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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观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20:08:17

总体观范文篇1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51(2003)06-0060-(0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2]。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

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4](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4](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其二，列宁对总体、现象、规律关系的唯物主义新研究。这对于“左”的思潮将辩证法规律的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和严重扭曲化的批判方面，更加显示其方法论的指导价值。黑格尔认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反应”。列宁指出：“这是非常唯物主义的、非常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并在概括黑格尔对总体、现象整体与规律关系的合理论述时指出，“规律”比起“总体、现象”仅仅等于“部分”，虽然“似乎承认，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现象的总体”。[4](P166-167)因为黑格尔已从物理学发展史的深刻教训中看到，把任何物理学重要规律绝对化，抬高到代替其他规律的位置，都会阻碍科学的前进和发展。物理学本身的发展也推倒了这种窒息科学、阻碍认识前进的错误行径。正如达尔文的宏观生物进化论已在上世纪逐渐在分子生物学、基因遗传学和信息遗传学中不断深化并向新达尔文主义方向发展一样，把发展的某一规律绝对化、偶像化为唯一发展规律甚至代替了其他规律和辩证法的全部范畴体系，它所带来的窒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恶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三，对总体范畴内涵的新研究。古代哲学就已从宇宙学的视角直观地看到宇宙整体的分与合的功能。但在两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囿于经验观察的局限性，有的把“分”绝对化了，有人把“合”绝对化了，如古代希腊的芝诺把运动空间的可分性绝对化，最后走上了否定运动的歧途。庄子则把“一尺之椎”的可分性绝对化为“日取其半，永世不竭”的无限可分性，从而走上了否定庄周主体存在的荒唐唯我论。

“分”和“合”的现代哲学的表述即连续性表征宇宙总体的“不可分割性”，如各种呈连续性存在的物质场(引力场、核场、电磁场等)；非连续性表征具体物质的“可分割性”，如各种呈非连续性存在的宏观物体，微观分子、原子、核粒子等。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场与粒子、“分”与“合”的物质总体的统一，说明当时牛顿无法解释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巨大宇宙空间通过引力与引力场在宇宙总体中的“超距”作用，因此既不存在离开物质场和宇宙总体的绝对可分的粒子，同样不存在绝对不可分的原子。每个物质层次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时间的非间断性与间断性、认识的非区分性与区分性、活动的非间歇性与间歇性、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事物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5]都是同时存在着的。2500多年以前的老子就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6]列宁讲在物质总体中二者的连接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其四，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发展。“辩证法的要素”俗称“十六要素”[4](P249-251)是列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遗产的重大贡献，不但在辩证法的内容上总体性思想较明确，而且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建构上总体性思想也是较明确的。如在辩证法的内容上，列宁多次较直接地表述了总体性思想：“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关系的全部总和”、“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等。在辩证法的总体结构上，起初列宁在全盘改造黑格尔哲学遗产时把唯物辩证法概括为“三条”，认为“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紧接着又把三要素扩展为“七要素”、“十六要素”，囊括了三个发展规律和系列范畴，这是对辩证法的总体扩展和深化。北京大学的王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已有精彩的阐述，[7](P106)故不再赘述。当然，列宁深知宇宙自身不断发展，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还会揭示新的要素和方面，来扩大辩证法科学的内涵。列宁的这一重要方法论遗产对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克服“左”的错误，推动辩证法的信息化新发展仍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总体观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基础

二战后，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政府在领导经济发展中吸取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合理内容，并把它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是什么?西方思想家还不能从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来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如美国著作家、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熵：一种新世界观》[8]一书，试图回答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世界观问题，该书出版后曾轰动西方世界，我国很快就有中文译本问世。但通观全书，作者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立场上，把热力学的熵的单向发展搬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对全球的生态现状作出悲观的描述，把“热熵”当作自然界最高的科学定律，所谓《熵：一种新世界观》实质上是世界“热寂说”的新翻版，按照这种新世界观可持续发展最终只能导向发展的“零的增长”，最后走向全球的生态灾难和人类的灭亡。这种以“新”为标榜的世界观没有汲取核时代宇宙的双向演化的熵功能，没有看到生态系统的熵的双向演化功能，客观上起着只让富国发展，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宇宙间实际上只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能量。一类是以光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热辐射能，另一类是以暗物质粒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冷辐射能。”[9]并认为，后一类是“负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17世纪30年代英国渥塞斯特(Worcester)侯爵制造的非常著名的“永动机”实验，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负能运转的机器。关于“永动机”，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非人力、畜力和常规能源为动力的一经开动就永远不停地运转的机器。古今中外有很多有识之士尝试制造“永动机”，目的都是为了“省力”而“作用大”。13世纪就有了企图制造“永动机”的记载。实际上“亚永动机”早已出现：如，水车、风车；风力、水利、太阳能发电机等。当今，达到第一宇宙速度(7.9km/s)的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器实属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它的诞生意义深远，已经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人造飞行器的宇宙速度会不断提高，研制“永动机”的脚步不会停止，“负能”的利用将会诞生更多更好的“永动机”。

我们不是否定包括能源危机在内的生态灾难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但不能把可能发生的东西当作唯一的现实根据。只要充分利用现已达到的防止生态恶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只要和平与发展仍占时代主流，在各国政府协商和通力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全球化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得力政策，通过加大生态环境防治的人、财、物的投入，就有可能逐步扭转全球生态恶化的现实，恢复全球的生态向良性方向即有序化的减熵方向转化。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物质自组织原理为指导对核时代揭示的物质总体熵的双向转化进行新的哲学概括，提出了总体性的哲学熵原理。[10]哲学熵范畴是以宇宙熵原体为客观依据的，但它是以信息高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人的智能对宇宙熵的能动的社会反映，其现代技术前提是智能化的全球环保高技术，而形成哲学熵的最重要的智能要素，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不断提高环境意识的能动的人类主体。[11]技术客体是硬件，掌握环保技术的人是软件，但软件——人有无限的环保技术的创造力，两者的结合构成现代哲学熵的空前巨大的保护、恢复生态环境的能动力，可更快地恢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面，哲学熵原理是以耗散结构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协同学等最新科学理论为自然科学依据的，着重点是解决自然界由无序向新的有序化的生态环境的恢复，这一哲学熵唯物主义总体自组织原理既是恩格斯物质自组织原理的运用，同时又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当代生态经济学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现论依据。应该承认，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全球工业化空前扩展，由于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草原大规模沙化，森林大面积毁灭，江河污染不断扩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工业污染排放物仍未受到控制，气候条件变化异常，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日趋减少等等。但是，只要自觉贯彻哲学熵物质自组织原理，在各国政府积极的环保政策的指导下，特别是工业大国主动地减少排污量，竭力改善和保护全球环境，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环境由增熵向负熵的发展方向转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二战后，西方涌现了两次信息科学革命，创立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信息通讯理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始于西方的数字化电子网络化信息革命引发的智能化机器人的后工业化的革命方兴未艾。高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整个西方科学哲学仍未脱离旧实证论的窠臼，多囿于某一科学成就来替代哲学世界观。如，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整体主义”，就是把维纳的控制论的正、负熵观点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直接提升为“现代整体主义”哲学方法的主流，而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则试图以生物系统论为基点建立一种“系统哲学”，其创造哲学总体论的尝试在“时兴”一阵之后就在世界哲坛上如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哲学创新，在哲学上既缺少正确的方法，又离开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全面的科学哲学的认识之上。

总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以理性具体表明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全然性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是运用总体观，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事求是、开拓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人，在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面前，将会以新思路、新作风、新面貌率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她的智慧源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期待着创新、腾飞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

收稿日期：2003-06-12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第1分册[M].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5]朝克.论非联系方法[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6]老子(也称《道德经》)第一章、第二章.

[7]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熵：一种新世界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董长军.宇宙能源新概念——负能[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总体观范文篇2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51(2003)06-0060-(0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总体观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第1分册[M].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5]朝克.论非联系方法[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6]老子(也称《道德经》)第一章、第二章.

[7]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熵：一种新世界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董长军.宇宙能源新概念——负能[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总体观范文篇3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总体观范文篇4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总体观范文篇5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09)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

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总体观范文篇6

【正文】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转变。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生产关系本体论”(注：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2001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叫做“历史现象学”(注：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社会》2001年第3期。)。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历史生存论”(注：参见拙作：《生存的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探讨》2002年第2期。)。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人们往往这样简单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的，我们也就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我们(教科书)讲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论证了“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世界是辩证地运动发展的”时，我们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如何是“辩证的”这一哲学问题。回答哲学唯物主义问题的辩证法，只能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规定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才是被辩证法改变了形态的唯物主义。当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时，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因为这一关系正是在实践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旧唯物主义只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而没有解决意识如何从物质世界中产生、如何反映物质世界、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实践是不能解决的，而旧唯物主义不仅不理解实践，而且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因此，旧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是物质和意识的现实的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践中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已经消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而本体论的问题追求的正是“绝对的首要性”。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用本体论思维去看实践，那么，最终不是把实践还原为物质(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还原为精神(唯心主义)。虽然还原的后果相反，但二者都消解了实践。因此，实践哲学只能在本体论思维之外才能存在。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概念“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只能在本体论之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成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仍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已经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能动的方面，否定实践的客观性)，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同传统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既同唯心主义对立、又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也并不是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即使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个倒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种连费尔巴哈都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却被安在马克思的头上，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倒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哲学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关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不仅仍然是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个非本体论的问题，而且这种提法也没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即使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大多数也没有反映马克思本来的思想。绝大多数人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或“实践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概念看成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尽管人们反复声明：我们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但是，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历史观，那么，作为超越历史观的“实践观世界观”所讲的实践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不可能是现实的实践，而只能是德国近代哲学讲的抽象实践。这种对实践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近代德国哲学对实践概念的抽象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用来解释哲学问题的实践原则，主要是主体性、能动性、超越性、批判性、创造性、选择性等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也同样是近代德国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社会性、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进入世界观，因而它对实践原则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近代德国哲学。

因此，仅仅坚持了实践的观点，还不能说就理解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我们承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是实践概念的意义，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原则。但是这不是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像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不仅理解了实践的能动性，而且还把它片面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抽象实践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只能是体现了社会性、历史性解释原则的实践。而这一变革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德国哲学的超越。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超越了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不是那种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三、回到本文：唯物主义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历史的一般，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的关系等哲学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社会战线》1991年第3期。)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我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仅仅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一个实践基础是不够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注：《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与探索》1998年第1期；《真理的人性基础》，《长白论丛》1996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从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科书讲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历史观)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原则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的主流观点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总体观范文篇7

卢卡奇的历史观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的副产品，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他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历史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着参考的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以及行动原则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都需要具有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正史”上来看待卢卡奇的历史观，而不是不加分析地把他打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册”中。

一.在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上把握历史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来理解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也试图对历史作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了。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1]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

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其中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和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

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和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但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2]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3]

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4]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总之，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又不断地改变着历史。正是人的活动使历史总体排除了任何僵化、固定化的可能，成为不断发展着的、时时都有新的内容的运动过程。

二.总体是一个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

卢卡奇认为，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历史总体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具有了总体的性质。以意识为例：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不同，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因而是具有总体性质的意识。既使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包含着某些虚假性的因素，包含着某些客观必然的错误，那么也会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体现出总体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实际上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是把历史总体分解为各个片断。同样，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阶段性和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就一定社会而言，这个社会的整体往往表现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不是总体。因为组织形式是僵化的暂时的东西，是不断地被打破和改变的。当然，每一次打破和改变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运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我们应当看到，以往的历史变革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并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和“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说：“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5]当然，这个阶级必须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真正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体，是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只有它能够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6]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历史总体恰恰是个别历史事件从自身中发展出全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相对于每一个别历史事件都具有隐蔽性的那种可能性因素。

当然，这些可能性因素仅仅针对于个别历史事件而言属于可能性的，一旦这些可能性的因素在历史中展开，并被统一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之后，就是最具现实性的历史总体。辩证的扬弃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素，相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现实的和直接的存在。尽管作为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扬弃决不会停留在更高阶段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上。扬弃是对一切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直接性的否定，只有在这种扬弃中才能获得历史总体的现实性。

所以，卢卡奇认为，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件是隶属于总体的，并在总体中才能变为“现实的”。他说，只有“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极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7]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历史总体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新的阶段，即每一次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扬弃都生成着新的特征和增加新的内容。作为历史总体本质的人与人的联系是不停地产生和再产生的。所以，历史总体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常新的。这就是真正积极的扬弃的结果。

每一项新的东西一旦被纳入历史的总体之中，成为历史总体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时，就开始在自身中产生出被扬弃的趋势。因此，新的东西是历史总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或中介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总体的承载物。或者说，无数个这种中介因素按历史顺序的结合，就包含了统一的历史总体过程。在这里，一切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一切关系、联系都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它不会被固定下来或永恒起来。相反，一切关系和联系及其结构都是历史地变革着的自我扬弃。历史是真正的主题，历史的统一过程是总体，而总体正是历史中的全部关系和联系的自我扬弃。

三.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总体的认识

尽管历史的总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卢卡奇说：“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8]与封建社会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屏障”。[9]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10]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连在一起，从而为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却不能实现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在它那里，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概念只是一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11]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辩证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不过，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12]。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即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致与内容的统一。如上所述，历史因素的流动性是历史总体的前提，在这里，概念的变化特性使总体范畴在自身中获得了逻辑的可理解性。因为概念一旦失去固定不变的独立性，唯一的方向就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从而构成总体意义上的互动。概念的独立性和具体性是完全不同的，当概念失去独立性时，恰恰获得具体性。正是由于概念变化的特性使过去一切带有空想性质的对具体性的企求成为可能，即在概念的联系、统一和转化中，在历史地生成着的总体中消除概念的抽象形式，把其本身应有的具体性归还给概念。

总体范畴的科学性一开始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表现了出来。从总体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这个社会的矛盾本质，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制度是建立在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的基础上的。根据总体范畴所提供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从而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途径。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13]矛盾、差别是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动力，而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属于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而又与这个社会相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支持着资本主义社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作好准备。

总体范畴的提出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上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影响，开始了从总的联系中认识历史的理论活动。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每一个问题，而只有作为阶级的主体才能够提出总体的观点。

无产阶级自身就是总体，或者说是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无情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对于它，人们在理论上往往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而在现实中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了它。这样一来，就把人变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总体观范文篇8

一、活动时间和范围

（一）活动时间：2009年3月至2009年8月。

（二）活动范围：局领导班子；局属各单位领导班子；局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局属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

二、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抓项目、提能力、促发展、保民生”为主题，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体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坚持发展的观点、系统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强堡垒，把干部队伍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全市卫生系统的发展积极性进一步引导到科学发展上，为推进*卫生事业全面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总体目标、基本要求和主要原则

（一）总体目标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要着力在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努力达到“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要求，努力实现“普遍受教育、重点理思路、突出抓亮点、着力促和谐、集中兴发展”五个目标。

1、普遍受教育。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使市直卫生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教育，进一步树立民本为先、健康为要的理念和大气开放、诚信图强的精神；受到加深理解科学发展观、努力掌握科学方法论的教育，进一步提高谋划、推动、领导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能力；受到认清形势、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共克时艰的教育，进一步显现以“推进新一轮经济大发展、城乡大变样、文明大提升”，促进“变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生机、变经济波动期为发展机遇期”，达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成效；受到党性修养、思想锤炼的教育，进一步弘扬求真务实、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受到讲团结、讲纪律的教育，进一步强化畅通政令、与中央和省市委保持高度一致的意识。

2、重点理思路。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谋划*卫生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思路和努力方向。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机遇，着力促进重大、重点项目的建设；抓住国家重视卫生事业发展、加大卫生事业投入的机遇，着力健全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卫生服务体系；抓住国家推动医药卫生体系改革的机遇，着力改善不适应卫生事业科学快速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抓住举办“七城会”的机遇，着力促进卫生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抓住全面加大和谐社会建设的机遇，着力促进医患关系的有效改善，不断巩固卫生事业良好的发展局面。

3、突出抓亮点。深入研究卫生系统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在统筹城乡、统筹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统筹公立和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统筹基础设施与人才队伍建设，在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等方面，以更加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和亮点，实现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着力促和谐。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切实解决影响和制约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用发展来凝聚民意民心；切实办成一批群众普遍期待的实事好事，让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切实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切实加强医疗服务管理，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努力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

5、集中兴发展。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营造“抓项目、提能力、促发展、保民生”的浓厚氛围，促使全市卫生工作聚焦到为发展提供服务上来；进一步运用发展的、群众的、系统的科学方法，促使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实践和操作更加到位；进一步树立老老实实打基础、踏踏实实抓发展的正确思想，促使卫生事业发展的持久力、跨越的后发力不断增强；进一步争取中央和省市的支持，促使*卫生事业获得资源支持加快发展的水平有大提升；进一步坚持在“抓项目、提能力、促发展、保民生”的实践中选人用人，促使广大干部充分发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基本要求

学习实践活动要围绕总体要求，突出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推广性，做到“四结合、三防止、两坚持”。

1、做到“四个结合”：一是要把上级的指导精神与卫生工作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做法和经验；二是要把科学发展的普遍要求与当前应对卫生事业改革结合起来，开创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局面；三是要把干部能力提高与发展成效显现结合起来，体现出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水平；四是要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制定出保障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

2、防止三种倾向：一是要防止忙于学习实践活动，而影响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顾此失彼倾向；二是要防止以业务工作繁忙为由，而冲淡学习实践活动的厚此薄彼倾向；三是要防止片面理解正面教育为主，而不触及深层次问题的避重就轻倾向。

3、把握“两个坚持”。一是要坚持用学习实践活动来推动卫生事业发展，不能空对空、做虚功；二是要坚持用卫生事业发展的成果来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不搞形式、走过场。

（三）主要原则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要准确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

1、坚持解放思想。要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思路。对照卫生事业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功经验，紧密结合当前形势，对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再认识，形成新共识。

2、突出实践特色。要在抓好理论武装的同时，紧紧围绕科学发展的主题，紧密结合卫生工作实际和党员干部思想实际，确定活动载体。要把查找和解决问题贯穿始终，在解决影响和制约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下功夫，在解决党的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解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确保取得实效。要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和市委九届六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落实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切实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当前，要把落实“三保一弘扬”的要求，作为学习实践活动最大的实践、最重要的实际、最需要取得的实效，努力促进卫生事业科学快速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贯彻群众路线。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吸收市直卫生系统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真诚接受普通群众的评议和监督，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学习实践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同时，要认真听取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4、正面教育为主。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认真进行自我教育。要把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点放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上。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总结经验及教训，自觉查找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刻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进一步明确努力方向。对过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吸取教训，不纠缠个人责任。

四、方法步骤

（一）准备工作（2009年3月中旬）

1、制定活动方案。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综合上级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卫生系统实际，制定《*市卫生局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总体实施方案》，报市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审查同意。各单位活动方案制定后需报局检查指导组同意。

2、建立机构。市卫生局成立以局长任组长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综合组、材料组、宣传组、检查指导组、联络组等五个小组，做到抽调人员、落实场地、专项经费、集中办公“四到位”。局属各单位也要相应成立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

（二）组织实施（2009年3月中旬至8月下旬）

整个学习实践活动分三个阶段六个环节，即学习调研阶段、分析检查阶段、整改落实阶段，每个阶段分两个环节。要坚持把边学边改、边查边改、边整边改贯彻活动全过程，务求取得实际效果。

第一阶段：学习调研（2009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

学习调研是整个学习实践活动的基础。这一阶段要重点抓好学习调研、解放思想讨论两个环节。

1、学习调研

（1）动员部署

市卫生局在2009年3月23日召开学习实践活动工作动员大会，市卫生局主要领导作动员报告，对市卫生系统活动开展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局属各单位要在2009年3月24日召开动员大会，并由党委（总支、支部）主要负责同志作动员报告，对本单位活动工作作出安排和部署。

（2）学习培训

明确学习内容。开展主题教育学习活动：围绕“抓项目、提能力、促发展、保民生”这一主题，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论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实例选编》、党的*报告、总书记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学书记在*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及省市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学习市委九届六次全会报告和我市编印的《掌握科学方法、用好科学武器》辅导材料等，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

改进学习方法。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主要领导要带头作学习报告。不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学习形式和方法，提高学习培训的效果。局机关可采取中心组学习会进行专题学习交流，各单位可采取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学、党组学、辅导学、讨论学、案例学和党课教育等方式组织好党员职工的学习。

创新学习管理方式。为保证学习不走过场，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建立学习积分制度：一是实行痕迹管理，主要是检查规定学习篇目上的眉批；二是开展心得体会交流和优秀调研文章评选活动；三是组织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测试。

（3）专题调研

围绕市委提出的要求，明确若干个重点调研课题，分别由局领导领题，开展专题调研。在具体操作上：一是征题。开辟局长信箱，在*卫生信息网开辟栏目，开展“我为*卫生发展进一言”活动，广泛征求党员群众以及社会各界对影响和制约*卫生科学发展最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领题。征集的突出问题经梳理后，形成若干课题，局党员领导干部分别认领一个课题，进行专题调研；三是破题。领题的领导干部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向，撰写出有内容、有见解的调研报告，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四是解题。要把调研课题转化为工程项目，对一些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通过现场办公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一些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要建立责任体系，明确解决的时限要求。

局属各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也要采取各种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查找本单位在科学发展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原因。

2、开展解放思想讨论

开展“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大讨论，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在事关本单位是不是科学发展、能不能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怎样做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弘扬井冈山精神，落实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任务，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思想的大解放促进*卫生全面大发展。

（1）举办学习讨论交流会。以“抓项目、提能力、促发展、保民生”为主题，紧密联系全国、全省、全市卫生工作实际，围绕*卫生事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取得的成绩，总结经验，查找差距，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形成建设“*卫生新模式”的新共识。

（2）举办“科学发展放光芒”为主题的演讲会，坚定科学发展信心。

（3）在*卫生信息网开辟专栏，开展“解放思想、科学发展”征文活动。

第二阶段：分析检查（2009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

分析检查是把认识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要重点抓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两个环节。

1、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基层、群众对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意见，领导班子成员之间要相互谈心交心，认真撰写发言材料。会上，领导班子成员要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紧扣本单位的发展实践，紧密联系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的实际，深入查找个人和班子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党性修养和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专题民主生活会可以和年度民主生活合并召开，并邀请“两代表、一委员”或本单位群众代表列席参加。选择若干个单位开展民主生活会满意度测评。党支部召开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围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题开展民主评议。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重在分析问题、总结工作经验教训、明确努力方向，不纠缠个人责任，努力形成民主团结、敢讲真话、务实创新的良好氛围。

2、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要充分运用学习调研、开展解放思想讨论、民主生活会的成果，形成较高质量的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要简明扼要概述取得的成效、系统全面梳理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分析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并深入分析当前环境给我市卫生系统带来的影响，充分反映本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卫生事业大发展取得的共识，明确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努力方向、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分析检查报告要突出检查分析问题、理清科学发展思路、明确改进措施等重点，切忌写成一般性的工作报告。党委（总支、支部）主要负责同志要全程主持分析检查报告的起草工作。初稿形成后，召开党委（总支、支部）扩大会议充分讨论，并以适当方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完善，使之成为指导本单位科学发展的重要文件。

要认真组织对分析检查报告的群众评议。局机关领导班子组织“两代表、一委员”和有关专家、基层群众等代表对其进行评议；各单位领导班子由各班子分别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归口和业务联系单位、服务或工作对象等方面的代表对其进行评议。根据评议意见，领导班子对分析检查报告作进一步修改。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要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方式向群众通报，并进行群众满意度评议。

第三阶段：整改落实（2009年6月上旬至8月下旬）

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最终要落脚到整改落实上。这一阶段要重点抓好制定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突出问题两个环节。

1、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整改落实方案应以分析检查报告为依据，注重可操作性，把整改思路和措施进一步具体化、目标化、责任化。要对查摆出来的突出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制度，按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做到“四明确一承诺”，即明确整改落实项目、明确整改落实目标和时限要求、明确整改落实措施、明确整改落实的分管领导、分管部门，使整改落实工作有章可循。整改落实方案制定后，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公布，做出公开承诺。整改落实方案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充分体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可操作、能落实、好检查。要注意对群众要求做合理引导，防止不切实际、无法落实、难于实现的承诺。

2、集中解决突出问题。要在边学边改、边查边改的基础上，按照整改落实方案的要求，集中力量解决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能够解决的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把解决突出问题和创新体制机结合起来，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障碍等突出问题，逐步形成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局机关要着重健全完善转变政府职能、改进作风、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规定；各单位要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增强服务能力，保障人民健康。

学习实践活动基本完成时，要及时做好活动的总结工作，组织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在测评的内容上，主要测评对学习实践活动实际效果的满意度和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满意度。在参加测评的对象上，要合理确定参加测评人员的规模、范围，使之既有一定的代表性，又规模适中。在测评方法上，采取集中评议、无记名投票、随机抽样调查等形式，分层面开展测评。测评工作由指导检查组组织进行。根据测评情况，进一步完善整改落实措施，抓好落实。

五、组织领导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市卫生局成立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局党委书记、局长魏国华任组长，其他党委成员及局副调研员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各局属单位要建立健全党委（总支、支部）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的责任体系，形成一把手负总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学习实践活动集中活动期间，各责任人除了参加上级安排的有关会议、活动外，一般不安排外出活动。

2、领导带头，作出示范。局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头参加活动，带头加强学习，带头征求意见，带头调查研究，带头抓好落实，带头实践提高。各局属单位党员领导干部作为本单位活动工作的组织者、决策者、执行者，要认真负责地抓好本单位的实践活动，提高自身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本单位活动的深入开展。要建立党委（总支、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和学习实践领导小组成员联系点制度，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联系点调研指导，督促检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积极把点上的经验运用到面上来推广，把面上的问题放到点上来研究，努力把联系点建成学习实践活动的示范点。

3、层层推进，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单位的特点和不同岗位、不同群体党员干部的情况，因地制宜，创新形式，有针对性地制定活动的具体方案，确定具体的目标任务；要区别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的不同职责，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要求；要针对不同单位、不同群体党员的特点，设计实践载体；要根据不同单位的实际，对学习实践活动的具体步骤、具体时间做出灵活安排。市卫生局活动领导小组将抽调党性强、作风正、熟悉党务工作的同志组成指导检查组，对各单位的学习实践活动进行指导和督查，防止活动走过场、出偏差。

总体观范文篇9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总体观范文篇10

一.否定自然辩证法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一种“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1]在他看来，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着普遍的辩证规律是一种完全违背辩证理性的“十足的神学”。他说：“自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中发现辩证理性，然后，把它当作无条件的规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对社会的研究，声称自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规律制约着社会，这一套程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脱轨。”[2]

所以，萨特认为，承认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人的主观性和人的自由的发扬。他说，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思维本身的全部辩证运动，把思维溶化于普遍的辩证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3]。“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对于这种普遍的辩证法来说，……人类史不过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4]

萨特认为，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因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人的无条件的规律从外面控制人的话，宇宙就变成一个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而这些分子的冲突又产生大规模的结果，那我们将发现平均数或统计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一种发展。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人象臣服于一种敌对力量那样臣服于辩证法，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创造辩证法；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的理性，这个矛盾其本身就必须历史地生存下去，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辩证法的范围内被辩证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辩证法控制的范围内创造辩证法。”[5]

萨特的主张是：“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在这里，它会找到作为各种计划彼此冲突的结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计划的种种特点才能说明，这个结果乃是一种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义的实在性，而并非仍然简单是一个平均数。”[6]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7]在他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人学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从而把辩证法导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现出辩证法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只能是人的知识形态。既使自然科学的某些范例是辩证的，那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而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萨特说：“在辩证法家那里，

辩证法是建立在既与的现实结构，又与我们的实践的结构相关的基本主张上的。我们断言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同时又断言对象(不论它是什么东西)运动本身也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是

同一个东西。把这两种命题拉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规定着世界的合理性。”[8]

在历史领域中，也不存在那种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样的辩证法，而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萨特说：“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神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9]“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这就是我所说的辩证法的一元论。因为辩证法乃是总体化的活动，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所产生的各项法则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规律。”[10]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

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

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1][2][3][4][5][7][8][9][10]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伦敦1976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