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

摘要：参与不足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其实质是作为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主体性的塑造与强化，是当前拓展居民参与深度和广度的基础，其关键在于增强居民的行动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下，意识培育、民主协商、互动协作、技术创新等要素通过有效整合，可以构建较为完善的增能机制。在政府、社区、社团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复合性互动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开发专业技术、完善组织网络及实化自治权利，是促成居民主体性“复位”和彰显从而推进社区参与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参与；主体性；增能

党的报告提出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为社会微观治理单元的社区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广大居民是推动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的核心力量，居民参与则是政府、社会、社区和社团等多元主体互动共治的实践基础和重要方式。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离不开依法而有序、持续而深入的居民参与。当前，各级政府和学界普遍认识到，如何有效地建构居民主体性意识和角色，从而激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社区治理绩效提升的关键性环节。

一、主体性缺失与社区参与的缺位

社区参与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被视为社区发展的动力，也被认为是社区治理的手段与目的［1］，关系着社区整体的治理绩效和水平。从广义的角度看，社区参与的各种主体既包括社区居民，也包括相关政府部门、社区组织、社会团体、驻社区单位等，各主体“有效地介入到与其利益相关的社区公共事务中，在有关社区建设的决策、管理和监督过程中能够及时获得相关信息，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2］。聚焦到社区居民这一群体，作为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一，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力量，是社区参与主体中的关键［3］。在社区辖区内，无论哪些组织开展或者参与哪些活动，根本上都依赖于居民的参与。缺少参与环节，政府政策的落实、社区和社团的各项服务难以“落地”，居民各种权利和利益乃至于作为微观生活共同体的“活力”也难以得到完全的彰显。客观上看，居民参与作为社区治理的动力、手段与目的，整体发展态势不容乐观，突出体现在形式多而实质性参与较少，特定群体活跃而整体参与不足等。将这些问题置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下来看，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高位推动实践探索所对应的是，学界对居民参与的重新审视和思考，主要基于政府权力与制度［4］、国家与社会关系［5-6］、社区运行机制［7-8］等维度展开。其中，有的从政府角度分析政府权力与居民参与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权力的运行会导致居民参与机制不健全；有的认为国家制度设置下的政策导向使居民参与缺乏有利条件；有的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出发，运用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等理论，分析居民的社区意识和社区情感等对居民参与的重要影响；还有的认为社区内部运行机制存在畸形现象，使居民的“主人翁意识”逐渐淡化，从而导致居民参与的不足。这些不同角度的研究呈现出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社区参与的缺位，源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而主体性缺失的后果，是社区参与的动力和持续性的弱化。这样，居民的主体性缺失与社区参与的缺位就构成一个封闭而连续往复的角色—行动过程，制约社区治理的整体进程。而居民主体性，亦成为切入和撬动社区参与的重要突破点。对于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出“所有关系的存在，都是为‘我’而存在的”［9］的抽象界定。“主体是关系的本原，是关系的承担者；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发动者、推动者和承担者；是交往关系的发起者、承担者”［10］。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集合和主导者，与社会共同成长和发展，并根据外部各环境因素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意识和定位，使之与社会处于相适应的状态，并保持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通过个体的完善，增强对社会的影响力，实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发展。人的主体性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形成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在互动中得以建立与运用。“人的这一主体性也逐渐体现为人的自觉能动性，通过这种能动性，个人对自我和他人的行动目的、意义、方式等环节进行预设和规划。这种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对社会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从抽象的人具体到社区居民这一层面，他们作为微观社会网络的主体，是生活共同体生活的承担者，是个体与社区关系建构和维护的行动者。居民的主体性，在这一关系中，可以理解为主动发起、构建、承担与维护其与社区之间关系的一切自觉能动的意识、角色和行动过程。无疑，居民主体性的角色缺失与社区参与的行动缺位，构成循环往复的闭环，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社区治理的效能。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正是居民发挥助管能动性的表现。要实现诸如广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的民主决策、有效执行和有力监督等政府和社会共同期待的图景，其主体性发挥是关键［11］。社区公共话题的讨论和公共活动的开展等，居民主体性的确立、扩展与呈现，需要具备支撑居民参与行为得以进行的能力［12］，即居民在社区网络中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公共活动所需的民主协商能力、协作合作能力、资源开发能力、技术运用能力等。基于此，以行动能力的提升为基础和切入点，推动居民主体性建构和强化，加强与社区网络之间的互动关联，为打破主体性缺失与参与缺位的封闭运作形态，改善社区参与和社区治理的品质，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和路径，也构成本文讨论的主干思路。

二、增能：居民主体性建构的行动工具

“增能”一词，是由英文“Empowerment”一词在当下中国情景下的适切翻译。它强调增强社会主体确定和达到既定目标所需要的各种能力，激发其潜在的优势和要素，使他们能完成行动过程并实现目标。“Empowerment”也被翻译为“赋权”，但二者的含义有所不同，赋权是以权力为中心，为个体或团体达到目标赋予一定权力或资源。在社区语境中，增能与赋权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赋权是增能的途径，增能是赋权的目的”。增能所关注的焦点是居民参与能力从无到有或从弱到强的变化过程，强调居民自身优势和能量的积累与发挥，实现积极的自觉能动过程，而非外界的给予与赠送［13］，这与居民主体性强调的个体主动性、能动性等不谋而合。首次把“增能”运用到社会工作领域的是美国著名学者所罗门（BarbareSolomon），他强调社会工作者针对服务对象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过程，“目的在于减少群体成员因负面的评价而形成的无力感，通过处理问题中的特殊障碍，改变受到负面评价的团体的界定，使团体内的成员重新界定和认识该团体，并重拾自信与自尊”［14］。“增能”理论注重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在团体互动的方式激发其自主性，克服国家行为与个体行动两极化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缺陷，较为吻合国家、社会与个体等三者合作共同发展的要求，也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增能”作为一种理论工具，被广泛运用到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其理论意蕴在于，能力不足的居民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使居民获得能力是社会工作介入的目标，而增能是社会工作介入的途径，往往从个体、人际关系、社会等三个层面分析和展开［8］。一方面，需要居民通过自身学习和成长，使自己获得和提高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所需要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需要社区关系网络发挥载体作用，主要强调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平台，形成社区伙伴关系网络，从而使居民主体在互动中增强合作与协商等能力。此外，社会资源的注入和支持，意味着居民有机会参与对这些资源的平等分配和充分使用，意味着居民有机会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利用来影响社区发展，其主体性和能动性在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得以凸显和发挥。居民主体性，表现为居民发挥能力并参与社区治理的自觉能动过程，以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作为基础条件和支撑。这种能力，“是能够影响、感化和改变他人的能力，是为了自己或共同的利益对影响自身生活空间的力量施加影响力的能力”［13］。参与管理、决策及监督社区公共事务，不但需要较强的参与意识，而且民主协商、互助协作、技术运用等实践能力也是实现有效参与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能力不足与居民主体性的发挥密切相关，“居民主体性发挥经常被游离于体制外，甚至会被作为影响和谐社区建设的不安定因素而排斥”［15］，这意味着除了政府赋权、社会资源的支持和社区网络的建造以外，还要充分发挥作为决定性要素的居民主体性的作用和影响，这就需要不断积累、增进居民掌握获得和分配资源、讨论和制定规则、执行和监督社区事务等方面的主体行动能力。把居民个体主体性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区发展的整体变迁中来考察，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居民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取代单位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居民的“原子化”既是社区困境的重要动因，也是社区治理直面的现实问题。在这一微观场域中，居民从“原子化”走向“组织化”的变化过程，正是通过参与能力的提升来发挥居民主体性效力和效能的过程。为此，增能对于居民个体进步和社区治理具有双重意义和价值。社区治理需要相应的主体能力作为支撑，意味着建构与发挥居民主体性的关键在于增强居民参与能力。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公共问题的协商和解决等具体实践，增能作为建构居民主体性的行动工具，从理论探讨走向居民参与的现实实践，其能动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推动社区从“单位化”走向“网络化”的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过程。

三、居民主体参与的增能机制

居民主体增能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内在关联，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居民参与能力的增强较为有效地促进居民参与。平等参与组织、管理社区共同事务与解决共同问题等方面能力的强化，不仅包括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占有，还强调居民个体的参与效能感的提升［13］。在资源、网络和主体之间，意识培育、民主协商、互动协作、技术创新等要素通过有效的整合，形成较为完善的增能机制。（一）意识培育与参与行动的催生。参与意识来源于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对自治权利的认知，是“社区是居民的”理念得以践行的基础，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以及营造社区网络环境的要件。由于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意识的普遍缺乏，因此造成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无感”［16］。重要原因在于基层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大包大揽”，以及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发育的缺陷。为引导和塑造居民的参与意识，各地开展不同形态的实践探索。坪山新区从过去的“为民做主”转向“由民做主”，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推进“民生微实事”，由居委会进行政策宣传与引导，社区居民自主遴选符合实际需求的民生项目，在项目筛选与决策中增强社区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在以激发居民主动性、促进居民自治为目标的湖北省公益创投大赛，由政府主导发起，通过赋权居民、下放资源［17］，为居民培育并践行参与意识提供了高层级的平台。这些对于居民参与意识的培育的地方实践，呈现出政府主导与居委会引导相结合的特点。在政府层面，简政放权不仅是政府行政改革的重点，还是培育居民参与意识、催生参与行动的切入点［18］。政府向社区和居民下放权力，推动自治权回归社区、回归居民，使居民的主体地位不再流于形式，是促进居民对社区治理“有感”的基础［19］。居委会则利用口口相传、居民大会、互联网、公告栏等方式对居民自治权、社区公共事务等信息进行公开与宣传，引导居民了解、重视并发挥社区自治权［20］，为培育居民参与意识进而催生积极行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氛围。（二）民主协商与参与能力的提升。意识的培育与激发，为居民参与行动的催生提供了基础，但居民参与从意识走向行动还需要参与能力的支撑［21］。民主协商作为居民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是社区治理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民主协商能力是居民的参与能力之一，是居民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能量需求，也是居民增能这一系统工程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要素［22］，需要政府、社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对此，黄石市胜利社区通过组织居民召开居民议事会，共同制定了“我爱我楼”自治公约。与此同时，深圳市福田区也以居民议事会为平台，通过“点菜”方式，达成项目实施公约。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湖北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均以会议形式，组织居民共同决策社区公共事务，达成社区公约。各地民主协商实践通过增强居民协商能力，把民主理念融入居民参与过程。民主协商能力的增强不是居民个体的独立行为过程，而是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得以实现［16］。社区公约作为非正式制度，是增强居民民主协商能力的途径和主要表现方式，由社区精英或干部召开居民议事会，在协商中得以产生［23］，具有内在的公共约束力和责任效力。公约意味着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中，通过协商方式共同进行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是居民通过民主方式共同协商的结果，受到居民心理上的认可、行为上的遵守，既是居民协商能力得以增强的途径，也是居民民主协商能力得以运用的体现。（三）协作互动与参与组织的内造。作为社会个体存在的居民，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处于微型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以互动的方式实现人际交往［24］。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关系网的载体是居民开展社区公共活动的平台，也是增强居民互动协作能力、促进组织内造的重要场域。深圳南布社区“巧手妈妈互助工艺坊”社会组织，由社区妇女组成，定期开展手工制作、文艺演出等集体活动，旨在加强居民间交流，增强互动协作能力，促进个体成长与组织发展。湖北省每年开展公益创投活动，使居民在公益项目的运作实践过程中，增强彼此间的关系，在互动中提升协作互助能力［17］。而居民的个体成长促进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团队建设，共同推动参与组织的内造与发展。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社区社会组织由有共同兴趣爱好、利益需求的居民组织起来，采取统一行动，形成致力于共同目标的“微团体”。“组织化”是解决居民“原子化”的有效途径，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载体，旨在建设活力社区、提高社区幸福指数，属于自治型组织，是居民通过增强组织协作能力、提高参与效能的合力平台［25］58-53。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共同组成的团体，而非独立的个体，其学习、吸收综合技能的能力往往高于个体［6］。组织成员在团体互动中进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协作，有利于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满足了社区社会组织内造与完善的发展需求。（四）技术创新与参与效能的提升。居民对专业治理技术的掌握、运用与创新是当前推动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居民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推动力，影响居民的参与效能［25］58-65。目前，我国多地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引进专业社工团体入驻社区，为居民开展专业治理技术培训［26］。宜昌市社区服务中心组建专业社工技能指导队伍，采取契合居民需求的培训与帮扶对策，解决了公益创投项目运行的专业技术所需。湖北、山东等多地开展“开放空间会议+”这一系统治理技术体系培训，使居民掌握“开放空间会议+需求表达”“开放空间会议+民主协商”“开放空间会议+资源链接”等具体治理技术［27］，在专业技术的引领下提升居民参与的效能。专业治理技术的创新与运用是社区治理乃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是居民行使社区自治权的能力需求，是提升居民自主调控社区公共事务能力的工具和途径。在专业化的团队和社工的指导下，通过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技术流程，引导居民共同讨论和制定社区发展规划，改进公共决策的质量，提高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效率。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更为有效地激活居民参与效能。居民对相关专业技术的运用与创新，提高其参与公共活动的效率，推进社区公益项目的运行。这意味着技术推动下居民主体性得到建构与发挥，体现了技术运用对于居民参与效能的正面效应。居民参与意识的激发，民主协商、互动协作及技术创新等参与能力的增强，催生了居民参与行动，推动了组织内造与参与效能的提升。由此增强了广大居民对社区的整体认知、认同、适应及调控能力。参与不再拘泥于社区建设的某个方面或领域，这也是居民主体性的本质所在［28］。居民参与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居民能动性在社区治理中的充分发挥，凭借协商能力、合作能力及技术创新能力的运用，对自身主体和社区整体产生积极的影响，实现自我完善和社区发展，也不断契合社区治理对于居民主体性建构和发挥更高层面的要求。

四、居民主体性建构的增能路径

新时代迈向现代化的社区治理，更多地依赖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居民从“缺位”到“归位”。“增能”的理论与现实逻辑在于：居民参与能力不足导致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无感”，正是这种“无感”与能力缺失的交互作用，促使居民主体性缺失。因此，重构居民主体性，促进居民参与，迫切需要增能居民。而增能是政府、社会、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合作的复合性过程，构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在居民主体性的建构与发挥中推动社区参与。（一）简政放权，优化资源配置。政府简政放权既是政府行政改革的内容，也是社区治理的需要。政府还权于社区，社区还权于居民，最终促成社区居民“权力”的回归。“权力”往往以社区公益项目和公共事务为依托，简政放权的实质是突出居民的主体性地位，把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主导权还给社区自治组织，又通过居民小组、院落、楼栋等，最终下放到居民。居民对“权力”的运用，真正反映了主体性的参与本质，是居民个体成长、社区不断发展与政府行政改革等三者之间相融的契合点。公共资源是助推社区发展的重要“燃料”，是居民主体性塑造和社区参与的客观基础。政府应完善公共资源的分配机制，在资源控制权和使用权下放的同时，确保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其在社区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一些地方指导社区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专项基金”，引导居民合理利用公共资源，保障公共资源的效用，避免因居民滥用资源而导致公共服务效能低下的现象。居民参与各类社区民生项目和公益活动的开展，在对公共资源的利用中推动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二）开发技术，提供专业服务。社区治理专业技术是提升居民参与能力的关键点，是居民主体性建构的重要需求［29］，不仅包括具体的流程性技术，还包括对治理活动的整体评估与调控技术。流程性技术旨在规范社区活动或项目的每个环节，使居民掌握专业方法处理社区公共事务；评估与调控技术则旨在强调居民对社区治理整体活动的把握与掌控，使居民具备及时发现社区建设的整体性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的能力。不同层次的技术适用于不同的场域，需要专业社会团体根据社区居民的需求和社区事务的要求，制订层次性培训计划，对居民进行相关专业治理技术的传授与训练。社会对居民治理技术的培训，主要通过专业团体得以开展。相关专业社会组织与政府、社区建立互动协作的共同发展机制，以增强居民参与能力、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目标，分派专业社工入驻社区，引导居民运用专业方法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社工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居民进行专业治理技术培训。一般可采取讲授、座谈会、阅读相关书籍等方式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在实践层面往往以社区民生项目和公益活动为依托，指导居民运用专业技巧和方法在参与行动中发挥自觉能动性。专业技能的掌握与运用促进了居民参与，使居民在项目运作实践中建构主体性，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三）完善网络，发展社区组织。“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中的信任关系、规范及网络，是居民合作的信任基础，社会资本的具体呈现包括互助、信任、共享、参与以及关系网络”［15］，其存量与发挥影响着居民的参与效能。居民在关系网络中形成的社区归属感、集体感、荣誉感，蕴含居民对社区的认同与感知［8］。社区要注重对“微团体”的能力建设，开展社区公益活动，为居民之间的人际交往及良性互动搭建平台，营造社区文化氛围，促使社区社会资本在居民的互动互助中得以培育。通过社区社会资本的重建，优化社区人文关怀环境，使居民的主体性得到激发与建构，增强居民参与的可能性。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培养居民参与能力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主体［8］。社区社会组织不仅是居民建立起来的组织实体，还是居民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一种过程，“即通过居民自愿参与，自主协商，交流沟通，消解冲突，增进信任，取得共识，合作行动实现主动增能的过程”［25］135，这一过程是居民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行动体现。社区要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开展公益项目所需能力的培训，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加强团队内部人员队伍、规章制度建设，为居民发挥自觉能动性、建构主体性提供良好的载体。（四）强化意识，践行自治权利。自治权是居民自我管理与决策社区公共事务的权利。权利的履行过程既是民主参与的过程、能力增强的过程，又是发挥居民主体性的过程［16］。激发居民权利意识是居民参与能力增强的重要路径。居民主体增能的核心在于建构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中的主体性，通过培育居民权利意识，激发权利观念，提升主体能力，促进居民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权利意识是实现居民主体增能的重要要素，主要包括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等。因此在居民主体性建构的增能路径中，居民要注重权利意识的培育，提升权利行使效能。居民权利意识的增强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推进，但本质上是外部推动下居民自身对权利这一内涵的消化、吸收与运用。对居民自治权的界定是居民增强权利意识、行使自治权的前提，明确居民对治理社区的具体权利内容与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居民行使自治权需要以具体的社区事务为依托，参与社区项目运作、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等均是居民行使权利的表现。因此，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开展符合居民共同利益的民生项目，促进居民自治权的行使，进而在权利运用过程中不断增强居民参与能力。简言之，“增能”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工具，已被广泛运用于社区治理领域，对居民主体的“增能”是解决居民主体性缺失的可行路径。建构居民主体性，关键在于通过政府、社会、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增强居民主体参与能力，激发居民参与意识。居民增能作为社区增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促进社区参与的必要基础和条件，也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和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作者:袁方成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