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小说叙事思索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在E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马克思在这个论述中，特别强调了自然之于人的先在性与规范性，自然条件如地理、气候等都先于人类而存在，并制约着人类的一切活动，文学活动也概莫能外。

一、双向运动的复调：自然的在场与人性的衍化

西部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西部人特有的生存样态与人文情感，而置身于既定环境中的西部作家，当然不可能不在其创作中把这种特殊性加以反映，而这又深层规范着西部作家的文化心理及美学准则。正如研究者所言，“没有哪块地方像这里一样，自然的参与、自然的色彩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和制约如此直截了当地突现在历史生活的表象和深层”②。西部几乎汇聚了中国内地所有恶：劣的地质地貌与气候条件，大自然对西部人表现得格外吝啬而残忍，资源匮乏，天灾不断，似乎到处是草原的荒凉沙化、大漠的死寂无边、冰川雪山的阴冷森寒、黄土高原的干枯贫瘠，从而给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涂上了一层浓重的魅性色彩。大自然的无时无处不“在场”，对西部人而言，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压迫的力量而存在的，因此，虽然西部人更经常地意识到大自然的存在，却难以感受到某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正是在自然的伟大与人的渺小的巨大反差中，西部人对大自然形成了那种既敬畏又亲和，既谦卑又力图在自然面前证实人的本质力量的矛盾的情感结构。在人与自然的复杂的双向运动中，“人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人必须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发现人，发现自己，并且只有在与自然的不断对话中，西部人才能更好地完成其对自我的追问与确认，而关于这些活动的书写便构成了西部叙事中考察人性变迁的主要参照系之一。有人指出，“本初形态的西部自然为现代人的朦胧灵魂的栖息和对于生命本相的追问保留了可贵的空间，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美’的生成的资源和环境”⑧。基于这种人与自然既冲突又和谐的复调，西部叙事便极有可能跨越历史的、社会的和美学的羁绊，而跃居当代文学的某种高地。

在邵振国、冯苓植、柏原和王家达等西部乡土作家那里，人与自然的紧张和冲突是生存的常态，对这种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一度形成了他们的叙事母题。主人公的痛苦或快乐、期待或绝望都维系于大自然，这里的大自然却不是冷冰冰的一种客观存在物，而是作为人物主要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直接参与到人物的命运演变中。柏原的《天桥崾岘》，从表象上看，讲述的是三代女人“被换”的婚姻悲剧，是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性的压制，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因为贫穷，生命中所有的尊严都消失殆尽，人的全部努力只是为了活着，只是为了延续生命，所谓“换”与“被换”也不过是延续生命的常见方式。为什么会如此贫穷?不是乡民们不勤劳，也不是他们不节俭，根本原因是黄土地的贫瘠与严酷，这里十年九旱，自然资源匮乏，大自然在以无声的方式惩罚着黄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灵，无始无终。冯苓植的笔触有时驰骋于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他笔下的骆驼、马、牛、羊，沙柳、沙蒿、骆驼刺、芨芨草，野兔、狐狸、老鼠、蜥蜴，都在彰显腾格里沙漠抑或是阿拉善草原的生命景观，但作家不厌其烦地书写这些自然的生命景观却是为了反衬人性之善或人性之恶。张弛的《甲光》、《童子魂》、《汗血马》讲述的是自然神秘而邪恶的力量，以及人的抗争而无果的悲剧。《甲光》中的自然，以瘟疫遍地、猛兽出洞、赤霞千里、战马克勤克厮咬等异常现象暗示着种种战争命定的趋势，但又漠然旁观，无意去挽救悲剧的出场，而人性之恶便成了作家拷问的核心对象。《汗血马》中的自然更是惊险奇特，置身于这种自然的人也处在无限循环的怪圈之中，为了生存，人必须向自然发起挑战，但人难免又都败在严寒、干旱、瘟疫等自然的惩罚面前，自然给人造成了一幕幕的悲剧，而又无动于衷地冷眼旁观。

80年代的西部军旅作家，如李本深、唐栋、李镜、李斌奎等也致力于传达人与自然相冲突的主题形态，同样备受文坛关注。他们在这个阶段推出了一批反映西部边陲哨卡生活的作品，这些叙事着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中彰显人性的探索。尽管它们起步于“十七年”主流文学的传统，如不时显现出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模式化的痕迹，但因为着眼点在于表述“英雄也是人”的命题，故它们往往将视野投放于西部自然给人造成的复杂感受，诸如因为大自然的迫压而形成的某种苦难、孤独或崇高的审美体验。在主人公同大自然持续不断的搏斗和对“苦难”勇敢的担当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某种崇高的“精神存在”的况味，诚如黑格尔所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因此，军旅作家对西部的冰山、大漠、高原等自然景观的书写就显得意义突出，它们不仅构成了人物活动的特殊背景，而且对于叙事的人性观照与诗意化的审美把握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边防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军人的特殊使命，使主人公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处于大自然的包围之中，无论在巍巍昆仑的群山之巅，还是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大自然总是使人感到生命的艰辛与苦难，以及人的渺小与孤独。在人与自然的持续冲突中，冰山大漠成了主人公发现和塑造自我的最佳机缘，它们以其严酷性与强制性，持续强化着人的坚韧的意志和进取的品格。杨志军80年代末推出的长篇力作《海昨天退去》，是展现西部人与酷烈的西部自然以及异化的现代社会之1司相冲突的一部有着强烈悲剧色彩的叙事。主人公华老岳是一位极富传奇性的铁汉人物，作为西部军人，他敢于挑战禁区，率领部下向青藏高原的生命绝地进发，他们的任务是穿越西部的五大山系，建成一条通往内地的输油管线。但大自然不仅通过残暴的力量在考验着人们身体机能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且像高高在上的神，在冷酷地注视着这些经历着悲剧的人们的心理负载能力，终于有十多个士兵，因为忍受不了无边的悲剧的威胁，用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悲哀地将生命留在了威严而无声的唐古拉山。也是在大自然的极度暴虐中，人的意志力量的出场才显得如此的动人。西部军人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表现出的那些忠贞、韧性和无私，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使大自然的所有淫威、暴虐和残忍都相形见绌，人的本质力量像一轮不可阻挡的旭阳冉冉升腾。在当代文学史上，像《海昨天退去》这样将人与自然的冲突和搏杀书写得如此Ig心动魄的还不多见，其文学史意义尤其体现在将自然的“在场”以角色的身份进行了叙写。回荡在这个叙事文本中的，始终是海明威《老人与海》式的苍凉而悲壮的旋律，是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式的高亢而沉雄的音符，它的1司世，给80年代渐趋弱化的文坛送来了气贯长虹的浩荡长风。

二、“绝域产生大美”：心灵的震颤根于对大自然的深层解读

大自然乃是一个既有丰富活力、又有严整秩序和规则的运动着的生命整体，人作为自然的一个构成部分，是存在于自然的整体生命链当中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㈢。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与人类的关系如此紧密，决定了人不能从自然当中独立出来而存在，更由于大自然将人类也涵养其中，人与自然万物实际具有同构性与同质性。原始宗教神学常常把自然看做是人的同类自有其道理，它们以拟人化的方式来解读自然，认为“万物皆有灵”，其导致的结果是将自然巫魅化与人格化，“自然原来是一种模糊而神秘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藏身于树中水下的神明和精灵”。原始宗教神学对人类的童年影响深远，故远古时期的人对自然皆心存敬畏，并虔诚地从大自然的运行中领悟“人的存在”的真知，如伏羲创立的先天八卦，就是对自然万象的概括却无不适应于人事。从自然出发并回到人自身，使古代的诗人不断获得心灵的和谐，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传达的就是人与自然深层的精神交流与情感体验。但当历史进入近现代，人类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对大自然加以“祛魅”，大自然与人类走向了形神分离的道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大自然便变成了“人化的自然”，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也从“主体一客体”而蜕变为“客体一主体”，这其实是人与自然走向冲突的开始。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人类感觉自己俨然是大自然的主人，不再敬畏大自然，不再顺应自然而生活，也不屑于再怀着谦卑之心从自然的运行中感悟什么，自然之神死了，人的欲望活了，这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不幸?而作为作家，离不开对大自然的美学观照，但想从静默的大自然获得有质量的审美感知，就必须将已经“祛魅”的大自然恢复本原的魅性色彩与人格化力量，唤回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心灵的震颤，这也就是“复魅”。海德格尔曾说，“自然在场于人类劳作和民族命运中，在日月星辰和诸神中，但也在岩石、植物和动物中，也在河流和气候中。自然之无所不在‘令人惊叹”～。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在场”的自然，即作家眼中的自然，它既无所不在，更可能激起作家的某种“惊叹”，因为在作家与大自然相遇的那个瞬1司，大自然已经被复魅，恢复了失落的“神性”。

在2O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对自然的神性与魅性的双重观照，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自然文化叙述，这种叙述既是对人与自然冲突的主题形态的延伸或颠覆，也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显示着别样的现代性追求。自然文化是一种富于生命力的世界性文化思潮，其渊源极深，如中国的道家文化，古希腊的犬儒哲学、斯多阿学派，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的哲学与文学，德国19世纪末期尼采的哲学和20世纪初期海德格尔的哲学等，都属于自然文化的范畴。自然文化对文学的深层渗透，使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成就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性。从鲁迅的“狂人”到沈从文的“野人”，再到莫言的“土匪”和张承志的“回民”，无不张扬着尼采“酒神”式的生命强力。从创造社作家如郁达夫的欲望言说到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情感倾诉，又回荡着卢梭式的对自然生命感悟的声音。周作人更是在美文中尽情挥洒道家清静无为的况味，林语堂在晚期的创作中一如周作人，追慕道家文化的底蕴。回视新时期西部文学，无论张贤亮、张承志、杨志军、王家达，也无论扎西达娃、杨争光、雪漠、红柯，尽管都有凸显人与自然冲突的一面，但他们更有复归自然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发生，基于西部作家对大自然的深层解读，其典范的美学特征，用一句话来讲，即“绝域产生大美”。

张承志对西部的钟爱，使他能够从常见的自然景观中升华出令人流连忘返的意象，如广袤的草原，无涯的大漠，奔腾不羁的烈马，碧血染就的晚霞，以及雪岭冰峰、黄土梁峁、河流戈壁、静夜荒滩、春阳残月、寒风雪路，但这些自然意象却都能与人的情绪或命运融为一体，从而生成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他笔下的自然更像一个场域，一头连接着俗世，一头连接着神性，却无不弥散着神性的启示与召唤的力量，大自然在尽情展示着神性与魅性。他眼中的自然真切而又神秘，浩大而又具象，他的心是静的，充满了对自然的虔诚与谦卑，他甚至能够从大自然最轻微的声响中听辨出某种灵魂的启示。张承志自然书写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的灵感大多来自于自然那些狰狞而严酷的形象，也是在自然的直接参与下，他完成了人生蜕变的仪式，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都是这样。他的叙事文本清晰地记录着其“在路上”的情感变迁与心路历程，那让人望而生畏的自然不仅是他放飞心灵、释放情感的场所与对象，更重要的是，自然以其自在自为的方式影响或改变了这个不顾一切闯入它腹地的人，并使其产生人生境界的某种飞跃。红柯的西部书写同样尽情展示着自然的神性与魅性，阅读红柯的小说，总能感觉到作家对自然的复杂感受，其中“敬畏”与“谦卑”是最常见的两种情感样态。在红柯所描述的自然世界里，似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都有了灵性，它们已经超越了物性而成为人的精神价值的构成部分，一只羊、一匹马、一棵树，甚至于一块看似平凡的石头，都拥有一种神秘的使人敬畏的力量。红柯对西部这块大地上人的生命活动尤为关注，他以悲悯的眼光打量着人的艰难而又倔强的生命活动，往往通过展现那种近乎原始、近乎蛮荒的自然意象来升华生命，让生命酣畅并且飞扬，从而实现人的生命的某种超越。但红柯叙事讲述更多的则是自然的神性与魅性的统一，其人物在敬畏自然中生活着，而自然的神秘力量又是一种超越性价值的化身，人物对自然的真诚膜拜，使他_们恢复了自然的感觉，发现了自然的本相，并在自然镜像中看到了人自身真正的生命力量。红柯也是从人的内在生命力与自然的同构关系中，将人的生命本质与自然的原始状态融为一体，从而也就实现了自然哲学与生命哲学的统一。如《树桩》中的那个男人，《莫合烟》中的父亲，都是一种自然化的人，自然性已渗透到了人物的身心内外，而人物身上的社会性与价值观念已大为淡化，人性消融在自然性之中。正因为人物与自然的高度融和，所以，红柯叙事中的人物大多没有名字，只是自然场景中的一种角色，或者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儿子，一个父亲，如此而已，就像那些没有名字的高山、荒原、河流，或森林，人只不过是自然的必要构成。从金色的阿尔泰到神秘的哈那斯湖，从手指间的大河到黄金草原，红柯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给人们展示着雄奇苍凉的西部自然，他深情的目光总是能够发现西部自然的绝俗之美，这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深层次的解读，来自于心灵的震颤。诚如他自己所言，“我曾为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所震撼。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必然产生生命的大气象，绝域产生大美”⑧。

三、寻根的路还在继续：西部生态文学的崛起

西部生态文学的崛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前文所言，西部的苍凉、辽阔和浩大，使西部作家更经常地意识到大自然的存在，这几乎成为他们深层的心理积淀，是地域性地理条件使然；其次，西部作家常常对大自然包含着神性与魅性的双重体验，也许他们对“大自然的报复”体会更多，也更深，这是他们创作生态文学的生活积淀。因此，当生态危机开始出现并无限蔓延，就不能不引起西部作家的高度关注与忧思，而在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成为主流话语的时刻，也最有可能引发西部作家的迅速回应。在某种意义上，这使西部文学与世界前沿『生文学思潮形成了深度的契合与共振，并使西部文学再次跃居当代文学的某种高地。大多数西部作家其实也是乡土作家，从柳青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再到雪漠、红柯、石舒清，他们更多的是乡土言说，也更擅长于乡土言说，对于城市文明，他们保持着天然的心理距离，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像东南沿海地区的作家那样，怀着一种审美的、欣喜的态度观察和书写城市文明的演讲。而乡土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文学，这种文学传统深刻影响着西部作家的美学选择，故当文学主潮转向的时刻，西部作家也更容易从文学传统中汲取养料并形成新的文学话语。还应该看到，西部也是宗教文化覆盖较大的地区，如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各类原始宗教，这些宗教文化渗透到了西部人的所有活动之中，而这些宗教大多又包含着深切的生态关怀，仅以伊斯兰教为例，就有禁食规定、对水资源的虔诚等，表现出强烈的生态色彩。既然富于生态关怀的宗教文化深度规范着西部人的衣食住行，西部作家从宗教文化中获取相应的生态话语资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西部生态文学的崛起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学原因，但无论如何，这种叙事仍然没有僭越“人与自然的冲突”的主题形态，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主题形态的深化。雪漠的《猎原》是一部充满了生态寓言性质的叙事。

很久以来，生存于猎原上的人、羊、牛、狼、骆驼、狐子、猎鹰等，都是生态链中的构体，人与自然、自然与动物、人与动物、人与人、动物与动物，共同形成了一个既冲突又和谐的生态环境。滚爬于大漠地带的农牧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发展畜牧业，然而，过量的放牧却使有限的草场不堪重负，终于导致了植被沙化，水位下降，风沙频仍，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个人与动物共存的世界里，羊吃草，却破坏了植被，狼专门吃食草动物，老鼠损害庄稼，狐狸却吃老鼠，各种动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如果人为地加以破环，必然会导致生态灾难。《猎原》讲述的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态灾难似乎近在咫尺，十多个放学归来的儿童命丧沙尘暴，狼群向人施威，干百只羊一起涌到井台上去抢水，满地的老鼠举着前爪向人作揖。几百只羊为了争夺主人的一股尿水，竟潮水般地涌来抢夺。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头被狼咬死的牛，还没来得及剥皮取肉，就被渴极了的羊吞食了，一只剥了皮的小狼扔到羊群中，同样被羊咂血吃光了。而狼的报复，则更加血腥与残忍，一夜之间，躺了一地的羊尸。使人感到震惊的，还有猪肚井的牧民为了争夺那眼濒临枯竭的井而发生的械斗，先是在南沟与北沟的牧民之间，后又发展为窝里斗，我得不到，让你也别想得到，当炒面拐棍和炭毛子，一个为护井跳进了井中，一个被人推到了井中，才终止了这场争斗。最终，他们只好填了井，离开猎原。比起《大漠祭》的那种近于原生态的写法，《猎原》明显吸收了某些现代叙事技巧，如结构上将村社生存与沙漠生存两条线索交替展现，如象征与意象手法的运用，以神麝象征一种久远的草原精神，以羊眼变狼眼，羊吃羊、羊吃牛等意象，暗喻生态失衡后人们心理扭曲的可怕。孙正连的叙事大致不出其故乡大布苏草原，这里曾经水草丰茂，气象峥嵘，有过庞大的食草动物群。但时过境迁，孙正连所面对的更多的是人类身陷自然怪圈之中挣扎与无助的悲剧意味。他的叙事多为短篇，常以那片渐趋荒芜的甚为偏远的大草原为背景，在人与自然的依恋与吊诡、对立与冲突中传达着某种生态伦理，并揭示着那块大地上人的生与死、爱与恨，以及无法摆脱的宿命。孙正连的生态焦虑与远景期待，几乎全部反馈在小说集《洪荒》和《大布苏草原》中。同样来自于内蒙古的作家郭雪波，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以《高高的乌兰哈达》表现出其生态忧思，1985年生态小说《沙狐》的问世更使他振奋，其以沙漠生态为题旨的叙事屡屡问世，《沙狼》、《沙漠故事》、《沙漠魂》等都是具有代表意义的生态小说。郭雪波成长于大漠边缘地带，曾醉心于蒙古族的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文化崇尚，即自然崇拜的精神。这些文化熏陶，使他从心灵深处注入了对自然的崇拜与信仰，给予他独特的感应和召唤，其叙事是自然崇拜意识的合理延伸，因之他笔下的大漠、飓风、沙砣，甚至一滴清水、一片绿叶，也无不渗透着人性和生命力。他的叙事大都围绕其故乡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冲突而展开，对大自然的哀婉、忧伤的书写，对现代人的人性迷失的深入反思，对更为深远的生命境界的探寻，使他的叙事在生态文学中显得卓尔不群。

西部文学的兴盛与新时期寻根思潮的深入有莫大的关联，而在追寻民族之根的路途中，西部作家对人与自然复杂联系的深度思考和书写，无疑昭示出超越寻根思潮的趋势，西部作家20多年来的文学实践早巳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向大地的写作，不仅是地域性的，更是超越地域的，因为他们所涉及的终极性叩问，比如人怎样才能重返精神家园的问题，人怎样才能把握自己的角色问题，已具有世界性意义。因是之故，我们可以说西部作家还在“寻根”，尽管这个过程也许将无限漫长。在此，笔者宁愿引用美国生态神学家托马斯•贝里的一段话，作为解读西部作家生态书写的参照，它虽然不是针对西部作家提出的，但具有遇合性。“2O世纪末我们对人类的尴尬处境感到茫然失措，我们渴望有人指点迷津。此时，我们往往走向文化传统，走向被我们看成是文化译码的思想宝库中探寻启迪，然而，此时我们所需要的启迪似乎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所不能提供的，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本身似乎就是造成我们困境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有必要超越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得走向大地”“探寻指导，因为它藏有生活在其上的所有生物的生理形态及其心理结构。我们的困惑不仅仅在于我们自身，也涉及到我们在星球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得走向宇宙，研究有关现实和价值的基本问题，因为宇宙自身深藏人类生存之奥秘，在此方面它远胜生养我们的大地”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