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向

摘要：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正是在阐发私有财产起源、内容以及本质的过程中，马克思从政治、法和市民社会批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实质是以私有财产法权为外衣，马克思把批判现实的物质利益的矛头指向了资本逻辑。私有财产异己的对象性本质是资本实现统治的内在逻辑，私有财产最直接的内容就是财富和贫困，这就是以雇佣劳动为内容的资本强制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资本逻辑过程中指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关键词：私有财产；资本；对象化

私有财产是兼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概念：古希腊哲学就已经关注财产私有问题。近代启蒙运动推动对私有财产合法性基础的思考，思想家们普遍地在法权的意义上理解私有财产。马克思正是在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关注中实现其哲学转向：马克思从政治、法的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并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完成对资本的批判。在“林木盗窃案”的辩论中，马克思首次剥离私有财产的法权外衣，将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私有财产已经成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核心概念：围绕“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关系”、“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等阐发了私有财产的一般内容。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继续对私有财产展开研究，在批判资本主义和阐发共产主义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一、资本批判的前提：解答“物质利益的困惑”

1842-1843年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主编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即著名的“林木盗窃”问题。一直以来捡拾树枝是贫苦群众的生活习惯，而议会却提出把这当作“盗窃”来惩治。马克思指出这一问题的核心不仅仅是习惯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而是“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而且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1]250。首先习惯和法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一个人的行为不因其成为习惯就一定是合法，关键要看习惯是否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相反，没有纳入法律范围的习惯也不一定就是非法的，在对法的前提批判中可以说明这一点。法一部分是确立为法律的习惯，把习惯当作法来遵守，习惯的合理性就同时兼具合法性。法律应当体现事物的普遍本质，按照“现代哲学家”的观点也是这样。为一切国家的穷人所掌握的习惯具有法的普遍性，捡拾枯树不是一个地方的习惯，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从源头上讲，贫民的这一习惯源于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和树干脱离的枯枝就不能说仍然是树木所有者的财物，而且作为自然力的偶然的产物对贫民来说是生活的需要，也渴望变成一种权利。现在一些想要独占利益的人妄图以法的形式排斥贫民的需要和习惯，要求惩罚捡拾树枝的穷人，而不顾贫民习惯中存在着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识，只想按照私有财产的本质独占利益。或许有人也会反驳说，“这些贵族阶层的习惯就一定不具备法的意识吗？”但是只要对私人利益的内容和精神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特权者的这一习惯和法的精神相违背，他所要求的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把捡拾枯树当作盗窃即使是符合贵族阶层的习惯，也是超出合理界限的非分要求并且和贫民的习惯相抵触，和法律形式相对立。论题的核心不再是林木所有者和捡拾枯枝的贫民的法的内容，而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国家、法已经降低为私人利益实现的手段。至此，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首次剥开了私有财产的法权外衣，既揭露了国家和法的本质，又揭示了私人利益的精神实质。在形式上是两种行为在法的范围内的争议，事实上是私人利益力求上升为法的内容的斗争，在这里是把国家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为其探寻利益。“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1]261，相反国家总是抛弃自己的理性和尊严降低为私有财产的手段。“私人利益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最终目的。因此，如果法不实现这个最终目的，那就不是合目的的法”[1]273。私有财产似乎体现普遍性的法的内容，利益如何分割是由理性精神规定好了的内容。一经剖析就会发现披着法权外衣的私有财产才是法的本质，站在普遍理性的立场实现自由和平等的法的精神已经消失。也就是说，现实不再是到处体现“自由”和“平等”的国家理性，而是物质利益关系。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必须深入到其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当中，理性和现实的矛盾的解决必须回到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对国家和法的批判必须以正确认识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为前提，同样地，在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制度对私有财产的特殊含义后，马克思开始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之前，为了能够彻底解答物质利益困惑，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法哲学、国家哲学提出批判，阐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黑格尔法哲学对理性国家做了最系统、最完整的阐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力求以“副本”的方式达到对“原本”的批判，并不是说马克思这时没有超出政治批判的范围，而是因为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将无法撇开市民社会这一基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首先是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开来。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分为市民社会和家庭，相反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构成国家。把“认识自身和希求自身的精神”当作国家的实体，把“包含着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2]33看作是这一精神的目的，它的现实性是抽象的逻辑范畴，最终得到的不是国家的规定，而是规定中的国家。国家作为最高的伦理存在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对国家制度的具体分析中被彻底推翻。马克思在批判构成国家制度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等内容中达到批判国家自在自为的存在，最后使批判指向市民社会的核心，私有财产。事实上，黑格尔知道国家和市民社会存在着分离，但是他没有发现这一分离所形成的是保存特殊利益的官僚集团。市民社会通过同业公会而实行的自治是官僚政治的前提，“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则是国家的同业公会”[2]67，官僚机构和同业公会分别是“国家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国家”。马克思指出官僚机构作为特殊的同业公会反对特殊利益构成“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同业公会保存官僚机构只是为了反对其他的特殊利益，使国家代表的“普遍利益”和某种“特殊利益”相同一。马克思认为在抽象的、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下实现的只是虚假的同一，只有在普遍利益成为特殊利益，同时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国家和市民社会才能实现同一。官僚机构的实质是“私有财产”，而同业公会包含的是国家和私有财产的对立。归根结底，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回到对私有财产的研究，即追问私有财产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黑格尔引入等级要素作为国家和市民联系的中介，恰恰成为批判的对象。中世纪市民社会各等级普遍承担着的政治事务，因而政治等级和市民等级是同一的。而现代国家市民社会的私人等级没有这样的使命，相反其等级内部的差别成了和政治国家对立的特殊存在。黑格尔以为地主等级凭借独立的财产和意志，借助等级要素的二重化能够沟通国家和市民社会。他认为由不可转让的长子继承制所规定的地主等级能够不受外界环境的限制毫无阻碍地为国家做事。事实上，长子继承制只是反对家庭和社会的手段，并不是作为自在自为的存在规定自身。马克思认为在其现实性上这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内容，是政治国家使私有财产脱离家庭和社会而成为抽象的独立物。形式上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事实上它只是被规定者。长子继承制就其本质而言，是把私人等级的财产内容上升为私有制，是上升为国家制度的私有财产制度。“长子继承制只是私有财产和政治国家之间的普遍关系的特殊存在形式”[2]145，国家制度结果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把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上升为国家和法的意义上的长子继承制，是黑格尔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尝试。黑格尔为了使国家和市民社会能够实现同一，引入了长子继承制，却恰恰暴露了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根源就是私有财产。黑格尔把私有财产上升为“私有制”归根结底是对现代社会内容尝试做出的解答。对马克思而言，必须退回到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当中认识政治国家的存在，退回到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本身。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3]146。私有财产本身无法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内容，而必须把它当作市民社会的内容，并且进一步当作“人类社会”的内容来实现。

二、资本统治的内容：财富和贫困的同时生产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以及答鲍威尔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中指出，人的自我异化不在于国家和宗教，而在于世俗世界的自我异化。哲学最迫切的任务是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最根本地是对国家和宗教的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的批判。直接否定国家和法的制度的革命，实现黑格尔思辨的、抽象的法哲学、国家哲学都不是现实的内容。同样地，犹太人的解放不在于超越国家的宗教限制，而在于超越政治国家和世俗社会、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分裂。马克思在一开始剥离掉私有财产的法权外衣，提出宗教的、政治的以及法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世俗社会自我分裂，因而找到对国家批判的真正立足点，这是从“副本”批判上升到“原本”批判的真实意义。剥离了私有财产的法权外衣，直接推动对以物质利益关系为内容的国家的深刻批判。当深入到市民社会分析其中的物质利益关系，对国家的批判才真正有了基石。对私有财产法权关系的揭露指向对物质利益关系的批判，而在分析私有财产的内容后发现它必然表现为国家和法的内容，必须对国家和法进行批判，这似乎是一种同义反复。事实上，这一转向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真实内容的关照，如果不是首先提出私有财产的内容，批判就永远达不到变革现实的目的。“私有财产”是马克思找到理解市民社会的“钥匙”，这一概念成为马克思在1844年写作《巴黎手稿》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阵地”。国民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内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却主张和国民经济学不同的私有财产事实，国民经济学得到的是财富不断增长的事实，而马克思则发现工人越来越贫困的内容。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资本和土地当作私有财产的内容，工资、利润和地租分别是由此产生的收入。“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3]50。他把劳动、资本、土地的分离当作前提，私有财产不过是这些内容的展开。巨额的资本利润和微薄的工资收入因而成了经济规律的内容。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当作前提，把私有财产的历史变迁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明显地，国民经济学仍然没有剥离私有财产的法权外衣，而成为特定阶级利益申诉的手段。之所以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内容称为国民经济学，正是因为这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因而马克思转向对物质利益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首先对国民经济学当作确定无疑的前提的私有财产内容进行批判。国民经济学也不是一味地悬置虚构事实，其关于“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动”的论断包含着真实的内容。首先排除了财富在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私有财产不仅仅是特殊的自然要素的存在。随着财富的本质作为一般劳动被承认，工业的财富是劳动的财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完成了的客观形式[3]77。国民经济学扬弃了财富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但是却把私有财产移入人的本质。私有财产获得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规定性成为独立自为的存在，“既使人成为本质，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3]75。一方面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以抽象的人对物的占有确立为“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另一方面把人当作商品、当作非人化存在物生产出来。因而一方面是作为单纯的劳动者的存在，他们每天生产维持自己以及后代不致死绝所需的产品，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的自由资本把增殖看作是唯一目的。劳动生产了财富同时又生产了贫困这一矛盾就此消融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而且财富的生产必须以贫困的生产为基础。私有财产包含着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工人和资本既保持对立又保持同一，物质生产的内容不是表现为劳动生产了工人的贫困和资本家的富有，而是表现为利润和工资的同时生产。国民经济学虽然主张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在把私有财产当作“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加以描述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这一主张。劳动成了资本增殖的手段，资本的文明只是“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3]71。所谓“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是抛开私有财产的起源，使它获得一种先验的规定性。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3]62。归根结底，他们不去说明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如何产生这些规律，不去说明资本和土地、资本和劳动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不去说明资本作为劳动的前提确立下来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要做的是首先摈弃任何先验的假定，不从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事实出发，而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发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就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51。工人和自己劳动产品处于一种异己性的对象关系中，结果“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3]54。如何产生出这样一种异化关系是马克思致力于回答的问题，这一问题必须要在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中去说明，在追问私有财产的起源中回答。财产最初意味着，劳动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当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个人把他劳动的条件看作是他存在的前提，作为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就和他的感官、皮肤等一样的前提，个人在劳动中是感性生命的实现。财产占有一开始就在于把客观条件当作主体自主活动的条件。但是作为历史发展结果的不是劳动者和自然界物质交换的永恒统一，而必然是产生出人类自身同活动条件的分离。随着劳动者把土地、劳动工具、劳动产品以及劳动能力当作自身所有的那种关系的解体，资本和劳动相分离的历史过程完成。一方面是把他们的劳动能力当作唯一财产的自由工人，另一方面是和他们相对立的他人财产。一方面产生了和劳动者相分离的资本，另一方面产生了和劳动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无财产者、抽象的工人。先前劳动者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被加以否定，呈现为丧失财产的工人和拥有财产的资本家。现在资本成为雇佣劳动的前提，劳动能力和劳动者分离开来成为抽象的存在。似乎资本创造了劳动的客观条件，对劳动能力产生一种决定和支配的力量，来自劳动积累的财产内容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同时被遮蔽了，因而成为国民经济学家不加以说明的私有财产事实。决不是资本积累了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工具等，一句话，决不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反，资本的确立是活劳动能力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货币财富能够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能够买到自由的劳动者。在财富积累的同时丧失一切财物的自由劳动者是必不可少的，不是货币财富为工人创造他们存在的客观条件，货币财富的积累加速人自身和其活动条件的分离。有人会质疑，认为货币财富在转化为资本之前通过高利贷、商业等迅速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这种财富积聚至少一部分是不能归为资本原罪的偶然，因而把这种积累当作是资本创造的客观条件也是合理的。但考虑到正是这种以商人为中介的交换到处发展着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解体，就会发现在交换的假象下不通过交换就占有他人劳动的内容。交换一般能够实现等价交换，但是当劳动能力成为交换的要素时，便产生了不通过交换（等价交换）而占有他人劳动的情况，因为活的劳动能力对劳动条件的关系是对他人财产的关系，对资本的关系。私有财产就在法权关系上做出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是资本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另一方面是把自己的劳动和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一旦资本和雇佣劳动成为它们自身的前提，即成为先于生产本身而存在的基础，事情首先就会是这样：资本家除了拥有工人用来再生产自身、创造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实现必要劳动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以外，他还拥有使工人实现剩余劳动，即实现资本家的利润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4]156-157。劳动的客观条件和劳动者之间的漠不相关性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劳动条件成为对劳动者来说异己的人格的财产，作为一种独立的法人意志和活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者占有的只是维持活劳动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劳动能力实现的价值增的部分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4]101。剩余劳动实际上再次转化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导致劳动在不断地扩大和劳动者相对立的异己世界的财富。“对他人劳动的过去的占有，现在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新占有的简单条件”[4]106。劳动者在不断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结果就是越劳动越贫穷。资本是对劳动能力实行统治的人格化形式，而劳动者则是抽象的劳动力。“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4]101。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正是劳动的特殊存在状态标志着资本统治逻辑的生成。在劳动能力以及劳动产品作为他人财产的前提下，劳动排除私有财产作为自身力量实现的可能性，因而使劳动者始终和财富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自身的现实性变为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4]10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异化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原因就是劳动被吸入资本统治过程而不断生产和人自身相异化的力量的表达。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能仅限于提出“财富和贫困的同时生产”这一矛盾，马克思就资本和劳动相分离的历史过程解答了国民经济学回避的问题。在此，马克思要表明的是，资本家富有和工人贫困事实上是人和自身、和类本质相异化这一问题，而资本统治逻辑的内容正是对于人的异化状态的表达。

三、资本统治的实质：私有财产异己的对象性本质

从马克思描述的私有财产事实发现劳动的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私有财产是人的感性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家以及费尔巴哈那里得到这一点。国民经济学扬弃私有财产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当谈到私有财产直接是谈到人本身。从黑格尔、费尔巴哈那里获得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私有财产作为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无疑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形式。“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3]82。私有财产的内容，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劳动对象都通过对象化的方式确证自己的存在。私有财产体现着人如何为别人存在以及别人如何为他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使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并且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这样对象就在两个方面规定着人的存在方式：第一，对象是需要的对象，对象成为他的对象一定是具有和人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不是把外在于自身的一切都当作对象，这是人的自然性。“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3]90。第二，对象性的存在意味着人必须要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对象于“我”而言必须是一种自为存在才对“我”存在，同时实现“我”和“对象”独立自为的存在，标志着人只能是类存在物。人在何种程度上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的需要就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现已明确人作为类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就必须是对象性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是非存在物。每一事物独特的本质力量就在于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激起人的耳朵的音乐感才是最美的音乐，一句话，对象化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因而实践，包括私有财产的运动就在于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准备材料。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在一切财富成了工业财富的时候，马克思发现私有财产正以一种普遍的形式完成对人的统治。人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在直接占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3]85。马克思从四个方面描述了工人和他对象性本质的异己关系，首先，人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其次，人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劳动不是他的自主活动，已经降低为维持肉体所需的一种手段。因而人和类本质相异化，随着人的类生活降低为动物，人的类对象以及类本质被夺走。最后，人同人相异化，人不仅和自身相异化，和他人也相异化。总的来说，“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3]87。最为明显的是私有财产同时生产着精致化的需要和粗陋的需要，总是产生一种以他人需要为内容的异己的需要。总之，私有财产是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其对象化表现为非对象化，其现实表现为非现实。最初私有财产是劳动外化、对象化的产物，是一个自然的、合理的对象化过程，当私有财产发展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作为私有财产最后的、最高的阶段的资本就产生出了异化劳动的内容。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商品、货币、资本等这些概念入手对“异化劳动”展开描述，意在阐明异化的现实内容。商品是包含对象化思维的第一个概念，“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5]47。物的有用性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由各种具体形式的劳动创造出来。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具体劳动体现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关键是商品不仅仅是用以满足需要，重要的是用来交换。从手工业中分离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交换构成资本产生的重要基础。由于必须在交换中实现商品的价值，那交换价值就成为商品外在的规定性。每一种产品都必须以交换为目的，交换中其对象性的存在作为表征事物自身的内容确立，这一点后来在资本逻辑下推广到劳动本身。劳动力成为商品，人本身在交换中表征为物。和商品交换同时出现的还有货币，可以说货币推进了人的对象化和物化的存在。货币具有使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对象相交换的属性，马克思说货币具有一种能够颠倒黑白的力量。过去由于需要而实现交换，现在交换只是在于同货币相交换，和商品的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等毫不相干。最重要的是劳动本身被置换成一定量商品或货币的对象化劳动，这一点对于工人和资本同样适用。马克思说“这一切源于工人用自己的活劳动能力换取一定量对象化劳动的交换”[4]101，交换中对象化的劳动表现为和劳动能力相独立的交换价值，活的劳动能力只是相当于满足自己和家人生活所需的对象化劳动，而资本则因此以无偿占有其余对象化劳动为内容。工人和资本家同对象化的劳动即工资和利润相对立，同时工人和资本家也呈现为异己的对象性关系。工人和资本家不过是劳动和资本的抽象人格，和工人相对的是资本的人格化，和资本家相对的是对象化的劳动。资本家和工人同时受到一种抽象统治。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资本把商品和货币变成自身发展的一个环节，把财富和贫困的生产变成一个整体，使资本成为一个具有普遍规定性的“绝对观念”。生产不再是以需要为目的，而是以交换为目的，增殖构成永无止境的资本运动的核心内容。资本取代人成为主体，现在人成为商品、货币、资本的对象。人的现实需要处处体现为资本生产逻辑的内容，人的独立性为物的依赖性所奴役。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表明“人是现实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从商品、货币、资本这些概念范畴出发，马克思发现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对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揭露是在表明私有财产异己的对象性的本质，否则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只不过是商品、货币、地租、利润等这样的一些经济学概念和理论的阐明，和国民经济学家所做的无异。从经济范畴构成的具体出发，马克思意在揭示个人仍然受抽象统治的社会现实。只有对具体经济事实加以描述，对资本逻辑内容加以分析，才能发现个人受统治的实质。

四、资本批判的归宿：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当作前提得到外化劳动，而马克思对经济事实的分析发现从异化劳动得到私有财产。这样私有财产包含着矛盾，一方面是外化劳动、异化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外化劳动、异化劳动的原因。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3]61。马克思说在私有财产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达到顶点时，这一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作为异化劳动之原因的私有财产就是资本的存在形态，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内容，其实质是劳动创造的财富成为劳动者被奴役的原因。作为外化劳动、异化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表征着了资本形成的一般过程，私有财产首先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后来稳定地作为异化劳动之结果的工资和资本利润。正是因为把私有财产作为劳动的不用加以说明的前提才会产生异化劳动，而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必然是和人无关的私有财产的进一步生产。马克思和国民经济学的分歧在于把私有财产看作人之外的东西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理解了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内容，就会发现国民经济学是把人外化劳动的结果固定地充当劳动的前提。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之前提的批判就在于表明私有财产的真正本质，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3]61，从“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3]63去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私有财产作为人生命的外化和对象化，首先是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的过程。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则表明个人占有已经发展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工人和自己产品以及劳动的关系是工人和非工人的财产关系，占有表现为异化，对象化则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工人成为一种活的资本，而资本以一种对工人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着工人的生活。特别是工业资本作为私有财产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人普遍地表现为异己的对象性本质。这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一方面资本要求排除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劳动，另一方面劳动则要求排除作为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在资本生产下，把人当作商品来生产，把人的需要设定为对货币的需要，私有财产使人在普遍意义上被抽象为物的内容。马克思认为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物”的关系取代“人”的关系，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为内容构成人被对象、被物所奴役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存在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对物的依赖既构成个人被奴役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个人的存在方式。共产主义不是要取消个人挣得的、供生活所需的财产，而是要取消利用财富奴役人、剥削人的性质。因此，资本批判的核心不仅仅是对剥削、奴役人的生产关系的外在否定，必须在使财产归还于个人的意义上实现私有财产的自我扬弃。这是基于私有财产特殊的本质，一方面私有财产是人感性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构成人的异己的对象性本质，所以必须使私有财产在自我否定中扬弃其异化内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81。马克思在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分析中揭露资本的真实存在形式，表明“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对资本进行批判就是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最后阵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3]82。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可以看到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个人受到抽象统治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被自由自觉的类意识所取代。作为类存在物，个人占有财产按照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在对象作为人的对象的关系时占有对象。因而扬弃私有财产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人自身同时是扬弃异己的对象性本质而向自身复归。实现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资本的批判不仅仅是在分配上实现工资平等。扬弃人和对象性本质的异化关系，最根本地是要消除资本奴役人的阶级属性，不仅仅在于重新确立平等的占有。蒲鲁东主张“工资平等”只是扬弃外在的对象性关系，仍然没达到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的批判。第二，实现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不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反对私有财产”。资本是私有财产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批判绝不能是向贫穷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返还，绝不能是最低限度的平均主义的完成。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反对私有财产”只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抽象否定，这种扬弃绝不是真正的占有。对资本的批判不是不使它体现为一种对象性存在，而是能够真正从人和物的关系向人和人的关系返还。对资本的批判因而对私有财产异己的对象性本质的扬弃绝不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取消，绝不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这不仅没有实现对私有财产的扬弃，甚至都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罗克全 刘 秀 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