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范文10篇

主权范文篇1

「关键词」国家主权全球化主权相对化主权让渡

引言：国家主权的历史流变

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1）第一个系统阐述主权理论的是法国学者让？布丹，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其后，关于主权的性质曾出现过又出现了多种学说，较具代表性的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说”，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确认了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古典的主权观念。（2）

在国际法上，1684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认了国家的主权权利，规定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此后，主权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特性。在一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主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主权的国家并不一定受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可以为实现本国意志而诉诸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际法给国家主权以更为具体全面的确认和维护：它在确认和维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享有领土主权的领陆、领水、领空等范围外，还扩大了国家享有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范围；（3）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等。上述内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国家主权是绝对而不可侵犯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4）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依存性增强，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等）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协调。这就意味着各国如果想参与到国际活动中来，就要遵守一系列条约、协议、机制和国际性规则，而不能凭借所谓绝对的国家主权而肆意妄为；同时，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及对其决议的尊重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部分放弃，就像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自己主权的自我限制。（5）可见，各国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这种趋向全球化的“共变关系”与国家主权原有的排他性、专属性发生了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所言：“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6）

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发生冲突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以及对人权原则的诠释也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7）“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8）固守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于是，国家主权让渡理论应运而生。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使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9）它是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化的一种表现。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不是靠固步自封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双赢的结果，所以，主权国家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的基础上，出于自身的利益判断而自主地对本国部分主权进行让渡，以积极姿态加入到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可能要比固守传统的主权绝对观念更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让渡理论不失为国家主权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益尝试和发展，而在主权让渡的实践方面，欧洲国家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故而本文试以欧盟（EuropeanUnion）为视角，对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和主权让渡作一论述。

全球化下的欧洲一体化：一个主权让渡的历史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进入了发展时期。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六国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根据条约，成员国将逐步把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权转交给煤钢共同体。煤钢共同体不是单纯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而是一个超越各国政府而享有特殊权力的高级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实现国家间的新型合作。煤钢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良好收效坚定了欧洲政治精英们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于是在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首脑又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至此，一体化进程扩张到所有经济部门。20世纪90年代后，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幅度让渡国家主权，从而推进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时期。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具体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元区11国将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调控权让渡给了欧盟。至此，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让渡给共同体来行使。

政治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与经济一体化起头并进，而政治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敏感的政治主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它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建立司法与民政方面的合作机制以及“欧洲公民资格”。（10）

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是有制度、法律保障而非无章可循的。从最初的《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都规定了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让渡的权力；与此同时，除了有独特的民主制衡机制作保障外，欧盟法可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11）从而为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纵观上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共同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盟这一超国家性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12）就是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

欧洲国家主权让渡现状：对国家主权让渡类型的透析

（一）经济与货币联盟：经济主权的让渡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数年来运转良好，而欧元在启动之后也走出了最初的低迷状态，汇率直线上升。虽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这两个超国家性事物的蓬勃发展却表明了以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作一分析。

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可从以下角度予以说明：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并超越于各成员国政府之上。《马约》规定，“在行使和执行本条约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赋予的权力和任务与指责时，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其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来自成员国的任何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机构的批示。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承诺尊重这一原则，并承诺不寻求影响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成员履行其任务。”（14）这一规定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确认了其超国家性以及各成员国部分金融权的丧失。随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对此进行了重申并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被干扰的可能性，从而为欧洲中央银行逐步接纳各成员国让渡出的金融权和货币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得到了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保证。《马约》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要求各成员国最迟到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之日，必须使本国立法（包括本国中央银行章程）与本条约不冲突。从实践中看，各成员国也已在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实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超国家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地位得到了可靠的司法保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可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欧洲议会、委员会或理事会违背条约而未采取行动向欧洲法院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还拥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解释权以及对以欧洲中央银行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的管辖权。故而，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成员国中央银行未履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就可将此事提交欧洲法院进行裁决。

总之，与传统的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15）它超然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其他机构之外，是成员国金融货币主权让渡的必然结果。

传统国际法理论认为，“国家的货币主权来源于国家的属性和法律的性质，其法律效力由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具有绝对的权威”，（16）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然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元的正式启动对这一传统观念既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事实上的创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管理行为的集合体，它无法用既有的国际法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马约》将成员国政府间合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移转给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不可变更的汇率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部长理事会行使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强制权力；（17）另一方面，成员国自愿让渡货币主权给超国家性组织来统一安排运用，而超国家性组织的管理机构也才充分吸纳这一让渡出的货币主权，使自己在金融货币领域成为对成员国有实际约束力的组织，以区别于一般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虽然难以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找到法律依据，但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都积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18）来督促各成员国尽快让渡货币主权以促成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这也就给这一新的国际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与传统国际法理论衔接与过渡，欧洲货币一体化在实践中实施了缓冲性的“辅助性原则”，以对那些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成员国起到心理缓冲作用。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创新。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主权的让渡

政治主权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国家主权的经济属性日益显著，但其始终无法取代政治属性的根本地位，故而所有国家在处分政治主权时均持谨慎态度。所以，与为经济利益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顺理成章不同，让渡象征国家独立地位的外交与安全决策权绝非易事。但是，随着国际机制对国内事务的不断介入，对政治主权的部分让渡已是不可避免。（19）

主权范文篇2

「关键词」国家主权全球化主权相对化主权让渡

引言：国家主权的历史流变

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1）第一个系统阐述主权理论的是法国学者让？布丹，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其后，关于主权的性质曾出现过又出现了多种学说，较具代表性的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说”，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确认了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古典的主权观念。（2）

在国际法上，1684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认了国家的主权权利，规定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此后，主权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特性。在一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主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主权的国家并不一定受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可以为实现本国意志而诉诸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际法给国家主权以更为具体全面的确认和维护：它在确认和维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享有领土主权的领陆、领水、领空等范围外，还扩大了国家享有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范围；（3）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等。上述内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国家主权是绝对而不可侵犯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4）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依存性增强，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等）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协调。这就意味着各国如果想参与到国际活动中来，就要遵守一系列条约、协议、机制和国际性规则，而不能凭借所谓绝对的国家主权而肆意妄为；同时，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及对其决议的尊重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部分放弃，就像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自己主权的自我限制。（5）可见，各国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这种趋向全球化的“共变关系”与国家主权原有的排他性、专属性发生了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所言：“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6）

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发生冲突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以及对人权原则的诠释也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7）“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8）固守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于是，国家主权让渡理论应运而生。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使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9）它是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化的一种表现。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不是靠固步自封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双赢的结果，所以，主权国家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的基础上，出于自身的利益判断而自主地对本国部分主权进行让渡，以积极姿态加入到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可能要比固守传统的主权绝对观念更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让渡理论不失为国家主权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益尝试和发展，而在主权让渡的实践方面，欧洲国家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故而本文试以欧盟（EuropeanUnion）为视角，对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和主权让渡作一论述。

全球化下的欧洲一体化：一个主权让渡的历史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进入了发展时期。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六国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根据条约，成员国将逐步把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权转交给煤钢共同体。煤钢共同体不是单纯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而是一个超越各国政府而享有特殊权力的高级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实现国家间的新型合作。煤钢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良好收效坚定了欧洲政治精英们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于是在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首脑又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至此，一体化进程扩张到所有经济部门。20世纪90年代后，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幅度让渡国家主权，从而推进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时期。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具体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元区11国将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调控权让渡给了欧盟。至此，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让渡给共同体来行使。

政治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与经济一体化起头并进，而政治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敏感的政治主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它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建立司法与民政方面的合作机制以及“欧洲公民资格”。（10）

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是有制度、法律保障而非无章可循的。从最初的《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都规定了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让渡的权力；与此同时，除了有独特的民主制衡机制作保障外，欧盟法可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11）从而为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纵观上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共同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盟这一超国家性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12）就是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

欧洲国家主权让渡现状：对国家主权让渡类型的透析

（一）经济与货币联盟：经济主权的让渡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数年来运转良好，而欧元在启动之后也走出了最初的低迷状态，汇率直线上升。虽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这两个超国家性事物的蓬勃发展却表明了以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作一分析。

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可从以下角度予以说明：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并超越于各成员国政府之上。《马约》规定，“在行使和执行本条约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赋予的权力和任务与指责时，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其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来自成员国的任何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机构的批示。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承诺尊重这一原则，并承诺不寻求影响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成员履行其任务。”（14）这一规定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确认了其超国家性以及各成员国部分金融权的丧失。随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对此进行了重申并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被干扰的可能性，从而为欧洲中央银行逐步接纳各成员国让渡出的金融权和货币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得到了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保证。《马约》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要求各成员国最迟到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之日，必须使本国立法（包括本国中央银行章程）与本条约不冲突。从实践中看，各成员国也已在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实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超国家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地位得到了可靠的司法保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可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欧洲议会、委员会或理事会违背条约而未采取行动向欧洲法院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还拥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解释权以及对以欧洲中央银行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的管辖权。故而，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成员国中央银行未履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就可将此事提交欧洲法院进行裁决。

总之，与传统的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15）它超然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其他机构之外，是成员国金融货币主权让渡的必然结果。

传统国际法理论认为，“国家的货币主权来源于国家的属性和法律的性质，其法律效力由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具有绝对的权威”，（16）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然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元的正式启动对这一传统观念既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事实上的创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管理行为的集合体，它无法用既有的国际法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马约》将成员国政府间合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移转给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不可变更的汇率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部长理事会行使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强制权力；（17）另一方面，成员国自愿让渡货币主权给超国家性组织来统一安排运用，而超国家性组织的管理机构也才充分吸纳这一让渡出的货币主权，使自己在金融货币领域成为对成员国有实际约束力的组织，以区别于一般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虽然难以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找到法律依据，但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都积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18）来督促各成员国尽快让渡货币主权以促成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这也就给这一新的国际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与传统国际法理论衔接与过渡，欧洲货币一体化在实践中实施了缓冲性的“辅助性原则”，以对那些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成员国起到心理缓冲作用。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创新。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主权的让渡

政治主权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国家主权的经济属性日益显著，但其始终无法取代政治属性的根本地位，故而所有国家在处分政治主权时均持谨慎态度。所以，与为经济利益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顺理成章不同，让渡象征国家独立地位的外交与安全决策权绝非易事。但是，随着国际机制对国内事务的不断介入，对政治主权的部分让渡已是不可避免。（19）

主权范文篇3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主权/正义

【正文】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成为摆在主权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理论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一看似存在悖论关系问题的学者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才能给主权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主权作为一种观念是在让·博丹《六国论》中首次出现的。此后，洛克、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又将主权的观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种主权理论如“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这里的“议会主权”、“人民主权”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19世纪下半期至今，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主张限制或否定国家主权。由于这是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需要进行侵略扩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十分落后，国力薄弱，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权的理论。从赞同国家主权到限制以致否认国家主权的转变，说明了资产阶级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作为标准的。赞同主权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主张限制或否定主权是便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的需要。可见，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理论的流变完全是以本阶级利益需要为标准的。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主权理论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主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两种根本属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解释过主权的含义，但是运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现主权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和阶级的观念及意识是隐藏在其著作中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历史性。主权的历史性表现为：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而灭亡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是民族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可见，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决定了国家主权也必然是历史的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1］，所以作为国家根本属性的主权必然也具有阶级性。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议会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克思提倡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种主权观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最革命性、科学性，因而是正义的。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权学说。列宁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证明了列宁的想法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权国家的运动蓬勃开展。在中国，在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亚、非、拉的反帝、反殖的独立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它们虽然没有都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但是毕竟建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这也是历史的进步，是正义的。自从苏东巨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遇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力量被削弱，与其他后发主权国家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故此我们把当今世界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主权国家阵营对立并存的格局。

由主权观的演变及其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主权观是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为指导，研究和分析当代国家主权的新问题。而在全球化时代，阶级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因此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国家主权仍然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武器，但是要把握好主权正义的尺度并不是很容易的。

二、全球化时代主权正义的标准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重要地位被凸现出来。但是，国家主权存在的内在目的是国家利益，它是主权国家政治行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如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所说，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机，他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可见，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最终目的。但是，每个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正义的标准是：有利于维护主权国家的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利益。据此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主权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到处侵略扩张且气焰嚣张，并且美其名曰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其历史正义性；而作为国家利益根本保障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虽然其在运作过程中有时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误，但其本质上是正义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主权正义行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合理地运用主权来发展自己。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快更高质量地发展。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国家主权作出适当的妥协是正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极参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推行的全球化，其根本原因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虽然全球化会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作出某些主权方面的让步。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先进技术和更多资金。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往往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资金也以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给其带来巨额发展基金。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了发展自身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政治管理模式比较完善，很多公共管理经验都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中国政府目前推行公务员制度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高效的文官制度。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艺术。因特网、跨国公司、快餐式饮食和流行服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观念。可见，全球化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有时是需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上作出妥协的。因此，主权正义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发展中国家让渡国家主权要有利于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为标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国家主权是非正义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开放程度，使主权让渡过度，也会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这就是主权行为呈现出的某种非正义倾向。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好主权让渡的分寸，使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首先，在经济上由于主权的过度让渡使发展中国家遭受经济掠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是发展中国家不适当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主权放弃过多，给国际投机基金造成有机可乘造成的后果。其次，在政治上由于主权的非正义性使发展中国家遭受西方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操纵和控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援助和贷款时，往往有附加的政治条件，如：所谓“人权”条款、“民主政治”等，迫使发展中国家过分地让渡政治主权，以致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第三，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也遭受西方的奴役。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发展中国家，如通过国际互联网、进口商品和各种传媒等。使发展中国家民族特质文化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同质化。这都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过分让渡有关，使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非正义性。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权带来了“灾难”，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化的境遇之中，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球化企图消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企图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屈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外交，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其次，全球化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在全球化的驱使下，只有盲目地开放国门，没有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导致财富外流、失业率增高，经济危机加剧。第三，全球化严重侵蚀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丧失了个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进攻下，有被抛弃的危险。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化凸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性，加速了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灭亡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全球化欺骗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使其状况在不断地相对恶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一直被排斥在控制国家主权的“主人”范围之外，而全球化只不过使工人阶级的这种“非人”境遇更加恶化了。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跨国垄断资本“主权者”的地位进一步动摇了。首先，在经济上，西方“福利主权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因为资本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率逐步升高的处境不断恶化，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每个国家的工人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美国这个“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噩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3］（P.161）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只是使贫富分化更大，工人阶级处境虽然比以往有所改善，但实际上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其次，在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处于恶劣状况之中。政治实际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工人阶级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选举权。正如爱德华·S·赫尔曼所言，“商界还发动强大的攻势通过夺取或限制政府为普通公民服务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因此政党在选举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商界的金钱。”［4］（P.58）所以，政治也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总之，发达主权国家推行的全球化是非正义的：其一具有同一性，有消解发展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趋势；其二具有欺骗性，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处境。

三、全球化时代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

对于全球化增加发达国家主权非正义的行为，首先应当通过发达国家内部工人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加以抵制。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应鼓励各种进步思潮和运动，迫使跨国垄断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给以充分的重视。其次，对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共同让渡一部分主权的形式，组成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正义联盟的形式，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抵制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径。通过这样的合作与斗争，必然使全球化的危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实现无产阶级掌握世界各国主权，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

一方面，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警惕全球化，不要为资产阶级“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虚假的阴谋所欺骗，要敢于为争取先进阶级利益而斗争，也要遏止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途径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起来，对发展中主权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压迫。因此，对于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行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斗争，推翻主权者的非正义统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所代替。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美国、日本、西欧，现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无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毁灭的根源。它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运转着，而且往往也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诱因。这种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结果是：我们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5］。由于全球化所倡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所以它注定要灭亡的。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学说，主动向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腐朽和虚假的观念体系——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起进攻，为早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主权者”而斗争。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要利用自己主权力量维护其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开放，才能寻求发展的出路。但是，在对外交往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让渡部分主权，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必须以不损坏本国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因此，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是：其一，要联合起来，抵制跨国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不义行为。由于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因此对付西方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必须联合起来。其二，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可以适当妥协的。但主要是国家的主权和主权衍生物，可以适当地让渡，而作为核心主权部分是不能退让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但是绝不能被全球化所控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仍具有生命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连资产阶级的学者R·L·海尔布隆纳都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思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仍需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权正义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治理全球化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的民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发展中主权国家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与本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发展特色的“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给全体人民以共同的、坚定的信念，以此击破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主权企图统治剥削的阴谋，实现政治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丰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科学的国家主权正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作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有其科学性的：它是历史规律的总结，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民族化的意义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邓小平主权观“可能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2］（P.135）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其次，在政治上，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特别要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选择。许多发展中主权国家是二战后才独立的，底子薄、比较落后是其特点，所以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P.348）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独立自主，不要畏惧西方发达国家，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保持自己的国格。但是，对于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且需要主权暂时妥协或让渡一部分主权衍生物时，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辩证对待的，主权可以暂时退让。第三，在经济上，既要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善于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而不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的产地和商品的倾销地，要寻求民族经济振兴的捷径。正如总书记在1998年8月28日在我国外交部第9次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第四，在文化主权方面，既要坚持文化主权，又要使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观念、公平思想与效率意识，也要坚决拒绝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应坚持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要谨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念。要坚持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光荣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需要大力提倡。

总之，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国家主权的正义性，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主权正义理论充满生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邓小平国家主权理论——“一国两制”就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与中国国家主权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效地指导了主权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的正义主权国家——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东方，它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我们讲抵制全球化，并不是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要正确面对全球化，要树立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不要堕入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的陷阱。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第21卷［C］．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汉斯·彼德·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主权范文篇4

摘要：新中国已经走过四十年的历程。四十年来，它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法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主权平等的角度对新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简要说明。本人认为，主权平等构成新中国国际法的核心。由于国际法是门世界性学问，有必要做一点纵向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这对认清中国国际法的地位及面临的问题有益。关键词：主权平等；国际法；对外开放Abstract:NewChinahasgonethrough40yearsofhistory.40yearsago,itestablisheditsownsystemofinternationallaw,hasaccumulatedawealthofexperience.Theseexperiences,forbetterimplementationofthenationalpolicyofopeningtotheoutsideworldisofgreatsignificance.FromtheperspectiveofthesovereignequalityofthenewChineselawtheoryandpracticetomakeabriefdescription.Inmyopinion,thesovereignequalityofinternationallawconstitutethecoreofthenewChina.Asthedoorisaworld-wideknowledgeofinternationallaw,itisnecessarytodosomethingtorecalltheverticalandhorizontalcomparison.ThisisaclearunderstandingofChina’sstatusofinternationallawandtheproblemsfaceduseful.Keywords:sovereignequality;internationallaw;openingtotheoutsideworld一、历史的遗产现代意义的国际法起源于近代欧洲，是在当时的欧洲国际关系中由条约和国家实践逐渐演变形成的国家行为准则，起初只适用于欧洲所谓基督教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扩大，传统的欧洲国际法传到了外部世界，但同时又遇到了危机。国际关系新主体的出现，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使传统的欧洲国际法的效力成为疑问。按传统理论，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家同意，而传统国际法在未得到“新国家”承认前，显然不具有普遍效力。两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传统国际法的重要内涵，主权遭到践踏，暴力代替和解，而破坏的力量恰恰主要来自欧洲的所谓文明国家。世人不禁怀疑，国际法在大国的强权和扩张的贪欲面前，是否真正具有“法”的权威？然而，与危机并存，国际法又不断出现新的生机。战争摧毁了和平的梦想，也更激励了追求和平的渴望。国际法作为和平、安全和秩序的工具，二次大战后再度受到重视。1945年，五十一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维持和平与安全为首要宗旨的联合国组织。宪章特别强调了国际法的作用，要求尊重条约和国际法的义务，依正义及国际法的原则，调整或解决国际争端，并专设国际法委员会，负责编篡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工作。本世纪四十年代，是国际法重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国际法在危机面前必须改进和发展，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的需要。在变革的进程中，国际社会的新成员，包括新国家和新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们的同意是传统的法律原则、规则具有普遍效力的前提；另一方面，它们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法的未来。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赞同的《联合国宪章》，作为一个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为检验传统的法律原则、规则的合理性提供了标准，也为国际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历史为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一个以宪章为框架包括传统法律原则、规则的国际法体系，这个体系需要不断由各国的实践加以检验、解释和创新。二、外交政策的召唤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经历了半殖民地屈辱历史、饱受外国侵略和奴役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来自不易的革命成果，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任务。这一点在1949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确认。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新中国在外交上面临一系列重要问题急需解决，这些问题无不与国际法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新政府如何继承旧政府在国际上的各种权益？这主要是新政府继承旧政府在国外、境外的财产问题，以及新政府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权问题。这些问题都以国际法的形式出现。第二，新政府如何对待旧政府同外国缔结的条约？这实际上也是个继承问题。不过，鉴于旧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新中国面临的条约，都为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也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阐明对这些条约的态度。第三是承认问题。新中国同外国交往、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涉及国际法上的承认问题。承认虽然首先是政治行为，但又会带来法律后果。第四是领土主权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历史遗留的许多边界争议，有香港、澳门问题，还有海上和空中边界的确认及管辖问题。这些都需要国际法。所以，对于新中国来说，研究国际法，表明对国际法的态度，是维护独立主权的需要，是外交政策的召唤。新中国必须对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法体系进行检验和评价。赞同什么，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作为一个大国和新型社会制度的国家，新中国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国际法的发展。三、主权平等：新中国国际法的核心早在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的公告中就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是外交政策的表述，同时意味着新中国对于国际法所采取的基本态度，表明了新中国所主张的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这就是平等、互利和主权。此后，新中国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重申并发展了这些准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54年4月29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项条约。这项题为《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条约序言，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新中国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同，所以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新中国的教科书一直是这样论述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尊重主权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其他原则都是引伸或补充。不侵犯原则主要是针对领土主权而言，是尊重主权的一个方面。不干涉内政指不干涉主权管辖下的内部事务，是主权对内最高性的体现。和平共处乃是尊重主权的必然结果，只有相互尊重主权才能和平共处。主权和平等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主权意[1][2][3][][]味着独立，互不隶属，必然要求平等，而平等只能是主权者的平等。新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实践，基本上是围绕主权平等而展开的。首先，国际法的性质向题。新中国的理论普遍认为，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立法权威，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国家通过条约和习惯，参与国际法的制订和承认，并因此而受到约束。国家之上也没有一个更高的司法和执法权威，国际法的实施依靠国家本身。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际法学界盛行个人也是国际法主体甚至是基本主体的思潮，认为国际法的基本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规定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国际法扩展到了个人，个人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因此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新中国反对这种主张，认为个人与国家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不能独立参加国际关系，不能直接承受国际权利和义务，因而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个人主体资格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现代国际法性质的根本问题，承认个人的主体资格，势必会动摇现代国际法主权平等的基础。第二，承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中国始终坚持三个原则，即：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以此作为承认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在所有的中外建交文件中，都重申了这三个原则。四十年来，新中国同世界上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认为，承认是会导致法律效果的，其中有两个主要效果。首先，承认新政府意味着断绝与旧政府的官方往来。据此，新中国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并把这种关系视为干涉中国的内政。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1981年，荷兰政府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建议两国外交关系降格。第二个效果，承认意味着承认国同意新政府对旧政府在该国财产的继承。1986年，中日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关于“光华寮案”的争端，日本法院对于光华寮的归属问题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中方的主要反驳论点，就是光华寮属于新政府继承旧政府的中国国家财产，日本承认新中国政府，导致原属旧政府的光华寮转移到新政府手中。第三，继承问题。从广义上讲，新中国主张继承旧政府在国外的一切财产和权利。新中国把自己的继承看成是政府的而不是国家的继承。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没有变，新中国仍然是古老中国的延续，关键是谁有资格代表中国。如前所述，新中国政府始终把自己视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理应继承旧政府在国外的一切财产和权利。1949年，中英之间发生了世人瞩目的两航公司资产事件。港英当局扣押了旧中国的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资产，随后，英国法院又对这些资产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为此，中国发表声明指出，两航公司在港的资产属于新中国中央政府所有，英国的作法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以及新政府继承国家财产的权利，完全违反了国际法关于国家财产的继承原则。新中国在权利上的继承，突出地表现在为恢复在联合国及其组织内合法席位的斗争。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9年以后，台湾仍窃踞着中国在联合国及其系统内的席位。如何在国际组织中捍卫国家主权，是新中国面临的重大外交课题。新中国从政府继承的角度出发，提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是恢复固有的合法权利问题，而不是重新加入的问题，也就是说，新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应继承旧政府的权利。新中国的这一主张，维护了主权统一完整，避免了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恶果，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同和支持。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新中国在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合法席位也陆续得到恢复。在对旧政府的条约继承上，新中国采取审慎的态度。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旧中国历届政府与外国缔结的条约，都必须接受新政府的审查，然后才能决定其效力。这表明，新中国对于旧政府签订的条约，既不认为当然有效，也不认为当然无效，而是审查后再作决定。新中国是坚决反对外国通过破坏中国主权的战每或武力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效力。这一立场的法律基础是：非法的行为不能产生合法的结果。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之前，新中国曾多次阐明了中英历史上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和非法性，拒绝接受三个条约的约束。第四，国家豁免问题，这是目前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1982月中美之间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的争端，以及中日之间的“光华寮案”，都涉及这一问题。新中国采取绝对豁免的理论，主张国家及其财产不受外国主要是外国法院的管辖，不得被起诉和强制执行，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主权平等，即：平等的主权者之间无管辖权。本世纪，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采取有限豁免的理论，把国家的行为分成公法的行为和私法的行为，国家在外国的豁免仅限于公法行为，私法行为则不免除管辖。据此，这些国家相继制定了国内法，对外国的所谓私法行为实施管辖。新中国对于有限豁免论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一理论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在“湖广铁路债券案”和“光华寮案”中，中国政府分别向美、日两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两国撤消对案件的起诉和审理，并拒绝直接出庭应诉，表明了新中国绝对豁免论的立场。第五，领土主权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尊重领土完整作为主权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出来，表明了新中国对于领土主权的重视。在实践中，新中国为维护领土主权的统一作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重大胜利。新中国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新中国始终认为，香港，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为在两地恢复中国的主权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终于与两国达成了协议，于1997年7月1日起陆续恢复中国在港、澳的主权，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着边界问题。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新中国分别同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缅甸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确定了各自领土主权的界限。然[][][1][2][3][][]而，由于印度、越南等国采取领土扩张的立场，新中国与它们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新中国被迫采取《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自卫措施，收复了被侵占的领土，表明了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在与印度、越南的边界争端中，新中国基本肯定了传统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一项原则，这就是先占。新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要求，主要是以最先发现、最先占领并控制为依据的。新中国也十分重视领空和领海主权，把它们视为领土完整的重要部分。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曾对美国飞机入侵我国领空多次提出严重抗议，并给予坚决的回击。早在1958年，新中国就了领海声明，主张对中国的领海及沿海岛屿行使主权管辖，规定了十二海里的领海界限。新中国同意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海内作无害通过，但规定外国的军舰通过中国的领海必须事先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军舰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是新中国与一些海洋大国在领海主权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二次大战后海洋法出现的新概念。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加以确认。新中国自始自终地参加了该公约的讨论和制定，并第一批在公约上签字。在实践中，新中国坚持主张对于自己的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力。目前，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东海、南海大陆架问题上存在着争端，争端的焦点在于采用什么原则划分彼此的大陆架。新中国认为，划界应以建立在自然延伸基础上的公平原则，而日本等国却坚持等距离线的划法。第六，主权管辖的内政问题。对内的最高性是主权的一个基本含意。新中国坚持对于自己的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威，这一主张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联合国宪章》。宪章开宗明义规定了主权平等，并宣布联合国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第2条第7款）。然而，国际法并没有列举本质上属于主权管辖的内政范围，也无法列举详尽。根据各国的实践，内政包括一国的立法、行政、司法制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目前在内政问题上的一个最大争论就是人权问题。西方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由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规定要尊重和保护人权，一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已不再是该国的内政问题，而是成为国际法的问题，国家负有国际义务尊重和保护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据这种理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频频指责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侵犯了人权。最近几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了人权并指责中国在函藏侵犯了人权。欧洲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对于上述指责，新中国驳斥为违反国际法的干涉内政行为。按照中国的观点，一国公民的权利问题，属于宪章规定的本质上为一国国内管辖的内政问题，由该国的法律特别是宪法加以规定，并由国家机构加以保障。这在各国都是一样。新中国并不反对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反，而是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促进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然而，国际法根据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把人权问题交给了国家，人权的最终实现必须依靠各国自己的力量。新中国尽管反对基本人权的国际化，但不认为所有的人权问题都属于内政范围。新中国主张，凡是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灭绝种族、实行奴隶制、歧视妇女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各国都有权谴责。因此，新中国一贯反对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坚决支持南非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主权的最高性还体现在对于外国人（不包括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者）的管辖上。在旧中国，外国人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种种特权。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废除了外国人在华特权，依中国法律对外国人进行管辖。1982年中国宪法专门规定了对待外国人的两个原则，一是要保护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外国人要遵守中国的法律。1986年，中国又制定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和旅行管理法》，具体规定了各种管理办法。第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新中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平共处原则就包含着和平解决争端的意义。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国际上树立了一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然而，关于解决争端的途径，新中国则更强调依靠主权国家自身，也就是说通过双边的办法而不是通过国际机构，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主权者的意志和平等的原则。新中国始终坚持平等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中外争端的基本途径。新中国虽然在国际法院有了自己的法官，但至今未接受《国际法院规约》的住择条款，不受国际法院对于四类案件的强制管辖。在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中，新中国一般都对强制管辖条款提出了保留。不过，在近年的中外投资保护协定中，规定了仲裁条款，表明新中国朝着利用国际机构解决争端的方向，迈出了谨慎的一步。四、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国家和新政府的大量涌现。它们积极参加国际法律活动，检验传统的原则和规则，创造新的原则和规则，大大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使之具有了普遍的意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联系的密切，国际法的内容日益增加，出现了外空法、国际经济法等新的分支。然而，国际法领域内始终存在一场尖锐的斗争，焦点就是人权问题。这实质上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和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西方企图借人权增进自己价值观在更大范围内的接受和实现，而主权是东方抵御进攻的坚强屏障，人权的国际化则成为穿透这道屏障的武器。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决定现代国际法的性质，是平等的主权者之间的国际法，还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超国家法和世界法。尽管西方极力主张人权的国际化和个人的主体资格，但是，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这种主张只是愿望而不是现实。当代国际体制仍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主体，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国家参加国际法的制订，个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在国际司法领域，个人的地位也无法与国家等同。国际法院只接受国家之间的诉讼，个人只有通过其本国，才有可能与外国对抗。在人权方面，还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国际机构有权审理个人控告国家的案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自己的国内法体制来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是在国际上高喊人权的美国，至今仍未参加1966年两个关于基本人权的主要国际条约，也还是通过国内法对本国公民的权利加以规定。

主权范文篇5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1X（2001）03—0010—04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成为摆在主权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理论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一看似存在悖论关系问题的学者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才能给主权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主权作为一种观念是在让·博丹《六国论》中首次出现的。此后，洛克、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又将主权的观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种主权理论如“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这里的“议会主权”、“人民主权”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19世纪下半期至今，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主张限制或否定国家主权。由于这是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需要进行侵略扩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十分落后，国力薄弱，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权的理论。从赞同国家主权到限制以致否认国家主权的转变，说明了资产阶级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作为标准的。赞同主权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主张限制或否定主权是便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的需要。可见，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理论的流变完全是以本阶级利益需要为标准的。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主权理论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主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两种根本属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解释过主权的含义，但是运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现主权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和阶级的观念及意识是隐藏在其著作中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历史性。主权的历史性表现为：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而灭亡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是民族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可见，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决定了国家主权也必然是历史的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1］，所以作为国家根本属性的主权必然也具有阶级性。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议会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克思提倡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种主权观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最革命性、科学性，因而是正义的。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权学说。列宁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证明了列宁的想法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权国家的运动蓬勃开展。在中国，在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亚、非、拉的反帝、反殖的独立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它们虽然没有都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但是毕竟建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这也是历史的进步，是正义的。自从苏东巨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遇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力量被削弱，与其他后发主权国家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故此我们把当今世界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主权国家阵营对立并存的格局。

由主权观的演变及其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主权观是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为指导，研究和分析当代国家主权的新问题。而在全球化时代，阶级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因此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国家主权仍然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武器，但是要把握好主权正义的尺度并不是很容易的。

二、全球化时代主权正义的标准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重要地位被凸现出来。但是，国家主权存在的内在目的是国家利益，它是主权国家政治行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如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所说，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机，他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可见，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最终目的。但是，每个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正义的标准是：有利于维护主权国家的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利益。据此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主权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到处侵略扩张且气焰嚣张，并且美其名曰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其历史正义性；而作为国家利益根本保障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虽然其在运作过程中有时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误，但其本质上是正义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主权正义行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合理地运用主权来发展自己。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快更高质量地发展。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国家主权作出适当的妥协是正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极参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推行的全球化，其根本原因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虽然全球化会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作出某些主权方面的让步。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先进技术和更多资金。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往往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资金也以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给其带来巨额发展基金。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了发展自身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政治管理模式比较完善，很多公共管理经验都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中国政府目前推行公务员制度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高效的文官制度。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艺术。因特网、跨国公司、快餐式饮食和流行服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观念。可见，全球化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有时是需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上作出妥协的。因此，主权正义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发展中国家让渡国家主权要有利于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为标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国家主权是非正义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开放程度，使主权让渡过度，也会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这就是主权行为呈现出的某种非正义倾向。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好主权让渡的分寸，使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首先，在经济上由于主权的过度让渡使发展中国家遭受经济掠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是发展中国家不适当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主权放弃过多，给国际投机基金造成有机可乘造成的后果。其次，在政治上由于主权的非正义性使发展中国家遭受西方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操纵和控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援助和贷款时，往往有附加的政治条件，如：所谓“人权”条款、“民主政治”等，迫使发展中国家过分地让渡政治主权，以致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第三，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也遭受西方的奴役。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发展中国家，如通过国际互联网、进口商品和各种传媒等。使发展中国家民族特质文化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同质化。这都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过分让渡有关，使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非正义性。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权带来了“灾难”，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化的境遇之中，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球化企图消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企图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屈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外交，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其次，全球化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在全球化的驱使下，只有盲目地开放国门，没有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导致财富外流、失业率增高，经济危机加剧。第三，全球化严重侵蚀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丧失了个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进攻下，有被抛弃的危险。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化凸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性，加速了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灭亡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全球化欺骗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使其状况在不断地相对恶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一直被排斥在控制国家主权的“主人”范围之外，而全球化只不过使工人阶级的这种“非人”境遇更加恶化了。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跨国垄断资本“主权者”的地位进一步动摇了。首先，在经济上，西方“福利主权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因为资本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率逐步升高的处境不断恶化，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每个国家的工人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美国这个“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噩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3］（P.161）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只是使贫富分化更大，工人阶级处境虽然比以往有所改善，但实际上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其次，在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处于恶劣状况之中。政治实际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工人阶级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选举权。正如爱德华·S·赫尔曼所言，“商界还发动强大的攻势通过夺取或限制政府为普通公民服务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因此政党在选举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商界的金钱。”［4］（P.58）所以，政治也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总之，发达主权国家推行的全球化是非正义的：其一具有同一性，有消解发展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趋势；其二具有欺骗性，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处境。

三、全球化时代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

对于全球化增加发达国家主权非正义的行为，首先应当通过发达国家内部工人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加以抵制。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应鼓励各种进步思潮和运动，迫使跨国垄断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给以充分的重视。其次，对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共同让渡一部分主权的形式，组成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正义联盟的形式，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抵制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径。通过这样的合作与斗争，必然使全球化的危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实现无产阶级掌握世界各国主权，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

一方面，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警惕全球化，不要为资产阶级“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虚假的阴谋所欺骗，要敢于为争取先进阶级利益而斗争，也要遏止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途径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起来，对发展中主权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压迫。因此，对于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行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斗争，推翻主权者的非正义统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所代替。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美国、日本、西欧，现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无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毁灭的根源。它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运转着，而且往往也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诱因。这种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结果是：我们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5］。由于全球化所倡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所以它注定要灭亡的。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学说，主动向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腐朽和虚假的观念体系——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起进攻，为早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主权者”而斗争。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要利用自己主权力量维护其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开放，才能寻求发展的出路。但是，在对外交往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让渡部分主权，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必须以不损坏本国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因此，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是：其一，要联合起来，抵制跨国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不义行为。由于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因此对付西方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必须联合起来。其二，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可以适当妥协的。但主要是国家的主权和主权衍生物，可以适当地让渡，而作为核心主权部分是不能退让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但是绝不能被全球化所控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仍具有生命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连资产阶级的学者R·L·海尔布隆纳都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思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仍需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权正义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治理全球化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的民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发展中主权国家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与本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发展特色的“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给全体人民以共同的、坚定的信念，以此击破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主权企图统治剥削的阴谋，实现政治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丰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科学的国家主权正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作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有其科学性的：它是历史规律的总结，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民族化的意义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邓小平主权观“可能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2］（P.135）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其次，在政治上，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特别要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选择。许多发展中主权国家是二战后才独立的，底子薄、比较落后是其特点，所以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P.348）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独立自主，不要畏惧西方发达国家，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保持自己的国格。但是，对于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且需要主权暂时妥协或让渡一部分主权衍生物时，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辩证对待的，主权可以暂时退让。第三，在经济上，既要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善于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而不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的产地和商品的倾销地，要寻求民族经济振兴的捷径。正如总书记在1998年8月28日在我国外交部第9次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第四，在文化主权方面，既要坚持文化主权，又要使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观念、公平思想与效率意识，也要坚决拒绝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应坚持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要谨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念。要坚持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光荣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需要大力提倡。总之，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国家主权的正义性，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主权正义理论充满生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邓小平国家主权理论——“一国两制”就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与中国国家主权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效地指导了主权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的正义主权国家——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东方，它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我们讲抵制全球化，并不是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要正确面对全球化，要树立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不要堕入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的陷阱。

［收稿日期］2000—04—13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第21卷［C］．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汉斯·彼德·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主权范文篇6

编修地方志一般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号令，各地按照统一的体例和规范，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主持、指导下进行。所以，古代地方志的主修者多是省、府、县的主官。新到地方任职的官员，依例首先要阅读前人编修的志书，以为了解地情民风的入门；在地方任职者，如受朝命或自认必需，就会主持续修地方志。“盛世修志”之所以成为美谈，是因为在社会安定、文教兴盛的条件下，地方官可以动员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从事修志编史之类文化建设事业。今以台湾为例，读者可概见古代“官斯土者”的施治作为以及从政兴文传统之一斑。

台湾修志自府志开始。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命令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攻郑氏军队，澎湖一战定乾坤，清军兵临城下，明郑政权以投降告终。清廷收复台湾后，于翌年即设府管辖，派官治理。这就是清代朝廷文书及官员奏议所称“台湾纳入版图”之事。事实上，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载籍（史书、志书、笔记、碑铭等）证明，不但中国人早已发现台湾、涉足台湾，而且也是中国人最早管辖和经营台湾。

重要的是，在台湾收归清政权直接管理并派官施治之后，许多府、县主官都注意采风、修志。官员们对这片长期孤悬海外的“蛮昧之区”都怀着神秘感和好奇心，因此对修志显得特别积极，修志活动尤为频繁。以致有清一代治台不过200余年，仅《台湾府志》就编修了6部，平均30多年一修，这在其他省、府并不多见。

蒋毓英是编修《台湾府志》的第一人。他于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684—1688）受命首任台湾知府，其时适逢清廷诏令全国纂修地方志。他遂亲自主持，并偕同诸罗县令季麒光、凤山县令杨芳声等共同纂成《台湾府志》稿。数年之后，由蒋氏私家刊行。因系私刻，故知者不多。该志共10卷、25目，规模始创，缺略难免；内容虽显单薄，梗概大致周详。所载清初台湾人口、田赋、人物等资料十分珍贵（注：清·蒋毓英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6页。）。

第二部《台湾府志》系由台厦道高拱乾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倡修，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行。其内容大为增加，体例亦更臻完备，成为台湾府志中之代表，历史价值很高，后世续修府志者多以此为蓝本。第三部是由台湾府学政范咸等于乾隆十年（1745）所修，称《重修台湾府志》，次年书成，第三年（1747）刊行。该志共分25卷、12类、92目。此志特别收录郑成功事迹，是前二志之所无，为后人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可谓眼光独具，史识超卓。这三本《台湾府志》于1984年由中华书局重新整理、点校出版，受到文史界及各研究部门的欢迎和好评。编修台湾地方志的目的与意义，时人发表了许多好见解。

乾隆十二年（1747），福建新任总督额尔吉善在为范咸《重修台湾府志》所作序言中称：“今天下车书大同，各省及府概有志书，焕焉可述。独台湾以一府数县，肇辟于溟濛芴昧之中，垂六十余年，而有志书二十五卷。吏治民俗，文教武略，洞源竟委，麟麟炳炳，几与中土埒，而恢诡有过焉，斯亦奇矣。”（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作者指出，在国家统一，台湾入于版图，肇辟府、县，实施辖治之后，经几代人努力而有志书之编修，令时人、后人可以阅览借鉴，洞悉该地之政教民情、山川风俗等事。他还从台湾的地理形胜出发，认为编修府志可知历代守土之吏“抚宁疆理”的情况，可知历任诸官的职司政绩，可见朝廷声教典文之影响（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

福建巡抚陈大受在《重修台湾府志》序中称：“台湾自入版图，垂今余六十年，卉服文身之域，茹毛饮血之俦，咸袭冠带、安耕凿，俗易风移，骎骎乎有中土之习。”（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说明在清初统一台湾之后，莅台官员先后继踵，“抚绥民番，辑宁海疆”（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采取稳定、安抚的政策，以巩固海疆、团结百姓。这种和平的教化政策迅速取得成效。朝廷辖台不过六十年，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其文明程度大进，民风士习犹如中原之地。他还指出，这种历

史的大变迁，应有翔实的记载与永久的彰显，故需“取旧志而重修之”。于是有了范咸主修的《重修台湾府志》。因此志书是主权施行的记录，是政绩事功的通书。陈大受叙述台湾入清版图前的历史称：“元、明以前，率为逋逃薮，故事多荒略，而其地亦莫可考。澎湖之名，仅见于《隋史》，台湾则明季始称其名。然不过为日本、荷兰停泊、互市之地。既无历代废兴沿革、是非得失之概可资考镜，亦无文人词客游历寻览之迹可以感慨流连。故述之者恒患不文，间有一二记载，又涉于奇诞，人往往视若‘齐谐’之志、‘山海’之图，用广异闻而已。”（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这一叙述可见其史识高明。他认为，在有志书专记台湾之前，人们对台湾的了解十分简略。唯有台湾进入国家版图、官员入岛施治之后，所修志书对台湾的记述才堪称详尽、确实。可见，志书编修必须以国家管治为前提；守土临民者编修方志，本属国家行政辖治中应有之义。地方志书绝非“齐谐”、“山经”之类游戏笔墨或猎奇文章，而是庄重严肃的文化典籍，是鉴古知今的政治文献。

同年，福建布政使高山也在《重修台湾府志》序中称：台湾原为“海外荒岛”，为古地志书《禹贡》所不载，《职方》所不纪，自明天启朝才“稍与中华通往还”，至清初方入“圣人之治”。一旦进入教化，便如“风行草偃，翕然向治，遂臻一道同风之盛焉。”这话虽含夸饰，但也反映台湾“归化”后的实情：“入其境，人民济济，无雕题卉服之状，盖浸润于教化，涵濡于养育者，深且至也。”（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这种迅速而深刻的进化，正好说明台湾入于朝廷管治之后，社会全面进步，文教长足发展，确有日新月异之概，以致对照“旧有志乘”，便觉多需补充修订。他自称“修台志者，予素志也”（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说明古代临民治事之官，都有修志之志或修志之举的。所以，当他披览新修台湾府志之后，即予很高评价，称：“一画开而天地辟，二气运而岁功成，台志修而圣治彰，所以宁不重欤？”（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他把台志之编修与天地辟、岁功成、政治彰相提并论，以显其重。同时也说明，政治之功能绩效，社会之发展变迁，皆仗志书的记载而传扬。粮驿使者明福所撰志序则称：台湾统一之后，“臣服其黎庶，郡县其土宇；数十年休养生息，日就蕃昌。土地、人民、政事之大，不可以无志。”（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他应是十分明了国家治权与修志关系的人，故认为，政权管辖的土地、人民，必须通过修志加以记载；官员的治绩事功，也需通过修志才得弘扬。而且修志不能一劳永逸，尚需时时继纂续修，俾补其“规制事宜未尽洽备”之处，以便踵事增华，使后人“得其详且核焉”（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他意识到台湾修志重点所在：“台郡孤悬海外，为各省之藩篱”，故“于防海港口出入、水道纡回，言之尤详。必提其要害，纪其远近，使人因其形势以识控制之方。”（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这里指出台湾修志的特别意义，在于使人知其形势之要，识其控制之方，以为安定社会、捍卫主权之备。由此更见作者思虑之深、识见之远。同时，署台湾道的庄年则在序文中强调，“台之启疆，虽已距六十余载”，经此管治之后，民众皆“就甄陶而乐化育，游惰向业，四民交励，五士迭兴。蒲弭，讼狱息，刑措兵偃。职官人物，炳炳烺烺，而风俗齐美”。国家呈“文明熙皋之象”（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这些虽系歌功颂德之词，但也可见台湾“启疆”后的文明进步景象。他还就修志的功用作了说明：“志之所以导扬郅治，襄赞鸿谟，系苞桑而固磐石者，其有《豳风》、《无逸》之思乎！夫岂等‘山经’、‘水注’侈乘槎之瑰奇，资操觚之博赡已哉？”（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庄年认为，志书编修有助于弘扬善政、辅弼国策，有利于巩固政权、劝导民生，而不同于仅仅记载恢诡奇异故事佚闻的书籍。这正是志书特殊功能之所在，也是志书长修不断的原因。

总之，从以上《重修台湾府志》的五篇序言看，这些封疆大吏或地方要员，都众口一词地强调志书纪实、存史的认识价值和资治、教化的社会功能。他们作为“涉台”官员，都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出发，强调台湾志书编修的意义，可谓真知灼见。

相比之下，清代另外修的3本《台湾府志》，因其内容或技术原故，价值可能稍逊于以上3部。因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台湾知府周文元等所修《台湾府志》，只将高拱乾“志略”稍作增缮后仍分10卷刊行；所增内容不多，故未见有太大的新价值。但他再版后可供新一代官民了解台湾，故也具有认识价值。乾隆五年（1740），时任台湾道的刘良璧，提倡重修《台湾府志》，并于2年后刊行。该志大半模仿《福建通志》体例，将高拱乾志的体例调整为20卷。后人认为，刘氏的体例改动，并不及高拱乾所修志书“序列有体”，但其内容扩充、增加却不为无功。其三便是台湾道余文仪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主持编修的《续修台湾府志》。该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行。余志主要仿袭范志，篇目、体例未作改动，只增加“艺文”中的一卷。不知何故，该志竟成为最后一部《台湾府志》。虽然从技术角度看，续修的刘志、余志未能胜过前志，但他们与时俱进，补充数十年新增史料，其继踵接武的赞续功劳亦不可没。从蒋毓英编修第一部《台湾府志》，至余文仪刊行《续修台湾府志》，首尾相隔不过80多年，竟连续编修6部府志，这在修志史上堪称奇迹。

朝廷和官员之所以如此重视台湾修志，其原因还在于，台湾岛长期孤悬海外，不仅面目扑朔迷离，而且弃留屡遭物议。一旦纳入版图，莅治者随即察访记录，修志绘图。因为，朝廷及官员都急于了解这一新归化区域土地、人民、物产的情况。如今，庙堂之上关于台湾去留问题已经息讼，海洋之中守土临民之官也已亲见台湾形胜，自然不能放弃记述自己治下“荒裔旷土”变化的职责。即使是局外的有识之士，也想确切了解这一“海外初辟之地”的实况。另外，清初连修6部台湾府志恰好都在“康乾盛世”，这说明朝廷重视与物质具备确是修志的前提和关键。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澎湖志书的编纂上。澎湖列岛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上古载籍虽多语焉不详，但至迟从宋代起，史籍已有明确记述。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学者楼钥在所著《攻媿集》中收载《汪大猷行状》一文，内记：“四月，（大猷）起知泉州，到郡。……郡实滨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公即其地，造屋二百余间，遣将分屯。”（注：宋·楼钥《玫媿集》卷八八《汪大猷行状》。）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诸蕃志》云：“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注：杨博文：《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9页。）据此可知，澎湖至少于此时已入中国版图，并受泉州府晋江县辖治。史书还记载，元至元十八年（1281），于澎湖设置巡检司，隶属泉州同安县；到明代，该司尚撤、复不定。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统一台湾后，澎湖隶属台湾府台湾县，并置巡检司管辖。雍正五年（1727），改巡检为通判，设置澎湖厅，从此，澎湖建立了单独的管理机构，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其后不久，澎湖便开始有修志之举，并且陆续还有专志、续志出现。

据记载，自乾隆初年至光绪年，150多年间，四修澎湖志，其所记内容不断加详，一如重新进入版图后历代官员编修《台湾府志》之举。首修“澎湖志”者是澎湖海防通判周于仁与通判胡格，二人于乾隆初年任上共同撰成《澎湖志略》一卷。周志因系草创，故而失之简略，但首创之功功不可没，可惜该志已湮没无传。继起者是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765—1769）任澎湖通判的胡建伟。他于任上创建书院，亲校文艺，作学约，劝设塾，开启澎岛文风。他以澎湖为海疆重地，而其历史于文献无证，且鉴于“周于仁仅成‘志略’一卷，语或未核，版亦失传。乃竭力搜罗，辑《澎湖纪略》十二卷，刊之。”（注：清·胡建伟纂《澎湖纪略》，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2页。）其付梓当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胡建伟因当时澎湖初辟未久，“书籍无闻”，故重视资料的采集与考证；其十二卷分纪十二类，“每一门类，务寻原委”，“俾后之作者浏览今昔，知所因革。”（注：清·胡建伟纂《澎湖纪略》，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2页。）故胡著虽名“纪略”，其实颇为详备，追本溯源，观今知古，志书之功能毕显。

道光九年（1829），澎湖通判蒋镛认为，胡建伟著《纪略》后，“岁逾周甲，不加补辑，将来搜索愈难。”于是邀集当地诸生进行采访、辑录，针对胡著《澎湖纪略》十二门类，分别续补内容，旨在“补胡氏《纪略》所未备”（注：清·蒋镛纂：《澎湖续编》，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页。），终成《澎湖续编》上、下共两卷。只是这部续志稿成之后并未刊行。道光十年（1830）冬，新任澎湖通判乌竹芳与蒋镛一起，“凛遵宪训，广为采访，不遗不忘，—一谨而志之”。“纂修厘定，细心考核，汇为‘续编’”（注：清·蒋镛纂：《澎湖续编》，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页。）。道光十二年（1832），兴泉永道周凯奉命赈恤澎湖，阅此《续编》，即“详加评正”，并命付梓。《澎湖续编》“艺文”占一半强，且多系时人诗文；“人物”增加“列女”122条；以所增“碑记”最为重要，于了解澎湖建置沿革颇有稗益。故后人认为，自胡撰《纪略》与蒋辑《续编》之后，澎湖志书始有规模。

光绪四年（1878），澎湖通判蔡麟祥“留心文献”，与士绅“议修厅乘”，遂聘请金门举人林豪为文石书院主讲，并嘱其主持修志。林豪遂和助手“相与采获见闻，搜罗案卷”（注：清·潘文凤、林豪总纂：《澎湖厅志稿》，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天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页。），在《澎湖纪略》和《澎湖续编》的基础上，删繁举要，网罗佚失，又增加道光九年以后至光绪十八年的史实，编辑成《澎湖厅志稿》16卷，尚未刊行，稿存台南海东书院。后经重修，报台湾省通志总局，通志总监薛绍之为之增删修补，最终订为14卷，而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夏付梓刊行，是为《澎湖厅志》。林豪原稿抄本曾于1983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以《澎湖厅志稿》（15卷本）为名付诸影印，与《澎湖厅志》14卷本并行，以资比较阅读。林豪所作《志稿》特别重视建置沿革与文教事业，详细征引文献资料，许多人物内容详审，当世人物还多经调查采访而写成。正如林豪在《澎湖厅志稿》凡例中所说明的：“盖海外掌故，有必不容略者，要在持论洞中利弊、征引皆有限断，亦无庸矫为异、苟为同。”他还指出：“台湾在前代属澎湖之极边，澎湖有游兵，实为控制台湾而设。况元、明两代，皆设官以经理之，安得不考其建置沿革？”作者还强调了志书编修求实存真、秉笔直书的原则，认为：“地志，官书也，以存一方掌故，以示千秋鉴戒。”“载笔所以传信，非一人一时之文，天下后世共之。（注：清·潘文凤、林豪纂：《澎湖厅志稿》凡例。）”林豪不愧是有史识的方志学家，他主张地志即是官书，所以载笔必须传信；而且志书又非一人一时之文，它是留给天下后世人民的文献典籍，是共同的历史财富。所谓“存一方掌故”，“示千秋鉴戒”，正表明方志的存史与教化两大功用。他批评记述台湾沿革而删掉郑氏政权“所立郡县”的做法说：“方隅载笔，不过藉以识是地之缘起，又可遗乎？（注：清·潘文凤、林豪纂：《澎湖厅志稿》凡例。）”林著《厅志》因其编辑详审精密，故为学人所重。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曾在澎湖设县，当局分别于1955年、1958年两次编修县志，直至1978年才出版一部新修的15卷本《澎湖县志》。为该志作序者李运成称：澎湖“虽地瘠民贫，物产不丰，但以介于台、闽之间，扼海峡之咽喉，岛屿回环，港澳杂错，在军事上实为兵家必争之地。昔延平据此而奄有全台，施琅得此而克塽议降，荷人据此以屏藩台、菲，日本据此以进窥南洋。是区区一地之得失，系我国族之兴隆与全人类之祸福，乌得以其土地硗薄、物产匮缺而遽加轻忽哉！（注：民国·李绍章、张默予等纂：《澎湖县志》，李运成序，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县长李玉林作序称：“澎湖虽蕞尔丸地，然自古为海疆重镇、台闽咽喉，更为我汉族拓殖台湾之踏蹬。（注：民国·李绍章、张默予等纂：《澎湖县志》，李运林序，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澎湖修志的历程再一次证明，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优良的文化传统。因为，修志体现的是政权的管辖，记录的是地方自然与社会的全史。国家一旦对地方设定建置，司理者便会有修志之举。修志是代代相济之业，不能一蹴而就，亦非一劳永逸，地方志经续修再修，使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充实，志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将发挥得更为充分。

台湾志书的编修，典型地体现了志书的固有功能：“存史、资治、教化”。存史是志书的内在功能，资治和教化则是志书的外在功能。前述在台任职官员，之所以重视编修志书，就是由于他们都认识到志书的这些基本效用。范咸在《重修台湾府志》“凡例”中称：“台湾入版图后，生聚教训虽历六十余年，然犹去荒昧未远。本地苦无文献可征，所见所闻不无异词。”“亦以海外初辟之地，不得不互存以资参核。”“前志于台湾一邑只载寥寥数山，其罗汉门外概不之及”，“及阅《使桂录》，载罗汉山甚详”，“此守土者所不可不知也”。他强调，“守土者”不仅有“生聚教训”的职责，更有整理“文献”、详载“见闻”的任务（注：清·范成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凡例，《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主权范文篇7

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等等。

主权范文篇8

我在《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中国对外战略问题思考之一》与《国家主权的层次分析》两篇文章中,对国家主权研究另辟蹊径,尝试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求摆脱主权问题的理论困境。现就上述研究进行综合,提出国家主权的层次理论,尚祈同行斧正。

国家主权困境的根源

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相伴而生,随着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主权成为世界各国的本质特征,主权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石。但是,迄今为止,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平等原则屡遭破坏,强国和大国践踏弱国和小国主权的事端频频发生,难以禁绝,其根源何在呢?对国家主权在国际上陷入的这种困境稍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主权在体系层次上与国家层次上的意义是不一致的。国际体系对主权的规定是抽象的、平等的,任何民族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因而体系层次上的主权是同质的。如果体系对主权的质的规定性能完全贯彻,那么在国际社会中有关主权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事实上,这种主权在法理上、形式上的平等受到实质上不平等的冲击。这是因为在国家层次上,主权实现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体系结构和进程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它们的主权处于脆弱状态,而霸权国家利用其力量优势,奉行扩张性、干涉性对外政策,否定体系对主权的规定。因此,主权在国际上面临两股力量的冲撞,一方面国家(在当代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为落实体系对其主权的规定性而努力,这就是国家间的平等、独立、互不干涉内政;另一方面霸权国家践踏体系层次上主权规定性的本质。这就是主权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既然主权的困境来源于体系和国家间内在的结构性紧张,而且,从原理上讲,这种结构性紧张是现存国际体系所固有的,因而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此不应抱有幻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无所作为。根据上述对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在体系与国家两个层次上作出极大努力,以大大缓和这种张力。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体系对主权的质的规定性,通过强化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准则,加强有关的保障机制和制度建设,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等措施,来进一步落实主权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国家层次上,我们寄希望于力量的平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整合,只有逐步纠正世界力量的失衡状态,才能使主权的困境不断得到缓解。此外,在国际关系分析的第三个层次——国内层次上,国家主权也陷入了某种困境,这就是国内民族或地区的分离势力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针对主权本身的,它们或者是为了使自己取得主权地位,或者为了认同于另一个主权实体,它们要否定的是本国的主权实体,并不要否定主权原则。而来自国际上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则不同,它们对上述两者都构成威胁。总之,国家主权处于内外夹击之中。

确立刚柔相济的新主权观

在我们进一步用层次分析法剖析主权内涵之前,先强调有关主权的几项原则:(1)主权平等的普遍原则;(2)国家利益决定主权的原则;(3)主权理论必须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原则;(4)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必须与变动中的国际环境相平衡的原则。总之,民族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是它在主权问题作出选择的内在动力,国际环境嬗变是这种选择的外在动力。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有其时代特征。当代特别是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深刻变革的历史条件已经形成,一个密切联动的国际社会呈现在世人面前,世界或区域整体性发展趋势日益增强,当代世界生产力的空前飞跃,充满了跨国冲动,扩大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范围、深度和合理性,为世界各国编织了一张相互依存的网。全球问题的出现又强化了世界依存网络。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下,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一切要素都在跨国界流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普遍建立起全面的互动关系。人类发展的局部性与封闭性正在走向终结。封闭型的民族国家形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世界生产力突飞猛进所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也不能适应在许多方面必须进行全球治理的世界形势。虽然,迄今为止,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主权的本质和地位,但是,主权国家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应当以新的思维,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把全人类和地球的命运置于中心位置,洞悉世界各国除了以共同的责任感,明智和建设性的方式,非排他性、独占性的利益追求,共享整体性与多样性发展的成果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国家行为也有了新的生长点。国家利益不再单纯依靠封闭式的自我努力,而是在开放式的互动性的国际关系中求得实现。国家利益的内涵开始深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甚至国际一体化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种互动关系的实现是以利益和权力的让与为条件和代价的。例如为了参加某个国际组织而必须接受它的条件和规则,有关国家间领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调整,通过国际条约在武器控制、基本人权保障、环境与卫生指标等方面承担义务,它们往往涉及国家主权。在这些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世界各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创新实践,现在必须在理论上作出阐述。因此,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确立新的主权观有其必要性。

为此,必须对主权内涵进行层次分析。主权的本质

和内核是对内最高统治权及其对外独立权,它在主权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一种核心权力,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本源。就国家人格和主权最高属性而言,主权是绝对的,抽象的,排他的,不可分割的,不可放弃的,这在全面的国际一体化和民族国家消亡之前是不会改变的,而具体的主权权力则不同,它们是主权授予的下属权力,是主权的派生权力和具体表现,它们是相对的,具体的,可以自主限制的,可以自主让渡的。这种划分旨在为新的主权观奠定理论基础。

实际上,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主权的实践活动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方面,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或已经在本质上放弃主权,美国是如此,欧盟各国也是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对于作为弱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是它们的强大武器,在国内反对国家分裂,在国际上坚持主权平等不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保证国际关系实现民主化。因此,在涉及主权本质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的态度和立场都是刚性的。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在当代的国际大趋势下,采取了柔性的态度,以自主适应的姿态,对具体的主权权力进行自主限制或自主让渡。这种自主选择,虽然历史上也有,却是偶然的、少量的,而在当代成为必然的、普遍的现象。它集中地体现在国际一体化进程中和发展中国家身上。

这种对具体主权权力的自主限制与自主让渡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双向性和互动性。国家间或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彼此享有某种权利和承担某种义务。这不是单方面的让步,是为了有所得而有所失,得必须大于失,其起因和出发点是通过国际间互动来获取国家的更大利益或根本利益,国家利益始终是主权的中轴和判断标准。这种在平等互尊基础上的协商谈判,互让互利,正是尊重主权的表现。

如果双向性向单向性蜕变,即在外来强大压力下自主行动向非自主行动转化,主权就会被剥夺,国家根本利益会受到损害。

第二个特点是独立自主性,即国家是在主权平等条件下独立自主作出决策,其目的和宗旨是坚持和强调主权的本质,而不是削弱与放弃主权。主权的国际意义就在于国家的独立自主。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说明。

其一,国家在主权问题上作出的选择既然是自主的,就意味着它是行使主权的结果,是自愿作出的并且符合国家利益原则,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的本质内涵,是主权权威的表达,表明国家行使主权的完全自主。

其二,诚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国家限制自己行动自由的法律义务和数量本身不影响它的主权。影响主权的不是法律限制的数量,而是它的性质。但是只要有一项影响到这种权威的法律规定,它本身就足以破坏这个国家的主权。”确实,在主权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有一个“度”,即不能超越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性。只要把握好这个度,国家就不会因此而丧失主权。换言之,决定主权丧失与否的不是国家自主限制与自主让渡的数量,而是它们对主权本质所产生的影响。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国家并不是彻底放弃这些主权权力,只是两者有所分离,只是共同行使这些权力,即在某种国际框架、机制或机构内政策协调或集体决策,必要时国家也可以收回这些权力。在这方面,欧洲一体化具有典型意义。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对主权问题的处理,事实上一直在坚持主权的本质和自主限制与让渡主权权力、坚持国际体系对主权平等的规定性和正视国家行使主权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方面总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平衡关系。成员国选择一体化这条自主限制和让渡主权权力的道路,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并实现其主权。拥有欧盟委员会内一半票数的弱小成员国能够通过集体的力量否决大国提出的任何有损于它们关键利益的方案通过,从而有效地共同行使这些主权权力。

其三,国家在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限制和自主让渡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即以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代价,充分利用当今世界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这最终无疑会强化国家的主权地位。

简言之,主权理论应当是一种发展的理论。当代的主权理论应当是一种层次理论,它指明了国际体系层次上主权平等的同质性与国家层次上主权实践的差异性,以及国内层次上民族与地区分离势力的猖獗,造成了主权的困境,它把主权的内涵分解为作为主权本质的核心权力和其派生的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维护主权的本质,而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可以灵活地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加以自主限制,或自主让渡,其目的是要更好地维护主权的本质,使之成为我们在与全球化和谐共进中的根本保障。我们需要一种刚柔相济的新主权观。

主权范文篇9

[关键词]国家主权尊重挑战意义

国家存在的本质在于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主权的存在程度可以真切反映出国家实际存在的程度。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国际环境实践下，受到了挑战。正如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教授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法方面的一种扩张主义派或世界派的主导思想。”[1]主权的可分与共享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正在遭受霸权主义的践踏，叫嚷“主权弱化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权及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释义

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始于伟大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主权的真义，在他那里，主权是“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2]让•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除了受上帝的戒条和自然法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3]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思。[4]到了霍布斯那里，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权利的约束，你想象得到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5]卢梭认为主权是永远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将主权推至极端，认为主权是“排他的自为存在”，是“独立自主”。[6]无论各个思想家如何定义主权，不可否认的是，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因为国家主权如此重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写入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承认。

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重要的原则，是当代国际法律关系的基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意味着相互尊重各国主权地位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意味着一国有尊重和承认他国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一律平等，相互独立，有彼此尊重的权利和义务；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完全不受外来干扰，威胁，恐吓，破坏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独立的国格与世界各国交往，独立处理解决一切内外事务的权力和权利；意味着各国平等，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具备控制弱小国家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味着国家存在发展的自由，意味着一国的自由同时是另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有效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独立，平等，自由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弱小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国际法，国际社会强烈呼吁的同时，一些霸权国家却以主权有限或者某种借口来破坏国际契约对主权的规定性，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可见，国际社会的法律政治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即在于尊重各国主权。

二．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围绕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需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主权与领土的关系

冷战后出现的民族冲突，领土争端和地区性冲突，使得领土主权的问题更加敏感。

依照现代国际法学的通常观念，国家领土是指处于国家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地下及上空。换句话说，国家领土就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7]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尽管理论上如此规定，但实际上领土主权原则被改变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遭到破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弱小国家领土主权被践踏就是一个事实，不仅战争期间，甚至在和平年代，国家领土被占领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际法国际条约对国家领土也设有一些限制，比如领土主权问题的“共管”，“租借”还有“国际地役”问题。90年代以来伊拉克的“禁飞区”就是对领土主权的不可分割的挑战。领土的争端，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主权的争端，中东地区的领土冲突，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归属之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争论，其实都是主权问题。

领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存在的特定前提，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在国际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弱小国家在维持领土原则问题上的诸多无奈，领土被侵犯时有发生，甚至有人认为，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只是一种理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切实履行国家主权原则，才能保障正常的国际秩序。

2.主权与人权

二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以“促进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其基本宗旨之一。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当今世界，东西方国家关于人权与主权问题的论战仍在激烈进行。

在人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上，西方社会强调，由于人权原则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承认已向国际法原则，因而人权问题便不再是以国内管辖的问题，应当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处理和关切人权问题，但广大落后国家担心因此会是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突破口，再次重回近代西方社会的殖民时代，而不断拒绝和反对西方人的主张。

人权高于主权的人说：“我们并非随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也并非否定所有国家的主权，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残暴统治，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的主权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国际社会不能对这种政权袖手旁观”，外部干涉就有了“人道主义的依据”。[8]于是，美国打伊拉克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说是为了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是为了推进民主的进程，为此，可以牺牲被干涉国的主权，可以依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伊拉克，推翻萨达姆，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为了干涉中国的内政，以人权为借口来对中国的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而这一切，都严重动摇了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挑战和动摇了国际法。

关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在人权问题上，不仅不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新的理论可能破坏现有的了解。”“侵犯人权显然会危及和平，而漠视国家主权则一定会真正造成混乱。在维护人权问题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保护人权被用来侵犯各国基本管辖权和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9]

实际上，人权之争并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争的实质，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在与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即与控制相关国家的命运，推行人权政策，干涉别国内政。人权问题的冲突，实际上是主权问题的冲突，而这更显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重要性。

3.互相尊重主权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一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其第一项原则是互相尊重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一国主权的客观存在前提领土完整单独提出来，表明了这一原则的突出内容。而后四项原则每一项都是体现国家主权原则内容和实质的。互相尊重主权，包括了政治主权，领土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强调了主权的完整，同时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信条，是各国消极的和平共处（不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基础，措施或保证，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是主权原则的一个特殊贡献。

三．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面临的挑战

亨利•基辛格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交流和人类理想方面变的相互依赖的年代。”[10]“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家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一国界标志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11]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自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根本属性，它具有不可分性，不可共享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点。近代以来，国家主权这一质的规定性一直未变，然而，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挑战，下面择其一，二以分析：

1.主权弱化论

该理论认为，当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无形中有力的“侵蚀或削弱了主权观念的许多本质规定”，“抵消或弱化了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属性。[12]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是主权的主体，但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却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2.主权共享和转让

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国际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出现，各国相互依存性的提高，国家主权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和国家主权不可共享的观念应该加以修正，国家主权不仅是可以共享的，也是可以转让的。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割让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欧盟就是“主权让渡”的最佳例子。

应当承认，冷战后的国际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主权观念受到挑战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主权现象同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而理解他也应有历史的眼光。它是随着近代国家一同诞生的，它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变迁而改变自己作用的形式。[13]但是主权是否就弱化了或者是可以共享呢？也许还言之过早。

其一，经济的全球化并非弱化主权，而是强化了主权。它使各国政府从主体意识出发，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各国加入经济组织，并不是主动让出主权，而是为了在经济的合作中加强自身的实力，以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主权。

其二，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这些现象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强化的影响。克里米亚半岛之争，波黑内战，中国的西藏问题，大国的强权政治，以强凌弱，想使弱者放弃主权，而这些，更加让弱小国家自觉的保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主权。

其三，世界相互依存在加强，各国利益需要关系更加密切，区域乃至全球的合作性组织越来越多。但是，各国的合作并不是以让渡主权为前提的，反而是在各参与国的自身的主权得以确立，并不受根本侵害的情况下来合作的。可以说，全球性合作组织，比如安理会，国际红十字会，这些组织的出现，是各个主权国家在自立基础上的“合力”，其结果不是弱化主权，而是使互相尊重主权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体现。

国家与主权本来就是天然结合体，国家与主权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国家未消亡之际，国家主权原则并不会因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不可转让性的特点将会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

四．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意义

主权首先是一个纯西方的理论，故以往关于主权理论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西方国家，直到亚非会议发表的“万隆宣言”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了主权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西方才失去了阐释主权的垄断权。因而西方才开始认为其绝对主权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14]

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先前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非但已经被非西方民族国家所接受，反而驾驭得比西方国家更加出色。西方国家感到自身的话语权受到了挑战，为挽回劣势，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主权的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所有民族国家必须接受的现实，他将迫使每一个现存体系去顺应它并变革自身。”[15]对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此背景下谋求与发达国家平等的机遇，更应坚持自己的主权观，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在国际法上，在实践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1.符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主权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实践证明，它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实际的对外政策，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成为许多国家操作对外行为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主权不可转让的思想。一方面指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性，在国际交往中不可转让，另一方面指各个国家是在尊重各国主权不可转让的基础上来进行交往的。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转让，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坚持和平共处，可以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2.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秩序。关于霸权，斯蒂尔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政治上最积极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推翻整个社会，并予以重建；推翻某些政府，建立另一些政府；阻挠或刺激社会变革；保护我们的朋友，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有史无前例的行动能力，还有使用这一能力的冲动……”[16]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是对国家主权的无视和侵犯，是国家主权的主要敌人。必须看到，中国早已成为霸权文化的主要攻击和打击对象。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选择，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观念，人权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上，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霸权攻势。死刑问题，计划生育，都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攻击中国的借口。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强调尊重主权，无疑是积极的举动，强调这一点，就是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利于它们独立解决自己的内外问题，走好自己的道路而不受干涉，是建立公平，公正，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保证。

3.承认互相尊重主权，就是承认了人的存在和尊严，承认了民族平等和民族的生存一致，承认了国家权利的实际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国家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单位，其价值与权力应该得到承认，个人总要从属于一定的民族和国家，承认国家权利即承认个人权利。

互相尊重主权强调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是赋予东西方文明国家人类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合理的生存理念和国际政治准则。”[17]在保护人权的今天，承认并尊重主权原则，即是确认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原则。

简短结语

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特色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强权为基础，以国际契约(国际法，国际条约)为行为准则。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方列强用军事实力，迫使中国认可并加入了西方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现实的。[18]

必须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与中世纪的洲际社会，与近代的工业社会以及殖民主义所影响的社会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经历漫长文明变迁，年轮积聚无限能量并空前释放的时代，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要国家仍然存在，主权就永远是国家立足于国际的基础。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永恒发展的，主权也是一样。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坚持互相尊重主权，这是权利，也是义务，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国际契约为行为准则的，唯有坚持这一原则，人类才能共筑和平。

[参考资料]

[1]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让•博丹：《国家论六卷》第四卷，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3][11][1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4][5]刘仁山，徐敏：《论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载于《国际法学》2003年第2期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7]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8]宋国涛等：《中国国际环境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时事出版社

[10][12][16][17]姜安：《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逻辑与人文理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4]肖佳灵：《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载于《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主权范文篇10

［关键词］人权国家主权

一、人权与国家主权的概念

人权，“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①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和破坏，国际社会才对人权问题给予广泛的关注和重视。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这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宪章中，并将尊重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联合国的一项宗旨。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国际社会才用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他单一议题人权条约以及区域性人权条约等确认人权。但是，基本人权并不属于国际法调整的范围，它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基本人权，只有国家的立法才能规定，也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因此人权问题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由此可见，人权具有两个属性：国内性和国际性②，但主要属性是国内性。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让·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③。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国家主权包括：(1)国家安全权，即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权益。(2)国家政治权，即独立自主管理内政外交的权益。(3)国家经济发展权，即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4)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互利权，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社会制度的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国际主权原则并非是国家绝对的权利，其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与限制。例如：国家的主权不得侵犯，但同时该国也有义务尊重他国的主权，即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国家应当遵守国际法和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

二、人权与国家主权在新时期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形成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昔日无所不包的至上权威性。随着整个世界的互动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强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连结日益紧密化，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

我认为在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上，简单地完全肯定或否定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难以阐明这一关系的。主权与人权都是国际法的原则，主权原则是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④国家不能违背国际法关于人权的一般强制性规则，而人权的国际保护则首先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实现人权的过程也是国家主权行为的体现。因此人权与国家主权是辨证统一的关系⑤，人权与主权自始致终是不可分割的。

首先，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础或基本保障。一方面，国家主权反映并保护人权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人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由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通过立法并保障其实现的。无论是个人人权还是集体人权，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调整和保护是最主要、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因此，人权内容中的最重要、最基本部分通常也是由国内法予以确认、保证实施的。一国人权的状况直接反映了一国的民主政治状况，各国应不断创造条件，为不断改善本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而加以努力。另一方面，离开了国家主权，人权也就无从谈起。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权利”和“自由”可言的，只能沦落为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二等臣民”甚至“三等臣民”，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古今中外的事实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国权的基础作用还在于，当一个国家的人权遭到其他国家损害践踏时，特别是受到其他国家、民族的侵略时，只有主权国家才可能利用国际法积极开展外交斗争，揭露他国的违法和违犯人权的行为，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因此，人权绝对不能离开主权，否则便成了无源之水。其次，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人权保护的限制⑥。由于国家主权表现为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因此，对主权的制约，指的也是来自于国内和国际社会两个方面的制约。

在国内，由于各国的宪法和法律中都规定了公民应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这就构成了对国家主权中“对内最高权”的限制。代表国家行事的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时，必须受它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国内法为政治设定了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法律义务，使得政府在行使对内最高权在国内进行统治时，不得为所欲为，否则就构成违法行为，就会遭致本国人民的反对乃至反抗。这种限制可以防止一个国家内政府独断专制局面的形成。

在国际上，由于现代国际法将人权的国际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联合国宪章》和一系列的国际条约为各国政府普遍设立了保护人权的国际法律义务，这就构成了对国家主权中“对外独立权”的限制。

最后，国家主权与人权是相互交织、彼此联系的关系。国内法涉及人权，国际法也涉及人权。而在人权领域内涉及的所有问题方面，人权保护无疑是引起冲突的主要方面。如果人权的国际、国内保护范围非常明确，那么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就会比较清楚，矛盾也就不会这样尖锐突出。例如，一般认为一国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保护少数民族、保护妇女、儿童等等都属于一国主权范围管辖的事项，任何外国或国际组织、国际集团都无权干预。但是，如果一国在上述范围内的某些方面严重损害其公民的正当权利，无疑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象南非前政府推行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的制度，严重地侵犯和践踏基本人权，就受到了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甚至制裁，而南非当局是难以用“不干涉内政”为由而将其拒之门外的。

所以在人权与国家主权的相互关系上，应该强调其对立统一性。那种将两者隔离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国际社会不存在任何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的人权，也不允许行使侵犯公认的基本人权的主权。

三、推动人权与国家主权和睦发展

从以上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两者有时统一有时对立，为了调和他们的矛盾、促进人权与主权的和睦发展，现提出如下方法：

首先，以坚持国家主权为原则，以尊重人的尊严为基本价值取向，加强国内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一方面要求国家享有主权，享有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应当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不得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别国内政，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为借口，公然入侵别国或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又因为，人权虽然受制于国权，但人权又能反作用于国权，人权的实现和保障工作做得好，就能巩固国家的主权。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了国家制度的好处，他就会拥护政府，同一切破坏国家主权的行为作斗争，从而巩固国家的独立自主权。而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又是一国国内人权有效保护的途径，所以不断加强国内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有利于保护国家主权和促进人权的实现。

其次，以国际人权保护的相关条约为依据，以多边对话的方式处理有争议的国际人权问题⑦。由于人权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家的界限，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同时人权的国际保护又是以国际条约或区际性条约予以确认的，所以处理有争议的人权问题时，通过联合国对存在严重人权问题的国家进行合理、有效的干预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由于国际社会中关于人权的标准、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干预的限度、方式等具体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当事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激烈的争议尤为突出。以单方的理解很难解决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实践中通过长期、建设性的积极对话已经促进了各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因此多边对话的方式是解决国际人权争议的合理、有效的方法。

［参考书目］

1、《法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2、倪学伟《试论人权的性质》载于/lw/lw_view.asp?no=2508

3、《国际法》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北京第一版

4、《论国家主权与人权》王虎华载《法学》1999年第6期。

5、《试论邓小平人权标准的一贯性》王金全载《重庆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