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经济增长范文10篇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1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附图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正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存在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正如诺克斯所说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诺克斯理论大意相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累积性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导致的收入水平过低。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罗森斯坦—罗丹和利本斯坦等认为贫穷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大推进”，通过“临界最小努力”跳出贫穷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长。

美国历史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投资率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刘易斯在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为5%变为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

1949年～1951年，在由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W.A.刘易斯、T.W.舒尔茨所作的题为《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是发展中国家极其紧迫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系统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纳迪里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或地区如何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二是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和引进外部资金能力。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腾飞，必须克服资金的“瓶颈”制约。

二、西部地区的融资现状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见表1。

表1西部在全国所占经济总量和资金的利用比例

附图

注：表1系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年版，《中国金融年鉴》2000版整理而成。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表21999年西部筹资情况

地区新股（亿元）配股（亿元）总额（亿元）

西部67.4148.35115.76

全国531.35288.93820.28

比例12.69%16.73%14.11%

表3历年西部与全国上市公司数量

地区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

西部354284127148164

全国291323530745851954

比例12.03%13.00%15.85%17.05%17.39%17.19%

注：表2、表3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

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三、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收稿日期：2002-01-18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2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附图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正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存在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正如诺克斯所说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诺克斯理论大意相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累积性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导致的收入水平过低。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罗森斯坦—罗丹和利本斯坦等认为贫穷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大推进”，通过“临界最小努力”跳出贫穷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长。

美国历史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投资率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刘易斯在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为5%变为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

1949年～1951年，在由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W.A.刘易斯、T.W.舒尔茨所作的题为《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是发展中国家极其紧迫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系统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纳迪里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或地区如何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二是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和引进外部资金能力。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腾飞，必须克服资金的“瓶颈”制约。

二、西部地区的融资现状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见表1。

表1西部在全国所占经济总量和资金的利用比例

附图

注：表1系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年版，《中国金融年鉴》2000版整理而成。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表21999年西部筹资情况

地区新股（亿元）配股（亿元）总额（亿元）

西部67.4148.35115.76

全国531.35288.93820.28

比例12.69%16.73%14.11%

表3历年西部与全国上市公司数量

地区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

西部354284127148164

全国291323530745851954

比例12.03%13.00%15.85%17.05%17.39%17.19%

注：表2、表3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

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三、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收稿日期：2002-01-18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3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二、经济增长中资本作用的理论分析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正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存在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正如诺克斯所说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诺克斯理论大意相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累积性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导致的收入水平过低。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罗森斯坦—罗丹和利本斯坦等认为贫穷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大推进”，通过“临界最小努力”跳出贫穷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长。

美国历史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投资率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刘易斯在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为5%变为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

1949年～1951年，在由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W.A.刘易斯、T.W.舒尔茨所作的题为《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是发展中国家极其紧迫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系统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纳迪里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或地区如何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二是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和引进外部资金能力。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腾飞，必须克服资金的“瓶颈”制约。三、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4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注：表1、表2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2、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5

关键词:财政教育投入;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引言

分析的方法是:对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从统计量上看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终分析讨论了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变动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引入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从1996—2008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因为要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故选西部各省市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GAE)作为教育投入的代表变量,同时,选取西部各省市的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模型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与数据来源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本文亦采用Apergis等(2007)模型来检测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

yit=α0i+α1iFit+μit(1)

其中,yit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经济增长,Fit是西部财政教育投入,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二)计量方法

1.面板单位根检验

开始协整检验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察模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还是非平稳的,即每个序列是否包含有单位根。Im、PesaranandShin(1999,2002)提出了异质面板数据(Heterogenous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简称IPS检验。IPS单位根检验与其他面板单位根检验相比存在较少的限制和更有效的优点。IPS检验的检验式为:

yi,t=ρiyi,t-1+φij□yi,t-j+zi,tγ+εi,t(2)

其中,yi,t代表模型中的每一个序列;zi,t是一系列包含固定效应或时间趋势的决定变量。IPS检验放松了各横截面时间序列的一阶自回归系数必须相同的这一约束条件,检验的零假设是H0:ρi=0(i=（）1,2,…,N)备则假设为:ρi<0(i=1,2,…N1),ρi=0(i=N1+1,N1+2,…,N)。IPS统计量在是对单个ADF检验平均的基础上构造了统计量的。

2.面板协整检验

我们采用由Pedroni(1999)提出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因为Gutierrez(2003)指出当T变大时,Pedroni检验比Kao(1999)和Larsson等(2001)检验更有效。Pedroni检验对不存在协整关系零假设的检验主要是通过计算假定协整回归的回归余项。公务员之家

Pedroni以回归残差构造了七个统计量,其中四个是用联合组内维度(withindimension)描述,记为Panelv、Panelrho、PanelPP、PanelADF,这四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横截面具有相同的自回归系数,另外三个用组间维度(betweendimension)描述,记为Grouprho、GroupPP、GroupADF,这三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的横截面具有不同的自回归系数。考虑到本文数据的小样本性质,在Pedroni检验中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更好的小样本性质,因此在小样本的模型中主要参照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面板协整估计

给定变量是协整的情况下运用Stock和Waston(1993)的动态最小二乘法来估计长期关系,主要是由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值由于内生变量和序列相关是有偏的。在DOLS的估计方程中,解释变量一阶差分值的提前和滞后阶数包括在方程中。

三、计量方法与实证检验

1.面板单位根检验

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检验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另外,Granger因果检验也需要数据的平稳性。因此,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也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表1是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所有的变量是水平值时我们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取一阶差分之后,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因此我们的序列是以I(1)为特征的。同时,这种结果也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验证是否确实存在协整关系。

表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代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面板协整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组内统计量中除了panelv-Statistic和Panelrho-Statistic、PP-Statistic统计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余统计量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三个统计量分别都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经济增长、西部财政教育投入的协整检验中,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都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因此可以判断出,在经济增长、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之间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表2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3.Granger因果检验

在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时,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Granger因果检验的滞后期的选择,而检验的结果有时对滞后期的选择非常敏感,不同的滞后期的选择往往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论。本文报告了多个滞后阶数的分析结果,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结论的稳健性。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一到二期他们之间几乎没有相互影响,而在四到六期,却表现出比越来越强的相（）互影响,因此,就检验结论的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综合判断得出,在全国范围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

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人均GDP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均为一阶单整变量,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并且从长期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结论非常稳健。

参考文献:

[1]王燕.应用时间序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孙彩虹.区域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3,(10).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6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基本模型设定本文借鉴林毅夫等（2008）的分析方法，并利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变量筛选。在此基础上，把表征农业金融的变量引入到经济增长总体回归模型，将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为：git＝β1•BSit＋β2•FDit＋φ•Xit＋αt＋μi＋εit（1）其中，git是被解释变量，在数据中用各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率grjgdpit来表示。αt和μi分别用于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FDit为各地区的银行体系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规模，用于反映各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具体度量指标为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floanit。Xit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文献已经识别出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因素：rsoeit为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gfdiit为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例；galbit为劳动力增长率；finvrit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fcgdpit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rjeduit为人均教育经费增长率；grjtecit为人均技术交易额的增长率；lnrjgdp＿1it为上期末人均GDP的对数值，用于控制经济增长中的收敛效应。在模型1中，BSit表示地区i在时间t的农业信用合作银行情况，在数据处理中用各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场份额collit来表示，具体变量指标为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余额占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本文认为，在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更加接近于未来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在数据取得上具备完整性和权威性，所以由该项指标能够判断农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按照前述假设，β1是本文重点测算的系数。如果假设成立则意味着β1＞0。此外，本文还需要重点解决银行业结构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识别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是检验前述假设的关键。（二）数据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8个西部民族省区：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考虑到统计指标的一致性问题，选取了在1997－2009年期间各地区关于前述各个变量的数据。具体而言，相关的分省金融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金融年鉴》，分省经济增长相关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等。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模型的识别与估计结果在模型

（1）中，αt和μi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考虑到用于实证的数据来自于上述指定8个民族省区而非随机抽样，应当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Hauaman检验得到的P－value为0．0000，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对模型（1）进行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检验时间变量的联合显著性，P－value结果为0．0000，说明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较为适宜。对模型（1）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估计结果1显示只包括农村金融合作coll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2加入了文献已经识别出的主要控制变量；估计结果3加入了反映银行业规模的变量floan。表2基本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在前三列的估计结果中，农村金融合作变量coll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如果农村金融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为因果关系，则该系统意味着，农村金融合作的市场份额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从而与本文的理论假说一致。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与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人均教育经费增长率grjedu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技术交易额增长率grjt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西部民族地区由产业承接和技术溢出，使其增长中的技术含量提高；此外，不存在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效应。为了剔除银行的产权性质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引入反映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变量：国有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rose。如果银行的低效率主要是由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向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引起，则包括了国有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rose后，农村金融合作指标应该不再显著；同时，银行业规模的指标floan应该为正、或者至少不显著。第4列是引入了国有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rose的估计结果，该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与相关文献的结论一致。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对上述估计结果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主要考虑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表2的估计结果中，农村金融合作变量coll与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但是这种正向相关性不一定反映了农村金融合作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另一个方向的因果关系。本研究尝试利用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来消除可能由农村金融合作变量coll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场份额的一阶滞后变量为工具变量，对上述经济增长模型重新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1）的估计。比较表2和表3的估计结果，农村金融合作变量coll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其他变量人均教育经费增长率edugit、从业人员人均技术交易额增长率tecgit的一阶滞后变量，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goviit、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例fordit、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oit都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接下来考虑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利用Arellano等发展起来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做进一步分析。在增长方程中，解释变量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goviit、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例fordit、出口额占GDP的比重expit、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fixfit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oit，都可能依赖当期或以前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可能存在内生性。利用上述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值进行GMM估计，估计结果（表3）显示：农村金融合作变量coll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同时，对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的SarganTest的结果显示，在所有回归中，工具变量的选择都是有效的。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7

分析的方法是:对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从统计量上看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终分析讨论了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变动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引入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从1996—2008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因为要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故选西部各省市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GAE)作为教育投入的代表变量，同时，选取西部各省市的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模型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与数据来源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本文亦采用Apergis等(2007)模型来检测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

yit=α0i+α1iFit+μit(1)

其中，yit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经济增长，Fit是西部财政教育投入，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二)计量方法

1.面板单位根检验

开始协整检验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察模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还是非平稳的，即每个序列是否包含有单位根。Im、PesaranandShin(1999，2002)提出了异质面板数据(Heterogenous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简称IPS检验。IPS单位根检验与其他面板单位根检验相比存在较少的限制和更有效的优点。IPS检验的检验式为:

yi，t=ρiyi，t-1+φij□yi，t-j+zi，tγ+εi，t(2)

其中，yi，t代表模型中的每一个序列;zi，t是一系列包含固定效应或时间趋势的决定变量。IPS检验放松了各横截面时间序列的一阶自回归系数必须相同的这一约束条件，检验的零假设是H0:ρi=0(i=（）1，2，…，N)备则假设为:ρi<0(i=1，2，…N1)，ρi=0(i=N1+1，N1+2，…，N)。IPS统计量在是对单个ADF检验平均的基础上构造了统计量的。

2.面板协整检验

我们采用由Pedroni(1999)提出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因为Gutierrez(2003)指出当T变大时，Pedroni检验比Kao(1999)和Larsson等(2001)检验更有效。Pedroni检验对不存在协整关系零假设的检验主要是通过计算假定协整回归的回归余项。

Pedroni以回归残差构造了七个统计量，其中四个是用联合组内维度(withindimension)描述，记为Panelv、Panelrho、PanelPP、PanelADF，这四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横截面具有相同的自回归系数，另外三个用组间维度(betweendimension)描述，记为Grouprho、GroupPP、GroupADF，这三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的横截面具有不同的自回归系数。考虑到本文数据的小样本性质，在Pedroni检验中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更好的小样本性质，因此在小样本的模型中主要参照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面板协整估计

给定变量是协整的情况下运用Stock和Waston(1993)的动态最小二乘法来估计长期关系，主要是由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值由于内生变量和序列相关是有偏的。在DOLS的估计方程中，解释变量一阶差分值的提前和滞后阶数包括在方程中。

三、计量方法与实证检验

1.面板单位根检验

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检验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另外，Granger因果检验也需要数据的平稳性。因此，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也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表1是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所有的变量是水平值时我们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取一阶差分之后，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因此我们的序列是以I(1)为特征的。同时，这种结果也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验证是否确实存在协整关系。

表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代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面板协整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组内统计量中除了panelv-Statistic和Panelrho-Statistic、PP-Statistic统计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余统计量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三个统计量分别都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经济增长、西部财政教育投入的协整检验中，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都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因此可以判断出，在经济增长、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之间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表2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3.Granger因果检验

在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时，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Granger因果检验的滞后期的选择，而检验的结果有时对滞后期的选择非常敏感，不同的滞后期的选择往往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论。本文报告了多个滞后阶数的分析结果，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结论的稳健性。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一到二期他们之间几乎没有相互影响，而在四到六期，却表现出比越来越强的相（）互影响，因此，就检验结论的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综合判断得出，在全国范围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8

[关键词]西部；旅游业；比较优势；收入效应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增加一国或一地区的收入水平，从1993年至·2004年，我国全国旅游外汇收入从46.83亿美元增加到257.39亿美元，增长了449.6%；国内旅游收入从864亿元增加到4710.71亿元，增长了445.2%。平均增长速度除2003年以外均在10%以上，占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993年的10.01%增加到2004年的15.6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3.27%增加到2004年的5%，近年来，在全国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西部地区旅游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与东部地区的横向比较来看，无论是在旅游总收入方面，还是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与其所具备的资源、市场及政策比较优势完全不相匹配。

一、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一国或地区应该积极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属于欠发达地区，但它无论是从资源方面、市场方面，还是从政策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都拥有发展旅游业的比较优势。

(一)资源比较优势

自然旅游资源方面，西部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纵跨多个纬度带，各类地形兼备，江河湖泊众多，气候环境多样，珍稀动植物种类繁多，自然景观多姿多彩。目前仅国家权威机构评定的各类旅游资源西部地区就占很大的比重，尤其是生态旅游资源占的比重更高。目前西部有部级风景名胜区63个，占全国的36%，和东部基本相当；有国家自然保护区936个，占全国的43%，大大高于东部(如表1所示)。并且西部100多种旅游资源属于世界级的垄断旅游资源，堪称“旅游资源宝库”。如果加上大量的尚未被开发的旅游资源，西部旅游资源的丰度更高。

在人文旅游资源方面，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及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西部地区的宗教胜地、神秘文化、雕绘艺术和传统工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文明风采，它们都具有古老、珍稀的特点和博大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华夏文明的历史见证和人类文明的无价之宝。中国旅游资源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50个少数民族的发源地和主要聚居地都在西部地区，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也都在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形成西部地区的文化优势及持久的吸引力。

(二)市场比较优势

入境市场方面，西部入境旅游市场虽然已经有一定发展，入境旅游增长速度很快，但目前规模依然很小，这一方面反映西部旅游业的发展与其拥有的资源优势极不相称，另一方面也说明西部旅游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随着西部旅游魅力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不断提升，西部入境旅游发展空间会迅速扩大。

国内市场方面，2005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为12.1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0%，全国国内旅游收入为5286亿元，比上年增长12.2%。国内旅游在中国旅游业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并随着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再加上中央和地方对有关社会保障、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的加大，使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不断提高，更预示着国内旅游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随着国内旅游者人数的增加，国内旅游者有向西部转移的趋势。主要因为：一方面，“探新求异”成为一个主导趋势，旅游者逐渐厌倦了东部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的旅游地，喜欢去新的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东部很多旅游目的地已经人满为患，旅游质量逐渐下降，开始进入“停滞阶段”。于是一些旅游者开始逐步分流，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价值高，开发晚，受人类干扰少，正好迎合了国内旅游者的需求，西部旅游(包括青藏高原旅游、宁甘陕旅游、新疆旅游)也将成为新的热点。

(三)政策比较优势

1999年6月，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对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7月，国家旅游局组织西部旅游考察研究，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旅游要先行”，优先在西部地区建设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扶贫实验区和国家旅游度假区；在国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旅游建设资金投入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鼓励支持社会资金投资开发西部旅游；加强对西部旅游的宣传推介，支持帮助西部地区开发客源市场；加大对西部地区旅游人力资源开发和旅游教育培训、旅游规划、行业规范的指导、支持力度等。有利的政策成为西部贫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极大推动力。

正是因为西部有发展旅游业的资源优势，并且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再加上政府的支持，所以，相对于东部，西部具有更大的发展旅游业的比较优势。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思想。而这一优势对西部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及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东部地区相比又如何呢?

二、东西部地区旅游收入效应比较

(一)东西部地区旅游收入比较。

根据表2中2004年各地区的旅游收入情况，东部地区国际旅游176.31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为83.5%，西部国际旅游收入20.78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为9.8%，东部是西部的8.5倍；东部地区国内旅游收入8446.0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65.4%，西部地区国内旅游收入2028.4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15.7%，东部是西部的4.2倍；东部地区旅游总收入9905.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67.6%，西部地区旅游总收入2200.51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15.0%，东部是西部的4.5倍。很明显，无论是国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还是旅游总收入，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都远远低于东部地区，所以西部地区旅游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而从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平均为10.39%，西部地区平均为7.9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不仅在旅游收入水平上同东部地区差距很大，而且其占GDP的比重与东部地区的也有一定的差距。

(二)东西部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系数

随着西部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收入不断增加，并且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相对于东部，旅游业对西部经济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我们需要计算并比较旅游业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系数。

旅游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试度公式：

设Ⅱ为旅游总收入，TPI为旅游总收入的增加值，G1为经济增长率，Ett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Ltt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

本文采用李周主持的由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公共政策研究资助竞争项目：“旅游业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影响”中所估算的旅游业的增加值率为“50%”来计算。则：

TPI=TI×50%

则有：

Gt=ΔGDPt/GDPt-1

Ltt=ΔTPIt/ΔGDPt-1

Ett=ΔTPIt/ΔGDPt

我们可以根据1999—2004年东西部GDP及旅游总收入(如表3所示)按照公式计算出2000—2004年旅游业对东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系数(如表4所示)。

从表4和图1与图2中，可以看出，在2000—2004年间，西部地区旅游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除2003年以外，西部地区旅游业的拉动系数虽然不断上升，但上升的速度很缓慢。同东部相比，除2001年西部稍高外，其他年份西部均低于东部。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西部地区旅游业的贡献率除2003年外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7.62下降到2004年的5.86；从同期东西部地区的比较看，除2003年以外，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2002年和2004年均低于东部，并且低于东部的幅度越来越大，2002年低于东部1.36个百分点，2004年增加为1.75个百分点；由此我们得出，从总体趋势上看，西部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在不断下降；同东部地区比较，西部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东部地区。

三、结论

通过对东西部地区旅游业的收入效应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西部旅游业发展本身来看，旅游总收入虽然有所增长，旅游拉动系数也缓慢上升，但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几年却在逐渐下降。这说明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其他的产业，旅游业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

第二，同东部比较，在旅游总收入上，西部同东部相比差距在继续扩大；2004年东部旅游总收入是西部的4.5倍，其中国内旅游收入是西部的4.2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更是西部的8.5倍。在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2002年以后西部旅游业的贡献率开始低于东部且低于东部的幅度有不断拉大的趋势。这说明，西部旅游业的发展相对于东部越来越落后。

从以上比较分析中，我们发现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和西部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显然是极不匹配的，这是和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思想是相违背的。

四、悖论的原因及对策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域经济却呈现出非均衡式发展，地区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西部地区的1.86倍和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则分别扩大到2.60倍和2.14倍。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2008年的61.84%、25.22%和12.93%，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不断增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逐渐减弱。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优势互补的结果，但不平衡若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寻找平衡发展的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研究多是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而对制度因素的分析存在不足。事实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不仅与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关，而且与制度差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否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在保持东部地区增长的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以减少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冲击？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基本停留在技术知识、劳动和资本的层面上，即使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制度与个人偏好也是作为外生因素来处理。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因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从而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许多学者就制度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研究。Grei（f1994）通过回顾地中海地区论文马格里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历史，分析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Scully（1988）利用115个国家1960~1980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政治开放、法律健全、具有明晰产权以及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为2.73%，而制度因素较差国家的增长率仅为0.91%。张光南和李军（2008）利用英属和葡萄牙属殖民地41个国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和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

对于制度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林毅夫（1994）指出，制度变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刘元春（2003）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步入递减区域，简单的“非国有化”有弱化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杨友才（2008）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基本要素命题出发，将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经济中存在正的均衡点，能够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从而可以解释后发优势现象；而不好的制度会使经济系统无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点，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从而可以解释富裕国家变穷的现象。

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制度层面进行的研究并不多。高萍和孙群力（2006）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是非均质的，在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下，不仅存在制度转型进程的区际差异，而且存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区际差异。陆铭和陈钊（2006）利用地区间面板数据分析了商品市场分割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实证方面证明了地方保护对地区增长的作用。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差异，以期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一）制度变量选择与基本假设

1．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govin）。一般而言，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经济发展。DeLong和Shleife（r1993）指出，一国政府的权力越有限，经济活动者所遵守的规则越透明，就越能促进经济发展。但他们认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这种完全市场经济下的假设可能并不适合于中国。此外，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晋升动机，为了搞好政绩，迫切想要采取政府干预手段，以确保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借鉴靳涛（2007）等的处理方法，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1。

H1：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

2．产权制度（gpra和pa）。North（1994）指出，能够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产权制度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努力程度。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与产权制度不明确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鉴于国有经济的强大地位，产权改革是从非国有经济这种体制外的方式进行的，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既代表了产权制度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改革进程。高萍和孙群力（2006）认为，产权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产权结构由国有经济为主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私有产权的引进，也释放出大量的经济增长潜力，隐含着经济增长效应。借鉴李富强等（2008）的方法，本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近似地表示产权制度的变迁，该指标数值越小，说明私有产权制度越健全。

除产权私有化外，产权保护程度也是有效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刘勇等（2008）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本文用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批准数表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该指标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其数值越大，说明产权保护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21、H22。H21：私有产权越发达，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H22：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3．市场化程度（mar）。市场化程度反映了一国经济受市场调节的程度，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指标。汪锋等（2005）认为，以市场化进程为标志的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市场化不断推进的结果，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无法回避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对于市场化程度的度量方法有很多，而且不统一。罗幼喜等（2005）指出，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是政府用非市场方式支配资源的主要渠道，财政收入比重越低，市场能够直接支配的程度就越高，所以其可以用GDP减当年国家财政收入后占当年GDP的份额来表示。本文拟采用该指标近似地表示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3。H3：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4．教育和科研制度（kj）。国家的总体教育制度虽然并无差别，但各省的实际教育投入差别很大，由此造成教育制度在实际执行上的地区差异很大。除教育投入之外，各地的科研投入也不一样。教育与科研制度不同，它直接影响地区人力资源的质量。依照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本文拟从教育和科研投入方面考察不同的教育和科研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指标用各地教育和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其数值越大，说明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4。

H4：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5．对外开放度（op）。市场开放度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依赖外部市场的程度。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研究表明，出口开放度显著地影响了1970~2000年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Kanbur和Zhang（2005）也指出，中国沿海省区除了在国际贸易上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外，对外开放程度也是导致改革开放后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用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各地区经济开放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5。

H5：对外开放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6．工业化水平（indu）。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起点不一致，工业化水平发展也极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经济的发展。高萍和孙群力（2008）从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方面，考察了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拟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其数值越大，说明工业化水平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6。H6：工业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人均GDP（Y）作为被解释变量，借鉴Rodrik（2002）、涂红（2006）的方法，在回归方程中省去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因素，直接利用制度因素建立如下基本经济增长模型：LYit=a+B1govinit+B2Lpait+B3gprait+B4marit+B5kjit+B6openit+B7induit+uit

其中，a是各个地区的固定效应，u是用于解释模型中变量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的随机干扰项，B是各变量的系数，下标i表示相应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t表示相应的年份。本文的增长模型没有包括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源于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固然重要，但其作用是在相关制度环境下发挥出来的。本文的一些制度变量已经隐含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于该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将利用检验结果的拟合度予以说明。在模型中，除了百分比数据不采用对数外，其他数据均采用对数形式，回归系数分别为半弹性和弹性系数。

在样本选择中，由于重庆市和四川省1995之前的数据不易分割，我们在进行全样本分析时剔除了这些数据。西藏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严重，也从样本中剔除。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别，我们的分析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本文最终选择的样本为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2008年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本文只取到1999~2001、2007年和2008年国有及其控股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科研制度数据在1995年以前只包含科教文卫财政支出，所以只能取1995~2008年的数据，其中，1997年及以前数据为教育经费加科技三项费，1998年及以后数据为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费用。为了检验地区经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在整体样本分析中，本文分别用三个哑元变量（东部为poli1，中部为poli2，西部为poli3）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割出来，是相应地区的赋值为1，非相应地区的赋值为0；在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进行分析时，分别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年份为起点，并赋值为1，其他年份赋值为0，以分析国家地区发展政策的效应。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果分析

本文对28个地区的总体数据和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数据的所有回归模型分别进行了Hausman检验和冗余检验，结果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所给出的都是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考虑到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在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被解释变量和各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解释变量的符号。

（一）总体分析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本文对所有制度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包括私有化变量时，调整后的R2为0.98，不包括私有化变量时，调整后的R2为0.94。该结果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制度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同时也证明了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制度变量可能包含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本文在分析时将基本模型分为三个，并在这三个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哑元变量，以进一步分析区位因素的影响。表1为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注：（1）表中各变量系数下面的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2）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12个省市；（3）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由于存在哑元变量，分析时采用的是一般回归分析方法。（1）模型1和模型3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govin）越高，越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这与Barro（1991）的分析结果正好相反，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为什么政府不是从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出，而是加强了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这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下，地方官员为了晋升的需要，有足够的动力采取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构成了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来源（周黎安等，2005）。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经济取向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经济增长在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充分理由。

（2）模型1至模型3的结果表明，产权保护程度（lpa）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影响，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多年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较淡薄以及知识产权的转化率较低。

（3）模型3中gpra的符号为负且显著，并且加入该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明显增强，调整后的R2达到0.96。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是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4）模型1的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ma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

（5）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o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该模型采用了东、中、西部各省的数据进行分析，而各省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一致，从而稀释了该系数。

（6）工业化程度（indu）的系数显著且较大，说明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强。从实际情况看，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拉动作用。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

（7）在基本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加入区位变量，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开，如表1的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所示。这几个模型的分析结果都表明，东部地区poli1系数为正且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区poli2和poli3系数为负且显著，并且西部地区省份与东部地区相比，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不利。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沿海省份特有的优惠政策是其优先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沿海省份的区位优势。Démurger等（2002）在分析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时也强调指出，中央的优惠政策是形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存在政策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仍处于“资源诅咒”的困境。中部地区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地理位置方面，都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

（二）东、中、西部地区比较分析

表1的模型分析结果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基本假设。为了进一步分析制度因素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本文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三个地区的基本模型，模型1′和模型2′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gpra）数据较少，我们在分析时去掉了该变量，这可能会影响模型的拟合度，但不会影响其他制度因素的分析结果。

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我们就制度因素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1）制度因素对东部的解释度最大，调整后的R2接近0.90，其次是中部地区，调整后的R2在0.87左右，而西部地区最小，调整后的R2仅为0.8左右。如果把所有制度因素都包含进去，东、中、西部地区的R2分别为94%、91%和85%。制度因素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解释度与地理上西高东低的地势恰好相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与市场相关的各项制度比较完善，而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其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带动，中部地区则呈现出比东部地区弱但比西部地区强的特征。

（2）政府干预程度（govin）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表现为对中、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大，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

（3）与总体分析结果一样，知识产权保护程度（Lpa）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较小，但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4）市场化程度（mar）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5）教育和科研制度（kj）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6）对外开放程度（op）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7）工业化程度（indu）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8）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彰显，但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虽然显著，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实施年份太短，或者是政策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

通过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进行分析可知，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因素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都较大，东部地区明显具有制度优势；虽然某些制度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大，但综合而言，中部地区的制度优势远不如东部地区；各项制度因素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利。该结论也表明，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因素也是导致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要使地区经济向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必须适当调整相应的制度政策。

五、政策建议

其一，由于产权制度至关重要，各地区应继续鼓励和保障私有产权，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其二，就东部地区而言，虽然其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但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各项制度措施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目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经济增长若还依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其弊端在不远的将来会完全暴露出来，那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难以校正。因此，在国家地区发展政策逐渐向中、西部倾斜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政府应审时度势，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中适时适事而退，政府的主要工作应放在保护私有产权、增加教育科研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提高居民医疗保险水平等方面。其三，就中部地区而言，各项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释放力，一旦各项制度优势并力齐发，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目前，中部地区应抓住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机遇，除继续实行必要的政策干预外，重点要保护私有产权制度，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同时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加快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西部经济增长范文篇10

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现有文献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第一，经济增长会扩大收入差距。LundbergandSquire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得出收入不平等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促进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张雪玲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和长期中二者均呈现正相关,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即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会加剧。

第二，经济增长会缩小收入差距。陆铭等通过分析得出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的影响。经济增长缩小了收入差距。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反过来促使收入差距缩小,从而可能实现平等与增长相协调的目标。

第三，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间是非线性关系。Kuznets最早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当经济发展超过一定水平后，经济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陈昌兵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经济增长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收入差距，其会通过人力资本途径缩小收入差距，而物质资本途径却增加了收入差距。王少平等通过分析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由正向逐渐平滑转换为负向，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郭娜等利用非线性协整模型，得出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由促进转变为阻碍，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表明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吕炜和储德银从理论上分析二者间是倒U型的关系，并得出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张涛等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显著存在，而且当人均实际GDP达到20000元左右时，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增加而逐渐下降，与跨国面板的实证结论一致。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区域差异较大，有一些文献分区域对我国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陈安平基于实证分析，得出在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多样关系。王亭喜等基于实证分析，得出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纵观以上主要文献，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但没有给出实证结果，也没有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系数差别。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本文使用门限面板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可以区分出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详细分析二者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关系可能存在区域差异，可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

二、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并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的1998—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很好地验证了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对于全国而言，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作用在增强，直到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6.7751时，经济继续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会扩大收入差距时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大力推出“惠民生”的措施，而且这些政策要向农村地区倾斜，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6.7751时，经济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应该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以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共存的格局，进而促使整体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态势。因此，在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时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出台不同的措施。

第二，东部地区呈现典型的倒“U”型，经济发展处于低位时，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经济发展处于高位时，经济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与全国的情况类似，也是需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即经济发展处于低位时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和采取措施降低收入差距问题；当经济发展处于高位时，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此时经济发展会自动缩小收入差距。另外，东、中、西部地区中，只有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是显著的，而且是正的。说明了东部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扩大了收入差距，可能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不明显。

第三，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当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中部地区可能会发生产业结构升级，由先前的以农业为主转向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这样经济发展就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对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可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不用关注二者的交互影响，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缩小问题。第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管处于哪个水平，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比较大，而资源大多数被城市人口所拥有，农民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因此经济发展会不断扩大收入差距。因此对西部地区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缩小问题，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差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