税制，就是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和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同时废除村堤留、义务工,将种田的农户视同个体工商户，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由此，来调节政府、企业以及城市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废除专门针对农民的各种税费后，村级公共事业所需资金由村民大会自行决定，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提留最高标准，控制提取的数额不得超标，不对村民自治范围内的分配问题横加干涉。统一城乡税制，减轻农民负担，可以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通过对绝大多数小农户依法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以减轻农民负担。绝大多数农户在统一城乡税制初期，经营收入达不到增值税的起征点，纯收入也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之内可以免税。第二步，在农业经济发展到农民收入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80%左右，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城乡居民基本平等格局时，农民再依法纳税。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农民负担范文篇10

1.农民合理负担呈下降趋势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1990―1994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5％。同期负担年均增长15.4％，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长；1995－1998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1％（未扣除价格因素），同期负担的年均增长6.4％，负担增幅低于收入4.7个百分点，负担呈相对减轻趋势。1998年农民负担出现回落，连续多年的扩张势头得到初步抑制，比上年减少了1.2％。若按农民负担管理条例规定的口径计算，1998年农民人均税后负担为68.77元，比上年减少1.73元，减少了2.5％。

2.农民不合理负担越来越重

农民合理负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则越来越沉重。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1991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17.7亿元，各种罚款23.1亿元，集资摊派41亿元，其他社会负担38.1亿元。上述各项合计，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但是地方调查结果表明，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大大超过农业部的统计结果。有关数据表明，不合理负担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5％的警戒线。

二、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

1.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经历了四个明显的不同阶段：1978—1984年农民纯收入从改革前的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7.7％。1985—1988年是农民收入继续缓慢增长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98元增加到53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为5.0％。1988—1991年是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停滞徘徊的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02元增加到709元，名义上增长率为17.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9年农民人均收入比上一年实际下降了1.6％，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实际纯收入的首次下降，出现了负增长。1990和1991年虽有好转，但3年平均实际增长0.3％。1992年至今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恢复增长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84元增加到2090元，增加了1.7倍，年均增长率为21.7％，实际增长率5.4％，恢复到缓慢增长时期的水平。总的看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滞缓，而农民人均负担率却逐渐提高。

2.机构膨胀，人员不断增加。机构的膨胀，反过来增加农民的负担，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3.农村教育费用负担过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主要压在乡村两级政府上。《中国经济导报》全国农村住房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主要是学杂费增加较多，人均增加额占该项支出的73％，对低收入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增幅更加突出。许多地方农民在交“三提五统”（内含教育费统筹）之外，还要交人均数十元的教育费附加。

4.巧立名目乱收费。有些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为了谋求个人的政治前途，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甚至肆意践踏国家法律。要维护机构的“运转”，满足腐败官员的挥霍，一些地方的农民就像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以农民利益为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增加农民的收入，目前最现实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二是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在目前市场状况下，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显然不现实。那么只能走第二条路，帮助农民减轻负担，降低种田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2.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减轻农民负担的硬招，就是精简机构，精干队伍，实行“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体制。如果把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大大压缩，不仅便于工作，而且能够真正减轻农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