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构造区别与人文资源分布

【内容提要】福山的经济文化观是他“社会信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从国家、社会间在经济组织方式、企业管理特点上的差异入手，向上追溯了它的文化成因，向下指出了对于国家在新时期进行世界性经济政治竞争的影响。考虑到靠国家推行“社会工程”本身的弊端，一个国家的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福山的观点虽有很多可商榷之处，但它确实能推动我们进一步去反思我们的现代化战略取向。

【关键词】福山/经济文化/国家/经济结构/人文资源

【正文】

福山(FrancisFukuyama),日裔美国人。他早些年曾以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而名燥一时，1995年又出版了新作《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创造》。在《信任》一书中，福山以一种跨文化的视野深入探讨了各国经济政治差异的文化根源问题。他所提出的经济文化观是其“社会信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从社会在建立成员间信任关系问题上的文化特征差异这个因素出发，解释不同社会所具有的不同工业结构，以及由这种工业结构差异而导致的不同经济文化现象。福山明确得出的结论是：一国、一地区的文化特征和传统将决定他们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命运。

一、国家差别，工业结构与社会信任

福山为了构建自己解释世界经济政治结构的新框架，强调了国家或地区间在工业结构以及组织、管理企业方式上的差别，并认为这可能是当前“了解全球经济地理的最好方法”。（注：参见拙译：《社会资本与全球经济》，（福山）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5期。）

按这一标准，国家或地区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型：德国、日本、美国这类社会为一类；而法国、意大利、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这类社会为另一类。第一类社会在它们工业化初期就很快适应了科层化、职业化管理的大公司这种形式，并在这个基础上涌现出象西门子、丰田、福特、摩托罗拉这类巨无霸公司。这类社会往往利用大公司的优势，集中力量开发那些资本密集，生产程序复杂，要求规模经济和广泛供应销售网络的工业部门，比如汽车、航空、半导体等工业。而在后一类社会中，私营企业大多是以家庭所有、家庭管理的小型企业为主。这些社会在使大型私营企业实行制度化管理方面似乎有着明显的、难以克服的障碍。正是由于这个特点，这类社会往往从事开发象服装、机械工具和家具这类要求灵活性、创造性和决策速度的工业部门，往往更擅长组织劳动密集型活动。

人们常认为，当今各国在世界工业结构中所占位置的差异主要和发展程度有关。科层化、职业化管理的超级大公司是企业发展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而家庭型小企业则是工业化的初级形式。然而，福山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经济结构上的这种差异与发展程度无关，而和社会建立相互间信任关系时拥有“社会资本”丰厚程度有直接关联。福山这里提到的“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据认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柯勒曼(J.Coleman)最早提出的。它是指“既定社会成员在形成新集体和新社团时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人文资源总成”。（注：参见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10页。）福山认为，这种“人文资源”，不仅仅限于制度层面的法、契约、权利这类东西，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和作为社会“非理性习惯”的“道德共同体意识”，或“不成文的伦理规则”等密切相关。正是这后者与制度层面上的规范相辅相成，在深层次上规范了人们的交往行为，从而构成人们建立信任关系，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的有效基础。（注：参见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325页。）一个社会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程度，决定了该社会中信任关系建立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交往的成本，从而影响到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大凡拥有丰厚“社会资本”的社会便是高信任社会。这类社会往往具有很强烈的社会合作意识和公益精神，拥有较高密度的互助性社会团体，较早地发展出一套团体内部沟通的社交艺术。福山指出，美国和日本是这方面的典型。

和高信任社会相对应的是低信任社会。在低信任社会中，由于“社会资本”的相对缺乏，人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成本很高，相互间在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和风险。作为一种补偿，这类社会往往利用家庭血缘关系这种自发形式的社会资本，作为加固信任关系的基础。这就逐步形成一种家庭、家族本位主义文化，并使社会经济组织活动也带上了某种家庭、家族的色彩。这方面的例子福山举了好几个，其中包括有意大利、法国和中国。在谈及中国时，他讲：“在中国，家庭关系压倒其他所有社会的责任。在家庭部内或家族内部具有很高信任度的同时，非亲非故人们间的信任关系却很难达成”。（注：参见拙译：《社会资本与全球经济》，（福山）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5期。）在这种社会中，私营企业在引进独立的职业化经营管理者方面存在着强烈的文化抵制。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很少拥有象日本那样的科层化、职业化管理的大企业。福山指出，即使象香港李嘉诚、包玉刚那样的企业家，也在自己企业的高层实行家族管理。亲戚关系在这类财团中，依然是压倒性的。

除了上述两类社会外，一个社会还可能既没有强有力的家庭、家族关系，也没有亲戚之外的强大社团。换言之，即全面缺乏社会资本。福山指出，意大利南部农村、美国城市内部的黑人社会、俄国的农村、撒南非洲城市这些社会都具有这种特征。这种原子化社会很难为社会经济组织活动提供沃土，它往往既没有大型组织，也没有家庭企业。福山认为，这些社会中所涌现出的黑手党这类黑社会组织，也许是人类向往社交普遍冲动的一种扭曲了的表现形式。（注：参见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100-102页。）

通过这样的分析，福山想使我们看到：国家间工业结构上的差异所反映的，正是不同社会在“社会资本”、社会信任方面的差异。

二、低信任度社会的困境

工业经济组织结构的小型化和家庭化，是低信任社会经济结构上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是否会阻碍这些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呢？福山鉴于当代经济发展的经验，对此作了否定性回答。他指出，今天的发展潮流已经转向，不再是越大越好。相反，很多人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小的才是好的”。小型企业、家庭企业尽管在资本、技术、实力方面不如大企业，但它能在灵活性、决策速度和减少官僚主义方面得到补偿。从近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意大利和华人社会的一些小企业在适应变化快速、高度分散的消费市场方面，似乎比日本或德国的大公司更快捷、更成功。福山由此指出，工业经济组织结构中心的小型化和家庭化特点，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并无重大妨碍。如果一个社会的目标只限于财富增殖的话，那么社会经济组织似乎并没有什么一定要超越这种小型化结构的必要。

然而，相对于高信任社会而言，低信任社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确实会面临一系列更为严重的挑战。首先，高信任社会不只拥有大企业，它也有生气勃勃的小公司。这些小型组织在灵活性、适应性方面一点也不比家庭化企业差。如果再考虑到未来不可预见的技术发展有可能再度恢复大企业优势这种前景的话，那么，未来世界经济竞争中必占上风的胜券，似乎更多地掌握在高信任社会手中。

而更重要的是，低信任社会有时出于国家安全、尊严以及国际地位这类非经济因素考虑，而无法安于自己的小型化工业结构，这一点对那些社会资本相对缺乏的大国来讲尤为突出。因此，这类国家往往会出于某种考虑而不得不去组建、经营自己不很擅长的大型企业。在福山看来，低信任社会勉力发展大型企业的办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形式走向工业结构平衡；另一种则是由国家直接插手大型企业的组建和管理。然不无遗憾的是，这两种方法在实践中都有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举办大企业，会使这些社会中众多原有的企业面对突发性强大竞争，引起社会经济运行的全面紊乱；国家直接插手大型企业的组建和管理总是缺乏效率和活力。

国家直接插手大型企业组建和管理还有着另一种弊端。福山认为，“依靠强大的、无所不包的国家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有着双重风险：国家支持的企业不仅仅缺乏效率，在短期成为国家的财政包袱。而且从长期来讲，国家的过度干预可能削弱社会对自发性社会交往的鼓励和强调。”（注：参见拙译：《社会资本与全球经济》，（福山）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5期。）福山指出，中国、法国这类经历过长期强有力中央集权时代的社会，它们先前历史上所积存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集权国家有意识地消除或淘空了。比如，法国中世纪末期有着很高密度的市民社团组织，在近代被君主、大革命反复地、系统地清除殆尽。到如今，法国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使政治生活多元化，并激励私营部门发展，但法国人在集权、官僚主义和有统治责任的权威框架之外，依然很难相互间进行自发的社会交往。相反，那些没有出现过长期集权政府的国家，由于政治权力较为分散，丰富多彩的社会组织能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涌现出来，构成经济合作的基础，并由此走向高信任社会。在这里，福山似乎想使我们看到，在中央集权与低信任、缺乏“社会资本”这两者之间，以及在分权制度与高信任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三、文化资源、发展模式和国际竞争

考虑到一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身的社会文化资源；而社会之间在文化资源上存在的重大差异，使不同的社会在工业结构上有着自己很难逾越的鸿沟。因此，一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的模式问题上，不可能不带有某种自身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一国成功的经验虽然可以学习和借鉴，但却必须考虑到它背后特定的文化、历史环境这一因素，不能盲目地搬用。

出于这样一种“背景”意识，福山进一步对亚洲模式及其普遍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他看来，经济学中的新重商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亚洲模式的看法都是有问题的：前者看到了国家在贸易保护和促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定市场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再有效；后者相反，认为自由主义才是亚洲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无视国家干预这一点值得它国效法。福山指出，两者最大的问题不在别的地方，而在于看问题的方法，在于他们以一种普遍主义的眼光去观察事物。正是这种认识方法，使他们忽略了文化差异这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既看不到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也看不到亚洲国家和其他国家间的真正差异。亚洲各国及地区间在文化上确实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它们之间在社会交往习惯，以及由此而及的工业结构、管理方法和组织形式上也有着重大的差别。福山强调：“

亚洲事实上崛起着两种竞争的文化，一种是基于一般社会信任基础上的网络组织，它以日本为代表；另一种是基于家庭和亲戚基础上的网络组织，它以中国为代表。这两种网络组织的内部线路图是按不同的方式独立铺设的”。（注：参见拙译：《社会资本与全球经济》，（福山）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5期。）由于存在这种差别，亚洲国家在干预经济的程度方面实际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这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经验”或“亚洲模式”。

退一步说，即使存在统一的亚洲经验，其他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搬用过去。一个社会在借鉴或推行某种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认为只要国家、政府出面便无所不能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福山指出，国家权力能够以疏离邻里，废除社团，动摇双亲家庭基础这些方式，来有效地削弱市民社会。但它不大可能以某种方式较快地促进那些特殊的休戚与共的社会关系的生成，不大可能按自己意志加固社团的道德结构。这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特征和社团道德结构这类深深植根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宗教、传统和其他现代资源这些非理性因素之中的东西，不是能由国家一下子培育起来的，也不是能在去除国家干预后自发地生成的。（注：参见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362页。）福山指出，在我们今天后冷战时代里，这些决定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已远离国家政府能以积极方式加以影响的范围。而正是这些因素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推动国家间分野和决定全球经济中现代社会成功的关键。一句话，“文化将成为国际分化的轴心”。（注：参见拙译：《社会资本与全球经济》，（福山）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5期。）

福山对文化的强调，在这里似乎和“文化即命运”的断言、和“文明冲突”的忧虑构成一种呼应关系，突现出后冷战世界中人文关怀的一个聚焦点。

四、视角、启示与方法

应该说，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福山的独创。福山的贡献在于，他把自己的文化考察深入到了企业组织方式这个微观经济领域，使社会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在细节方面获得较为清晰的展开。而正是这样一种细节性相互作用的揭示，使人们的视野能够超越东方—西方的对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从而得以确立一种较新的解释角度和比较角度。站在这个新的观察角度上，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已经不再是决定该社会现代化成功与失败的宿命，而是一种决定该社会走一条什么样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关键原因，一种决定特定社会在现当代长远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西方国家在近现展中表现出差异性的一个深层原因。

福山经济文化观还涉及到的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是，他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近现代一系列激进的政治革命做了一种基本否定的评价。他指出，法国大革命这类摧毁一切的激进大变革，虽然和先前的专制王朝好象是死对头，但在损害一个国家的“市民社会”和“社会信任”这些方面来说，却是相辅相成，异曲同工。正是市民社会和社会信任遭到来自两个方面反复的绞杀，这才造成这类社会极端缺乏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资源，才使得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在商品市场面前显得格外的脆弱，才使得这些社会中权力和商品经济相互之间的扭曲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应该说，福山的这一认识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一点上，也值得我们去重新探讨和总结整个世界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并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从而使我们能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革命和改良问题，保守与创新问题；有力地帮助我们认清人类理性在理解和把握社会复杂大系统方面的限度，以及感受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长期演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慧。一句话，这会使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变革具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视野。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福山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所作的文化扫描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还相当接近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的法国年鉴史学派所提出的“长时段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基本立场在于，把审视历史的基点从“事件史”转向“长时段历史”，从国家、制度、法律层面转向市民社会、日常生活这类更为基本的层面。它所致力的，正是要揭示出在历史表层现象背后起着某种规定作用的深层次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福山所做的文化学研究，的确有着这种“追寻基础”的特点。也许正因这一点，他的这本书远较《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有“厚度”，因而显得比较耐读。

无庸置疑，福山的经济文化观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作为日裔，福山在自己的文章中，将日本和美国相提并论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他文章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日本优越”的情结，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对于日本来说，“日本优越论”或许有着它的积极意义：它能通过长期的灌输，创建一种“神话”，为大和民族建立一种新的自信、新的“期望”。然而对亚洲其它国家来说，“日本优越”论所勾起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我们总期望，福山们的自信能朝正确方向发展，不要让自信变成自大和狂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处于激变中的亚洲其它国家也同样开始在建构自己的“神话”和“期望”，也在确立自己的自信和雄心。而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更是把有助于克服价值失落的信仰重建视为当务之急。看来，后冷战世界已经把“自我中心”和“相协调”这对矛盾提上国际关系和文明间关系的日程，因而如何正确把握“自我神话”的得与失、利与弊，并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加以引导，的确是一个多元文化竞争、依存时代应予以重视的大问题。在这个方面，福山的答卷是不合格的。从《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到《信任》，他似乎都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或北方中心论的狭隘眼界。

福山在论证文化的重要决定作用时，还忽略了其他因素与文化互动。福山在谈到作为社会信任基础的“人文资本”时，提到了法、契约、权利以及“作为社会‘非理性习惯’的‘道德共同意识’和‘不成文的伦理规则’”等方面的作用。这样的看法当然很有道理。但细究起来，作为社会信任之基础，它的存在似乎又不是孤立自足的。这一点福山自己实际上也有所觉察。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过国家集权与社会信任之间的联系，他暗示低信任社会可能是集权国家有意识摧毁“社会资本”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缺乏“社会资本”又是引起国家干预的原因。这是一个“怪圈”，一种循环论证。其目的当然是要把“原因”最终归结到文化头上。正是在这个福山试图加以掩饰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阿基里斯之踵”。众所周知，社会是一个复杂大系统，作为其内部的通则，文化子系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同时，必然也将受到像社会结构等其他子系统的影响。这里不存在一种单边决定作用，而只有交相作用下的“多边互动网络”。福山对文化因素的强调在这里显然带有一定的偏面性。然而，话说回来，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福山个人的缺失，它也是当今社会科学面临的一大难题：如何在探求关系的因果解释时，把复杂大系统中的层次区分与网络互动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又不损害这两者各自的相对合理性。福山的缺失当然不在于没有解决这个难题，而是在于他在论述问题时，心中没有存在这个难题！

作为中国人，了解福山的经济文化观也许不可能做到心情舒畅，但它却能推动我们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