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质范文10篇

恩格斯指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它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这条道路就是辩证法现实化的道路。只有把辩证法现实化，才能破除体系的禁锢，在现实生活当中张扬出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本性。但是如何实现辩证法的现实化，马克思在手稿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成果。”(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在这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这是因为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是外化和对外化的扬弃”，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把自身理解为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那么黑格尔所“抓住的劳动的本质”就是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所以在黑格尔的哲学里，辩证法被诉诸于“抽象的精神劳动”，即观念或精神。而马克思的劳动已经不再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即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式的生产劳动，这样，马克思就把辩证法诉诸于生产劳动，把生产劳动的本质看作是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从而走出了一条辩证法现实化的道路。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但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只是“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注：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费尔巴哈没有“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与此相反，马克思找到了一条真正地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马克思通过转换辩证法的承担者，把抽象的精神劳动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劳动，辩证法以生产劳动为载体，运用于现实生活领域，使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产生了现实的效果。由于黑格尔把辩证法诉诸于抽象的精神劳动，所以“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等于自我意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马克思把辩证法的承担者转换为生产劳动，就必须把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就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出发。这样马克思就把黑格尔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的辩证法转变为关于现实世界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法，从而使辩证法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批判的、革命的意义。

随着辩证法的现实化的路径的拓展，马克思的视域也发生了转换。马克思认为：“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外在的自在的自然界是“存在着的无”，同时马克思也认为“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

马克思既不研究自在的自然界，也不研究抽象的自为的自然界。他的研究视域是现实的生活世界。所以，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的哲学“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既不是关于自在世界的世界观，也不是关于自为世界的世界观。如果把世界观理解为关于自在世界的世界观，那世界观就变成了“观世界”，即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如果把世界观理解为关于自为世界的世界观，那就变成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恩格斯所谓的世界观是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我们只有把世界观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才契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意。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就是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想达到人与自然界的真正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认为，“通过工业——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人要达到与自然界的真正的统一，就必须扬弃异化，这种扬弃了异化的状态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在黑格尔的哲学里，“思存关系”表现为概念逻辑与意识中的存在的关系，或者说是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的关系。但马克思认为“人类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这样，马克思就把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之后，“思存关系”就变成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辩证法也就由“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变成了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理论，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等，也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把辩证法诉诸于生产劳动，找到了一条辩证法现实化的道路，这样马克思就把辩证法应用到了现实的生活领域，形成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换言之，马克思辩证法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形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指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它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这条道路就是辩证法现实化的道路。只有把辩证法现实化，才能破除体系的禁锢，在现实生活当中张扬出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本性。但是如何实现辩证法的现实化，马克思在手稿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成果。”(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在这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这是因为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是外化和对外化的扬弃”，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把自身理解为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那么黑格尔所“抓住的劳动的本质”就是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所以在黑格尔的哲学里，辩证法被诉诸于“抽象的精神劳动”，即观念或精神。而马克思的劳动已经不再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即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式的生产劳动，这样，马克思就把辩证法诉诸于生产劳动，把生产劳动的本质看作是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从而走出了一条辩证法现实化的道路。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但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只是“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注：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费尔巴哈没有“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与此相反，马克思找到了一条真正地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马克思通过转换辩证法的承担者，把抽象的精神劳动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劳动，辩证法以生产劳动为载体，运用于现实生活领域，使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产生了现实的效果。由于黑格尔把辩证法诉诸于抽象的精神劳动，所以“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等于自我意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马克思把辩证法的承担者转换为生产劳动，就必须把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就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出发。这样马克思就把黑格尔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的辩证法转变为关于现实世界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法，从而使辩证法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批判的、革命的意义。

随着辩证法的现实化的路径的拓展，马克思的视域也发生了转换。马克思认为：“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外在的自在的自然界是“存在着的无”，同时马克思也认为“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

马克思既不研究自在的自然界，也不研究抽象的自为的自然界。他的研究视域是现实的生活世界。所以，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的哲学“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既不是关于自在世界的世界观，也不是关于自为世界的世界观。如果把世界观理解为关于自在世界的世界观，那世界观就变成了“观世界”，即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如果把世界观理解为关于自为世界的世界观，那就变成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恩格斯所谓的世界观是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我们只有把世界观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才契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意。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就是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想达到人与自然界的真正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认为，“通过工业——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人要达到与自然界的真正的统一，就必须扬弃异化，这种扬弃了异化的状态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在黑格尔的哲学里，“思存关系”表现为概念逻辑与意识中的存在的关系，或者说是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的关系。但马克思认为“人类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这样，马克思就把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之后，“思存关系”就变成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辩证法也就由“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变成了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理论，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等，也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把辩证法诉诸于生产劳动，找到了一条辩证法现实化的道路，这样马克思就把辩证法应用到了现实的生活领域，形成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换言之，马克思辩证法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形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

【正文】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转变。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生产关系本体论”(注：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2001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叫做“历史现象学”(注：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社会》2001年第3期。)。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历史生存论”(注：参见拙作：《生存的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探讨》2002年第2期。)。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本文从现实的视角去阅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分析近代社会的片面性和近代科学的抽象性所造成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向哲学总体观念提出的要求，探讨了总体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作为方法论的科学性以及作为世界观的归属和载体。

近年来，关于人的行为的片面功能的自觉，对自然界向人类发起报复的忧虑，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短期效应”、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开始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哲学的总体性范畴。因而，介绍卢卡奇的总体观念的文章不断增多，但这种介绍总是试图按照某种哲学模式对卢卡奇进行剪裁，使人很难搞清楚卢卡奇究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本文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总体思想作以客观叙述，笔者力求摒除自己已有的哲学知识的干扰，目的在于以这种形式引出真正对卢卡奇的总体思想作出认真研究的文章，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对于思考“全球问题”、“人类的困境”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都有启发意义的因素。

一.总体范畴的提出

历史研究是指向未来的，人们希望通过研究历史去找到解决那些人们将要遇到的问题的方法。然而，研究历史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透过历史的表层抓住其本质，然后，基于对这种本质的认识，展开对社会历史总体的把握；另一条是经验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对历史表象的热恋。卢卡奇主张走第一条道路，他说，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

在卢卡奇看来，从整体出发，还是从单独孤立的部分出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出发点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从单独的孤立的部分出发，其结论必然是抽象的；而从整体出发才是认识具体性的保证。

一切以追求真理为宗旨的科学，都必须清楚地和准确地掌握对象的实际存在同它们的内部核心之间、它们的表象和关于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因为只有认识到了这种区别才能去把握其联系。但是，资产阶级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并不知道这种区别，他们把现象和本质混同了起来，误以为那些实际上只是对象的表象的现象就是对象的本质。其实，这些现象只是一些假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假象。而资产阶级科学却恰恰是建立在这些假象的基础上的，所以，资产阶级科学的真理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一、总体性视野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总体性是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卢卡奇早期代表性著述《小说理论》中的核心范畴。在卢卡奇看来，文艺复兴以降，上帝退隐，理性毁灭，之前人生意义和生存价值或不证自明或依附于神得以建立的时代一去不返。个人生命与社会进程、时代延伸、人类命运的关系日益疏离，个体还来不及适应外部环境的变换，便被剪掉脐带，抛入前途莫测的现代世界。总体性消失，历史将向何处延伸，成为纠结于人们心头的哈姆雷特式难题。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小说文类历史地担负起为个体寻求和揭示新的总体性，并以之为标尺，重建个体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重任。卢卡奇认为，最终走向自由与解放是人类社会的总体趋势，彰显现实与此总体的内在关联与隐秘互动，强调无产阶级在总体进程，弥合意识与现实的割裂，摆脱物化，自我扬弃，走向完善中的历史作用，被卢卡奇视为评判小说优劣与否的最高准绳［1］。正基于此，卢卡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褒奖有加，而对意识流小说执著于内心琐屑的雕刻则不屑一顾。然而，西方文学的实际进程并没有如卢卡奇所愿看到的情形铺展，一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迷惘”与“垮掉”，表现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和存在主义等现代主义思潮只能止步于揭示时代总体性缺失给人带来的异化、疏离、绝望等意绪，总体性的人类前景缺席，肉身的沉重与生存的价值仍无处得以安身。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消解深度与话语狂欢，颠覆淹没了建设，更是弃绝了对人类社会归宿追问的兴趣，仿佛历史已然终结，一切只在当下。西方20世纪文学离总体性所表达和追求的理念愈行愈远，反过来，却为我们审视和反思中国当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契机与切入点。

总体性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最重要范畴之一，不仅因为意识形态亲近性的关系，更缘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症候、审美情态与文学实际，我们不能再为多元化的假象所蒙蔽，现在已经到了对于总体性的关切需要重新被提升到一个应有高度的时候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窥其大者，一个貌似于“总体性”的“总体性存在”———名称的相似标示出两者的关联，然而在具体语境下两者会出现分歧甚至根本抵牾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是不构成问题的。现代文学以“启蒙民智”与“救亡图存”为主调，两者胶着缠绕，成为此一时期作家的总体性追求。当代文学以新中国的成立为起讫，便意味着它的发生首先要服务于为新生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构建、维护与巩固的话语基础。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形态性成为文学的根本属性，政治正确成为文学创作与评断的圭臬。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僵化的歌颂，图式化的揭露，题材选择、主题设计与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宰制，种种因素造成这一时期整体文学成就不高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然而换个角度看，尽管对总体性的设定与表征不无检讨之处，但当代文学(1949～1978年)的“总体性存在”依然具备却是事实。进入新时期文学，接续“五四”新文学传统，再启蒙与现代神话重新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调。现代性的降临与滋长，被一批作家预定为中国未来的总体期待，“文明与愚昧的冲突”［2］成为此一时期文学屡试不爽的结构法则，当然主体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掌声与唾沫分别献给了前后两者。在主调之外虽然存在一些貌似的不谐音，如寻根文学和新历史小说，但本质而言，寻根文学与新历史小说虽将笔锋指向历史深处与荒山鄙地，但其意旨仍是执著地植根于当下与此在，表现的是对前者单一西方模式现代性的深深狐疑与焦虑。从这个意义上看，寻根文学与新历史小说实际上是从反面实现了向再启蒙与现代神话总体的靠拢。毋庸否认，总体性仅是众多衡量文学优劣的标尺之一，稍加检视便不难察觉，20世纪90年代之前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杰出者，现代如鲁迅、当代如贾平凹，似乎均坚守着总体性，并以娴熟的艺术手法叙述个人命运与总体间的内在关联与隐秘互动，并预示着总体性的前景。这一事实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如果说卢卡奇是以西方的人文状况为支撑，从理论上论证了总体性的有效性，那么中国20世纪的文学情形同样为其贡献了有力的旁证。其二，总体性对于中国文学解读的适用性，使其有理由可以成为反思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检讨新世纪文学种种乱象的一颗亮眼的“照明弹”。如若将总体性之于中国当下文学的意义之二付诸扎实的探究工作，这将是一项极富价值的课题，然笔者虽有意，此课题却非本文可以胜任。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择新世纪文学众多现象之一种，即聚焦评论界投入近十余年来少有的热情，议论纷纭且受到褒贬两重天待遇的“底层文学”，主要围绕作家的创作，也辅以批评家的评论与社会学者的研究，以“总体性”为聚光灯，冀图较为深入地透视与辨析底层文学的得与失，辩证施治，寄望于其能尽快奔脱羁绊，并带领中国文学闯出一条可资借鉴的光明大道。

二、“现代性”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的迷途

底层的困境，绝不是新世纪的今日才大规模出现的事实，而始终是20世纪乃至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客观而尖锐的存在。然而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出于对现代性的单一追求，从国家的领导人到知识分子群体都始终怀着强烈的现代焦虑，从各自角度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以这样的视野出发，底层就变成了单一的工具性存在，而在作家笔下也自然不会被看做平等的、有个性的，有私生活的“现代”个体，他们要么在革命时代(1900～1949年)是革命者企望集中全民力量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动员对象，要么在后革命时代(1949年至今)是国家现代化或西化道路上的“人力资源”。正是由于“大多数思考都陷入现代性话语的霸权之中，对现代性话语的非人化的一面基本没有思考和反省的余裕”［3］，底层的伤痛因故才被遮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话题进入主流权力话语的观察视野与知识分子的言说范围。通过权力话语视野中20世纪底层形象的勾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时期的“总体性存在”完全可以与“现代性”成功置换，至少在对底层的表述与想象上是如此。成败萧何，底层的苦痛是为现代性的迷梦所屏蔽的，但也正是在现代性神话出现日趋崩大的裂缝的情势下而钻入人们视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各阶层逐渐分化。一方面是一些“新富人”(王晓明语)与权贵勾结的暴富神话，另一方面是农民与工人劳而少获，有的甚至背井离乡，被赶出工厂，失去劳动机会。较大的生存反差已成为国家民族现代化道路上一个不得不需要严重正视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性”道路神话裂缝中的一个，但已足以引起我们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警醒，“底层”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包括社会学者、思想学者和作家等在内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关切的焦点。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以曹征路《那儿》、陈应松《马嘶岭血案》、刘应邦《红煤》等小说为前奏，“底层文学”在新世纪文坛卷起一团声势浩大的旋风。对于底层书写带有文艺思潮性质的面世，人们刚开始的反应往往还只停留于简单表达自己的立场。欢呼雀跃者有之，视之为左翼文学传统的重新崛起;贬抑之声亦不绝于耳，斥之为民粹主义幽灵的回魂;清醒者亦不乏其人，他们一边质疑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代言底层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一边忧虑于其艺术实践中的硬伤有可能导致其短命夭折。随着讨论走向深化，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对“底层文学”现象给予足够高的评价发展。随着底层文学在人文领域人气与影响日炙，一批写底层的创作蜂拥而上，良莠不齐的作品开始自我暴露出诸多受人诟病的把柄。简单梳理一下，缺乏辩证性的道德化写作、人物形象图谱单面化、廉价的苦难情怀、现代性焦虑症与文体风格滥情/戏谑化是至今为止出现的讨论中，底层文学总体性缺失的主要症侯表征。在批评者眼中，底层写作越来越演变成一种道德化姿态写作，作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实施创作主体对社会不公的道德审判与温情安抚，道德的正确性代替了对底层生态世界复杂性的考察与把握，“同情大于体恤，怨愤大于省察，经验大于想象，简单的道德认同替代了丰富的生命思考”［4］。另外，人物形象千人一面的苦大仇深，甚至连苦难的细节都开始彼此重复。文学形象塑造的总体特征高度简单化:富人都是坏人，至少是心怀鬼胎;底层都是善人，如做出出格之事，也是为富人所迫。底层形象的图谱化与单向性，令作品变得单薄虚假，形迹可疑，让人对此类文学能否担承起为底层鼓而呼的前景而疑窦丛生。与人物形象的模式化相伴随，底层文学的“苦难情怀”也一直为讨论者所广为诟病。许多底层写作在情节设置上向苦难表示亲热、献媚甚至顶礼膜拜，作家总是以一种放纵式的叙述姿态，将苦难和惨烈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放大，甚至给人以错觉:苦难是底层的身份证，是人民性的标识，苦难变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也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特权。苦难能说明一切的创作观，抹杀了文学理应具有的超越苦难本身并对苦难追问的精神价值维度，底层写作呈现出“严重的模式化、粗俗化和平面化的审美倾向”［5］。搁置艺术水准不论，上述不管是道德化地、情绪化地还是单面性地对底层的书写，所反映出来的思想立场实质上都是对现代性的根本质疑与完全否定。

与前三者截然相反，坚守现代性信念的现代性焦虑症也构成当前底层写作正在误入的歧途。在现代性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主宰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进程中，对现代性神话的建构与维护，中国20世纪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居功至伟。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为现代性推波助澜，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说到底“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性断裂的情感备忘录。它一直在为现代性的合法、合理与合情展开实践”［6］。然而随着现代性在中华大地的铺展与深化，在给国家、民族与个体带来经济繁荣和物质丰裕的同时，其负面效应和断裂性也日愈暴露出来，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群体层级分化、秩序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带来的强烈乃至颠覆性的冲击，这些急需引起人文学者对现代性的警醒与反思。然而一些底层写作或许是惯性思维定势缘故，仍企图在肯定现代性的框架基础上，为底层的苦痛寻求合理性，极力想证明底层的苦难作为“现代化的阵痛”是实现现代性美好前景的征途中值得付出的必要代价。无视社会现代性转型这一大背景，要合理解释底层所承受的苦难，这样的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现代性焦虑症便在作家的创作中产生了。温情/戏谑叙事是底层写作中作家疏泄和缓解现代性焦虑症最常见的路数。所谓温情叙事，是指从现实的批判抽身，将之转化成情感的发掘，再把这种情感形式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底层写作的温情叙事不仅是文笔风格的诗意与温暖，更在于它企图以创造正面肯定性的形象，向读者提供回忆和伤感，其所传递的审美诉求就不会有力地撼动现实的深层结构。人们从过去寻求意义，也总是会在对过去意义的批判中渴望新的意义，这种常常处在意义与放弃意义之间的徘徊状态，便是众多作家退回到民间社会的主体性困厄。然而，这是一种不需用理智甄别便可知的严重写作误区，“它使文学变得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可能有结构、有技术，写得也很巧，更有文学理论批评家想要的美学标准，但无论如何没有思想的分量和审美的冲击力以及现实的观照力”［7］。对于底层写作，如果说温情叙事是不合时宜的浪漫风情，那么戏谑叙事便是自我作践的后现代狂欢。底层书写对底层的美化有之，但丑化戏谑似乎更胜一筹。底层书写的主人公都是处于层层重压之下的弱势群体，在作品中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一任作者矮化、丑化与戏谑。一些作家对善良美好真实的人情物事缺乏敏感，反应冷淡，而对委琐卑微屈辱阴暗的一面颇感兴趣，乐于沉浸在黑暗中狂欢。一写到底层世界就是暴虐丑恶病态残缺，一写到底层民众，就是命运重压下的扭曲异化沉沦堕落。于是，底层世界和底层民众的真实面目被遮蔽了，本来严肃的社会批判也因过多的丑恶展露和感官刺激而失之简单皮相。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了让读者摸不着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纯净的语言，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8］。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在这种书写中要么被忽略，要么过于模糊而难于辨认。以上是对新世纪底层文学中陷入的各种主要歧路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不管歧路如何五花八门，盘根错节，其实质上都主要是对现代性在立场、理解以及底层与现代性关系处理上出了问题的具体表征。底层文学要步出迷途与困厄，开辟一番新天地，归根结底需要对中国现阶段的现代性有更全面辩证的把捉，以及基于之上的更理性正直的写作立场，当然敏锐的艺术触角和高超的表现技法同样不可或缺。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理论热点和实践方向，这一伟大社会目标的提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的运用。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政府越来越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社会工程中，必然要求政府扮演积极主动的引导者角色。同时，由于服务型政府及其引导型职能的建设，也为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保证。

关键词：总体性；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自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目标，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念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又一项伟大创新工程。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另一方面，是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建立在总体性哲学范畴之上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其基本内容是人的全面的发展，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行动。“和谐社会”的境界就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注释1）正如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现实中的实现过程是在其政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需要由其政党以及这个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在走向“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发挥着引导的功能。因此，当前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任务，就是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时势，认识政府引导“和谐社会”构建运动的客观基础，同时，通过自身的变革去增强政府引导社会的能力，并作出科学的路径选择，从而真正承担起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

一、“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基础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是历史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的演变，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就这一演进过程的特征而言，实现了从单项战略设计到整体性现实操作、从以非均衡发展为手段到以均衡发展为目标、从静态的布局协调思维到动态的立体建构思维的转变；就这一演进的具体内容来说，实现了从只顾眼前的发展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实现了从简约的经济发展到协调的社会发展、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的转变，以浓缩的形式完成了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全部进程。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一方面，中国社会必须继续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追赶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与发达国家一道承担起后工业化的课题，甚至需要更具前瞻性和创造性地对待后工业化的问题。

从现在已经展现出来的各种迹象看，后工业化的进程是从工业社会所取得的全部科学成就和社会成果的基础上出发的，它所要从事的是“统合”的工作，它需要通过“统合”的形式把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积极成果综合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无非是后工业化进程在社会层面上的必然要求，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恰恰契合了后工业化的进程。

卢卡奇的成名著作叫《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这部著作刚刚问世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50年代以来，这部著作被“重新发现”，并被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实，共产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片面地理解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有着很多重大错误的书，但它又是一部记录一位严肃马克思主义者探索成果的书。《历史与阶级意识》包含着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而卢卡奇却并未有意识地去创建这一思潮。因此，我们在研究卢卡奇的时候，不应首先把它归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类别中，然后再寻找证明材料。而是应当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在今天的现实去阅读卢卡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卢卡奇的许多思考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一致的。

卢卡奇的历史观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的副产品，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他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历史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着参考的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以及行动原则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都需要具有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正史”上来看待卢卡奇的历史观，而不是不加分析地把他打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册”中。

一.在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上把握历史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来理解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也试图对历史作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了。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1]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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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巨变后不久，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纷杂的话语中，隐约出现了一个彻悟般的共识：现实社会主义的消解反倒使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情境与意义得以水落石出——不是经典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更非所谓“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正是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在作为80年代后现代思潮盛行的根本原因之一的新自由主义过去之后，多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便与所谓“中左派”联袂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还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现实的归属，其实可以基本廓清了。但是，其滑落的过程却意味深长而又令人伤感。审视其间，我们不仅发现有对现实的无奈，更有理论的悲哀：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实已回缩到理论之中，却还以为将以现实理论化的方式“介入”现实正可产生的真正变革——实际上，在这种所谓“批判”中真实发生的只能是对现实历史的认同。而究其根源，我们认为这种滑落又早已宿命般地潜存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思想中。

实际上，当卢卡奇把“物化”界定在生产领域中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望而又无奈的进程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当时真切的异化现实及其对理性——辩证法的信念使卢卡奇仍然洋溢着创造历史的激情：只要有阶级意识，十月革命就是成功的范例（虽然是特殊的，并且其后又以极端意志主义的形式重陷经济决定论的泥沼）。但这种乐观主义在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已消失了。因为异化业已成为支配性的，主体也已消散为大众。而在合理性等于现实性、现实又同化为普遍的同一的总体世界中，思想自然就衰变为空洞的否定。人已衰落，批判再无基点。当阿多诺发现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完善的”（注：T.W.Adorno,NegativeDialectics,London:Routledge(1973),P31.）时候，思想本身就只有在获得一切特殊内容之前才是一种否定的行动了。（注：ibid,p19.）——在卢卡奇的总体性和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之间的浪漫主义背景的衔接背后，已经是思想支点与认知图景格式塔似地转变了。阿多诺发现，卢卡奇“总体性”的浪漫主义意象的潜层正是包裹着辩证法外衣的黑格尔的绝对理令——资本的强大的同一逻辑。如同黑格尔逻辑学巨大的黑洞一样，任何现实的行为都会以各种方式（甚至表面看来是矛盾的）被吸纳进资本的逻辑之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1968年“五月风暴”的地位是里程碑似的，正是由此开启了或许可以命名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注：之所以加上“主义”，是因为这个阶段虽已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但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而且其中也并非全是反“主义”的后现代思潮。）的历史新阶段。有意味的是法国共产党的不出场以及对运动“必将失败”的预言，并没有改变这场运动反抗资本主义的（乃至革命的）性质。——拨开政治现实的迷雾，我们或许更能看到真实的轨迹：真正异质的逻辑、真正异质的他者，使得在资本的强大的同一逻辑中难以为继的批判乃至革命再次从现实中凸现出来，只是（或者正由于）原本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础——所谓“生产主义逻辑”和阶级主体被置换并弥散为文本、叙事、欲望与个人主体了。

首先是“大拒绝”使马尔库塞一扫“单向度的支配”、“否定性的解放”之悲观气息，而畅想一种人人都参与的社会主义。在卢卡奇的阶级主体、阿多诺的被统治的主体之后首倡“革命的个人主体”——虽然最终仍导向阶级斗争，但毕竟使阶级斗争本身成为分享民主的一次演习。如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的“历史”的逻辑基础和现实归宿，马克思的“劳动”尤其是指资本主义的雇用劳动，因而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王国正是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的理想化。（实际上，马克思也深知自由王国只存在于真正的彼岸，而在现实，即使是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必然王国中的所谓“自由”，联合起来的仍然是生产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3－4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肯定和赞叹由马尔库塞承接为：乌托邦的可能性就在于发达社会的技术之中，只是人们的虚假需求阻碍了它的实现。“因为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正是这种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劳动。因此，马尔库塞要一改欲望之因匮乏而需求的本性，倡导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欲望，从而将自由从闲暇扩散到劳动中，使异化劳动变成依循“非压抑的现实原则”的“爱欲化的劳动”。实际上，马尔库塞是以将劳动闲暇化的方式完成了劳动－必然与闲暇－自由的二元对立生产主义逻辑，并与“必将导向阶级斗争的个体主体”理论一道达到了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顶点。

缘此，博德里拉于1975年发表的《生产之镜》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以博德里拉为“守护神”的后现代思潮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要破除根植于资本逻辑的那种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的现代性，极倡完全的异质性、异与现实主导历史的绝对的他者，寻求断裂意义上的真正的革命。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这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都是意义重大的，虽然常以矫枉过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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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对它的反思却日益显得必要和重要。因为，在已经成为过去的80年代和90年代，“阿多诺对‘总体体系’的预见，最终以出人意料的形式、不折不扣地变成了现实”。（注：FredricJameson,LateMarxism:Adorno,or,thepersistenceofthedialectic,Verso,1990,P.5.）现实和理论的新进展，迫使我们重新回到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这一历史问题上来。

必须申明，这里所说的“终结”并不首先意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力的日渐消退，而是着重强调它内在固有的理论发展可能性空间的穷竭。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接着追问终结的外在标识。张一兵教授认为，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40年代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一种可以指认其理论终结的新的逻辑意向就出现了；阿多诺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则是这种意向的集中表现。这一观点很容易得到认同：威格史华斯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是《启蒙辩证法》的继续，（注：RolfWiggershaus,TheFrankfurtSchool,ItsHistory,Theories,andPoliticalSignificance,trans.byMichaelRobertson,TheMTTPress,1994,p.597.）詹姆逊更是认为它们和《美学理论》“作为一个正在展现之中的体系的各部分”，“同时‘围坐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桌边’”。（注：Jarneson,LateMarxism,p.1.）这些学者实质上都深刻触及到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理论旨趣的差异问题：所谓新的逻辑意向，确切地说，就是阿多诺的理论意向。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化上述洞识，因为巴克·摩尔斯的研究已经表明：自从30年代初，在本雅明的影响下确立自己的哲学理念之后，阿多诺的思想就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否定的辩证法》不过就是阿多诺早期思想的一个丰满实现！（注：SusanBuck－Morss,TheOriginofNegativeDialectics,TheodorW.Adorno,WalterBenjamin,andtheFrankfurtInstitute,TheFreePress,1977.）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历史地谨慎地再审这一洞识，以防得出“霍克海默反对阿多诺”的草率结论。（注：SeeRobertHullot-Kentor,"BacktoAdorno",Telos,81（Fall1989）.）

虽然阿多诺的哲学理念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约10年后才确立的，但我们却要说，在思想史上，它是前《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并且作为一种亚逻辑潜存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之中。这一点需要在西美尔、卢卡奇和本雅明的交互关系中加以澄清。

面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结构性转变，西美尔率先尝试从社会、文化和心理的角度加以分析。他的《货币哲学》的基本意图就在于：“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下建造一层新的底楼，这样，既可保留经济生活作为精神文化的原因的说明价值，同时又可以认识到，这些经济形式本身是具有心理学甚至形而上学前提的更深刻的价值和思潮所造成的结果。”（注：GoergSimmel,ThePhilosophyofMoney,trans,byT.BottomoreandD.Frisby,Routledge,1990,p.56.）他指出，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把个人高度连接起来的同时，还导致了个人生存的原子化和碎片化；具有总体性外观的强制的大众客观文化，不仅不能使个人把捉到生活的总体性，而且加剧了个人生存的悲剧感。为了解决现实和理想的这种二元对立，西美尔像康德那样转向了美学。在他看来，外部世界一切破碎的景观，都能够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总体意义，艺术的功能就在于“使我们了解真实性，使我们跟它固有的以及最内在的意义关系更加密切，在外部世界冷漠的陌生背后向我们显示存在的灵性，通过这种灵性使我们接受和理解存在。”（注：齐美尔：《门与桥——齐美尔随笔集》，涯鸿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6—227页。）

青年卢卡奇思想的发展受到西美尔美学社会学的深刻影响。在一战期间创作的《小说理论》中，卢卡奇运用并发展了这一学说，同时进行了反资本主义的改造。他肯定，文学形式的转换具有内在的历史哲学基础，但文学形式不是机械地反映而是这种基础积极的自我表现；小说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艺术形式，通过反讽，它将能够把握先于它而存在的“真实的创造总体性的客观性”。（注：Lukacs,TheTheoryoftheNovel,trans.A.Bostock,TheMerlinPress,1971,p.93.）除了社会存在的整体之外，卢卡奇还赋予总体性以救世主义的伦理内涵；虽然当时它并没有清晰地指向社会主义，但它的目的无疑是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之后，卢卡奇搁置了对文学和艺术的研究，直接投身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中，以寻求改造世界的现实道路，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整合了自己以往的复杂思想历程，写下了具有多重理论可能性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内容提要】蔑视和抛弃黑格尔是黑格尔逝世后欧洲思想界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潮流；有些唯物主义者在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又重新回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的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他们对马克思文本和当时的理论和政治现实的洞察，提出了“回到黑格尔”这个著名口号，要求回到黑格尔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这个口号的理论意义在于：“回到黑格尔”实质上就是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立场，回到黑格尔肯定人类精神作用的积极成果；是为了抵御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侵蚀；最终是要回到历史的（社会的）唯物主义。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到黑格尔/思想底蕴

【正文】

蔑视和抛弃黑格尔，黑格尔逝世后欧洲思想界具有一定普通性的潮流。当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声称自己是这位大师的学生，并且明确地将黑格尔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一些唯物主义者，在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以致于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又重新回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在费尔巴哈“清除了思辨的概念”之后，形而上学方法再次出现在以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之中。这种倾向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德国社会内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的唯物主义，或者将它等同于自然科学式的唯物主义。科尔施指出，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而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他们对马克思文本和当时的理论和政治现实的洞察，提出了“回到黑格尔”这个著名口号，要求回到黑格尔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思想倾向已经逐渐淡出了。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中间，这个问题也鲜有人问津。然而，依我们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回到黑格尔”实际上有着难以忽视的理论意义。即使在今天看来，理解其真实的哲学意蕴对于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通过这面多棱镜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回到黑格尔”实质上就是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立场

“回到黑格尔”当然不是回到黑格尔的体系唯心主义。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基础。黑格尔的体系唯心主义是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也是它的绝响。任何哲学都再也不能闭目无视自然科学的成果而关门编织随心所欲的体系了。那么，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要“回到黑格尔”？这是否不合时宜？其目的或意图何在？我们认为，他们强调“回到黑格尔”，实质上是要回到被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抛弃的黑格尔辩证法立场，并由此揭示马克思辩证法的黑格尔渊源及其新的超越，从而捍卫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