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能力范文10篇

自治能力范文篇1

村民自治能力尚存诸多不足

当前我国村民自治能力不足，体现在农村基层吐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如选举、公共参与、自治组织等。

村级选举过程乱象丛生。村民对村庄选举的兴趣和参与度都不高，在选举过程中普遍地对候选人是谁和把票投给谁并不关心，而容易接受一些竞选者的行贿，引发谁给的“出场费”高谁就能当选的乱象。

村民参与村级治理普遍不够。在我国农村的不少地方，村民对村级公共事务普遍不关心。本应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村委会组织，逐渐发展出“行政化”的特点。村民的集体意志，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中基本没有体现。

村民缺乏自治所需的公民意识和基本技能及知识。不少村民公民意识淡漠，既缺乏主人翁的权利意识，又缺乏公共利益即是个人利益的责任意识，还缺少公共管理的规则意识，在村庄治理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单一。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是当前村民自治的主要组织形式。村组合并使得不到10名村干部就要面临几十个村民小组、几千个村民。随着广大村民在水利、道路、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需求日益增多，现有的管理和服务力量明显难以满足这种需求，村民自治的单一组织形式无法满足治理村庄公共事务的需要。

村民自治能力引发治理困局

当前我国村民自治能力不足的原因涉及经济、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

首先，我国部分农村地区薄弱和落后的经济基础不能满足村民自治的需要。要求那些还在为基本温饱问题发愁的村民展开公共参与、自我治理，显然是不现实的。其次，当前我国村民自治主要是通过选举产生村委会来进行。投票之后村民只能通过监督等间接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他们其实并未真正参与村庄治理，只不过是在公共决策已经作出之后被告知而已，导致原本相对较低的自治能力因缺少锻炼和实践的机会，难以得到提高。再其次，村民自治本质上是法治，作为自治主体的村民需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在一定的原则和程序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管理、服务和监督。然而，我国农村生活中讲究的“人情”、“宗法”等原则，与“权利对等”、“公平公正”等法律原则相去甚远。这也导致了村民自治的能力不高，以及村民自治的很多制度设计在具体实践中难以得到贯彻。

村民由于缺乏自治能力，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参与到村庄治理的过程，最终损害的是农民自己的利益；村民自治能力不足使得村民自治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基层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都受到很大的制约，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进程难免受到影响；而对于国家来说，村民自治能力不足导致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农村公共治理，既浪费了本来就稀缺的治理资源，还容易导致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引发基层社会的矛盾。村民自治能力的不足，不仅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关系着基层农村和谐稳定的大局。

提升自治能力需要多维助力

要让村民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必须着力提高其自治的能力，通过系统的教育，从公民教育、文化教育、法制教育和村民自治的实践教育多个方面入手，为村民自治能力的提高提供多维动力。

首先，要在农村广泛进行公民教育，努力夯实村民自治的基础。从提高村民自治能力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公民教育应当包括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能力教育。通过公民意识教育使村民充分认识其在村庄公共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精神，产生对村庄公共事务强烈的责任心，使其逐步理解和尊重村民自治制度的原则并且在此原则下行事。公民能力教育，可以提高村民参与农村各项自治活动的能力、伦理道德指引行为的能力，以及理性思考、实践创新、遵守制度的能力。

其次，在农村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积极营造村民自治的良好文化环境。农村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因而也直接决定着村民自治主体自治能力的高低。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文化教育的投入；把农村文化教育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整合教育资源，实现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资源的互补和共享，逐步建立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的农民终身教育体系；将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农民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教师既注重培养村民的文化知识，又注重激发其求知的欲望和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基层农村宣传、教育和弘扬高尚文化，注重陶冶农民的情操，促进乡村文明积极健康发展。

再其次，要在农村持续推进法制教育，为村民自治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具有相当法制意识和法律知识的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基础。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同时也是村民自治的基本保障。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制教育体制，根据各地农村的不同情况探索符合实际需要的、多样化的法制教育模式和方法，有针对性地建立包括农村普法、专门的法制培训、法律知识讲座等在内的综合性法制教育体系。农村法制教育尤其要注重对村民和村干部民主法制意识观念的引导和塑造，引导村民和村干部树立正确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权利和义务观念。

自治能力范文篇2

一村民自治能力建设状况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村民。综合分析我县农村现状，由于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其存在的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忽视。

(一)青壮年大量外出，降低村民自治主体的素质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我县外出人口越来越多，而且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由于他们长期在外，和村里的联系越来越少，对本村公共事务也很少过问，选举等村民自治活动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农村的精英人才大多数集中在青壮年团体，他们的缺席，对村民自治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损失，使得村委会吸收不到优秀的人才，造成参加村务管理的村民整体素质下降。这种状况严重的影响了村民自治功能的发挥，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村委会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和村民的参与热情。

(二)村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影响参与自治活动的成效

目前,我县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还是较低，18岁以上村民还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让主体。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影响了农民对政治参与的认识水平和能力，对村民自治的理解就更多地停留在朴素的宗族和乡土观念水平上,与村民自治所要求的现代民主和参与意识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参与村务自治管理过程中：参与村民自治活动不深入，理解村民自治政策不全面，制订执行村规民约不到位，开展民主监督不主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不科学等。这些都和村民的整体素质是密切相关的。

(三)缺乏现代民主意识，难以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利

虽然我国村民自治村民选举等民主制度已通过立法形式予以固定，但现代民主理念在农村的灌输落实还需一个过程。受传统宗族观念影响，村民在选举时倾向于支持自己的家人亲戚或同姓同族当选,容易操纵选举结果。与家族意识相伴随的是一种乡土观念。很多选民觉得大家都是亲友，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如卖个人情，投自己的亲友,至于这个人是否适合当选没有过多考虑。这种意识和观念使村民在村干部的人选问题上扭曲了标准,形式上体现出了一定的现代民主，本质上还是家族制。

(四)组织化程度较低，制约村民群体力量的发挥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家族之间相对独立,经常性的经济联系很少,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承担的风险不多。在参与村民自治活动中,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统一的力量和共同的行动,造成各行其是的局面,导致村民政治活动目标难以实现,从而挫伤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如参加村民选举是村民自治的最重要内容，村民选举的魅力就在于竞争，竞争应该是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但是在村民还没有被组织起来时，这个竞争往往是某一方占明显的优势，其结果达不到理想的均衡。这种情况下的选举难以反映村民的普遍意志。

(五)监督机制不健全，容易出现村民选举权被收买的现象

在当前的村委选举中，由于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体系不健全，公众的监督权和舆论监督权未真正发挥。一些意欲当选的村民就在“一票一权”上下功夫，公开请吃喝，或者送财物，或者许诺选任后给予某种利益等等，千方百计贿赂村民，拉选票，某些民主意识薄弱的选民往往接受贿赂，被人收买手中的选票。从而造成选举权利物化，逐渐丧失自身在村民自治中的话语权，参与自治权利被弱化。

二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建设的几点思考

针对目前我县农村居民自治能力较弱的现象，我们要围绕县委提出的“五个发展”战略，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民主法制等多方面着手解决：

(一)增强县域经济内生力，确保村民有条件参与村民自治

村民大量外出是时展的趋势。关键是怎样做到既能让农民外出发展又能与农村自治事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做到这一点，唯有通过增强县域经济内生力，让大部分的村民留在县城和附近的中心村镇谋生创业，以最大程度实现离村不离事。所以要加大中心镇培育力度，构建等级规模优化空间分布有序特色优势互补的城镇体系，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以沙湾东坑两大中心镇为次中心，以等乡镇为发展走廊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把人口和产业集聚在县城和中心镇，才能使村民有条件的实现参与农村自治。做到这一点，当前重点要加快城北110工业区块区块及外舍王金洋复合产业区的建设，全力打造新型工业化发展平台。同时，其它中心村镇也要结合本地优势大力发展能引人聚人留人育人的主导产业，为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增强产业支撑力，把农村青壮年集聚在县域内，使大部分村民有条件有机会参与村民自治活动。

(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民参与自治意愿

只有集体经济较强的村子，村民自治组织才享有较高威信，村民参与自治的主动性才更强。由此可见，搞好村民自治，关键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所以我们要整合资金等要素资源，加快培育富有畲乡特色的“山区经济”。立足“三县并举”战略，以“美丽乡村•魅力畲寨”工程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工程为载体，重点扶持几个农业主导产业，优先抓好东坑澄照等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大东景等现代农业综合区建设；稳妥推进小型村撤并和自然村缩减工作，优先发展景区等乡村，让这些区域内的村集体经济先壮大起来。然后再逐步带动其它一些较为边远的山村发展，以充分调动和发挥村民自治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议我县抓住大均电站建设机遇，从欠发达地区奔小康工作中拿出部分资金入股电站，为全县各行政村分配适当的股份，通过股份分红为各村壮大集体经济。同时争取允许村民个人投资入股，真正发挥的资源为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造血功能。

(三)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加快培养民主法治意识

发展农村文化教育，提高村民和村干部的民主法治意识是保证村民自治规范运作健康发展的主要条件和必要前提。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加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力度，如加大在村干部中选拔行政事业干部力度，形成村民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良好氛围。通过出台政策和措施吸引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回乡创业，继续实行大学生到农村去任职制度，以提高村民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同时，要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教育，培养他们良好健全的民主法制观念参与意识，使他们努力提高自身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基本素养，努力消除政治冷淡和各种非制度化参与现象。

自治能力范文篇3

按照“往县城靠，提高城镇化率；往产业集中区靠，提高产业聚合度；往撤并乡镇社区靠，提高群众归属感。”的思路，历时3个月，圆满完成村级建制调整及社区优化改革。由151个行政村、52个社区调整为100个村、53个社区，撤并率33.8%。村民小组调整优化改革是村级建制调整及社区优化改革的延伸，改革按照“三不变”“两局限”“五不并”的思路，已完成6个试点镇改革任务，今年10月底完成改革。全市1852个村民小组，拟调减村民小组836个，调减率超过42%。通过改革进一步调优了城乡社区布局，促进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

二、补齐短板促发展

我市村级建制调整及社区优化改革后，部分村社区人口增多，服务范围扩大，因此办公阵地，尤其是会议室等场所急需改扩建。针对这种情况，一是市财政先后两次安排共计510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村社区公共设施补短板；二是市民政局积极向省上争取40万元资金用于九龙镇双泉村阵地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前期规划和设计；三是各镇（街道）通过整合资金，采取改扩建和与社区单位共建的方式加强综合设施的建设。目前，通过多种途径已基本补齐短板，缓解了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不足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社区的发展。

三、社工队伍更专业

不断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积极组织社工人员参加职业水平考试，通过前期大力宣传，今年全市社工报考人员119人，是2019年报考人数的2.4倍。积极推动出台社工人才激励政策，按照组织部门关于人才方面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和草拟了全市的社工激励政策文件，待上会审核后，将正式出台并实施。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开展社工人才和志愿者能力提升培训，邀请成都、绵阳等地的专家教授为150余名参训学员讲授社工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社工人才专业能力素质。

自治能力范文篇4

关键词：基层群众自治；乡村振兴；基层治理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提出“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1]。乡村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乡村治理重点工作之一，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纽带[2]。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触发点，乡村振兴战略新发展阶段亦必将对基层群众自治提出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新发展阶段的内容、目标和完成方式有别于精准扶贫，势必要调整和创新原有的治理方式。

1乡村振兴中基层群众自治的困境

1.1基层群众自治主体性弱化

基层群众自治主体性是指包括村委会组织在内的乡村自治主体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主开展工作的一种自治状态。具有主体性的自治形态才能够实现对村社共同体利益的保护。基层群众自治主体性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村级自治主体仍存在“等、靠、要”的落后思想。具体来看，当前村级自治主体缺乏推动乡村振兴的主动性，仍处于被动等待上级行政决策的状态中。在脱贫攻坚中，一方面通过资源输入、项目下乡等将福利政策下放给村民；另一方面通过行政力量下沉的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国家承担了特定的主体责任，导致了农民对国家资源供给的依赖，以及村委会在村级治理中依靠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行政命令，即通过执行上级行政指令对照精准扶贫基本标准完成既定任务。然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实现方式的差异化，亟需改变村级自治主体“等、靠、要”的落后思想，激发村级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和农民等的内生动力。2）村级自治主体缺乏长远视角。乡村振兴是系统性长期工程，其目标指针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村级自治主体要具有乡村振兴“为谁建设”“如何建设”“建设什么”的长远考量。一方面，自治主体要秉持村社理性。不同地区由于资源优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乡村振兴的运行特征和运行方式也有所不同。外部的行政力量很难为所有乡村都找到一条适合其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村级自治主体要秉持村社理性，积极挖掘地方特色，并基于乡村特征做出合理决策和治理行为。另一方面，要秉持“运动式治理”形态。“运动式治理”能在有限时间内聚合行政体制内所有人力、财力、物力等全域资源，可以有效解决短期内的社会问题[3]。但这种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群众共治形态，群众主体性缺失会导致民主决策被弱化。

1.2基层群众自治的泛行政化

已有研究认为，行政与自治二者的关系是对立和挤压，其在基层群众自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层群众自治行政化，是指国家将行政控制权向乡村社会下沉，使村级自治主体在村级治理过程中听命于上级政府的行政指挥，通过行政手段加以管理[4]。基层群众自治的行政化已是常态，但在日益强化的村庄行政性和压力型体制的驱动下，村级自治的主体性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解。1）基层群众自治悬浮化。基层群众自治悬浮化主要表现为部分地区村级自治的自治主体呈现出与农村社会的关联性降低的样态。在传统村级自治中，村委会在处理村庄内生事务时，善于运用熟人社会的治理资源，村级组织与村民保持良性互动，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自治结构与体系。随着行政任务扩容、国家项目资源下沉，村级组织由对下负责逐渐转变为对上负责，导致村级自治主体逐渐脱离群众，形成悬浮性的治理[5]。同时，随着村干部的职业化，村干部在完成行政任务中越来越重视规章制度，这种“非人格化”的治理理念往往忽视了乡村社会中人和事的关联性，失去回应村民内生需求的动力与能力。2）基层群众自治的形式化。基层群众自治的形式化主要表现为“唯指标化”和“唯过程化”。“唯指标化”表现为在国家资源下沉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下发指标和任务，往往会致使村级组织依据上级指标开展工作，而并不关注任务完成的实际治理效果。“唯过程化”表现在村级自治任务多而繁，村级组织迫于上级行政和问责压力而采取“痕迹管理”的办法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开展情况。显然，村级自治主体对自治指标和过程的过分强调，消耗了村级组织有限的自治精力，导致形式主义泛滥。

2乡村振兴战略对基层群众自治提出的新要求

新时代的基层群众自治对如何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进一步回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理论与实践中已然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

2.1政党嵌入：自治之政治保障

当前，乡村振兴中基层群众自治主体性弱化和自治悬浮化以及形式化，都是基层群众自治失范的表现。为避免这种现象，应将政党权力嵌入基层群众自治体系，加强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其生成逻辑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汲取农村传统自治模式中的优质资源内核，重塑自治主体。将政党权力嵌入基层群众自治体系，并不意味着基层群众自治的收缩。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强化，可以很好地解决基层治理两大核心问题：政党组织动员社会的能力问题和基层社会的政治信任问题[6]。在此基础上，基层群众自治将显示两大实践指向：一是党对基层群众自治领导力加强，党对基层社会的政治领导力明显提升；二是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进一步走向共融共生。因此，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形成政党权力与传统治理资源的有机融合，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机制，将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和现代性。

2.2有序参与：自治之实践要求

随着乡村社会的振兴，基层群众参与村级治理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而基层群众自治的泛行政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自治空间。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将会不断阻碍基层群众的自治实践。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要坚持“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的原则，这也是为了实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村级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模式，需要提高村级治理社会化水平，即充分调动农村各方力量参与村级治理。因此，在基层群众自治中要推进村民有序政治参与。同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运行中存在如村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政治参与意识不足、政治参与能力不强等问题，也凸显了扩大村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必要性。

2.3有效治理：自治之价值归旨

基层群众自治未来发展价值归旨就是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基于基层群众自治悬浮化，农村基层公共物品的供给更多倾向于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考虑村民的需求。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治理的一元化与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这种单向性的权力运行方式难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会加重村级治理的无效性。乡村振兴过程中国家资源下乡，基于基层社会组织能力限度，过于强调为群众服务，忽视提高自治组织为群众服务的能力，同样会导致村级治理的无效性。因此，有效发挥基层群众自治功能，化解治理的一元化与需求多元化的矛盾，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进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对基层群众自治提出的一大要求。

3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群众自治实践的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基层群众自治，要继续完善政党嵌入，平衡自治性与行政化以及拓展乡村基层民主协商。

3.1主体性塑造：完善政党嵌入

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群众自治，可以有效提升基层群众自治水平。政党嵌入构建起良好的基层群众自治网络，其中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是优化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核心要件。增强政党嵌入有效性，使其服务于现代乡村社会发展，一是要引进新的基层群众自治资源。包括引进优质人才资源，为改善村级自治提供人力、物力和组织上的支撑。二是要整合基层群众自治资源。村级自治离不开党组织对农村群众、组织、社会资源的整合，要梳理村内资源储备和分布，实现自治资源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要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完善参与式的党员嵌入，实现一元化行政整合到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民主协商整合的转变。三是要统筹基层群众自治资源配置。党组织应依据村级自治资源分布情况，在全面动员和整合自治资源的基础上，科学配置村级自治资源。

3.2自治科学化：平衡自治性与行政化

当前实践中，基层群众自治已然形成了自治性和行政化的基本二元格局。因此，在乡村振兴中，基层群众自治的运行需要正视日益多样的行政事务和村级自治空间并存的情况，平衡好自治性与行政化，在防止行政挤压自治的同时，避免因自治而忽视对行政事务的有效承接。平衡不是简单的划分，要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探索最佳的平衡模式。一看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好、生活富裕的村，自治主体的积极性高，村级自治自然有着力点；经济基础差、生活贫困的村，自治主体参与度低，基层民主形同虚设。二看人口结构状况。人口少、主体性弱的村，民主化弱、自治效能低下，行政化治理就占主导地位；人口较多、主体强的村，民主化强、自治效能较高。从农村长期发展来讲，自治性与行政化的平衡是动态变化中的结合。在当前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构建自治下移以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和行政下沉以强化基层治理能力模式，可以成为平衡自治性与行政化的有益探索。自治下移，指的是把自治单元下移至村民小组、自然村层级，利用村庄“自己人”这种熟人社会认同，激活自治主体动员和统合社会资本、社会力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使村庄公共事务建设意愿内化于村庄自治体之中，避免自治失效。行政下沉，指的是乡镇行政机构、行政人员、行政事务向行政村延伸和下沉，在行政村设立公共服务站，乡镇派出工作人员、划定工作职责、明确具体事务[7]，完善行政村对上级乡镇的行政承接，使国家治理事务有效下渗到村庄肌体。

3.3自治民主化：拓展乡村基层民主协商

自治能力范文篇5

一、强化理解与认知，推开和谐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综合性建设

我区历来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始终坚持把社区建设作为城区工作的永恒主题，并经过在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地不断探索实践与理论提升，有效地推动了全区和谐社区建设的整体水平。特别是总书记视察我区社区建设工作以来，全区进一步强化在和谐社区建设中对推进居民自治能力建设的理解与认识，抢抓机遇、狠抓落实、乘势而上、兴势而起，有效推开了居民自治能力的综合性建设，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社区居民自治的认识。

1、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建设的方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其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物和公共事业，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因此，全区将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作为社区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方向，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工程，重点推进。

2、社区居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有序自治。推进社区居民自治要始终坚持党对社区工作的领导，不断创新社区党的建设模式。2002年我区在全国首创并建立了楼道党支部和单元党小组，为社区居民自治起到重要的政治保证作用，今年以来，又坚持在楼道党支部、单元党小组的领导下，首创建立了楼宇居民自治会和单元居民自治小组，实现了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有序自治。

3、社区居民自治是服务实践过程中的自治，需要不断提增自治的能力。随着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和居民需求的丰富，社区居民自治的能力问题越来越成为坚持“四个自我”，深化自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区在实现居民自治过程中，不仅培育居民自我的自治能力，而且动员、组织政府、社会、市场、社区等方方面面的力量，强化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和谐社区自治能力。

4、现阶段的社区居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自治，需要政府的推动。全区在尊重社区居民依法自治权力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权利下放社区、行政事物有限准入、公共服务输入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依法自治有效衔接。将政府的行政权和社区的自治权、初审权、协管权、监督权等严格区分开来，改变将社区居委会作为行政派出机构的做法，引导、支持社区居委会充分发挥自治功能。

5、让群众满意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目标。居民群众是社区的主体，全区始终把“为群众服务、靠群众参与、让群众满意”作为社区居民自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开展“满意社区”评选，积极发动居民参加社区事务管理，发挥他们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二、优化理念和思路，推动和谐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结构性调整

在总结和谐社区建设经验、创立和谐社区建设模式的基础上，全区不断完善“五位一体”、“五力合一”、“五型并举”、“三评互动”等“351”和谐社区建设模式，并把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提升作为这一模式中的核心部分和引领环节，用于指导和推动全区和谐社区建设，从各个角度和层面综合支持居民自治能力创新。

1、坚持把居民自治作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内涵，完善并确立了“五位一体”的社区建设目标体系。全区坚持科学规划先行，建立了自治型社区、服务型社区、生态型社区、学习型社区、平安型社区“五位一体”的目标体系，将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社区自治能力（包括社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社区的和谐度作为核心指标，坚持以人为本，突出社区自治结构，依法保证社区居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有效地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2、坚持把党委核心力作为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完善并确立了“五力合一”的社区建设运作机制。全区在构建和谐社区发展中，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正确处理政府推动与居民自治的关系、市场运作与社会参与的关系，通过加强和完善社区组织、管理、评价、投入等政策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调控，形成了党委核心力、政府推动力、社会参与力、市场运作力、社区自治力“五力合一”的运作机制，推进现代和谐社区建设平衡、有序、健康发展。

3、坚持把分类指导方法作为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完善并确立了“五型并举”的社区建设推进方略。针对全区存在的社区类型、社区组织、利益主体、居住形式、队伍构成等五个方面的多元化趋势，分别提出了五种形式的分类指导方法。——适应社区类型多元化趋势，明确将全区社区划分为旧有小区型、高档商住型、撤村建居型等三种基本类型，并分别采取邻里互动和楼宇自治、精英带动和公共参与、文化推动和城乡一体等三种社区建设发展型模式。——适应社区组织多元化趋势，在坚持加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社区主体组织作用的同时，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全区社区主体组织分别与社区民间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辖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三种社区其它组织的关系，分别建立引导与培育、管理与服务、合作与促进等三种社区组织发展型模式。——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针对社区内失业人员与在职人员、困难家庭与富裕群体、老年人与青年人、残疾人与健全人、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居民等五类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断凸现的矛盾，分别提出面向失业群体的再就业援助、面向困难家庭的“春风常驻”社会救助，面向老年人的“365”居家养老金晖行动，面向残疾人的“三百万”工程，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牵手”工程等五种社区保障发展型模式。——适应居住形式多元化趋势，将社区居民按居住形式分为人户一致、人户分离（包括人在户不在和户在人不在）和外来暂住等三种类型，并分别提出了网格式、定向式和宾馆式等三种社区服务发展型模式。——适应队伍构成多元化趋势，将社区工作队伍分为社区专职工作者、专项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三种类型，并分别提出注册准入、项目导入、招聘带入等三种形式的社区工作队伍发展型模式。

4、坚持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完善并确立了“三评互动”的社区建设评价体系。全区以群众公认和满意度为核心，通过互动式的星级社区评估、满意社区评选、先进单位评议，将群众评选、社区评议、政府评估三者有机结合，形成较为系统的现代和谐社区“三评互动”的评价体系。通过社区居民参与评选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促使政府各部门以及社区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维护、实现和发展好社区居民的利益上。

三、深化实践与探索，推进和谐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供给性服务

在“351”和谐社区建设模式指导下的我区居民自治的实践中，把增强供给性服务摆在了提升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加快基层民主进程促进居民群众基本生产生活问题的解决，通过改善保障民生问题促进居民自治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并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完善理论内涵，在社区演绎并诠释了一场民主与民生良性互动、公平与效率有效对接、传承与创新无缝交融的和谐篇章。全区整合了71个社区为民服务的先进经验和做法，集约了其中30个优秀为民服务项目，创新提出了“66810”为民服务工作法，为社区居民提供“六必到”、“六必访”、“八必报”、“十条为民服务线”的供给性服务，并在全区全面推开，取得了明显成效，赢得了居民群众的认可和满意，得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市推广。

1、确立并落实“六必访”的个性服务。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有效整合辖区内专职与兼职、政府与社会、国有与民办等多方力量与资源，重点做好对困难群众、独居(空巢)老人、残疾人员、失业人员、外来人员及其他需要重点帮扶等六类人员的上门走访工作，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服务，做好协调、沟通、联络工作。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区以社区居民自治三级组织为平台，全面启动实施面向困难家庭的1+X亮居工程，为全区所有低保、困难家庭解决家庭住房基础装修、基本家具家电配置，加大困难群众实物救助力度，切实提高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对困难老人全面实施“金晖送到家、养老不离家”的金灵通、金筷子、金保健、金管家、金港湾为主要内容的“五金”计划，为他们安装求救求助呼叫器；落实家庭责任医生，建立健康档案，落实社区助老员开展“每天见一面、每天记一笔、每天做一件”的助老服务。

2、确立并落实“六必到”的帮扶服务。在楼道党支部的领导下，楼道居民自治会会长组织协调并具体联络单元居民自治小组长，做到居民身患重大疾病必到、产生情绪波动必到、面临就业困难必到、突遇生活困难必到、发生相互纠纷必到、与群体利益冲突必到，使居民群众的困难、问题能在楼道单元的第一时间发现，增强了社区为民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确立并落实“八必报”的预警服务。通过单元小组长承担本单位楼道的政策文件宣传员、民情信息报告员、邻里关系协调员、安全卫生维护员、社区服务监督员等五大员的工作，及时向社区报告公共设施损坏、公共场所不洁、公共卫生危险、公共安全隐患、公共秩序混乱、公共权益侵害、公共服务不周、公共道路不畅等八大类问题，形成了社区最灵敏、最迅速的各类矛盾反映末梢，使社区工作者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处置。

4、确立并落实“十条线”的专业服务。全区在社区党委、楼道党支部、单元党小组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成立了社区居委会、楼宇居民自治会、单位居民自治小组等三级居民自治网络，有效地延伸了社区工作者的手臂，扩大了社区工作者的耳目，提增了居民自治的基层力量。其中，社区居委会的专职委员和专职社工按照职责分工，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和办事处的指导下，承担落实党员先锋服务线、公共危机服务线、平安秩序服务线、环境美化服务线、医疗计生服务线、文体教育服务线、帮扶救助服务线、就业指导服务线、居家养老服务线、助残扶残服务线等十方面工作；楼宇居民自治会、单元居民自治小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联络服务工作，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网络平台。

四、规化机制与体制，推进和谐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保障性发展

健全制度，创新体系，形成一整套切实可行、运转灵活的和谐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保障机制，是推进居民自治、构建和谐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1、切实有力的领导机制。区委、区政府把推进居民自治能力建设的目标、实施计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区、街道两级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区级相关部门主动关心社区、支持社区，形成了上下联动、区域联动、社会联动的互动共融良好格局。全区按照政事分开、政社分离、责权配套的原则，对组织机构、工作任务、考核评比进社区实行准入制度，明确和尊重社区具有8项社区居民自治的基本职权，将社区原74项任务减少到现在39项，原社区初步理顺了社区内外的关系。通过实行社区准入制，进一步明确社区职责，促使社区工作者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社区内部工作上，减轻社区的负担和压力。同时，按照《市级部门行政事务社区盖章项目表》的有关要求，对**市明确的32个由社区行使初审权和知情权的盖章项目进行了规范和指导。

2、稳步增长的投入机制。区、街道设立了社区居民自治建设专项资金，加大了对社区居民自治工作的资金保障，按常住居民每户每年30元、暂住人口每人每年10元的标准，明确了社区居民自治工作经费。区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包括居民自治在内的和谐社区建设，按照社区“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房做事、有章理事”的“四有”要求，落实社区服务和居民自治的基础保障，通过开展专项督查，督促街道、部门落实居民自治的相关要求。

3、积极有序的参与机制。积极畅通民意民情的收集、反映和解决通道，进一步健全完善“四会”（民情恳谈会、民事协调会、民情听证会、民主评议会）制度，推出以“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解民忧”为主题的民情沟通活动，对涉及社区建设、公共事务、帮扶救助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采取听证会、恳谈会等形式，让居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意见和利益要求，搭建党委、政府与居民群众沟通的桥梁，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4、公开公正的监督机制。全区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社区居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和《关于加强社区居委会财务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积极推行社区事务公开办事制度，深化党务公开，明确党务公开内容，规范党务公开方式，健全群众意见收集处理反馈制度；推行居务公开，将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涉及全体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及时向居民公开，并通过召开居民会议，听取居民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在各社区积极推行“一门式办公，一站式服务”的工作模式，并通过设立“民情民意回访制度”、“居民监督举报电话”、“来访来信投诉点”以及聘请“绩效评估员”等，进一步加强民主监督。长庆街道王马社区还结合落实推进66810为民服务，创新推出了社区为民服务的监督机制，社区设立了服务回访组，将社区工作者处理的事务工作和为民服务的情况通过电脑与服务回访组联接，由回访组对社工的服务和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实地走访、实情征询、实效评估、实时监督，促进社区工作者更好地服务居民。

自治能力范文篇6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导向性价值。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是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它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中央主导型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下，作为地方政府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推动力量。二是地方治理和地方行政是国家治理和国家行政在地方的基本实现途径，它将能动地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三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作为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性力量。例如，从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培养方面来说，“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培养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从行政发展整体观来看，民族干部的培养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公共人力资源方面。“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人力资源问题，不但表现为行政干部不足，更表现为科技干部队伍严重缺乏，公共人力资源存量前景预期较差。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具有基于自身及其环境的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特殊性就表现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主体、行政环境、行政过程、行政文化、发展历程、公共设施基础等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制度安排上隐含着一个假设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建设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是这一制度建设的直接体现和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实现“两个大局”的战略目标要求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内地汉族聚居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三个方面”，“缩小发展差距的优先次序应该是‘社会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要“改变过去50年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追赶战略……”。缩小社会发展差距的评价指标包括社会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包括人力供给能力(出生率、死亡率)、财政平衡能力(人均财政收入、支出)、教育发展能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入学率、升学率)、医疗保健能力(千人口医生数、病床数)、科技创新能力(千人口科技人员数、专利数、人均科技市场成交额)、信息获取能力(人均报纸数、图书印张、广播覆盖率、电视覆盖率、千万人口图书馆数)和交通运输能力(千万人口铁路、公路、航路里程)等。(P164)在民族自治地方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优先缩小社会发展差距、回归公共行政精神、促进地方治理”等行政过程来涵养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政策驱动”路径的内涵

消除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堕距”的“政策驱动”路径，即基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是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的假设，借助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历程形成的政策性路径依赖，通过中央与地方、公域与私域、体制内与体制外等多渠道的政策学习机遇，在获得物质性和象征性公共政策资源的同时，习得现代公共政策知识工具，推进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进程。“政策科学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解和改善全社会的发展方向。”相较而言，公共政策更多地被认为是方法论的知识体系，行政发展更多地被作为阐释性的研究领域。公共政策学是一个以政治学为基础的、跨学科方法的、功利性的、追求科学品质的知识体系，被认为是政治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突破。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政策学作为方法论在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具体运用过程。公共政策研究以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实现政策目标，为解决新的公共政策问题积累政策经验为目的。论文从公共政策本土化的角度，追求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进程中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统一，回应了“政策科学是联系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的学科范式要求。

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政策驱动”路径的可行性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历时性特质塑造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政策性路径依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政策性路径依赖的内涵表现为:首先，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主体大多数在近现代“国家—民族”构建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形态“直过”改造和自上而下的“条块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次，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系统的运行机制被有效地整合为“民主集中制下‘条块分割’”的运行模式。第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现有基础是在上级政府通过公共政策进行社会资源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配置的方式，经由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行政主体性获致过程而形成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政策性路径依赖可以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提供干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进程的突破口，植入公共政策知识和方法的可行性渠道。当然，行政发展必然表现为一种共同体政治生活方式的变迁，而政治生活领域具有制度质量密集，权威和权力具有非对称性，既得利益具有继承性，过程不透明且复杂化等特点，故而公共领域的变迁比私人领域的变迁具有更强的路径依赖。这就使得与行政发展所必需的相关制度创新变得困难，行政改革过程遭遇阻力，因此需要功利性地运用公共政策知识和方法来推动行政发展。目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拥有政策驱动的双重机遇，即拥有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政策输入和民族自治地方自身发展需要的政策输出。通过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政策输入，一方面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均等化地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共政策项目的实践积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主体的行政能力。随着地方政府的治理价值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被认可和重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自主性将会被强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将真正意义上成为实践的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活动中“自我管理本民族事务”的行政主体。

四、打开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政策之窗”

为了解决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格局上的滞后性”问题，形成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公共性”基础，就必须打开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政策之窗”(policywindows)。在约翰•金登的公共政策议程确立过程模型中，“政策窗口”是提出公共政策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机会，行政过程只有通过打开“政策之窗”才会成其为现实。约翰•金登的公共政策议程确立过程模型建立在三种信息流基础上: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当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汇合到一起，“政策之窗”就打开了。首先，问题流(problem-stream)，即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定义，包括公共政策问题是如何被认知的，以及客观条件是如何被定义为问题的。在本论文中，即为民族自治地方发展问题为什么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如何通过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差距指标和标志性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的?如何理解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是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其次，政策流(policystream)，即为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技术可行性，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案的公众接受程度等。政策流通常以法规、文件、主题论坛等方式出现。本论文中，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政策文件、民族问题研究刊物、民族地区发展问题论坛等是政策流的表现形式。政治流(politicalstream)，即政治对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案的影响，包括民族情绪、公众舆论、选举政治、利益集团等方面的考虑。如果潜在的解决方案与舆论倾向相一致，能够得到利益集团的支持，符合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主导价值观，那么它就会获得政府议程上的优势地位。本论文中，对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国情认识是有舆论支持基础的，但其他方面则要依靠政治领导人(即政策促进者，policyentrepreneurs)的权威和判断。民族发展不仅决定着民族存在，而且决定着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民族政策的制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民族发展。而民族发展只有在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和散居民族工作的行政实践中得以实现。“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公共政策群的出台，一方面表达了中央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中“格局上的滞后性”的政策回应，另一方面也说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问题首先是一个行政发展问题。“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中把11项主要任务具体化为11项工程，即特困少数民族群众解困工程;民族基础教育帮扶工程;民族高等院校建设工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发展工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工程;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培养工程;民族法制体系建设工程;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合作工程;民族事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工程;少数民族现状调查工程;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工程。更重要的是，在解决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堕距”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行政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公共事业建设、象征性制度建设等方面，更要重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能力建设。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能力建设是其他“帮扶性”建设更好地发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作用的“主体性”基础，最终能把这些“帮扶性”建设内化为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公共性”基础。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事业发展可以起到涵养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资源的作用。

五、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政策驱动机制”的内容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政策驱动机制”即是:基于“平等、互助、团结、和谐”的政治诉求，尊重多元民族生产生活方式，通过政策驱动推进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消除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堕距，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国家民族政策目标。就民族自治州层级来看，2004年中国30个民族自治州的财政收入的总和竟低于一个发达地级市的财政收入，并表现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先行资本的全方位滞后。迪庆藏族自治州在30个民族自治州中综合发展水平1995年为28位，到2004年为24位。在10年左右的时段中，迪庆藏族自治州综合发展水平一直徘徊在第24—29位之间，说明中国民族自治州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分层现象，而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民族自治州发展的整体提升作用并不明显。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发展潜力在中国30个民族自治地方中排名第12位，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迪庆藏族自治州有通过自身行政发展赢得经济社会发展的资质基础。民族自治地方的现状需要上级政府通过“政策驱动”来实现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政策驱动机制”的工具性内容包括:开放政策议程，纳入行政信息;理解政策伦理，规范行政目标;划分政策领域，明确行政职能;构建政策系统，重塑行政关系;学习政策知识，提高行政素质;运用政策工具，丰富行政技术;历经政策分析，改进行政决策;通过政策执行，提升行政绩效;适应政策环境，变革行政组织;加强政策创新，推动行政改革;等等。从下面“生态环境变迁中的主要威胁因子与‘WWF’的保护生物多样性项目”的调查案例中，通过研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中的合作机制，可以阐释现代公共行政理念和公共政策知识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意义。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设立的重要使命之一。

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重内涵。以当地黑白仰鼻猴种群为例，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变迁的主要威胁因子包括:(1)国家计划采伐。(2)商业和民用采伐。大规模的商业采伐在1998年已经停止，但恢复这些迹地、生态链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些采伐迹地转用为公共牧场。民间采伐规模较小，但采伐地离生态核心区和关键区较近，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碎化。山区一户居民一年所需柴薪约为20余方。(3)牧场和放牧。半农半牧是迪庆农村或牧区内居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而且牧场面积随着人口增加的压力而不断增加。(4)高山村寨和“生态移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山峡谷的生态核心区出现了新兴的移民点，以开荒、采集、狩猎混合的方式生活。(5)采矿和旅游，包括砍伐巷木等矿区生产生活。(6)公路和森林防火带，以及车流量增加。笔者在调查期间刚发生的一起采山货的村民与熊遭遇并被袭击而受重伤的事件。由于政府没有制定完善的“保护区内动物伤人或损物问题”的解决办法，或仅只有低额度的赔偿，致使“生存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在频发的各种事件和争端中激化。1983年成立的白马雪山部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以保护滇金丝猴为主的珍稀濒危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典型的山地森林植被及自然景观，以及长江、澜沧江中上游水源林。白马雪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是“三江并流”国家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确定的全球200个重点生态区域之一。白马雪山分布的滇金丝猴约占该物种总数的50%。白马雪山保护区内及其周边有117个自然村，居住着15000人，藏族占80%以上。保护区内的贫困人口占所在县贫困人口的65%。1998年以前，这里一直是中国西南重要林区之一，当地政府85%左右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森林采伐。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后，政府实施“天保工程”，宣布在长江中上游全面禁止天然林采伐。保护区管理与保护区及其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的矛盾因此凸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一个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一直是该机构长期关注并付诸行动的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该机构就支持了对白马雪山保护区滇金丝猴野外生态学的研究项目。2000年，该机构中国项目在昆明成立了云南项目办公室，开展“世界自然基金会云南白马雪山保护与发展项目”，包括“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ICDP)”、“贫困与环境项目”、“保护区管理机构能力建设项目”三个子项目。“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ICDP)”包含可持续生计与自然资源保护、社区参与森林资源管护、其他社区活动(提高妇女参与社区管理能力、改善社区教育和卫生状况等)三个部分。项目目的是“在白马雪山保护区社区集体林示范森林资源有效管理和保护模式。”项目目标包括:在项目试点村减少对木材的砍伐;实现非木质林产品的可持续利用;森工企业砍伐迹地森林植被得到恢复;加强社区自我管理能力。“贫困与发展项目”包括政策研究、推进社区共管机制化和政策倡导三个部分。项目目的是“探索和示范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双赢’模式，将其经验与教训传递给相关政策决策层。”项目目标包括:对相关国家政策及过去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估，寻找政策同实施之间的差距;确定项目区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制约因素，特别关注权属变化、资源分配等同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了解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在解决贫困与环境恶化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示范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可持续管理项目，并提高社区生计;通过提高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机构及社区的能力，促进资源的有效管理;在社区、保护区及决策层之间建立信息分享和对话的平台;开发创新性项目手段并提供项目经验以供政策决策层参考和借鉴。“保护区管理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包括培训、考察和硬件建设三个部分。项目目的是“提高保护区人员管理水平，改善设施建设，促进保护区的有效管理。”项目目标包括:推广保护区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推进参与性保护区管理;通过开展项目活动，锻炼和提高保护区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加强保护区管理的硬件水平。

六、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政策驱动机制”的原则

自治能力范文篇7

论文摘要：现代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一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贱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地方自治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重要内容，贯穿其民主革合思想发展的始终，值得后人认真学习与研究。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可划分为产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早在1897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谈话时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致，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张。随后，孙中山在与兴中会骨干陈少白、郑士良等8人在致港督仆力书中进一步强调:“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物。惟其主权仍在宪法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至于会内之代议士，本由民间选举”。在信中，孙中山不仅正式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张，而且为实行地方自治设计出了具体方案。1905-1906年，在其手订的《同盟会宣言》和《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将革命过程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此即后期的革命程序论。其中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授权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这是孙中山首次将“地方自治”写进正式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地方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辛亥革命后，迫于形势，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但他对地方自治的重视并未因此稍减。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时，他毅然宣布讨袁护国，并在其讨袁檄文中将“停罢自治”列为袁世凯的主要罪状之一。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形式上回归民主，但孙中山痛感民国“基础尚不坚固”，认识到“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而“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他指出:“吾国自推翻帝制，五年以来，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实地方自治不发达。若地方自治既完备，国家既可巩固。”这一时期，孙中山对地方自治简直到了人迷的程度，仅在1916年7月至8月间，他以地方自治为主题的演讲就达六次之多，而在其后的各种场合对地方自治的宣传更是难以计数。为促进地方自治的实行，孙中山于1920年发表了《地方自治实行法》一文，对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步骤和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划。而在其兼任部长的内政部中，孙中山更是专门设立了“地方自治局”，意在将地方自治落到实处。这一切均标志着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演进，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他先是发表《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一文，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权在民的含义和民治与官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最后指出，要实现主权在民，达致民治，必须要执行四个方略，即分县自治、全民自治、五权分立和国民大会。其中分县自治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盖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籍，所谓全民自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未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但局势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和势单力薄的现状，孙中山感到困惑绝望。“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与他合作。”这直接导致了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而“国民党一大”则是这种转变的主要标志。1924年1月23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发表了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宣言》的第三部分为国民之政纲，该政纲的对内政策的前三条规定的全是地方自治的相关内容，而《大纲》则用了多达11个条款来规定地方自治，举凡地方自治开始的时间、规则的制定、应办的事项、执行的程序和达到的目的无不罗列详备。这两个对国民党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完备与成熟。

孙中山对地方自治的内容作过许多阐述，所包含的思想非常丰富，虽然在某些问题有时会出现前后矛盾之处，但他的地方自治思想总体来说还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地方自治的单位。孙中山所倡导的地方自治，是一种区域观点，它建立在一定区域基础之上，以地域作为自治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由于认识的发展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孙中山的主张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关于自治的单位或区域，孙中山先后提出了省自治和县自治乃至乡自治。在其地方自治思想初步形成时期，他较为倾向于以省为基本单位，如1900年在致港督仆力书中提出，“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但是在1916年他的这一主张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年7月，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言地方分权而以省为单位者，仍不音集权于一省也。故不为此项问题的研究而已，苟欲以精密之研究，则当以县为单位。”他此后还多次强调指出:“地方自治之范围，当以一县为充分之区域，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当以县为自治单位。”并且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地载人这一主张。可以说以县为自制单位是孙中山的一项重要而基本的主张。

在强调以县为自治基本单位的同时，孙中山也谈过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如在《建国大纲》中规定:“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受中央之指挥”，办理“该省国家行政”。但这种规定与以县为自治单位并不矛盾，因为他将“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为前提。因而严格地说，所谓“省自治”不过是县自治的联合体，并不具有真正的自治意义。1923年，孙中山在回顾十余年民国建设的沉痛教训时，强调指出:“积十一年之乱离与痛苦为教训，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以行分县自治。”公务员之家

2.直接民权制的实施。地方自治作为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以人民直接行使政治权利，即直接民权付诸实施为标志的，因此地方自治在政治上主要体现为直接民权的实施。所谓“直接民权”，孙中山认为即人民“于本县之政治，当前普遍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按照孙中山的规划，直接民权并非在地方自治的开始就能够实现，而必须在自治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在1916年演讲中他强调:“欲行此制，先行规模。首立地方学校次—定地方自治制定，而其他诸政，以次举行，至自治已有成绩，乃可行直接民权之制。”后来，在1924年制定的《建国大纲》中又正式规定只有在“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之后，直接民权才可正式实施。

3.地方自治区域内的建设。孙中山在其著作和演讲中多次阐述了如何具体进行地方自治的建设问题。其内容不仅涉及地方自治的具体实施办法，还包括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广泛问题。其中以1920年3月发表的《地方自治实行法》中阐述得最为集中和详备。根据该实行法并结合孙中山的其他论著和演说，可知地方自治区域内的建设首要工作有六项:第一，清户口。第二，立机关。第三，定地价。第四，修道路。第五，垦荒地。第六，设学校。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改造是全面而深刻的，其特殊意义表现在:

第一，地方自治可以破除旧的专制制度，变“官治”为“民治”。地方自治是以“民治”为基础的。孙中山指出:主权在民实现与否，不应当从权力在中央或地方的分配来看，而应就权力的所在观之。“权在于官，不在于民，即为官治;权在于民，不在于官，即为民治。“官治，，即将政治权力尽付诸官僚，与人民无关。假如官僚“贤且能”，人民还能受其恩赐;要是“愚且不肖”，人民则成为刀沮之肉。“民治，，则政治权力在于民，或间接行使之，或直接行使之。在间接行使的时候，人民的代表或委任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于人民”。地方自治是变“官治”为“民治”的途径。在确定县为自治单位后，人民有直接选举和罢免官吏的权利，有直接创制和复决法律的权利。人民并在此基础上选举国民代表一员，组成代表会，参与中央政事。这样真正体现“民治”的全国机构便得以建立。

自治能力范文篇8

2O世纪8O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两种力量及其制度模式构成我国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党的政治领导下的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二是存在于农村社会的村民自治权，村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自己进行管理，按照民主的原则实行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两者产生了诸多矛盾，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成为最为突出问题之一，而当前西部贫困农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交通落后、土地分散、粗放经营效率低、公共卫生建设严重滞后、公共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等现状，急需充分发挥村民自治背景下村民的民主创造性和主动性，并且需要国家负责任的引导和帮助，绝不能将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变相转嫁于农民或压制村民自治运行。所以正确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现状分析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此规定明确界定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实质上是村民自治权与乡镇行政权关系在法律上的定位，他们应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关系”。但对西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现状而言，现实中的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常常与法律法规存在着种种偏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频繁干预与过度控制，将村民委员会当作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进行行政领导，布置各项任务并下达行政指令，从而转嫁乡镇行政权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于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造成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空挡与错位。一般表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乡镇行政对村民自治组织的人事控制。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对村民会议负责，乡镇政府无权任免，但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通过在村干部中培植自己的人实行对村的间接控制。例如在选举中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资格进行限制，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将村民自治组织的“当家人”转变成乡镇政府的“人”，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角色错位。虽然便利了乡镇政府对村的管制和所属行政责任的完成，但往往造成村民心目中精英人物落选，压制了村民民主权利实现的构想与向往，实质上是对村民自治权的一种剥夺。

第二，在日常事务中进行行政干预。在现行压力型体制下有时乡镇政府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不仅是对村委会进行“指导”，它还直接“领导”村委会；要村民完成乡镇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村委会仅仅协助是不行的，必须由村委会“负责”完成。所以实践中村委会承担着诸多乡镇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使村委会成为“准政府”，这样以来村民自治组织便陷入忙于繁多的政务而无暇顾及村务的局面当中，以至于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日益萎缩，村民自治原则也被消解于无形之中。

第三，乡镇政府对村委会进行财政监控。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普遍存在着集体经济薄弱，财政基础有限的现象，而乡镇政府往往凭借自己的财政监控职能对村级财务进行管理，进而影响整个村的管理形式，缺乏经济基础的村委会也只能听任乡镇政府控制。

第四，乡镇政府对村委会进行价值控制。贫困地区社会发展缓慢，需要国家提供各种贷款救济及其它资源供给，使得乡镇政府可凭自己手中掌握的这些社会价值分配权对村委会进行调控。

二是村民自治的偏斜运行，导致村民自治功能萎缩。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环节。但贫困地区在村民自治运行过程中，只注重强调民主选举，认为“对大多数村民而言，自治权利不过就是在三年中参加一次投票而已”。村委会也片面重视村级换届选举而忽视其它环节运行；自治组织结构中除村民自治中的执行环节存在村民委员会这个“实在”机构之外，民主决策环节及相关的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环节都是“虚位”的，因此，在自治实际运作中出现失衡现象，造成村民自治呈偏斜状态运行，使村务管理实践中出现大量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和损害村民利益的现象，降低了村民自治的实效。

三、实现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良性发展的思路

通过上述对西部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现状的分析，为保证村民自治的健康运行和乡镇工作的顺利开展，应该立足贫困地区现实，从改善乡镇治理和提高村民自治两方面出发，努力寻求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

(一)依法改善乡镇治理体制和方式，界定村务与政务，增设派出机构，为村民自治提供广阔的空间

首先，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管理范围，实行依法行政。《村民委员组织法》只是笼统的、原则性规定，缺乏明确性和具体操作，使乡镇干部很难把握。所以可在总结村民自治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组织法实施细则》，从实际工作考虑，对乡镇政府行为进行明确规范，明晰那些是属于正常政府行为，那些是属于不合理的干预。

其次，合理划分二者权限，界定村务和政务。所谓政务是政府管理的事务，它具有国家意志性，是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事务。村务，是在一村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它涉及的是一村范围内村民的共同利益，是由一村之内的村民共同管理的事务，具有群众自治性，体现的是一村范围内村民的公共意志，由村民共同决策、共同遵守。所以，乡镇政府要区别二者的范围，凡是政府的职权，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原则上不属于政府的职权。因此，凡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属于政府办理的事情，如果是村的共同事务，就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如果不是村的共同事务，就属于村民个人事务。对自治领域的事务要给于指导和支持，要尊重农民群众的选择，不加干预；对非自治领域的事务要通过引导和监督的方式进行管理，以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其三，转变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首先，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要提高认识，明确乡村关系实质，将上下级隶属、指令性执行观念转变为平等互助、民主协商观念。其次，乡镇政府布置任务，要根据村民委员会职权和各村实际情况，与村委会协商，再由村委会组织村民或村民代表讨论决定，改变过去指令性工作模式。再次，乡镇政府改进工作方法，学会指导村委会依法换届选举，尊重村民民主意愿，不委派干部，广泛开展村民自治的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形成健康、有序的村民自治氛围，帮助贫困地区农村进行村民自治。

其四，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越来越多、扶贫力度越来越大，国家政权越来越多地需要向村级渗透。鉴于此，对于西部特别贫困的地区国家可适当加大基层管理成本的投入，增设乡镇政府对村的派出机构和工作人员。以减轻困扰在村民自治组织头上的现实行政压力，从而使村民自治组织轻装上阵，投入主要精力搞好村务。真正实现给村民自治组织“减负”。

(二)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四个以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治活动中，民主选举是基础、民主决策是关键、民主管理是方式、民主监督是保障，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针对西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的偏斜运行方式，应该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村民自治结构，平衡和规范自治权力内部关系，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一是从权力制衡的角度，科学构建村民自治结构，成立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进行会议的有效召集，并代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监督村民委员会，切实发挥村民议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一般情况下，西部贫困地区村民比较分散，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授权，常设机构一方面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村民意见并向村民委员会提出村经济发展计划和项目的建议；另一方面，对村委会提出的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论证，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策。这样既有利于村民的利益诉求和意愿得到有效充分表达，也对村经济建设项目起着科学参谋和严格把关作用。

二是定期组织进行村干部述职和民主评议，加强监督考核，提高村务公开透明度。可根据不同村的不同情况，村委会一季度或半年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报告村民会议决定事项的完成情况、报告村经济发展和财务收支情况，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其进行民主评议，村委会听取意见后积极答复。由此可形成对村委会较强的约束和激励，促使村干部积极工作，管好村务，避免出现过分关注选举阶段而选上后无所作为的现象。

三是对外积极寻求人才和智力支持。西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严重的人才匮乏和知识供给不足，成为制约村民自治能力提高的关键因素，所以，村民自治“知识引援”迫在眉睫。目前可实现的途径有：联系志愿服务西部组织，求助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戈0，持续引进热爱农村的知识青年深入基层，安排他们进入村民自治组织挂职锻炼。同时积极与周边高等院校合作，邀请大学生来村实践活动，以各种形式参与村民自治活动。

自治能力范文篇9

论文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长治久安和各族人民的健康致富，其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是重中之重。要加快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必须在分析研究现存问题的基础上，采取如下有力措施：加快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具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制度；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摆正政府在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中的地位；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动力，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进人20世纪80年代，我国积极探索并大力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从总体来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如同经济发展存在着地区差异一样，社会保障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一‘个撰踢马环节，是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形势下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现状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建设依赖于国家社会保障建设的大环境，经历了从建立到不断完善的艰难历程。目前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城镇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阳‘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农村牧区部分地区也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农村牧区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社会保障方法在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增强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因历史、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问题依然严峻。

1.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失衡，农牧区社会保障权利严重缺失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整体上即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模式下建立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农村发展的速度较决、内容较齐全、实施也较完善，基本上覆盖了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但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还有7.8亿的农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很突出。而此种社会保障权利的严重缺失，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农村牧区地区更为明显。“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末参保人数为5382.6万人，而五个少数剐矣自治区参保人数为275.5万人，仅占全国的5.12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农村牧区地区，社会保障侧奴蹄蜷澎脐、救灾和优扶安置、五保赡养等方面有所体现，且也主要是基于刊蒯敞区和农业、牧业的特点而有锵雄脚喇定的。

2.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保障能力低，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较大

社会保障主要有两大系统，即资金保障系统和服务保障系统，而当前制约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发展的瓶颈是资金保障系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大都处于“老、少、边、穷”地区，区域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有些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刚刚不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社会集资能力低，个人刻寸能力低。地方财政也基本上是“吃饭财政，，，面对庞大、沉重的社会保障，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力不从心的境地，见表i0

可以看出，除广西外，其他四个自治区拐沛血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均已接近或超过当年财政收人的一半，西藏更是达到92%。近几年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虽在发展，财政收人也在增长，但相对脆弱的财政状况要提供支持社会保障需要的大量资金还有困难。

3.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地方立法滞后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有一整套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用法律来对社会保障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这几年，国务院虽然先后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人大也颁布了《劳动法》等一系列与社保有关的法律。但是目前，我国整体上还没有形成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规定是由劳动、人事、卫生等部门有关职能制定的。而国家专门社会保障法的缺失直接导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失去了应有的参考与根据。加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本身发展的落后性也导致其地方社会保障立法与我国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和行政手段圈To公务员之家

4政府系统内社会保障职责划分不明确，多元利益主体多头管理

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基本制度框架虽已形成，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仍处于政策选择和制度完善之中，对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划分缺乏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各自治地方政府职责划分不甚清晰，仍存在着“统放不分”的现象。2001年国家便正式在辽宁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却仍未能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目前养老保险仅在吉林、辽宁等几个省份实行省级统筹，全国近2000个统筹单位内基本形成的是各自为政、区域自治的无法连接、协调和共济的分割格局。我国的劳动、民政、卫生、工会、人事以及保险公司等多部门参与到社会保障领域，也形成了多头管理、业务之间互相重叠、制定标准五花八门、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的现象。在多j研吐益主体的多头管理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基本上是政府行为，民力汉组处于被动地位，他们}}i亥体系月纤勾的影响力很小(王思斌认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至今还称不上是一个系统，而只是各部门社会保障制度的机械聚合。这种特点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亦有呈现。

二、加快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的特殊性、重要性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作为我国一布川待殊的行政单元，其在自然地理、人文背景、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个方面的发展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很多在内地发达地区很容易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和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由于受诸多特殊因素的影响，难于有效实施。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的特殊性、重要性，对建立适合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具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社会经济生活、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祖国边疆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的稳定与社会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是社会的稳定器。目前全国80%的少数民族是聚居在了全国最为贫困的西部地区、祖国边疆地区。在国家确定的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含西藏)就有267个。在甘肃20个民族县中被国家和省列为贫困县的就有12个。如果这一群体的合法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就会引发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社会的稳定、人类的安全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事业是最大的积德事业，是并}J国利民的基础。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民族地区稳定被置于十5}重要的地位。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事业的稳定功能也就被合理地凸显出来。公务员之家

2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落后的经济与杜会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是加快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历史上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各民族创造和发展了各自颇具特色的经济生活，但因受政治、自然条件等的制约，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是政府社会保障功能得以加强的坚实物质握茹出，经济发展的落后，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服务的影响最大:社会保障资金短缺、需救助人口多、灾害抵御能力差、应保项目多等等。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充足的财力支持政府社会保障;同时，只有政府提供了充足优质的社会保障服务，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

3.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杜会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和公共管理等社会发展水平方面比较落后。"2002年，西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有312个县尚未实现‘‘两基，，，占西部未实现‘两基，县总数372)个县的84线。2003年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发病16.95万例，占总人口的1%。K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区域科技能力的刹略新疆(26)、西藏<31)、宁夏<23)、内蒙<27)、广西(24)、青海(29)、四川(17),5个民族自治区和几个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省份禾限实力体处于劣势。‑}z]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缺少管理人才，观念落后，导致其社会化服务和社会化管理的能力很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要求其更要加弓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4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保障

自然环境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服务的影响非常明显。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愈滞后，政府社会保障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就愈大。从自然环境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大多地处边睡并多以山区为主，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多，自然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暴雨、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自然环境严酷，使其生产效益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不确定性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说明，其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要大于其他地区，尤其浏寸牧区社会保障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的重点，在社会保障中不能缺少}f%衣牧业灾害的保险。公务员之家

自治能力范文篇10

关键词：孙中山地方自治直接民权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可划分为产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早在1897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谈话时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致，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张。随后，孙中山在与兴中会骨干陈少白、郑士良等8人在致港督仆力书中进一步强调:“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物。惟其主权仍在宪法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至于会内之代议士，本由民间选举”。在信中，孙中山不仅正式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张，而且为实行地方自治设计出了具体方案。1905-1906年，在其手订的《同盟会宣言》和《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将革命过程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此即后期的革命程序论。其中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授权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这是孙中山首次将“地方自治”写进正式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地方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辛亥革命后，迫于形势，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但他对地方自治的重视并未因此稍减。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时，他毅然宣布讨袁护国，并在其讨袁檄文中将“停罢自治”列为袁世凯的主要罪状之一。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形式上回归民主，但孙中山痛感民国“基础尚不坚固”，认识到“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而“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他指出:“吾国自推翻帝制，五年以来，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实地方自治不发达。若地方自治既完备，国家既可巩固。”这一时期，孙中山对地方自治简直到了人迷的程度，仅在1916年7月至8月间，他以地方自治为主题的演讲就达六次之多，而在其后的各种场合对地方自治的宣传更是难以计数。为促进地方自治的实行，孙中山于1920年发表了《地方自治实行法》一文，对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步骤和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划。而在其兼任部长的内政部中，孙中山更是专门设立了“地方自治局”，意在将地方自治落到实处。这一切均标志着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演进，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他先是发表《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一文，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权在民的含义和民治与官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最后指出，要实现主权在民，达致民治，必须要执行四个方略，即分县自治、全民自治、五权分立和国民大会。其中分县自治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盖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籍，所谓全民自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未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但局势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和势单力薄的现状，孙中山感到困惑绝望。“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与他合作。”这直接导致了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而“国民党一大”则是这种转变的主要标志。1924年1月23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发表了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宣言》的第三部分为国民之政纲，该政纲的对内政策的前三条规定的全是地方自治的相关内容，而《大纲》则用了多达11个条款来规定地方自治，举凡地方自治开始的时间、规则的制定、应办的事项、执行的程序和达到的目的无不罗列详备。这两个对国民党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完备与成熟。

孙中山对地方自治的内容作过许多阐述，所包含的思想非常丰富，虽然在某些问题有时会出现前后矛盾之处，但他的地方自治思想总体来说还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地方自治的单位。孙中山所倡导的地方自治，是一种区域观点，它建立在一定区域基础之上，以地域作为自治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由于认识的发展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孙中山的主张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关于自治的单位或区域，孙中山先后提出了省自治和县自治乃至乡自治。在其地方自治思想初步形成时期，他较为倾向于以省为基本单位，如1900年在致港督仆力书中提出，“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但是在1916年他的这一主张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年7月，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言地方分权而以省为单位者，仍不音集权于一省也。故不为此项问题的研究而已，苟欲以精密之研究，则当以县为单位。”他此后还多次强调指出:“地方自治之范围，当以一县为充分之区域，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当以县为自治单位。”并且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地载人这一主张。可以说以县为自制单位是孙中山的一项重要而基本的主张。

在强调以县为自治基本单位的同时，孙中山也谈过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如在《建国大纲》中规定:“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受中央之指挥”，办理“该省国家行政”。但这种规定与以县为自治单位并不矛盾，因为他将“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为前提。因而严格地说，所谓“省自治”不过是县自治的联合体，并不具有真正的自治意义。1923年，孙中山在回顾十余年民国建设的沉痛教训时，强调指出:“积十一年之乱离与痛苦为教训，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以行分县自治。”

2.直接民权制的实施。地方自治作为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以人民直接行使政治权利，即直接民权付诸实施为标志的，因此地方自治在政治上主要体现为直接民权的实施。所谓“直接民权”，孙中山认为即人民“于本县之政治，当前普遍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按照孙中山的规划，直接民权并非在地方自治的开始就能够实现，而必须在自治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在1916年演讲中他强调:“欲行此制，先行规模。首立地方学校次—定地方自治制定，而其他诸政，以次举行，至自治已有成绩，乃可行直接民权之制。”后来，在1924年制定的《建国大纲》中又正式规定只有在“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之后，直接民权才可正式实施。

3.地方自治区域内的建设。孙中山在其著作和演讲中多次阐述了如何具体进行地方自治的建设问题。其内容不仅涉及地方自治的具体实施办法，还包括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广泛问题。其中以1920年3月发表的《地方自治实行法》中阐述得最为集中和详备。根据该实行法并结合孙中山的其他论著和演说，可知地方自治区域内的建设首要工作有六项:第一，清户口。第二，立机关。第三，定地价。第四，修道路。第五，垦荒地。第六，设学校。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改造是全面而深刻的，其特殊意义表现在:第一，地方自治可以破除旧的专制制度，变“官治”为“民治”。地方自治是以“民治”为基础的。孙中山指出:主权在民实现与否，不应当从权力在中央或地方的分配来看，而应就权力的所在观之。“权在于官，不在于民，即为官治;权在于民，不在于官，即为民治。“官治，，即将政治权力尽付诸官僚，与人民无关。假如官僚“贤且能”，人民还能受其恩赐;要是“愚且不肖”，人民则成为刀沮之肉。“民治，，则政治权力在于民，或间接行使之，或直接行使之。在间接行使的时候，人民的代表或委任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于人民”。地方自治是变“官治”为“民治”的途径。在确定县为自治单位后，人民有直接选举和罢免官吏的权利，有直接创制和复决法律的权利。人民并在此基础上选举国民代表一员，组成代表会，参与中央政事。这样真正体现“民治”的全国机构便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