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学分析

一、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目标解读

（一）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目标。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进行法治教育，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是高校“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和主要内容。《国家教委、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司法部关于加强学校法治教育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学校法治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向学生传授必要的法律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增强法律意识，自觉地遵纪守法。”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就意味在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上强调了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也表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对新时代的制度文化建设目标有更深刻地把握和更清醒地认识。高校在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和基础法律知识的掌握方面的教育、引导需要弘扬法治精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新时代公民群体的逐渐形成，势必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高校基础法律知识的理论和教学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二）对“相关基础法律知识”的解读。在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目标下，如果把“相关法律基础知识”看成是“法律的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在新时代就会显得僵硬而无生机，教学内容安排也会刻板无新意，在实践中更不容易为大学生所感知和逐渐内化为观念，所以，对此概念应予以明确：首先应注意的是其针对性，即与大学生“相关”。“相关”这一概念最初用于概率论和统计学中，后引申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若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相随变动的关系，则称其两者相关或具有相关性。在这一关系中，学生既是知识（传授）的出发点，也是知识（作用）的归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过程就是开发大学生主体性的过程；与其相关，就得符合大学生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追求，而不仅是单方面的期望或施加。但同时也应注意，此处的“大学生”虽就一般而言，但也有其内部层次性的划分，如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司所编教材就有本、专科之分。此外，还应注意法学专业学生和非法学专业学生之间的差异。如此做法，既是基于大学生个体差异的考虑，也是注重大学生在法治教育中的主体性的表现。其次，它应该具有基础性。所谓“基础”，这是从建筑学移用至人类生活的概念，意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显然，既言此，则必有其目标与终点，此即“基础”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然则“法律知识”的“基础”何在？这首先要求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人们一般不会意识到应该主动去了解那些看起来离他们很远的法律知识，或是有这种意识但却没有兴趣去了解。在功利主义的支配之下，法律知识在有用无用之间摇摆不定，失去了其本该有的权威和尊严。再者，所谓“基础法律知识”，还应当与法律是否发动的临界点或者说法律发动的起点有关，给受知者一个是否违法、是否犯罪、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等状态的基本判别标准。此外，所谓“基础”也并非“一视同仁”，它同时还有其阶段性；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还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学习阶段及过往学习经历。再次，基础法律知识的教育应当具有相对独立地位。《意见》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自觉维护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正确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民主权利，自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知法、守法、用法，维护学校稳定”作为高校德育工作的具体目标，这一点尤其值得商榷。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将法治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框架之中，不仅不利于道德修养的培育，还使法律失去了其该有的独立和权威地位。况且，法治理念是当前应当、并且正在提倡的社会价值导向，就其政策性而言，也不应当将法治教育视为道德教育的附庸。因此，开设法律基础知识课程，是现实之需，也是法治的自证之道。最后，基础法律知识应当成一个立体的、有机的体系。这特别是针对《意见》对“基础法律知识”的界定而言。“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1]法律知识也是一样，它的上位概念是法律素质。在法律素质方面，需要特别强调、重视法律意识的培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是高校法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法治社会人人应该具备的意识。

二、大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现实需求

（一）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知识能力的培养目标。法治社会进程的推进，离不开最基本的法律规则，更需要满怀法治理想、具有法治精神的专业法律人和尊法、知法、守法的公民。法学是理论性与应用性都极强的高级专业知识系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时代对法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代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目标之下，法学院需要首先将法科生培养成为具有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合格公民，还需要训练和培养他们胜任法律职业所需要的继续学习的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以及运用法律思维进行思考的职业素养。第一,创新知识结构。学院教学除了运用传统的以法学知识为中心教学方法外，应该创新融入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知识，多角度、全方位解释社会现象。第二,加强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建议学院推行“校外实务导师计划”，即学院聘请在法律实务界有一定影响，或者具有工作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行政司法人员等作为法学院的“校外实务导师”。这些导师专门对学生的职业就业能力进行辅导，以期能又好又快地适应社会。第三，促进创业教育。法学院依托四川大学作为“国家大学生双创示范基地”的便利，推行“校外创业导师”计划。借鉴商学院的培养模式，将成功企业家、教育专家、心理学家、非政府组织官员等聘请为创业导师，对有需要的同学开设创业课程，激发法学院学生的潜力。同时，可以设立创业基金，对有良好市场前景和可行性的项目给予一定支持，鼓励学生创业。第四，推广个性化教育。从对法学生入学进行生涯规划教育之时起，就引导学生保持个性和对未来职业的兴趣，针对学生的个性和家庭的期许及职业发展规律，在整体上按照专业主干课程计划和专业素养进行教学活动，同时预留扩展空间供学生自主发挥。于此，学生学术型社团将能发挥积极而显著的作用，社团将成为学生的“试错平台”。（二）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对于法学基础知识的需求。法律基础知识并非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教育，而是针对全体大学生，对于这些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来说，首先，他们无法深入理解许多法学学说、理论；其次，他们也没有必要理解得太专业，因此，他们需要的只是“基础性”的法学知识。因此，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教育应综合考虑知识本身的系统性与实用性。就系统性而言，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并非靠某一部法的教育就能实现的，而且我们对大学生法律基础教育并不是“专职性”的，所以体系应该全面、系统；就实用性而言，《法律基础》这类的著述已经很多，但其所针对的对象是全体公民。而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大学生还未进入社会，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们更关心的是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故针对他们的设置的法律知识不宜过分理论化。另外，大学生思维活跃，如今社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因此他们脑海中的信息更新极快，我们的法律基础知识教材也应当体现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势，不能再将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体现于其中。（三）对《基础》课程内容开展的调研分析。我们通过对四川省内各具有代表性的高校进行调研，得出结论如下：第一，课程设置目的同学们大多数都认为这门课的开设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们提高自身修养并塑造正确的“三观”，而对于更高层次的治国理念以及实际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太多的涉及，包括法律知识的普及都不是最为主要的目的。第二，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虽然是提升大学生思道德修养，培养大学生的基本法律修养，但是通过授课并没有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大部分学生还是认为这门课的开设对于提升思道德修养以及法律修养的意义一般。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个人的问题还是教师授课的问题，目前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但通过这个题目的问题回答来看，认为“意义与否取决于授课”这一选项的不小比例来看，教师的授课时候到位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课程设置意义的发挥和预期效果的达成。第三，在课时设置方面从大多数同学对于各高校课时设置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各个高校的课时设置基本上都是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进行的，按照每周三个课时进行。但是从同学们给出的建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35.21%的同学依然认为每周两个课时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数据的得出，我们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同学们对该课程的一些抵触情绪造成的，学生对目前的“思修课”的教学相当大程度上是不满意的。第四，对于课程考查方式，绝大多数学校目前采用的“单纯试卷理论考查”来结课的方式已经不再得到学生们的普遍认可和欢迎。对于思修这一门实践重于理论的课程，大家更多地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结课。最受欢迎的结课方式为“由学生自由选择有关该课程的任一方面写一篇论文来考查”。第五，根据调研的结果显示，教材编排合理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从数据的对比来看，教材编排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不容乐观的。另外，在大学生看来，“能用”的法律知识的内容所占篇幅不够，理论性的内容偏多，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不能贴近生活地学习法律、运用法律，更不用说能通过学习逐渐形成法律思维方式，进而具有法治意识。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同学们对于“思修课”改革的最迫切的突破口仍然在于教学模式的改革以及课程结课考查方式的改革。同中期调查的数据类似，对于教学模式的改革仍然居于首位。结合前面对于教学模式具体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我们认为，学校及教师对于目前“思修课”教学中单一的讲授模式应当进行调整和改善。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改革的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不改变现有的“思修课”教学大纲和教学安排的前提下，大学生第二课堂有主动衔接主课堂教学的可能性，学生学术型社团有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载体；对“思修课”的教学活动改良，大致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予以展开：教学模式、课程结课考查方式、教材内容编排。（一）教学模式的改革。1.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综合运用案例教学等教学方式。基于《基础》这门课程由于其本身内容的严肃性，利用传统教学方式将必然会导致课堂的枯燥、乏味。我们认为案例教学是一个将严肃性与趣味性很好结合的方式。将社会上、学生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结合所学内容进行讲授，使同学们通过案例教学切身体会到课程内容，加深对真实案件中是非善恶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理解，从而起到一种自我发觉、自我反省、自我警示的作用。要上好案例教学课,需要特别注意具体案例的选择，要能进行有效而正确的理论导向，同时注意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当中的积极性。2.主课堂教学活动可以积极主动地衔接学生社团等第二课堂活动课堂教学要设计好，重点在于能够了解同学们的需求，甚至可以安排同学来做每堂课的教学内容主题的确定工作。在主课堂之外，教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社团的方式，增加在课堂之外与学生的个别交流机会。在新时代，教师还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平台和新媒体手段主动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法治教育密切联系进行。同时，主课堂教学应该积极与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密切联系，将课程所引导的关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法律关系等内容投放到学生社团活动中去，例如心理咨询、学生活动、专题讲座等都是调查问卷中同学们所广泛欢迎的方式，通过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学习，真正实现《基础》这门课程设置初衷。（二）课程考查方式的改革。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学生比较排斥单纯的试卷结课考查方式，其认为单纯的试卷考查方式不能够从根本上反映学生对《基础》这门课程真实的学习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基础》课程更加注重思想性，而试卷考查则偏重技术性。因此，《基础》课程改革的关键点在于从多角度考查学生“德育”和“法育”的学习状况。我们认为，可采取以下几种灵活的考查方式：1.实际案例分析或专题研究考查。这两种方式可与案例式教学或专题式教学的授课模式相对应和配合，既能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也利于学生更好地领会相应的授课内容。2.论文方式考查。由学生自由选择有关该课程的任一方面写一篇论文来考查。在单纯试卷理论中，学生们很可能基于时间限制、文字水平等因素在简短的作答中体现出参差不齐的理解水平，不能客观反映出教学效果，更无从考查学生的法治观念内化状态。3.实践调研报告考查。大学生处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准备阶段，动手能力的培养与动脑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活泼、生动、贴近生活的第二课堂体验，观察社会、分析现象和积极实践，更能提现法律教育的实践性素性，也更有利于公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和逐渐坚定。解决方案四：考查结果采用“评优良中差”的等级模式。客观地，《基础》课内容宽泛、注重基础，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的水平、法律观念的养成、法治意识的形成、核心价值观的树立，都不可能用具体的分数表现；对学生予以学习状态、认识水平和能力结构的分层次评价更为合理。（三）教材内容的改革。调查显示，多数学生认为教材编排的体系是合理的，但教材内容略显枯燥、单一，且较为简单。这也就是说，思修课教材中思想道德修养部分和法律基础部分各自所占比例是相对合理的，但各部分的具体内容还有待改革：1.课程中道德修养部分内容的选择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思修课教材中思想道德修养的部分应注重对我国古代、近代传统思想道德修养理论和方法进行取其精华的工作，这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培养对思修课的学习兴趣，学习到更多从历史当中陶炼出的有关思想道德修养的至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继承和保留。2.课程中法律基础部分内容的选择应按偏向法学中法理学理念设计。《基础》中法律基础内容应当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但这些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不是我们大众所理解的表面化的涵义，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部分内容应当侧重与法理学知识。原因是这门课程的两个主题是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即侧重点分别是学生的“德育”和“法育”。“德育”的教授重点在于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法育”的教授重点在于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而和树立法治观念最契合的则是法学中的法理学知识。3.课程内容要侧重于引导大学生“尊法、识法、守法、用法”，将法制观念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当前《基础》课程中很多内容与中学的政治课本内容相近，甚至与小学的思想品德修养课本的内容有相似。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生如果不能明显感知到课程内容有“质”的改变，仅仅是“量”的积累，自然会形成懈怠心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通过课程内容的升级，在公民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方面更多着力，在法律关系的认知、法律关系的处理和社会现象的认知方面有所增强，在法律运用和公民行为的选择方面适当落脚，将更能吸引大学生参与课程学习。注意扣紧时代特点、留出争议话题、增加与思想道德修养有关的名人轶事和传统理论等以增强课本的趣味性、生动性；注重通过第二课堂的延伸进行法律应用能力的培养；注重推陈出新，避免重复，合理把握教材内容的难度与深度，适当增加一些重点、难点和更有深度的思想理论，从而达到大学生已有知识水平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作者:龙黎明 李晗睿 单位: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