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

一、任务

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中国逐步成为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以其发展与“和平崛起”向世界、也向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就以下问题存在分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正在走向资本主义或已经是资本主义。本文不是要教导中国的专家、策划者、研究人员和政治家，而是试图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合理性，从而使欧洲社会主义者也能够理解。

二、观念

迄今为止，我们都在运用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念，但并不怀疑它们的有效性;这些观念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而然使用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语言也是一种霸权工具。在一种或许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我们毫不犹豫或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些观念。我们也接受资本主义媒体的标签，它们几乎一致将中国划为资本主义。但是，在不同的制度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同一个词或许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依据国家制度是否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经济战略。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比如，德国政府接管破产企业的资产从而减轻它们的债务，并明确宣布以后还要将它们重新私有化。相反，对于目前盈利的公共事业却进行私有化。

在上世纪最初20年中，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其目的在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技术以便战胜资本主义，加快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步伐。布尔什维克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列宁这样解释不同社会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通常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还要说，我们今后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只在这些范围内展开……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①

但是，列宁完全明白，新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将资本主义重新引入社会主义国家，而这个国家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

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诚然，已经签订的合同还很少，特别是同我们提出的建议相比)，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观念意味着一种对抗，即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长期不相容。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这种观念是否依然有效，列宁表示怀疑: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③

在列宁看来，阶级的消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联系，比如城乡生活条件的一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失。再说民主观念，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在此，瑞典、英国、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完全不存在了。更大的差异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通过院外游说、政府“顾问”、政党筹资和媒体的准垄断(quasi－monopoly)，(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就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差异。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意味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生活资料的所有者据为己有，并依其利益而使用。在共产主义政府组织的经济中，国家将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用作社会利益的长期投资。

关于观念及其含义随着社会制度变化而变化的问题，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这样写道:“同样，当我们谈论新的生产过程时，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范畴也消失了。但是，既然自由市场继续存在，投机也就存在。”④

这样，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使用同样的词汇，但忽略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内容的可能变化。这促进了资产阶级的霸权，并使无产阶级困惑不解。因此，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苏联的布哈林、南斯拉夫的爱德华·卡德尔(EdvardKardelj)以及中国的孙冶芳和杰出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三、革命后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1949年共产主义者取得胜利之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它有着80%的文盲，长期的外来侵略和国内战争使其破败不堪。人口(5．47亿，属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工业化仅限于沿海区域和可通航的河流沿岸。此后，在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被资本主义世界联合抵制了22年。苏联———由于1941年的法西斯侵略，它自身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是唯一愿意支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总而言之，任务就是发展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建立现代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基础，达到工业国家的发展高度和生活水平。

农业部门———拥有80%的人口———必须提前做出贡献，即提供廉价的食物和劳动力，从而为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的发展提供资金。对农业部门的“忽视”是有计划的和不可避免的。同时，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出必须受到限制，并由户口来控制。⑤计划者想要避免未充分就业的农民向城市大规模的流动。相反，要求农村人利用当地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来发展自己的城镇和农村企业(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TVE)。其中一些城镇和农村企业所使用的是原始的技术，并消耗着大量的资源。

所有的农村活动都必须由农民提供资金。另外，国家试图提取高额“剩余价值”，因为在土地革命之前，大部分耕田的人都是佃农，而不是地主，所以这些“剩余价值”以前是由地主、放债者和中间人所攫取的。这就是为什么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作为一个集体负责以低价向国家输送剩余价值。农村贸易是不受欢迎的，但以非法的形式仍然存在(黑市)。

在第一阶段———初级积累阶段———最重要的基础工业、发电站、钢铁厂、通讯和教育制度建立起来，包括生产化肥和农业机械的工厂。在下一个时期，这些工厂将这些输入量传送给农业部门。所以，农业产品和生产力提高了。优先性从工业向农业部门的转变完成了。

基础重工业在庞大的单位中建立起来。它们包括生产线和针对职工的所有设施(住房、学校、诊所和商店等)。

四、计划经济

只有按计划集中匮乏的物质资源，在不同阶段应用于重要部门(希望在这个部门取得重大成就)，共产主义者的宏伟目标———使所有人口迅速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水平———才能实现。计划和方法必须不断地接受检验，失败之后必须予以改变。在计划的过程中，相对立的利益得到表达。计划委员会(plan-ningcommission)代表和维护的是整个社会即社会所有成员的长远利益———一种高额投资;相反，所有生产者的短期利益是一种高额消费。如果中央计划者不懂得或忽略了这些利益，计划的目标定得太高或实现目标的步伐过快，那么生产者的积极性就会受挫，不良现象(黑市、小偷小摸和浮夸)就会出现，最终导致不现实的计划。好的计划必须估算，这种经济可以完成什么，生产者可以放弃多少。对于好的计划来说，在计划者和执行者之间进行真诚的沟通是必要的。未来民主的计划将是在社会各阶层的自治代表之间所进行的一种公开磋商。这些代表包括工人、农民、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等，他们表达自己特定的利益。当计划启动时，这些组织及其成员的民主活动是不存在的;在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它们才产生、活跃并起到自己的作用。

在计划的早期阶段，所确立的目标都是对数量的追求，因为所有的物资都是匮乏的;只有失业的劳动力是充足的。当基本的要求和需求得到满足，每个人都接受“社会规范”(socialnorm)，各种不同的目标才会确立:普遍提高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于是，目标或许不再是在数量上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而是在文化上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在发展过程中，大部分人口离这个目标仍很遥远。)

在这一时期，只有基本物资和基本需求才受到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定量的指令性计划和配给就是必要的和可行的。随着经济的进步和成功，生产变得多种多样，个人要求和需求得到表达，并得以满足。当大众购买力和要求与以合理的价值供应之间的平衡建立起来，配给就可以废除，而代之以间接的调控和国家干预措施。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漫长阶段，也进行着自然和“社会”经济向市场和货币经济的过渡。多数产品和服务以货币来评估和交换。家庭或农村社会经济被社会保险制度所取代(养老金、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和劳动意外保险)。

五、从封闭走向开放和参与世界市场

在革命后的最初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企图以隔离线(cordonsanitaire)来遏制社会主义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所有国内的物质和智力资源从而达到“独立自主”是很重要的。这为以后与资本主义“伙伴”的协商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非自愿的专制也有其代价。现代技术没有被引进，而是花费很高的代价和大量的时间又一次重新发明机器，而这种自力更生成为一种理论。在这个阶段之后，的建议———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教育和国防)———得到实现。这最终形成了2002/2003年以来的自主创新能力。

技术的引进使得中国达到工业国家的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发新的技术。从经济上来说，1978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通过向世界市场开放现代化部门，中国成为全球市场的独立因素，并对这些规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几个门槛国家(thresholdcountry)———即不属于G7(七国集团)的国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因为政府控制着金融体系和对外贸易这两个经济的制高点。

技术引进的途径包括在国外留学和实习、购买专利以及合资。外方要带来现代技术和生产方法。外来资本家享受优惠条件和低工资。在新经济政策之后的阶段，这些激励措施被取消。在第三个阶段，外来“投资者”开始转向能够提供高利润和低工资的国家。这个阶段或许只是开始:来自韩国的企业家从中国转向工资较低的其他亚洲国家。对外贸易的工业结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以及原材料的进口。

六、收入和平等

在1949年之后的物质匮乏时期，最低生理需要量(physiologicalminimum)是由配给和平等分配来保障的。这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那些少数特权是功能性的，因而被人们所接受。在随后的阶段，这种平等被指责为平均化(leveling)，因而收入被大幅度拉开，从而给予某些群体以物质激励。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少数成功者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收入的普遍提高和正在开始的社会转型缓和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然而，这仍然危及了社会稳定。于是，政府就引进税收，控制暴发户的财富获得，组织扶贫项目，启动针对贫困地区的区域结构政策，并“邀请”资本家———他们是中共党员———来捐款。

这是有危险的，因为官员和官僚的子女企图世袭功能性特权(functionalprivilege)。

在评价城乡居民平均货币收入差距时，我们必须明白，农民的粮食和住房是不计算在官方的收入统计数据中的。

在低收入时期，精神鼓励和运动———奖章、奖品和公开表扬等———激励着人们取得更高成就。随着财富的增加，社会就可以提供物质激励了。

彼得斯(Peters，2009)告诉我们，有一句中国的著名口号在翻译之后容易引起误解。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阐述了新战略的基本路线。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⑥彼得斯认为，这篇发言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转折。邓小平不是像通常的翻译所暗示的那样，提倡让少数人富裕起来，而是指贫穷状态下的平等(equalityinpoverty)的结束。

七、社会转型

从1978年开始，改革就意味着人口从农村向城镇，从第一部门向第二部门、第三部门以及中间部门的转移。同时，职业人口(activepopulation)增加了，从4．01亿迅速增长到7．92亿(2008年)。国有企业的员工人数下降，而各种私营和集体企业的员工人数增加了。

专业培训、资格和工作经验提升了年轻工人的自信心。自在阶级(classbyitself)逐渐转变成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学会组织起来，学会承认共同利益，还学会为共同要求而奋斗。这样，阶级意识形成了，他们希望在工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以便从附属物变成自主的会员代表。

尽管如此，这些工会的作用与资本主义工会的作用不同。它们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以抗衡管理者和工厂主;另一方面，教育工人遵守厂规厂纪，学会团结一致，并懂得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共同的长远利益。这两项任务必须同时完成。

计划不是凭空捏造的，它依赖于内部和外部因素，而这些因素很难辨认和估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再是专制的;相反，它必须对来自世界市场的外部因素做出反应。而且，在各种计划时期的转型过程中，经济会摇摆和震动;但是，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危机，因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它最终将覆盖所有人口。针对特殊群体———比如农民，他们只有一个孩子———采取额外措施。新的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因为尽管还没有积累起基金，但现在补助已经发放了。现在农民也交得起一些费用了，因为他们的产量正在提高，也能将自己的产品拿出来买卖了。

八、最终目标

斯大林和对历史的理解是非历史的和乌托邦的;他们相信和谈论的是一种最终的、完善的和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早在1925年，塔尔海默(Thalheimer)就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发出警告。在对共产国际草案纲要进行批评性评论时，他写道:我们应当避免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避免准形而上学最终阶段的思想(与令人厌烦的天堂想象类似)。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这个社会是新的人类巨大发展的起点。所发展都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在新基础上的矛盾中进行的。⑦所有社会都是有生命的组织，没有静止的最终状态。因此，的思想是非理性的，他想在通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超过苏联。或许道路本身———社会主义社会的逐步建立———就是目标。

中国共产党将其目标表述为和谐社会;它说的并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术语。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或这个术语的中国版本的某种东西是否很难翻译成中文?(顺便说一句，布哈林1902年就论述过“新的和谐社会”⑧):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形式，而是一种完成形式。它是一个无阶级和无国家的结构，它的所有部分都是和谐的。⑨一位中国政治学家———彼得斯曾引用过他的话———重复了官方的断言:在中国，“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关系，那种阶级关系是以争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特征的”。现在，有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术语被翻译成“和谐”。在这种情境下，彼得斯(2009年)引用了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使中国有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彼得斯评论道:“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在中国文化里，‘大同’这个术语(来自中国古典哲学)即‘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常常与‘共产主义’这个术语相等同。”

相反，德国《世界报》(DieWelt)(2006年5月5日)相信，所说的“和谐”不是指无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指儒家思想。他试图用儒家学说来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我看来，彼得斯的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这个术语或许也反映了这样一个愿望:从优先发展某个部门转变为所有部门更平衡地发展。

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比如生产者的短期利益与计划委员会和共产党所表达的社会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工资问题上)雇员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在粮食价格问题上)城乡居民之间的矛盾，(在计划者的要求问题上)计划委员会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在资源输送问题上)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在投资分配问题上)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的矛盾，(在独生子女政策问题上)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那样，最终只能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在阶级斗争中，妥协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并以休战而告终;但不消灭资产阶级就不会有真正的解决方案。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因为如上所述，社会阶层的自主代表与不可避免的官僚行政部门之间的势均力敌是根本性的，并且正在出现。

九、结论

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共存的庞大的社会里，摸索恰当的经济战略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过程。本文试图理解这一过程以及在其中必然发生的变化。有些难题并没有论及，比如对农民工的关注，对资本家的控制，腐败以及计划生育的后果，所有这些都与计划战略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