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元合作及中国的策略思考

亚洲金融危机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发展，克鲁格曼对参与的成本和效益作了模型解释，博弈论者则提出了俱乐部理论，这些进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入，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货币交易的取消还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是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三是货币一体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和通货预期，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四是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再由于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而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_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在逐步上升，加入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它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它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还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10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入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渡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弈。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已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两个：东盟10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首先使各个次区域内保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自次区域范围内选择共同的货币篮子目标，确定中心汇率，并进行波幅限制，进而建立起次区域范围内的汇率联动机制。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攸关度越来越高，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是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是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1)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2)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3)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4)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5)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6)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7)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