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牧业十篇

西部牧业篇1

关键词：生态畜牧业；西部草原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S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态畜牧业理论和实践

中国现有264个牧区和半牧区县（旗），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宁夏、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等12个省区，土地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0%，大多处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生产和社会文化功能极为重要，一直被认为是“草原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维系我国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近十年来，我国“三牧问题”（牧区、牧业、牧民）也比较突出，表现为：草原生态持续退化，牧业成本不断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牧区贫富差距正在加剧。“三牧”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134亿元，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加上一些人为因素[1]，中国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可供牲畜食用的优良牧草比例减少[2]。草原生态退化直接影响到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发展。如何既能保护好草原的生态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们生活条件是很多专家学者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国内的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对中国西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有利于牧民们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沙尘暴的出现。但现实情况是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并未做到实处。杨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领导，误把资源优势当成产业优势，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招商引资使得牧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这些开发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反而加快了草场资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据杨德亮的报告，青海省祁连县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和小煤矿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矿业公司正式收购兼并了祁连县多隆煤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采金活动在20世纪 80年代初恢复， 80年代后期采金达到顶峰，过度采矿致使祁连县方圆十几公里散落着一堆堆的石头，遍布着一个个大坑，湿地迅速恶化为沙石滩，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坏[4]。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工矿产业采挖和开发是近20年来日益加剧草原破坏因素。草原牧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稀土、铜、铅、金、银等许多矿产储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开发商追逐利润，纷纷到草原开矿产办公，当地政府为了尽快脱贫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项目一起上， 还大搞招商引资，开发和掠夺资源。这些项目有许多是一哄而上，并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经济评估论证，因而带来许多生态环境灾难。工矿企业开发，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场土地，其次工矿企业要严重污染环境，特别是污染牧区宝贵的水源，对大气污染也不可忽视，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废水，废气的污染，土壤的酸碱度发生了变化，也影响了植被的演替，矿山大量剥离物和废渣推积也污染环境。工矿业开发要破坏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严重的植被破坏，有些根本无法恢复。”[5]

除了尽量减少对草原矿产的过度开发，为了避免对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坏，学者杨德亮倡导实施“生态购买”，通过国家购买生态，把牧民实行地域性转移，进而减少人类干扰 ，减少放牧，从而实现植被、 地表水、 地下水等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良性循环。他指出生态移民一方面既保护了自然生态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变生产模式，实现致富。但是，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杜发春以青海三江源为例指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了退牧还草及生态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迁后对草场进行禁牧，使草场休养生息，自然恢复。但由于没有专门的草场管护人员和足够维护资金，导使禁牧草场超载无人监管，加之禁牧草场不是连片集中，而是呈镶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户跨区放牧、侵占草场现象也屡有发生， 并没有真正达到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户多以老年牧户、无畜/少畜户为主 ， 分别占移民户总数48.5%和 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户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过移民实现草地载畜量明显减少的目标很难实现。

在对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后，国内的一些学者对牧民实行迁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生态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论”的假设，即生态系统是平衡的，系统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过多和过度放牧引起的。但国外的一些学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论”，认为草原生态系统并非是平衡的，简单的控制牲畜和将牧民迁移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草原的生态平衡。奥巴等总结了平衡与非平衡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区别。（见表1）。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书中指出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两个理论“平衡理论”和“非平衡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论”依靠一个固定统一的承载力，不适合多变的放牧系统，从而制约了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而“非平衡系统理论”强调放牧影响不是特别重要，对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指导也有局限性。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平衡理论”提出牧民定居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来既是牧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据“非平衡理论”，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单方面的要求牧民们放弃自身传统的文化体系，是对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种变相压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游牧文化，又能实实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和维护草原的生态是一个新的挑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对如何发展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提供了参考性的理论框架。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在《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探讨了“资源环境经济理论”。根据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的定义，该理论强调科学地处理产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立足于资源与环境的现状，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颜景辰提出在传统畜牧业粗放、链短、低效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理论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进而论证了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可行性。生态畜牧业结合了市场目标，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充分体现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衔接[7]。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 采用系统工程方法， 吸收现代科学技术， 以发展畜牧业为主， 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 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生态型畜牧业主要包括生态型动物养殖业、生态型畜产品加工业和废弃物的无污染处理业[8]。学者雷华和穆晓峰提出了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四个类型：（1）资源配置型，进行畜牧业季节性生产。（2）多级利用型，在养殖技术中， 通过食物链循环， 实现物质能量多级利用， 以增加物质产品产出量。（3）综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产技术。（4）系统调控型，依反刍家畜 （牛、羊） 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 充分利用粗纤维饲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学特性， 通过秸秆氨化、青贮、微贮等技术， 利用 3/4 的秸秆、糠、麸、饼、渣及牧草等光合产物， 饲喂反刍家畜[9]。

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畜牧业建设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34号），是一个指导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整套针对藏区实际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主要任务、重大项目和支持政策，对于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08年起青海省开始在三江源区试点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国家政府给予农牧民一定的补助， 支持和鼓励冬春草场人工饲料基地的建设、 对草原围栏、建立牲畜暖棚圈、 免疫注射等等，实现标准暖棚舍饲养畜、 人工饲草料种植储藏、 围栏草场划区轮牧、水电路条件配套四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体实现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围栏、 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贮草的目标 [10]。

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从2008年起青海省牧区7个县逐步实施开展生态畜牧业试点工作，以合作社为平台，努力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根据不同的生态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劳动力素质，探索出以门源县苏吉滩乡苏吉湾村、天峻县新源镇梅陇村、河南县优干宁镇吉仁村为代表的以牲畜、草场作价入股，实行股份制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共和县倒淌河镇哈乙亥村为代表的以分流牧业人口、草场合理流转、大户规模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治多县治渠乡同卡村为代表的以联户经营、分工协作、优化畜种畜群结构为特点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总结试点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3年时间，在牧区30个县的883个牧业行政村全面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全覆盖。2010年5月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各试点地区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开始落实农牧厅下发的《关于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复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广可持续发展集成技术，引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以下是一些学者们对中国西部畜牧业转型以及实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可行性提出的观点。

二、草原游牧文明与畜牧业经济转型

中国西部牧区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视媒体中被刻画出一幅贫穷落后和无知的印象。国家对西部的整体建设概念是“发展西部”，其中蕴含在背后的哲学理念中不免带有以人类的不断进步为前提的单向线性历史观，将传统的游牧文化视为是不适应时展趋势的。在如今中国大力市场化和经济化的整体时代背景下，从单纯的经济收入视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趋势的。然而，从深层次的哲学意义上讲，落后与否不能简单的从经济收入来衡量。在思考如何发展中国西部牧区的解读过程中应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简单的将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个文化体系的底端。相反，应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哲学理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本土生态知识的价值日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并且得到主流学者的充分认可。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综合了西方学者对本土生态知识不同的定义后，总结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套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践与信仰的累积性的体系。它在人类适应性生存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在文化传播中代代相承。它是关于生物和其他环境现象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也是一种当地人的本土实践，更是一种凝结于人们关于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观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识是长期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关系到传统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也关系到引导、组织和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精神结构。”[12]他们进一步指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种知识-实践-信仰的复合体。从实践经验知识的层面上看，牧民们对他们祖祖辈辈所生活的草原环境里一系列关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观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教科书上科学家们所列出的知识结构，是历代牧民实践总结的实地知识，具有宝贵的实际科研价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识体系。当地的牧民们对长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不定的雨量有着敏感的认知。并且他们会根据不同季节、养分质量，地形与海拔、方位、生态区域和植物群落、颜色、土壤性质、水质水量、距离营地的远近等要素对草原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与之相应，牧民对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长周期，对牲畜的适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着详细的分类。对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们，草原不是简单的被植被覆盖的土地，而是蕴藏着各种宝贵的自然知识，并且载畜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恒定的绝对值。具体丰富的经验知识经过总结后，可以更好的帮助当地的牧民进行冬夏季草场的迁徙，对牲畜进行管理和适度调整。草原牧民们的生产习惯事实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态的“不确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并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效益去衡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内容，有部分学者认为当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观引导和自然规律性感悟及其传承，而缺乏理性。该项目研究报告同时指出对待宗教文化应需持尊重的态度。游牧生产方式是孕育藏传传统文化的土壤，藏传佛教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牧业社会的一个文化载体。从抽象层面讲，宗教是一种宇宙观，是当地牧民对本土生态知识体系中较为复杂和抽象的。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种本土知识体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内核通常体现在宗教仪式上。藏传佛教的教义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这种核心理念价值是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牧民们积极地参与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可以为牧民的畜牧生产和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存提供一个很好的文化价值体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众有经营畜牧业的丰富经验，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环境艰苦的草原牧区 ，世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积累了一整套经营管理草原畜牧业的丰富经验 ，这些是中国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主要实际操作知识。但一般来说牧民们对土地退化理解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过程，或者认为只是暂时的可逆转的现象。因此牧民们可能缺乏必要的动机来重新认识草原，需要新的知识结构的补充。总体来说，牧民们缺少相应的文化科普知识，这对发展生态畜牧业不利。因此需当地政府应在结合当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对牧民们进行一些关于生态畜牧业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的科普宣传。政府如何对牧民们进行科普教育需要一个科学、 完整的培训方案，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对此进行实证性的探讨研究。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青海省科技厅已在贵南草业公司建立起相应的培训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周边牧民实用技术培训，共培训果洛新村、同德县的2个移民村，贵南县的2个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众从事生态畜牧业的信心明显增强。

三、关于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

青海、内蒙古、新疆三省区的牧区分别占本省区土地总面积的96%、66%和50%。甘肃、宁夏的牧区面积各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30%左右。西北牧区基本都地处陆地边疆，是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广阔的草原上居住着蒙古、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温克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总体来说牧区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较为复杂，干旱缺水，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国家在大力发展牧区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实际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参考性意见。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性较大。

1.西部牧区人工种草的可行性

学者周海虹和陈玮都提出鼓励农牧民从事高效农业、养殖业、种植业等，进而提出鉴于西部地区的饲料生产能力差的实际情况，人工种草是解决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过播种或补种优良牧草的办法来改良草原，并培养人工或半人工草场， 通过灌溉、施肥以及防止兽害和虫害等办法提高草原的生产能力。陈玮认为人工草场可大致提高产草能力8倍，在其他条件同样的情况下 ，草场的载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单位牲畜所需草场面积则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过试点建设初步形成的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为代表的依托退耕还草建植人工草地，发展种草养畜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启动了“青海省种草养畜及有机畜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天然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和传统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进而提高畜牧业生产科技产量。该项目总经费1030万元，科技资助经费540万元。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在适宜的地区建立主要依靠种植人工草地，加工草产品。项目拟在青海省的农牧交错处（同德、贵南等）和适宜种植人工饲草的地区，种植优质牧草，将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种草。项目初步设计种植15万亩各类饲草料生产基地，加工牧草12.5万吨，可为22万个羊单位提供1年的饲草量，有效减轻项目区及周边地区300万亩天然草地放牧压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万亩人工草地，相当于116万亩天然草地产草量，或7.7万个羊单位1年饲料量。120饲草资源置换模式在三江源地区建植优良人工草地可以为当地的牧民们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极端缺乏的冬春季节为畜群提供饲草。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国西部牧区的土壤条件较为脆弱，不宜过度开垦种植草场。学者刘红梅质疑了人工种植草场在西部牧区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层较薄，土壤沙砾含量重，极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种草需要非常谨慎。在中国西部高原地区比如三江源地区，人工种草会导致土地沙化，种的草也会很快退化，因此绝不能仿照农业区大力发展舍饲畜牧业，这会导致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区草原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大面积种草，也不允许大面积开荒。从长远来看，舍饲会对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质量造成影响。人工草场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资源是有限的。可开采的地下水中，动储量不多，因为草场均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较少，河流少，流域面积也小。地下水资源为静储量，过度开采会导致水资源枯竭。”

2.围封草场的实效性

在国家实行生态移民的过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护的目的，被人为的围封。但围封草场需要考虑到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围封应根据草场的类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场的利用方式而异，封育可采用围栏封育与人工管护封育相结合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围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户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场都围起来就能达到保护草场的目的。实施退耕还草和生态移民后，大量草场的管护问题也颇为棘手。由于被围封的草场缺乏监管，并未真正意义上达到了畜牧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些自然科学家论证了事实上轻中度放牧对植被有促进作用。首先，在轻牧条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烂叶，使得植物在生长季节，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较旺盛的光合能力，维持自身消耗，促进植物在后期的生长[14]。其次，适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优势种在竞争中的作用，为其他物种的发展创造潜在的生态位，从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样性。通过连续移走植物活组织和减少死亡物质的积累，牲畜发挥着刺激和保持新物质生产的功能，在轻中度放牧条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活的生物。相反，围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没有有蹄类动物的生态互动，难以实现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进展演替。缺乏动物对草原的干预，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环很难维系，也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地方优良畜种的消失。

四、牧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西北畜牧业历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区基本还保留着是游牧半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单纯经营畜产品原料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草原的严重退化，当地牧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滞后。学者韩俊指出：“牧区贫困与草原退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牧区贫困也促使牧民对草原进一步掠夺，更增进了草原退化，最终形成草原退化-牧区贫困-草原进一步退化-牧区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草原畜牧业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基础，畜产品是牧民们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牧区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牧区工作作出重要决策和部署，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原因，牧区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特殊的困难和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浪潮下显得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分析了在中国西部牧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一些主要问题。

1.牧区畜群结构不合理

我国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数量来显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栏牲畜，把牲畜作为财富直到养死为止，老残畜比例过大，畜群结构不合理。然而发展畜牧业经济， 需要抓好畜牧品种的改良， 这既是发展牧区经济的前提，也是基础。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牧区的畜种结构和品种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西部青海的7个试点村共淘汰劣质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头，引进藏系种羊1916只、大通牦牛种公牛57头、半细毛种羊70只，使藏羊选育达到4万只、牦牛复壮达到2000头、半细毛羊改良数量达到2万只，从而使畜群畜种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性能进一步提高。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内容，为了促进牧区经济发展，制定了欧拉羊繁育、选育、饲养管理和生产性能测定。在海北州青海湖农场、刚察县哈尔盖镇察拉村和海晏县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户示范户中开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选调陶赛特，优质藏系种公羊36只，与当地1150只藏系羊杂交。在河南县试行了以生产欧拉羊种羊。欧拉型藏羊生产性能得以提高，项目区以欧拉型藏羊为主。然后，一些学者意识到畜群结构的改良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短期内牧民的收入通过畜群结构的调整得以提高，但从长远地角度看，应尽量避免将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学者刘书润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问题，家养动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会越来越高，所以牧民养畜时，隔若干代就要让畜种和野牛、野马、大头羊再配种，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现在为了高产引进的是完全不适应当地的外来种。完全舍饲，不让羊掉膘，羊吃得太饱，羊绒会变粗。”

总体上来说，我国西部牧区还需继续强化牧区畜种改良和选育工作，国家和当地政府应积极配套资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细毛羊等品种种畜引进力度，切实扩大改良范围，加快畜种结构调整进程。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畜群改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区生产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国西部大部分牧区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内很难真正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增加畜牧业产业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引进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备相应的硬件设施条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专业的学者进行沟通，单纯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学者很难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而非品牌和科技优势。

3.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市场辐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区较为偏远，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单一，导致牧区的产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不少畜产品生产和销售脱节，市场体系建设滞后，缺少龙头企业。牧区与畜产品联系在一起的储藏、加工 、分级 、包装等环节很不健全，产品的附加值不高，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把优势畜牧业资源开发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识和效益观念不强，惜售思想比较严重，认为发展畜牧业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场销售，因此开拓西部地区畜产品市场的力度不够，西部牧区的畜产品不能及时的对外销售，导致商品化的经营无法有效地实现。

4.西部畜牧业信息化建设滞后

滞后的信息系统和市场预测系统不能满足西部畜牧业生产的需要，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社会化和商品化生产。学者郭映义和才让吉指出，目前青海省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类分级、收集渠道和信息应用环境等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发展生态畜牧业需要健全的信息资源网络。总体来说，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的信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门难以及时分析和甄别信息，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整体发展。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从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区的牧民们缺少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贴近实际、可操作的个性化的信息内容。当地牧民们主要是靠流动的商人获取市场销售信息。牧区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是单向性的，缺乏牧民与商贩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因此这种单向方式的信息传播很难真正解决牧民出售畜产品的实际问题，进而影响了牧民的经济收入。

尽管当前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传统媒体不可取代的优势，但短时间内互联网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区普及。大量的牧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置个人电脑等高端电子类产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对于操作电脑的知识几乎为零，因此互联网信息目前还不能很好的辅助于牧区的经济建设。总体上说中国西部地区的牧民们获得的信息时常是滞后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的，这影响了畜产品出卖的价格。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有关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牧民们基本上是通过口头得知的。和机械维修、金融信贷、兽医服务相关的信息基本上来自当地的业务部门，天气预报主要来自于广播，牧民们很少从电视和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虽然做牧区信息沟通工作的部门很多，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础建设滞后

发展生态畜牧业经济需要一定的基础性设施，但目前西部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有待改善。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性建施投资，这是保证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比如青海7个试点村已建成了相对规模的牲畜暖棚和贮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栏50处，打水井25眼，铺设人畜饮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点2处，购置了压缩式青贮机1台、青贮袋 3000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牧民投入生态畜牧业建设的积极性，使试点村生产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防灾抗灾能力得到了增强，建设养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青海三江源地区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成了一批事关地区经济发展全局和广大农牧民福祉的交通、电力、通讯、农牧、水利、生态、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这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建设保障。根据中国科学院的项目研究报告，2008年，三江源地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2544公里，宁果公路、214国道，109国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户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亩饲草料基地，20平方米贮草棚以及草场围栏建设）为重点的草原基本建设和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三江源地域辽阔，目前仍有123个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虽有简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条件非常差，只能实现季节性通车。在通讯设施方面，三江源的广大农村牧区，除主干公路沿线外，大部分尚没有通讯设施。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三江源地区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国家电网覆盖，部分县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电实现季节性供电，广大牧区则主要依靠家用太阳能电池板部分满足照明和家用电器的用电需求。总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已成为当前制约三江源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业经济发展趋势和出路

1.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下的有机产业

总体上讲，中国西部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仍然处于传统畜牧阶段，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发育水平不高。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同时，政府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应进行可持续生态发展。发展生态畜牧业因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特点，发展不同的生产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1）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2）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应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3）生态畜牧业发展应秉持现代绿色有机生态养畜经营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饲料，做到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低耗，高校转化和循环利用；（4） 生态畜牧业应大力发展无公害饲料基地建设及持续利用技术，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气候资源、光能资源、绿色饲草料生产等资源，形成以饲草料基地建设、草产品加工、牲畜的舍饲育肥、粪便废水无公害及归田处理，太阳能利用、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完整循环生产体系和产业链。

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前提下建设有机产业区的想法。学者陈月辉指出，西部畜牧业生产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 这有利于生态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对有机无污染动物食品进行产业化。这样既能达到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又能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机产业要求草畜平衡生产、不使用人工合成产品、保持牲畜合理饲养、不破坏生态环境。依照当前世界有机食品的价格，与普通食品相比， 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区发展有机畜牧业生产理论上可以使牧民达到小康收入水平。学者芦清水和赵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收购三江源区牧民每天生产的鲜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成高档婴儿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时还可以利用当地的优质牛羊毛和牲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认为，以生产欧拉羊种羊和有机畜产品为核心的河南县初步组建了有机畜产品生产，加工与出售，并且开展了有机肥生产研究，寄生虫和幼畜疾病控制技术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价格每公斤高于市场价格，使从事有机畜产品生产的牧户增收3.7万元，提高了牧民畜产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畜牧业有机产业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实是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的基础性投资巨大，生产成本很高，国内有机食品的市场规模不大，虽然有机食品的销售价格很高，但考虑到高成本的投资和目前小规模的市场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内实现收入增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机畜牧业生产批发基地的部级认证，但由于认证范围小， 年产出规模小， 没有龙头企业进行肉、奶初级产品加工生产， 并未能实现给牧民带来增收的目标。

另外，在发展有机畜牧食品生产的企业时，应注意到牧民和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或供过于求时，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过随意降低收购价格或者提高收购标准等方式将利益损失直接转嫁给牧民。学者朱海从企业制度层面提出了组织‘牧民协会’的建议。‘牧民协会’是牧民自发组织的经济合作组织， 既代表牧民的利益与有关有机生产单位发生联系， 又可按照有机产业生产流程去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同时朱海还提出了在企业集团现有架构基础上建立有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董事会和经理部， 作为对外联系业务、对内安排工作的管理机构，另外公司下属层面包括有机产品加工机构、牧民协会、研发部门、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牧民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低牧民的生产风险，避免企业过度压榨牧民，从而改善牧民的整体经济收入状况。

尽管中国西部牧区构建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业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同时这项工程的确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毕于运认为，根据环境洁净程度，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个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的6个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个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2个县， 都具备发展有机产业的良好条件，都可以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就目前青海各地区的条件，可选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县和泽库县， 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玛沁、达日、班玛利甘德县，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贵南和同德县， 共计10个县内予以发展生态畜牧业基础下的有机产业。李双元以梅陇个案为例， 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还处于组织化转型、产业化起步、生态化雏形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我国生态畜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国和欧洲的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品生产系统相对较为成熟。比如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详细的畜牧业有机产品生产规则。对于有机牲畜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的报告，有机牲畜必须在放牧季节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饲料必须是纯有机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刍类动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须保证30%的干物质摄取（dry matter intake）是来自草原。欧美对于如何计算干物质摄取量有一套严格的科学计算系统，但这些中国目前的有机畜牧食品生产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规定。相对于美国的有机畜牧产品的生产条件，中国西部条件较差。中国的有机食品生产系统可以参考北欧冰岛的研究。北欧学者Dyrmundsson指出冰岛的气候恶劣，天然草场由于气候的影响，并不能保证草原的牲畜有足够的天然有机食物摄取，市场上的有机饲料相对较少，成本太高，对冰岛的有机畜牧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何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保证牲畜有足够的有机食物摄取是一个值得跨领域专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瑞典学者Lund提供了一个北欧有机畜牧业生产模式图（见表2），该模式图指出，除了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外，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过程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畜牧产品的生产者应和消费者达成和谐的互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牧民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中国目前西部有机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市场化带来的直接经济价值和如何提高产量，而忽视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牧民自身幸福指数的关注。许多经验表明，能否让牧民主动地而不是被动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样性，创造性，关系到政策及其项目的实际效果。在发展目标上，生态畜牧业建设下的有机产业链是一个长期发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需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

2.发展生态旅游业

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态观光旅游型畜牧业，在国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区应大力建设观光型、生态型与市场型相结合的牧业生产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观光型的畜牧业项目，从而提高参与项目的农牧民的收入。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警惕过度开发旅游业可能会给脆弱的西部生态造成破坏。

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度开发西部牧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区具有强大市场吸引力，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带动当地建筑、金融、通信、娱乐饮食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给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三江源农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来玉树、果洛两州的游客人数达到19.93万次，旅游总收入9898.75万元，同比增长40%以上。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开始凸显，不少牧民群众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鉴于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和难以再生的生态资源，三江源区核心区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为限制开放区。尽管三江源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项目研究报告指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面临诸多问题：（1） 基础设施薄弱。三江源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线路密度低，公路等级低，路况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资源分布相对稀疏，旅游路线长，空间跨度大，可进入性差，存在着“一流资源，二流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2）环境制约性明显。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环境气候影响，不仅旅游日期短，而且对游客的身体状况也有一定限制，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3）缺乏与旅游业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链条不完整，难以形成产业优势。（4）市场化推进步伐缓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护条例

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2011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了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按照《草原法》的规定，维护基本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内蒙古草原保护的红线。1983年内蒙古就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试行）》。1984年成为正式条例，2004年进行了修订。针对草原乱开滥垦问题，1998年还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牧场保护条例》。而《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则是为了更进一步强化基本草原的保护与管理，其保护力度较以往的条例要大得多。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主要明确了基本草原的划定范围并加大了对草原的保护力度，更好地维护了农牧民利益。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其他西部牧区的草原维护和畜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意见。

综上所述，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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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husbandry： Trends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West China Prairies

DU Fa-chun1， CAO Qian2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he study is to conclude that although great challenges exist in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and no mature systematic theory or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area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could serve as a model to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ransition in West China， though its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

西部牧业篇2

作为A股市场中奶牛存栏量（即养殖场里所养的奶牛数目）最多的乳企，原奶价格的回升，使得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部牧业”，300106.SZ）有了触底回升的机会。

过去几年，受制于国际原奶价格的持续调整，西部牧业的盈利能力也呈现下滑趋势。近日，西部牧业三季度业绩预告称，其净利润将出现大幅下滑，这也会成为自公司上市以来最差的业绩。

西部牧业出现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是否与原奶行业的调整有关？倘若原奶价格回升，西部牧业是否会在四季度获得转机？布局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能否对其未来业绩增长带来动力？带着这些问题，《投资者报》记者于10月20日在西部牧业的投资者交流平台向其财务总监张予惠和董秘梁雷提问，均得到了相关解答。

上市以来最差业绩预告

10月14日，西部牧业三季度业绩预告称，三季度公司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01%～386%，亏损金额约为5800万元-5500万元。《投资者报》记者查看公司的财务数据发现，这将是西部牧业自2010年上市以来取得的最差业绩。

究其原因，西部牧业财务总监张予惠对记者表示，主要有三点：一是原奶价格持续低迷，造成养殖企业亏损；二是公司2015年收购伊利乳业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西牧乳业，目前正值产品“西悦”的投入期及市场拓展期，销售费用开支较大；三是公司对外投资大，形成较大财务支出压力，造成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据了解，西部牧业在2014～2015年投资合建了13家专业牛奶养殖公司，这也是造成业绩大幅亏损的原因之一。

根据此前的半年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公司仍有9.32亿元短期借款。张予惠对此表示，针对西部牧业的高额短期借款，目前正在通过政策性的中长期贷款及增加融资租赁业务调整融资结构，从而缓解高额短期借款带来的财务压力。

Wind数据统计显示，从1月4日至10月20日，其开盘价为19.79元，收盘价为16.93元。其中，最高价为19.99元，最低价为11.11元，期间的跌幅为15%。由此看出，今年以来西部牧业没能为投资者带来什么收益。那么，接下来公司将采取怎样的措施回报投资者呢？

张予惠对记者说道：“为了努力提高公司未来的回报能力，公司拟将加快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还将在今后采用现金方式让股东获得即期收益。”

未来重点布局奶粉

西部牧业称，在未来的发展中，婴幼儿配方奶粉将成为公司重点打造的板块之一。

今年5月18日，西部牧业获得了新疆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

据了解，目前西部牧业所属的两个乳品生产企业（西牧乳业和花园乳业）均具备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生产能力。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西部牧业累计向内地发放婴幼儿配方奶粉约2500余吨。

今年6月初，西牧乳业全新推出因爱宝贝全益系列婴幼儿配方奶粉、西悦优护系列婴幼儿配方奶粉。由于西牧乳业还处于前期改造时间过长，仍处于亏损状态。

根据可查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花园乳业销售产品共计约为2.8万吨，销售额1.64亿元；2013年，花园乳业销售产品共计约为3.3万吨，销售额2.1亿元；2014年花园乳业销售产品共计约为3.6万吨，销售额2.5亿元。而2015年没有公布具体的销售数据，只是提及增长。

此外，西部牧业也已筹建自己的O2O平台、微商平台等电子商务平台。董秘梁雷告诉记者说：“目前电子商务平台刚开始投入使用，公司正在积极提升电子商务等销售能力。”

国金证券研究报告称，西牧乳业和花园乳业是新疆目前仅有的两家取得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销售经营许可的本地企业，未来婴幼儿奶粉占比将成为西部牧业下游乳企主要的利润增长点。

四季度或有望扭亏

据悉，8月份全球原料奶环比上涨34%至33.7美元/100公斤，同比增长超40%，已经连续三个月上涨。同时，9月初美国脱脂奶粉、西欧全脂奶粉、大洋洲全脂奶粉保持前几个月的持续上涨态势。而国内方面，去产能化正在加速，原奶价筑底回升的预期较为浓厚。

原奶又称生鲜乳，是乳制品的主要原料，处于整个乳品产业链的上游，决定了乳制品的产品品质及生产成本。按用途分类，原奶可用于制作液态奶及干乳制品。其中，液态奶爆款有巴氏奶、酸奶等；干乳制品包括奶粉、干酪等。

针对原奶价格回升，梁雷对记者表示：“国内原奶价格长期低迷，对我公司养殖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近期国外进口奶粉价格上升，我公司乳制品销售价格出现部分上升，但本地区原奶销售价格还未出现大幅上升。”

然而，消费者最关心的是，倘若原奶价格回升，西部牧业是否也会随之上调产品价格？对此，梁雷说道：“近期国外进口奶粉价格上升，对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提升有一定影响，但近期新疆内原奶售价上升尚不明显。”

西部牧业篇3

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4亿hm2，约占国土面积的41．7%。我国天然草原主要集中分布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12省区市，有天然草原面积约3．3亿hm2，占全国草原面积的84．4%。《2008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显示，全国266个牧区、半农半牧区县(旗)可利用草原2．46亿hm2，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61．5%，牲畜超载率大于20%的有176个县(旗)。我国的牧区、半农半牧区实际上主要是西部牧区、半农半牧区。西部牧区不仅是国家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而且是全国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西部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3517．73元，是东部地区的53．3%，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3．89%。草原面积占全国65%的、新疆、内蒙古、青海4大牧区，2008年农牧民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5．6%。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所涉及的“牧业、牧区、牧民”问题实际上就是我国“三农”问题在许多西部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1］。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牧区、半农半牧区县(旗)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落后于其他地区，所以牧区的发展不仅是“十二五”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之所在。我国广大牧(包括半农半牧)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牧民与贫困的多重耦合，使得“牧业、牧区、牧民”成为困扰我国广大西部少数民族牧区的“三牧”问题。笔者以典型西部少数民族牧区———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深入分析了影响牧民增收的制约因素，结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牧民增收的对策和建议。 1鄂温克族自治旗概况 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于1958年，是我国3个少数民族自治旗之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大草原东南部，是以鄂温克族为主体，蒙古族、达斡尔族等24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2008年末，全旗49971户，总人口144409人，由24个民族组成，辖4镇1乡2个苏木，共44个嘎查、15个社区。土地总面积19111km2，可利用草场面积11803．3km2，占全旗总面积的62．5%。其中牧业人口为2．25万，牧业户数为5495户，少数民族人口57978人，占全旗总人口的40．15%。鄂温克旗是我国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西部典型的牧区。2009年，鄂温克旗全年生产总值完成53．7亿元，同比增长24．4%。财政收入完成17亿元，同比增长23．9%;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3．2亿元，同比增长38．5%。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2143元和7883元，同比分别增长13．2%和11．8%。2009年，牧业年度牲畜头数控制在79万头(只)，良种改良比例达到96%。鲜奶产量达到20．7万t，肉产1．5万t，全年打贮草2．6亿kg，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1333．33hm2。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家，2009年销售收入2．25亿元，增加值完成4289万元。全旗草原流转面积达到5780hm2;各类已注册并运营的经济组织、协会发展到84个。根据鄂温克旗相关部门2009年的调查摸底情况，全旗有牧业户5495户，牧业人口22483人，劳动力9314人。牲畜头数44．9万头(只)，占有草场面积38．33万hm2，全旗44个行政嘎查中，通电嘎查达到39个，仍有11．4%的嘎查没有实现基本通电;通路嘎查达到43个，仍有1个嘎查未通公路;通电话嘎查达到29个，覆盖率不到66%;通广播电视嘎查达到41个，还有3个嘎查没有通广播电视;有卫生室(包括乡镇卫生院)的嘎查有26个，卫生室的覆盖率不到60%;通自来水的嘎查仅有14个，覆盖率不到32%。牧区人口大多数的住房均为20世纪80年代建的土坯房和部分砖混平房，现已达到或接近危房，目前仍有3850户牧民无房或住危房，其中无房户422户，居住土坯房的1329户，全旗人均纯收入不足1800元的贫困户有1765户、6180人，其中绝对贫困户有546户、1771人。少数民族贫困户占总贫困户的97%以上。以团结嘎查为例，团结嘎查是纯牧业嘎查，2009年在现有196个牧户中，有156户都是贫困牧户，贫困户占嘎查户数的近80%。近年来，经过各方努力，鄂温克旗落实各类扶贫资金共计1930万元，扶持贫困户达1380户、贫困人口4800人，培训牧民3500人次，解决了4061人的温饱问题，贫困户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劳动力素质有了提高，牧区贫困面貌得到新的改变。 2鄂温克旗牧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分析 2．1牧区草原畜牧业增收受生态限制 草原畜牧业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牧区一般占到牧民收入的75%以上。但草原生态保护的首要措施是尽快改变家畜超载过牧的现状，实行退牧还草，推行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等草原合理利用制度，这就要限制草原上放牧家畜的数量，并增加家畜替代饲草料与管理成本，从而在客观上将直接影响牧民的牧业收入和效益。牧民采挖和销售草原野生植物的收入减少。近年来，为防止草原植被的破坏，国家加大了对甘草、麻黄草、虫草、苁蓉、发菜等草原野生植物的管理力度，实行了限采或禁采等措施，据估计，全国牧民每年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在数亿元。从草原资源保护的角度看，这种管理措施无疑还会进一步加强。 2．2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畜牧业发展依然缓慢 表现为综合生产能力低下，就业出路受限，牧民增收困难;牧区生产条件落后，设施配套跟不上畜牧业发展的要求。鄂温克旗公路通车总里程397．0km，截至2008年底公路总里程已达918．7km，其中国省道207．7km，县道60km，乡道361km，村道249km，专道41km。县乡公路占总里程的45．8%，已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公路养护管理上存在资金短缺、技术力量薄弱、设备落后等情况，致使县乡路网普遍存在路面破损、路基沉陷等病害，整个路网的路面完好率仅为45%，这种状况影响了整个路网的服务水平。 2．3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总体水平不高 牧民合作社发展不平衡，规模相对较小，带动能力弱，合作层次低，规范程度不高，发展缺乏后劲。截至2009年，鄂温克旗已注册并运营的经济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9个，其中，专业合作社11个，协会8个，拥有社员1149户，形成了固定资产1800万元的发展规模。龙头企业规模较小，带动能力不强，特别是有特色优势、有竞争能力和辐射带动力强的更少，生产加工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名牌产品少，牧民持续增收乏力。对于鄂温克旗牧民，最为关心的、也是最为困惑的是奶价问题，留下阴影的是“三鹿事件”，事件发生后，奶价低迷，牧民形容“奶价还不如矿泉水价格高”，对收入影响很大。#p#分页标题#e# 2．4牧民就业结构单一，增收渠道狭窄 2008年，西部地区农牧民工资性收入只有全国农民平均水平的59．26%，、内蒙古、新疆、青海4省(自治区)则只有全国的40%，在纯牧业县牧民工资性收入则更低。由于牧民的文化素质整体不高，且从事非牧业生产的劳动技能较差，再加上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其走出草原、转移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弱，因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受到较大制约。鄂温克旗牧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不到10%，牧民纯收入的90%来源于畜牧业，文化水平、专业技能、市场意识等也制约着牧民增收。 2．5牧区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抽水式转移” 年轻的、有能力的出去，老年、儿童留在牧区，贫困牧户转移困难。鄂温克旗牧区当前收入由原来比较单一(主要靠畜牧业)，变成了“年轻人打工经济，妇女、老年人畜牧经济”。近年来，随着牧区的年轻劳动力的进城外流，牧区在夏天的打草旺季，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价格100多元一天的零工都很难雇佣到。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外出年轻的牧民，绝大多数对牧区劳作不感兴趣，牧区劳动力短缺将会越来越突出。 2．6牧民享受的国家惠农政策偏少，政策支持不足 ［2］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农区和种粮农民。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种粮直补、农资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共计1274．6亿元，并对产粮大县、养猪大县给予了财政扶持。2010年国家安排“三农”投入8183亿元(较上年增加930亿元)，主要用于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显然这些政策对从事草原畜牧业生产的牧民来说，难以享受到跟种粮农民一样的实惠。据测算，2005～2009年，国家对种粮农民的人均补贴大约是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牧民的63倍。内蒙古的统计分析表明，2009年农民享受到的涉农补贴至少有13种，仅农资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3项，就使农民人均增收368元，而针对草原的补贴只有退牧还草工程饲料粮补助，且仅限于退牧还草工程实施区，补贴标准也偏低，禁牧草原补助74．25元/(hm2•年)，休牧草原补助18．6元/(hm2•年)，补助期限仅为5年。相关数据显示，内蒙古农民、牧民人均享受的国家补贴资金比例大约为66∶1，其反差十分明显。 3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牧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十二五”期间，以促进牧民增收为出发点，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好西部少数民族牧区的大文章，提高牧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鼓励牧民优化养殖结构、提高效益，健全牧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多渠道增加牧民收入，是实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显著发展、社会显著进步、生态显著改善、社会和谐文明的重要环节［3］。 3．1转变生产和经营方式，提高广大牧民组织化程度 把牧民组织到农牧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高牧民组织化程度，在经营体制、经营方式、产品生产方式转变上取得根本性突破。推行牧场建设模式和股份责任制的生产模式，坚持自愿组合、适度集中的原则，积极促进承包草场规范有序流转和草地资源适度集中，生产要素逐步向养殖大户、经营能手、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集聚，形成规模化生产、商品化经营，为提高牧民组织化创造基础条件［4］。加大政府的扶持和投入力度，在税收、信贷、科技开发、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对专业经济组织给予更大倾斜，在招商引资、信贷担保、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扶持，为提高牧民组织化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2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 ［5］加大对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疫病防治、良种繁育、网络化管理及科研成果的推广等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确保农牧业快速、高效发展。把加强各类设施建设作为发展生态农牧业的重要突破口，集中推进畜牧设施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畜牧业集约化发展。建设和实施好人工饲料基地建设、草原围栏、牲畜暖棚圈、免疫注射栏等为主要内容的草原基础建设，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标准舍饲养畜，继续实施围栏草场划区轮牧、水、电、路条件配套“四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退牧还草、鼠虫害防治、围栏封育等草场保护建设措施提高天然草原生产能力。在利用好天然草场的同时，通过建立饲草料基地、大力扶持饲草产品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等措施，发展饲草业，提高舍饲、半舍饲养畜的比重。 3．3加大产业化步伐，强化科技支撑和服务体系建设 以市场为导向，以牧业协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为依托，采取成员合作、入股、租赁经营等生产方式，促进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适度集中，推进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积极培育和引进产业龙头企业，在资金、政策、信息、培训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做好市场营销工作，宣传和推介特色畜产品，搞好品牌建设，打造“天然草原”、“生态草原”、“绿色草原”等赋予区域特色产业优势的品牌，提高经济价值，增强市场竞争力。强化疫病防治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基层畜牧业综合服务站，更新设备和设施，改善工作环境，培训和充实技术人员，有效完成对动物疫病的防治和监测。切实提高农牧业的科技含量，加快良繁体系建设，实现奶牛、肉牛、肉羊的良种化。建立健全农牧业的社会化、全程化服务网络，加快农牧业信息网络建设，认真做好市场预测、龙头企业发展状况、疫情检测、饲草料和农畜产品行情等方面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工作，为农牧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全程服务。加大农牧业科技推广力度，大力推进农牧业生产综合技术，提高农牧业生产科技含量;大力推广饲草饲料种植、加工、利用技术，提高饲草料转化率;大力推广先进的农牧业生产机械，不断提高农牧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p#分页标题#e# 3．4加快牧民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提高牧民自我发展能力 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牧民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对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年牧民开展职业培训，开展生产技能、经营销售技能等为重点的职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将牧民技能培训经费纳入各级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有效解决牧区人力资本长期投入不足等问题，加大对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农牧民的培训力度，开展有针对性、突出实践的技术培训，鼓励牧民外出务工并提高其就业技能，建立形成一套促进牧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的办法和制度，提高牧区劳动力增收、创收能力。 3．5推进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创新生态保护建设机制 一方面积极推进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快培养适应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需要的新型牧民，示范带动牧区牧业生产方式的全面转变。另一方面积极创新生态保护机制，把生态畜牧业与游牧民定居工程、“移民扩镇”等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协调推进，从根本上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借助游牧民定居工程，按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集中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加快推进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对离开草场的牧民群众，在确保牧民与草场的利益关系不断、承包权不变、收入不减的前提下实行“三集中”，即草场向联户集中、牲畜向联牧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提高畜牧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二是通过生态畜牧业的组织化和集约化发展提高畜牧业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减少畜牧业从业人口，使富余下来的牧民走出草场、定居城镇，从事非牧产业，促进游牧民定居工程、退牧还草工程和移民扩镇工程的顺利实施。要认真区别对待牧区和农区，在牧区落实草原家庭承包经营机制，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但不应鼓励以家庭为单位来利用，应在完成草原的土地产权初始配置的基础上鼓励牧户共同治理、保护和建设草原。 3．6加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三牧”补贴，加强政策执行力度 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态问题，还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可以参照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因地制宜地出台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和人工饲草料地建设的相关补贴制度，以提高牧区生态保护和基础生产的积极性。如实行禁牧补贴、草畜平衡补贴、良种公畜补贴、牧区劳动力转移培训补贴、牧民牧业机械购买补贴。参照国家“猪肉储备计划”，研发鲜奶存储技术，或者加大奶的深加工技术投入，技术可行的话，适当的时候国家启动“储备奶制度”，这样，牧民面临“三鹿”等事件时，能够更好地保障牧民的经济利益。加大各种补贴的执行力度，制定相关责任制度，实行责任追究制，确保国家“三牧”政策的贯彻落实

西部牧业篇4

关键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民；城镇化；措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74-02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民人口城镇化问题的提出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历史文化、民族宗教问题比较特殊。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人口相比较，无论是从语言、文字、还是从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牧区牧民人口保持原生态的东西比较多。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民的生活、生产环境悄悄发生着重大变化，牧民人口城镇化的趋势明显增强。但总体上，我国西部少数民资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仍明显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决定了牧区牧民人口城镇化进程的缓慢这一现实，如何推进牧区牧民人口的城镇化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大课题。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产业结构单一，加上牧区草场荒漠化以及草场不合理利用，生态环境被破坏和日益脆弱，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牧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出现了严重危机，这直接影响了牧区牧民人口城镇化的推进。另外，由于牧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使得发展牧区社会经济、提高其科学文化平比农业区难度越来越大。加快城镇建设对于发展畜业，转移剩余劳动力，改变落后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有效增加牧民收入，实现生态环境重建和可持续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西部民族地区牧民城镇化道路不同于其他地区，不能简单地从经济效益来评价其成果收益。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地位的特殊性、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稀地广等特点，牧民的城镇化问题解决起来，投入大、困难多、时间紧，更具复杂性。就从经济效益来看，城镇化效益可能不如其他地区。但如果从牧区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多角度评价其城镇化投入所取得的效益，其城镇化有益于提高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数和牧民的国民幸福指数。因此，从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和现实情况来看，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及其和谐社会的构建都需要以城镇化建设为依托。这本身就决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民人口城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部少数民族占据着我国北疆绝大地域，就牧民而言，不仅具有“人口少、不集中、习惯于游牧生活”这一典型特征，而且其生活、生产的牧区是“幅员辽阔、环境恶劣、以天然草原放牧为主、生态资源承载力弱”的少数民族典型地域。城镇化研究中大众所推崇的“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必然不可切实，而且就“小城镇论”的实施也不得不考虑每一少数民族地域区情。每一区域、每一民族“三牧”都有自身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只有充分考虑“因地制宜”才是最可靠的和可行性的。基于对当前研究现状的认识，我们认为结合民族地区的区域特征，探索出民族地区城镇化道路，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从现实意义来看，都是很有必要的。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民人口城镇化滞后原因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民人口的流动的特点是区内人口由牧区向城镇集中，区外的人口很少流入，总体人口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这不同于沿海和内地人口流动所表现的那种“外来人口迁入本区域”特征。在这一特征的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牧民人口城镇化进程显得尤为缓慢。

1.牧民城镇化迁移意识薄弱，劳动文化技能薄弱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人口主要集中在偏远地区，生活生产相对封闭，长期从事传统游牧经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因此，“民族地区大多数农牧民文化素质较低、技能差、生产与生活方式落后，离开自己原来的居住地，放弃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就显得非常不适应。”[1]长期的生活习惯和传统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自己浓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等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因长期自然环境的作用下已变得根深蒂固，很难接受现代城镇化的现实和环境。另一方面。牧民人口文化素质和技能普遍不高，适应城镇生产生活的劳动技能较差，因此，相当一部分牧民仍然愿意从事对技术含量要求不高的传统畜牧业。牧民作为牧区城镇化的参与主体，在向牧区城镇以及城镇周边转移的过程中，其迁移意愿将直接影响到牧区城镇化的进度和效果。”[2]

2.规划滞后，城镇化规模小，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随着西部开发的深化，一些地区牧区城镇布局初具规模，形成了商业、集贸、饮水、电网等基本配套设施。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牧区城镇人口未形成规模，居住人口少，而且常驻不确定，人口流动变化大。而且初具规模的城镇化空间布局混乱，主次分不清，缺乏向市场规模化、高档次功能齐全的城市化发展方向，总体上仍然是交通信息渠道不畅通，环境卫生条件落后，生活生产基础设施落后。这些归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没制定切实符合本地区实际的中长期城镇化发展规划，甚至是原封不动的延续和机械贯彻中央、省区级政策法规，墨守成规。一些地方，盲目开发，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正确的引导，导致不少已开发的牧民定居点被遗弃，严重破坏了原本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给牧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3.城镇建设投入小，城市功能差，对牧民没有吸引力

由于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历史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加之牧区投资吸引力弱，政府资金和政策投入小，是牧区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西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城镇普遍存在城市建设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配套差而功能不全等问题。由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的人口规模太少，居民的收入相对低，市场发育不健全，交通通信落后，这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城镇集聚功能普遍薄弱，难以支撑起带动周边牧民人口区城镇化的重任。而且，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政策法规投入和支持，甚至相关政策不落实，牧民进程的门槛普遍高，住房、户籍、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就业等方面缺少相应的政策扶持。

三、牧民人口城镇化的政策与措施

作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区必须借助有利的机遇，克服主客观制约因素，大力推进和建设适合本地域实际的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

1.出台符合牧区实际的城镇化规划和目标

牧区特殊的人文历史、经济社会、自然地理、传统风俗等是制定和落实城镇化规划和目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口分散，牧民收入低，适应城市生产生活的技能薄弱等，这是广大牧区普遍存在的最大实际。因此，牧区城镇化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的原则，坚持现代化与民族化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出具有长远发展目标的规划，完善城镇各项社会服务功能，有计划有步骤的创造良好的城镇环境来吸引和接纳牧民。

2.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大资金和政策投入，降低牧民人口城镇化的成本

牧民人口城镇化不仅是牧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牧民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一系列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扶持政策和鼓励措施，让广大牧民在实现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得到帮助，享受到城镇化的实惠。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同时多方面筹集城镇建设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到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通过扶持性和倾向性的政策法规来降低降低牧民进城的门槛，吸引牧民过渡到城镇。比如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不再区分城镇和非城镇户口，不论城乡户籍，应一视同仁的给予相应政策和待遇。还可以通过对牧民提供经济适用性住房、解决儿女教育、提供各项社会保障等政策法规的投入来吸引牧民向城镇转移。

3.突出城镇个性，建设民族特色的西部中小型城镇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具有不可代替的独有文化价值。而且，该地区自然地理、名胜古迹也别具特色，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珍贵资产和瑰宝。因此，结合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带动城镇化发展也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出路之一。通过发展旅游业，我们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拉动商贸、运输、房地产、食品服务业等的发展，这不仅可以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也可以直接增加财政收入。实际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兴特色旅游产业，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增加，“如果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建立新的城镇，或使原有城镇规模得以扩张。这种城镇的特色非常明显，基本上是西部独有。”[3]而且这也可以大大缓解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促进该地区经济和谁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的推行，将改变农牧民传统的谋生方式将其从土地从释放出来，使农村富余人口向城镇转移，腾出耕地，降低对土地的压力，从而使土地得到集约合理的使用。”[4]一些地域，可以充分利用边疆口岸资源，走贸易型城镇的特色发展道路。西部少数民族区域绝大部分疆域与周边国家接邻，其与周边国家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往来，在人文、经济贸易等方面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西部漫长边境线一带分布的边境城镇，可以利用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优势，大力发展边防口岸城市，拉动这一区域城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克俊.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对策思路[J].经济问题探索，2005，（7）.

[2]戴正等.对阿拉善左旗牧民迁移意愿的实证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09，（4）.

西部牧业篇5

    关键词 万里长城 地理界线 过渡地带 农牧界线 文化界线

    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重要的地理界线。

    纵观历代长城的地域分布,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早期的燕、赵北长城,还是最长的秦汉长城,或是最坚固的明长城,其分布地域和走向都大体一致。它们都位于我国高原,山地到平原地形的过渡地带;半湿润和干旱气候的过渡地带。这个地带又是朴实淳厚的农业民族与粗犷豪放的游牧民族碰撞、对峙的融合带。至今,仍然是我国农牧业生产地域分布的重要界线。更确切地说,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空间区域。我们把这个区域称为长城地带。为什么长城地带恰处于各种地理现象的过渡地区呢?我们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长城形成的基础;然而,“人”,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地理环境有很强的选择。长城地带正是历代各政治集团,为了地域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

    1 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

    以秦汉、明长城为代表的万里长城,由西向东,自甘肃玉门关外,沿着河西走廊北侧,东行径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处,再循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交错带,蜿蜒在燕山和太行山山岭的背脊上,随山势而转,直抵大海边缘。它的东南部地形以平原、丘陵为主,除黄土高原地势较高外,大部分为海拔200以下的平原和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地形平坦、开阔,耕地集中边片;北部,自西向东有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山地,海拔大部分在1000米以上,是我国天然草场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长城所在地域,大部分是高原向平原过渡的丘陵。低山地区。长城布设选择在这样的过渡地形是因为:一方面,不十分高峻的山地在古代战争中历来是被重视的地形。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相互争战以步兵、骑兵为主的情况下,大江、大河及丛山峻岭等天险,不需要修筑军事设施,其本身就可作为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高峻的山地上修筑大规模的城墙,也是当时的运输手段、物质来源、技术水平所难以完成的。所以早期古代战争防御体系的布局主要利用天然设施。各代长城真正建在高峻山地上的段落是少数。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的长城,以及金长城、明长城,几乎都是利用了我国这条东北——西南、东——西向的由高原到平原的低山丘陵为主的过渡地表;另一方面,地形过渡带的特点往往是地势的绝对高度不一定很高,而相对高差大,地形崎岖,变化多端,成为既可攻,又可守的绝佳区位。特别北部长城带的中段和东段。中段,包括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西部等省区,在地质时期由于强烈的地壳运动,在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一系列界山,如贺兰山、狼山、大青山等,山地呈不对称状,北缓南陡;长城带的东段,包括今山西北部、河北、辽宁、内蒙古东部等地段,地处内蒙古高原向东北、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主要山脉有燕山、太行山、大兴安岭、长白山及辽东、辽西丘陵。山地由于地壳运动多次抬升高度较大,两级阶地间相对高度大、地势陡峻、险要。长城带北部的内蒙古高原却是地面平整、没有高峻的山岭,只有起伏和缓的残丘和岗阜;长城带的南部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真所谓北去大漠辽阔,南望平川沃野。居中崎岖的过渡地带当然成为进行埋伏、了望、控制咽喉的最好军事基地。 

    水分条件是这一区域十分敏感的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区域人畜的生存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长城地带除东、西两端分别位于半湿润和干旱地区处,大部分地段位于我国由半湿润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半干旱气候区,形成了长城地带农业生产中农牧交错分布,导致了农牧界限空间摆动频繁。

    2 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

    长城是我国重要的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古代秦汉长城的位置大体和现今我国北方的农牧分界线一致。线以南是我国以农耕业为主的农业区;线以北是我国北方的草原区。自战国至秦汉时期,长城的位置随农耕区范围的向北、向西扩展而北进、西移。战国时期,我国农区范围局限在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北至太原、中山,东至大海,西至西宁。其北部包括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以及河西走廊一带,均属畜牧经济区。当时,黄土高原还是片森林草原。中部地区的农耕民族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秦、赵、燕都在当时农区的边缘修筑长城。战国秦长城,为防卫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平原而筑长城,自甘肃临洮东行,经宁夏固源、甘肃环县以北,北行至陕北榆林,再折向东北,止于黄河西岸。这段长城大体为当时的农牧分界线西段;赵北长城是为护卫以国都邯郸为中心的农耕区,北筑长城自河北宣化沿桑干河向西南,往恒山达雁山,再向西北折入阴山止于高阙;燕北长城是为护卫以国都蓟为中心的农耕区,分布在今张家口——赤峰——辽河——丹东一带。燕、赵长城大体与当时农牧分界线的中、东段一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北面、东面、将原燕、赵、先秦长城加以巩固、整修。同时,随着大规模的屯垦实边,农耕区向西部河套一带扩展,增修了自内蒙古河套地区经宁夏贺兰山麓至甘肃兰州附近的一段长城。以后,西汉长城扩建的重点也在西部,增建了河西走廊长城,以保卫新扩的酒泉、张掖、武威等肥沃的绿州农耕业,同时也保卫了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至今,这段长城与现在的农牧分界线大致相符。明长城的修建、主要是为防御北方蒙古民族而建,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明长城的位置比秦汉长城向南后退,也大体和当时的农牧界线一致。这样,万里长城本来是一条人为的防御工事,客观上却成为农牧业生产的分界线,反映了当时的农业文化景观和牧业文化景观的分异,并成为恢复这一地区农牧分界的重要考古证据。

    二千多年来,我国北方的农牧界线历经变动,形成一个动荡不定的农牧交错带——农牧过渡区,也即长城地带。其形成和过渡性的地理环境及交错分布的民族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正如前面所述,这里属于半湿润向干旱气候过渡的地区,水热条件优于产北方草原,但不如南方传统的农耕区。对于牧业来说,是它扩大优良牧场、壮大游牧经济的好场所;对于农耕业来说,这里又是“雨养农业”和“灌溉农业”的分界线。所谓“雨养农业”即通常年平均降水量在250—300毫米之间,还可以发展“ 靠天吃饭”的农耕业;所谓“灌溉农业”,即当年降水量不足以满足农耕业的最低需求,必须依靠灌溉,只有在具备灌溉条件的地区发展农耕业。长城地带,东部年降水量超过400毫米,西部也在200—400毫米之间,所以大部分地区可发展“雨养农业”,是农耕民族扩大耕地的主要目标。

    总之,长城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既宜牧又可扩耕,是农、牧都可争、都想争的地区。这是长城地带成为半农半牧地带的自然基础。更为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民族力量的变化,农牧界线是相应变化,在你进我退,或我进你退的长期对峙、拉锯过程中,使这里成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融合带。由于民族习惯,至今这里的汉民族以农耕为主,少数民族以牧为主。在长城修建的历史过程中,秦、汉、隋、唐、明、清等时期,为边疆安宁,都曾大规模向长城地带移民屯垦,发展农耕业,农区向北推进,牧区北退;而魏晋至南北朝、五代至元这些时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放牧业向南扩展,长城地带不少农田退农还牧。但2000多年来总的趋势是农耕区向北推进,牧区后缩。据统计,从元代至今,北方农牧交错带向北约有六次明显的推进,总的推进幅度最小处也有上百公里,最大处可达300公里。北部的农牧界线由战国时期的燕山——太行山以北、以西,推进至今日辽河中上游——阴山山阴——鄂尔多斯高原东缘(除河套平原)——祁连山脉(除河西走廊)。现在,长城地带的汉民族多以农耕为主,少数民族还多以畜牧业为主。 

    3 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力”的平面带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考察长城地带,可以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对峙、较量形成的平衡带。尽管长城内外都是中华民族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各部落、各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夺取空间领域,相互争战是经常发生的,在双方领土的边缘地带,往往是直按摩擦、碰撞,战事最频繁的地带。长城所在地带就处在这样一个政治区位。

西部牧业篇6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拥有大面积的可利用草场面积，面积达1.1亿亩，尤其是东部三县一市为农牧区，再加之草场单位面积畜牧业产值低、草地生产水平及物质基础薄弱等因素，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势在必行。

“扎实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及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海西特点的现代高效生态畜牧业发展之路。”以这个目标作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海西，先后制定并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高效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意见》、《海西州推进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建设奖励办法》，建立激励机制奖励先进、鞭策后进，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群众参与生态畜牧业建设、合作社争先创优的积极性，成为引领牧区生产、组织、分配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抓手。

“梅陇”破荒畜牧业跨越发展

2008年，在天峻县梅陇村开展的全省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成功探索出了“以草场承包经营权、牲畜折价入股，劳动力专业分工，生产指标量化，用工按谌〕辏利润按股分红为主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份制经营模式”的“梅陇模式”涌向潮头，成为该州生态畜牧业建设的主推模式。

至今，在全州牧区150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7个生态畜牧业联合社依然可以看见梅陇模式的身影，初步实现了草地畜牧业资源集约化、资产股份化、生产专业化等向好环境，开创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生共赢”的草地畜牧业生产新局面。

梅陇模式的成功在海西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不断创新和丰富生态畜牧业建设发展的写照。以此模式作为辐射覆盖，在海西各地已经不只是一个梅陇模式，更多的是根据各地鲜明特色而探索出的一个个诸如“转产转业型”“社企联姻型”“三产拉动型”“联合三产型”等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新模式。

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新模式的推进，改变了过去合作社“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不足，组织调动了牧民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的积极性，实现了自我发展，加速了国家政策导向的落实。而且，改变了过去项目到户、分散建设的方式，以全新的“支部+合作社”的组建模式，实现了牧区基层组织和生态畜牧业建设相互促进，在提升合作社模式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额外惊喜。

截至目前，该州近82%的牧民已自愿加入合作社，部分牧业村社入社率达100%，牧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这让更多的牧民群众参与到了生态畜牧业建设当中，共同参与建设、共同致富成为大家一致的目标。

股份“改造” 合作社“如虎添翼”

倾力推进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是海西自梅陇模式后的又一大重要举措。在推进工作中，海西以提升生产要素整合、优化畜群结构、完善规章制度、规范运行管理等为主要内容，这些工作的一一推进，无疑为当前合作社的发展注入了崭新的内生动力。

截至目前，该州38个试点合作社扎实推进草场整合划区和畜群重组工作，有序开展数据统计、建档立卡、股权证填写等步骤。经过相关部门统计，该州试点合作社入社牧户已达到1599户，整合草场面积1624万亩，整合牲畜29.3万头（只）。

股份制改造主要通过生产要素资源重组，开展牲畜组群、种公畜集中管理、牲畜鉴定和选种选配，畜种、畜群结构得到优化，草地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利用，打破以往以家庭为主的小而散的生产方式，进而向以合作社为载体的股份制发展方式迈进。目前，该州规范运行股份制经营的合作社能繁母畜比例由前5年的40%左右提升至70%以上。

在积极推进试点单元建设的同时，海西按照“坚持主次兼顾，统筹推进”的原则，积极鼓励非试点合作社在没有列为试点合作社的情况下，主动作为，积极投身于试验区建设。

像都兰县艾里斯台和科学图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就率先成为试点外的股份制改造成功样本。艾里斯台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已经被查汗西里联合社吸纳为成员社，迈出了联合社由村级联合向跨乡镇联合的第一步；都兰鸿格尔、茫崖行委嘎斯浩特、格尔木明根台吉3个生态畜牧业联合社的24个成员社股份制改造工作正在推进中。

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根深蒂固”

13个试点合作社产业发展项目、21个大学生领办合作社创业基金项目、12个试点合作社发展能力提升项目等一批项目的稳步推进，为海西全面推进生态畜牧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政策保障。

重点推进合作社畜产品品牌建设项目，充分发挥海西畜牧业资源优势和牦牛、藏牛、茶卡羊、蒙古羊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以打造绿色、有机畜产品特色品牌为目标，加快了天峻县玉舟联合社玉舟藏羊牦牛、格尔木那陵格勒合作社蒙古羊、乌兰巴里河滩合作社茶卡羊等一批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商标建设，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品牌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变。

针对天峻县有机畜牧业生产体系建设，完成有机藏羊牦牛认证工作，取得了有机产品活畜认证证书，认证范围覆盖天峻县10个乡镇，认证藏羊28万只、牦牛9.6万头。完成6个有机生态牧场和8个有机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同时，扎实推进高效养殖技术推广项目，从项目实施效果来看，实现了母畜营养均衡、繁殖率稳步提升、幼畜断奶期提前的目标，加快了幼畜出栏，经济效益明显。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老干部领办合作社发挥了“事半功倍”的帮带引领作用。涌现出了以王洛、李科等一批退休老干部帮带合作社的典型，他们中有的担任合作社理事长，有的担任工作顾问，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特点，破解了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贴近了与当地牧民的关系，为合作社在决策、政策、技术、服务支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强强联动畜牧业发展“新业态”

“构建生态畜牧业联合社经济实体是破解当前合作社产业发展规模不强，有效带动生产经营能力薄弱，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过程漫长，品牌建设和畜产品附加值不强等诸多问题的有效载体。”在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建设发展研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揭示出发展联合社的必要性。

如果把合作社比作是各村独自发展的“小集市”，那么联合社就是跨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大超市”。联合社主要通过鼓励和引导，按照“科学管理、统一规划、地位平等、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等原则，自愿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现规模化和多元化发展。

在2个县级联合社和5个乡级联合社中成员社覆盖面已达到63个，形成了跨村社、跨乡镇的新型畜牧业经营主体格局。

为了推动联合社规范化建设及后续产业发展问题，在联合社下面设立滚动发展基金，制定了联合社滚动发展基金管理办法，扶持联合社成员优势特色产业，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先后投入滚动发展基金963万元，用于联合社饲草料加工厂、规模养殖场、屠宰加工厂及综合大楼、引进优良等级母畜等一二三产建设。

天峻县草希生态畜牧业联合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壮大起来的。在生格乡党委政府的引导下，用好、用活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率先开展了联合发展三产建设，筹集1200多万元资金，在县城建设了一处集住宿、民族特色餐饮为一体的生格大酒店，占地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所得收益实行按股分红，实现了“一产”支撑“三产”、“三产”反推“一产”发展的多产融合互动机制模式。

同r，联合社还专门成立了牲畜防疫、剪毛、畜产品及饲料拉运等专业综合服务队，在服务于成员社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专业综合服务队还将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开展有偿服务，壮大和提升联合社专业化服务水平，有效发挥联合社辐射带动作用，做到有的放矢。

随着生态畜牧业联合社的稳步推进，其影响力和辐射面正在不断向农牧区纵深推进，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凸显。目前，部分非试点合作社积极递交申请，纷纷要求加合社“抱团”经营，都兰县宗加镇12家合作社、格尔木乌图美仁乡9家合作社和茫崖行委3家合作社主动参与成立乡（镇）级生态畜牧业联合社。

服务“加码” 激发新活力

海西州在推进试验区建设中，围绕规范合作社财务管理、建立融资服务机制、夯实产业发展等基础方面，多措并举，创新服务，激发合作社发展活力。

通过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金融服务中心，加快了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进程，促进了合作社规范运行和组织化程度提升，为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了坚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并且以合作社需求建设为导向，建设内容按照合作社理事会提议、社员大会表决、县农牧局审查、州农牧局审核批复、省农牧厅备案等程序确定，推行项目建设资金折股量化，加速合作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生态畜牧业社会化服务和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新路径。牵头组建成立了以财务管理、技术服务和政策宣传、项目咨询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开展生态畜牧业购买社会化服务，已在规范合作社财务管理和组织运行方面取得了实效。

接下来，海西州将把试验区建设单元全部纳入牲畜保险范畴，积极开展合作社牲畜保险工作，强化科技推广和服务，实现对试验区主导产业技术服务的全覆盖，组织开展生态畜牧业发展、合作社管理运行和电子商务技能等培训活动，为合作社发展提供更有效、更科学的外部环境。

西部牧业篇7

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推进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实现农牧业现代 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一、农牧区经济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西经济发展的瓶颈

农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滞后，可以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迁过程中来看（表一），1978年—1985年，我区经济体制改革率先从农牧区取得突破，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阶段农牧民人均纯收人以年均18.09%的速度超常规增长，比同一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年均增幅高出9.75%。随着改革的重心丛农牧区转向城市，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又拉大了。（表二）几年来城乡居民差距居高不下，其主要原因农民收人水平增长缓慢。与农牧民收人水平增长缓慢相对应，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差距越来越悬殊。这些直接影响 和抑制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最终严重影响西藏经济的协调发展。

 

如果把国民经济总体分为城市和 农村 两大部门，那么这两大部门便犹如国民经济的两只轮子，其中任何一只轮子出了问题或过快过慢，很容易在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木桶原理”决定的“缺损效应”，将直接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失衡，对西藏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截止2001年底。西藏 人口 为262.95万人，其中农牧区人口213.65万人，农牧区从业人员为100.68万，占西藏整个从业人员的79.7%。西藏农牧区吸纳了整个社会劳动力的大头，因而农牧区经济对西藏社会发展和稳定甚至国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西藏城乡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断层，农牧区社会已经到了明显“赶不上趟”的地步，并严重制约了西藏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改变长期实行的城市倾斜发展战略，把农牧区和城市视为一体，对城乡居民实行同一的“国民待遇”，把扶持农牧区作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治藏方略，通过转变政府投资战略重点，补偿几十年来政府对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欠帐”，激活广阔农牧区潜在 市场 ，加快农牧业和农牧区的现代化步伐，促进西藏经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二、政府投资战略重点向农牧区转移的时机已经成熟

（表三）西藏最近几年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远远高于第一、第三产业。尤其农牧业发展来说，由于政府长期以来对农牧业、农牧区投资太少，广大农牧区“贫血”严重，广大农牧区的 公共 工程建设滞后，甚至大量的公共工程的建设让农牧民出“义务工”，而让一些城里人白白从 财政 拿钱，这说明西藏宏观经济领域严重分配不公。西藏农牧业、农牧区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城市，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例如援藏四十三项和六十二项工程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城市，较为集中是在拉萨。其他的投资主要是在党委和政府机构所在城市和城镇。四十三项工程中，拉萨在项目和投资上占据明显的优势，有24个项目，占项目总额的55.81%，占总投资额的69.2%，远远超过其他5个地区的总额;在六十二项工程中，城市仍是投资的重点。62个援建项目中，直接在城市和城镇的“社会发展类”项目，以及城市城镇服务的能源、邮电、技术改造等项目，占项目总投资额60%左右。另外长期以来农村 金融 部门的资金外流现象严重，作为西藏农牧区经济主体的农牧户一直存在十分严重的贷款难问题。作为劳动力大头的广大农牧户创办经济实体没有资金来源。政府确定应该投向农牧区和农牧业的扶贫款及农牧区信用贷款，实际上转移到城镇。

世界上许多 工业 化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从一个较长时期来观察，工业与 农业 在经济发展的整体演进中是能够实现共同繁荣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

例如，美国、日本、韩国，在通往现代化过程中都成功经历过这种阶段。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韩国的“新村运动”(1971-1982)。韩国“新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农村启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村启蒙主要是通过宣传、 教育 和政府补贴的形式达到改变农民精神面貌的目的，强调农民的合作、友谊、勤奋和参与意识。经济发展主要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和啬农户收入项目，前者道路扩展和小规模灌溉工程，后者如家畜饲养、推广经济作物、发展专业化生产区、合作耕作以及建立各种“新村工厂”以增加非农业收入。围绕这一中心任务，韩国政府通过政府组织投资、乡村配套和 银行 信贷等形式实施了对农村地区的全方位改造，从而达到了改造农民居住 环境 、缩小城乡之间差距的目的，最终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有资料显示，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的财政资助占总投资的比例很高，最高年份政府投人高达59.2%。这一运动的广泛持久推行，彻底改变了韩国农村的落后面貌，而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和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刺激和拉动了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从而使经济的高速增长同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相互促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西藏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三、政府向农牧区投资的方向选择

2003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 观专题研讨班上讲：“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加快农村 发展。关键抓好四个环节。一是合理调整国民收人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要承担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快农业农村的发展，增加农民收人，仅靠市场调节不行，还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加强扶持和保护。”可见，中央政府的投资战略重点已经转向广大农村。为此，政府投资必须转向农牧区。西藏为了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 的发展，就投资方向选择而言，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应尽职能，向农牧区投资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大力度：

一是村级道路建设。目前 西藏的自然村庄中，除去那些村庄规模太小，户数少、人口少的零星村庄外，现阶段由很多村庄需要政府投资，基本上要建设成覆盖农牧区的公路网。

二是农村中小学教育 投资。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 基础教育 投资都是由国家财政负担的。我国实行 农村税费 改革以后，长期形成的“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农村中小学基本建设投资格局已不复存在。因此，西藏顺应国家化潮流，真正实现农牧区中小学教育的义务化，保证农牧区中

小学基本建设像城市中小学一样由政府投资。这样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农牧民的负担，提高农牧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开发巨大的农牧区 人力 资源 ，促进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并能为城市输送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三是农牧区医疗卫生事业基本建设。目前西藏农牧区现有的医疗卫生设施已远远不能适应其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需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将现有的乡镇办卫生院逐步改造成具有相当规模、较高医疗水平的医院 ，缓解农牧区群众看病难问题 ，提高农牧区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水平。

四是农牧区电网、有线 电视 、电信以及农牧区 文化 、科技 等事业发展。农牧区电网改造近几年来已取得了初步成效，用电方便和电价下降，极大改善了农牧区能源结构，方便了农牧区照明，扩大了家用电器在农牧区市场。但是农牧区电网覆盖面太小，供电服务跟不上等现象非常严重。农牧区有线电视，农牧区电信基础设施，农牧区文化设施，农牧区科技推广和普及等，这些都是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当然这些都是农牧区社会的公共产品服务，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五是农牧区最低生活保障。在城市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建立起来之后，政府应考虑农牧区社会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加大财政投资，建立农牧区弱势群体扶助基金，推行农牧区养老 保险 、大病保险、天灾人祸保险等制度。

以上五个方面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向农牧区社会提供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益性服务投资。

从理论 上说，农牧区的基础设施同城市的基础设施一样，都属于“公共产品”。既然是公共产品，它的供给就应有政府负责，那么政府用于农牧区建设的投资资金来源有四个基本渠道。一是各级财政支出，二是银行信贷的货币供应，三是兄弟省(市)自治区援助，四是民间投资。

从财政的角度看，我们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用于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财政对农牧区投资的编辑效率明显高于对城市投资的编辑效率，例如，2003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农牧民办的“十二件”实事，农牧民称其为“德政工程”、“得民心工程”，深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

从银行信贷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深刻的反思农牧区的货币政策，西藏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体制改革从农牧区开始的。农牧区既然搞市场经济，就离不开信贷政策。农牧区的信贷政策应向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从援藏资金投向来看，我们各级政府做 投资决策 时，应着重考虑农牧区的投人。尽量避免投资向“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切实在援藏过程中家牧民受益。

西部牧业篇8

关键词：畜牧业；生态建设；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S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3-0247-1

1 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问题

1.1 天然气候影响，基础设施落后

因为客观的历史地理原因，西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北处于我国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影响我国气候条件的主要因素是季风气候对于内陆的降水量有限。古代就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说。西北的天然气候条件使西北地区不适合发展种植业，但是因为草原面积广阔，畜牧业的发展获得了很好的天然条件。西北地区耕地只占总面积的4.5%，但适合发展畜牧业的面积占到了总面积的35%。

同时因为客观的历史原因和经济条件，西北地区的农林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水电等发展速度落后，目前仍然有部分地区不通邮路。人畜等饮水困难，有的地区因为条件艰苦，没有通电。交通条件非常落后，加上居住分散，农户多为分散的小户独立经营。家畜的疾病等不能得到很好的卫生保障。如果遇到大规模的疾病灾害，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由于地域的限制和交通的不便，使得农畜产品的流通成本增高，许多农牧地区的农畜产品流通不畅。

1.2 农民的文化程度弱，生产组织程度低，市场竞争力就低

西北地区的农牧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有的少数民族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使得这一情况更加恶劣。市场经济的竞争风险多样化，而农牧区的农牧民多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农牧民的文化程度低，很难对市场的供求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段。大多数农牧民效仿别人，又使得产品的种类过于单一。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农牧民迅速的掌握新的经验策略和方法。文化程度低的农牧民在这方面很难适应。又因为生产的组织程度低，很多地区的客观条件艰苦，生产资料投入成本又较大，加重了农牧民的负担，所以农牧民的经营规模一般较小，不能形成规模化大牧场的效益。这就让畜牧产品在市场交易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1.3 生态问题，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问题

西北的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400mm，有的地方甚至在100到200mm之间。生态问题极为严重，近年来更因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畜牧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使得有的地方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草原的退化问题日益突出。草原的沙漠化半沙漠化问题迅速突显，水土流失现象也非常严重，沙尘暴气候天气在有的地方迅速增多，对于畜牧业的科学和可持续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部分定居的牧民已经开始游牧。

因为气候和环境的影响，畜牧产品的产量和品质不能有很好的保障，畜牧区多出售初级的畜牧产品，没有自己的畜牧产业加工企业，不能形成规模化，市场不能对畜牧产品就近消化掉，这对畜牧区牧民的收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畜牧业科学快速发展的对策

2.1 加大对于农牧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投入

对于有的民众，要从思想上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科学文化知识对于生产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大农牧地区的科技建设工作。加强农牧民的扫盲工作。加大对于农牧民的科技教育和生产技能培训。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对于他们获得的效益往往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是主要的影响。

2.2 加强对于农牧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

使得农牧区的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尽快改观，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一些自然条件很恶劣的地方，更应该得到重视。他们的生产条件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生活条件非常困难，政府应当加大对这部分民众的投入和关怀。对于一些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可以考虑移民到一些自然条件较好，水草丰美的地方安置。加强农牧地去的水电路邮气的建设，解决人畜的饮水困难和道路交通的不便情况是眼前极为迫切的问题。加大农村的基础卫生工作和疾病防疫工作。使得农畜的疾病防疫和治疗情况迅速的得到改观。在一些条件具备的地方要加大农牧区的生产结构调整，生产的组织性要加强，争取建设一些规模化的农牧场，改变小户分散经营，投入巨大，在市场上又不能获得很好收益的情况。

2.3 在思想上要重视自然环境对于畜牧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要落实到行动中去

要珍惜草原，保护草原，加强畜牧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积极的配合国家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改变畜牧区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做好畜牧区的的防风防沙和水土保持工作。

2.4 加快畜牧业的产业调整，积极培育一些畜牧产品加工制造企业

能对本地的畜牧初级产品进行初加工甚至深加工，改变畜牧区以往只能输出原始生产资料的局面，延长畜牧业产业链。有条件的地区甚至可以发展一些龙头企业，把本地特色的畜牧产品作成品牌产品和拳头产品，使得本地区牧民能获得有利的市场交易和很好的经济收益。

参考文献

[1] 阚耀平,樊如森.近代西北地区农牧业开发对土地资源的影响[J].干旱区研究,2007,(06).

[2] 蔡体久,琚存勇.鄂尔多斯草地荒漠化程度定量评价[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7,(S2).

[3] 周跃志.绿洲稳定、高效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以新疆阜康为例[D].新疆大学,2004.

西部牧业篇9

1.畜牧业

北方地区有着辽阔的草原即天然牧场，历来是畜牧业的主要基地。金元时期，大批游牧民族拥入中原并成为统治阶级，畜牧业的专业地域扩大，呈现出新形势。

金初沿袭辽代旧制，在水草丰美且无蚊蚋之地设置5群牧所，金世宗时扩展为7所，所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马作军用，“牛或以借民耕”。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官营牧场拥有马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峰。[i]此后仍有发展。虽无总数传世，但金末仅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就有监马近百万匹，[ii]可知其时马匹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又将骟过的马分散于中都路、西京路、河北东、西路民间牧养，[iii]仍属官营牧马业的一部分。当时在内地也设置了牧场，明昌三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京路有牧地63520余顷，陕西路有牧地35680余顷。[iv]两地合计99200余顷，仅此就已超过了北宋时官营牧地98900余顷。[v]陕西地处边防，原本即有牧地，但南京路地处中原腹地，原为人口密集的农区，此时牧地多出陕西3万余顷，就农业而言是倒退，就牧业而言则是发展。金世宗时唯有河南、陕西两地“人稀地广，藁菜满野”，与大面积的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也可知，两地的“藁菜满野”并非全是荒地，只是利用方式、产品结构改变了。

西部牧业篇10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官僚主义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