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责任保险制度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平利用核能、发展商用核能一直都是中国核能发展的战略选择。然后，与此同时，一旦发生核事故，将会对环境及公众财产安全产生严重的后果。本文从制度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核责任保险发展的现状及突出问题，总结核责任保险的自身优势，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核风险;核责任保险;损害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54年前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以来，人类进入和平利用核能的时代。据WorldNuclearAs-sociation(世界核协会)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全球现有大约450个动力反应堆，发电量占世界总电量的11%。可见，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核电作为一种技术成熟、可大规模生产的清洁能源，在推进世界能源多元化，提高能源安全性，促进能源转型等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核电也已成为世界能源市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核电站设计始于20世纪70年代，1985年开始动工建设第一座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秦山一期核电站厂，于1991年建成投产。到2018年3月，我国现有13座核电厂36个核电机组运行。虽核电在我国发电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仅占3%左右，远低于11%的全球平均水平。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目标到2020年，中国的核电站和装机容量将达到8800万千瓦。然而，与低碳高效对应的恰恰就是核电的安全问题。自19世纪至今引起全世界范围内关注的大型核泄漏事故主要是三起:分别是1979年的美国三哩岛事故，1986难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及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泄漏。前两起使得全球核电发生了重大转折，核电发展从此一蹶不振，此种停滞不前的状况持续了将近20年。后由于地震引发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再次将核电安全推到了风口浪尖，令全世界再次高度重视使用核电带来的风险。作为世界核大国之一，我国尚未建立核第三方责任保险制度。一旦发生核事故，用于恢复环境与公众财产、人身损害赔偿的核事故第三方损害赔偿金则相当可观。因此，我国在大规模发展核电，加强核电技术研发的同时，还需设计核电站责任制度以及配套险种，以此来分散核事故对第三方的巨大损害。

二、核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概念

核第三者责任是当核事故导致核设施发生核损害时，运营商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核第三者责任保险，则是指被保险人根据法律对第三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向第三方支付保险金的财产保险。它是核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其存在的价值能帮助受害人获得赔偿，同时也可为保险人提供财产保证，帮助保险人分散风险。核第三者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4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其充分体现了优先保护受害第三者利益的基本原则。责任保险不使损害集于一人或一企业，通过保险使得损害可以与个人相分离，达到损害赔偿社会化的目的，对于建立一个完整的无过失责任制度具有促进作用。加之核风险的难以利用大数法则同时难分散，灾害性大，潜伏时间长等特点，使得核风险通常都是常规保险的除外风险，也就使得核第三者责任保险与一般的责任保险有所不同。除具有责任保险的一般特征外，也包含自身独有的优势:(一)降低和转移核运营人风险，保护第三者受害人利益。在发生核事故后，核运营人因侵权责任会面对巨额的核事故损害赔偿金，由企业单方进行赔付根本不现实。而若核运营人向保险公司支付一定的保险费用，当损害发生后，由保险公司填补营运人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产生的消极损失。即通过保单将损害转嫁给保险公司，由数量众多的保险人将风险分散于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因核事故产生损害的受害者也能够从保险公司获取赔偿金，不用担心营运人因赔偿能力下降、破产倒闭等情况而无法及时履行赔偿责任。这样，核运营人不会因核事故的发生而导致破产，公众利益也可有所保障。在核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及其相应的保险业务下，不仅能将核运营人的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降低运营成本，减轻投资者对于风险的顾虑，吸引更多投资者积极投资核能产业以此促进发展。还能保障第三方受害人的利益，同时也使保险公司获得了较高的利润。(二)相较于其他财务保障的价格优势。核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的确定与保险费率、标的风险程度、赔偿限额与范围、核电站管理运行状况以及事故发生概率等方面有关，相较于预存保证金和开立信用证的财务保障方式，保费的支出不会对核营运人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对运营资金也没有太多限制，不妨碍核电站的资金周转和正常运营。且保险的风险转嫁能力也更强。

三、我国核第三者责任险概况

自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了大亚湾核电站，也是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以此正式拉开了中国核保险业务的帷幕。1999年9月中国核保险共同体成立，成为世界核共体体系的成员之一，标志着中国核保险业务开始与国际接轨。近年来，中国核共体的发展程度迅速，其成员包括国内十六家保险、再保险公司及一家境外再保险公司，其承保能力已经能满足中国核电站保险需求的25%到40%。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业务范围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90多座核反应堆，占全世界在运行商业堆的约70%，基本能够实现风险分散的功能。中国核共体为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保障了我国核运营者的利益，且集中了国内保险公司的核风险承保能力，实现了核风险的分散作用。同时经过近18年的发展，说明这种承保模式与我国核电发展的现实情况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也有一定的问题存在，国内的核保险业务是由中国核共体成员独揽，核保险市场中没有其他竞争主体，缺乏良性竞争从而导致市场动力不足。目前我国仍需依靠分保业务，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拟定上也受制于国际再保险组织。核事故的特殊危害性决定了核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国核损害赔偿法律体系建设方面还较薄弱，没有单独立法。而涉及核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定更是寥寥无几。在《核安全法》颁布正式实施之前主要有二部特别法和两个规范性文件。2003年《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9年《侵权责任法》两部特别法中只有关于放射性污染和核事故民事责任部分的规定;1986年国务院批复《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给核工业部、国家核安全局、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的批复》(国务院(［1986J44号批文］和2007年国务院批复《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国函［2007］64号文)(下称《批复》)。两个国务院批复也只是规范性文件，法律层次低效力弱，在内容上过于简单，缺少诉讼时效、司法管辖等关键重要的表述，同时操作性不强，不能够起到规制核保险市场秩序的作用，也无法适应我国当时的核电产业发展趋势。但可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了。其中第九十条规定:“因核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环境损害的，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核损害责任制度承当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武装冲突、暴乱等情形造成的除外。”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核损害赔偿制度。还规定了核损害赔偿责任是无过错责任，且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通过投保核第三者责任保险、参与互助体系等方式，对财务保证作出适当可行的安排，确保能够迅速、高效进行核损害赔偿责任的履行。作为核安全领域的根本法，该法的实施对保障核事业可持续发展、捍卫国家安全、维护公众利益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完善我国第三者责任险制度的建议

我国核电产业的急速发展同时推动了核电保险的发展，且我国积极发展核电的政策对核电安全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我国暂未发生大型核损害事故，但是仍需树立提前风险防范，对损失进行有效分散、保护公众权益的意识。所以，我国核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必要的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结合我国目前核第三者责任险发展期限短，相关法制建设滞后于其他拥有核电设施的发达国家等现状，结合《核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从以下方面提出建议。(一)提高核营运人赔偿责任限额。目前我国采取的规定是根据《批复》，一次事故中营运人责任限额为三亿元人民币，国家提供最高8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补偿。即意味着核营运人最多也只能向保险公司投保3亿元的核第三者责任险。虽规定了大型核事故国家将增加财政金额以达赔偿目的，但是就现已确定的责任限额而言，总额仍为12亿元人民币。我国对核电营运人本身划定的责任限额非常低，与之相比是国家财政资金在赔偿体制中起着主导作用。根据过去发生的世界上三次大型的核事故赔偿数额来看，3亿元抑或12亿元的赔偿限额都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赔偿水平过低，还且层次也体现出不协调。较之于中国核共体获取的利润而言，其有能力提供更高额度的责任风险保障。(二)强制投保核第三者责任险。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一众拥有核设施的发达国家对存在潜在危险的核电站均有强制性投保核责任保险的投保要求。但我国并未在此方面作出强制性要求。从核营运人角度来看，核第三者责任险是一种有效的财务安排，所以其财务保证作用应予重视。再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核第三者责任险具有社会管理功能，保险公司代核电站向受害第三者提供及时的赔偿与经济支持。且核事故一旦发生所涉及的民事侵权索赔金额巨大、工作繁杂，有保险公司专业人士参与赔偿也有利于提高理赔效率。以上可得，强制性第三者责任投保是有理由的且必要的。(三)建立核保险准备金制度。由于我国没有发生过大型的核巨灾保险事故，所以我国在核巨灾保障方面还没有相关设计，目前也只是依赖于核共体的保费收入，因此提出建立核保险准备金制度。实施该制度，可由保险机构每年从保险费中拿出一定的资金，政府给予一部分财政支持，同时核电营运单位也提高一定范围内的帮助，将其所以金额放入准备金机制中，逐年将每年提出的这一部分金额累积，这样核保险准备金即可建立起来。同时我国也应指定配套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监管核保险准备金的运行。这一制度的建立既不仅提高中国核共体的保险承保能力，而且也可降低国际保险市场对中国核保险业可能产生的运营风险，促进我国保险业在巨灾保险业务方面的发展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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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芸绮 单位:石河子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