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发展范文10篇

西部发展范文篇1

强调城市对于整个区域发展的重要性是经济学家们十分重视并长期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专门论述城市形成所起的带动生产方式变革的作用，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例如乡村变为城市……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本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佩鲁提出的发展极理论在这方面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佩鲁把城市看作是区域发展的发展极。他认为，城市的带动作用增加了地区差别效应。地理上集中的综合产业极（城市）改变了它直接的地理环境，而且它如果足够强大，还会改变它所在的国民经济的全部结构。作为人力、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中心，它促进了其他资源集中和积累中心的产生。当这样两组中心通过物质的和智力的高速公路相互联系在一起时，广泛的变化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视野和计划中就显示出来了。发展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某一地方或大城市聚集，形成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通过具有“发展极”的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而发展极就是有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集聚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使发展极能促进自身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西部开发的思路中，呼吁在西部开辟“特区”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其实，“特区经济”只是形式，城市经济才是本质。东部发展并非仅仅是受益于进出口总额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在开放过程中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入以及要素聚集和相关产业的扩张。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超大型的三峡工程上马、黄河中上游水利综合开发、西部石油与中部煤田加快发展以及沿陇海线延伸的“第二条大陆桥”铁路线开通等对于推进西部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这些项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项目布局分散、远离市场，没有肩负起工业化在推进城市化中的作用，致使城市经济十分薄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才能真正使西部走上兴旺发达的现代化道路。今后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走集中式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化、促进二、三产业繁荣发展是发展和壮大城市经济的基础。当今世界，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日益加快，为西部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挑战，增添了动力；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于实现工业化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为西部加快工业化进程，带来了重要机遇。西部各地区应该审时度势，抓住历史机遇，努力提高工业化水平。

（二）发展大中城市。我国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有过激烈的争论。笔者认为，发展城市必须因地制宜。西部地区地域广，人口密度低，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低，不利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无法形成较强带动作用的城市经济。特别是环境污染无法进行规模化治理，这样会给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造成更大压力。另外，西部商品经济不发达，许多镇、县的财政收入有限，缺乏产业支撑，没有实力进行“造城”运动。因此，西部的城市化道路应该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要内容。

西部发展范文篇2

关键词：资本；税收；增值税；所得税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实际，面向新世纪所做出的重大决策这对于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1、西部现状

目前，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表现在工业技术落后、设备老化，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自我积累能力差，其储蓄率、投资率和人均投资额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在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省市间有着较大规模的流动，而到了90年代韧，这种资本流动开始减少，东部的输出与西部的输入明显降低．再从利用外资角度看1998年西部地区除西藏、青海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13．74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额452．84亿美元的3％，而除辽宁外的东部地区利用外资额高达364．15亿美元．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的现状是其经济状况以及吸引内外资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资本是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的载体，资本投入规模越大，其所带动的生产要素越多，生产规模越大，经济增长越快．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丧失了对经济增长的源头11资本的吸引力，正是税收政策导向的结果。若不扭转这1局面，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造成东西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就是要缩小乃至消灭这1差距，要达此目的，需采取多种对策，其中税收手段的运用是改变现状的最好对策．

2、对策

1．改革税制：制定对西部发展公乎的甚至有利的税收政策，建议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改革增值税．把增值税由生产型变为消费型．生产型增值税随经济的发展其弊端愈发明显，不利于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抑制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和技术改造，不适应西部开发战略．西部工业结构现状造成了生产型增值税负担重于东部，以1998年为例，全国平均税负为11．37％，而平均税负东部最高的是广东，为9．8％，最低的是山东，为5．89％；西部的贵州、云南、宁夏分别为12．86％、22．93％和12．02％．由于对农产品、运费等采取10％的扣除税率，使得对于依靠农产品加工、运费比重大的西部企业，其增值税负担高出东部30％左右，这些不公平的税负极大地阻碍了西部的发展．而消费型增值税的出现将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它可以彻底解决对外购项目的重复征税问题，使整个增值我的抵扣链条更完整和统1，对不同行业、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真正做到公平税负，同时也有利于加入wTo后提高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9在客观上起到对西部经济减负的效果。当然，增值税转型会对国民经济产生极大影响。为减缓由于政策变动给经济造成过大冲击，配合西部开发，可先在西部进行消费型增值税试点，在此基础上积累了1些经验后再逐渐推广之．这样就可以在时间上、空间上(地域上)、项目上逐步扩展至完全消费型，并做到政策变动对经济的冲击程度基本可控．其次：改革企业所得税，合并内外资所得税、取消或降低照顾税率。由于内外资企业实行照顾税率，使得外资企业、中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比重较小的西部地区税负总水平较高，若不改革之，也会造成东西部税负差距越来越大，不利于西部开发。

2．制定向西部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果落实了上述税制改革措施，仅仅是消除了形式上及实际上对西部的不公平．而西部大开发做为面向新世纪的国家战略．仅提供1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是远远不够的．只要在政策上西部没有明显优于东部对资本的吸引9那么西部总体上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恶劣的环境，就会令很多资本止步它投．要彻底改变这1状况，引导资本向西部转移，国家必须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向西部倾斜．

目前我国税收优惠的主要特点是以区域为主，行业为辅．区域性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东部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及保税区等．在这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上可以享受优惠税率和定期减免．在进出口环节可享受增值税及关税的待遇．而且外资企业优惠更多、幅度大、期限长．尽管国家也规定了“老、少、边、穷”地区和民族自治地(经省级政府批准)可定期减免所得税，但从整体上这些税收优惠都明显偏重于东部地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经济迅速崛起的根本所在．行业性优惠包括：对自产农产品、支农产品、科教用进口仪器设备、部分文化产品和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的增值税先征后返70％，民政福利企业和校办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全部返还，符合规定的还可以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托儿所、医院、学校、博物馆等文化福利事业单位提供的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业生产等免征营业税，对第3产业和利用“3废”物资生产的企业，可在1定期限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这些优惠政策中，有些是国家在财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减免税支持某些领域，对西部发展没有特殊的激励作用．

为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必须制定适宜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资本投入这些优惠政策应以产业为主．同时辅以少量特殊的区域性优惠．如改变现行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把优惠重心定位于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为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提高来源于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或出台相应政策，以增强西部地区对人才的吸引9加强对民间投资的吸引力度，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民间投资优惠政策的制定可比照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执行：在现行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3年，可以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西部发展范文篇3

丰富的自然资源，辽阔的原始空间，为西部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但却未改变西部贫穷的现状，这说明西部的发展与繁荣单靠西部自己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要靠全社会乃至全国的共同努力，并且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子孙的浩大工程行。在推进西部发展进程中，政府的公共管理作用是相当重要的。西部的确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恶化，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思想观念和管理水平及其落后，长期以来酿成贫困和落后的恶性循环，使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建设，西部开发的难度大大加大。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社会各界的帮助努力是不够的，必须靠政府的支持和辅助。

一、政府在西部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依据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多种重大技术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正在引发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要抓住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贯彻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政府继续充当经济增长主体，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端，政府掌握较多的资源要素配置权，会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必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和行政手段，介入市场竞争过程，会扭曲土地等要素的市场价格，鼓励和保护低效率，增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冲动；一些地方采取措施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企业，设置行政壁垒、分割市场，会扭曲和削弱了政府的监管行为、弱化了监管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将自己的经济增长目标分解给部门和企业，替企业“招商引资”、以特殊优惠吸引鼓动企业投资，以及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高管人员任用的干预，扭曲了政企关系，抑制了企业活力；出现的不良业绩有人“买单”，企业也就失去了改善的动力；政府经济职能过度扩展，挤压了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发挥作用的空间。政府对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干预，使他们不能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中独立发挥作用。没有市场中介的服务做支撑，使企业有事就得求助与政府，市场作用难以很好发挥。

二、西部开发过程中政府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城市功能体系不完善，产业结构趋同，政策普惠化以及政府行为不规范和低效率等问题。

1.西部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损害了分工效益，使区域间结构性矛盾激化，由于缺乏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国产业分工的角度对本地区产业选择和定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只是从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出发进行产业选择，甚至出于地方政府非理性的“政绩意识”，完全缺乏客观依据和基础而盲目仿效发达国家或地区选择高科技产业，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因主导产业选择上的类似和产业结构的趋同而使地区的相对优势丧失；另一方面，趋同的产业结构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地区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激烈竞争和企业的市场竞争，而且也大大降低了对外资的吸引力。

2.城市功能体系不完善。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在于能否造就出若干个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中心城市，加快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在于能否造就出若干个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中心城市，加快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及产业向城市的集中；城市体系结构的建立和完善；城市土地利用、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西部城市普遍开放程度低，在城市的建设和经营上，计划经济的色彩较为浓厚;且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对外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有排斤心理。同时，城市化相关政策和基础设施不配套。如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教育特别是子女的教育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三、政府职能规范与转变

西部开发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经济基础薄弱、中心城市实力不足、竞争力强的大企业不多、交通制约、管理理念落后以及体制缺陷等因素外，还与政府管理职能不明确以及政府规划、协调、统筹不力有关。在西部开发中政府的管理职能范围究竟有多大，政府在开发中承担哪些责任，是探讨的核心所在。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建立健全开发管理机构，切实履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依法管理、政策引导、规范市场、提供服务等职能，为西部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及政策法津依据。

1.界定政府角色，明确中央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宏观调控及地方政府配套职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机构精干、高效的“小政府”。重新界定政府角色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表面上看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实质上难就难在对政府角色和性质的重新界定上。政府应着力推进重点区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充分利用成渝、关中—天水、环北部湾(广西)三大经济区良好的产业基础、科技实力和区位条件，发挥科研和人才优势率先发展，做大做强，使之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高技术产业增长极和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成渝经济区要依托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和绵阳科技城等城市，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制药、新能源等产业.提升高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能力。关中—天水经济区依托西安、咸阳、宝鸡、天水等城市和杨凌高科技农业示范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高效农业等产业，建设高技术研发基地，积极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环北部湾(广西)经济区依托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城市，重点发展生物产业、新能源、海洋产业等。推进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培育新兴产业。其他地区特别是省会等中心城市，要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推进园区二次创业，形成一批特色明显、创新能力较强的优势高技术产业和企业。

着力推进重点企业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扶持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带动作用强的大型企业，使之成为引领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抓好大企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发挥中小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发展活力大力扶持和培育中小科技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成长。利用西部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的优势，加快推进军民联动.加强国防军工技术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推动军民两用性质的高技术产业化。

2.提高政府效率，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改善软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挥职能部门的基本作用，在全体公务员中形成“让想干事业的人有舞台，能干事业的人受鼓励，不干事业的人遭谴责，干扰事业的人让位置”的务实工作风尚。同时拓宽公民投诉的渠道，对违反承诺和规定的行为及时曝光和处理，并将结果反馈给公民。尤其要看到，政府的效率改善可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到市场运行效率，实现互动递增的良性循环。西部缺少区位优势，但可以形成包括政府效率在内的软环境方面的优势。

3.培养品牌农业，扶持企业发展，树立西部特有的品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曾制定了西部未来发展的六大优势产业。一是能源及能源化工产业；二是矿产业；三是机械装备制造业；四是高技术产业；五是农副产品加工业；六是旅游业。

发展这六大产业是要有目的有选择的在西部的中心城市发展，鼓励并保护企业树立自己的品牌。特色产业发展靠的是企业，而企业发展的核心是品牌。所以在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政府一定要明确并细化品牌范围与权责，走循序渐进的绿色道路。

四、结语

在西部开发的“十一·五”期间，我们会再创奇迹，达到东部，西部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加之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公共管理方面的全力支持和配合，最终实现西部地区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吴晓军:记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日肃社会利学.1999,(4):66-72.

西部发展范文篇4

美国历史上的“西部”最初是指从阿巴拉契亚山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带，习惯上称为“旧西部”；后随着美国领土向西的扩张，又把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之间的地带称之为“新西部”；把落基山脉到太平洋沿岸之间的地带称之为“远西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有两个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时期，一个是1860—1890年之间，这一时期开发西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货贸易、土地投机以及奴隶主庄园的扩张，这30年间，美国人占据了4.3亿英亩土地，耕种了其中的2.25亿英亩，并且在西部土地上成立了10个新的州；第二个时期是1930—1970年之间，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法规，成立专门机构，加大对西部财政补贴和资金投入，实行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流域综合治理，大力发展军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的经济结构，使得美国经济重心逐步西移，东西部经济发展趋于平衡。

美国历史上开发西部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1)实行联邦“公共土地”政策鼓励开垦

主要包括1862年通过的《宅地法》，该法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宣布愿意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只须交纳10美元手续费就可以免费获得无人居住的政府所有土地160英亩。只要定居和开垦5年，土地就永远归其所有，并且可以出售；也可以在居住6个月之后，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每英亩1.25美元购买。1873年通过的《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规定，只要在自己的地产上种植40英亩树并保持10年以上，就可获得160英亩联邦土地，1878年又把造林面积降低到10英亩。1877年颁布的《沙漠土地法》规定，政府向那些愿意在干旱土地上修筑部分灌溉沟渠的人，以每英亩25美分的低价出售640英亩土地，而且可以在3年内付清。1878年实施的《木材石料法》规定，允许把不宜农耕、但有出产木材和石料价值的土地，以每英亩2.5美元的价格出售，每人限购160英亩。

(2)建立专门机构和配套法规保障政策实施

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先后成立了地区再开发署和经济开发署等专门机构，负责落后地区的开发工作，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令，其中主要有1961年的“地区再开发法”，1962年的“加速公共工程法”和“人力训练与发展法”，1964年的“经济机会均等法”，1965年的“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以及1972年的“农村发展法”等。此外，联邦政府还确定了开发落后地区所应遵循的基本战略。这些战略主要有：一，综合战略，既通过广泛的财政、货币政策等综合措施，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高的增长率。二，减缓痛苦战略，即通过失业津贴、医疗保健方案，公共援助等长期和短期援助，消除落后地区的困境。三，根治战略，即通过地区开发计划，职业训练和教育，促进落后地区自我发展。

(3)利用军事工业生产拉动经济发展

联邦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西部倾注财力，其中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是增加军事订货合同。二战前夕，美国政府在确定军事工厂与基地时就优先考虑将其设在西部地区。二战期间，军事工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该地区的发展，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期间，国防开支剧增，成为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从而导致大量国防开支源源流入西部地区，大大加速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据统计，从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西部所得防务合同始终保持在40％以上，最高年份曾达到60．6％。按人口平均计算，该地区所得防务合同远远超过其他地区，1975年联邦政府在各地花费的防务开支，中西部人均为207美元，东北部为309美元，南部11州为412美元，包括加州在内的西部高达623美元，为中西部的3倍。

(4)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美国西部地区土地价格低廉，资源丰富，气候温和，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非常适合宇航、原子能、电子、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工业的发展。二战以后，西部和南部抓住美国大量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的契机，迅速发展了宇航、原子能、电子等高科技产业。美国几个最著名的高新技术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如加州的“硅谷”、北卡罗来纳的“三角研究区”、佛罗里达的“硅滩”、亚特兰大的计算机工业等都位于西部和南部。根据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的统计，1972—1977年间高技术工业就业人数净增最多的10个都市地区有8个位于西部，只有2个位于东北部的马萨诸塞。

美国历史上开发西部对我国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几点启示

(1)灵活优惠的土地开发利用政策有助于推进我国西部大开发进程

19世纪美国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向西部迁移，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优惠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西部开发的进程。这一时期陆续出台的《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规定，只要在西部地区种草植树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低价或免费获得一定面积土地。美国因为土地可以私有，当然可以通过赠送土地的方式来鼓励开发落后或贫瘠地区。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鼓励西部开发，但是完全可以制定其他多种优惠政策来调动西部开发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将一定面积待开发治理土地以低价、无偿或先期注入资金扶持的方式,承包、分租或批租给某单位和个人，在治理开发的前期给予贷款、补贴、贴息、雇佣工人工资、医疗有保障等政策，规定几十年不变，承包或承租者拥有充分的土地使用、转让、和经营管理权。政府的目的就是先投钱，慢慢少投钱到不投钱，鼓励、养活并稳定一部分人长时间甚至一生以植树种草、治理土地为业，等到土地治理开发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时，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鼓励承租者将所得利润用于土地更大面积的治理开发，而决不收取利润，一直到形成土地开发的良性循环。

(2)中央政府应因地、因时制宜地赋予我国西部各省更大的自主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美国开发西部过程中，除了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政策外，州、县等地方政府具有相当大和灵活的自主权，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企业的进入，巩固了美国西部开发的经济基础。我国西部在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等方面占全国的比重较低，不可能指望西部近期内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因此应该放开对西部各省的僵硬的“一刀切”管理模式，允许它们拥有更大、更多的政策制定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遵纪守法的原则下，敢闯敢试，多想多干，谁能实现自己的迅速发展，谁能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和对中央财政的负担，谁就是正确的，谁就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例如，是否可以允许西部部分省份拥有自己制定税收政策的权力；能否考虑西部部分省份在项目审批、进出口企业登记、企业上市、开发区设立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还可以考虑赋予西部各省在对外开放、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引进外资方面更大的权力；另外，在发行地方债券、建立地方银行以及设立地方证券场外交易中心等方面，可以考虑给予西部各省更大的权力和优惠。

西部发展范文篇5

(1)实行联邦“公共土地”政策鼓励开垦

主要包括1862年通过的《宅地法》，该法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宣布愿意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只须交纳10美元手续费就可以免费获得无人居住的政府所有土地160英亩。只要定居和开垦5年，土地就永远归其所有，并且可以出售；也可以在居住6个月之后，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每英亩1.25美元购买。1873年通过的《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规定，只要在自己的地产上种植40英亩树并保持10年以上，就可获得160英亩联邦土地，1878年又把造林面积降低到10英亩。1877年颁布的《沙漠土地法》规定，政府向那些愿意在干旱土地上修筑部分灌溉沟渠的人，以每英亩25美分的低价出售640英亩土地，而且可以在3年内付清。1878年实施的《木材石料法》规定，允许把不宜农耕、但有出产木材和石料价值的土地，以每英亩2.5美元的价格出售，每人限购160英亩。

(2)建立专门机构和配套法规保障政策实施

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先后成立了地区再开发署和经济开发署等专门机构，负责落后地区的开发工作，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令，其中主要有1961年的“地区再开发法”，1962年的“加速公共工程法”和“人力训练与发展法”，1964年的“经济机会均等法”，1965年的“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以及1972年的“农村发展法”等。此外，联邦政府还确定了开发落后地区所应遵循的基本战略。这些战略主要有：一，综合战略，既通过广泛的财政、货币政策等综合措施，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高的增长率。二，减缓痛苦战略，即通过失业津贴、医疗保健方案，公共援助等长期和短期援助，消除落后地区的困境。三，根治战略，即通过地区开发计划，职业训练和教育，促进落后地区自我发展。

(3)利用军事工业生产拉动经济发展

联邦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西部倾注财力，其中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是增加军事订货合同。二战前夕，美国政府在确定军事工厂与基地时就优先考虑将其设在西部地区。二战期间，军事工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该地区的发展，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期间，国防开支剧增，成为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从而导致大量国防开支源源流入西部地区，大大加速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据统计，从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西部所得防务合同始终保持在40％以上，最高年份曾达到60．6％。按人口平均计算，该地区所得防务合同远远超过其他地区，1975年联邦政府在各地花费的防务开支，中西部人均为207美元，东北部为309美元，南部11州为412美元，包括加州在内的西部高达623美元，为中西部的3倍。

(4)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美国西部地区土地价格低廉，资源丰富，气候温和，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非常适合宇航、原子能、电子、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工业的发展。二战以后，西部和南部抓住美国大量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的契机，迅速发展了宇航、原子能、电子等高科技产业。美国几个最著名的高新技术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如加州的“硅谷”、北卡罗来纳的“三角研究区”、佛罗里达的“硅滩”、亚特兰大的计算机工业等都位于西部和南部。根据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的统计，1972—1977年间高技术工业就业人数净增最多的10个都市地区有8个位于西部，只有2个位于东北部的马萨诸塞。

美国历史上开发西部对我国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几点启示

(1)灵活优惠的土地开发利用政策有助于推进我国西部大开发进程

19世纪美国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向西部迁移，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优惠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西部开发的进程。这一时期陆续出台的《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规定，只要在西部地区种草植树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低价或免费获得一定面积土地。美国因为土地可以私有，当然可以通过赠送土地的方式来鼓励开发落后或贫瘠地区。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鼓励西部开发，但是完全可以制定其他多种优惠政策来调动西部开发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将一定面积待开发治理土地以低价、无偿或先期注入资金扶持的方式,承包、分租或批租给某单位和个人，在治理开发的前期给予贷款、补贴、贴息、雇佣工人工资、医疗有保障等政策，规定几十年不变，承包或承租者拥有充分的土地使用、转让、和经营管理权。政府的目的就是先投钱，慢慢少投钱到不投钱，鼓励、养活并稳定一部分人长时间甚至一生以植树种草、治理土地为业，等到土地治理开发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时，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鼓励承租者将所得利润用于土地更大面积的治理开发，而决不收取利润，一直到形成土地开发的良性循环。

(2)中央政府应因地、因时制宜地赋予我国西部各省更大的自主权

美国开发西部过程中，除了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政策外，州、县等地方政府具有相当大和灵活的自主权，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企业的进入，巩固了美国西部开发的经济基础。我国西部在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等方面占全国的比重较低，不可能指望西部近期内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因此应该放开对西部各省的僵硬的“一刀切”管理模式，允许它们拥有更大、更多的政策制定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遵纪守法的原则下，敢闯敢试，多想多干，谁能实现自己的迅速发展，谁能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和对中央财政的负担，谁就是正确的，谁就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例如，是否可以允许西部部分省份拥有自己制定税收政策的权力；能否考虑西部部分省份在项目审批、进出口企业登记、企业上市、开发区设立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还可以考虑赋予西部各省在对外开放、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引进外资方面更大的权力；另外，在发行地方债券、建立地方银行以及设立地方证券场外交易中心等方面，可以考虑给予西部各省更大的权力和优惠。

西部发展范文篇6

关键词：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策；政策性投融资

一、西部地区欠发达的财税政策因素分析

1．地区财政支出总量不足、结构欠佳，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较为薄弱。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在现行分税制不完善，特别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亟待改进的情况下，西部地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制约了其地方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而低水平的地方财政支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其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据资料分析，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在近二十年中与华东地区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人均财政支出之比（华东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已由1980年的1∶1．123下滑到1997年的1∶0．82。从两大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状况对比看，西部地区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文教科卫和其它各方面支出比例明显偏低，而行政管理费及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比重则大大超过全国和东部地区。这种偏低的财政支出总量和不良的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建设、人才培养、技术进步、公共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地表明西部财政目前更多地体现为吃饭财政。这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所要求的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按照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支出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公共投资在经济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应较高，因为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需要公共部门参与投资，这些公共投资通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使其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期阶段的必要条件。

显然，由于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在总量与结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性，已使得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投资硬环境得不到起码的改善。仅从铁路密度来看，每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的铁路长度，全国平均为59．8公里，东部高达132公里，西部仅为25．2公里，西部铁路的网间距离达727公里，远远超出了公路运输的有效范围，致使许多地区处于封闭状态。

而为了解决财政支出方面的现实困难，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对企业征收非税收入来弥补财政不足，从而使得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远高于东部地区企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振兴。据调查，四川省1993－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10．74％，非税负担为21．7％，税费负担合计为32．44％；西安市百户企业调查，1993－1996年平均税收负担为12．91％，非税负担为26．39％，税费负担合计高达39．3％。而东南沿海的广东省，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7．61％，非税负担为15．22％，企业税费负担之和则为22．83％，尽管也较高，但与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明显要轻。事实上，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税负提高幅度。

2．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均衡发展的政策。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首次列出“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篇”，提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各自发展方针起，与“非均衡布局战略”相配套，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以区域优惠为侧重点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一般地区”由低到高的梯级税率（15％、24％、30％，经济特区部分企业最低为10％）。尽管在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财税优惠在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当基本的决定因素对于一项盈利性投资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东部的FDI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时，从边际角度来看，财税优惠无疑会左右投资。事实上，特别优惠的财税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使外资、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也因收益差异而逐步东移，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回波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东部地区与非优惠的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联合国有关投资地区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相关（见表1）。

3．缺乏强而有力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系与政策的支持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由于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次大战以来，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的重视。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尽管建国之初就有，并经1979年以来的不断改革，初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格局。但由于投资的重点复又从中西部地区转向沿海地区；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多元化投资主体、多种资金来源之间存在矛盾；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严重不足；各投融资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与协调；再加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政策投融资体制定位的不合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政府金融优惠形式单一等原因，政策性投融资（包括政府直接投融资和金融优惠，特别是金融优惠）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开发、先导、引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缺位，西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二、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

1．规范中央财政对西部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纵横转移支付力度。

要改善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状况，扩大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增加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全局，带动作用较大的重要项目，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转移支付形式，增强转移支付机制在均衡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功能，应是当务之急。众所周知，美国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之所以能在近几十年中迅速崛起，缩小与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除了得益于美国政府60年代初制定各种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促进后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外，联邦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功不可没。仅1975年就有308．49亿美元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南部。到1984年，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各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西部占22．6％，南部占34．5％，东北部占21．6％，中北部占21．3％。财政资金的大量倾斜大大支持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由于受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制约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方针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财力差距甚大。据资料分析，我国1996年人均财政收入（扣除债务收入）近600元，人均财政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976．6元，为贵州的14．2倍。从财力自给能力系数来看，上海为578％，北京为366％，西藏为33％，贵州为40％。这表明我国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大，涉及范围广，具备进行纵横交叉转移支付的条件和可能。我国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近几年中虽有所修改，但在结构及其功能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确定不规范、数量不足，属于补助性质的转移支付种类过多，税收返还政策使得转移地区重点不突出，一般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分工和协调不够，纵向转移支付缺少横向转移支付方式的密切配合等。为确保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建议今后应运用立法手段确保转移支付机制的严肃性、一贯性和连续性，按照方向性和透明度原则及多种措施综合配套的原则，规范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展横向转移支付。在现有基础上，逐年缩减税收返还的规模，逐年扩大中央对西部一般性转移支付量，采用因素法科学核定，逐步提高西部居民可享受的基本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水平；根据各项基础设施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性、规模大小、影响范围等因素，科学确定中央财政直接负担的专项转移支付比例水平；积极探索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形式，逐步形成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为辅，纵横交叉的新型面向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

2．改进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零基预算。

综观西部地区财政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其财力供给能力较低，财力规模过小，“吃饭财政”的特征较为明显。加上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有限，且往往都是“戴帽”下达，地方财政的收支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看到，财政“越位”问题也相当严重。一些很少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后勤服务部门被划入了行政范围，部分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至今仍列入财政供给范围。于是形成与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相对应的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一胀再胀”，财政供养人员有增无减。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较低，传统的以财源建设为己任的聚财和理财方式，导致财政在市场领域的相关支出不断上升，财政的基本职能难以有效实现。要逐步改变西部地区财政入不敷出、越位与缺位并存的不合理状况，光依赖中央财政的支持是不现实的，必须同时做好地方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彻底摒弃管理基数法，逐步推行零基预算。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近年来试行了零基预算，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基础管理工作没做好等多方面的原因，效果不很明显。从目前来看，推行零基预算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较为规范的零基预算信息体系，做好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定员定额管理，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上，严格确定单位人员编制。按照财政支出项目的轻重缓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当然，零基预算只是预算编制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并不能对控制预算支出起决定性作用。要使零基预算能够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我认为，关键是要坚持按《预算法》办事，强化预算约束机制，建立健全支出监督体系；重视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管；彻底改变重收入、轻支出管理的陈旧观念；实行公共财政支出管理。

3．缩小东、西部地区投资的财税优惠差距，公平投资的政策环境。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原有的主要针对沿海地区的以地区倾斜为主、辅之以产业倾斜并交错使用减低税率、定期减免税和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手段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和发展的需要。调整地区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产业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已是大势所趋。今后，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一方面，国家应在严格控制东西部地区之间税收待遇差异扩大的基础上，按照国税发?1999?172号文件的指示精神，逐步把在东部沿海实施多年且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实行，甚至可考虑建设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通道或基地，辐射和带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如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广西防城港开辟西部保税区。另一方面，也可考虑逐步取消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税负政策，将内资企业的税负减到外资企业的水平，特别是对东部地区来西部投资开发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以吸引来自西部地区外的各种资本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地扩大财税优惠政策的引流效应。要借这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投资审批权下放的契机，加快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项目审批程序与方式，改串联式审批为并联式审批，努力在西部的投资软环境上做足文章。

4．着力构建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框架。

西部开发所需的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大量的前期启动资金。财政通过增加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项目的直接投资规模，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纵观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起飞历程，几乎无一例外不借助集财政性与金融性于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资。韩国在经济起飞的“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投融资贷款占政府农林水利投资的25．8％，社会公共投资的53．2％；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为振兴边远落后地区的发展，先后于1956年和1972年建立了北海道东北开发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1／3的投资补助；荷兰政府为鼓励工商业扩散到兰斯塔德（RandstadHolland）大城市区以外的地区，对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扩建的企业提供10％－30％的奖励金，而对新建企业提供15％－35％的奖励金。英国政府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为鼓励外商、国内企业和私人资本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投资设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鉴于我国现行的财政投融资还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套路，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融资体制与运行机制，积极探索新体制，运用新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着力重塑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构建所需之政策框架，无疑将极大推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为此，一方面，国家要尽快理顺财政与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关系，建立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而又完全有偿的投融资体系，通过编制集中统一的《政策性投融资计划》来协调财政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建立西部开发银行为西部地区的开发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财政投融资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各种金融优惠如政府投资补助、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和政府保险等在西部开发中的积极引导作用，同时要注意政府实施的政策性投融资与民间金融的相互配合、补充，以期达到“四两拔千斤”的引资效果。

参考文献：

1?“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组．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及管理对策?J?．管理世界，1999，（1）．

2?安体富，岳树民．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判断及其调整?J?．经济研究，1999，（3）．

3?程江，符军．美国政府是如何开发欠发达地区的?J?．经济纵横，2000，（3）．

4?张守凯．政府间转移支付方式的比较及选择?J?．财贸经济，1999，?1?．

5?郭信昌．关于我国保税区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思考?J?．南开经济研究，2000，（1）．

西部发展范文篇7

关键词：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策；政策性投融资

一、西部地区欠发达的财税政策因素分析

1．地区财政支出总量不足、结构欠佳，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较为薄弱。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在现行分税制不完善，特别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亟待改进的情况下，西部地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制约了其地方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而低水平的地方财政支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其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据资料分析，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在近二十年中与华东地区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人均财政支出之比（华东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已由1980年的1∶1．123下滑到1997年的1∶0．82。从两大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状况对比看，西部地区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文教科卫和其它各方面支出比例明显偏低，而行政管理费及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比重则大大超过全国和东部地区。这种偏低的财政支出总量和不良的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建设、人才培养、技术进步、公共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地表明西部财政目前更多地体现为吃饭财政。这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所要求的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按照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支出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公共投资在经济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应较高，因为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需要公共部门参与投资，这些公共投资通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使其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期阶段的必要条件。

显然，由于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在总量与结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性，已使得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投资硬环境得不到起码的改善。仅从铁路密度来看，每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的铁路长度，全国平均为59．8公里，东部高达132公里，西部仅为25．2公里，西部铁路的网间距离达727公里，远远超出了公路运输的有效范围，致使许多地区处于封闭状态。

而为了解决财政支出方面的现实困难，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对企业征收非税收入来弥补财政不足，从而使得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远高于东部地区企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振兴。据调查，四川省1993－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10．74％，非税负担为21．7％，税费负担合计为32．44％；西安市百户企业调查，1993－1996年平均税收负担为12．91％，非税负担为26．39％，税费负担合计高达39．3％。而东南沿海的广东省，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7．61％，非税负担为15．22％，企业税费负担之和则为22．83％，尽管也较高，但与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明显要轻。事实上，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税负提高幅度。

2．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均衡发展的政策。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首次列出“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篇”，提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各自发展方针起，与“非均衡布局战略”相配套，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以区域优惠为侧重点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一般地区”由低到高的梯级税率（15％、24％、30％，经济特区部分企业最低为10％）。尽管在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财税优惠在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当基本的决定因素对于一项盈利性投资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东部的FDI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时，从边际角度来看，财税优惠无疑会左右投资。事实上，特别优惠的财税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使外资、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也因收益差异而逐步东移，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回波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东部地区与非优惠的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3．缺乏强而有力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系与政策的支持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由于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次大战以来，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的重视。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尽管建国之初就有，并经1979年以来的不断改革，初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格局。但由于投资的重点复又从中西部地区转向沿海地区；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多元化投资主体、多种资金来源之间存在矛盾；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严重不足；各投融资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与协调；再加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政策投融资体制定位的不合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政府金融优惠形式单一等原因，政策性投融资（包括政府直接投融资和金融优惠，特别是金融优惠）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开发、先导、引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缺位，西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二、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

西部发展范文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模型实践模式

脆弱的生态环境、欠完善的经济机制、粗放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压力不断增大的人口增长、整体文化素质低的人口特征等复合、累积型因素正阻碍着西部地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西部地区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按照自然界的生态循环原则，以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流动为基线，依据要素禀赋结构，发展符合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不断演化升级和信息高效利用的过程中促进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能源的梯次利用。同时，要注意协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通过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和构建区域、园区、企业、家庭各个层面的循环经济模式，建立“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循环体系，通过促进人类活动方式和行为模式的生态化转型，使西部地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加协调,为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根基。

一循环经济理论模型的探讨

循环经济作为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选择，对其研究的兴趣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目前，研究循环经济的各类学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现阶段对循环经济理论模型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的：一是自然科学视角，二是社会科学视角。

1.自然科学视角

从自然科学角度对循环经济理论模型进行研究，主要包括研究循环经济理论模型中3R原则及各实践模式（企业层面、产业层面、社会层面）在技术上实现循环经济模式等问题，即从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来分析和研究资源（原材料）及能源的减量化，产品的重复利用化，废弃物的资源化及无害化等具体技术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的问题，可理解为对能否和如何开发及实践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技术体系范畴的研究。具体来说，如“关于物质及能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关于废弃物的资源化技术的研究”等就属于这个范畴。这个范畴的特点是将物质及能源循环从具体社会环境中抽出，重点从自然科学角度对循环经济在技术方面的可行性和具体途径进行研究，属于实验或实证分析范畴。例如，东北大学的陆钟武院士就“大、中、小”三个层面的物质循环研究就属于此范畴。

2.社会科学视角

从社会科学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研究，则突出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与自然科学家不同，社会科学家们更关心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以及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构建等问题，在分析如何发展循环经济时，社会科学家更注重探讨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及制度变迁的形成机制和循环经济增长模型等方面的内容。属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综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曹葵等研究者就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且得出了“在推行循环经济时，生产过程将逐渐减少对耗竭性资源的依赖，否则，总的资源存量将在有限的时间内被消耗完，经济增长也将不可能持续下去。因此，推行循环经济将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的结论。

3.扩展

以上从自然科学角度和社会科学角度对循环经济理论模型的研究虽然都是初步尝试，但是应该肯定这些尝试给出了我们研究循环经济理论模型的方向和基本方法。另外，笔者认为对循环经济理论模型的研究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作补充。如根据总书记提出的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在循环经济理论模型研究中引入和谐社会的“和谐度”这个概念就发展循环经济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整合。从外部效应理论出发，就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度而言可初步得出：

和谐度（CM）=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度=

我们知道无论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还是自然活动（自然变化、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都可以划分为正的外部影响（正外部效应）和负的外部影响（负外部效应）两大类。相互之间的正外部效应越大，负外部效应越小说明其和谐度高，反之相互之间的正外部效应越小，负外部效应越大则说明其和谐度低。当前就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人类活动给予自然的负外部效应这一方面，典型的研究是生态环境影响公式：

I=P×A×T

笔者认为还应该对以下三个方面内容进行研究：

1）人类活动给予自然的正外部效应。典型的研究就是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深入分析在有效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如何推行生态环境建设，使人类活动给予自然的正外部效应不断增大，其结果是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稳定增长；

2）自然活动（自然变化、生态环境变化）给予人类的正外部效应。典型的研究有对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关系等研究，但更重要的是由生态环境建设的不断提高升级而引起的生态服务和环境资源的增加如何提高人类福利水平的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3）自然活动（自然变化、生态环境变化）给予人类的负外部效应。典型的研究有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的损害方面的研究，如关于大气污染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的研究。

结合和谐度概念，还必须就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我们研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模型也需要分别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为构建一个能够使和谐度不断提高的，兼具和谐、循环两大特征的未来社会奠定坚实的理论平台。

以上是从宏观层面对发展循环经济理论模型的初步探讨。另外，对3R原则中的减量化原则，也可就减量化最适量的理论模型展开分析。目前研究循环经济的文献中提到的减量化原则一般表述为“减量化原则，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笔者认为，该表述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必要从减量化的最适量方面对减量化的理论模型做进一步探讨。这里需要度量要维持当前福利水平，甚至提高福利水平，应该投入多少自然资源为最适？在现在投入的基础上减少多少为最适？过多的减量化与过少的减量化都不能维持当前福利水平，更不能提高福利水平。所以有必要深入探讨：减量化的“最适量模型”。

对“大中小循环”三个层面减量化的最适量，都需要引入计量模型来确定。例如，大循环层面（区域及社会），初步确定被解释变量为减量化的最适量，并用最适环境影响量PI来替代，解释变量有：人口变化量PV，环境意识水平EL,单位GDP的环境影响I；循环经济制度CS(虚拟变量），循环经济技术普及率CT…

PI=f(PV,EL,I,CS,CT…)+E

限制条件：福利水平≥当前福利水平

笔者认为，对减量化的“最适量模型”进行理论探讨，对我们深入分析影响发展循环经济的各类因素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可促使我们分离出关键性的因素，并以减量化的最适量作为基本前提和假设，寻找到各个层面推进减量化的最优方法和途径。由于对减量化的统计数据还在收集之中，上式仅是减量化最适量的概念模型。

二西部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模型

我国西部地区社会发展之所以长期落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高山大川、恶劣气候所强化的交通落后和信息封闭等导致的社会封闭性。这类因素长期阻碍了国家内外、民族内外和地区内外的沟通与交流，使各族人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未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从历史因素看，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起点一般较低，在建国初期不仅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社会发展也极端落后，与沿海地区发展水平相差甚远。发展起点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般经济理论认为，仍处于前工业社会的国家或地区，很难像工业国家或地区一样，实现总产值的高增长率和人口平均产值的高增长率。其主要原因是初期的人均产值水平太低及增长率过低而引起的起步过程的持续滞钝。”同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一旦选择了某种路径，就意味着将长时期地锁定在这一路径上，即使在路径以外存在其他更有效的路径，因为存在转换成本，要想改变路径也绝非是容易的事。西部地区以社会经济体制落后，人口素质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缓慢，信息不畅，观念落后等为特征形成了特有的低水平发展路径，要成功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找到并推行一种经济效益好，交易成本（转换成本）低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个地区要获得发展，或者要有自然资源优势，或者要具有资本、人才、技术、品牌等后天获得性资源，而且后者对前者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西部地区没有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等优势，且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也正在使西部地区的先天自然资源优势不断下降，具体表现就是生态不断脆弱化。显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国家在西部地区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虽然对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遏制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经济仍然落后，传统经济模式不能得到根本改变，生态环境即使暂时恢复也还会再一次遭到破坏。所以西部地区必须创新发展战略，必须研究新的发展理论模型。根据前面从外部效应理论出发对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分析结论，我们认为生态环境建设可以理解为通过增加人类活动给予自然的正外部效应，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稳定增长，使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能够恢复，进而提供充足的生态环境服务，使人类的福利水平不断升级；而循环经济建设则可以理解为通过减少人类活动给予自然的负外部效应，以维护生态环境的质量，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三赢”。可见，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都是通过改善人类活动模式来影响自然环境状况，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度不断提高升级。

和谐度（CM）=

和谐度提高的过程可以认为是由生态环境建设产生的促进自然环境增长的拉力和由循环经济建设所产生的防止自然环境退化的推力而形成的推拉合力所主导的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协调的和谐演进升级过程。

基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在特殊区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区域层面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重建等各个领域。西部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促进该区域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一定要切实贯彻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发展经济和生态重建并重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体制改革和创新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出一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经济增长之路。构建西部地区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模型的总体思路如下：

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加强和完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综合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综合决策和协调管理机制，切实推行生态环境建设，使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得到贯彻落实。更重要的是“要把生态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经济建设融为一体，必须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具体来说，就是要依据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西部地区“巨大的生态资源优势，依靠高科技和实用技术的有力支撑，加大其不可替代的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之形成特色产业。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产业来发展，不仅是为了恢复生态环境，它实质上是要把产业发展理论融入生态环境建设中。这既可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使当地经济得到发展。”对于西部地区，在发展经济中应该通过循环经济建设来促进产业结构的生态化升级，同时通过生态环境建设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产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形成互动协调发展机制，稳步建立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式发展的长效机制，

图1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式发展模式概念图

根据上图所示，我们看到传统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式发展的不断深化进程中，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一是形状的改变，变得较平坦、光滑，可以理解为自然环境影响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弹性的减小，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很快，而该进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变化不大；二是曲线本身在改变形状后又发生向下的位移，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同阶段对应的自然环境影响的显著减少。显然，通过加大循环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二者互动式协调发展形成的推拉合力使传统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变为循环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也是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式发展战略的必然变化趋势，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就是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的互动式发展战略与实施机制的建立。我们认为，西部地区推行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式发展战略是依据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实现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人类活动模式生态化转型的具体方略。

同时，要认识到西部地区要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把发展放在首位。我们认为，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在搞好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必须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加大调整力度，并加大扶贫力度，加大对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式发展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要抓好循环型工业体系、循环型农业体系、循环型服务业体系、区域循环型产业体系的整合几个主要方面。

三总结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生态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生态环境建设和只有长期利益，没有短期利益的建设模式都很难推广运用。同样我们认为，只有生态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循环经济建设和只有长期利益，没有短期利益的循环经济建设模式也很难持久推广运用。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式发展模式是一个大系统工程，同该地区的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工业问题、“三农问题”、资源资本化等诸多问题从各个角度都直接或间接相关，应该认识到不可能仅靠单一项目、单一工程、单一方面、单一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就能取得进展。而要有全面的、综合的、系统的发展与建设方案，才能取得好的成效。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需要得到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诸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除了要在认识上统一思想、步骤上配合、行动上协调、措施上配套外，还要运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各种手段和措施，以循环经济建设带动生态环境建设，以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循环经济建设，建立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式发展的长效机制，使西部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真正意义上实现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斯密著，谢组钧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3]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史培军,刘学敏.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求是.2003.来源：

[4]冯之浚主编.循环经济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张坤主编.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7]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8]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网站./cn/company/Tmxxb1432005.1.20.

[9]辽宁省清洁生产中心网站

[10]内藤正明編著.環境調和型都市.东京:世界文化社,1993.

[11]中岡哲郎.自然と人間のための経済学.东京:朝日新聞社,1977.

[12]玉野井芳郎.エコノミーとエコロジー.东京:みすず書房,1985.

[13]日本環境庁.循環型社会白書.东京:日本産業,2001.

[14]KaspersonRE,KaspersonJX,TurnerⅡBL.Riskandcriticality:Trajectoriesofregionalenvironmental

[15]GoseJR.Ecotonehierarchies.EcologicalApplications.1993.

[16]KolasaJ,ZalewskiM.Notesonecotone:attributesandfunctions.Hydrobiologia,1995.

西部发展范文篇9

【关键词】西部循环经济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十一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面对人口不断增加、资源约束突出、环境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应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亦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所在。西部开发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和建设过程，也是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制度创新过程，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者兼顾、法规建设与制度创新齐头并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所沿用的以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非但投入和产出效率不尽人意，而且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使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累积性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制约着西部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制度障碍的长期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因此要解决西部循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力度，必须分析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是西部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分析基础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调解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而自发形成或人为设计的社会交往行为规则。制度是经济发展中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制度的复杂系统，发展经济并不仅仅只需要考虑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必须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现在，人们研究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都必须分析与其相关的制度问题。而像发展循环经济这样一个实践性、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更不可能忽视对其进行制度层面地分析研究。

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循环经济不仅仅是旨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而应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的路径。因此制度因素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第一，协调和整合循环经济运行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追求，必然会形成一定利益集团，如果不对不同的利益关系加以合理协调和平衡，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发展循环经济必然导致不同人群或团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变更，它要求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其中包括不同区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协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关系，这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制度能在一定范围内将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比较合理的配置，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和平衡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把人们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各方可接受的范围内。

第二，规范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追求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就势必导致负外部性行为的泛滥，不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必然会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们以往所熟悉和适应的经济行为模式，是在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制度下所形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有相当一部分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要改变这些行为模式，使其适应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需要利用制度作为一种律令产生强制力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第三，制度对人们符合发展循环经济要求的行为具有激励和导向功能。制度是一种持续性、规范化的激励机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制度的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将外部利益内部化来实现的。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社会收益率较高的社会活动，但在目前的制度下，发展循环经济的个人收益率却不高。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应该使循环经济中的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建立起了这样的制度，人们就会自觉选择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行为。

三、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

（一）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西部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环境保护不力,而环境保护不力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从而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护环境。由于经济主体具有追求尽可能大的利益的内在特性,在无外力干预下,它总是会不顾社会利益而追求单个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西部越来越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部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和东部相比，国家对西部地区在基础制度供给、产权制度供给等多方面无论在广度、密度或深度上都明显不足。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区位劣势、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投资软硬环境欠佳，通过自主需求创造供给的动力缺乏，再加上政府支持和政策供给上的不足，经济主体行为长期徘徊在国家严格划定的行为准则圈内。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脱节，严重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制度变迁不均衡

制度供给不均衡会导致制度变迁不均衡，进而会对西部循环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个经济体中不合理的制度变迁会弱化对资金、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西部地区变革长期在国家自下而上的强制推行下进行，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制度变迁不属于内生的、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无法与市场经济充分融合，因而其变革具有更多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

西部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也是产生废物污染最多的阶段，因此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政府、企业很有可能选择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来解决政绩压力、经济增长、就业压力等，往往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环境问题被置于边缘地位，片面追求“集体”局部经济利益，很可能导致全局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结果，从而阻碍循环经济发展。并且政府自身利益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并未成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西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市场经济特性并不明显。

（三）制度效率比较低

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主要由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西部尽管存在要素成本优势，但制度因素造成循环经济的交易成本过高，制度经济绩效比较低，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这主要源于不同制度演进格局所产生的制度本身。作为一种能够有效解决稀缺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经济绩效。虽然西部正朝着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迈进，但其演进的效率、速率以及配套的各种制度的建立、发展程度较东部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表现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展绩效上比较低。

（四）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化

现有的资源环境制度主要侧重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制度仍不健全，漏洞较多。首先，环境保护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不够，管理关系不顺，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次，政府依旧还存在着部门分割，如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就有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分部门的多头管理不仅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间缺乏协调、配套和整合,而且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再次，我国在法律中未能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使得公民不能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政府在监督污染排放方面成本过大。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纵容环境污染行为的负面作用。

（五）环境产权界定困难

为了使外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成本与利益内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确界定环境产权。但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不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如江河、大气等自然资源就十分难以界定产权。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关于环境产权的概念还未明确界定。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环境产权的主体应是国家,所以要研究环境产权如何进行转让和交易、如何才能对厂商产生刺激等难题;由于环境产权交易是以排污权的需求与环境产权和排污权的供给为特征的,还要研究如何分配排污权、如何评价排污权的使用、对富余排污权如何处理等难题。

(六)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冲击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在西部更为明显。在这种二元制结构体系下，形成了城乡两大相互独立而又悬殊巨大的经济板块。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特有的城乡分割和城乡壁垒，给西部的循环经济制度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影响和严重障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造成多种危害。

由于西部城乡企业自成系统，乡镇工业布局分散，同时对乡镇工业缺乏科学规划，使得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不少污染的项目从城市扩散到了乡村，乡村成了污染工业的避难所。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在经济结构、思想观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乡村中无法正常开展，这也成了建立循环经济制度不可回避而且难以逾越的障碍。

（七）非正式制度方面缺位严重。

非正式制度是人类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的总和。非正式制度通过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软约束，激发人们的内心理念来实施一定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西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经济模式以及较低经济生活水平，导致了整个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缺乏正式制度实施的文化环境。首先，西部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倾向：一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发展单纯看成是一个经济问题，并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二是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资源、环境问题就可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解决。其次，缺乏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往往把自然当作为生产所利用和支配的对象。这种片面的自然观是与循环经济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然界在人类无休止的的破坏下所呈现的报复性反应，已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自然观，开始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但是要让人们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长期以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大行其道，其局限性就在于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长远利益，和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公务员之家

四、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保障

西部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现有利益格局，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并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

（一）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

从长期来看，西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制度问题的重点，首先是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西部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和产权配置不当，只有明晰的产权才能对滥用资源和污染环境构成阻隔屏障。我国法律规定的资源绝大部分属国家所有，但由于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制，国家对国有资源产权的实现难以完全落实。因此，西部资源产权制度创新的重点是，突出所有权管理和集中统一管理，强调国家的资源收益权，使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充分体现，以提高资源使用成本，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行为。

构建明晰的产权制度，就需要把经济活动的责、权、利结合起来，使外部影响内部化，统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如在西部地区沙漠化的治理中采用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做法，即明确规定谁购买、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可继承、可转让，在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的同时，治理主体（经济个体）得到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从而调动其投资的积极性。

明确环境产权，实施环境容量的有偿使用。对产权难以界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如空气、河流，可以划分各地区一定的责任范围，如合理分摊环境治理费用和严格法制约束，制定出明确的奖惩规则。对无法避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政府作为维护生态环境的代表与污染者之间进行环境产权与排污权的付费许可污染的交易以及排污权的产权交易，充分运用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和无节制使用自然资源及由内部经济性行为导致的外部非经济性行为。

（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

缓解城乡差别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西部当前面临的一大社会难题。这个问题不妥善解决，确立循环经济制度就将成为空谈。在努力消除城乡差别，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鉴于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环境意识比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忽视环境保护，甚至对污染企业提供保护的现状，应改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创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保护机制，提高管理的权威性和环境管理的效率。

第二，要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在西部经济发展和加速城乡差别的缩小过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掠夺式经营引起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已经成了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当，不少地方单纯追求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态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恶化。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须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要坚决杜绝已为城市淘汰的污染型工业进入农村，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三，积极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目前西部的环境保护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模式。在推行循环经济，消除城乡差别过程中，政府仍然肩负着历史性的重任。为此，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转变。对于西部这样一个农业发展滞后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又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区域来说，发展生态农业，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手段，这对改进西部生态与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应该尽快对西部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式实行严格的控制；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进行补偿，坚定不移地加大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可考虑开征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补偿税，并将征收范围限定在资源开发类企业或者污染企业，将税收的适当比例用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剩余的归中央统一调配。国家应该对现有的环境污染费、矿产资源使用费等地方性收费项目，以环境保护税的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同时扩大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并根据专款专用的原则，将环境保护税收入做为西部地方政府综合治理的专项基金。国家应该对有利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或治理，恢复生态环境的项目给予大力度的税收优惠，鼓励西部发展生态环境整治、污染治理、资源综合利用、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剔除现行税制规定中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规定。同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应当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给予坚决制止。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通过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西部环境综合治理等公用性事业方面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四）加强循环经济的监管机制。制定法律和政策是重要的，落实和监督执行更重要。西部应考虑设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门领导和管理机构，赋予更大的执法权限，加大执法力度，使循环经济建设真正有组织保障。要改变过去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方法，明确将循环经济纳入政府决策者政绩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应该层层签订循环经济建设目标责任制，督促其行使循环经济职能，抑制地方保护主义。要规定各级领导必须在任期内实现辖区内环境和资源的循环性"保值增值"，对未完成目标者要依法查处。同时积极发挥中介服务（技术咨询）组织的监督和服务作用，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及时提供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和服务；为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和企业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服务；协助督促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等，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和发展。

（五）积极培育循环经济主体意识

发展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建设的目标，主要是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观、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由这些社会观念意识决定的风俗习惯。建立正确的发展观，首先需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发展的涵义，提高对统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就要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从而实现自然界与人的和谐共存。

建立正确的资源价值观对西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直以来西部缺乏形成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资源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制度环境。现在虽然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是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强调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保值增值，仍然缺乏自然资本的概念。由于缺乏自然资本的概念，资源无价或价格很低，使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无限供给的，造成了资源的无偿占有、掠夺性开发和浪费性使用。因此要使人们从观念上彻底改变资源无价和资源可无限供给的想法。现阶段，西部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逐步使广大群众理解、认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并通过改变自身一些落后的观念来配合并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积极培育循环经济主体意识，使公民明确自己具有的环境权益，使公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实践中，彻底转变环境行为，并树立牢固的循环经济意识。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2】任保平《制度演变、制度约束与可持续发展》，《经济评论》2004年第4期

【3】冯之俊《循环经济导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陕西省榆林市国税局课题组《促进西部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2005年9月10日

【5】《西部发展循环经济调查》新华网2005年7月7日

【6】解振华《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考》，《光明日报》2003年11月3日

【7】李京晔，黄为《我国东西部资金流动的制度供给约束及其消除》《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2期

西部发展范文篇10

摘要：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有其财税政策因素：这主要包括地区财政支出总量不足、结构欠佳，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较为薄弱；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缺乏强而有力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系与政策的支持等。要开发西部，财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是关键，如：规范中央财政对西部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纵横转移支付力度；不断改进西部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零基预算；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投资的财税优惠差距，公平投资的政策环境；着力构建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框架等。公务员之家

关键词：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策；政策性投融资

一、西部地区欠发达的财税政策因素分析

1．地区财政支出总量不足、结构欠佳，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较为薄弱。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在现行分税制不完善，特别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亟待改进的情况下，西部地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制约了其地方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而低水平的地方财政支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其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据资料分析，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在近二十年中与华东地区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人均财政支出之比（华东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已由1980年的1∶1．123下滑到1997年的1∶0．82。从两大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状况对比看，西部地区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文教科卫和其它各方面支出比例明显偏低，而行政管理费及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比重则大大超过全国和东部地区。这种偏低的财政支出总量和不良的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建设、人才培养、技术进步、公共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地表明西部财政目前更多地体现为吃饭财政。这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所要求的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按照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支出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公共投资在经济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应较高，因为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需要公共部门参与投资，这些公共投资通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使其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期阶段的必要条件。

显然，由于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在总量与结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性，已使得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投资硬环境得不到起码的改善。仅从铁路密度来看，每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的铁路长度，全国平均为59．8公里，东部高达132公里，西部仅为25．2公里，西部铁路的网间距离达727公里，远远超出了公路运输的有效范围，致使许多地区处于封闭状态。

而为了解决财政支出方面的现实困难，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对企业征收非税收入来弥补财政不足，从而使得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远高于东部地区企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振兴。据调查，四川省1993－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10．74％，非税负担为21．7％，税费负担合计为32．44％；西安市百户企业调查，1993－1996年平均税收负担为12．91％，非税负担为26．39％，税费负担合计高达39．3％。而东南沿海的广东省，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7．61％，非税负担为15．22％，企业税费负担之和则为22．83％，尽管也较高，但与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明显要轻。事实上，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税负提高幅度。

2．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均衡发展的政策。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首次列出“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篇”，提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各自发展方针起，与“非均衡布局战略”相配套，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以区域优惠为侧重点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一般地区”由低到高的梯级税率（15％、24％、30％，经济特区部分企业最低为10％）。尽管在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财税优惠在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当基本的决定因素对于一项盈利性投资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东部的FDI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时，从边际角度来看，财税优惠无疑会左右投资。事实上，特别优惠的财税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使外资、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也因收益差异而逐步东移，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回波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东部地区与非优惠的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联合国有关投资地区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相关（见表1）。

3．缺乏强而有力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系与政策的支持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由于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次大战以来，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的重视。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尽管建国之初就有，并经1979年以来的不断改革，初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格局。但由于投资的重点复又从中西部地区转向沿海地区；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多元化投资主体、多种资金来源之间存在矛盾；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严重不足；各投融资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与协调；再加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政策投融资体制定位的不合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政府金融优惠形式单一等原因，政策性投融资（包括政府直接投融资和金融优惠，特别是金融优惠）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开发、先导、引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缺位，西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二、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

1．规范中央财政对西部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纵横转移支付力度。

要改善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状况，扩大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增加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全局，带动作用较大的重要项目，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转移支付形式，增强转移支付机制在均衡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功能，应是当务之急。众所周知，美国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之所以能在近几十年中迅速崛起，缩小与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除了得益于美国政府60年代初制定各种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促进后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外，联邦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功不可没。仅1975年就有308．49亿美元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南部。到1984年，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各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西部占22．6％，南部占34．5％，东北部占21．6％，中北部占21．3％。财政资金的大量倾斜大大支持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由于受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制约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方针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财力差距甚大。据资料分析，我国1996年人均财政收入（扣除债务收入）近600元，人均财政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976．6元，为贵州的14．2倍。从财力自给能力系数来看，上海为578％，北京为366％，西藏为33％，贵州为40％。这表明我国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大，涉及范围广，具备进行纵横交叉转移支付的条件和可能。我国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近几年中虽有所修改，但在结构及其功能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确定不规范、数量不足，属于补助性质的转移支付种类过多，税收返还政策使得转移地区重点不突出，一般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分工和协调不够，纵向转移支付缺少横向转移支付方式的密切配合等。为确保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建议今后应运用立法手段确保转移支付机制的严肃性、一贯性和连续性，按照方向性和透明度原则及多种措施综合配套的原则，规范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展横向转移支付。在现有基础上，逐年缩减税收返还的规模，逐年扩大中央对西部一般性转移支付量，采用因素法科学核定，逐步提高西部居民可享受的基本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水平；根据各项基础设施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性、规模大小、影响范围等因素，科学确定中央财政直接负担的专项转移支付比例水平；积极探索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形式，逐步形成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为辅?公务员之家

2．改进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零基预算。

综观西部地区财政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其财力供给能力较低，财力规模过小，“吃饭财政”的特征较为明显。加上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有限，且往往都是“戴帽”下达，地方财政的收支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看到，财政“越位”问题也相当严重。一些很少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后勤服务部门被划入了行政范围，部分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至今仍列入财政供给范围。于是形成与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相对应的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一胀再胀”，财政供养人员有增无减。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较低，传统的以财源建设为己任的聚财和理财方式，导致财政在市场领域的相关支出不断上升，财政的基本职能难以有效实现。要逐步改变西部地区财政入不敷出、越位与缺位并存的不合理状况，光依赖中央财政的支持是不现实的，必须同时做好地方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彻底摒弃管理基数法，逐步推行零基预算。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近年来试行了零基预算，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基础管理工作没做好等多方面的原因，效果不很明显。从目前来看，推行零基预算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较为规范的零基预算信息体系，做好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定员定额管理，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上，严格确定单位人员编制。按照财政支出项目的轻重缓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当然，零基预算只是预算编制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并不能对控制预算支出起决定性作用。要使零基预算能够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我认为，关键是要坚持按《预算法》办事，强化预算约束机制，建立健全支出监督体系；重视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管；彻底改变重收入、轻支出管理的陈旧观念；实行公共财政支出管理。

3．缩小东、西部地区投资的财税优惠差距，公平投资的政策环境。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原有的主要针对沿海地区的以地区倾斜为主、辅之以产业倾斜并交错使用减低税率、定期减免税和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手段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和发展的需要。调整地区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产业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已是大势所趋。今后，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一方面，国家应在严格控制东西部地区之间税收待遇差异扩大的基础上，按照国税发1999172号文件的指示精神，逐步把在东部沿海实施多年且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实行，甚至可考虑建设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通道或基地，辐射和带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如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广西防城港开辟西部保税区。另一方面，也可考虑逐步取消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税负政策，将内资企业的税负减到外资企业的水平，特别是对东部地区来西部投资开发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以吸引来自西部地区外的各种资本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地扩大财税优惠政策的引流效应。要借这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投资审批权下放的契机，加快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项目审批程序与方式，改串联式审批为并联式审批，努力在西部的投资软环境上做足文章。

4．着力构建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框架。

西部开发所需的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大量的前期启动资金。财政通过增加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项目的直接投资规模，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纵观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起飞历程，几乎无一例外不借助集财政性与金融性于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资。韩国在经济起飞的“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投融资贷款占政府农林水利投资的25．8％，社会公共投资的53．2％；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为振兴边远落后地区的发展，先后于1956年和1972年建立了北海道东北开发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1／3的投资补助；荷兰政府为鼓励工商业扩散到兰斯塔德（RandstadHolland）大城市区以外的地区，对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扩建的企业提供10％－30％的奖励金，而对新建企业提供15％－35％的奖励金。英国政府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为鼓励外商、国内企业和私人资本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投资设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鉴于我国现行的财政投融资还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套路，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融资体制与运行机制，积极探索新体制，运用新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着力重塑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构建所需之政策框架，无疑将极大推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为此，一方面，国家要尽快理顺财政与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关系，建立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而又完全有偿的投融资体系，通过编制集中统一的《政策性投融资计划》来协调财政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建立西部开发银行为西部地区的开发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财政投融资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各种金融优惠如政府投资补助、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和政府保险等在西部开发中的积极引导作用，同时要注意政府实施的政策性投融资与民间金融的相互配合、补充，以期达到“四两拔千斤”的引资效果。

参考文献：

1“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组．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及管理对策J．管理世界，1999，（1）．

2郭信昌．关于我国保税区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思考J．南开经济研究，2000，（1）．

3程江，符军．美国政府是如何开发欠发达地区的J．经济纵横，2000，（3）．

4张守凯．政府间转移支付方式的比较及选择J．财贸经济，1999，1．

5安体富，岳树民．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判断及其调整J．经济研究，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