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职业教育改革启示

一、陶行知的乡村实业教育思想

1．实业教育之目的———“以生利为主义”

陶行知认为好的教育应是“生利”教育，不好的教育是“不生利”教育，是“消费”的教育。他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指出，“消费”的教育有很多弊端:“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1］发展生利教育，“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教人生利，使人掌握生利的本领，“要叫荒山成林，教瘠地长五谷，要叫农民自主，自治，自卫。”［2］陶行知毕生倡导“生利之教育”，并把“生利”当做职业教育的宗旨。1918年，在《教育与职业》杂志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系统阐述了“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思想。它指出职业教育应有其自身特点，“职业作用之所在，即职业教育主义之所在”，“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什么叫做“生利主义”?他认为生利有两种，“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具，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事。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3］其利群思想是为自己生利，为社会生利，为国家生利，为民族生利，把个人、集体和社会、民族的利益相结合，培养出有“生利”能力的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出有利于社会与人群的物质财富，培养出服务于社会与人群的技术人才。“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4］这就是整个职业教育的宗旨与目的之所在。

2．实业教育之课程———课程设置“模块化”

陶行知认为，所谓生利主义课程，应以一事之始终为一课，由易到难，从简到繁，一课一课地学完，为“毕课”。“定课程者必使每课为一生利单位，俾学生毕一课，即生一利，毕百课则百利，方无愧于职业之课程。”［5］他认为职业课程既然以生利为主，则不得不按事施教，就是要尽力能教与多种生产生活技能，如学产桑，每年生利之期三个月，如不教以别种生产技能，其余时间只能闲居坐食，所以，“职业课程配置，须以充分生利为标准，事只可附相当之业则年无度月，月无度日，日无度时”，“此之谓充分之生利，根据此旨以联络各课是为充分生利之课程。”［6］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一事之始终为一课”，“每一课为一生利单位”，充分体现了现代课程观的模块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职业课程设置仍有重要意义。另外，立德树人是实业教育课程设置的灵魂，“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7］国家“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人下人”。先生所说的“真人”、“人中人”，即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这种精神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推己及人的恕道和大公无私的容量，也是人中人的最重要精神。［8］由此可见，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真人”、“人中人”就等于良好的精神品质加上良好的心理和道德素质再加上强健的身体，即是他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最终目的———“全人教育”。

3．实业教育之师资配置———“经验，学术，教法合一”

先生认为生利教育之乡村职业师资，“自必以能生利之人为限”。因为“天下未有无生利经验之人而能教人生利者”，“故职业教育之第一要素，即在生利之经验。无生利之经验则以书生教书生，虽冒职业教师之名，非无所谓职业教师也”。［9］仅有生利的经验还不够，还需要生利之学识，因为“无学识以为经验之根本指导，则势必故步自封，不求进取”，“故职业教育之第二要素，是为生利之学识”。此外，还应该“熟悉学者之心理，教材之性质，使所教所学泱洽生利之方法，而奏事半功倍之效”，故职业教师之第三要素，为生利之教授法。三者之中陶行知先生认为生利经验是根本，“如无经验，则教授法无由精密，纵学术高尚，断不能教学生之生利。既不能教人生利，则失职业教育之本旨矣。是故经验，学术，教法三者皆为职业教师所必备之三要素，然则三者之中，经验尤为根本焉。”［10］他对职业教育师资素质的分析正好敲中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师资的老大难问题，可谓是一语中的，数十年前的理念至今仍觉得新鲜，不得不认真学习。

4．实业教育之学生观———“发抒内力以应群需”，“最适之生利才能兴味”

先生认为实业教育即技能教育，但实业教育不能仅仅是使学生得一技之长，还要启发“兴味”。“吾国实业教育之所以鲜有实效，其学生择业之法之不当，亦其一因也……所谓最适者有二，一曰才能，一曰兴味……才能兴味皆最高，此业为最适，则才能足以成大事”;先生认为，“学生最适之生利才能兴味，则学之事备”，乡村学校的培养对象是农民，农民通过学才能成才，“学之事备”的标志是“兴味”。倘若他们对所学专业和课程不感兴趣，没有迫切的求知欲望，学习只能是味同嚼蜡，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时要把启发人的内力与“群需”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拥有良好素质的劳动者，“兴味足以乐业，将见学当其兴，用当其学，群与我皆无穷之益矣。”［11］

5．实业教育之办学体制———“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办成开放的学校”

“中国的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各干各的……教育没有农业，便是空洞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学校与乡村社会打成一片，办成开放的学校，教育的活力就会增强，诸如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等都可大大增强。”［12］另外，“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农业推广就有了中心大本营，必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先生力图主张，学校要与乡村社会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的活力，提高教育的效率。对于教育经费筹措渠道，先生指出，除国家拨款，个人捐资外，永久之计，在生产上下功夫，提倡学校办工厂做工或开荒种地，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教育经费，更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先生的乡村实业教育思想是全面考虑当时中国国情与区域实际的教育思想，它“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新的、也是活的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深化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实践借鉴价值。

二、陶行知乡村实业教育思想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1．坚持正确的发展导向，充分为农民“生利”服务

现行的农民职业教育，重理论轻实操演练，重服务轻效益，重帮扶轻生产，教育目标与农村社会生产、农民生活相脱节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培养出来的所谓“技能人才”、“技术能手”大多不能独立“搞生产、会经营”，无法“生利”，难以满足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需求。为此，农民职业教育必须转变发展导向，更新观念，务实重利，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陶行知先生的“生利主义”与立德树人办学导向为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诊治之方:首先，农民职业教育必须紧紧扣住农村当地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科学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技术类人才和劳动者培养的质量、种类、数量的需求，辩证施治。其次，完善农村职校专业门类、改革现有的专业课程结构，根据农村经济与农民发展实际需求制定系统、灵活、新颖的培训方案，确保当下就能看到“生利”效果。再次，“生利主义”的教育目标还要求培养“懂生产、会经营、肯创新”的新型农民，不仅教生产技能、经营方法，还应传授创新理念，让他们在习得“一技之长”之余，更成为自负盈亏、不断创新的独立实体，实现角色的真正转变。最后，“生利”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上，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尤其是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将越来越决定农民能否适应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潮流;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还要求新型农民具有较多的法律知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学法、懂法、守法、护法的现代农民。

2．创新课程体系，构建新型农民职业教育课程模式

农民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动力不足，资金短缺，缺乏完善与更新机制，一直为制约课程创新的老大难问题。课程目标不规范，结构凌乱，应用性和实用性不足，轻操作演练，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的学习热情，未能发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之所在。陶行知乡村实业教育课程设置“模块化”思想和“全人教育”理念，启发我们建构农民职业教育课程“四模块”结构，即通用课程、专业技能课程、道德教育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共同构筑起现代农民的基本素质基石。所谓通用课程，指各种公修课程，包括普通文化基础课程，工具课(计算机操作、文本写作、计量统计等)，以及通用技能和关键能力，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专业技能课程对应农村现有产业结构与行业类型，专门服务于农民“生利”，使他们习得一技之长。可采用“项目式教学”或“任务单教学”，应尤为重视“做中学”、“学中做”这种广大农民乐于接受的课程教学方法。道德教育课程，也称人格教育课程，源于对陶行知“生利以利群”思想，这种课程的实施可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其一，经常举办各层次村社文艺活动，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提高农民道德水平。其二，道德人格教育的常态化。把农民德育的目标渗透到教育教学、社会实践实习操作的每个环节，用“公民”素养武装他们，在细微处见影响、见精神。其三，身心健康和谐。新型的农民应该是会劳逸结合，懂作息，善健体的人。一方面要注重开设健体课程，促进饮食卫生保健，另一方面更要以坚强的意志、乐观的心态、创新的精神要求他们，使他们真正步入现代社会的主流。任意选修课程，包括专业任选课和公共任选课，它是根据农民需求和和谐农村发展需要而设置的一类为农民安居、幸福、发展服务的课程，如生态、健康、烹饪、缝纫、建筑、饮食、安全、性教育等。

3．优化“三农”教师结构，完善教师良性流动机制

农民职业教育教师整体专业水平偏低，来源单一，合格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技术技能型教师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陶行知“以经验为重，经验，学术，教法合一”的要求，启示我们必须大力调整职教师资结构，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为此，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突破:第一，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的重视与投入力度，提高教师待遇与社会地位，对现有的职业教师队伍结构进行调整、改善，大力扩充实践实训、技术技能类教师的规模，加强专业理论课教师的“农民性”、“农村性”和“农业性”，整体服务于农民的发展。第二，鼓励和支持农村职业学校实行灵活、多元的教师任用制度，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进行设岗用人，积极聘请企业中“懂农业”、“爱农村”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到学校任教，建立学校教师在田间地头、厂房车间实地教学的制度。第三，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活动，重点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新型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研究工作，构建“以农村和谐为宗旨，以农业开发为本位，以农民幸福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提高其教学水平。第四，建立学校与农村，教师与农民到学校和企业的开放流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教师锻炼并提高自己的教学实践能力，也可使农民习得更为宽厚的专业理论知识，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互利双赢。

4．树立现代农民观，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的“小农”、“农本位”、“守农”思想已基本瓦解，现代的农民是观念思想开放、视野开阔的农民，是接受新观念，勤于奉献的农民，也是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农民。唯一的遗憾在于他们农业知识、产业技能、经营管理能力的不足，无形隔开了与“新型农民”的距离。陶行知先生一再强调乡村实业教育当以农民为中心，学校当以农民为本。因此，职业学校教师必须树立现代农民观———以农民幸福为本，以农业发展为根。第一，积极吸收农民参加当地职业教育改革的决策与计划的实施过程，使农村职业教育改革队伍由现在的专家、学校、行政部门三结合变为四结合。第二，在课程的编制与使用过程中，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让他们真正参与具体的课程内容编制之中，依据他们的个体需要开设急需的、有用的或发展的课程。第三，在课程计划与教学上，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与学习积极性，鼓励他们自由研讨、“自己教自己”或分享学习。第四，要改变传统的把农民看做没文化、地位低的观念，建立民主平等，自由活泼，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

5．校农合作，产教结合，走开放式农民职业教育办学之路

农民职业教育改革之所以缺乏活力，竞争力不强，特色优势不明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机制不健全。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学校的教学并未与实际的生产生活真正结合起来，表面上校企合作，产教结合搞得轰轰烈烈，但真正能够保持长远交流与长期合作的少之又少。另外，资金投入单一、校办产业停滞不前等也是重要因素。陶行知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不运用社会力量办学的教育，是无能的教育”，主张学校工厂做工，开荒种地。农民职业教育改革也必须从改革办学体制寻求突破:其一，学校的决策管理、教育教学、科研、评价须与当地农业发展融为一体，以学校的技术技能促进农业的发展，以农业的产业资源推进学校的技术进步。这种合作模式是双赢的，学校借此可形成巨大的产业优势与特色，农民也藉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其二，可建立农业教学工厂或实训基地。这里的教学工厂亦可借助相关“三农”企业或公司，提升农业技能与经营管理水平。这种模式下农民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既习得了职业技能，又带来了报酬，这需要学校具有强硬的办学实力与资金支持，实际推行较为困难。其三，产教结合。就是鼓励学校开办经营“三农性”校办产业，进行企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就业，推进学校办学体制变革。其四，农科教结合。《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早就指出，“进一步推进农科教结合，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切实转变到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来”。这种模式是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科技、职业教育结合起来，根据农村地方实际，引进先进农业科技，挖掘产业项目，编写项目教材或材料，依据农民个体需要灵活教学，把对农民的技术技能教育与产业开发协调起来，互相促进，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者：王伟华陈丽君工作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