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电影创作成绩及发展措施

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征。中国西部电影，主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以西北西南的自然环境为主要拍摄背景，深度发掘中国西部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民族性格，且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影片［1］。

从中国电影的历史看，由于技术和人才的原因，解放前中国的电影制作中心一直在上海，电影主题的选择在地域上也偏重于都市生活。中国的西部地区在解放前由于技术和人才的缺乏导致在电影制作能力方面严重欠缺，延安电影团的创作实践尝试也仅止于纪录片。解放后，各地的电影制片厂不断兴起，当时以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等为首的年轻电影人由于各种原因被分配到西部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等西部地区工作。系统化的西部电影创作由此得以正式展开。而在此之前，即使有一些电影是以西部地区的人文生活为背景而创作的，但除了人物的服饰、生活的环境的特征上有一定特点之外，从叙事主题到艺术构思与当时拍摄的表现，这些所谓的西部影片与非西部生活题材的影片没有什么根本区别。1976年以后，西安电影制片厂在故事片创作上开始有所突破。《生活的颤音》、《第十个弹孔》、《西安事变》、《没有航标的河流》、《默默的小理河》、《人生》、《野山》等7部影片在中外获各类奖16次。电影《人生》可以看作是西部电影的领头作品，1984年初，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提出了“立足西北，振兴西影”的口号。当时推出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北京邀请钟惦等一批专家到西安电影制片厂讲学，大家钟惦先生那时提出了“西部电影”这个名词:“西部电影曾创造的辉煌已经过去，现在要从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2］。”可以说，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创作成果在当时代表了华语电影的最高成就，1986年拍摄的《老井》和1987年拍摄的《红高粱》分别在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和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享誉国际影坛。从这个角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西部电影是从《人生》开始的;在电影《人生》之后，《老井》、《红高粱》、《野山》、《黄土地》以及《秋菊打官司》等一大批表现我国西部历史文化题材、体现中国民族精神的西部电影纷纷涌现。西安电影制片厂逐渐成为了西部电影的大本营。2002年，由杨亚洲执导的影片《美丽的大脚》是新西部电影的代表作，标志着中国西部电影开始在新时期、新世纪的环境中进行探索，其类型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西部农村的单一模式，开始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陆川执导的《可可西里》成为

了西部电影进行突破的新收获。电影表现出年轻电影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充溢着西部文化特有的血性与阳刚，因而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影片取得了良好的口碑。近些年来，虽然西部电影仍有着优秀的作品不断出现，但数量上却是凤毛麟角，从整体上而言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浪潮中西部电影逐渐陷入了低潮。西部电影如何在电影产业化的浪潮中实现良性地发展，成为了我们亟需关注的现实问题。作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区独具的自然资源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纪实美学与人文情怀上的既有美学成就，共同构成了西部电影发展过程中需要继承与发扬的重要传统;而在已有的表现形式上进行创新，完善已有的题材创作模式、开发新的影片类型，实现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丰收，是新西部电影当下重要的创作探索维度。

一、中国西部电影的总体特征与优势

中国西部电影有别于美国的西部牛仔片，可以说是一种“西北黄土文化”。“西部电影是以展现西北高原的人文为主，反应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性格的特征的一种类型［3］。”中国西部电影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类型，只是它们都集中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如《黄土地》比较传统的表现，《红高粱》浓烈的颜色基调，《人生》朴素质朴等等。从整体上看，中国西部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各有各的独立性，但又不失统一的概念。中国的西部电影主要通过视觉效果来展现中国西部的独特魅力，如黄土高原和西北沙漠的原始风貌，体现了中国大西部的粗犷豪迈的特征。很多西部电影从主题上就秉着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的目的，影片的叙事、构图、拍摄、镜头感等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来，集中在陕西的黄土高原取景，把西部的那种质朴与博大的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如影片《黄土地》中反复出现的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独特象征，也代表了落后保守的西部文化。广阔深沉的黄土高原、绵延舒缓的黄河水、一望无际的戈壁和沙漠，这些西部独有的风姿和造型不加粉饰，醇厚朴实，为很多导演的创作提供了无穷尽的灵感，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凝重与美。

同时，这些景象和造型生成了一种英雄情结和英雄主义精神，不仅是西部电影所推崇的，也是普遍大众希望从西部电影中看到的文化心态。80年代的西部电影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叙事结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类似于记叙文的模式，便于呈现西部地区的人文特征和风土人情。同时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是重视展现西部的地域性，第二是重视展现西部人民的人性本质。导演和编剧往往以全面的角度去看待西部，在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把握方面尽量赋予其西部的特点，进行深层次的塑造与描写。和美国西部电影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西部电影都非常重视细节和心理描写，节奏缓慢，有历史剧的感觉，镜头中的人物和景物往往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影片往往在外在保留一定的框架，但更着重表现意识、情绪和感受，它们常常将画面作为表述手段，强调视觉效果，以风格化的描述来表现影片想要表达的深层含义，对观众产生一定影响并且引起思考。以吴天明导演的影片《人生》为例，这是中国导演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展现西部地区的雄厚美景，并结合了当地质朴的民风，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西部电影，黄土高原的西部自然风光都在影片中展现得非常全面，如荒秃的山坡、贫瘠的黄土地、狭窄的沟壑、古朴的山庄、栉比的窑舍等，它们也成为与影片故事融为一体的审美元素。从人文和文化角度来看，影片充分表现了西部人对土地的依赖与热爱、西部地区的人民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挣扎的心态，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新旧交替时期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相互扭结与冲突。影片《黄土地》稍有不同，是以一种宽厚的心态去看待西部人文，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也有所不同，赋予人物形象一定的符号象征从而阐述导演自己的一种意象，更诗意更舒缓，冗长细腻，并且带有一定的隐喻。之后，中国的西部电影又具有一种传奇和神秘的色彩。中华民族的神话来源地都是在西部，因此西部地区本身就有一种很浓郁的神话色彩，文化巨著《西游记》和《封神榜》所描述的故事都发生在中华西部，因此中国的西部电影业有很多作品具有很强的传奇魅力。“其实，西部电影的深层实际上就是神话，或者说体现了一种神话意识［4］。”如新时代拍摄的《画皮》、《新龙门客栈》等，无不例外的呈现了西部文化的神秘感，这也是西部电影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相结合的表现。西部电影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一些不同的变化，形成一个特定的类型和风格，但无论产生有怎样的不同，在叙事的结构、人物的塑造，主题的挖掘等各个方面中国的西部电影仍然可以体现出鲜明的西部特点，能让观众强烈感受到西部地区的灵魂。

二、中国西部电影的美学成就

(一)意象与纪实美

影视意象创造的主旨依然在于“立象以尽意”［5］，表达创作者的感悟、情感和理念，自然体现一定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向，构成一种美学形态。中国西部电影结合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西部地区意象的确立和描述，在影片中自如的将西部之美与西部民族文化相结合，重视空间思维的造型，有别于以往的过分依赖叙事。电影《人生》《黄土地》等西部电影就善于用环境和景物等自然景象，这些元素也同样是影片主要的表现形式。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就在西部，而西部的黄土高原恰恰就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大片的黄色尘土荒凉却不失雄厚，凝聚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活的辛劳与智慧。通过这样独特性的环境，影片向所有人表达出这样的意义:西部地区相对落后，人们的思想较愚昧，但同样的，西部地区也有着蓬勃的潜力与力量，黄土和沙尘还有一种强悍和阳刚、在孤寂和荒芜中崛地而起的寓意。意象也是所有艺术在表现时，将情感与理智相结合从而更好的将“想”和“精神”变成外在的形式。中国西部电影非常讲究意象的造型和表达，且不脱离自然与环境本身，这正是西部电影的美学价值所在。西方文明里的美学重视写实和原物再现，注重的是理智与知性美，而中华文明更注重情感与思维的展现。中国西部电影的美学理念依然是在重视思维和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表现人的本性、内心与精神世界。电影评论家巴赞的“纪实性长镜头”理论对中国西部电影有一定的影响，这个理论主张用真实的长镜头来表现影片中时间的连续性，尽可能的用生活中最真实的景观来表现影片的内容。电影影像的本体实质是纪实性的，具象的，电影意向造型直接赋予了纪实性记录的一种特殊的魅力［6］。纪实美说起来容易，每个人每天都在过真实的生活，如何将真实表现在银幕上并且能让人信服，其实不容易做到。必须要深入的理解西部生活，细微的研究西部的环境、景物和人文，从而才能详尽而全面的剖析出人物心理和人物性格，达到真实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影片《人生》大量地采用了生活实景和自然光线，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的西部生活，尤其一些镜头为了追求“真”，使用了很多景深镜头和长镜头，延长了时间与空间的感觉，非常细腻的表现出这段时间内人物的心理活动。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是新时代的西部电影的突破性作品，影片采用了类似纪实性纪录片的手法来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全世界都关注的热门主题，拍摄的异常真实，并没有一般电影里设置的转折、戏剧性的情节，用冷静而客观的镜头把最残酷的现实表现在银幕上。这是一部充分代表西部电影纪实性的代表作品，也是一部关于自然保护却能震撼观众心灵的优秀西部电影作品。

(二)文化内涵

中国西部电影一直希望可以通过影像来表达西部地区渊源的文化与艺术，想要通过刻画民族群体和环境特征来体现西部地区独特的人文内涵。西部电影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的创作意图和观念上的，他们都受到了历史很大的影响。“西部电影作为一种电影艺术思潮，它是由民族现代化这个时代的大潮所催生的［7］。”比较来看，中国西部电影与美国的西部片文化价值和内涵的取向是不同的，首先不是商业化和产业化体制下产生的，而真的是绝对的艺术作品，因此有时候中国西部电影会有偏离大众审美的嫌疑，但这些影视作品却可以充分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比如，两代导演对中华西部的地域文化结构与特征有着极大的兴趣，因此他们在创作电影的过程中，有意识的选择那些具有深层文化内涵的特殊景观和地点作为自己作品展开的空间。地域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景色特殊，民俗罕有，对于影片创作来说这些特点可以为艺术创作带来创新和新的灵感。电影《黄土地》中故事情节趋于淡化，就加强了地域在影片中的展现。黄土地的贫瘠更能体现陕北人民的乡土气息，也带动了整个影片的整体感染力。地域文化是很重要的文化精神的代表，在具有地域性的同时还具有对外性，它可以与影片的人物紧密相连，可以体现西部人民特有的粗犷、大气与坚韧的品格，也能更好的体现导演的创作意图与创作表现。中国的西部电影常常希望用过文化的视角来展现人民自身的劣根性以及受到贫困和苦难的根源，可以说，很多西部电影都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的视角，企图展现落后保守的西部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文化之间的冲突。两代导演受到历史的影响，常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力和创作力将自己对社会变革、文化发展等问题的看法融入到自己的影视作品当中去。影片《人生》就将对文化和社会的反思体现比较明显，导演吴天明想要依托深厚的西部文化来揭示和分析西部的民族文化和精神。高加林的思想变化反应的就是农耕文化为本位的西部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新社会的年轻人有观念上的重大影响。高加林的选择有历史必然性，但同样也是悲剧的。影片涉及的不仅仅是文化改革初期的表象，更是一种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隔膜，影片在个人价值及其价值观念层次上超越了所叙述的时代，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电影《野山》也通过两级人物的对立和冲突来体现在时代的影响下文化的变革。在影片中的两个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西部人民身上那种固有的封闭落后、自闭愚昧的思维方式，在守旧的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之下，两个人，两个家庭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有一种奋斗不屈的民族精神，也有一种时代改革和文化反思的趋势。中国西部电影的这种文化内涵的形成与80年代的国内文化趋势有很大的关系。两代导演的社会观和艺术观都是新潮的，作为创作者，他们需要用新的观念与旧的事物相融合，给予西部新的理解角度，同时又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取向。中国西部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和文化价值，也许并未达到理论的高度，但西部电影的美一直在不断的延续和发展。

三、中国新西部电影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西部电影的诞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影响它们一直属于艺术探索的范畴，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行业都开始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但中国的西部电影并没有及时的做出恰当的转变。2002年，《美丽的大脚》被看做是新西部电影的代表，但它依然延续了《人生》、《黄土地》等传统西部电影的创作风格，不同的是，影片开始关注西部与东部文化的结合，让两种不同地区的民俗并存于西部电影中，这种创新对于西部电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从总体而言，西部电影一度处于低迷的状态，它们曾经立足于中国西部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的优势，为影像语言中找寻到了绝佳的背景资料，在挖掘民族精神的同时还完美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景观。中国西部电影曾经享誉国际，更是为中国电影争取到了电影艺术的发言权。但随着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多元化，仅仅表现西部地区的民俗、人文精神和自然景观是远远不够的。

毋庸置疑，当下的新西部电影应该开始重视市场和观众的多元化需求，将电影，尤其是西部电影看成一个集思想性、娱乐性与艺术性的艺术产品而进行创作，在保证其传统的原生态特点和坚守其民族特色与独创性的同时，也亟需加入崭新的市场化的创作模式与方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深厚文化与人文特征是西部电影的灵魂，如果失去了，西部电影也就不能称之为西部电影，同时亦不能得到观众，甚至世界观众的文化认同。同时，具有时代感、娱乐化与市场化的创作因素注入为新西部电影赋予时代气息与多元价值。西部电影创作，必须在坚守与创新中谋求平衡。“中国电影能否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创作出经得起世界性比较、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又能被世界观众所接受的优秀作品。”一些新近出现的新西部电影已经开始探索在“鲜明民族特色”中加入“能被世界观众所接受”的创作因素。如贾樟柯执导的《小武》，顾长卫执导的《孔雀》都继承了西部电影的朴素写实的风格，但又在叙事中加入了各具特色的时代特征，使得影片更具有特色。国产武侠大片《英雄》有西部的荒漠与武侠神秘感，关注了自然景观的同时更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且不脱离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同时更加注重影片整体的视觉效果，亦是新西部电影的一次成功尝试。进一步而言，中国西部电影要在全球化大电影产业的背景下生存发展，还需充分借鉴成功商业电影的创作经验，在充分利用好既有的西部元素的基础上，发展颇具特色的西部类型片。

在新时期初期出现的《人生》、《黄土地》等纯粹意义的西部电影，为今天新西部电影的创作发展留下了诸多可贵的西部元素。借鉴类型片的创作方式，将这些西部元素进行有机的组合，可以派生出很多题材样式。当下，将娱乐化、商业化的电影创作方式杂糅到西部元素中，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新西部电影业已出现，如新西部武侠片、西部冒险片、西部神话片、西部黑色幽默片等。喜剧影片《高兴》的主要演员都操着一口标准的陕西方言，剧情中又加入了一些现代感与网络化的笑料，能看出影片试图向社会大众呈现现代西部农民的日常生活，在保持传统西部电影特征的同时也顺应了流行潮流并淡化了地域色彩。《天下无贼》、《决战刹马镇》与《疯狂的石头》等优秀影片中都包含着西部民俗和西部地域风情，但又摆脱了传统西部电影压抑沉闷的基调，努力追求影片的娱乐性和商业性。例如，启用国内外知名的演员团队，增加影片的戏剧性与喜剧效果，尝试现代感十足的视听语言效果等。新西部电影并不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称谓，仍是一种地区电影的统称;但是随着影视文化和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新西部电影形成了某种颇具特色的创作特征:即利用西部元素、借鉴类型片的创作方式，开创出了一些题材样式。可以说现在新西部电影的探索仍在路上。新西部电影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探索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共荣，题材样式更加丰富多样的创作方式。使得新西部电影能够在数量上形成规模，在质量上重塑辉煌。

结语

中国西部电影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来看，无论是传统的西部电影还是新西部电影都必须保留西部电影的共同特征，这也是西部电影区别于中国其他类型影片的一个重要特征。明星、导演、新题材都必须要与西部的真实风格与生活相契合，雅俗共赏是目前西部电影发展最需要重视的一点。西部电影要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同时，尽可能模糊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以及世界的地域文化差异，实现个性与现代化、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