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设计理论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7:55:40

机制设计理论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1、乌家培.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7(8)

2、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1.

3、黄奕林.信息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动态,1998.1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1、乌家培.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7(8)

2、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1.

3、黄奕林.信息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动态,1998.1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参考文献:

1、乌家培.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7(8)

2、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1.

3、黄奕林.信息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动态,1998.1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4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汽车工程;新型机械设计理论;零部件磨损;结构模态;结构强度

1前言

机械设计是指设计人员根据特定的要求,围绕机械的工作原理、结构、运动方式、力度和能量的传递方式、外部形态、各个零部件的尺寸、润滑方法等进行构思、分析、计算,最终使设备具备特定的功能。机械设备诞生至今已经有数百年之久,随着各项技术逐渐更新换代,传统的机械设计思路、原理等也同样与时俱进。基于此,在传统机械设计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现代思维理念,逐渐形成了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将该理论应用于现代汽车工程时,能够使新型汽车满足消费者提出的多项新要求,可促进汽车工业的创新与发展,故必须予以重视。

2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内涵分析

2.1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的发展

新型机械设计理论是在传统机械设计理论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传统机械设计理论的形成及应用时间跨度较大——自西方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均属于机械设计发展的第一阶段,机械设计理论相对单一,计算公式较为传统,普遍根据以往的经验、传统的规定,完成“定向设计”[1]。受此影响,机械产品的生产规模始终无法扩大,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但需要注意,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尽管全世界范围内的机械设计技术条件、设计工艺水平,能够应用的资源依然处于较为有限的状态,但人类思维层面已经开始进步——很多机械设计人员、工人开始认识到传统机械设计方法及技术存在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创造出新的技术,希望解决传统设计理论以及技术对产品造成的缺陷。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件事情为: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推广,设计者在机械设计期间,基于计算机设备提供的高精设计成果,使很多设想逐渐成为现实。在更多先进技术融入之后,机械设计水平、机械制造先进程度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传统机械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也得到了明显改善。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每间隔5~10年,全球范围内的机械设计便会得到一次整体性的更新。机械制造领域从最初的手工化,逐渐发展为半自动化、自动化、数字化。时至今日,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机械设计之中。总体而言,新型机械设计理论本质上是更加可靠的智能化、科学化设计。

2.2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的主要特点

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的特点可以笼统地总结为“集百家之长”。原因在于:计算机、互联网相关的先进技术、性能更高及更加人性化的现代机械设备需要在机械设计过程中得到有机融合[2]。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多个学科的知识必须得到融合应用,在打破学科壁垒的情况下,方可实现机械设计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体而言:a.机械设计应呈现出系统化、创新化的特点。现阶段,“机械设计”已经成为一个广义概念——各行各业都需要高精尖的机械设备,设备的创新意味着生产力的创新。特别是对一些制造业企业来说,成功完成新设计,生产方案具有可行性,意味着该企业在行业内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综合考虑之下,要求现代机械设计研究人员在传统的设计理念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一些广泛受到市场认可,且不存在明显短板的技术及设计思路应该沿用;对一些为广大消费者造成不同程度困扰,已经显示出缺陷的产品及技术,应该不断尝试新的设计思路,从而早日解决问题。总体而言,设计人员应该发散思维、大胆创新,将机械设计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机结合,在产品结构设计、产品质量保证机制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的同时,还应注意控制成本,最终使制造业企业、消费者的需求均能得到满足。b.机械设计应呈现出前瞻性、融合性的特点。在传统的消费市场中存在一个共识——先有需求,再有创新。但到了现代社会,该理念本身已经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如果制造业企业缺乏主动求变的精神,等到市场提出新的需求之后才开始创新,那么必定呈现出迟滞性。基于此,设计人员应该“主动出击”,通过多元渠道收集消费者的反馈,并制定阶段性的创新方案。比如智能手机领域,最初的显示屏较小、电池续航能力较差、内存空间充裕度较低、经常出现卡顿。手机制造商对此问题有着充分的认知,每一次新产品时,各项广受市场关注的性能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升级,从而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市场销售额度自然也更容易达到预期。总体而言,新型机械设计理论是在现代机械设计层面,需要融合先进的力学、电气自动化、物理学、计算机等各种学科的先进知识与内容,使得机械设计理念更加丰富,设计出的产品创新性进一步得到体现[2]。

3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中的运用

3.1汽车零部件抗磨损性能提升方面的运用

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应用于现代汽车工程时,首先需要解决零部件磨损过快的问题。之所以将这一问题放在首位,是因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公路交通网络规模越来越大,私家车的拥有数量正在逐渐提升。根据我国交通部门的调查报告,我国2020年的私家车保有量(不考虑报废回收以及在4S店内售卖的车辆,能够随时上路且有牌照登记的私家车数量)已经超过6亿辆。大多车主都是出于以下方面考虑:很多车主购买私家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代步,解决日常生活的出行问题。因此,尽量降低车辆养护成本是这些车主的核心诉求。如果车辆中的某些零部件使用一段时间后便严重磨损,在更换的过程中会导致很多额外的成本支出,这并不是广大车主希望看到的事情。基于此,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应用于汽车零部件磨损性能提升方面时,设计人员需要对零部件的材质、形态、精细化程度、润滑辅助等内容进行充分考量,最终目的是增加汽车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尽量提高抗磨损性能。

3.2汽车发动机变速器性能提升方面的运用

汽车发动机是汽车的核心设备,其中,变速器的性能不仅影响汽车驾驶人的操作感觉,而且会影响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安全性[3]。因此,应用新型机械设计理论设计发动机变速器时,设计人员需要做到:通过多元渠道采集发动机、变速器、各个零部件在各种工况下的数据信息。以自动挡汽车为例,对驾驶员来说,驾驶自动挡汽车的难度远不如手动挡汽车,这是因为在行驶过程中,自动挡汽车只有前行挡、倒挡、空挡三种选择,在前行期间,无论油门踩到什么样的程度都处于前行挡的控制范围内。而手动挡汽车则不同,前行挡共分为五个挡,要求驾驶员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手动完成调整。从操作便捷性方面来看,自动挡汽车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手动挡汽车。但从操作感方面来看,一些资深驾驶员更愿意选择手动挡汽车,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为:在车辆的刹车系统失灵时,自动挡汽车很难通过降挡的方式实现降速。而手动挡汽车如果当前为五挡,驾驶员可以逐渐降挡,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辅助降速的目的。对设计人员来说,充分考虑手动挡发动机变速器及相关机械零部件在升降速变化过程中的运行原理与自动挡车辆之间的区别,在完成精密度较高的计算之后,结合运动学、动力学原理,对汽车发动机变速器的原动件功率、可调整转速区间、线速度等参数进行综合考量,最后完成对各项设备、各机械零部件在特定条件下承受的荷载具体值、特性的梳理,找到提高发动机变速器稳定性、安全性、特殊情况下可操作性的方法,令车辆的性能更加人性化。

3.3汽车噪声程度及振动幅度降低方面的运用

包括汽车在内的诸多机械设备提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便捷程度,但其运转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噪声,部分设备也会频繁振动[4]。这种情况会大幅度降低使用设备时的舒适感。比如人们坐车时,车辆带来的震动感和噪声会刺激耳膜,影响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一些抵抗力较差之人极其容易晕车。基于此,应用新型机械设计理论时,降低噪声程度和车载机械设备的振动幅度同样是重点考虑的内容。根据物理学原理可知,两个距离相近的机械结构,如果振动的频率较为相似,则极有可能产生共振。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则整体振动的振幅会大幅度增加。为避免发生此种情况,设计人员可以在频率分布方面着手设计,对振动频率进行适当匹配,尽量降低振动耦合的发生率,最终达到降低噪声分贝值和振动幅度的目的。

3.4汽车结构强度提升方面的运用

在现代社会,每年都会有数百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私家车的主要车型——小轿车和吉普、SUV车型在与大型货车、半挂车碰撞时,损毁率远远高于大型车辆,一些小型车辆乘客的死亡过程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如很多媒体的小型车辆与大货车碰撞之后,在数秒时间内便被挤压成“片状”。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社会迫切需求汽车的结构强度应该尽可能提升,但同时保证汽车性能。当前的主流设计思路为:车身重量应该尽量降低、车身框架的结构强度必须尽量提升。为达到这一目的,设计人员可以在实际设计期间,围绕车身结构进行有限元分析,即对车身的各个区域、各部分构件开展模态分析,最终达到提高车身整体结构强度的目的。

3.5汽车结构模态优化方面的运用

具体开展有限元结构模态优化设计时,要素如下:a.与时间无关的结构静力分析。设计人员应重点围绕车辆齿轮、车架、钢板弹簧等结构件在承受应力作用后出现的变形程度进行分析。b.围绕汽车机械的固有频率、振型结构进行动态分析,并对汽车结构在动态荷载作用下呈现出的响应效果进行分析。c.模拟多种环境,对汽车在不同环境下运行不同时间后各个构件内部温度的变化情况、热应力的变化趋势、受高温影响而产生的热变形情况进行分析。d.对具有不同外形结构的汽车在相同环境下行驶时面临的行驶阻力、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工况变化情况等进行分析。总体而言,围绕汽车结构模态进行分析,基于相关特点进行优化升级的目的在于:全面改善车辆的各项性能,降低车辆行驶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率,提高能源应用率,最终助力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

3.6汽车车身及外观设计方面的运用

汽车的车身、整体外观效果是决定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车辆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汽车本身属于“消费品”,如果具有一定优良属性的同时还兼具令人满意的外在形象,必定会增加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从新型机械设计理论角度来看,提高汽车车身和外观效果属于“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共同需求”,故必须予以重视。具体而言:a.汽车车身及外观应该呈现出“艺术性美感”。比如车身如果已经具备了“流线型”的特点,则升级改进之处应该集中在“更加柔滑”方面,提高车辆外观各部件之间的整体性,杜绝“碎片化”。b.重点计算车辆行驶过程中承受的空气阻力情况,并为内部多个设备预留充足的空间。比如保时捷等知名品牌汽车之所以拥有较高的市场热度、市场认可度,原因之一是保时捷汽车的外表看起来十分“平滑”,但车辆内部空间却在精巧的设计下,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因此,性能没有下降、外观更加符合消费者的预期,保时捷成为知名汽车品牌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3.7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中的运用发展趋势

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未来的运用发展趋势为:a.进一步提高设计的整体性。对“一体化”的概念应该从更加广义的角度进行理解,形成机械、人、环境的一体化,降低行驶过程的突兀感,提高舒适程度。b.加强智能化、可控化。特斯拉的教训为:车辆智能化程度提高固然是大趋势,但在关键时刻,汽车驾驶员不能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权,因此,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至关重要。

4结语

对“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的正确理解是,应用成熟的科学技术、已经经过实验证明且具有可行性的新技术,对过去没有的新型机械设备进行设计的技术。以汽车工程为例,设计出性能更加优越的发动机、变速器,更改汽车的外形结构进而使汽车的操作感、安全性得到提升,更改汽车的能源系统使汽车具备更大的环保性等,属于“技术性创新”,均可以被归纳为“新型机械设计”的范畴内。事实上,在现代社会,随着各行各业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诸多新概念层出不穷,汽车工程行业必须重点聚焦于“新”,只有将美观度、性能、环保度更加优秀的汽车产品不断推向市场,才能满足消费者与日俱增的需求,才能令汽车工程行业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斐.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方向的研究与应用[J].内燃机与配件,2021(13):186-187.

[2]林梅,何婷,仲文清,等.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方向的研究与应用[J].内燃机与配件,2020(22):199-200.

[3]张梦.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方向的研究与应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20(6):174-175.

[4]景大鹏.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中的运用研究[J].内燃机与配件,2020(1):255-256.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6

在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过渡期,资本项目监管成为外汇管理的主题。然而,由于监管激励机制不健全,监管的有效性受到较大局限,因此有必要借鉴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对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的阻碍因素进行分析和检讨。

一、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对资本项目监管的借鉴意义

经济学中不对称信息也称不完全信息,指的是市场中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委托�关系的最一般特征是委托者与者之间具有不对称的信息。其中掌握私人信息多者称为“人”,掌握私人信息少者称为“委托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对于委托人任意给定的一种目标,能否并且如何设计一个机制使人达成这种目标。

经济机制设计是一类特殊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其中委托人处于主导地位,即由委托人选择机制或者设计一个博弈规则。委托人设计机制的最大目的是最优化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这样做面临两个约束:一是参与约束,即人对机制的认同,在参与机制下得到的好处必须大于或等于其不接受该机制时得到的利益(主要表现为机会成本,有时也表现为欺骗收益)。二是激励相容约束,人在所设计的机制下,必须有积极性自愿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一个有效的(或者说相对最优的)、可实施的机制必须既满足参与约束又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委托人的根本是设计一个激励(奖惩)规则以诱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吐露实情,同时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

典型的机制设计存在三个步骤:第一步,委托人设计一个“机制”,即博弈规则;第二步,人同时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委托人设计的机制。第三步,接受机制的人根据机制的规定进行行动。

对资本项目的监管主要在于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监管,流入和流出必然涉及到外汇账户余额的变动。而这一切都是以经营外汇的银行(包括中资和外资银行)为运作中介的,可以说银行是外汇管理的关键环节。实践表明,外汇局在履行监管过程中与被监管者(各经营外汇银行)之间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委托与的博弈关系。从对企业在银行账户中资金流出、入及银行自身外汇经营情况的掌握看,外汇银行处于信息的优势,属于人的地位。外汇局对信息的了解具有不确定性,处于信息的劣势,属于委托人的地位。外汇局要想获取真实信息,或者说保证银行作出对监管目标有利的举措,就必须设计和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因此,为了顺利实现我国外汇管理“十五”规划,进一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前述委托�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借鉴成为改革现行资本项目管理机制的指南。委托�机制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外汇监管的成本和效率,其既可作为检验改革是否有效的标准,也可以启发改革设计的思路。

二、资本项目监管激励机制的现实缺陷与表现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监管。但是由于对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借鉴与实践的缺乏,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缺陷。具体表现为:

1、博弈规则不完善。对有些资本项目业务的监管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无法可依;有些虽有规定却不健全,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无论是对人还是委托者,则要么存在无法可依的“真空地带”,要么出现有法不依的“监管宽容”。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更是出现了大量通过行政命令、规定和通知实施监管的现象,监管显得盲目和浮躁,执行起来无所适从,达不到预期的监管目的和效果。

2、博弈信息不真实。资本项目基础数据失真,家底不清。主要原因在于一些经营外汇银行把关不严,甚至搞假账、假表,弄虚作假,使得一些企业逃、套、骗购外汇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时有发生。这些人“人为”的不正常因素往往诱使委托人��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跌进“信息失真的陷阱”。东南亚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如果外汇监管部门对有关信息掌握和预见不够,家底不清,就很容易在发生危机后,不能迅速采取应对之策。

3、监管手段落后,成本居高不下。在国外外汇项目监管普遍的是中央银行专门设一个管理局,然后下边再借助于各商业银行进行间接管理。但在我国却似乎存在一种对外汇银行不放心的心理,外汇管理部门对可以不直接监管的项目也亲力亲为,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引致管理成本不断加大,而监管信息获取和效率并没有等比提高。同时,过分增加监管程序和环节,使得银行和企业的经营效率降低,没有达到“双赢”。

4、激励和参与软约束。资本项目监管的主要目标是调控资本流出、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但这一目标和银行的利益并没有很好地协调,银行在主观追求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和外管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相比遵从现行资本项目管理规定所付出的代价,一些银行和企业更愿意获取违规收益,一些个人则通过欺骗获得额外收益而饱私囊。相应地对这些违规机构和个人的处罚却一般是既往不咎或象征性地罚点款了事。处罚成本明显小于违规收益,使违规现象无形中得到纵容,形成检查一过违规重演的恶性循环,外汇监管激励效应大打折扣。

三、资本项目有效监管激励机制的对策设计

1、建立完善的监管博弈规则

(1)明确监管机制设计的目标。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资本项目监和应有相当具体和有所侧重的目标。只有监管目标明确了,才能设计一个有效的监管博弈规则和激励机制。

(2)完善和提升监管博弈规则。完善的“博弈规则”是监管激励机制建立的基础。要改变当前大量通过行政命令、规定和通知实施监管的状况,适时地将其成熟的内容上升为法律,从而使其具有相应的权威和威慑作用,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法规的稳定性,以便于“委托人”和“人”遵从。同时要完善立法机制,规范立法程序,保证法规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适用性的统一。

(3)由于一些监管数据统计对外汇银行利益没有实质影响,银行往往没有利益动力。因此,为了强化监管,在外汇管理法规中应明确规定银行及时提供真实、准确、完整数据和资料的职责。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要加大惩罚力度,以保证信息源的真实性。

2、建立畅通的监管信息机制

(1)实现信息一体化。要构建外汇监管信息共享机制,避免各部门收集和使用信息的零散性和片面性,达到监管信息互访、信息资源共享。这样就能构造一个高效、快速、准确的监管信息系统,尽快打通由于信息渠道不畅所带来的瓶颈束缚。

(2)建立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检查的信息互补机制。现实中激励机制设计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对人经营的评价标准。委托人总是希望评价标准尽可能客观一些,因为评价标准越客观,对人努力水平的推断就越准确,激励机制就越强。要致力建立和健全一套科学、合理的监管指标和分析评价方法。对情况出现异常、向不利方向变化幅度大的银行,要及时进行预警质询,并酌情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情况则反馈给非现场部门,形成信息共享和互补机制。

(3)外汇局应对外汇管理所需的信息进行归纳和整理,制定详细的信息需求和填报说明,形成信息指引,并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前瞻性。银行则相应设计和调整会计科目及报表系统,这样,外汇局就能够直接从银行所报报表上采集所需的外汇管理信息,完善非现场监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外汇局对信息要求随意性大,则必然会加大自身和银行获得所需信息的成本,也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3、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1)以银行为中介,实行间接监管。间接监管模式就是要将外汇局从目前繁杂的柜台性操作中超脱出来,重点强化对外汇银行及其相关业务环节的监督管理。外汇局则主要负责对银行办理资本项下日常结售汇,账户开立、使用,资金划转等业务的事后检查,突出重点性工作。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新型机械设计理论;汽车工程;运用研究

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科学技术的革新不仅可以有效转变人类生产的方式,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出行方式的改变。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汽车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交通工具,因此其整体制造水平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制造业的实际发展水平。与此同时,机械设备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革新,有效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进一步拓展了机械设计的应用领域,这也就为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当前汽车工程中的运用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及汽车工程概述

1.1新型机械设计理论。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机械的性能与功能,这均属于机械工程学科的研究范围,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定量分析法来对构建组成与机械运行机制进行全面的分析与了解。若根据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研究的要点来看,有具体包括驱动控制技术、机械仿生原理、传动环保与节能、机器人开发与研究以及轻工机械传动原理等。因此,新型机械设计理论不仅可以加深对机械运行基础条件的了解,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细化机械工程定位与设计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与归纳出简单的工作原理。目前,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大多应用在工业、科学、农业与服务业当中,研究的主流内容为各种机械期间与零部件的控制、组装与传动,所设计的学科包括信息学、电子学、生物学、人机学与仿生学等。总的来说,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的整体应用范围较广,且知识体系的构成较为复杂,因此具有较为特殊的学术研究特色与学科优势。在机械制作与设计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会应用到复合型材料;理论研究的方法偏向于计算机辅助工程与轻工自动机械工程;产品设计与制造环节均离不开现代化检测技术来完成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工作。特别是在近些年来,随着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汽车工程管理与设计的整体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这就为科研工作与汽车工程制造奠定了更为良好的基础。1.2汽车工程概述。在工业革命时期,第一辆汽车首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而在之后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汽车工业就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并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与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汽车还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较大的便利性,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进一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我国汽车产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仍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汽车工程的研究,以此来不断优化汽车的多项性能。而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研究中具有较高的运用价值,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汽车工程的发展与进步。

2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应用于汽车工程上的意义

汽车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制造行业不断期间的有力代表,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的整体进程。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汽车工作作为一个较为广泛的工业,是最新技术的主要载体之一。例如,部分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的高新技术只有在汽车工程工业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规模化产业的转化。由此可以表明,新型机械设计理论与相关原理对于汽车工程与工业的发展来说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1]。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汽车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汽车制造企业要将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合理融入到汽车工业的各项生产活动当中,以此来进一步推动我国汽车工程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汽车工程研究的核心关键还是技术研究,而技术研究又应该建立在实际操作方向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实际操作研究与机械设计理论研究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与密切性。

3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中的运用

3.1在汽车工程噪声和振动上的应用。汽车作为企业生产、商业运行、人们出行等方面的重要交通工具,其零部件是否能够安全、高效的运转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安全出行,同时也与运输的安全性与高效性密切相关。因此,在汽车运行过程中,一旦其某个零部件或者是其他设备出现了问题与故障,就会直接影响到汽车的安全驾驶性能。其中,噪声与故障性振动是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就要优先解决汽车普遍存在的噪声与振动问题。在车辆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车辆的噪声、振动与声振粗糙度来对汽车质量进行综合性指标的判断。同时,该项指标也是评价汽车舒适性的关键指标之一,与汽车产品的市场形象息息相关。为此,要想有效减少噪声与振动情况的发生,就要防止输入载荷频率与结构模态频率过度的接近,并应用新型机械设计理论中的频率分布表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匹配振动频率的同时来减少与消除振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耦合现象,进一步优化汽车产品的振动性能,进而大大减少汽车运行期间的振动与噪声[2]。另外,技术人员该可以应用NVH来客观分析与事先获取新开发车型的性能指标,进而进一步优化与完善设计与制造等多个环节。总之,不管是站在设计成本的角度,还是开发周期的角度,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均可以为新型车型的设计提供良好的基础。3.2在汽车结构强度、模态分析及结构优化上的应用。结合NL-3RA博越右舵(见图1)出口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其研发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宝腾品牌没有SUV产品线,而且品牌销量较大车型为价格较低的B-segment的轿车产品。NL-3RA车型上市后,主要市场竞争对手会是日系品牌的主流产品,如HRV、CRV、X-TRAIL等车型,在品牌、质量上,NL-3RA需要做到较高的水平以满足和日系车型竞争的需求。基于此,对该汽车的结构强度、模态分析及结构进行优化是十分有必要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时期,节能降耗、安全舒适已经成为现代化汽车结构、技术与性能研发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其中,要想实现车身轻量化发展,就要对汽车框架与结构进行优化,并选择高强度、低密度的材料来制造车身,例如,高强度与汽车高强度板料。车身作为汽车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具备较高的强度才能够有效保证汽车的寿命,而足够的刚度则可以充分满足汽车准备与具体的使用要求[3]。对于新型机械设计理论中的机械创新设计与检测技术来说,机械有限元分析法可以充分满足上述车身的设计要求,具体应用优势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汽车设计环节当中,可以对机械零件的刚度、强度以及稳定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另一方面,在汽车结构分析过程中,由于经常使用有限元法来分析各构件的模态,并且可以在计算机上直观地看到的各构件的振动模态,这就能够为结构的动态设计提供较大的便利。为此,在汽车结构设计中,有限元分析法的应用可以大大提升车身整体的设计水平。3.3在变速器的研究设计应用。以NL-3RA博越右舵出口项目为例,该项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俄罗斯市场SUV市场竞争激烈、合资品牌价格下探。因此,要想有效解决该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对汽车的整体性能进行优化处理。结合该项目,如下内容主要是针对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变速器的研究设计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此来进一步优化汽车产品的整体性能。在汽车工程中应用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可以对汽车的机械式变速器实施进一步的优化与处理。这主要是因为变速器本身就具备高输出转速的特点,因此其扭矩与最大功率就要满足车轮行驶期间的速度要求。目前,在设计发动机变速器的过程中,可以应用计算机来完成数宇运算,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的分析与归纳优化零部件功能的具体方法,尽可能保持整车的轻量程度。同时,技术人员也可以应用变速器来转变汽车传动的具体方式,应用多个齿轮来完成档位变换。其中,齿轮总体积要符合汽车轻量设计函数,汽车螺旋角也要与倒挡齿轮模数保持一致。为此,要在完成佘档设计后,再对倒挡齿轮体积的参数进行准确的计算[4]。另外,在变速器运行的过程中,一旦其某个齿轮出现故障,减速器正常的运行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对器件实施优化设计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或者是减少齿轮的数量与大小。而机械式变速器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变速器类型,在对其细节部分进行设计时,要对其轻量性与稳定性进行综合的考量。3.4在汽车零件抗磨损的设计研究应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交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我国汽车整体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提升。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汽车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转变了人们传统的出行方式。根据我国汽车制造业整体的发展情况来看,其规模越来越大,且针对汽车器械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汽车作为一种高损耗率与高发动率的机械,在实际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又需要应用到大量的高精密度零部件,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在对汽车元件与零部件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汽车零件与元件的抗磨抗损设计。另外,由于汽车元件表面极易受到磨损,因此在具体设计环节当中,要在其表面均匀喷洒铜质抗磨覆盖层;在对元件进行加工时,也要充分重视几何形状的设计,以此来大大增强元件表面的物理性能[5]。3.5车身和外观设计应用。在这一方面,要结合NL-3博越SUV(见图2)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进行分析。该项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SUV产品体系相对较为薄弱,降价促销,挤压有限的价格空间,整车制造、生产工艺水平欠佳,汽车造型、外观审美性差等问题。在本文章中,就主要针对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车身与外观设计方面的应用展开分析。图2NL-3博越SUV在现代化社会中,汽车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交通工具。因此,人们在日常驾驶汽车的过程中,不仅十分重视汽车驾驶期间的舒适性体验,同时也更加注重汽车外观设计的艺术审美性。基于此,在汽车工程中,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的应用不仅可以综合考虑到机械设备运行与安装的合理性,同时也要兼顾汽车车身与外观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由于汽车每年的平均产出量均相对较大,且品种类型与型号较多,因此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就一定要做到零件的品牌化与系列化,以便为日后的配件维修提供便利。而汽车车身与外观设计作为汽车工程设计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设计期间就要注重车身与车型的差别。一方面,汽车车身所选用的油漆一定要是环保的,对人体无害的;在车型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空气动力学因素,其中,整车的匹配要求与冲压分块均要达到汽车工程设计相应的标准,对空气阻力系数进行准确的计算,以此来在保证汽车造型满足美工要求的同时还不影响到提速[6]。另外,在设计车身与外观时,设计人员要结合信息机械设计理论的相关要求来确保驾驶人驾驶汽车过程中的舒适性与安全性。特别是对座椅材质的选择、靠背倾斜角度以及座椅调整旋钮的位置进行精准的数据计算,以此来大大提升车身与外观设计的合理性,进一步增强汽车产品的综合市场竞争优势。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背景下,机械设计原理与设计理论在我国汽车制造等多个产业中均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与应用前景。尤其是在汽车工程方面,新型机械设计理论的运用效果更为突出,不仅可以有效提升汽车工程技术水平,优化实际操作;同时也能够充分应用到汽车工程外观设计、变速器研究、结构优化以及模态分析等多个环节当中,进而有效促进我国汽车工程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张克啸.浅谈现代机械设计的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J].内燃机与配件,2020(04):177-178.

[2]景大鹏.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中的运用研究[J].内燃机与配件,2020(01):255-256.

[3]郭文.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方向的研究与应用[J].中外企业家,2019(28):202.

[4]王皓.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方向的研究与应用[J].山东工业技术,2019(09):51.

[5]张利虎.新型机械设计理论在汽车工程方向的研究及应用[J].时代汽车,2017(20):59-60.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机制设计委托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教学评价

在组织资源中,人永远是唯一能动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无论何种组织,如何选好人、用好人、充分调动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引导和促使员工为实现组织目标作出最大努力,都是有效实现组织目标、完成组织任务的中心工作。I时于学校而言,同样面临上述问题,也是摆在学校管理者面前的重要任务。由赫维克兹(LeonidHurwicz)创立、马斯金(EricS.Maskin)和梅尔森(RogerB.Myerson)进一步发展的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designtheory),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思路,并因此获得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运用机制设计理论的有关知识,从分析委托关系下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人手,指出由此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种后果,最后从信号传递、竞争上岗、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几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

一、好的机制应同时满足信息有效和激励相容两个条件

所谓机制设计理论,主要是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制(游戏规则或制度)来达到既定目标,并且能够比较和判断一个机制的优劣性”fzl。在不同的经济机制下,存在着不同的信息成本、不同的激励反应,进而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在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一个好的经济机制应同时满足如下三个要求:它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利用信息及激励相容。这些要求是评价一个经济机制优劣和选择经济机制的基本判断标准。具体应用到某一个组织,除了实现特定目标外,好的机制应同时满足有效利用信息和激励相容两个条件。

二、委托关系下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委托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信息不对称

所谓信息不对称,指的是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数量和质量不相同。在经济学中,信息指的是“有关某些事物的一些信息或知识”。它可以分为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两大类。其中的公共信息是指“双方都知道的信息”;私有信息是“一方知道,另一不知道的信息”,或者“一方知道的多,另一方知道的少的信息”。比如通常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里的“人”、“面”便是公共信息,这是双方都知道的;这里的“心”,便是私有信息,各自心里怎么想,只有自己知道,而另一方不知道。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主要问题是签约前的不讲真话和签约后的不守诺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经济学可以称之为“如何让人讲真话、如何让人守诺言”的学问。

(二)激励不相容

所谓激励相容,是指委托人与人之间利益和目标直接一致。而激励不相容,指委托人与人的利益和目标不一致。比如委托人希望少花钱多办事,而人则希望多赚钱又不要太辛苦。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是受利益驱动的,他们倾向于采取自己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行动,而这种行动,又经常不利于委托人目标的实现。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如果不解决委托人和人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就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比如雇员会发现减少工作努力程度,同时却又可获取全部工资,对于自己是有利的。一个组织,如果有相当比例的雇员处于这种偷懒或者敷衍状态,那么组织目标的实现,也就是一句空话。

三、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可能导致的后果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讲,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从而极易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这也是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所导致的两个严重后果。

(一)逆向选择

所谓逆向选择,是指签约前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拥有信息少的一方作出不利于另一方的选择,导致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好的或优秀的没选着,偏偏选中了差的或劣等的”。比如在人才招聘市场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雇主拥有的信息少,雇员拥有的信息多:每位雇员都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而雇主并不清楚,只是大体上能估计出雇员的平均能力。这样,雇主在给雇员工资待遇时,就没办法给不同能力的雇员以不同的工资,只会按平均能力来支付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力高于平均能力的雇员,会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只值这么多钱,去别的单位,待遇可能会更高些,因而通常会做出跳槽的选择,以谋求更高的待遇。这也是现实生活中,人才之所以流失的重要原因。这样持续下来的结果,流失的往往是那些能力比较强的人—因为能力强,在别的单位能获得更高的待遇;剩下来的,往往是那些能力比较差的人—因为能力差,即使去了别的单位,待遇可能差不多,或者更低,还不如干脆留下来算了。

(二)道德风险

所谓道德风险,是指签约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拥有信息多的方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以自己的信息优势来侵犯拥有信息少的委托方的利益,而委托方又不能观测到会给自己带来风险的人的这种行动。

四、机制设计理论应用于教师教学评价的途径

机制设计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条件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产生。为此,首先要将不同能力的人区别开来,避免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其次要根据“能力一岗位”匹配原则,按每个人的,能力模型和能力水平(能级)将其安排在相应的岗位上,使员工的能力与其所从事的工作岗位之间建立良性匹配关系;最后要建立科学公正的绩效评估制度,根据不同岗位员工的不同贡献,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实现委托人与人之间的激励相容。

(一)信号传递

解决签约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信号传递,即信息劣势方采取措施诱使信息优势方发出私有信息;或者信息优势方主动向信息劣势方发出自己的私有信息。以上两种途径,都能消除信息非对称状况,从而规避逆向选择的风险。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对信号传递模型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迈克·斯宾塞的模型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佣能力的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如果雇主没有办法区别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的人,在竞争均衡时,不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是平均工资,即我们熟知的吃“大锅饭”。于是高生产能力的工人得到报酬少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品。

迈克·斯宾塞证明:在上述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优势的应聘者,可以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显示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以将不同能力的人区别开来。因为一般说来,高能力劳动者,由于素质高,接受能力强,因而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低,通常愿意选择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而低素质劳动者,则反之。这样,高能力劳动者通过显、示更高的教育水平,就向雇主传递了关于自己能力的信号,雇主可以根据不同教育水平中所包含的能力差异信息,对各个雇员的能力做出判断,并做出合理的安排,比如给予不同的待遇。

(二)合同筛选

除了已有的学历、职称、科研成果这类信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以外,根据信息甄别理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还可以提供若干个交易合同,供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选择,后者根据自己的私人信息选择一个最适合于自己的合同。这样,不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便可以通过调整合同“筛选”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或者说,诱使拥有私有信息的一方显示其私有信息。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拥有信息优势时,人们并不总是说谎或行骗。只有在这么做可以从中获利时才‘有撒谎的动机。具体到学校和教师之间,除了根据上面提到的教育信号来识别以外,竞争上岗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能将不同能力的教师区别开来。对于教师而言,不同层次、不同难度的岗位,就如同不同层次的教育一样。比如同样的岗位,高素质的教师,干起来可能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低素质的教师,干起来可能会焦头烂额,很是吃力。还比如不同的岗位,高素质的教师,可能会主动接受难度高、强度大、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而获得更高的待遇;而低素质的教师,则往往因为能力有限,通常只会接受难度低、强度小、比较容易完成的工作,并因此获得较低的报酬。

(三)目标管理

既然组织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而设立的,那么无论是信息有效、激励相容,都是为了更好地促成组织目标的实现,因而都是处于手段层次上的。所以著名’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博士反复强调:“请给我结果”;“要结果,不要理由”;“结果第一,理由第二”。原因在于倘若目标未能实现,那么任何原因、理由和借口,都是第二位的,因为相对于过程和手段来说,结果要重要得多。同样按照目标管理的要求,目标必须是明确、具体、可操作、易检测的,为此必须对目标进行分解,细分为可操作的子目标。

学校目标可分为总目标、院系目标、科组目标和教师个人目标。在制定目标程序上,学校首先要结合实际,先制定出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的总目标,让教师看到学校的发展前景,以此激发老师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然后将总目标层层分解到院系、科组和个人,形成子目标,同时确保各个子目标的完成,能充分实现总目标,并使上下各部门对各层次目标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性,据此确定工作方向、工作内容、工作重点,以及为达到目标需要采取的措施等等。最后根据预定目标的完成情况,也可以将不同素质、不同能力的教师区别开来。

(四)绩效考核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机制设计委托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教学评价

在组织资源中,人永远是唯一能动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无论何种组织,如何选好人、用好人、充分调动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引导和促使员工为实现组织目标作出最大努力,都是有效实现组织目标、完成组织任务的中心工作。于学校而言,同样面临上述问题,也是摆在学校管理者面前的重要任务。由赫维克兹(LeonidHurwicz)创立、马斯金(EricS.Maskin)和梅尔森(RogerB.Myerson)进一步发展的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designtheory),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思路,并因此获得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运用机制设计理论的有关知识,从分析委托关系下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人手,指出由此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种后果,最后从信号传递、竞争上岗、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几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

一、好的机制应同时满足信息有效和激励相容两个条件

所谓机制设计理论,主要是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制(游戏规则或制度)来达到既定目标,并且能够比较和判断一个机制的优劣性”。在不同的经济机制下,存在着不同的信息成本、不同的激励反应,进而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在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一个好的经济机制应同时满足如下三个要求:它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利用信息及激励相容。这些要求是评价一个经济机制优劣和选择经济机制的基本判断标准。具体应用到某一个组织,除了实现特定目标外,好的机制应同时满足有效利用信息和激励相容两个条件。

二、委托关系下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委托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信息不对称

所谓信息不对称,指的是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数量和质量不相同。在经济学中,信息指的是“有关某些事物的一些信息或知识”。它可以分为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两大类。其中的公共信息是指“双方都知道的信息”;私有信息是“一方知道,另一不知道的信息”,或者“一方知道的多,另一方知道的少的信息”。比如通常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里的“人”、“面”便是公共信息,这是双方都知道的;这里的“心”,便是私有信息,各自心里怎么想,只有自己知道,而另一方不知道。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主要问题是签约前的不讲真话和签约后的不守诺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经济学可以称之为“如何让人讲真话、如何让人守诺言”的学问。

(二)激励不相容

所谓激励相容,是指委托人与人之间利益和目标直接一致。而激励不相容,指委托人与人的利益和目标不一致。比如委托人希望少花钱多办事,而人则希望多赚钱又不要太辛苦。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是受利益驱动的,他们倾向于采取自己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行动,而这种行动,又经常不利于委托人目标的实现。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如果不解决委托人和人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就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比如雇员会发现减少工作努力程度,同时却又可获取全部工资,对于自己是有利的。一个组织,如果有相当比例的雇员处于这种偷懒或者敷衍状态,那么组织目标的实现,也就是一句空话。

三、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可能导致的后果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讲,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从而极易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这也是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所导致的两个严重后果。

(一)逆向选择

所谓逆向选择,是指签约前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拥有信息少的一方作出不利于另一方的选择,导致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好的或优秀的没选着,偏偏选中了差的或劣等的”。比如在人才招聘市场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雇主拥有的信息少,雇员拥有的信息多:每位雇员都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而雇主并不清楚,只是大体上能估计出雇员的平均能力。这样,雇主在给雇员工资待遇时,就没办法给不同能力的雇员以不同的工资,只会按平均能力来支付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力高于平均能力的雇员,会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只值这么多钱,去别的单位,待遇可能会更高些,因而通常会做出跳槽的选择,以谋求更高的待遇。这也是现实生活中,人才之所以流失的重要原因。这样持续下来的结果,流失的往往是那些能力比较强的人—因为能力强,在别的单位能获得更高的待遇;剩下来的,往往是那些能力比较差的人—因为能力差,即使去了别的单位,待遇可能差不多,或者更低,还不如干脆留下来算了。

(二)道德风险

所谓道德风险,是指签约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拥有信息多的方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以自己的信息优势来侵犯拥有信息少的委托方的利益,而委托方又不能观测到会给自己带来风险的人的这种行动。

四、机制设计理论应用于教师教学评价的途径

机制设计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条件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产生。为此,首先要将不同能力的人区别开来,避免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其次要根据“能力一岗位”匹配原则,按每个人的,能力模型和能力水平(能级)将其安排在相应的岗位上,使员工的能力与其所从事的工作岗位之间建立良性匹配关系;最后要建立科学公正的绩效评估制度,根据不同岗位员工的不同贡献,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实现委托人与人之间的激励相容。

(一)信号传递

解决签约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信号传递,即信息劣势方采取措施诱使信息优势方发出私有信息;或者信息优势方主动向信息劣势方发出自己的私有信息。以上两种途径,都能消除信息非对称状况,从而规避逆向选择的风险。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对信号传递模型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迈克·斯宾塞的模型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佣能力的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如果雇主没有办法区别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的人,在竞争均衡时,不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是平均工资,即我们熟知的吃“大锅饭”。于是高生产能力的工人得到报酬少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品。

迈克·斯宾塞证明:在上述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优势的应聘者,可以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显示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以将不同能力的人区别开来。因为一般说来,高能力劳动者,由于素质高,接受能力强,因而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低,通常愿意选择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而低素质劳动者,则反之。这样,高能力劳动者通过显、示更高的教育水平,就向雇主传递了关于自己能力的信号,雇主可以根据不同教育水平中所包含的能力差异信息,对各个雇员的能力做出判断,并做出合理的安排,比如给予不同的待遇。

(二)合同筛选

除了已有的学历、职称、科研成果这类信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以外,根据信息甄别理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还可以提供若干个交易合同,供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选择,后者根据自己的私人信息选择一个最适合于自己的合同。这样,不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便可以通过调整合同“筛选”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或者说,诱使拥有私有信息的一方显示其私有信息。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拥有信息优势时,人们并不总是说谎或行骗。只有在这么做可以从中获利时才‘有撒谎的动机。具体到学校和教师之间,除了根据上面提到的教育信号来识别以外,竞争上岗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能将不同能力的教师区别开来。对于教师而言,不同层次、不同难度的岗位,就如同不同层次的教育一样。比如同样的岗位,高素质的教师,干起来可能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低素质的教师,干起来可能会焦头烂额,很是吃力。还比如不同的岗位,高素质的教师,可能会主动接受难度高、强度大、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而获得更高的待遇;而低素质的教师,则往往因为能力有限,通常只会接受难度低、强度小、比较容易完成的工作,并因此获得较低的报酬。

(三)目标管理

既然组织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而设立的,那么无论是信息有效、激励相容,都是为了更好地促成组织目标的实现,因而都是处于手段层次上的。所以著名’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博士反复强调:“请给我结果”;“要结果,不要理由”;“结果第一,理由第二”。原因在于倘若目标未能实现,那么任何原因、理由和借口,都是第二位的,因为相对于过程和手段来说,结果要重要得多。同样按照目标管理的要求,目标必须是明确、具体、可操作、易检测的,为此必须对目标进行分解,细分为可操作的子目标。

学校目标可分为总目标、院系目标、科组目标和教师个人目标。在制定目标程序上,学校首先要结合实际,先制定出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的总目标,让教师看到学校的发展前景,以此激发老师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然后将总目标层层分解到院系、科组和个人,形成子目标,同时确保各个子目标的完成,能充分实现总目标,并使上下各部门对各层次目标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性,据此确定工作方向、工作内容、工作重点,以及为达到目标需要采取的措施等等。最后根据预定目标的完成情况,也可以将不同素质、不同能力的教师区别开来。

(四)绩效考核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社会诚信已成为重要的问题。在此,利用机制设计原理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通过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所构建的和谐社会能让诚实宁信的传统美德得以恢复和发扬,各种欺作行为逐渐得以消除,社会生活得到净化。

《圣经》上所罗门王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女人抱着一个男婴来到所罗门王跟前,要求他评判到底谁是真的母亲。所罗门王见她们争执不下,便喝令侍卫拿一把剑来要把孩子劈成两半一个母亲一半。这时其中一个女人说“大王不要杀死孩子。把孩子给她吧我不和她争了。所罗门王听了却说“这个女人才是真的母亲,把孩子给她。”这个故事所反映的事实便可用机制设计理论给予回答。

20世纪六七+年代美国数理经济学家利奥、赫维兹引入了激励相容概念从而创立了机制设计理论。如果我们假设人们是按照博弈论所刻画的方式行为的并且我们设定按照社会选择理论我们对各种情形都有一个社会目标存在,那么机制设计就是考虑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这个博弈的解就是那个社会目标或者说落在社会目标集合里,或者无限接近于它。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机制设计者没有也不可能了解所有信息那么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出有效的制度便是机制设计要解决的问题。

机制设计需要解决信息成本和机制的激励问题。所谓信息成本问题,就是指所设计的机制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信息(运行)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便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所谓机制的激励问题或积极性问题,是指在所设计的机制下,使得各个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达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在不同的博弈行为假设下,机制设计理论会有不同的结果。而诚信即讲真话不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在别人都讲真话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个人,他可以通过说谎而得到好处。那么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机制下人们愿意讲真话呢,只有当社会选择的规则只照顾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这个人才有动力讲真话,因为这时其他人讲假话没有什么好处,讲真话也没有什么坏处讲讲真话也无所谓。这就是吉巴德—萨特斯维特的操纵定理。通过虚假显示自己的偏好可以操纵最后结果以使自己得利。赫维兹的“真实显示偏好“不可能性定理是一个类似结论。在个人经济环境中在参与性约束条件下《即导致的配置应是个人理性的》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分散化的经济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人们有动力去显示自己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真实显示偏好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愿意讲真话那就意味着讲真话是他的占优策略。因此在机制设计中要想得到能够产生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机制很多时候必须放弃占优均衡假设即放弃每个人都讲真话办真事的假定。任何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都不得不考虑激励问题。我们要实现某一个目标,首先要使这个目标是在技术可行性《feasible》范围内的;其次我们要使它满足个人理性即参与性,如果一个人不参与你提供的博弈因为他有更好的选择那么你的机制设计就是虚设的第三它要满足激励相容约束,要使个人的自利行为是他自愿实现制度的目标。

现在我们考虑保证制度得以执行的制度问题即应该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制度执行者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也实现我们(作为制度设计者)希望的社会整体利益。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可以把问题具体化为这样一个激励问题,即人类社会如何选出制度执行者以及如果他们是自利的,容易利用自己的执行权力损害社会利益时,如何设计一套制度监督约束他们。用委托(principle-agent)理论的框架来表述那就是:我们不具有某种特殊的知识只好委托一些人某些事情。我们凭什么知识筛选识别出宣称自己拥有这种知识的人,我们又凭什么使这些人不会利用自己的知识作出损害我们的事情。机制设计理论的着眼点不仅是要指出种种不可能性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具体环境下走出困境的途径。人类创造了很多能够诱导人们显示并测度他们的效用的技术如拍卖和招标投标制度克拉克一格罗夫斯—莱德亚德机制以及很多局部的效用测度和比较也是可行的。

诚信是一种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从博弈的观点看,其实任何成型的社会风气实质上都是一种均衡。这种社会风气或习俗一旦建立就不会有任何个人有单方面偏离这种规范的激励。现代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告诉我们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的进程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步骤,则理性行为将考虑所有人的初始行为对后续选择及最终结果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动态博弈。这一类博弈的中心问题是可信性即当背离行为发生后惩罚措施是否确实被执行。而这正是现实社会建立诚信的关键所在。在一个人人都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如果有谁选择诚实守信则他的利益必然受损所以相互欺骗是一个纳什均衡。而在一个人人讲求诚信的社会中骗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指责的,所以诚信也是一个纳什均衡。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Folk丁heorem)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个体(市场经济中主要是企业)的生存期足够长,他们之间进行的不是静态博弈而是无限期的重复博弈,而他们又有足够的远见(其贴现因子接近!),则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