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发展机遇综述

1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实现非农就业，农村出现了新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群体。随之而来的农村“空心化”与“农业女性化”现象，成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课题。所谓农业女性化，是指农村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妇女承担和完成的现象。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报告《粮食及农业状况（2010-2011）》指出，中国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近48%。事实上，这一数据低估了中国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率。早在2006年，全国农村农户中女性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就已达53.16%，全国31个省（市、区）中，多个地区这一比例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数，其中江苏省竟高达61.74%[1]。也许，“农业女性化”并不是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和妇女工作者、妇女研究者愿意看到的现象，但是，不管人们愿不愿意看到也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农业女性化”确实已经成为既定现象或趋势。值得深思的是，这一现象对于农村女性而言意味着什么？它对农村女性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认为，与“男工女耕”相伴而生的“农业女性化”是中国农村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这一现象既在某种程度上给农村女性带来了挑战，使女性面临着扮演多重角色的压力与困境；又为女性角色的变迁创造了新的条件，为女性地位的发展与提高带来了新的机遇。

2农业女性化给妇女发展带来的挑战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众多农村“留守妻子”成为现代农村中一个独特的新群体。她们在丈夫外出务工期间承担起了复杂的双重角色，即被强化的传统家庭角色与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角色，受到了来自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挑战，这无疑会带来妇女角色转换与角色扮演的冲突。

2.1农村妇女的角色冲突

首先，农村妇女的传统家庭角色被进一步强化。这种传统家庭角色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性别分工中的“主内”，也就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包括婚姻角色、生育角色和家庭生活角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除了承担传统婚姻、生育角色以外，农村妇女的家庭生活角色被进一步强化。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少家庭的男性已经开始介入家务劳动，多数妇女已由专职的家务劳动者角色转变为家务劳动的主要分担者或共同参与者。但是总体而言，家务劳动领域仍沿袭了“内”的属性而主要由妇女承担。调查数据表明，有89.6%的农村妇女承担家务劳动，其中家务劳动完全由妇女承担的占49.2%，由夫妻共同承担的占40.4%[2]。在那些男性劳动力外出的家庭中，妇女自然承担着全部的家务劳动。其次，农村妇女现代农业生产者角色的确立。在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以后，他们留下的属于家“外”性质的劳动生产与对外交往等事务，也一并成为妇女承担的事务。妇女承担起繁重的生产劳动任务，担当起农业劳动者的角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2006年全国妇联在河北、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和甘肃10省、50个县市、100个村庄的10000名成年妇女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74.7%的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其中与丈夫“一起干”的占54%，妇女“单独承担”的占20.7%。从妇女劳动对家庭经济贡献来看，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有61.3%的妇女与丈夫一起创造家庭收入，其中吉林高达81.2%，2005年，被访妇女个人人均年收入为7794.65元，占家庭年均收入的49.01%。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就业。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农村留守妇女更是独立承担了本应与男人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与义务。她们不仅要操持繁重的家务，而且还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农村家庭出现了“男工女耕”的性别分工新格局与农业女性化趋势[2]。

2.2农村妇女地位的边缘化

尽管农村妇女已成为农业劳动主力军，为农业经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并没有因其承担和扮演的双重角色而得到彻底改变，她们的地位日趋边缘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往往不用而且也难于用货币衡量，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把家务劳动看成是妇女分内之事；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纯农业经营性收入不高。由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地位，而经济地位又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所以，虽然妇女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一定的收入并且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对男性的依赖程度降低，但是，妇女的纯农业经营收入毕竟不在家庭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妇女地位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前农业领域中的性别鸿沟依然存在，这限制了女性获取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资源，包括信息、技术援助、金融服务等。FAO报告《粮食及农业状况（2010-2011）》充分肯定了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认为妇女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妇女是粮食安全的关键。但是，与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突出贡献密切相关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农业领域发展不足，其主要原因便是女性没有平等地获得提高生产力所需的资源和机会。从家庭管理与支配权、家庭事务决策权来看，妇女的地位尤其是“留守妻子”群体的地位也并没有明显的改善。首先，在家庭管理、支配权方面，与过去相比，妇女在家庭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她们可以共同掌管家庭财产。有调查资料显示，56.8%的妇女和丈夫共同管理家庭经济[2]。但在支配权上，“性别不平等毕竟明显，妻子对家庭收入自由支配度小于丈夫，说明妻子支配家庭经济的实权不如丈夫大，丈夫的权力占主导地位”[3]。其次，从家庭事务决策权来看，妇女仅在重要性程度低、涉及财产金额小的事务上具有完全的决策权，这些事务主要属于家庭消费领域；在家庭消费领域中涉及金额大、重要性程度高的事务与生产领域中的事务，基本上仍由丈夫做出决策，比如购买大件家具、家电、修盖房屋、投资贷款、购买大件生产工具或交通工具等。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妇女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巨大变迁。特别是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妇女的重要性得到了体现，他们改变了自己在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但是，农村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从未淡化，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被强化，而新的农业生产者角色又成为妇女的重要角色，这势必造成妇女扮演双重角色的紧张状态，加剧妇女双重角色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农村妇女而言，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依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承担双重角色的过程中，农村妇女亦获得了真正走上独立道路、实现真正男女平等的契机和新条件。

3农业女性化给妇女发展创造的机遇

对于广大农村女性而言，怎样才能充分利用社会转型特别是农业现代化转型所创造的条件和机遇，在机遇中求发展呢？本文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十分关键的，它们对于农村妇女的进步、独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1在角色扮演中求独立

不论是传统家庭角色还是现代农业生产角色，对于妇女的独立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两个角色的履行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家庭的稳定，也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和农业的发展。通过家庭传统角色的履行可以为妇女赢得男性和家庭成员的尊重，从而提高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通过农业生产角色的履行，可以进一步扩大妇女在农村乃至全社会的影响，为她们赢得全社会的尊重与相应的社会地位。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农业生产角色的扮演，可以为妇女确立自立、自强、独立的良好形象，并且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对农村妇女而言，扮演农业生产者角色无疑更富有挑战性。因此，农业女性特别是留守妇女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身修养。要多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农业知识，积极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研究农作物生长的规律、条件与环境，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机械化操作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与农作物产量，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应根据自身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与种植品种结构，同时改变农业生产策略。只有这样，农村妇女才能更好地完成她们的角色，为进一步走向社会创造条件。

3.2在角色期待中求平等

妇女的独立与发展、妇女的家庭地位或社会地位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妇女全面发展的问题，一个男女平等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妇女地位的提升与改善，还是男女平等的实现，都与角色的扮演密切相关。或者说，角色扮演是人们获得某种地位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角色扮演，人的地位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按照角色理论的观点，角色期待可分为自我期待与社会期待，前者是指对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自我期待，后者是指他人及社会对自己扮演的角色的期待，换句话说，社会期待就是人们期盼某个人或群体能成功地承担起希望他（她）承担的角色的状态。因此，上文所讲的“在角色扮演中求独立”实际上就是妇女角色的自我期待，而“在角色期待中求发展”主要是指妇女角色扮演的社会期待。从家庭的角度看，“男工女耕”中的“女耕”或者“农业女性化”是家庭中外出的男性和其他家庭成员对妇女尤其是“留守妻子”的角色期待；从社会的角度看，“男工女耕”中的“女耕”或者“农业女性化”是社会成员对农村妇女的角色期待。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实现城镇化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流动，但是这一进程理所当然地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现代化、城镇化可以以牺牲妇女利益和妇女发展为代价。事实上，利用社会机会较多的优势，从家庭走向社会，也是农村妇女扮演好社会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家庭走向社会，是妇女改变社会地位的第一步。虽然作为家庭劳动力配置结果的“男工女耕”性别分工，依然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与性别不平等意识，也依然沿袭了传统分工模式中所具有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性别次序。但是，毕竟妇女已经从狭小的家庭“内”领域迈向了家庭“外”领域，这一个小小的变化或进步，恰恰为妇女从家庭私人领域走向社会公共领域提供了“过渡性”平台。恩格斯断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5]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农业女性化为妇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4结语

国内学术界较为普遍地认为，中国农业的女性化现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似乎是不容质疑的。甚至有人认为农业女性化现象是被全球化过程所裹挟的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现象。在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农业女性化愈演愈烈[6]。农业女性化现象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它不仅对农村妇女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现代化转型带来深刻的影响。就农村妇女发展而言，毋庸置疑，片面地强调农业女性化现象给农村妇女发展带来的挑战而忽视其创造的机遇或者过分夸大其创造的机遇而忽视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二者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