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适应性协同管理路径研究与启示

摘要：指出了社区是保护地管理中的难点。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方法，发现保护地社区适应性协同管理的最主要特征是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性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认为主要管理环节可以分为充分交流与信任建构、政策共议与在地实施、监测评估和意见反馈、目标策略的调整适应。梳理了这种管理模式，提出了社区适应性管理路径，为实现各产权主体共建保护地、共享资源收益提供启示。

关键词：适应性管理；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参与

1引言

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问题复杂，长期以来，管理者和社区关系不尽融洽，冲突主要源自保护政策限制社区直接或间接的资源利用［1］。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创新自然保护地建设发展机制，推行参与式社区管理，实现各产权主体共建保护地、共享资源收益。在此情势下，亟需探索自然资源与社区权益共同保护的的管理模式。适应性协同管理是一种社会－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的管理方法。兴起于20世纪60～8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潮［2～4］，近20年，该领域在与自然保护相关的案例研究［5～13］和理论研究［14～18］都有长足发展，并运用在诸多保护地和自然遗产社区中。本文对主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案例加以梳理，归纳和分析适应性协同管理模式。

2适应性协同管理的内涵和模式

适应性协同管理的概念起源于“适应性管理”。以人类对自然有限的认识以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不确定性作为理论假设，认为人类应当在管理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以不断适应的思维来替代以往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增强系统应对周期性干扰的适应力［18～20］。认为管理主体（保护地主管部门）应随着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认识的不断深入，调整管理手段的管理手段和方法，随着时间的变化通过长期的系统监测来实现系统的健康运行和资源管理的可持续［17，21，22］。适应性协同管理是适应性管理的逻辑扩展。适应性协同管理以追求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生态韧性为目的［23］，相关文献普遍认为适应性协同管理将协同化和适应性方法结合在一起［17，21，22］。本文将适应性协同管理定义：通过长期系统性监测观察环境变化，融合多层级的知识，加深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认识，在动态的试错过程中对管理措施进行测试和修订，最终实现各方利益协同、系统运行健康和资源管理可持续的管理方法。适应性协同管理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不断适应。认为管理一个动态过程。管理者在执行管理行为的过程中，通过实时的监测、评估和调整，适时地对策略进行改善和纠正［13］。管理者通过对长期的、规律性监测评估，通过对管理实践的分析总结，能够更好地把握系统的特性［17］。管理者在适应过程中习得知识，而新知识帮助管理者改进管理策略。适应性协同管理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协同化。强调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在决策过程中综合考虑和评价各种关系［13］。管理者对系统的认知随着各方知识的交融和监测数据的积累而进步，管理策略也随之得到优化，而社区在管理的各个环节发挥着积极作用［2～4，24，25］（图1）。

3国际保护地社区适应性协同管理实践经验

3．1美国黄石公园：理解、支持并汲取社区的资源管理方式。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NationalPark）周边生活着许多印第安部落，森林树木是他们搭建居所的材料，是他们生计的必要资源。但是，在公园成为保护区后，印第安人的生计行为便触及了公园的森林保护规范，也因此引发了一些土著居民与管理者的冲突。最终印第安人逐渐迁出了黄石公园地区。经过一百多年来学者专家的考察研究发现，国家公园成立前的数千年间，印第安人在此捕猎、捕鱼、采集水果、挖掘矿石，并发挥热泉的信仰和药用价值［26］。更为重要的是，黄石印第安人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掌握了火的使用方法，黄石印第安人发明的季节性燃烧法，不仅可以阻止巨型火灾的发生，而且还能创造和维持一些重要的植物与野生动物种群［27］。1961年，黄石公园首次正式承认了印第安人与黄石公园不可分割的关系。如今，黄石国家公园的官方网站上，公开承认这片土地与26个历史部落有着深刻的关联，“季节性燃烧法”作为的森林火灾的重要防治方法，已经被管理局官方认可并使用。3．2瑞典莱肯湖区：培养社区领导者和基层治理组织。1960年，瑞典的淡水生态系统酸化是很严重的问题，国家层面上，政治家和科学家尝试了很多措施，效果欠佳。1971年，在瑞典西部的莱肯湖区（LakeRack－en），一位多年以水为业的当地居民观察到酸化正在威胁河湖水质、渔业生计和滨水观光，开始自发监测湖水酸碱度，并发动其他居民组成治理团队，在专家咨询团的指导下向湖水里撒石灰，中和酸碱度。1985年，他获得了瑞典政府的关注和资助意愿。1986年，社区居民组织成立莱肯湖渔业协会，是一个有专家智库和国家财政支持的本地利益相关居民组织，其成员仅仅接纳政府规定范围内有清晰产权的渔民，受到政府资助，在专家咨询团的指导下，通过扩大栖息地、削减威胁的方式提高鱼虾数量。1994年，国家立法全权授予莱肯湖渔业协会管理和利用流域内鱼虾政策的决定权［28］。3．3乞力马扎罗山：调动社区参与各阶段的交流和沟通。乞力马扎罗山世界遗产（Kilimanjaro）从评估、规划设计到管理实施，都充分调动了社区的参与。本地社区积极参加基础性的监测和评估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社会方面资料。不仅如此，社区的参与使得政府获得了关于遗产地保护状态的至关重要的信息，依据此识别出了山地生态系统的主要威胁。也帮助政府从使用者视角，发现上一轮管理效果的缺陷，识别出社区和政府在资源管理方面的冲突点。在新一轮遗产地总体管理规划的制定过程中，本地社区领袖、社区协会组织、非盈利民间组织、旅游业从业人员以及公园管理机构的代表充分参与方案讨论。总体管理规划中充分预想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积极合作的方式，明确了社区参与在遗产地保护和管理中的重要性。在规划的设施过程中，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们辅助政府实施了几项规划中重中之重的落地行动。包括保育山体攀爬路线上的山林、山中导游的培训、遗产保护教育、植树造林和清洁能源行动等［29，30］。3．4印度凯奥拉德奥国家公园：对生态和社会系统开展同步长期监测和分析。凯奥拉德奥国家公园世界遗产（KeoladeoNationalPark）是印度非常重要的湿地，是鸟类的重要越冬栖息地，其中数种鸟类濒临灭绝。巴拉特浦城（Bharatpur）位于公园边缘，21个村落坐落在公园附近，主要为农牧经济，以牛奶和农产品销售为主要收入来源。维持凯奥拉德奥湿地生态需要足够的水，这已成为遗产地管理的重中之重。遗产地管理机构和EoH工程（EnhancingourHeritage）施行了数个项目，建立监测系统。包括数种肉食性鸟类的监测、遗产地内外的水质监测、周边飞地湿地的鸟类详细监测和记录。监测和评估工作联合了多个领域的专家，采用一系列的方法，包括与当地社区探讨、鸟类统计［31］。由于社区充分参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工作关系显著改善，管理机构得以估识别出更多原本未知的威胁，更深地了解遗产地生态系统，为响应措施提供支持［30，32］。

4自然保护地社区适应性管理路径

4．1充分交流和信任构建。4．1．1社区自然教育。理想适应性管理模式要在规划伊始，保护地建立之前就对社区展开充分交流和学习，重点安排生态教育专家定期为社区居民进行宣教，帮助居民及本地团体树立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观，为推行科学的发展策略与发展方向打下基础。具体措施包括：在社区举办座谈会、培训班或与社区的义务教育相结合，开展自然保护解说与体验活动，对社区成员进行教育并交流反馈，通过交流就双方发展获得初步的一致意见。4．1．2传统智慧宣扬。尊重社区对保护地资源的认知和使用。保护地社区祖祖辈辈经由文化传承传递下来了有关生物体（包括人类）彼此之间和与它们的环境之间关系的知识、信仰、实践、传统、习俗，形成了相应的传统生态智慧［33，34］。要充分地认知社区传统的资源使用等实践行为、相应的社会组织和传统价值观，认可其价值，其对于自然环境保护的正向促进作用予以肯定和宣扬。在此基础上，配合调整保护地相关的资源管理法规制度，使得对自然环境保护有正向作用的传统资源使用合法化。4．1．2社区观念引导。引导社区从自身长期实地的环境保护经验出发，通过自然保护教育，增强社区对生态文明的概念认知、对旅游业的正确观念和对资源保护的初步认同，使得居民能够综合考虑保护地生态、自身利益等诸多方面，理性提出意见和想法。通过保障参与途径通畅、提升管理能力的措施，培养社区自信心和主人翁意识，对于保护地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更好地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促使社区居民理解和配合资源保护工作，促进公众自发的政治参与。4．2政策共议与在地实施。4．2．1培养社区领导人。社区参与不仅局限在基础岗位，管理层和决策层也应体现社区的话语权，才能达成政治参与的目标。选拔在本地具有领导力和声望的社区领导人，培养其自然保护观念和参政议政能力，提高其与管理机构反馈意见和讨论政策的效果。社区参与决策的初期会遇到障碍，应坚持通过强化决策成员间相互理解和社区领导人政治能力建设，循序渐进使得社区代表最终能够切实参政，确保社区政治参与不降级，不流于表面。社区政治参与程度决定了社区权利在政策措施制定和调整中体现的程度，也是该轮政策实施是否顺利的基础保障。4．2．2构建共治管理体制。构建多层次共治的保护地管理体制，通过交流与协作化解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性。构建参与平台，促进居民的公众参与，促进在社区居民和民间力量发挥积极作用［25，35，36］。通过共治体制，尊重社区居住生存、资源使用权力、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多样性，兼顾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诉求，强化各层次之间的信息互通和沟通讨论。同时各级部门、利益相关方和当地居民也需要尽到员工的责任与义务。将本地的社会组织，例如行业行会相关协会，融入保护地管理机构中或保持密切联系，使之经常参与管理的核心讨论，共同组织自然保护工作，规范当地自主经营者的商业行为。4．2．3强化社区凝聚力。社区通过许多传统生态实践来保护生态环境，维持自己生存条件的稳定性，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在领导人的号召下，村民能够齐心协力推进环保工程等公共事业的开展。要强化社区的凝聚力，以此为参与保护地管理的基石，确保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垃圾污水集中处理等工作在村落层面开展。以社区凝聚力作为保护地社区参与政治讨论的良性基础，确保保护地管理的过程中，社区的权益得以伸张。4．3监测评估和意见反馈。4．3．1建成监测管理平台。建成保护地适应性管理信息监测平台，存储和处理自然保护地监测信息，辅助保护管理工作的开展。完善的自然保护地地适应性管理信息监测平台的具体功能应包括：①数据监测：通过检测和采集设备实时监测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粉尘浓度、人口流向、收入支出等保护地社会环境数据。向自然村基层社区领导人和民间行会收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营状况，开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来完善社会经济情况的监测。②智能预警：监测数据超标、现场设备异常则自动报警，维护保护地安全。③数据分析：根据数据生成过程曲线、汇总统计进行分析，为后期规划调试提供数据支持。4．3．2共同制定监测框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旅游等交织在一起。社区、本地政府、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等应从不同视角充分参与保护地管理的决策过程。本土居民长期行之有效的自然管理经验、对于本地物种和生境细微的体察、对自身能力和生存发展诉求的了解是宏观的程式化的自然科学知识所欠缺的，是全面的保护地管理视角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同时考虑宏观科学知识和微观经验性知识，增进对保护地的了解，制定完善的保护地监测框架。4．3．3开展居民社区监测。社区居民是最关心保护地生态状况的群体。社区看护着自己的“家园”，具有长期的历史记录和深厚的观察经验，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体察到决策的实施产生的影响，并评价实施结果。另外，本土社区坐落在保护地或周边，能够比较直接方便地开展监测工作。提供本土居民监测工作培训，使之参与生态监测和评估，降低监测工作的实施成本，对于社区而言，也是守护“家园”的一种方式，是自身生活方式的延续和文化的保护。4．3．4充分回应基层意见。政策实施过程中，管理机构应充分倾听社区领导人的声音，政策实施后，切实开展社会征询。公众征询、村庄访谈以及居民上访意见，都应由专人做好记录、整理、归类和建档。要对每一条意见和诉求做出反馈。公众只有得到了有效的反馈，才会在下一个阶段的参与中继续保持积极性。公众反馈的作用一方面是收取意见，另一方面是鼓励公众主动伸张话语权，逐步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4．4目标策略的调整适应。4．4．1协商调整管理目标。适应性管理模式下，保护管理目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实际管理效果做相应调整，有助于界定发展和保护的最优界限，避免过度牺牲社区的权益。根据对保护地资源及社区居民生活的监测结果、各方实践和协作的内容成果，以及从居民反馈中收集的意见与想法，保护地社区发展中的问题将会更及时、更清晰地反应出来。管理目标的调整应由管理局、地方市县政府、社区和本土协会领导者共同组成的核心管理团队在此阶段予以商讨，必要时咨询保护地专家学者。4．4．2渐进式调整措施。随着管理者对系统适应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根据实际监测指标和可能发生的事件而相应地调整措施。对于直接简单的管理措施，根据监测结果和反馈资料综合评估，调整下一轮目标的设定。对于复合型的管理措施，如果反馈结果和和预想的效果相差较大，以一个村落或者一个流域为实验对象，利用管理措施实施后的监侧数据和反馈结果来设计实验性的措施，进一步识别复合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根据实验结果推广新的管理措施。随着对决策进行调整、反复的过程，规划的不确定性逐步减少，最终实现保护地社区良性发展和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性。

5结语与启示

中国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复合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协同管理是一种应对系统复杂性、探索保护和发展最优界限的合适途径。本文通过适应性协同管理内涵和模式的解读，分析国际案例的基础上，归纳提出了一条自然保护地适应性协同管理路径。该路径包括四个阶段：充分交流与信任建构是基础性环节，构建社区与管理机构的协作基础。政策共议与在地实施是实践性环节，社区充分参与保障政策的适用性和落地性。监测评471估和意见反馈是关键性环节，通过社区监测和反馈来评估前一阶段的管理政策。目标策略的调整适应是适应性的体现，应根据监测所得的实施效果共同商讨调整办法。这条管理路径以人对社会－生态系统的有限认知为前提，构建了灵活动态性的管理框架，在中国自然保护地创新管理方法之际，不失为一条值得实践和验证之路。

作者:李婧 韩锋 单位: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