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民生法制构建的问题

本文作者：彭娟江启疆工作单位：广州大学

（一）完善《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弥合立法与现实的矛盾2005年制定的《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简称《支付条例》），作为调整广东省企业、社会团体与机关事业单位等工资支付方面的主干性立法，之所以难以对企业工资支付问题进行全面有效调整，这与其对基本民生相关方面保障的不完备有关。第一，《支付条例》第四条应增加一款，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支付应从其实际工资标准，但其聘用的合同工工资不能低于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因为该《条例》原规定未能考虑企业与国家机关、事业机关的工资体系不同，其含混表述则意味着该条规定的效力全面延及机关事业单位。事实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只能从其独立工资体系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主要针对企业而言，仅能延及机关事业单位聘任的合同工。第二，《支付条例》第三条规定了省政府与地级以上市政府有权依社会发展情况确定并最低工资标准值得商榷。因为最低工资标准涉及社会工资分配所占GDP总量的最低比例，这隶属国家《工资法》和《广东省工资条例》的调整范围，而非《支付条例》应规范的事项。这种规定混淆了不同立法调整范围的界限，破坏了立法内在和谐的机理。第三，《支付条例》规定了企业工资标准以双方合同约定，且不能低于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线。但缺少了赋予工人参与厘定工资标准的权利规定，事实上形成企业单方厘定工资标准并以合同形式强加企业员工的不平等局面。理论上，“工人工资须经劳资双方平等协商或集体协商”的总体原则，应由《工资法》和《广东省工资条例》规定，不属于《支付条例》规定范围。《支付条例》虽以多条规定了企业不得欠薪以及对欠薪的处置办法，但由于可操作性差，难以完全应对社会纷繁复杂的实际，以及应对企业拖欠薪酬与规避处置的各种伎俩，导致了该条例实施困难，以致欠薪事件依然频发。对此，修改与完善的重点就落脚于：一是依据修正后的刑法具体规定，在《支付条例》中明确恶意逃匿欠薪应负的刑事责任，并同时加大对欠薪企业的行政与经济处罚力度，迫使企业不敢恶意欠薪和企业老板不敢恶意欠薪逃匿。二是尽快出台《广东省欠薪保障规定》和修改完善《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配套制度，建立起防止欠薪与及时处置的一体化机制。（二）出台《广东省欠薪保障规定》，防控欠薪事件的发生《广东省欠薪保障规定》作为《支付条例》的特别法，在于有效保障《支付条例》的顺利实施，以及有效防止和及时处置企业欠薪事件。广东省政府已于2009年10月公开《规定》征求意见稿，但时至今日依然未正式出台正式法规。《规定》征求意见稿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有必要在正式立法时予以考虑。第一，对特定行业，应规定缴纳特殊欠薪保障费制度。《规定》征求意见稿第9条第1款只规定了用人单位缴纳欠薪保障费的一般性制度。对于建筑这种特定行业，有资质的企业缴纳欠薪保障费不存在问题，但该行业中存在着大量无资质的临时工程队，而绝大多数欠薪事件皆发生在这些工程队中。由于这些工程队承接工程和用工的不稳定性，工程层层转包与产生欠薪的复杂性，使上述一般性制度很难有效规束这些工程队缴纳欠薪保障费，因此对建筑行业有必要规定一种特殊欠薪保障费的制度，即规定“有资质建筑企业在缴纳特定欠薪保障费之外，有资质的工程总承包企业或分包企业，应根据工程造价缴纳一定比例的特殊欠薪保障费，作为承接其分包工程的无资质工程队发生欠薪时预先垫支的资金；若该工程最终结算不存在欠薪时，再予以返还。”第二，整合工资支付与清偿欠薪的合力机制，确保工人劳动报酬权实现。企业欠薪问题已演变为一种全国性的严重社会事件。根据广东情况，在健全各种必要配套制度前提下，应以修改后正式出台的《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广东省欠薪保障规定》、《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为龙头，对工资支付的相关制度进行整合，建立起清偿企业欠薪的一体化机制。我们以为，可以考虑如下问题：一是对特定行业规定缴纳特殊保障费或特别担保制度。二是创新对企业薪酬发放的监管制度，譬如，政府主管单位建立企业网络工资支付申报、工会工资已支付证明、企业员工欠薪投诉与政府主管机构经常性监察相结合的制度等，以便及时敦促企业按时支付工资，及时对企业欠薪进行强制性清偿。三是建立一体化的欠薪事件处置机制，即建立企业工会牵头追讨、政府先行垫付并敦促企业及时清偿，司法快速强制清偿的一体化欠薪处置体系。四是在《支付条例》第53条中，将“疏于监督或懈怠管理”设定为法律责任的一个要件，以强化行政机关与具体人员的监督与执法责任意识。（三）制定《广东省工资条例》，促进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工资法》是规范工资方面的基础性法律，在极为复杂的工资法律体系中，对涉及工资立法的初次社会分配原则，社会整体工资厘定的标准，对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同工资体系的规定，工资支付总体原则，欠薪防止与清偿机制，企业最低工资衡定与制度，工资常态化增长机制，国企工资平衡与对高管工资控制，企业工资平等协商机制，管理机构的任务与管理原则，及所需配套制度等重大事宜，皆由《工资法》作出总体规定，其他特别法和配套制度皆是依据基础性法律所规定的原则和需要制定，并相互结合成为完整的工资法律体系。鉴于《工资法》对国民基本民生的重要性，发达国家皆对此进行了必要立法。广东在工资方面立法较为混乱，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譬如，造成恶意欠薪和欠薪逃匿事件难以控制；导致国企工资厘定混乱、各行其是，国企高管工资失控，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任意发放具有薪酬性福利导致不同行业、不同事业单位实际收入差距巨大，造成一次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平。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广东省工资条例》，完善和健全工资法律体系，相对平衡国企不同行业间、不同机关事业单位间的工资标准，有效控制企业高管工资，平抑福利发放存在的巨大差异，最大限度促进一次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

改革30多年来，我国劳动用工制度从国家计划向市场调节的转变，其中最为深刻的变化，即人们的观念对市场调节用工制度的接受，城乡人口结构的重大改变和人口迁徙寻求就业的自由性。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劳务市场逐渐成熟，成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省份。就广东而论，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基本形成体系，不仅有中央统一制定的《劳动法》及实施细则、《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等作为龙头法，而且还有较为系统的地方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如《广东省安置盲聋哑残人员就业暂行规定》、《关于推进统筹城乡居民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广东省“路径”就业服务办法》、《广东省百万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培训就业服务基本规程》、《关于加强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管理的通知》和《广东省劳动合同文本》，等等。我们虽然为广东劳务市场的繁荣和劳务制度较为成熟而欣喜，但基于地缘经济等缘故，我们也为广东每年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而焦虑。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必须面对广东就业市场存在的突出矛盾：一是就业压力巨大。这不仅包括广东每年自然增长的巨大就业率、失业群体的再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还包括了外省每年新来粤寻找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城镇失业人群和农民工。二是就业市场一定程度存在无序化。三是企业与务工人员在订立劳动合同方面存在事实不平等。由此，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强化就业市场规范化成为当务之急。（一）拓展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增量目前失业群体可分为：一些人因智力与科技知识储备不足被市场淘汰；一些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事无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在企业订单减少、市场饱和或不景气情况下，这些人员暂时性失业；一些具有特定技术或智能的人，因市场供求关系一时难以找到满意工作而失业。我们以为，面对全国各地来粤寻求就业的巨大压力，要求广东尽量解决，不符合广东地域实情，或对广东是一种苛求。无论如何，鉴于广东存在着显性或隐性的巨大失业人口，想方设法扩大就业增量，拓展就业渠道，依然是政府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举措。第一，以转型升级和双转移为契机，以产业链延伸拓展就业空间。说到底，转型升级和双转移经济战略的实施，目的就是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加强发达地区的工业向自主创新方面和新型产业化转型，同时通过“腾笼换鸟”政策，积极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扩大工业产业园建设。在这种转型中，无疑存在着发达地区的产业链向不发达地区延伸的问题，这其中存在着巨大就业空间不言而喻。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应高度关注其中的就业空间，并进行积极妥善安排。第二，积极扶持各个层次民营企业，是扩大就业岗位的合理路径。政府扶持民企发展和扩大就业增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广东情况来看，民企占广东GDP的比重逐年增长，这不仅表现了民企在市场经济中的活力与发展前景，而且也体现了民企在吸纳就业方面的巨大能量。但是，一些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型民营企业，因缺乏资金支持，难以延伸产业链向集团化发展而压缩了就业岗位增量；此外，一些活跃于市场且又有发展前途的中小民营企业和微小企业，也因得不到金融机构资金支持，发展难以为继。这种前提下，这些企业不但不能扩大用工岗位，相反存在裁员增加失业率的可能。政府不能低估小型和微小型民企拓展就业空间的能量，因为这些企业数量多，行业范围广，可吸纳不同层次的就业者；如若发展顺利，其潜在的产业扩张量和就业增量非常大。目前，这些企业皆因融资难遇到维持经营和发展遇阻的问题，政府积极予以资金扶持，不仅可以适当控制失业率，而且还可以拓展就业增量。当然，对一些落后、污染、耗能过大的民营企业，政府也应实施自然淘汰或强制关闭。第三，政府应在资金、税收和工商政策等方面积极扶持自我创业或就业，并以此扩大就业岗位增量。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广东人才市场中潜藏着很多拥有特定技术技能和发明专利的人才，也存在一些手握资金寻求发展的民间人士，这些人具有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但鉴于各种原因，他们难以寻求到合作伙伴或项目，以致堵塞了创业之路。对这些人而言，政府不仅应该为他们创业积极搭桥铺路，促进他们和有意向的相关企业联姻，而且还应在资金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他们实际优惠，支持他们自主创业。二是广东人具有很强的经商意识，而且民间也潜藏着很大的资本市场，这些条件有利于很多无业或失业的城镇人口，在小型商贸、餐饮、各种商业服务和个体工商户等方面自行择业。实际上，这些方面可容纳的自我择业量非常大，政府在消化失业率时应引起足够重视，并适当调整工商政策，给予他们特定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上述两方面是多渠道促进就业和多方式扩大就业增量的积极方式。（二）切实保障就业者的合法权利这个举措包含两方面的问题，即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管理和对新聘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管理。这两个问题先后有序，皆涉及对就业者基本权利保护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保障应聘人员在应聘阶段不为招工单位所骗而激发社会矛盾；第二个问题是保障被应聘者与企业依法、公平地签订劳动合同。第一，强化对劳务中介的管理，严厉打击黑中介或黑企业。广东劳务市场的成功经验在于政府安排企业定点集中招聘，或根据企业用工性质安排用人单位走进大学校园招聘等模式，但这些招聘模式并不能排除劳务市场中其他招聘方式。市场用工需求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必然带来招聘方式的多样性，这其中就难以避免一些企业用工招聘不规范，或一些黑企业或黑中介浑水摸鱼，肆无忌惮侵害应聘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劳务市场管理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规范劳务中介、家政服务和严厉打击黑企业和黑中介等。这些方面是因劳务用工介绍经常引发重大社会事件的领域，譬如，黑中介欺骗应聘者引发故意杀人、黑企业以黑势力控制被聘工人而不给任何薪酬、保姆受雇主虐待等等。我们认为：一要强化对劳务中介的监管力度，尤其是每年寻求就业旺季，劳动监察机构不仅要主动对劳务中介集中地区进行经常性巡查，而且还要针对具体投诉迅疾予以查处。只要发现黑中介或黑企业，必须坚持及时取缔与从严惩处并举。二要建立社会化的举报机构制度，将管理与监察寓于民间，并对举报线索查实的举报人予以物质奖励。三要严格责任制度，建立起下基层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第二，强化对劳动合同的监察力度，确保新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就业者一旦被企业聘用，首先就面临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可以说，劳动合同关系着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其中包括工资拟定是否经双方平等协商，企业是否严格执行了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是否严格依法给员工购买“五险一金”等等。[1]从实践看，一些企业首次与新聘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经常利用其优势地位不严格执行地方最低基本工资标准；在五险方面，在合同中或不规定参保事项，或降低社保缴纳比例，或规定的参保项目缺损，或将应为员工足额缴纳的社保费大打折扣后以现金转付给员工，以此形式替代为员工参保。上述种种直接侵犯了员工合法利益。对此问题的解决唯有劳动监察部门强化监管一途，但管理方式也应有所创新：一是结合年度招聘的实际，建立企业向主管机构进行合同备案审查制度；二是随今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主管机构应充分发挥工会力量，由工会介入或帮助新聘员工签订合同；三是对一些不进行合同备案的企业，要身体力行下基层进行实施监察，切实保障新聘员工的权益；四是劳动监察部门清查企业强制保险项目是否落实，或对特定企业强制清缴社保费时，也应关注新签订的合同中是否存在违法和疏漏的问题；五是劳动监察部门接到工人举报时，应及时查处，切实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是建设幸福广东城镇的重要支撑，其覆盖面与保障层次不断提高对于城镇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幸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突出基本社保法规修改与完善的重点2011年7月1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将大学生和中职技校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通知》后，广东医疗保险城镇全覆盖基本实现，目前主要问题集中在提高医保层次方面：一是医疗费用居高不下使城镇居民难以承受，因此冀望政府结合医疗体制改革，大幅度降低医疗费用，使之与城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相适应。二是应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大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的支出范围与比例。三是从发展态势上看，广东省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白血病等一些重大疾病，以及针对特定高龄老人，需建立与完善医疗费用减免制度或将上述纳入政府救助范围，避免一人生病毁灭整个家庭生活幸福的情况出现。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三项社保项目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民营企业以各种方式规避义务履行，同时以各种借口或方式漏缴、少缴或长期欠缴社保费。因此，这三项保险法规的相关完善，应落脚于强制企业为全体（女性）员工参保并按时交纳足额保险费以及强化监督等方面；同时，尽快出台正在修改的《广东省劳动保障监督条例》，为法律顺利实施和劳动部门执法给予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二）理顺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运作机制居者有住房是衡量城镇人口生活是否幸福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目前，城镇住房价格飙涨与城镇居民收入严重失衡，住房问题成为幸福广东城镇建设的一大障碍。随着经济适用房、廉价房和公租房的推出，广东省各地皆不同程度出现了骗购经济适用房或以欺骗方式获取公租房，以及将获得的社保房出租、转租、空置等情况。为了规范保障性住房建设或有序管理，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3日向社会公布了《广东省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创新方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针对该《征求意见稿》，笔者认为，下述问题在正式立法时值得考虑：第一，保障性住房体系应充分考虑未来发展情况。《征求意见稿》二之（一）条确立了“保障性住房以公租房为主体”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当前是适当的，但并不完全符合今后发展方向。这是因为目前经济适用房、廉价房与公租房等混合模式的存在，确立这一原则是当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是，经济适用房和廉价房模式严重违背了社会再分配理论，迟早会被淘汰，最终向公租房模式方向发展。该条规定：“全省逐步将廉租住房、直管公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合并管理、并轨运行，统一归类为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通过建立以公租房为主要保障方式的新型住房保障制度，解决住房保障对象基本居住需求。公租房只租不售。”这种表述不仅前后矛盾，且不准确。因为经济适用房和廉价房的不完全产权是产权人通过货币形式向政府购买，而不是通过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述更加贴切：“全省将廉租住房、直管公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合并管理、并轨运行，逐步将政府回购的经济适用房、廉价房纳入公共租赁房体系，建立起以公租房为主要保障方式的新型住房保障制度，解决住房保障对象基本居住需求。公租房只租不售。”第二，创新建设模式应注意或完善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二之（六）条专门列举了保障性住房的创新建设模式，[2]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征求意见》二之（六）条之3“单位自筹建房”[3]中应增加严格规定：“国企和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存量建设用地或与拥有自有存量建设用地的单位合作建设公租房，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保障性住房变相售卖或转让给个人。”这是为防止一些单位变相进行再次房改，导致国家财产流失。二是《征求意见》二之（六）条之6“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中规定，“经批准可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村经济发展留用地建设公租房。”可以说，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住房是解决城镇建设用地稀缺的途径之一，但问题在于：首先，这一规定目前与广东省人大常委于2005年制定的《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第5条“通过出让、转让和出租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的规定存在冲突。因为一些企业或其它社会主体必然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取得建设保障性住房用地，由于广东省人大《管理办法》限制了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功能，因此应该积极建议广东省人大常委尽快修改《管理办法》，扩大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范围。其次，该规定过于宽泛，应作出地域限制，即集体建设用地用作保障性住房用地，限制在可预见城镇化发展可能延及的城镇周边地区的农村以及城中村，而不应适用于全部农村地域。再次，应严格规定，村集体出让、转让、出租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住房，或与他人合作或自筹资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租房，所获收益应按特定比例存入银行作为农民今后生活保障基金。三是《征求意见》二之（六）条中，除了（六）之1对政府公租房的租金收益做了规定外，对其它各种社会主体建设的公租房的租金价格及收益归属问题没有规定，应该明确。第三，应以法律责任严格准入与退出机制。目前，保障性住房申购或申请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及退出机制难以自发运作，关键问题在于严格法律责任的缺失。《征求意见稿》二之（七）“严格准入与退出管理”中没有对此予以考虑。笔者认为，对骗购或以欺骗方式取得保障性住房的、对将保障性住房进行出租或转租与空置的、对达到退出条件而长期占用保障性住房或强行不退出的，应该设定严格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