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危机概念和危机属性哲学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风险社会的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危机也就成了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近年来，关于危机的研究日趋广泛，国内外都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国内的研究仿佛进入了一个徘徊的阶段，重复阐述的东西越来越多，许多成果无非是对既有成果的一种补充甚至只是重新进行的一次排列组合。这是不是表示危机研究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在危机研究的基本框架体系内，有许多基础性的问题是很模糊的，人们并没有对这些问题深入地推敲、研究。相反地，人们大多把自己的研究体系建立在这种根基不牢的基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的问题。理论总是要回答现实问题的。当前，一方面是危机事件层出不穷，危机问题不时地困扰着人们；另一方面却是危机研究的相对滞后和混乱，这种状况的存在显然是危机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国际危机是危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澄清危机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于国际危机研究同样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试图对有关危机的概念、属性等基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这并非是对既有的具体学说的简单否定，而是力图用更宏观的视角观察分析危机现象和本质，进而对危机管理思想和原则形成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一、关于“危机”的概念

概念，是研究的起点。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常常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危机研究也是如此。

（一）关于危机

几十年来，人们可能对于“危机”已经给出了不下百种的定义。人们普遍公认的是，西方语言的“危机”(crisis)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它“本来是一个医学术语，指人濒临死亡、游离于生死之间的那种状态。如果医生能妙手回春，病人也许能大难不死，重新回到‘生’的状态；如果回天乏力，那么病人就将命归黄泉，离开这个世界。在生死之间、在两个世界之间、在两种状态之间游离，这就是‘危机’在本源上的意义。”[1](P.1-2）应该说，这个观点是有比较可靠的基础的。据考证，crisis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文κρσι（英文转写为krisis），本意为“区分、判断”。经由古希腊人、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医学家兼哲学家伽伦（Galenus）等人的使用，获得新意：“疾病的转折点”——按照权威的古希腊文词典Greek-EnglishLexicon的解释：“疾病的好转或者恶化的转折点”（Turningpointofdisease,suddenchangeofbetterorworse）的意思。①因为这两个人在西方医学界和思想界的重大影响，这一词义在文艺复兴后逐步发展推广，产生了非医学意义上的用法。在巴门尼德（Parmenides）、希罗多德（Heroditus）、埃斯库罗斯（AeschylusAgamemnon）、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索福克勒斯、伊壁鸠鲁、柏拉图、色诺芬、品达、普鲁塔克、欧里庇得斯、修昔底德、克里安特斯等人的作品以及新约圣经中都有运用。可以说crisis（krisis）这个词非常古老，它是从印欧语言的共同始祖词根“krei-”发展来的，它的基本含义是“筛选、区分”。同根词还有希腊语中的krinesthai（解释），古英语中的hriddel（筛选），古爱尔兰语中的criatha（r筛选）和crich（边界，表示区分国家的东西），古威尔士语中cruitr（意思均为筛选），拉丁语中的cribrum（筛选），crimen（判断、罪），cernere（筛选、区分）等等。英语中开始使用crisis这个词大约是在公元1425年。因此，在西方人眼里，crisis这个词代表着危险、紧张、关键，它特别强调在面临这种危险时人们的判断和努力对于化险为夷的重要意义。换言之，这个词本身没有给人以任何好的感受，反而是其中所包含的压迫感让人感到一种惶恐和不安。正因为如此，当西方人第一次听说中国人的“危机”这个词包含着危险和机遇两种含义时，他们觉得这简直新奇的要命。事实果真如此吗？

（二）关于“危险”和“机遇”

在现代汉语里，我们通常都会以为“危机”是由“危险”和“机遇”组成的一个并列词组。自然而然地，我们也会用这样的理解指导我们对于危机的认识和对危机管理的把握。当我们面对危机时，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危险和机遇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一样，各有50%的机会。评价一次危机管理的成败，我们也可能就会据此而平衡地考虑对危险的控制和对机遇的把握。这的确让世人看到了东方智慧的妙处，也丰富了危机管理理念，但从考证的结果来看，这样的认识至少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对于认识危机、管理危机（特别是在国际危机中），甚至是有害的。“例如，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西方的主流看法是把危机视为异常与威胁，而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却倾向于把危机视为常态和包含着机遇……这一认识上的差别可能对两国间的危机管理带来不利影响。”[2](P.3)事实上，汉语中的“危机”一词指的就是危险，根本没有机遇的意味。从目前掌握的文献看，“危机”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后期。魏晋名士吕安在《与嵇茂齐书》说：“常恐风波潜骇，危机密发。”这里的“危机”指的就是危险，用以“喻身之危也。”[3](P.605)汉字中的“危”，最早的写法就是一个人站在了高处的边缘，战战兢兢的样子。《说文》解释为“在高而惧也”。[4](P.194)因此，“危”在后来的用法中主要就是指危险、危殆，有时也会用来指高，例如李白的诗《夜宿山寺》中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用它来指危险、危殆的例子，在古典文献中比比皆是。例如《韩非子•解老》中的“士卒尽，则军危殆”，就使用了同义叠用的方法，用以强调极其危险。《史记》中“君之危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寿乎？”这里的“危”是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在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唐朝的王冰在订补这部书时注曰：“危者，言其近死犹有生者也。”这个用法就更加接近于西方对于危机一词的本义了。看来，东西方在“危”这个词的使用上并无太大分歧。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在古代，“机”与“機”是两个字。《说文》中，“机，机木。从木，几声。”机，本是木名，即桤(qī)木树。现在的“机”是“機”的简化字。《说文》：“主发谓之機。从木，幾声。”[3](P.123)这是个形声字，本义是指弓弩上的发射机关，后来引申为枢纽、关键。它还通“幾”，指危险、危殆的意思。例如《淮南子•原道训》：“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高诱注：“機，危也。”那么它到底有没有转机之类的意思呢？事实上，“機”的确也有“时机、机会”（opportunity）的意思，例如南朝（梁）丘迟在《与陈伯之书》用的“因机变化”，还有“机不容发”、“机不旋踵”等用法。但这些用法都是使用了这个字的本义，而没有出现在“危机”一词的使用中。从古人的用语习惯和文献中的实际使用来看，古人在使用“危机”一词时显然没有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含义，至少在目前看没有文献的支持。在现代汉语中，危机一词同样没有这样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危机是“指危险的祸根；严重困难的关头。”[4](P.1192)《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更为细致：[5]【危機】（1）亦作“危幾”。潜伏的祸害或危险。例句有《宋书•范泰传》中的“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指的是危险。唐朝的刘言史在他的诗《观绳伎》中形容演员的高超技艺：“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学垂柳。”指的还是那种让人紧张的惊险的感觉。即使到了现代汉语，危机一词也主要是指危险，例如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说的：“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2）严重困难的关头。亦特指经济危机。例如瞿秋白在《欧文的新社会》中说的那样：“英国的工业经过了一次大危机又恢复过来了。”……由此看来，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危机”这个词都没有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含义。因此，汉语中的“危机”一词与危险、危殆、危急一样，都是通过同义叠用的方式来强调危险、危殆的程度极高。即使把“机”理解为枢纽、转折，把“危机”作为一个偏正词组，它指的也仍然是极其危险的时刻、关头，从趋势上看，它仍然是向坏的——现实中会有趋势向好的“危机”吗？因此，即使是作为偏正词组的危机，也同样没有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含义。

（三）西方对“危机”的解析

我们再联系西方的词义来看，应该说：无论在东西方语言中，“危机”这个词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词汇，强调的是极其危险，甚至到了一个攸关生死的关键时刻。至于汉语中的“危机”什么时候开始被人赋予了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含义？西方人又是怎么知道了汉语的“危机”可以这样解释？[7](P.24)[8](P.5)①现代汉语中的“危机”一词与日语的“危机”②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语言学家的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前关于汉语中“危机”一词的理解是有明显的偏差的。纠正这种偏差，对于我们理解危机的本质会很有帮助的。只有正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我们才会坚定地把危机看做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失衡的状态，而不会把危机视为自然的、平衡的“五五开”的状态，更不会在危机管理中把对机遇的寻找、把握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因此，危机的本质就是危险，是行为主体处于极其危险的一种严重状态。危机，是对特定行为体或行为体之间关系现状的一种严重破坏，或是违反其意愿和根本利益的关键性的改变。据此，危机管理的最高原则或评价标准就应该是努力避免危机的发生，当危机发生时要努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即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至于从危机中抓住机遇、把握机遇，那只是危机的一种转化，至多只能视为危机管理中获得的额外收益、副产品。林肯曾有过一段有趣的自问自答：“假如你把马的尾巴称做腿，那么一匹马有几条腿？答案是四条。因为把马的尾巴称做腿并不能让它变成腿。”同理，“机遇”之于“危机”的本义，就如同马尾之于马腿，虽然有联系，但毕竟不是可以生拉在一起的一回事。因此，只有还原概念的本义，准确把握概念的本质，才是我们正确地进行研究的起点。这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一些学者在定义危机的时候不停地讨论危机到底是一种情境状态还是一个事件？我想这或许是基于赫尔曼的经典定义和罗森塔尔的权威定义而产生的争论吧。[9](P.5)①事实上，答案非常简单——危机既是情境状态，又是事件，二者并不矛盾。危机本身就是行为主体所处的一种情境状态，它常常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引发的。而把一个具体的危机看做是一个事件，其实那只是在危机发生后对它的一种概括，甚至可以理解为对一次具体的危机的“命名”。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战争——战争中，它就是一种状态；战争爆发后我们去指称它时，战争就成了一个事件。

二、关于危机的属性

随着风险社会的理论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各种各样、大量的危机事件在第一时间被广泛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人们对于危机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风险社会中“危机常态化”的趋势成为一种共识。然而，人们在认识到危机的这一面时，同时也会产生一些隐隐的困惑——危机的确好像是越来越多了，以至于会让我们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不安和沮丧。这种“隐隐的困惑”其实就源于人们对于危机的本质属性缺乏更深层次的辨别和理解所导致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中，危机成了人们“谈虎色变”中那只可怕的老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危机必然有其自身特有的属性。危机的本质属性，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以下几对辩证关系。

（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

危机是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的一种客观结果，是一种客观现象，它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矛盾运动存在，危机就不会消失。在人类社会，只要人的活动存在，危机现象就会存在。同时，危机现象和它的客观规律又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和把握的。尤其是在危机中人们对于危险的认知与人的意识和感受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危机管理的过程和结果也常常基于人们对于危机的主观认识和能动性的发挥水平。因此，危机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0]（P.567-568）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交往形式”指的就是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危机实际上也是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一种具体反映。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以及它的具体形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可能发生社会危机直至社会革命——对于既存体制来说，革命就是一场动摇其根本的危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做出科学分析后认为，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具有必然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时刻伴随着经济危机、两极分化、阶级对立、全球动荡乃至军事冲突和战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日趋尖锐的一个突出表现。”[11](P.65)推而广之来看，危机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比如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这些行为主体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危机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事物客观规律运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换言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多种可能性，这是由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危机是事物发展诸多的可能性中的一种，它普遍存在于事物的矛盾运动之中。危机的出现是由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因此它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条件具备，它就会发生，不会以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天灾”是自然界客观运动的结果，“人祸”则是人类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系铃”的事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没有改变，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一定会演变成一场关系的危机。中国先哲所讲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强调的都是危机的这种客观性。马克思也正是通过对危机客观性的认识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的那样“：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P.84)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承认人的能动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危机也是如此。危机的客观性决定了任何危机都存在一种内在的规律，任何危机的发生都是事物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结果，人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这是由危机的客观属性所决定的——只要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危机的存在就是永恒的。但是，人们在承认危机的客观性的同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认识、把握危机和危机运动的客观规律，从而调整和解决矛盾冲突，化解和规避危险。

（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危机是普遍存在的，但危机又总是相对于特定的行为主体①而言的。对于特定的行为主体，危机的极端危险性是普遍的，但它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又具有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危机管理中必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矛盾运动的结果，作为矛盾运动结果的一种状态，危机自然也包含在所有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于危机“常态化”的认识就是由危机的普遍性所决定的，它要求人们应该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当然，由于行为主体不同、矛盾不同，危机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不同，危机的表现形态也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对所有的危机一概而论，更不能简单地“一药治百病”，而应该在危机管理中坚持普遍规律的同时，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危机的这一属性也可以理解为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一句话，危机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具体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危”中有“机”、“机”中有“危”，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不是危险中蕴涵着机遇，而是任何事物的矛盾运动都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危险或机遇都只是事物发展的一种特定状态或特定阶段。中国古代所讲的“福祸相倚”，并非是“福”生“祸”或者“祸”生“福”，而是指存在于特定事物中对立统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因此，危机不能抽象地、孤立地存在的，它只有相对于一个具体的行为主体才是有意义的——没有了特定的行为主体，危机也就不会存在。这也就是说，危机总是特定行为主体的危机。即使危机出现了“全球化”、“泛化”[13]了的趋势，那也只是对于一个特定时期里的危机现象的总体特点的一种概括，而不是混沌一团，一片模糊。因此，危机的特殊性决定了危机都是具体的，它总是特定行为主体的危机。危机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它是事物矛盾运动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结果或状态。危机总是由某些具体的原因所引起的，危机的发生、发展必然表现为一个具体的过程，它总是由具体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具有渐进性、规律性等特点。这也就决定了危机是可以被认识、被管理的。有的学者认为还存在着“不可管理的危机”，一般来说，那只是相对于人们管理能力而言的——由于人们在认识、技术、能力、条件等方面的差异，管理危机的难度、效果可能会有差异，但不能由此认为危机是不可管理的。[3](P.4)①同时，危机管理必须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阶段的特点实施不同的管理。同时，危机的特殊性也表现在危机发生、发展的过程之中，它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危机管理在坚持总的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有效地管理危机。明确了危机的这一属性，对于危机分类也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学者们对于危机分类众说纷纭，彼此有许多争论。[3](P.78-111)[14](P.34-35)[15](P.17)由于危机总是具体行为主体的危机，不同行为主体矛盾运动的特点不同，表现形态不同，因此，对于危机进行最基本的分类就是基于危机的参与者和事件性质来划分的——任何一个危机，都可以根据它具体的参与者和事件性质来确定其类别并给出相应的界定，无论是国际危机、国内危机、社会危机、企业危机还是公共危机。以国际危机为例：所谓国际危机，就是指那种使特定的国际关系以及相关行为体陷入极其危险之中的状态或事件。危机实际上就是“危安”。因此，对国际危机进行分类，完全可以依据国际安全的分类来进行。据此，国际危机可以分为传统安全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危机——前者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安全、军事危机；后者则包括国家间的贸易战、能源战、信息战、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和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等。需要注意的是，区别传统安全危机与非传统安全危机的界限不在于原因，而在于结果。换言之，非传统安全因素可能导致一场传统安全危机，传统安全因素也可能会导致一场非传统安全危机。国际危机的最坏结果就是导致行为体（如国家、国际组织、政府等）或行为体间的关系（如外交关系）或结构（如格局）的现存状态遭到严重破坏甚至终结。

（三）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危机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辩证统一的。危机是事物矛盾运动的结果，只要运动是永恒的，危机的存在也就具有了绝对性。同时，危机又具有相对性，它是有“立场”的——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危机可能是别国的机会。国内危机也是如此——一个利益集团的危机可能是它的对立面的机会，一个阶级的危机可能是它对立的阶级的机会，其他的社会组织甚至个人的危机也是如此。在现实生活的语境中，如果一个人说要“利用危机”，听上去总会有些以邻为壑的味道，存在着道德压力。但事实上，危机相对性的属性就决定了某些行为体从一场危机中获利的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就如同在田径赛场上，运动员A因遭遇了某种危机而放弃比赛，可能恰恰使他的对手B有了难得的机遇。你可以因为B选手放弃了比赛而赞扬他的品德高尚，但你不能因此认为B选手坚持比赛并获得冠军就是没有道德的——只要这场危机的开始与道德无关（除非B选手采用了不道德的手段制造了A选手的危机），这就应该是被严格区分开来的两个问题。社会组织和国家层面上也是如此。一个企业遭遇某种危机，客观上就可能让它的竞争对手不战而胜；大国A遭遇了重大危机，国力式微，大国B乘机超越只能说明它成功避免了危机、抓住了机遇，而与道德无关。当然，前提仍然是A国的危机在道德层面上与B国无关（或者说是与B国的道德表现无关）。危机的相对性决定了一个具体的行为主体对于一个具体的危机是有其自身的“立场”的；一个具体的危机也总会把诸行为主体划分到不同的“阵营”中去，有的是危机的受害方，有的是危机的施害方，有的是危机的第三方[16](P.22-25)①——在危机中，它可能连带受损，也可能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还有可能是无关损益的彻底的“旁观者”。在一场具体的危机中，对于受害方和间接受害的第三方来讲，危机无疑是应该尽力避免、尽快化解，以达到“止损”的目的；而对于施害方和间接受益的第三方来讲，危机则完全是可以利用的武器，它或者它们可以通过制造或者扩大危机，让对手面临更大的危险，从而达到自己“获利”、“增益”的目的。危机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危机特别是国际危机的本质，掌握危机管理的规律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四）独立性与关联性的辩证统一

一个个具体的危机具有独立性，也常常会使相关行为体深陷其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危机也是如此。在人类社会，先进的、好的东西传播起来总会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而危机的扩散和传播却总是显得非常地迅速、广泛、深刻，常常出人意料，真有点儿“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味道。危机对于行为体本身而言意味着极其危险，而更大的危险就在于危机无限的扩散和持续。这就是危机属性中的关联性。在空间层面上，危机的发展可能表现为由远及近、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危机不断恶化、深化、扩散化的过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时间层面上，危机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历史上的危机可能是今天的危机的因，未来的危机可能是今天的危机的果。观察历史上的各类危机，我们不难发现，危机事件的“同例反复”现象非常普遍，就像是一种疾病的复发一样，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行为体在不同的时间发生同样的危机，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因此，危机的关联性也就表现为横向关联和纵向关联两大方面。具体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危机可能关联着另一危机；一个行为体的危机可能与另一个行为体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一个危机可能与上一个危机有着某种因果联系；一次危机的渡过可能已经包含了下一次危机爆发的因子。可以说，危机的扩散性与关联性包含了彼此、远近、古今、表里等多个范畴。理解危机独立性与关联性的辩证统一，对于认识和把握危机管理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一场危机的爆发，常常是事物发展到具有质变条件时表现出的一种突变。但这还仅仅是危机最初的危险，更大的危险在于它的时间压迫性和趋势扩散化。一场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扩散的范围越广、影响的程度越深，它所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大。这也就是一些学者在危机管理中特别强调“在时间压力下做出关键决策”，并提出控制危机、隔离危机等管理原则的根本原因所在。伴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进程，人们的联系日益增多，一个人的事情可能会对很多人产生影响，一个国家的事情也可能会很快地波及许多国家，社会学家把这个现象称为“蝴蝶效应”。危机也是如此。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危机的“涟漪效应”、“溢出效应”、“攀高型危机”等观点。这都充分说明，我们不能认为百年以前、千里之外的危机与我们毫无关系，也不能认为一场危机的暴风骤雨之后就永远是晴空万里。在全球化的今天，危机在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关联度日益增强。把握好危机的这个属性，就能够增强我们主动观察危机、认识危机、防范危机的自觉性，还能够通过历史经验、借他山之石积累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危机管理水平。因此，预防危机、隔离危机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坚持危机独立性与关联性的辩证统一，努力把危机控制、化解在它独立存在的最小的领域内，努力避免“连锁反应”和“溢出效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危机在本质上是关乎特定行为体根本利益的极其危险的状态，四个辩证统一关系是危机的根本属性。相较之下，“紧迫性”、“不确定性”、“时间压力”等对于危机属性的概括，或是对某类危机特点的概括，或是在危机管理层面上的理解，而不是在本质上对于危机属性的抽象和概括。例如，危机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主要反映的是危机的关联性。正因为危机的本质是极其危险的，对于特定的事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而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散化的趋势，才会给人以“不确定”的印象，甚至认为是“不可管理的”。

事实上，从危机是客观的、具体的、相对的这些属性来看，危机其实是“确定”的，只是由于人们认识危机、管理危机的条件和能力上的不足，才会让人们觉得它是“不确定的”。又如，很多学者把“突然性”、“突发性”作为危机的本质属性甚至是首要的属性。[7](P.27)①事实上，出乎意料的突发事件只是危机中的一部分，而并非全部。历史上，经过长期酝酿、积累的矛盾或风险形成的“意料之中”的危机也不胜枚举，[13]（P.39）它们同样可以把特定的行为主体推向攸关生死、极其危险的状态。就像人类的疾病可以分为急性病、慢性病一样，二者都会导致健康危机，你能说急性病造成的濒死状态就是危机，慢性病造成的濒死状态就不是危机吗？辨别是否危机，不在于它是如何发生的，而在于是否到了那种危及根本利益、面临生死抉择的状态。经济危机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如果据此认为危机的危险性也是来源于这种突发性，[7](P.27)②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在危机管理层面上，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两类危机在预警和控制危机时面临的时间压力与紧迫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但这种不同却不是识别危机的依据。

三、危机概念和危机属性研究的意义

把概念作为研究的起点，从概念的本义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剖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建构起一个坚实的学科基础。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进而对危机和危机管理的许多基础性问题做出相应的结论。

（一）关于危机

对于危机“状态说”、“事件说”的争论，反映出人们对于危机形态的认识仍然并不清晰。危机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是一个点？还是一个过程？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把危机视为一个过程，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赞同危机的“状态说”。通过前面对危机的客观性、关联性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危机：危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客观渐进的过程，但危机的爆发可以视为一个点。因此，危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事件——把危机看做一个过程，强调的是它的量变和积累，从而使预防、管理危机具有了可能性；把危机看作一个点，强调的是它濒临质变的关头，危机具有了加速加剧、形成突变等新的特征和可能，从而使危机管理的必要性、紧迫性大大加强。确立这种认识的意义还在于可以厘清危机与矛盾(contradiction)、问题(issue)、风险(risk)等概念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矛盾运动是危机的前提，问题、风险是危机酝酿的阶段，也可以称之为“准危机”[3](P.91)①、隐性危机、潜在危机或“前危机”阶段；而危机则是矛盾运动、问题和风险积累的一种结果。例如，很多学者注意到国际危机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的趋势，并指出“某些非传统国际危机具有不可逆的特征，如冰川消逝、海冰面上升、生物多样性灭绝、土地荒漠化等等……”[13](P.37)②这实际上就是混淆了问题(issue)与危机(crisis)之间的关系。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决定了矛盾、问题、风险应该成为危机管理的对象，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又决定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风险都称为危机——泛化了的概念很可能会失去它对事物界定的功能。

（二）关于危机管理

危机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相对于事物正常的发展方向，危机的趋势常常是“向恶”的——不仅可能改变事物的发展方向，而且可能对其根本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导致事物发生质变。由此可见，危机管理的实质就是控制这种危机状态，通过最大限度的“止损”以达到“保全”其根本利益的目标，努力让事物的发展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然而，这看似常识的结论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危机管理在方向上都是一致的呢？危机的具体性和相对性告诉我们，危机总是具体行为体的危机，对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危机的意义也是不同的。从心理学上讲，危机的判断常常基于行为主体的“损害认知”。因此，在一场具体的危机中，危机的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的受害程度不同，感受和态度、采取的危机管理措施自然也就不尽相同，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角色，角色决定了参与行为体危机管理的方向。从广义上讲，在一场危机中，所有的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的行为都属于危机管理的范畴；从狭义上讲，危机管理则是特指危机的受害方对危机进行预防、控制、恢复的过程。因此，从一个具体的危机受害方来看，危机管理与危机发生在方向上总是相反的。通过方向的比较，就能够区分出在一个具体的危机中不同行为体的角色，也就能够理解不同行为体之间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行为差异。因此，狭义的危机管理是一个降低风险、降低损失的过程。通常认为，危机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成功化解危机，“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且所有措施适度、有效、高效。但从危机管理的实践来看却是“没有最好、只有较好”——几乎所有的危机管理都会受到批评，或是因为反应迟缓、应急不力，或是因为反应过度、应对过激，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是因为危机管理者与批评者对于危机的“损害认知”是不同的。因此，客观上不存在绝对“适度”的危机管理，能够使“失度”最小化就是成功的危机管理。

（三）关于危机研究的维度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危机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不同的学说、观点，也为危机管理总结归纳了许多经验和原则。但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当前的危机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者对于概念、定义、属性、特点、规律等基本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也表现在危机研究的框架体系和研究方法缺乏科学的系统性和严谨的规范性。因此，危机研究有必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通过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对危机研究的对象、范畴等进行学术界定，从而构建起危机研究的学科体系。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案例分析是危机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危机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但由于研究者选择的研究领域不同、案例不同，即使“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也没有构成完整的危机管理学科体系，因为研究者是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着危机研究。概括起来，危机研究至少包括了三个维度：一是历史研究。研究者通过对危机事件的文献、档案、资料等进行搜集、挖掘、整理、研究，形成自己关于历史事件的观点；或者通过历史研究，对危机事件进行归纳总结，形成对危机的认识、规律的总结和危机管理的原则。这是危机研究的基础。二是要素研究。研究者的关注点不在危机宏观层面，而是集中在危机的微观层面，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传播学、信息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成果，对危机中的现象、行为等进行要素分析，从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这方面的成果是大量的，充分反映了危机研究在学科上交叉性、复合性的特点。三是应用研究。危机研究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有很多研究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应用研究方面。这或许也是危机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的原因所在。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特定行为主体危机管理的体制、机制、法制（制度）方面，通常具有指导性、建设性。总之，危机作为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一种特殊现象，有着它特定的客观规律。危机研究应该基于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形成共识，探索规律，总结经验，用以指导危机管理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