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改革范文10篇

机制改革范文篇1

新一轮机构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机构编制部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严格按照“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积极稳妥的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并取得了“转变政府职能、压缩机构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的可喜成效。机构改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效益正在逐步得到体现。当前如何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增长，巩固和扩大机构改革成果，防止反弹，是摆在我们机构编制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增强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切实加强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领导。要重视机构编制工作，加强领导。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坚持机构编制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集中统一领导是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原则和要求，是在长期的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实践中形成和完善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机构编制工作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直接负责。加强对编制委员会的领导，充分发挥编制委员会的集体作用，各级编制委员会要坚持工作规则，坚持集体审议制度，按照审批程序，规范管理，充分发挥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做好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的日常领导工作。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具体承担着改革和管理的任务，处在第一线，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做好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编制和领导职数核定控制等具体管理工作，努力当好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参谋助手。

二要强化机构编制意识。强化机构编制意识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大力宣传机构编制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重要文件及国务院对机构编制管理的规定，使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增强机构编制意识，确立依法、依纪、依规管理机构编制的理念，提高他们对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宣传媒体，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大力宣传机构编制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入了解机构编制工作及机构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严格按机构编制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办事，确保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要坚决执行“三定”方案，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增加，是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关键。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党委、政府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和“三定”规定。对规定的主要职责要认真履行，不得失责或越权；对批准的机构限额、人员编制数额和领导职数不得突破。加强对“三定”方案的贯彻落实和检查监督。维护“三定”规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各部门除上级有明确规定外，不再增设机构;已经撤、并、转的机构不得以各种理由予以恢复;实行合署办公或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部门，不得擅自分设。严格执行“三定”方案规定的主要职责和编制数额，对违反政策规定，违反纪律，擅自增设机构、提高机构规格、增加编制和领导职数以及超范围行使职能等行为，坚决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纠正，并通知财政部门不予核拨经费。纪检监察部门也要加强对违反机构编制纪律行为的检查监督和处理力度，情节严重的，要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切实维护机构改革方案和机构编制纪律的严肃性，防止机构编制出现反弹。

四要逐步完善机构编制管理制约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机构改革成果来之不易，巩固并发展机构改革成果任务艰巨。各级编制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采取切实措施，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长期不懈地抓紧抓好。严格执行机构编制管理各项制度措施，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有力保证。一是强化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编制实行“三个一”审批制度。即凡涉及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宜，均由编制部门一家承办、一家行文、“一支笔”审批。凡涉及职能调整，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的增减，都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报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后，提交机构编制委员会或党委、政府审批。除机构编制工作部门外，上级各部门不得以“审批项目”、“划拨经费”、“达标评比”等任何条件、形式干预下级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编制和领导职数核定，不得对下级的机构编制作出规定，部门下发文件和召开会议擅自涉及机构编制事项的，一律无效。以达到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数量的目的。二是建立《机构编制管理证》制度。《机构编制管理证》是组织、人事部门调动、配备领导、办理人员增减、财政部门核拔经费和统一发放工资的依据。各级机构编制部门要定期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机构编制管理证》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三是完善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相互配套协调约束机制。完善机构编制、人员工资与财政预算相互制约机制，是适应建立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的需要，是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的重要手段。实行“三家联审一家统发”。即财政、机构编制、人事三家密切配合，各负其责。机构编制部门负责审核人员编制和实有人数；人事部门负责审核工资标准和工资总额；财政部门严格按照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人员编制、实有人数和人事部门核准的工资标准、工资总额核发人员工资。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增减和在职人员身份、职务发生变化时，应持《机构编制管理证》按组织、人事相关管理规定办理人员增减及审批等手续，再持《机构编制管理证》及相关手续到机构编制部门备案，再到人事、财政部门办理工资套改，统一发放工资手续。四是机关、事业单位制定增人计划和增加人员时，必须严格按照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人员编制、人员结构和实有人数进行，不得超编进人。五是财政部门编制预算时，个人工资性支出及人员经费按各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证》提供的编制实有人数核定，超编人员不予核拔任何经费。总之,机构编制部门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严格按原则办事、按政策办事、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真正把机构编制管住管好。

机制改革范文篇2

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机制改革范文篇3

改革：健全社会的机制

——改革的根由、目标、障碍、途径和可能

明远

目录

引言：正视沉重，超越无奈

问题和根由：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

改革的目标：健全社会的基本机制

社会参与机制

社会选择机制

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

社会公平机制

社会激励机制

理论上的操作途径

现实障碍：利益结构、观念滞后和搭便车心态

突破的必然和可能—一地方制度创新和中央开明派在综合压力下的反应

结语：中国亟需健康力量的极积努力

引言：正视沉重，超越无奈

新世纪的中国人，在都市歌舞升平的表象下，仍然掩不住许多沉重与无奈。

沉重是事实。虽然国人一向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在分析和揭示着中国社会各个基本面面临的重重矛盾和困境：

一、自然基础层面己经极其脆弱：人口还在膨胀，资源日益贫乏，生态则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

二、令人悲观的社会乱象：低素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社会保障体制无从建立，两极分化和仇富心理，黑势力的兴起和蔓延，犯罪狂潮，农村的破败景象，社会沟通机制的不畅等等。

三、无法乐观的经济发展：混乱难治的市场秩序，信用与法治的双重缺失，低效而功能矛盾的国有企业，落后的企业管理，国际打工者的经济地位，大规模的挥霍浪费，令人怀疑的增长，民间投资不畅，无从防范的资金外逃，不知凭何消解的金融隐患等等。

四、软弱无力且自相矛盾的政府：看不到根治希望的腐败，缺乏清晰目标和支撑力量的改革，各级财政债务的巨大隐患，信息失灵和僵化的决策体系，官员利益集团化，公众参与的不畅和封闭的政治运作，滞后的区划改革等等，总而言之，政府现状令人无法满意。

五、深层次的文化危机：文化根基的荒漠化，极度功利化、物质化的价值取向，前现代的文化习俗，被扭曲的文化教育体系等等，决定了必需重建文化世界。

六、再加上不利的国际竞争及安全格局。

莘莘我辈，还能被歌舞升平的表象所迷住？

实际上，只要略为清醒和认真一点的人，不能不对复杂的现实及重重矛盾感到困感，不能不对中华民族在国际格局中边缘化、底层化的地位（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感到忧心，从而为自己的命运和未来感到紧张。

但是，屈守于无奈却是可悲的。

屈守无奈多少有些回避、推委的味道。容易站在一旁责备别人，却无视自己的责任和勇气；容易看到环境的恶劣，容易向恶势力屈服，甚至加入恶势力，却不肯做灵活而实在的努力——这些都是中国人的习性。环球对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会发现中国确实是独特的，复杂的。这些因素往往成为害怕变革、拒绝变革的人的托辞，但对于真心实意希望社会进步的人，这只不过是说需要中华儿女更多的智慧和勇气罢了。我们要正视沉重的现实，不能只是无奈地叹息、观望。只有在困境中不懈地进行超越性的努力，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走出危机四伏的陷井，才有可能改变没落沉船的命运。一些先天性、自然性的问题，我们是无法选择的。但如果在人力能为的层面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我们搞不好，那就无论对己、对人，对祖先对后代，都无法交待了。而且我们只能依由人力能为的层面，以尽量化解先天层面的不利影响。在国际一化体的强势竞争和国家自然基础已脆弱到极点的今天，对我们在人为层面上应有的努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今天每一位还有起码的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每一位不愿意权益受到损害的人、每一位希望自己的未来会更好的人所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但是，怎样才能认真对待呢？

认真对待，就是认真做好自己的知和行。能知行合一，最好不过。知而不行，存有观望等待之心，己趋消极，说得严重点，那就是纵容举目皆是的罪恶，浪费并不多余的民族元气。不知不行，己无足道；非但不行，反而趋恶，则已属于需要矫正的一类了。当然，知，应是尽量正确的知；行，更应是合适有效的行。故而，我们不能不先就一些基本问题达致基本的认识，不能不对我们自己当如何行有大致的底定。

问题和根由：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

如果对各类专家分析、揭示的问题和得出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归总不难得出一个共通的结论：一切人为性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它的主因——即公共权力由于不规范、不合理运行而造成越位和服务不到位；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瓶颈和关键——这在学界大概已成为共识。举凡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问题、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财税问题、分配问题、治安问题、人权问题、市民社会的发展问题等等，一句话，无论内政外交，只要是公共性的问题，几乎找不到公共权力不拖后腿的。中国一直有泛政治化的传统，公域私域不分，什么问题事物，一概带上政治的眼镜才去看。这个传统必须终止。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对每一类公共问题进行技术性分析，只能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离开了公共权力的合理化和规范化，每类问题皆不可能孤立解决好，充其量不过治标不治本而已——这和意识形态无关。这也难怪，公共权力的运行一日不上轨道，一切和众人有关的问题就不能摆脱公共权力的制约，每一具体问题就不可能具有在合理体制下独立解决的条件。甚至每个人的私域生活和民间创造，无不受公共权力不合理的干扰和抑制。在此情状下，大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但不完全只是弱势群体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民族的命脉、社会的根基，就要成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了。

公共权力的越位主要表现在：

1、公共权力在各种背景下、以各种名义大规模涉入竞争性经济领域，如用公众的税款大量补贴国企去和民营企业竞争，或用各种管制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甚或干脆政府自己投资办企业——下场踢球去也，这些都是既损害效率（试看数万亿银行坏帐怎样转嫁到消费者和后人头上？又看国企控制了70%以上的资源而做出不到30%的社会贡献；再看由于决策的无责任化和泛责任化而造成的比腐败更甚的巨大损失，如重复建设、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更是耗空了国力，并引发部份县镇债务危机）。

2、公共权力被少数人利用来进行大规模的权力寻租，据胡鞍钢分析，每年贪污腐败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如果算上其破坏公平竞争、降低工程质量、降底社会效率（腐败得来的钱使用效率都很低，破坏竞争也降低效率）、败坏社会风气等间接损失，就更让人痛心不已！

3、公共权力非但不能保障公众权益，反而变成侵犯公众权益的主要力量。

以上种种，无不是对公共权力不能正确认识和滥用权力的结果，而其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恶劣后果，又岂是罄竹能书？

另一方面，则是公共服务严重不到位：

1、法治秩序无从建立，市场规则得不到切实保障，企业权益、公众权益得不到切实、充分保障，各种乱收费和假冒伪劣、不守合同等侵权行为普遍盛行，政府对垄断利益群体阻碍社会发展、侵犯公众权益束手无策，公众却缺乏参与表达、护卫自己的基本权益，等等。

2、科研、文教等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和基本的民众福利实难让人称道。有人称“希望工程实为耻辱工程”，实应思考思考吧！这也难怪，社会财富很大一部份要么被打了水漂，要么落入了少数人私襄，哪还有钱？当然，各种具体体制自身的缺陷另当别论。

总体上，目前中国正是由于公共权力的越位造成了公共服务的不到位，由此造成了公共权力对社会的双重损害。如果不较正公共权力对社会的这双重危害，则改革极其有限，而且必然赶不上各种问题的积累。怎样才能矫治公共权力的这两重缺陷呢？

改革的目标：健全社会的基本机制

解决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决不能只停留在皮相层面，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努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使社会走上合理、规范的长治久安之路，使社会真正进入现代主流文明的正常轨道之中，进入到比较优化的运行状态之中，而不仅仅是解决一些紧急的事情和一些表层的问题。社会是巨大的复杂系统，运行机制是否健全、合理、规范，是社会发展唯一的核心问题。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公平、效率、秩序、自由、正义、和谐（这六者恰恰是中华大地都极其缺乏的。长期来，政府强调稳定，却发现越来越失序；社会呼唤效率，却不知效率为何物），都取决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全与否。要解决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的“传统性”问题，也只有从健全社会发展的基本机制入手。在这一基本目标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是不应冲突的，因为它是基于所有人的基本利益（当然不一定是完全利益），甚至包括那些巧取豪夺的不正当既得利益集团。

目前上自中央领导人以下，虽然大家都很强调制度建设和健全机制，但对社会机制到底是什么？如何运行？如何健全？前因后果如何等都缺乏认真、清晰的分析。这如何达到目标呢？

社会机制，听起来抽象，但究其实，不过是人们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行为决定的制度规范而已。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由多种社会机制支撑，如社会参与机制、社会选择机制、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社会公平机制、社会激励机制、社会决策机制、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等等，但前五种机制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机制。特别是前四种机制也是和公共权力直接相关的基本机制，这四种基本机制相互支撑，其中任一机制不健全，其他机制也就不可能健全，从而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健全！而如果这四种社会的基本机制健全的话，其他机制也会健全。如是，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不健康顺利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参与机制

社会参与主要是指公民对与自己生活相关的社会公共领域事务的参与。参与社会选择、参与社会监督，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社会参与行为。参与社区建设、国家建设和其他公益事业，是公民参与的三个基本层次。

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传统型臣民社会就是由少数统治者压抑多数人的参与，压制程度最深的是政治、文化参与，统治者靠垄断政治文化领域来统治人民、迷惑人民，进而在经济上也统治、压迫人民。所以政治、文化参与程度可以做为直接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尺。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使得民意无从充分表达，特别是社会中弱者的民意难以表达，各种垄断集团占了上风，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增加了决策风险和矛盾激化的可能。如果一直得不到解决，最终必然因矛盾激化而造成社会的崩溃和重组。不幸的是历史一再重演。这也难怪，人本性就是常常善于遗忘且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见了棺材又来不及，怎好怪历史一再多情？再者社会参与机制的不健全也会使决策者失去正确判断的基础。

社会参与机制的健全与否，表现在公民参与的渠道是否畅通、参与的机会是否平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呈正相关，直接反应着社会的效率程度和公正程度。人们常常认为效率与公正是负相关的，实际恰恰相反，不公正的结果必然是低效率的。参与渠道不畅，则必定有一部分人处于被压抑状态；同时相应的有许多问题得不到充分反应，更别说解决了。参与机会不均等，更是让许多人根本上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公民实质存在的条件——广大的中国人民至今能称得上“公民”吗？

健全的社会参与必须（最终必须）在合理的规范的轨道之上，否则混乱无序的参与更是只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和灾难，效率与公正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健全的参与机制必然是理性、公正、规范的参与。而且必然是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和政治社会管理运行的全面参与。这要求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主体是真正的公民，各种基本权利受到保障，而不做“无知的局外人”或被控制的“顺民”；二、各种社会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必须是开放性的，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开放的。政治的开放性要求必须保障任何人的理性负责的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三、单个的公民是软弱的，参与还必须有支持体系，这主要还取决于社会的自组织程度（而非被组织），公共权力应该为各种社会组织的创建提供法律平台和一定的支援。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三个基本条件永远也不可能具备，社会参与必然只能继续不规范、不充分、不合理的进行。

社会参与与技术水平有极大关联。互联网为人们的各种参与就提供了许多便利。社会参与还须人们进行灵活极积的设计。譬如当设立“建议论证推行反馈制度”。常有人能发现和提出对社会收益极大的建议，却缺少足够的重视和通道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如茅于轼提出取消邮资补贴和邮局应提供查写邮政编码的服务等建议，理论论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可行的地方，但公共机关却没有任何回应。应该建立专家评议机构或公共评议机制。当然，这还和社会激励机制相关。

社会选择机制

社会选择机制包含公民对经济生活层面的选择和对社会政治层面的选择。合理的物质生活需求选择只能是以货币为中介，通过公正自由的市场机制进行，排除行政化和特权因素。随着生活需求选择机制的逐步健全，健全对社会政治层面的选择机制必然不可阻挡地被提上日程。这种选择淘汰机制也是社会对公共权力最基本的制约方式。

政治层面的选择，包含对制度的选择和对政治家、公务员的选择。制度选择很大程度上综合条件发展和人们极积努力选择的结果。这且不提，这里着重谈对政治家的选择。因政治家既可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也有可能为社会造福。

对政治家的选择，传统的选择方式主要通过世袭、上级选拔和战争三种方式。而现代的民主选择则是在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前提下，通过公正、严格的程序竞选，这无疑是选择政治家的最公平合理和成本最小的方式。既使有金钱的因素参与其中，民主竞选也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公正、最有效率的选择方式。政治竞争在任何形态的社会都存在，但只是在民主制确立的社会中政治竞争才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以和平竞争方式解决公共权力的交替是人类管理自身的伟大进步，它避免了社会以暴力或阴谋方式在争夺权力中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对于竞选机制的作用来说，防止独裁和腐败才是根本目的。社会欲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两个保证：一个是首脑要定期更换，不能让一个人长期占据高位；另一个是要有制约机制，特别是集体要构成对最高统治者的制约。一般来说，这一切离不开一个竞争性的政治市场和新闻自由。说政治是一种市场行为并不奇怪，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家、公务员，也不过是选择了一种职业、一种服务而已。

由于公务员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政治家，具体事务都得公务员操办，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各级公务员对于社会的健全与进步同样起着重大作用。公务员制度已是世界通行制度，主要包含六项基本制度：考试和任用制度；工作评定和升级制度；薪俸等级制度；进修制度；惩戒制度；退休制度。其中公开、公正的考试和任用制度是全部制度的核心。我国虽然已采用公务员制多年，但实行得很不充分、也不严格，再加上其他配套机制的不到位，作用极其有限。

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

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是约束公共权力规范运转的核心机制。公共权力如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必然走向异化：一是政府中官僚主义泛滥，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淡薄，公共服务不到位；二是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三是决策无责任化和随意性导致重大损失，我国的人口问题和重复建设、三拍工程（拍大腿决定，拍胸脯保证，最后拍屁股换个地方照干不误）等等教训已经不小；四是公共权力恶性化，不能充分保障而是侵犯公民权利。甚至政府还会被少数野心家、狂人所控制以进行超大规模的严重犯罪，如希特勒。如此可以看出约束机制在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但怎样才能确保监督与约束的有效和充分呢？特别是我国多年以来，并非不强调监督，司法、监察、审计、纪检、信访、反贪局等，监督机构一套叠一套，为什么还是迟迟建立不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呢？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监察系统，仍只是政府这个"大主体"身上的手指头。任何主体，自己是绝不可能持续、充分、有效地监督自己的，让左手监督右手还不如回到宋明理学时期。我们要么刚脆认为政府是完美无缺的，不需要任何监督；要么就必须正视主体自身无法克服的潜在弱点这一事实！中国的所有几大监督机构自身也已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腐败的事实，应该让我们实在已无须在此再多费言。长期来我国政府一直无视以上事实，造成惊人的公款吃喝、贪污、大规模不必要的决策损失、大规模的侵权（如乱收费）等等严重后果，许多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管得死死的，长期来却只停留在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的水平上，同类性质的红头文件无数次的发，就象不把自己尊严当回事。这种机制造成的经济效果当然是既不公正又无效率的。对有效监督机制认识的迟迟不到位，正是长期来决策者回避现实的结果之一。

到底怎样才能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或约束机制）是怎么构成和运行的。这包含两个层次。1、公共权力的自我约束，包括政府内部的自我监督，如政治家与公务员的相互制约、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约，行政的自我监察系统等；分权制约，即把公共权力分为行政权力、议会权力、司法权力，形成相互的制约。2、社会对共公权力的约束，包括公民大众、舆论监督、利益集团和反对派机制等。中国目前只有公共权力自我约束中的行政自我监察机制以及不规范的、有限的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约。由于分权理念不被接受、新闻出版管制及公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被保护，说其他监督机制基本为零并不过分。新闻立法或监督立法虽提上议事日程18年而不能出台，这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

公共权力的自我约束中，最基本、重要的无疑是分权制约。分权制约实际是基于两个无可否认的前提：1、人性是有弱点的，整体上，不能指望靠任何人自己约束自己，不滥用权力而且尽职尽责，永不犯错和犯罪；2、政府权力对社会是最强大的，没有任何力量能绝对有效制约政府，而政府一旦犯错，甚至被人控制用来犯罪，则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恶果。分权的有效方式就是把构成政府威力的三种基本权力分开，使社会不会面临一个无法控制的可能作恶的力量。这样从短期看，是造成了政府权力分散，有发生扯皮从而降低效率的可能。但首先，防止政府作恶绝对比一时的政府效率更重要；再说回来，则缺乏有效约束的政府，长期来看，绝对不会比有约束机制的政府效率更高。这已被人类实践充分明证，而且道理也显而易见。如果说分权不适合中国，无疑是要么说中国政府是完美无缺的，要么说中国政府上面还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或能被有效约束的主体！--这不是打自己的嘴巴么？！如果说分权可能会影响共公权力的效率，那么只要睁眼看一看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发达的国家，就足够了。如果说国情，首先不能只说空洞的国情，再说再特殊的国情也不可能否认社会和拒绝社会的基本原则。

而分权监督要求必须确保民意代表的真实性和最高立法权，要求司法必须独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分立又制约而达成的权力平衡中，司法权至关重要。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司法监督。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比，司法权对社会危害最小，是制约立法权、行政权的有力手段，但"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既无意志，又无强制"，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很能够容易受到其他两权的侵犯。因此，实现真正的分权制衡必须实现司法权的独立。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确保法院的公正超然，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才有保障。司法独立原则的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行政权的干预。法治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最低限度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允许根据执政者的个别命令逮捕某人，没收其财产，那么，法官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如果法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种针对个人的特殊法律或政策，没有司法独立，那么法官就就成了警察，司法与警察行动就没有界线了。因而可以说，没有司法独立，就等于没有司法，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中，公众传媒是最重要的。公众传媒由于其强大作用被人们称之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任何政府都重视宣传，因为它是除武力压制之外维持现存社会规范或引导社会变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重要信息的分配，又拥有对公众传播媒介的管理权，因此，国营的公众传播媒介很容易沦为政府的宣传工具。从而丧失其公众传媒的自由公正的本性。私营则如俄罗斯，大众主要传媒很容易受到垄断集团的控制。美国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市场的利润原则与传媒具有自发垄断性决定的。政府控制或垄断集团控制都不利于保持大众传媒的公正与自由。大众传媒如缺乏一定的独立与公正机制，则其作为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重要一环是不完善的，甚至越锋利的刀运用不好产生的破坏性也就越大。

所以，首先必须切实保证公众传媒的独立和自由，必须变事前审批制为国际通行的事后责任制，这也是法律上"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运用。其次，健全的社会须对大众传媒进行一定的管理，在不压制舆论自由的前提下促其保持公正与独立，使公众传媒不沦为任何垄断性集团的工具。如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依据电讯法对广播事业的管理，其宗旨是监督广播电视按照"公众利益，方便和必要"的标准来经营。这些标准主要包括：要有适当时间用来讨论公共问题，要有一定的当地实况节目，广告不可过多，等等。同时，电台和电视台还必须遵守"同等时间"、"公平原则"、"辩驳权利"的规定。"同等时间"是指当某一电台或电视台允许一名公职竞选者在该台进行竞选时，必须给予竞选该职位的所有其他候选人以同等机会；"公平原则"指电台和电视台在播放有分歧意见的公共问题节目时必须播放反对的意见；"辩驳权利"则是指在电台、电视中受到攻击的人有免费在该台进行辩驳的权利。

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构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的最基本的体系。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只能任社会在不规范、不合理的的轨道上运行，任各种不负责任的决策、腐败、侵权行为咨意发展而消耗社会资源，激化矛盾，陷自身于被动地位，最后只能引发社会震荡以重建社会。萧功秦认为："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社会公众与知识分子对现在秩序的认同程度还相对较高的时期，不失时机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避免中国陷入糜散性腐败的陷阱，是中国首当其冲的大事。"是的，我们应该还有机会，但是绝不有太多的余地了。

社会公平机制

社会的公平机制是前面三种机制的基础。它建立在两个自然原则之上：人性平等和人们在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人性平等要求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相互依赖则表明强者扶助弱者，不但是无可推卸的道义责任，更因为这会有利于全社会的发展而最终也有利于强者自己，过大的结果不平等也会危害社会的健康发展。无论是这种扶助，还是保障所有公民的机会平等、权利平等，都必须化做规范的、可操作的制度，才能避免随意性。具体而言，社会公平机制主要包含：1、所有公民的权利均等。公民平等自由的基本权利受宪法保障，各国宪法差不多都是这样写的，关键在于实际上怎么做。如果这些基本权利事实上又被某项法律或政府法规所限制甚至取消，这样的宪法是没有尊严没有意义的。所以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制。2、机会均等和与此直接密切相关的教育均等。社会应尽可能地让每个成员有各种平等的选择机会和发展机会，社会非但不能对任何人设置任何人为的障碍，而且某些人一旦处于不利情况，还必须竭力把他置于和其他人同等的地位上。教育均等主要是指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等，这是社会公正的重大保证。不仅指受教育的权利均等，而且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地位、条件也应是均等的。3、收入与生活条件均等，这又通过三方面保证：（1）公正的社会保障体制；（2）享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3）征收合理的所得税、赠与税、继承税。

社会激励机制

社会激励机制在基本程度上本不足以和前述四种机制相并列，但对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这样极需要创造性和活力的国家极其重要。茅于轼说过，一个社会如果用错了力，或缺乏干劲，都不可能富强。社会激励机制就是用以刺激人既把握正确方向又保持精神朝气的办法。陈惠湘对激励机制有一形象说明："前面如有一块金子等着拿，后面如有一老虎在追"。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激励机制，但市场本质是私人性质的，无法包容具有公共性的东西，而且市场本身还需要足够的公共服务来支撑。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公共建设、改良公共权力等公共服务事业，也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英国的贵族制，和社会主义诸多"模范"一类，多少起到点这个作用。可惜原来的种种方式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暗箱操作因素，且刺激不够合理。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不把对于非私人竞争性质的社会精英的努力充分考虑进去。同时，社会保障体系须以不对消激励机制的作用为限。

但我国目前则连市场机制都难以健全，行政干预和特权规则的结果，是诱导人们把精力、资源更多的从生产性领域转向不公正的分配性领域，拼命当官、腐败，就是其表现。

理论上的操作途径

社会参与机制、社会选择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社会公平机制是维系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四大机制。对照现实，不难发现我国缺陷太大，长路漫漫而时不我待，怎样才能让四大机制也在中国落地生跟呢？怎样才能使现实中国早日走出不健康的发展陷井，而迈上规范、合理的可持续发展大道呢？其实，从上述对五大基本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什么高深复杂的理论，简而言之，它不过是对现代宪政社会的机理进行分析而已。健全社会机制落实下来也不过两点，即实行宪政，保障人权。这是中国从传统的古典帝国型态向现代公民法治社会转型的决定性标志。中华民族为此已经过150多年的几番努力，多种试验，现在已到了出结论的时候了：建设宪政，保障人权，改良文化，再造文明--这不过是现实的需要，历史的必然罢了。想必中央决策者以下，也未始不知其为社会福祉所归，乃不可逆之势。从理论上，我也曾试图站在政府当局的角度，尽量为其考虑操作性、技术性、策略性，拟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20条政治改革建议：

1、提出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改革纲领，以团结和坚定人心；

2、制定合理的社会评估体系，以正确导引发展；

3、政企分开，保障产权，放开管制，改革不合理之经济制度，落实市场经济，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让民间经济充分发展；

4、逐步放开和鼓励市民社会的发展；

5、改革财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税制度；

6、放开户籍管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7、从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入手，层层向上推进，实行渐进改革；

8、政务公开，信息公开；

9、落实、健全现代公务员体制；

10、进行合理的行政区划改革，减少行政层次，缩小管理半径，精减机构，建立高效政府；

11、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

12、逐步加强和改革人大、政协职能，向现代两院制过渡；

13、接受主流普适文明，开展公民教育，改良文化习俗；

14、建立健全现代教育体制，实行教育独立，一切政党和宗教不得干扰教育；

15、逐步放开新闻自由，健全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

16、改革司法体制，保证司法独立；

17、建立健全现代立法体制，取消过时法，健全法律体系；

18、实行党政分开，政教分离，结束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型、革命型的传统政党，主动向现代民意型政党转型，并建立政党政治的法治体系。（详见洒家《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

19、军政分开，军队国家化；

20、修改和重制宪法，实行宪政，保障人权。

我认为，从日程看，中国必须在十年内完成社会全面重建、全面转型的基础部分，以上问题中大部应得以解决，其余也应已走上轨道。一切问题的核心说白了是必须主动、稳步、及时平衡地推动民主进程和法治建设，在逐步解决各类积淀问题、逐步使社会步入合理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的同时，并避免出现如南斯拉夫一类让极端势力得呈的失控局面。

我的设想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政府控制着95%以上的力量资源，如果不改良，无疑将是灾难性的局面。我在《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中说：执政党如不能实现自我转型，则改良和改革将缺乏足够的空间；改良和改革如缺乏足够的空间，则革命必然不可避免。而革命往往多以非理性精神为主导，以较惨烈的方式进行，伴有大量报复性、破坏性的行为。届时，无论原执政党集团，还是整个社会，都将付出较大的代价。再说，以中国今天脆弱的自然基础和国际环境，中华民族还能再承受得起革命么？我还相信，如果领导人具有正确的见识、足够的责任感、勇气、智慧、魄力、强大的文明精神和道德品质的话，中国是有可能以最小代价实现转型，走出重重困境的。当然，我认为，除素质基础外，优秀的国家领导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民意基础、权力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有力的执政。具体在于把握好八项要点：1、撑握各层面各环节实质问题，全局在手，了然于胸；2、了解民意，并具备民意基础；3、为社会明确健康的主导精神；4、明确合理的目标图景，提出对全民具有号召力的超越性目标；5、组织支撑力量，建立支撑体系；6、制定出可行的发展方略与改革方略；7、预作好各项具体问题的对策准备；8、注意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应变和危机的防范化解工作；9、因应局势变化而不失文明的内在根本精神。

我乐观的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改革决心、改革诚意和改革能力，能主动以最小代价领导人民实现文明转型，能用十年左右时间次第完成坚定的渐进改革，建立现代体制框架，健全社会基本机制，则脆弱的中国可以避免革命无序的恶梦，则中国还有希望有余地有机会解决我们由于自然基础和国际基础决定的、也非常紧迫的客观性困境。谁能给我肯定的答复呢？

现实障碍：利益结构、观念滞后和搭便车心态

历史上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能大体认识清楚，实行起来并不很复杂，行之则普遍受益，违之则相互皆损的理想构划，但想实现却阻力极大，往往难以如愿。

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人性自身三大弱点决定了理想制度的不易建立：

一、人是现实的，每一都在一定的利益格局中，每人都要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出发与社会进行博奕。在缺乏现代相对合理的博奕机制的传统社会（今日中国亦然），人们的种种努力很难转化成建设性和互益性的行为，因而容易进行投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人是传统的，每人都在传统的文化土壤里生长。而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认为，阻碍人们进行协商、合作（合作的最大结果就是形成合理的公共制度）的力量是利益，而比利益更大的阻碍力量是人们头脑里陈旧的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而人往往一过三十岁后，观念和思维就已定型，很难改变。因此，新人才有新观念，社会进步往往和代际更替相伴随。（大意）

三、建立公共制度最大的敌人和障碍，其实还不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单纯缘于人们观念的阻力，而是公众缺乏责任感的"搭便车"式投机心态--让那些愿闯愿试愿牺牲的少数去干吧，反正合理制度建成了，肯定有我一份；建不成，我也不必冒风险付出代价。在中国这个具有明哲保身传统的土壤上，这种心态尤为普遍而强烈，破坏力极大。

进一步说，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不正当既得利益集团，而现在中国控制社会的中坚力量又是"被耽搁和被造就的那两代人"，他们的力量加上人们知识的欠缺、观念的落后和普遍的投机心态，足以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另一方面说，改革是需要支撑力量的。但中国的支撑力量在哪里呢？官员吗？企业家吗？知识分子吗？工人农民吗？

无疑，每一个阶层里都有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支持改革的力量，但相比起顽固的阻碍集团，他们几乎称不上力量。在当前的体制下，也很难顺利形成力量。

改革：突破的必然和可能

现实格局虽令人难以乐观，但改革的突却是必然的。

其实，现实格局还有另一面：1、入世与国际接轨及国际竞争的压力；2、日益累积而趋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3、人们对现代社会组成、运行的基本知识和观念已在一定程度上扎跟。这些因素虽还不能形成正面的、组织化的力量，却也呈现出日益强大、势不可挡的势头。

从现实看，目前的态势虽不明朗，但某些可能还是显见的：

一、中国大陆不大可能形成类似台湾党外力量发展壮大至足以制衡执政党的地步；

二、但是，地方政府由于处于现实第一线，有很强的制度创新动力，这股力量是不可能被完全压制的；

三、党内青年一代的开明派和务实派，出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动力，改革动力和改革能力都将逐渐加强。

这种态势决定了下一阶段中国改革产生实质性突破的可能前景。

近代史学大师唐德刚先生说，中国发展的特点是"石不转而江自流"。大势如斯，一切俱将因缘变化，保守未必永远保守，弱小更是不会永远弱小。目前时格势禁，各色人等，率多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然而不出数年后，谁能逆料其不会应风而转？

结语：中国亟需健康力量的极积努力

一个不能正视沉重、不能创造性的超越困境的民族，是注定要被淘汰和边缘化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将在此受到考验。

正视沉重，超越困境，需要强大的精神、意志和智慧。某种意义上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不缺的，甚至是很优秀的、过剩的，但各种素养合成的综合品质，现代的中国人是否具备呢？

全球在看着我们，历史在看着我们。祖先有灵，祖先也在看着我们。

我觉得，目前的回答只有一种可能：每个人都问问自己，是否愿意从力所能及的做起，进行务实、灵活、富有远见和创造性的努力！

为使中华民族真正走出传统的落后状态而步入合理的现代化轨道，实现文明、富强、繁荣、尊严的宏愿，当前亟需中国的健康力量进行积极的努力。离开了健康的力量的自觉奋斗，美好的希望不会自动实现。中华民族先天基础薄弱，这决定了我们只能更多地依赖后天的努力。

什么是健康力量？我认为应具备四个基本素质：

一、要有良知，这是一切之本。真正的良知，必须体现在对社会正义的坚持和维护，对文明精神的不懈追求，对社会公义的责任意识，对弱者的慈济精神，对生命意义价值的重视，对道德底线的自觉固守等方面。

二、要有理性。理性离不开宽容、平和的心态和必要的知识。

三、要有实干精神，否则光有良知和理性，只是座而论道，也不行。中国民族知行合一的传统、经世济民的传统，理应发扬光大。

四、还应能合作、联合。这对擅长内耗的国人具有特别的意义。

前两条是健康的基本保证，后两条是健康力量自觉意识的体现，形成力量的起码前提。

当前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健康力量。中华民族做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哪怕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不会完全堕落，民族的良知从未完全泯灭。各地区、各行业、各层次，都不乏健康的力量，唯其分散且缺乏自觉意识，所起作用积极有限，远远未尽到自身应尽的社会责任。

许多人以当前中国还缺乏相应的空间为托辞，却不想所谓空间正是需要健康力量奋斗争取的。我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空间；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出最优选择。当前的最优选择，也许就是介于盲动和消极之间的"中间"道路。

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的健康力量至少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一、探索、传播先进理念和合理对策；

二、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健康人才；

三、促进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发展；

四、完善市场经济，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五、从政策技术改良角度推动政府改革；从事具体的文化、社会、经济的改良工作等。社会建设本须依靠实在、具体、细致的工作。

机制改革范文篇4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化养老服务机制，近日，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到2015年，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在全市城市社区普遍推行，农村社区覆盖面达到30%，机构养老服务床位数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并保持年均增长5%以上。

《意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有关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建设的扶持政策。一是各级财政要按照不低于本级财政收入2%标准安排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经费，并在三年内提高1%，使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经费达到财政收入的5%。二是各级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对经民政部门批准，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的福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给予适当补助。用房自建且投入使用的，由同级财政按建设规模给予一次性补贴，80张（含）以上床位的按600元/床给予补贴，80张床位以下的按400元/床予以补贴，用房租凭且租用期5年以上的，按核定床位数分5年补助，每年100元/床（以上均以已开业且实际入住老人为核补前提）。对已开业民办养老机构，按入住老人的实际占用床位数，运营补贴为每年50元/床，运营补助为5年。三是加大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投入。

市、县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新建、改建、和扩建，本级留存福利、体育公益金应予以相应配套。四是扶持居家养老服务。对验收合格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由同级财政一次性给予一定的建设补助；年正常开放260天以上的，由同级财政每年给予一定的运营补助。市中心城区新增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由市、区两级财政按一定比例配套解决。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日间照料中心的管理及服务性岗位列为公益性岗位，实行政府购买，工资不低于当地社区工作人员的标准。提倡有条件的县（区），对低保、优抚、残疾、高龄、特困老人，由政府发放养老服务券，在社区低价购买有偿服务。五是减免养老机构相关税费和保障养老机构用地和用房。经民政、财税部门审批认定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凡政策规定可以减免的税费全部减免。对纳入建设规划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有关部门要优先审批。对现有养老服务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或者改变用途性质，确因国家建设需要拆迁或占用的给予重建。

机制改革范文篇5

一、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

(一)小微型企业自身的缺陷

由于小微型企业本身的规模比较小，其内部的很多机制都不够健全，尤其是在企业成本管理、财务核算以及运营管理方面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都达不到向银行融资所需要提供的系统基础资料的要求。此外当前银行普遍采用的是企业确权有效资产抵押或质押的方式，但是小微型企业所使用的一般都是承包或者租赁的集体土地，他们无法获得合法有效的土地和房产权证明，因此他们到银行或者有关部门办理贷款的抵押登记就成为了一句空话。同时由于绝大部分的小微型企业都没有雄厚的资金，因而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差。面对大型企业的资金和原料垄断，他们只能从事初级的加工产业，风险高而且利润很低，遇到风险就会严重亏损甚至破产倒闭。

(二)不完善的外部融资环境

现在很多的小微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融资，但是这正好与韦斯顿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相违背。韦斯顿指出企业在初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其自有的资金和风险投资，而在企业成长成熟后主要依赖融资。但是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处于孕育阶段，小微型企业的上市门槛很高，发债融资成本比银行的借贷成本高很多，因而小微型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来自与银行，一是中小企业发展过度依赖银行融资。事实上，根据韦斯顿提出的企业金融生命周期理论，从而违约风向也就集中与银行。此外目前的担保征信等辅助体系还很不健全，我国的担保行业过去一直处于多头审批监管混乱的状态中，担保的公司良莠不齐，违规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在加大了小微型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也给银行的发展带来了很的困难。二是担保征信等辅助体系不健全。中国担保行业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处于多头审批监管混乱的状态中，担保公司良莠不齐，违规经营现象频发，不仅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为银行展业带来了一定困难。

二、解决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措施

(一)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方法

由于当前小微型企业的融资主要还是来源银行，因而想要解决当前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就必须要改变银行现在的经营方式。首先应当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选准信贷的重点。对于那些有市场、有效益的民营企业要给予信贷支持，从而帮助那些信誉观念强、风险较低和走产业化道路的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对于那些科技型、深加工型的企业给予足够的支持，努力培育一些优质的客户。其次应当改善现行的信贷管理。由于情况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因而银行也要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新的贷款管理程序和方法，同时还可以适当的发放一些非全额担保的贷款；此外银行还应当建立一些鼓励机制，制定灵活的收回贷款本息的惩奖措施，提高企业还款的积极性。

(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

由于小微型企业很多都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但是由于公司刚刚起步，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但是他们处于一个新兴的行业中，其发展的前景是无可限量。在很多西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正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指的是向那些高技术型的成长型企业提供股本资本，同时还为他们提供运营管理的方法，当企业发展成熟以后，通过股权转让获得投资利益。建立了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不仅科技解决一些小微型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同时其对于我国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也具有很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得更多的高新技术成果走向市场，实现相关产品的产业化，从而推动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三)构建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

当前我国的小微型企业的信用透明度并不高，通过担保机构为小微型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是解决目前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一条中的途径。例如建立由各级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小微型企业集资构建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和再担保责任有限公司，从而降低为小微型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的风险。同时还可以建立小微型企业融资担保基金，这一部分资金可以来自于发行证券、吸收其他企业入股和政府资金等。同时还可以成立企业互助协会，小微型企业在面临困难时互相帮助，提高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

机制改革范文篇6

〔关键词〕法官员额制;审判效率;法官助理;案多人少

一、法官员额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正式确定了法官员额制后，员额制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地法院纷纷展开。经过改革，全国入额法官的数量已经基本确定，即按照改革决策部门确定的入额法官占之前法官总数的39%进行法官筛选。经过筛选，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法官成为入额法官，其他没有入额的人员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其中一部分是法官助理。但是各地并没有严格按照39%的比例来确定入额法官，主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面积、法院受案数量、法官综合素质以及为法官助理提供晋升的机会等因素，适当地对这一比例进行了调整。北上广发达地区比例超过了39%，某些西部贫困地区，公民普遍法律意识不强，法院受案量较低，入额法官比较低。仅在入额法官的数量上做调整能达到改革的目的吗?法院(副)院长、(副)庭长作为入额法官，其审判业务又该如何完成?在坚持“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员额制原则时，合议庭又该如何行使审判权?为了提高审判效率，其所受理的案件应确定在什么范围内?独任法官审判案件的范围要不要扩大?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法官员额制并不是简单地确定入额法官，而是会涉及到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各地法院员额制改革并没有达到国家所期望的效果，这项改革必定还要走很长一段路，需要在不断完善中才能走向成熟。

二、法官员额制改革机制的完善路径

(一)法院司法事务的分类管理。通常情况下，法院的(副)院长、(副)庭长都是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和法官一路走过来的，其工作能力及审判水平毋庸置疑。他们进入法官员额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并且让优秀的审判人员回归审判席，正是这一改革的初衷。但是，他们又是法院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因此，这些法官入额存在很大的争议性，争议的焦点是入额后如何真正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切实履行审判职责，而院、庭长能否保证办案时间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让其完成普通入额法官所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比较困难，因为他们既要处理法院的各项行政事务，又要预留部分时间参加各种会议。既有法院系统内安排的会议，也有法院外党政机关召开的会议。显然，留给院庭长用来办案的时间少之又少。因此，不得不将一部分案件派给其他普通入额法官，导致其他普通入额法官的工作量超标，也难以保证在超负荷工作环境下的案件审判质量，似乎有违改革的初衷。部分法院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比如，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彻底改变了法院以往的管理体制，即取消了审判业务庭，相应取消庭长、副庭长的职务设置，让相当数量的庭长、副庭长回归到审判工作。另外，该法院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按照其性质分为五种类型，对应成立五个办事机构:一是审判管理办公室，主要管理立案信访、案件审理、审判委员会和法官会议以及之前庭长的职务等;二是人事监察办公室，主要负责纪检监察、法官考评和行政管理等工作，其中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由院长管理，存在一定的工作交叉;三是司法政务办公室，主要接管的是原来行政装备科和研究室的任务;四是执行局;五是司法警察大队，这两个机构保持原来的工作性质，不做改变。通过上述将审判业务庭改变为各个专门机构的举措，将法院的司法权和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分离，成功地解决了各个庭长、副庭长占着入额名额而不能全力从事审判业务的难题，也取消了庭长审批、签署本庭裁判文书的任务，将这些法官从司法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从而一心一意审理案件。他们都是拥有多年审判经验的资深法官，一旦投入到审判工作中来，将极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效率。另外，审判管理办公室的主任、研究室主任等司法行政管理人员将专门负责人事管理、纪律监察等工作，不再进入审判委员会参与审判业务，由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有审判资历和能力的入额法官组成审判委员会。由此，法官员额制改革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在一定层面上得到了解决。(二)独任法官审判案件范围的扩大。在司法实践中，合议庭并没有充分发挥的作用，合议庭组成成员对案件的审理基本持放任态度，在庭审最后阶段，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都会依照规定询问合议庭成员是否对案件审理有意见或建议，但是大多情况下都是对本案审理没有其他看法，所以无论是三人庭、五人庭还是七人庭，真正全程负责案件审理的只是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一人，合议庭变成了一种形式，非但没有提高诉讼效率和诉讼质量，反而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这也是造成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的一部分原因。面对此现状，在学术界中，扩大独任法官审理案件范围，缩小合议庭审判案件范围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相对于合议庭而言，独任法官审理案件能节约大量司法资源。首先，如果合议庭是由一名审判长和两名法官组成的形式时，三名法官参与审理一个案件与一名法官独自审理一个案件，从诉讼经济角度讲，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即使合议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庭审中，无论是何种组成形式的合议庭，都需要在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工或者集体决策，审理案件所需要的时间要比独任法官多出好几倍;再次，在事实认定或者量刑时，如果在合议庭成员之间存在两种以上不同意见，特别是审判长或者主审法官的意见与其他成员的意见不同时，最终案件可能要经过审委会的一番讨论，诉讼效率又会有所降低。如何限缩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对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要有所区别。在基层法院负责审理的案件中，只有那些法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应当由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一律由独任法官审理。通常情况下，基层法院受理的“重大”“疑难”案件占总案件的10%以下，有些法院不超过5%。同理，中级法院也不需要一律按合议制的形式审理所有案件，对于上诉案件，可以按照一审的形式，一审是独任制，则二审也采取独任制;一审是合议制，二审相应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至于中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这类案件本身复杂，理应交由合议庭审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得到了压缩，但是，以往流于形式的合议庭又该如何真正发挥作用?只要合议庭继续存在，就有必要让合议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庭审中。有学者认为，对于所有成员全部都是法官的合议庭形式，必须保证每一位法官都是入额法官，对所审理的案件全程参与其中，采取共同审理、共同负责的做法，一旦出现问题，追究合议庭全体法官的责任。这样，合议庭成员就会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所持的态度与独立审理案件的态度同样谨慎，不会再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思想。另外，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人民陪审员也应与法官一起，共同审理案件，案件出现问题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审判责任，给予人民陪审员一定的压力才能促使其发挥陪审作用。但是，对人民陪审员追究审判责任的方式，不能与法官一视同仁，毕竟他不是拥有坚实法学基础和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三)法官助理逐级预期提升机制的建立。确定入额法官的数量以及入额法官审理案件的各种事项是员额制改革的重心所在，但是法官助理这一重要司法辅助人员也是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类主体。可以说，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对员额制的成功改革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设置法官助理制度，将一些审判辅助性工作，比如，起草法律文书、接待当事人、庭前调解等交给法官助理完成，从而将法官从琐碎的边缘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审理案件，充分发挥法官的价值。在法官的指导下，法官助理不断地积累经验，综合素质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为成为入额法官做充分准备，这也是保证入额法官队伍不断更新、素质逐步提升的重要途径。目前，法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的晋升渠道依然没有确立，法官助理主要由未入额法官和助理审判员转化而来。改革之后，入额法官的薪资待遇及社会地位较法官助理高，因此，成为入额法官是法官助理所追求的目标。但是，想要通过员额的空缺实现这一目标非常困难，因为待员额有空缺时，未入额法官的年龄又会是限制其入额的最主要缺陷。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未建立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严重打击了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部分人员在看不到希望时选择离职;另一方面，法官助理与入额法官在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上差距悬殊，但是工作量却不相上下，并且还要承担终身负责的压力，这导致其工作积极性严重下降的同时，又将入额法官卷入到繁琐的辅助性事务中，有违改革的初衷。建立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对于提升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重要。现今，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关于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建立职业化的法官助理岗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官助理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经验一般，经过几年的法官助理工作后，也难以胜任法官的工作，不符合法官精英化、专业化的要求。所以，只需在法官助理的岗位内晋升。第二种观点主张打通并扩大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通道，满足一定法官助理年限且符合提升条件的就可以正常提升，并且建立法官助理的增补机制。一方面将法官助理作为入额法官的后备军，能够实现入额法官队伍的持续更新，促进实现良性循环，使那些浑水摸鱼的入额人员被真正拥有法官能力的优秀人员所更换。另一方面，法官助理工作是培养入额法官的最佳途径，如果放弃这一最佳途径，仅从律师队伍等其他渠道遴选法官，也许不能保证入额队伍的充盈，恐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案件压力。

笔者认为，将两种机制相融合较为妥当。前文提到按照第一种观点，放弃法官助理这一入额法官的蓄水池是不现实的。入额是法官助理所追求的目标，法官助理工作到一定年限，因工作能力入额已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的问题是法官助理的入额范围、入额条件等问题。按照第二种观点，法官助理工作三五年直接晋升为入额法官，确实会存在入额队伍大众化的现象，与精英化、专业化相矛盾。笔者建议，法官助理的晋升途径分两步走:一是法官助理先在助理这一岗位内晋升，工作够一定年限，业绩突出的可以晋升为高级法官助理，并且工资待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二是在高级法官助理岗位上继续努力，经考核，符合岗位要求且能够胜任法官这一角色时，可以入额。在这两轮人才选拔中，入围人员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以确保法官队伍的精英化。建立法官助理的逐级晋升机制，既能激发法官助理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也能保证入额队伍的不断更新，形成法官队伍优胜劣汰的良好态势，一定程度上解决案多人少问题，从而提高司法效率。

综上，要解决员额制改革中法院“案多人少”问题，一方面要立足于实践，积极借鉴一些地方法院的成功经验。比如，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取消审判业务庭，使大量精英审判人员重归审判庭。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理论层面构建富有新意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机制。比如，建立法官助理逐级预期提升机制，将高级法官助理和入额法官作为法官助理所追求的目标以提高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协助法官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审判业务。

参考文献:

［1］程瑞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理论反思［J］．法学家，2018(3)．

［2］蔡美鸿主编．横琴新区司法改革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3］刘练军．法官助理制度的法理分析［J］．法律科学，2017(4)．

［4］李桂红，叶锋．司法改革语境下司法辅助事务管理模式的构建［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5(4)．

［5］丰霏．法官员额制的改革目标与策略［J］．当代法学，2015(5)．

［6］宋远升．精英化与专业化的迷失———法官员额制的困境与出路［J］．政法论坛，2017(2)．

机制改革范文篇7

目前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根本上都涉及体制与机制问题，需要下大力气去突破这类障碍。

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由政府驱动型转化为企业驱动型技术创新体制，企业驱动型创新更具可持续性。由科技部门统管体制转化为科技部门协调体制，将科技行政部门确定为科技创新的政策制定、资源使用过程监督和验收部门。实现研发模式的调整，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发模式，使之成为主导研发模式。

继续强化激励自主创新的法制和政策环境。完善和落实有利于创新的财税和金融政策体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有关立法支持，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包括知识产权创建、管理、保护和运用的体系。构建自主创新的利益激励机制，加强政策引导，研究和探索技术作为生产要素获取合理报酬的方式与手段。同时通过利益调整引导企业和个人技术创新的方向与社会需求发展相一致。

逐步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要完善创新成果的评价体制和机制，立法由独立的社会专业机构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执行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由政府主管部门和公众共同依法加强监督；强化自主创新的导向机制，建立科研项目及其成果效益的公示制度，形成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多管齐下的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险体系、服务体系；深化研发机构改革，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体制，分类重组科研机构，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机制改革范文篇8

一、主要措施

（一）深化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一是完善旅游管理部门行政职能。进一步完善旅游管理部门职能，申请设立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加强旅游质量综合管控和标准化体系建设，保障全县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酝酿成立风景区管理办公室，加强对景区的保护与开发，推动景区可持续发展。二是转变旅游管理部门行政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下放旅游行政管理权限，推进旅游管理部门向服务型机关转变。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加快旅游市场化进程。适时成立县旅游行业协会，强化旅游协会行业服务职能和行业自律功能，发挥行业协会在旅游市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深化旅游投融资体制改革。依托县旅游发展总公司，探索建立健全旅游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和景区、酒店、旅行社、交通运输、旅游商品等企业参股入股，以资本为纽带，统筹旅游资源整合和产业化发展，努力将其打造成全县旅游开发建设投融资平台，并促进其融入市旅游投资股份集团公司。推进旅游全领域开放，制定旅游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引企力度，吸引大型企业或旅游产业集团和民间资本投资开发经营旅游景区、旅游产业园、旅游商品研发基地；支持旅游企业采取项目特许权、经营权、旅游景区门票质押担保等方式扩大融资规模；支持集体与个人以物权入股方式参与旅游开发经营；鼓励金融机构对符合融资授信的旅游企业和重点旅游项目实施贷款优惠，开展中小额旅游按揭贷款业务。

（三）推进旅游经营机制改革。策应创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以创新旅游扶贫机制为核心，准确把握原中央苏区政策扶持机遇，大力促进融入国家旅游扶贫示范区建设。在白沙、水南及库区沿岸乡镇先行先试，探索建立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生态屏障区“三区一体”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加快构建全县旅游扶贫村镇、景区、产业体系。探索旅游景区景点经营新模式。对接融入全市“三山一江”旅游战略，规划实施全县旅游景区景点联票制度，实行统一市场营销、客源组织、售票管理，促进景区经营市场化。探索景区景点通过合资、独资、租赁、承包、托管等方式出让景区经营权，推行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经营模式。

（四）推进旅游营销机制创新。一方面，推进智慧旅游强化营销合作。建设旅游网、微信、微博等旅游电子商务载体，打造网络查询、门票预售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远程营销平台，实现传统营销向智慧营销模式的转型。积极参加省市举办的旅游推介活动，加强与“三山一江”县市（区）尤其是、、县等周边县区的协作，开展“抱团式”联合营销，实现旅游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实现环中心城区旅游经济圈。加强与康辉、中旅、中青旅等龙头旅行社和自驾游协会的营销合作，在景区品牌推广、旅游活动策划、客源组织输送等方面实现双赢。另一方面，设计精品线路开拓客源市场。整合全县“红绿古”旅游资源，精心包装设计旅游线路。着力推出井冈山下庐陵文化游、历史文化名村游、库区水上休闲游、伟人故里红色景区游等专题线路。在积极开发周边县市区客源市场的基础上，瞄准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等国内重点旅游客源市场，组织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拓展目标客源市场，扩大生态文化休闲旅游品牌效应。

（五）推进旅游行业管理机制创新。加快旅游标准化体系建设。积极做好旅游统计工作，建立准确详实的旅游数据库档案。制定并完善旅行社、导游、景区（点）、农家乐、旅游交通和旅游接待单位等行业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强化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资格认证。积极引导开展3星级以上星级宾馆以及4A级乡村旅游示范点的评定工作。加强旅游监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主导，旅游、公安、交通、工商、文化、卫生、环保、质监等部门联动的旅游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对涉旅企业的监督管理，促进旅游企业诚信合法经营，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旅游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防止各类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完善旅游咨询投诉平台，加强对游客服务质量的全程监管。

二、改革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科学合理设置旅游管理机构，统筹整合涉旅部门，适时成立县旅游发展委员会，由单一的行业管理转变为综合协调管理，形成责、权、利相统一，人、财、物相匹配，规划、建设、管理相衔接的高效运作机制，构建旅游产业发展大平台。

（二）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与上级旅游主管部门、旅游院校等的合作，依托井冈山经贸学校开设旅游专业课程，办好旅游职业教育，强化对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积极培育本地优秀导游、讲解员，组织管理人员到旅游业发达地区学习，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加强实践锻炼，提高业务素质和能力，加快优秀旅游人才培养步伐。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进一步对接融入全市“三山一江”旅游发展战略，以库区资源为依托、山水文化为积淀、有序开发为原则、创建4A景区为目标，坚持红、绿、古结合，做大做强景区项目建设。着力打造全国知名的“吉文化”旅游胜地、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力争到2015年，旅游接待突破2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5亿元，实现三年翻番。

（一）突出重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一是做大做强库区水上项目。启动库区游客集散中心和生态汽车旅馆综合开发等项目建设，启动、、广场项目的包装与推介招商。规划库区岸线景点布局，开辟库区水上画艇、游艇等水上游乐项目，形成一条集休闲观光、娱乐体验为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

二是做精做细燕坊古村景点。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完成村4A景区的创建任务。按照历史文化型古村落及生态园林型规划，围绕燕坊古宅牌坊、雕刻楹联、古韵民俗的特点，重点实施二十栋大院修复、商旅古道建设工程，打造出燕坊古村建筑与文化遗迹相连的独特景观。

三是做优做美旅游区。按照“宜游、宜赏、宜居”要求，对进行保护性开发。全方位整治“乱建、乱葬、乱采、乱伐”现象，完成云隐禅寺藏经阁、荷花池、镇山宝塔等工程建设，做好漂流线、瀑布观景点、森林游乐园的项目规划设计，进一步提高旅游品位。

（二）加大宣传，积极拓展客源市场。

一是抓好电视报纸等媒体常规宣传。继续在中央和省、市主流媒体上进行广泛宣传，进一步提高旅游知名度，提升市场竞争力，全力塑造“吉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二是抓好网络宣传。在中国旅游网、旅游网、旅游网、旅游网等网络媒体上，通过图片、文字、视频资料、博客、论坛、微信等形式及时旅游资讯、旅游线路等信息。

（三）优化环境，着力提升服务质量。

一是抓好旅游安全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治理活动，规范旅游经营行为。重点抓好景区森林防火、宾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和旅游车辆等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确保旅游安全零事故。

机制改革范文篇9

[关键词]：河南乡镇机构；合作型博弈；改革动力机制；农村综合改革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拥有9600万人，其中农民人口就有7300多万人，“三农”问题尤为突出。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省乡镇总数为2137个，行政村总数为4.9万个，村民组总数为40.46万个，农村基层管理人员多达150万人以上，每年支出经费在100亿元左右[1]。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河南省分别于1998年、2001年和2005年下半年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但由于前二轮改革没有形成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动力机制，其结果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而这一次，河南省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不再‘为改革而改革’，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2]，因此可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截止2005年底，全省撤并乡镇236个，合并各类事业站所3117个，精简乡镇领导职数接近1/3，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0551人，分流乡镇超编人员170022人[3]，仅用3个多月就解决了长期困扰河南农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它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省委、省政府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并对其进行有效整合，最终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型博弈机制。这对当前我国正在开展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重点从分析改革动力机制入手，试图在河南省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河南省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缘何“中途流产”？

1998年12月，河南省制定出了《关于开展乡镇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拉开了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序幕。当时，我在豫南大别山区某镇担任党委书记，直接参与了这次改革的全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省里《方案》统一规定，乡镇机构设置为五大办公室（即党政综合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财经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科教文卫办公室），“七所八站”一律改成服务中心，统一核定乡镇编制人数，清退临时聘用人员和分流超编人员。但在具体操作上，该《方案》对如何解决乡镇超编正副科级干部待遇的问题，如何解决乡镇工作人员竞争上岗的问题，如何解决辞退人员和分流人员补偿的问题，如何解决新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退伍军人安置的问题，如何解决乡镇机构合并后与县以上部门机构工作衔接的问题，如何解决县、乡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的问题，都没有制定具体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因此，这次改革基本是“走过场、搞花架子、玩数字游戏”。

但是，到了2000年3月，河南一家官方媒体居然报道称：“在这次改革中，全省共精简乡镇富余人员多达10万余人，每年可为农民群众减负8亿元”。仅仅时隔1年，又是这家官方媒体报道称：“据河南省财政厅测算，全省共有乡镇2130个，村委会48900个，村民小组近40万个，其中需要财政供养者有110万人，需要农民直接负担者有63万人。全省实行税费改革后，每年将减少乡级财政收入84.54亿元，每年将减少村级集体收入23.1亿元。这些缺口资金将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精简乡镇机构、压缩富余人员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来消化”[4]。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的“河南十万乡官大裁员”，实际是分而不流，流而未走，工作照样干，工资照样拿，“一个都不能少”。对此，河南官方和部分学者给出的一般解释是：“由于第一轮改革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等原因，结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痼疾”[5]。这种说法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所在。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省、市、县、乡四级政府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互相推脱承担改革成本分摊的责任，各方利益主体分散决策、权衡比较的结果是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

首先，从这次改革的政治价值取向看，各级政府都希望通过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达到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进而捞取“政治资本”。但是，由于目前河南省乡镇临时聘用人员和超编人员，大多都是县乡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亲戚，这些人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相当复杂，而到乡镇工作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复员退伍军人，又是按国家人事分配政策统一安置的，大多都是乡镇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让谁走，不让谁走？”对于现任的乡镇主要领导来说“比登天还难”。如果来真的，既会得罪“圈子内的人”（指临时聘用人员），又会得罪“体制内的人”（指超编人员），可以说是“两头做人难”；如果来硬的，一旦失去了“群众基础”，将危及乡镇主要领导的个人政治前途，稍有闪失很可能引发集体上访、聚众闹事等不安定因素，到头来又将面临着“一票否决”的政治风险。因此，对于这次改革，最不愿意参与和组织实施的就是现任的乡镇主要领导，几乎没有谁愿意“争当改革排头兵”。这样，一直拖延到1999年底，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几乎没有实际行动。有的乡镇甚至还没有向机关干部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干脆就把“五大办公室”的牌子挂上去了，上报的辞退人员名单和分流人员工资表基本是编造的虚假数据。总之，当上级政府把自身能够解决或不愿意解决的复杂矛盾和问题推给基层解决时，乡镇一级只能是“应付了事”。

其次，从这次改革的经济价值取向看，由于各级政府财政实行“基数包干、超收分成”的管理体制，乡镇承担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80%左右，村级管理费支出全部由农民负担。这次改革即使搞成功了，受益者是广大农民群众，而受损者则是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正是由于这次改革的“政治收益”远远小于它的“改革成本”，所以省、市、县三级政府决不会轻易去改变原有的财政分配格局。因此，在“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之间博弈过程中，“受益者”往往是各级政府组织，而“受损者”永远都是广大农民群众。

总之，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山东莱芜、诸城、内蒙古卓资、湖南华容、山西隰县、河南新郑等地率先搞起的县乡综合改革“中途夭折”[6]，还是1998年河南省进行的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中途流产”，都说明了“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7]（p267）。只有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机，当看到它的成功可能性较大时再下决心，才能保证这项改革取得成功。因为，乡镇机构改革不仅牵扯到一个省上百万名乡镇工作人员的“去留、饭碗、面子”问题，而且涉及到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问题，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正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7](p177)“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7](p176)“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7](p252)“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7](p277)

二、河南省第二轮乡镇机构改革缘何“草草收兵”？

2001年3月21日至22日，河南省召开了“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紧接着，又于23日召开了“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可见，这次乡镇机构改革是与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启动直接挂钩、同步配套进行的。据有关资料表明，“河南省平均30个农民就要养活一个‘吃皇粮’的人，全省行政事业费开支占地方财政总收入50%以上。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组织每年将减少收入107.64亿元，再不进行乡镇机构精简和人员分流就没有退路了”[8]。因此，河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这次市县乡行政编制精简比例为24.6%。这是硬任务，硬指标，也是一条硬杠杠。各级都要建立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层层有任务，一级抓一级，在改革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上，都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和应急处理办法。要把撤并乡镇、农村税费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起来进行，重点是规范乡镇机构设置，减少机构和人员编制，妥善安置超编人员，坚决清退各类临时聘用人员。同时，要保证在5月底以前完成任务”[9]。可以说，省委决策者对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态度很坚决、决心也很大。

然而，正当全省上下紧锣密鼓、层层发动、准备大干一场的节骨眼上，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一个《紧急通知》，明确要求全国各地暂停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这与2个月前在安徽合肥市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精神大相径庭，因为当时中央曾明确提出要求20个省份（其中包括河南省）将在2001年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种“朝令夕改”的非常现象，让河南省委决策者们感到“进退两难”：因为当时《河南省人民政府致全省农民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刚刚下发到每个农户手中，河南老百姓都知道“皇粮国税”不交了或少交了，如果宣布立即停止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那么势必会给农村基层干部制造相当大的麻烦，甚至会引发农民群众“暴力抗税”等恶性事件；如果坚持继续搞下去，那么这岂不是明摆着与党中央、国务院“对着干”。但当中央与地方进行“政治博弈”时，下级必须服从上级，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所以，到了2001年4月下旬，河南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被迫中断，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自然也停止进行了。这说明了，乡镇机构改革能否成功，不仅要受到一个省内部各方利益主体之间多重博弈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外部的诸多不确定改革因素的干扰。因此，当改革时机还不够成熟时就急于去推行，即使是好的改革措施也难以取得成效，甚至会成为“早产儿”或“中途流产”。

2001年9月下旬，当组织上准备调我到河南省高校工作之前，我给省长李成玉写了一封长信反映，“自1998年以来，我省经历了两轮乡镇机构改革失败的折腾。尤其是今年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被迫停止后，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普遍埋怨说：‘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结果省里还是瞎胡搅’。可以说，现在的农村基层工作已经困难到了极点。如果省委、省政府再不下决心去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那么势必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为此，我建议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协调运作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农地制度、分配制度、行政管理体制三位一体，整体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综合症”。这份长达3万字的农村改革政策建议报告，很快得到了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批示，随后又被中央领导同志批转到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和200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筹备组参考[10](p11)。

三、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缘何“一举成功”？

2005年9月9日到12月底，河南省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启动时，省编制办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底，全省共有2100个乡镇，编制总数为16.21万名，实有工作人员为30.23万名，平均每个乡镇超编63.3人，超编幅度达到了86.5%。其中，超编200人以上的有60多个乡镇，个别乡镇甚至超编三四百人，最多的1个乡镇超编400多人。此外，全省还有乡镇临时聘用人员1.25万人”[3]。而目前河南地方财政收入仅为537.5亿元，财政支出竟然高达1115.5亿元，收支相抵缺口资金为578亿元，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尤其是全省县级财政总收入仅为201.9亿元，其中有2/3的县人均财力在1.2万元以下，甚至有的县还不足1万元，大部分县财政缺口资金都在1亿元左右。全省乡镇负债总额为95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89万元，其中有179个乡镇负债在1000万元以上，最多的1个乡镇负债超过5000万元。可以说，一旦离开了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县、乡、村三级组织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因此，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开展，河南省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基层组织机构庞大和人员臃肿的问题。

2004年12月21日，新上任的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郑重宣布：“从2005年1月1日起，全省农民一律免征农业税”。这一招着实让党中央、国务院捏一把汗，毕竟河南的“财政家底”太虚弱了。2005年9月9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全省深化和完善乡镇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时，首次使用了“各级党政主要领导都是第一责任人”、“确保全省乡镇机构编制5年内只减不增和保持社会稳定这两条底线”、“无情改革、有情操作”、“不留过渡期，不得拖延”、“2005年底前基本完成任务”等词语，这充分表明了省委决策层的改革决心。可见，这次乡镇机构改革的指标任务是硬的，时间表是死的，不能讨价还价，纪律处分动真格，否则就没有退路了。因此，在这次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始终保持着“目标一致”，互相配合，同心协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仅用3个多月就初战告捷，并为其他省份树立了一个“成功范例”。

首先，这次改革的时机把握得准确，既符合中央的改革意图，又符合河南农村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进而又把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基层民主建设、农村公共品供给等潜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逼到层面上来，由此牵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迫使农村基层组织“釜底抽薪，另起炉灶，脱胎换骨”。到了2005年年初，中央明确要求各地积极开展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这等于是给了地方一把“尚方宝剑”，从而消除了外部的不确定改革因素，也为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一举成功”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其次，这次改革的原动力来自河南各级政府内部，各方利益主体由过去的“分散博弈”转向“合作博弈”。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看，解决乡村组织经费困难有两种选择途径：一是通过调整省以下财政分配体制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弥补“空缺”，二是通过乡镇机构改革的办法压缩基层行政经费开支。显然，站在省、市、县三级政府的角度看问题，第二种途径是与自身目标最为吻合的一种选择，站在乡镇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也不失为一种上乘选择。因为这样做，既可在改革上出“政绩”，又可减轻各级政府财政短缺的压力。因此，在这次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原来的不平等博弈也变成了自愿合作，最终形成了一种协调互动的合作型博弈机制。这是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一举成功”的最大秘诀。

第三，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省级唱主导、善始善终。与前两轮改革相比，这次改革省委、省政府启动了“杀手锏”——在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之前，市、县、乡党政“一把手”一律不能调整，主要领导必须亲临第一线指挥，一级抓一级，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把目标任务纳入领导干部个人政绩考核档案，严明纪律，及时通报批评。这样就克服了前两轮改革中存在的“上推下不动、干打雷不下雨”的被动工作局面。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还出台了“含金量”较高的奖励性配套措施，如规定“撤并1个乡镇，省财政一次性向县级财政补贴50万元，分流1名财政全供人员，省财政一次性补助县财政5000元，分流1名财政差供人员，省财政一次性补助县财政3000元”，省财政为此拨给县级财政一次性补助款共计5.6亿多元。各市、县也都结合自身财力，采取了不少“特事特办”的新措施，如郑州市规定，撤并1个乡镇，除了省里的奖励政策之外，市财政追加30万元补助款。可以说，“这3个多月就好像是打一场战役！”经过这次改革，全省共精简乡镇富余人员接近20万人，每年至少可为省财政减少转移支付20亿元以上，它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改革成本”。日前，省委、省政府又作出规定：乡镇行政和事业编制，全省实行统一管理和总量控制，建立机构编制台帐、编制人员实名制管理和机构编制审核通知单制度，进一步完善乡镇机构编制管理和财政预算管理相互配套协调的约束机制，以防止出现“反弹现象”。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不管是进行乡镇机构改革，还是进行其他政府层级的行政体制改革，最实质、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博弈”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暴露出来了，只不过当时的重点是国务院内部机构改革。譬如，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山东莱芜率先进行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县直部门20多个涉农分支机构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分流人员达到12874人，取得了明显成效。到1991年底，全国已有23个省份确定了290个县级单位进行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6]。但由于中央对县乡机构改革工作没有作出统一部署，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没过多久就销声匿迹了。正如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同志所指出的，“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来进行，局部改革必然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不能忽略。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改革方向是对的，但如果不及时发现和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等它们积累多了，就容易走回头路”[11]。万里同志也指出，“深化农村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创造。但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涉及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权威的决定，不抓紧检查，就难以奏效”[12](p631～636)。

第二，政府机构改革的最大阻力，究竟是来自各级政府内部的“自身利益”，还是来自“部门利益”甚或“集团利益”？种种迹象表明，除非万不得以，没有哪一级政府愿意首先“拿自己开刀”。换言之，上级政府往往既是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又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但迄今为止，我国设计的政府机构改革路径“要么是从国务院下手，要么是从底层突破，要么是靠政府部门自我改革”，这样就省、市、县三级留下了相当大的“博弈空间”。其结果是“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7]（p164）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7]（p164）。

第三，具体而言，省级政府既是乡镇机构改革的主导力量，又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把这种改革的“政治成本”与“经济成本”统一起来，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的改革成本分摊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把多元的、离散的、潜在的改革因素，转化为一体的、内聚的、现实的改革力量，形成一种合作型博弈机制，从而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顺利开展。譬如，我们在解决“条条”与“块块”分割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县乡机构改革的一大难题。但在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中，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上级主管部门不得以项目、资金、评比、检查、达标等手段，干预下级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核定，不得要求上下级机构完全一一对应；凡是由部门下发文件和召开会议擅自规定机构编制事项的，一律宣布无效。这样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再如，我们过去总担心“干部身份”的人难缠、怕出乱子，以至延误了许多大好改革时机。但在河南省这次改革中，全省共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0562人，分流超编人员127929人，却没有发生集体上访、聚众闹事等突发事件。这说明了，任何一场改革都必然会带来阵痛和情绪的焦灼，但“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7]（p118），“估计形势，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7]（p287）。所以，我们应当把让大多数人得利作为衡量所有改革得失的一个根本标准，而不能只顾及一些“团体利益”，却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四，乡镇机构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合理划分县乡之间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在这次改革中，着重强调把乡镇工作从过去直接办企业、抓生产经营、催收催种、收费罚款等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转向典型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营造发展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上来。同时，提出要依法界定县乡两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使乡镇真正实现权责一致；凡是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由县级政府承担的职责，不准转嫁给乡镇政府承担；确实需要乡镇政府配合的，应明确权利与义务二者的关系，并赋予相应的办事权限，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凡不是中央和省委确定的“一票否决”项目和各种达标升级评比活动，一律取消；需要保留的，也不准随意扩大评比检查的内容和范围；等等。当然，下一步应当对乡镇政权组织体制、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等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些后续改革任务将更加艰难和繁重。这是我们多年来都想解决而至今尚没有解决的一道难题，还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第五，要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光靠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突破；光是乡镇一级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机构不改革，也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还需要省、市、县、乡四级政府连动式的全面改革。如果简单地寄希望于“撤并乡镇、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样一种低层次的改革，那么很有可能将使乡镇机构改革再次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譬如，通过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共精简富余人员接近20万人，每年至少可以解决基层行政管理经费支出20亿元左右。但在2005年，河南地方财政用于免征农业税、发放粮农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投入共计263亿元，比上年增加了66.1亿元，这是多年来财政支农资金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可见，单纯依靠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另外，据财政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省一级行政经费支出每年不少于3630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为38.9%；地区一级每年行政经费支出约为1715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为18.4%；县一级每年行政经费支出约在2700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为28.9%；乡镇一级每年行政经费支出约在1280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为13.7%[13]。也就是说，即使是从“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单纯依靠乡镇机构改革也是不行的。事实上，我国过去20多年进行行政体制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致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纵向权力下放”与“横向权力调整”互相脱节，导致一些深层次矛盾虽经多次改革而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因此，我国下一步应考虑从“中间层突破”的大胆尝试，依照《宪法》撤消职能定位模糊的地区建制，把现有的“地级市政府”一律改为县级建制，从“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实行“省直管县”或“省直辖市”的行政管理新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权力结构配置高度集中与政府职能定位高度扭曲问题[14]。为了防止市、县机构改革中出现低效率重复的现象，建议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和统一协调这项改革工作，省一级则负责具体的组织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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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海伟.河南“撤乡并镇”背后的利益博弈[N].新闻周报，2005-10-25：（02）.

[3]马宏图，李铮.2005：河南乡镇大变革[N].河南日报，2006-01-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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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鸿钧.河南乡镇机构改革综述[N].河南日报，2006-01-10：（01）.

[6]张新光.论中国乡镇改革25年[J].中国行政管理，2005，（10）：16～19.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朱巍.机构改革：适应新体制的革命[N].河南日报，2001-01-10：（05）.

[9]李晓玮.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县乡机构改革[N].河南日报，2001-03-24：（01）.

[10]张新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11]刘慕学，张军.总结简政放权经验强化乡镇政权职能[N].大众日报，1988-01-04:（01）.

[12]万里.认真解决当前农村中存在的问题[A].万里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机制改革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艺术自身发展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多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点和规律的文化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为推动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繁荣。坚持以人为本，依靠职工，转变观念，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政府扶持、社会支持、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稳步推开、规范操作，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三、目标任务

理顺政府与各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明确政府、文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责权利。根据不同文化单位的性质和功能，合理划分公益性和经营性文化单位，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以劳动、人事、分配等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按照既要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起宏观管理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充满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服务运行机制。加快培育文化市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落实文化产业政策，完善投融资机制，形成以公有制有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健全完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按照省、市要求，组建统一集中的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监管，推进综合执法。将现有的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及“扫黄打非”等有关行政执法队伍调整合并，组建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建设廉洁公正、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

四、改革的范围

（一）承担由国家举办或支持的公益事业职能，不以盈利为目的、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其范围包括：县文化馆、图书馆。其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革，转化工作机制，提高服务能力，将上述单位改制成为设施完备、功能齐全、服务优良、引导有力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二）按照市场原则，把原来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提供文化服务和其他经营业务的经营性文化单位实行转企改革。其范围包括：县秦腔剧团、人民剧院、电影公司。改革的重点是通过整合资源，逐步过渡为经营性文化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三）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的改革。组建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为文体广电局下属副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编制机构按规定程序已批（渭编办发〔2010〕97号、潼编发〔2011〕20号）。由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在全县范围内统一行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市场管理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职能。

五、改革内容

（一）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县秦腔剧团、县电影公司、县剧院3家事业单位法人，分别成立：县秦腔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县电影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县人民剧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核销事业编制。新组建的公司是独立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县文体广电局按照不拘一格、广开视野的要求和政治强、懂经营、会管理、熟悉市场的标准面向县内外公开选聘。

（二）改革用人机制。新组建的公司推行全员聘用制，所有岗位重新设定，按需设岗、竞争上岗、以岗定酬、岗变薪变、同岗同酬，全面推行岗位目标责任管理，逐步实现人员的能上能下，合理流动和配置。现有“老人”按新的岗位设置规定，实行事业岗位聘用制，经上岗考核合格者由总经理聘用。新人经考核录用后，签定聘用合同，办理养老、医疗保险。聘用考核过程中，拒聘新岗位和落聘的“老人”，发给绩效分配制度中职工固定工资70%的生活费（财政负担），连续3年不能被聘用或者拒绝聘用的，予以辞退。辞退后单位不再为其缴纳各类社会保险。被辞退人员的相关手续及人事档案按人事部印发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暂行规定》（人调发〔1992〕18号）的有关要求办理。聘任演职人员以现有人员优先，同时面向社会招聘。转制时，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与在职职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职工在事业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转制后企业的工作年限。转制企业应当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合理安置现有人员

1.实施人员分流，办理提前退休。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的思路，参照市直文化单位文化体制改革办法，对转制单位中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岁、工人50岁）5年以内或虽未达到退休年龄但工作年限满30年的人员以及工作年限满25年，从事特殊表演工作的人员，经本人书面申请、单位同意、县人事劳动部门批准后，可按事业单位退休办法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2011年12月31日）。

2.认真落实分流职工退休费用。本次转企改制涉及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人员退休费用仍按转制前事业单位标准核定。有正常事业费的转制单位以本单位提前退休人员提前退休时核定的事业单位退休费为标准计算，由县财政全部承担。没有正常事业费的转制单位已退休人员以及符合提前退休条件人员退休时以核定的事业单位退休费和每年递增10%为标准计算，县财政承担50%，转制单位承担50%。所需费用统一从退休费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之月起，计算至法定退休年龄，一次性缴纳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交清费用的次月起，提前退休人员的退休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时足额发放。提前退休人员退休费调整按转制前已退休人员调整办法执行。

3.妥善解决分流职工的医疗保险。离休人员的医疗保障继续执行现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转制前已退休人员以及符合提前退休条件人员中，单位已参加医疗保险的，按现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政策享受医保待遇，单位未参加医疗保险的，按现行政策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后办理，所需资金由县财政解决。

4.认真落实转制后职工养老保险。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从2012年1月1日起，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纳入本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2011年12月31日前的连续工龄视同为缴费年限，不再补缴养老保险费）。转制后职工养老保险，根据中、省、市有关规定逐步予以解决。

（四）完善国有文化企业资产监管体制。坚持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结合，加强对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确保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和资产安全。新组建的公司由县文体广电局实施监督管理和协调指导，由县国有资产局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转企改制后，授权企业经营文化单位国有资产，并赋予企业充分的用人和经营自主权，确保企业成为独立经营的法人主体。县财政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适合国有文化企业实际的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和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并对企业资产经营和管理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要与职务和收入挂钩。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解聘主要负责人职务。

六、配套政策

（一）加大财政投入，转变投入结构。一是增加财政投入。改革所涉及的单位，财政原有拨款不减少。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化产业经费投入；二是改变投入方式。以2010年财政对文化经营单位的事业费总数为基数，设立“县级文化艺术发展专项基金”，逐步建立财政投入、社会融资、单位积累等多渠道投融资机制，统筹文化发展基金，采用以奖代补、政府采购和项目贴息、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等方式，重点用于对优秀文化作品的以奖代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产品、文化发展项目贴息、场馆建设补助等；三是加快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政府投资为主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投资文化事业领域，免征土地、城建、人防、环卫等有关费用；四是为确保文化体制工作的顺利进行，设立县级文化体制改革专项资金（原则上每个单位不突破5万元），主要用于资产评估、审计、政策法律咨询等方面。

（二）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转制为企业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前的在编在岗职工，单位和个人继续按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时，按原渠道办理退休手续。转制为企业后新进人员执行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医疗保障继续执行现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

（三）完善和落实财税优惠政策。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财税优惠政策。各项优惠政策具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4号）、《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4号）等政策规定执行。由县政府出台相关财税优惠政策，支持逐步过渡为经营性的文化单位，走政府扶持、市场引导、持续发展的路子。

七、时间安排

2012年3月底前，完成所有文化体制改革任务。

八、具体要求

1、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县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宣传部门协调指导，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落实，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了确保这次文化单位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成立县文化单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2、分工负责。县文体广电局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一责任人，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积极衔接落实省、市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和相关文件，确保改革工作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