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权利范文10篇

主权权利范文篇1

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等等。

主权权利范文篇2

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等等。

主权权利范文篇3

所谓主权的绝对性，说的就是主权者对于主权范围内的任何个体、组织都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威。卢梭的主权者或者国家是一个道德的人格，这个道德人格与所有的人格遵循一个同样的逻辑——自我保存的逻辑，也就是以保存自身——全体为目的。这样的目的决定了主权者必须对于个体具有绝对的权威，卢梭特别采用了一个有机体的比喻，“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他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这个比喻所述说的道理就是整体高于个体，但是也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个体的生命在整体之中才有意义，卢梭似乎主要强调前一层意思，这后一层意义被黑格尔发扬了。至此，卢梭适时地提出了主权的定义，他的主权概念是，这种整体对于个体的绝对的支配权力受到公意的指导时就是主权。他之所以要突出受到公意的指导，是因为公意是主权的本质所在，以往的理论家没有正确地区分主权和从主权派生出来的东西，把个别性的行为误解为主权行为。

既然主权是绝对的，那么，在主权之下如何保留个体的权利存在的空间呢？卢梭说，除了公共人格之外，我们还得考虑那些构成公共人格的私人。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是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考虑的。不管你如何突出公共人格，都不能否定个体生命和自由的天然存在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界别公民的权利和主权者的权利，区别他以臣民的身份应尽的义务和以人的资格应该具有的自然权利。

这里我们马上就发现卢梭看起来自相矛盾，因为前面他特别强调缔结社会契约时每一个人必须彻底全部地出让，既然彻底出让，彻底地社会化（在卢梭这里也就是政治化），为什么个人还享有自然权利呢？个人还有什么可以对抗主权者的权利呢？（权利的概念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对抗的资格）如果个人保留某些自然的权利，还有什么主权者不能介入的领域，那么在那个权利的范围内，不还是自然状态吗？社会不还是处于不稳定之中吗？

看到这个矛盾，我们自然也会联想起前面卢梭关于社会状态下私人财产权的论述。既然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间，每个缔约者要把他本身和他的全部献给集体，为什么还会存在私人的财产权？卢梭解释说，这种转让不是对个人财富的剥夺，而是保证他们对自己财富的合法享有，也就是说，转让行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创设了两种权利，一种是主权者的权利，另一种是所有者的权利，由于这个转让，我们才能说国家有领土，也由于这个转让，个人对土地的占有才成其为权利。卢梭对财产权的论述对于整个权利的论述都是有意义的，人们出让自由，不是被剥夺自由，而是合法地享有自由，也就是使自由服从相互约定的条件。这里我们可以联系前面第一卷第八章讲的自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或公意约束下的自由）——道德自由，所有这些论述证明了一点，就是，自然的自由或权利并没有被国家无偿地剥夺，而是发生了转化。但是卢梭压根也没有说过，社会转化是有限的。

在第二卷，卢梭的调子发生改变，他承认，每个人转让出去的一切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个人便保留某些权力、财富和自由。哪些对集体有用呢？换句话说，哪些可以为集体所用呢？卢梭说，只有主权者才能决定。对于卢梭的“全部出让——部分出让”的不一致，我尝试这样解释：全部出让指的是彻底的社会化，而不是被彻底剥夺，有限出让指的是直接为国家所用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一部分转移给国家，一部分由个人保留，但是什么该转移给国家，只能由主权者决定。因为全部转让，个人的一切都服从法律，都负有社会义务，一旦共同利益需要，主权者就可以要求其出让一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前提。

这样，我们就逐渐接近卢梭所谓的主权的边界了。这个边界，是由什么划定的呢？是主权的内在规定性所划定的。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卢梭说，主权者对于每一个成员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但是这不是说主权者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主权者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个限制是什么呢？那就是主权之为主权的内在逻辑。不要忘记，卢梭的主权是受公意指导的，“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而公意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与其说是投票的数目还不如说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质上都同样地是公意。”主权者行事不能毫无理由，而只能从全体出发，为公共利益而对臣民施加义务。卢梭说，“主权者这方面，却决不能给臣民加以任何一种对于集体是毫无用处的约束，他甚至于不可以有这种意图，因为在理性的法则之下，恰如在自然的法则之下一样，任何事情决不能是毫无理由的。”这也就是说，国家是一个理性存在物，应该服从理性的法则。对于国家来说，根本的理性法则就是公共利益。

卢梭接下来进一步论证主权的内在规定性——在目的上和在本质上都是公意——来源于社会契约的平等精神及由此产生的正义概念。社会契约之所以成为义务，或具有约束力，就因为它们是相互的，人们在履行约定时不可能只是为别人效劳而不是同时也为自己效劳。没有一个人不是把每个人这个词当成他自己。这就决定了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适用于全体。一旦倾向于个别的、特定的目标时，它就丧失了它天然的公正性。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平等，以至于大家都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且应该全都享有同样的权利。

根据上述论述，卢梭界说了主权行为的概念。卢梭说，主权行为是共同体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公平的约定，有益的约定，稳固的约定。其实在卢梭的概念中，主权行为就是立法行为。

卢梭回应了前面提出的难题，即如何区别与公民相应的权利和与主权相应的权利。卢梭在提出这个难题时特别加了一个脚注，请求读者不要责备他自相矛盾，他说，由于语言的贫乏，所以他无法避免这种矛盾。他请读者少待。到底他说的矛盾——表面的矛盾——是什么呢？为什么又是因为语言的贫乏呢？中文译注解释道，“作者认为公民和主权者两个名词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但在此处又强调二者的区别。”译注而且把全部出让和个人保留自然权利的矛盾包括在这个矛盾内。译注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第一、卢梭的脚注不是放在“自然权利之后”，所以不包括后半段；第二、卢梭说，个人作为主权者的成员称为公民，而社会共同体当它是主动的时称为主权者，它从来没有把公民和主权者通用。我理解卢梭的意思是，既然公民是主权者的成员，为什么又把二者对立起来，说公民应该享有权利，主权者应该享有权利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卢梭关心的是构成国家人格的那些天然地独立于国家公共人格之外的私人的权利。但这里他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述这些私人，所以只好用公民的概念，但公民的概念和主权者又具有同质性。

在我们读完全章之后，其实在读完第八段之后，就可以理解卢梭其实并不矛盾了。他说，要问主权者和公民这两者相应的权利究竟到达什么限度，那就等于是问公民对自己本身——每个人对于全体以及全体对于每个人——能规定到什么地步。这就是说，主权者的权利不是无所不包的，或无需理由的，而是有限度的，根据社会公约的权利平等的精神，主权者的权利范围就是所有公民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卢梭还进一步说，主权权利（权力）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这种约定留给私人的财富和自由，他们可以任意处置。这里所谓的公共约定不是原始的社会契约，而是根据原始的社会契约而做出的主权行为，其实就是立法行为。也就是说，主权者在形式上只能进行普遍性立法，不能采取个别行为。这个形式需要服从一个实质的理性法则——公共利益。

至此，卢梭完成了它的主权难题：主权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同时国家之内又给公民留出了一个权利的空间。

当然，我们发现，卢梭对于主权的限制不是外在的他律，而是自律；不是靠分散主权，以权制权，而是靠集中形成真正的公意，天然公正的意志。

主权权利范文篇4

例》，对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作出明确规定。党的十七大党章修正案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第一次写进党章。但也要看到，长期以来，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对保障和实现党员民主权利认识不足，如部分党员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淡薄，参与党内事务的主动性不强；不少党组织片面强调党员履行义务，不讲党员民主权利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这些情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前，我们要把保障和实现党员民主权利摆上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位置，切实从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尊重和坚持党员主体地位

尊重和坚持党员主体地位，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在动力，是保障和实现党员民主权利的前提。离开党员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保障和实现党员民主权利就变成一句空话。

推进党员主体地位理论研究和实践，深化对党员主体地位的认识。长期以来，在党建理论研究中，关于党员主体地位问题的研究比较粗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比较模糊，而这些问题都是亟待理清的。如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对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有何作用，尊重和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与发展党内民主的关系如何，等等。要深入研究确立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关系，努力改变目前党内存在的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重组织、不重党员的认识误区。同时，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党员主体地位理论贯穿于党内各项活动的全过程，体现在党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之中。改革和创新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方式和程序，探索确立党员主体地位多种实现形式。

加强党员主体意识教育，发挥党员主体性作用。党员主体意识是党员以党的事业为己任的主人翁意识，是保持党员主体地位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要着力抓好党员主体意识教育，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规定，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党内生活、有效管理与监督党内事务，拓展党内民主渠道，不断激发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热情。要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党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提高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要创新党员参与党内生活和管理党内事务的载体，多渠道、多形式引导党员在实践中掌握行使民主权利的方法，养成保障民主权利的习惯，培育民主作风，发挥好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党的细胞都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拓展党员了解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

党员知情权，是党员有效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关键环节。我们要积极探索有利于党员知情的途径，进一步拓展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行使民主权利的空间和渠道。

积极创新党务公开形式，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党务公开是指除涉及党内机密以外的党的活动都要向党员公开，它是扩大党员知情权的基本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党务公开、营造民主讨论的氛围。推进党务公开必须创新形式。首先，创新通报传达形式。坚持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做到重要情况党内先通报，重要决定党内先传达，重要问题党内先讨论，重要决策党内先动员，从而增强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大限度地调动党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其次，创新反映反馈形式。党组织要通过组织网络体系，有效疏通和拓宽党内信息通达的渠道和途径，确保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能及时、客观地反映到上级党组织，确保上级党组织的答复、批示及时得到传达和执行。再次，创新公开、公示形式。要及时总结党务公开、公示的成功经验，并上升为制度规定，统一规范党内事务公开或公示的内容、范围、重点、时限、方式和工作程序，防止因无章可循，公开、公示随意性大、走过场。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落实党员的参与权。党代表任期制，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机制，对于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党的八大曾提出在中央、省、县三级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每年开一次会，但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从1988年开始，浙江、湖北等省区市先后开展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积累了一些新经验。但目前这一探索还处于试点阶段，要全面推开仍需一段时间。党的十七大已明确了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中央正在加大力度推进这项工作。试行党代会常任制，要坚持以发挥党代表作用为着眼点，扩大党内民主，认真听取来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建议，直接了解民情民意。要不断完善党代会代表调研、提案、党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制度、常委会向全委会、全委会向代表大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进一步落实党员和党代表的参与权，保障党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海南省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出台了《关于发挥党的十七大基层代表作用的规定》，正式建立党的十七大基层代表“直通车”制度，主要包括基层代表直接向省委领导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列席省委扩大会议；省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的十七大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基层代表提出约见省委领导同志，要及时作出安排；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对基层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高度重视、亲自处理等。各市县委也按照省委的要求，出台了发挥基层代表作用的具体措施。

三、完善党内民主决策和选举制度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通过制度来保障和实现党员民主权利，是我们党发扬党内民主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着力完善党内决策和选举制度，保障党员的参与决策权和选举权的真正落实。

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保障党员的参与决策权。由党员和党员代表选举出来的各级全委会、常委会成员，是联系党员代表的纽带，也是受广大党员委托，履行党员民主权利、参与党内重大问题决策的忠实代言者。进一步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和议事规则，是切实保障和实现党员和代表的表决权和参与决策权的重要途径。要实行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制度，由全体委员对常委会的工作进行审议，就重大问题进行集体决策。要实行全委会决定重大事项票决制，提交全委会票决的重大问题事先应进行充分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并提前提交党委委员，让党委委员有充分的时间来酝酿。要进一步完善全委会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全委会闭会期间，任用重要干部要主动征求委员的意见。应探索实行党代会代表列席常委会制，对常委会讨论的专业性较强的、影响较大的议题，邀请懂专业、有经验的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根据议题和党代表实际情况，确定列席人数，广泛听取意见，增强决策的科学性。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无论哪一级领导，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切实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党员的选举权是党员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党员的选举权能否充分实现，是衡量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程度高低的一把标尺。要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变单纯由组织提名为由组织提名、党员推荐和党员个人自荐相结合，实现党组织意图与党员意愿的有机统一。改进党内选举的提名方式，切实尊重代表的意愿；克服形式上是酝酿，实际上是服从的现象，避免出现上级推荐人选党员不选举，党员选举出来的人上级不认可的情况，抵制变相操纵、包办选举，以任命或变相任命来代替民主选举的做法，使党内选举真正体现党员的意志。要改进候选人介绍方式，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让候选人参加竞职陈述，让党员对候选人有更全面的了解。要改进选举方式，逐步扩大差额范围和差额比例，让党员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更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要大力发展基层民主，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由党员、群众公开推荐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候选人，探索从党员大会直接选举村级党组织、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扩大到乡镇党委班子成员。

四、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保障作用

党章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学习、讨论、建议、批评、表决、选举、监督、请求、申诉、控告等多项民主权利。保障和实现党员民主权利，必须以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为根本前提。

主权权利范文篇5

[关键词]民主权利；党员民主权利；党员干部

一、正确理解民主权利的涵义

民主权利是指公民按照国家的法律法令的规定，允许行使的权利和应当享受的利益。理解“民主权利”这一概念，必须把握“两个关系”：一是权利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有什么样的法律，就有什么样的权利；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法律不一样，权利也不一样。二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享受权利就要承担义务，而承担义务就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党员民主权利，是指党员按照国家的法律法令、党章党规，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党员除了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16项权利和自由外，还享有《党章》规定的党员8项权利。2004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共5章38条，对保障党员的权利作了具体规定。根据《宪法》、《党章》和党的有关规定，概括起来，党员依法主要享有6个方面的民主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申辩、辩护权。

二、党员行使民主权利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采取非正常渠道反映问题的较多。党章规定党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反映问题，但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也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应该逐级反映，因为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越级反映，按程序办同样可以解决问题。但在现实中，存在大量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不讲背后乱讲，写匿名信，越级反映问题的现象。二是反映问题失实的较多，经组织调查属实的较少。三是有些举报人动机不纯。如，有的出于报复心或出于嫉妒心而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四是写匿名信的多，署真实姓名的少。

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既有单位、组织上的原因，又有党员个人的原因。

单位、组织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宣传教育不到位。由于组织党员学习不够，一些党员对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原则、程序、方法和目的不够清楚。二是民主渠道不畅通。比如，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处理，应该让群众知道的，群众不清楚；应该让群众参与的，群众没参与。又比如，群众的正确意见、普通党员的正确意见，反映不上去，或反映上去不被采纳。三是环境氛围不和谐。如班子内部不团结；主要领导的民主作风不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不融洽；单位的风气不正，等等。四是调查处理不及时。普通党员、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答复，使群众对本级党组织失去了信心；有的即使处理了，但处理的力度不够，群众对处理的结果不满意。党员自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党员的文化程度较低，个人修养、思维方式存在偏差，因而部分党员在行使民主权利时或带有个人目的和私心，或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

三、如何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1.党员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严守党的纪律，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首先，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要做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绝不说三道四，更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次，要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必须自觉、严格地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认真贯彻党组织形成的决议。党员在执行党组织决定时，不能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也不能凭个人的好恶有所取舍，更不能表面上赞同，背地里反对。

二是实事求是，要有很强的大局观念。党员有反映问题的权利，但是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能凭道听途说或是个人的主观想象，随意猜疑和臆造。党员向组织检举揭发违法违纪问题，是履行民主监督义务、勇于同不正之风做斗争的表现。但也要看到，行使民主权利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问题，端正风气，增进团结，维护纪律，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因此，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思考和分析问题，一定要从大局出发提出建设性意见，不能把个人的恩怨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三是敢于较真，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事有了缺点，要当面指出，及时提醒；他人犯了错误，要严肃批评，帮其改正；同志间有了矛盾和隔膜，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消除，绝不能因为相互之间有意见，就采取乱写信、乱告状的方式发泄不满，更不能捏造事实，进行恶意诽谤。2.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要为党员正确行使民主权利营造良好氛围

第一，要充分相信和依靠普通党员。首先，要把重大问题、有关情况交给群众，让群众知情。大家对情况了解得越全面越真实越具体，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就越有针对性。重大问题的决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需要我们把蕴藏在党员和群众中的智慧和力量调动起来、凝聚起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其次，要虚心听取党员群众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广大党员群众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意见和智慧是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的，必须虚心听取，认真对待。再次，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要把紧紧依靠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作为一种领导作风、作为一项工作制度，作为一种必经程序，作为坚定不移的根本指导原则，长期坚持下去。

主权权利范文篇6

一、发展党内民主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党内民主是指在党的生活中，根据党章和党的其他有关规定，党员按照有关的民主程序和形式，对党的事务的参与、决定和管理。党员平等、党员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民主和集中相统一、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选举、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民主监督，是党内民主的原则。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代表大会、集体领导、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民主制度，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形式。发展党内民主，就是要在贯彻、落实党内民主的原则、制度等要求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这些原则、制度更加切合实际，更加能增强党的活力，促进党的团结。发展党内民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

1、发展党内民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深刻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表明，我们党要领导人民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民主更加健全，是一个重要目标。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我们党对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尤其是发展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民主的社会，需要有民主的执政党。民主作为一种保障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治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普遍追求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直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一个民主的执政党的领导。我们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权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党内民主实现的程度如何，实际上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以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带动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2、发展党内民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活力和凝聚力。

政治对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党内民主建设并不是完全被动适应、亦步亦趋的，发展党内民主必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成为重要推动力量。

发展党内民主，必将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是社会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社会民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党内民主状况，会对社会民主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一是通过党员的带动作用产生影响。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有了民主观念、民主习惯、民主作风、民主传统，把这些好的观念、习惯、作风传统带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可以带动工作领域中的民主空气。二是通过党内制度的推动作用产生影响。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并使之有制度的保证，可以为发展国家和社会的民主生活提供样板。同时，以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推动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切实改革和完善国家的各项制度，并按照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增强整个社会的活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民主，必将推动社会的安定团结。大力发展民主，把大家的主动性积极创造性极大地调动起来，就能使整个党、整个社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就能实现党和社会的团结统一。首先，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团结。我们党是一个有6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员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党的组织分布在社会的各条战线和各行各业。执政党通过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和机制，实现党内不同主体对党内事务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互动，以聚合和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形成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然后，通过发展人民民主，通过民主化的国家政治制度，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变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目标。没有以这样一个民主的政治过程为基础的具体化、规范化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党的团结就会因为缺乏党员的认同而出现裂痕，党的领导和党的决策的正确就缺乏制度保证，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不可能。其次，党内团结促进社会团结。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必须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全面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展的要求。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党就能够得到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拥护和支持，党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党的执政基础就不断巩固和扩大。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我们党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一定要提高党的政治整合力和政治凝聚力，真正把全社会都团结起来。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发展党内民主创造有利的条件。

**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指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目标、文化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和人民生活目标等方面的内容。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是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社会。党内民主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受到经济、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促进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从而为执政党发展发展党内民主创造有利的条件。

一是奠定经济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综合国力将更加强盛，人民生活将更加富裕。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文明建设和党内民主才能有新的发展。

二是创造制度条件。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将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得到全面贯彻。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充满活力将促进高度行政一体化的社会结构逐步瓦解，社会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将促进权力运作规范化、法治化、公开化。监督体制逐步完善，权力越来越受到有效制约。在法治的环境下，党就可以把依法办事和发扬民主更好地结合起来。发展党内民主，就有了制度的保障。

三是提供文化支持。随着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将大大增强。人们将平等相待，更加珍惜权利，更愿意参与政治，更敢于竞争、善于竞争。“官本位”思想将逐步淡化。与此相适应，广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和参与党的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将大大增强。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变革、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加快自身的改革，发展党内民主，进一步走向党自身的现代化。

二、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内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是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启示，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内在要求，是增强执政党的凝聚力、提升执政党政治权威、优化执政党的组织功能的迫切需要，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发展党内民主，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坚持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真总结我们党的民主实践和民主理论，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中全人类共同文明的部分成果为我所用，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变革旧的思想观念，用民主精神塑造党员和党组织，提高党员干部的党内民主意识观念，树立民主意识，养成民主习惯，锻炼民主作风，造成浓浓的民主空气。发展党内民主，既要循序渐进，又要适时推进。不操之过急，一步一个脚印。而在条件成熟时，又要积极推进，不断推进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

1、推进党内选举的民主化。

党内民主选举制度是保障与实现党员权利的一种党内民主制度安排。党内民主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的根基。必须健全与完善选举制度。要改进党代表产生方式，提高党代表素质。探索党内侯选人“双提制”，即在坚持上级党组织提名的同时，允许党代表或者党员提名候选人人选。改进侯选人介绍方式，让侯选人与选举人见面，发表竞选职位演说，使选举人更好地了解侯选人情况。尽可能扩大党内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完善罢免制与任期制。切实加强对党内选举监督。

2、推进党内决策的民主化。

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完善民主科学决策制度。建立健全党组织议事规则和工作制度。各级党组织要贯彻落实好“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十六字方针。重大问题的决定要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和党委会（常委会）讨论，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对特别重大的问题，要由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甚至是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对集体的决定，任何个人无权修改。决不允许任何党员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改进党内讨论问题的表决办法。全面推行投票表决制。不仅在常委会进行投票表决，还可以在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不仅讨论干部任免实行投标表决，讨论其他重大问题也要实行投票表决。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来自基层和实践的丰富经验。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党的上级组织作出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决定，要听取下级组织的意见。

3、推进党内管理的民主化。

一是推进班子建设的民主化。各级领导班子要执行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民主集体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制度中的体现，是各级党委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可靠保证。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建立和完善有关议事原则、表决制度。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要实行个人分工负责的原则和制度。在集体作出决定后，要作好具体分工，明确任务和职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要坚持党内成员间政治平等原则。党员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是党内民主的前提。在党的委员会内部，书记和委员是平等的，不是上下级关系，而只是分工和责任不同。要注意养成书记和委员平等地参与在班子讨论的民主习惯。

二是推进干部管理的民主化。**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才、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扩大民主，落实好党员和群众的“四权”。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测验制度，推行考察预告、差额考察制度和任前公示、考察前公示制度，推进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工作。积极探索公开推荐干部的工作。通过不断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努力把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三是推进党员管理的民主化。党的由全体党员构成的，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要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让党员注意平等地参与管理党内事务，充分调动党员参与党的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4、推进党内监督的民主化。

要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监督的规范与制度，逐步实现党内监督的规范化与制度化。适应党内民主发展的监督制度已经建立的有不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使其难以操作和发挥效力。因此，尽快制定一个能统管全党，具有最高权威的、完备的党内监督条例，为党内监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奠定基础；并制定诸如党员领导干部的施政监督、用人监督、作风监督、财务监督等方面的配套法规，以确定行为规范和监督依据，使监督有章可循，具有可操作性。要疏通、拓宽党内监督渠道。让党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通过党内民主选举、民主评议制度等，保障党员民主监督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发挥党内民主制度的防范监督功能。进一步发挥党的代表大会对同级党委的监督作用。疏通党委班子的监督渠道，健全党委自我监督约束机制。拓宽党外民主监督渠道，实行党内外监督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群众监督制度和派监督机制。

三、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党内民主的实质是党员在党内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真正发挥主体作用，使党的意志充分体现广大党员的意志。要发展党内民主，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一）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

第一，党员民主权利得到保障的程度，决定着党内民主发展的程度。党员民主权利，就是党的章程和法规所确定的党员在党内事务和活动中的利益和权力。党员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决定着党员对待党内民主的态度，决定着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程度，进而决定着党内民主的进程甚至成败。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党内民主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因此，党内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党员主体权利的确立、保障和行使。只有党员民主权利得到了保障，党员的主体性才能得到体现，党内民主才能发展。

第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首先强调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就是说，坚持民主集中制，始终要以发扬民主为基础和前提，只有在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确的集中。在党内，发扬民主主要是在广大党员中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让党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才能真正贯彻执行好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三，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推进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前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党内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都要以党员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为前提。如果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选出的干部就不可能真正代表广大党员的利益，做出的决策就不可能真正符合广大党员的意愿，民主监督也必然流于形式。

（二）形势的发展和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现状，迫切要求进一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我们党一贯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党初期，我们党就对党员行使民主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十一届三中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特别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程的推进，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参与党内事务的愿望不断增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开辟和创造党内民主的新途径，实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广泛参与、有效管理和切实监督。然而，当前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现状，与这种形势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在落实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一些落后观念和习惯势力还有一定市场，阻碍着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受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官本位”、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等传统观念与习惯势力在党内仍未肃清，官僚主义、家长制、等级制、个人崇拜等不良习气仍时有表现，个人高度集权、个人说了算、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代替组织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对待党员权利、义务上，片面强调党员“应尽义务”，忽视党员“应有权利”；在党内监督上，片面强调党员是被监督的对象，忽视党员也是监督的主体，忽视党员监督党员干部的权利；在党内管理上，片面把党员作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忽视党员在党内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在党内决策上，片面强调党员无条件贯彻执行组织决定，奉行“我决定你执行”的习惯方式，忽视党员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利；党员对党务工作党内事务不知情、不了解，从而导致党员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充分体现。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甚至严重损害了党员权利的行使。

2.制度不健全、机制不完善，使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缺乏有效保障。虽然1995年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明确了党员正确行使权利的原则和保障党员行使权利的措施，但这些原则和措施还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从总体上看，对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还未完全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党员权利行使机制仍不完善，与新形势下广大党员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是党员行使权利的机制不完善，操作不规范，对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停留在原则的规定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保障机制，导致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如因党内民主渠道不够畅通，反馈不够灵敏，广大党员对实际问题的反映和对党内不良现象的批评，常常得不到足够重视。二是党内的许多制度规定有明显缺陷，党内工作制度、议事制度、表决制度还没有制度化、规范化，过去制定的一些制度与现实要求脱节。许多单位尽管制定了不少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但在实践中很难有效执行。三是配套保障制度滞后，对普通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保护措施不够，导致在实际生活中，普通党员往往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

3.部分党员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制约着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尽管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参与党内事务的愿望不断增强，但仍有不少党员习惯于领导说了算，一切由上级决定，不珍惜党章赋予自己的权利，自觉不自觉将自身权利授予少数人行使，不敢也不愿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民主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本单位领导干部滥用手中权力侵害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为也缺少举报和提出意见的勇气。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党员的素质还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文化理论水平不高，民主意识不强，缺乏党内民主的修养，行使党员权利能力不够，这都影响了党员权利的有效行使。

（三）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

1.增强党员权利意识，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建设。党员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思想条件。一是要加强党员民主权利教育，着力提高党员的素质。加强党员权利义务教育，增强全体党员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的自觉性；教育党员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努力提高党员的参与意识和依法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意识；强化党员的平等意识和民主观念，克服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作风。二是要营造党内政治生活中浓厚的民主氛围。通过开展健康的党内生活，调动党员主体的创造性与主动性，培育党员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形成积极参与党内事务，自觉尊重和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的氛围，为党内民主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三是要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建设。要使党员领导干部切实做到尊重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善于倾听来自基层的批评意见；教育党员领导干部树立容人谅人的宽广胸怀，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对待普通党员的批评意见，防止嘴上讲民主、行动上压制民主，或者搞形式主义的假民主的现象。

2.落实党员的参与权，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范围。党员的参与权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关键环节。要落实党员的参与权，首先要扩大党员的知情权。党员知情权也是党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党员行使其它各项权利的基础。扩大党员知情权的基本途径是增强党务工作的透明度。除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以外的党内活动，要尽量对党员公开。应制定有关法规，落实党务公开和党员政治参与程序。要在党务公开制度的创新上迈出新的步伐，比如党内公开监督、公开批评、公开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公开办事程序和决策程序等。要建立工作流程和结果通报制度。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要定期向党组织报告工作，让广大党员充分了解上级领导的工作，增强对党内事务的了解；要规范权力运作，增加权力运作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率。要拓宽信息通报渠道，在党务管理工作中引入现代科技新成果、新方法，提高党务工作质量和效率，增强党务工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必须建立有效机制，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范围和渠道。一是要进一步扩大普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范围。既要扩大参与人员的范围，从局限于领导干部扩大到尽可能多的普通党员；也要扩大参与内容的范围，使党员在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内参与党内选举、决策、管理、监督；还要在参与方式上扩大范围，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让党员参与党内事务。二是要建立起有效的上下沟通机制。上级党组织应充分听取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能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来，把来自群众、来自基层、来自实践的经验集中起来，集思广益，改进工作。三是要建立健全党内议事规则。建立重大问题充分论证制度，明确规定凡属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涉及党员切身利益的问题，决策前必须组织党员讨论。四是要建立保障党员表达意志的新机制。建立干部与党员协商对话的制度、维护党员合法权益的制度、协调处理利益矛盾的制度、接受普通党员批评监督的制度、与党员保持经常性多渠道密切联系的制度等等，以保证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更大范围表达自己的意愿，真正形成充满活力的党内民主氛围。

3.落实党员的选举权，使党的干部的任命充分体现广大党员的意志。党员的选举权，是党章规定的党员的一项重要权利。**同志在**报告中明确要求“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保证党员的选举权，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扩大民主，落实好党员和群众的“四权”。要认真贯彻群众公认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完善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意测验制度，推行考察预告、差额考察、考察结果通报制度和考察前公示、任前公示等制度，扩大公示的范围。推进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工作，积极探索公开推荐干部的工作。通过不断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防止个人说了算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努力把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主权权利范文篇7

一、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机关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空气愈益浓厚，民主制度日臻完善，党员的民主权利不断得到落实，党内民主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1、党员了解参与的范围不广。党员的知情权，是党员履行其他权利的基础；参与权，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手段。近年来，随着政务公开、干部任用公示、评先评优公示等举措的出台和实施，党内生活“神秘化”的色彩逐步淡化，但仍存在党员知情渠道狭窄、知情范围不广、知情内容不多、知情时效不强的问题。如，党费的收缴、管理、使用情况，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结果，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等都较少予以公开；党员对党内选举和提拔任用的候选人的了解，仅局限于简历之类的浅层次情况，而对他们的德才素质和现实表现情况知情的较少；党员的知情方式属于“被动式”，即依赖于党组织所公布的内容，一般还无法做到主动地了解、咨询和过问党内事务。同时，一些党组织把“先党内后党外”的传统给丢掉了，有的党员尖锐地指出，过去交党费还能买个“早知道”，现在成了“出口转内销”。一些党组织在发挥党员作用中“重义务轻权利”，只有在救灾抢险、义务劳动、无偿献血、捐款捐物时，才想到党员，而进行重大问题决策、制订重要制度、选拔党内干部等，却往往被当作党的领导机关或少数人的“专利”，甚至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2、党员议事决策的机会不多。讨论和决策党内事务是党员民主权利的核心内容。但长期以来，有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无视党员的这种权利，奉行“我讲你听、我说你干、我定你办”的习惯思维模式，党内重大事情不向党员通气，重大决策不找党员商量，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党员的意愿得不到应有的充分表达，使党员成为了被动接受任务的客体，损害和挫伤了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章》明确规定，党内主要工作、重大事项，一般都应该由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进行讨论，做出决议，并定期审议委员会工作，对委员会贯彻执行决议情况进行监督。但在调查中发现，党员大会多数成了基层党组织工作安排会、任务布置会、活动动员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讨论决定党内重要工作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有的党支部不能定期向党员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党员审查和监督；有的虽能定期向党员大会作工作报告,但没有组织党员进行审议和表决,甚至把党员审议工作报告异化为学习和贯彻。有的党组织在党内评先等重大事情上也不能召开党员大会进行充分酝酿讨论，而是由支委会闭门敲定，甚至是书记个人说了算；有的虽能提交大会讨论，但没有采取民主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存在“党员发言讨论是民主，书记最后拍板是集中”的走过场现象。

3、党员民主选举的权利不实。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党员根本的民主权利，民主选举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但一些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内选举工作条例中变形、走样，致使党员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流于形式，不能体现选举人的真实意愿。如，在差额选举的环节上，有意识地安排与组织意图人选综合素质相差较大的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来参与选举，使差额人选成为陪选对象；在选举党代表中，往往都是基层党组织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比例要求或组织意图，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再召开党支部大会进行举手表决通过，党员的提名权得不到充分体现。也有一些基层党组织常以各种理由来随意推延换届选举时间。调查中发现，有42.4%的支部不能按时进行换届，特别是一些企事业单位党支部长期不举行换届选举、或以任命制代替选举制，严重侵害了党员的选举权。

4、党员批评监督的措施不力。落实批评监督权是发展党内民主的中心环节，没有党员的监督权、党员的知情权、决策权、选举权也就无从保障。但从调查的情况看，机关党员的监督权因措施不力、渠道不畅等原因而得不到有效落实。一些党组织党内生活纪律不严，对党员领导干部不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现象听之任之，有51.2%党支部近两年来没有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党内民主生活会的质量普遍不高，存在批评意识薄弱化、批评过程形式化、批评内容庸俗化的问题，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基本上开展不起来，不能发挥应有的党内监督作用。党员的意见建议不受重视，谈心、接待日、征求批评意见等制度流于形式，党员的意见和建议随意对待、层层批转、不能得到及时有效传达和吸纳，批评意见和建议的处理结果更不能得到任何反馈。

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归结起来就是党员民主素质和民主权利保障机制这两大因素：

1、部分党员民主素质不高。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相当一部分党员缺乏民主意识、民主修养，及实行民主的能力。有的党员缺乏主人翁思想，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有的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生活中习惯于看职务和资历行事，有不同意见不敢、不愿发表。而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缺乏正确的认识，片面强调党员义务，忽视保障党员权利；少数党的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搞个人专断，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对开展批评和敢于监督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极大地阻碍了党内民主的进步与发展。

2、党内民主保障机制不健全。从制度本身来看，一是制度原则抽象的规定多、具体明确的规定少，实体性的规定多、程序性的规定少；正面规范行为的多，违规惩处的措施少，缺少可操作性；二是制度不够完备、没有形成体系，忽视了各项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相互配套和整体协调。从执行制度来看，一些机关基层党组织执行落实党内各项制度的自觉性不高，执行制度的主观随意性大，对普通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保护措施不到位，导致在实际生活中，党员往往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代价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对策思路

当前，如何按照**的有关要求，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党员民主素质教育，奠定思想文化基础。党员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思想条件。一要抓好民主理论教育。组织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增强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的自觉性，提高投身党内民主建设的热情。要引导广大党员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在党内生活中的影响，强化党内平等意识和民主观念，克服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作风。二要加强党内民主实践。组织广大党员积极投身党内民主生活的实践，从民主实践中学习掌握民主方法、培养民主作风，提高民主素质。三要营造党内民主氛围。要注重抓好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建设，切实做到尊重党员权利，拥有容人谅人的宽广胸怀，敢于自揭短处，勇于接受批评，善于批评别人，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为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创造条件、营造氛围。

2、增强党内事务透明度，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扩大党员知情权的基本途径是坚持党务公开，除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以外的党内活动都要向党员公开。一要恢复和坚持“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要把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通过会议、阅读文件等渠道及时传达到下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做到重要情况党内先通报，重要文件和决定党内先传达，重要问题决定前党内先讨论，重要决策的实施党内先动员，使党的决策指示在党内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和积极贯彻。二要建立党内报告制度。包括基层党的委员会向全体党员作工作报告，委员会成员个人向全体党员作工作报告，以及党组织的工作情况通报等,使党员及时了解党内事务，及时了解党内生活的重要信息，了解党内机制的运行情况，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率。三要建立一套完备的公开、公示制度。要及时总结党务公开、公示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制度规定，统一规范党内事务公开或公示的内容、范围、重点、时限、方式和工作程序，防止因无章可循，公开、公示随意性大、走过场。

3、拓宽参与党内事务范围，保障党员的参与权。落实党员参与权，必须建立有效机制，使更多的党员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党内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一要建立党员意见征集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应该把了解和反映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和要求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引导党员关心集体、考虑大事、当好参谋。通过建立党员信箱、热线电话、民主恳谈会等党内对话制度，利用党刊、板报、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开辟党员议事专栏，收集和反映党员意见、呼声和要求，建立起有效的党内反馈渠道，保证普通党员的意见、建议能够及时、畅通、真实地反映到上级党组织；对党员意见和建议办理、处理的结果，要及时通报给有关党组织和党员。二要健全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凡属党内的重大决策问题，都应力求组织党员充分讨论，充分听取各种意见，让党员畅所欲言，把各种不同方案讲出来，然后在民主的基础上加以集中，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通过决策的民主化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减少决策的失误。三要强化党内的投票表决制度。要明确划分重大问题和日常事务的界限，规定投票表决事项的范围、严格投票表决的程序、制定保障措施，做到会前告示议题，不搞临时动议；会中民主讨论、充分酝酿，避免盲目决策；最后投票进行表决，保证充分尊重民意和实行正确的集中。

4、改进党内选举制度，保障党员的选举权。保证党员的选举权，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贯彻群众公认原则，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一要改革候选人提名办法。变单纯由组织提名为由组织提名、党员推荐和党员个人自荐相结合，实现党组织意图与党员意愿的有机统一。二要拓展直选范围、扩大差额范围和差额比例。在选举过程中，要坚决杜绝为确保组织意图实现而进行人为干预和操纵选举、变相等额选举的现象。试行基层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差额直选，并不断提高党内选举的差额比例。三要建立非对抗式竞争机制。要使竞选制度成为党内选举的一种基本方法和手段，让候选人参加竞职演说，向党员或代表全面展示自己的政绩、情感、口才和身体状况，报告个人重大事项、作出廉洁承诺、回答选举人质询。四要改革选票填写方式。在选举中，可以尝试实行秘密划票，实行流动票箱、委托投票和网上投票，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主权权利范文篇8

一、增强党内事务的透明度，保障党员的知情权

党员的知情权是党员依据党章及其他党内法规所享有的了解党内生活的权利，也是维护党员各项政治权利的基础。知情是参与的基础，只有充分的知情才会有正确的参与。党员只有充分了解自己究竟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实现这些权利的途径和必要的限制，才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能营造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意见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维护党员的知情权，必须保障党员参加党内会议、阅读党内文件的权利，把党员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作为党员行使知情权的重要方式；必须加强党内立法，规范权力运作，增加权力运作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注重从制度上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把党员知情权落实到行为层面，落实到党内的政治生活之中；必须坚持党务公开，除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以外的党内活动，尽量对党员公开，逐步探索建立党内公开监督、公开批评、公开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公开办事的程序和决策程序等，探索建立工作流程和结果通报制度，让广大党员充分了解上级组织和领导的工作，增强对党内事务的了解。

二、拓宽参与党内事务的范围，维护党员的参与权

党员的参与权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关键环节。落实党员的参与权，必须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范围和渠道。进一步扩大普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范围，在参与人员上扩大范围，从局限于领导干部扩大到尽可能多的普通党员；在参与内容上扩大范围，使党员在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内参与党内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在参与方式上扩大范围，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让党员参与党内事务。建立有效的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制度和程序，健全完善党内议事规则，建立重大问题听证制度，凡属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涉及党员切身利益的问题，决策前必须组织党员讨论。建立党组织定期听取党员意见制度，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能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来，使党员能在更大范围表达自己的意愿。建立保障党员表达意志的新机制，维护党员行使建议和倡议的权利。党的各级组织要充分重视和保障党员建议和倡议权的正常行使，支持和鼓励党员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党员既要积极参与党内事务，探索和思考党的工作的成败得失，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科学的、合乎客观规律的建议和倡议，为党的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又要切实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遵守党的纪律，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杜绝一切违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言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三、改进党内选举制度，落实党员的选举权

党员的选举权，是党章赋予党员的一项重要权利。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保证党员的选举权，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贯彻群众公认原则，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落实好党员和群众的“四权”。进一步完善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意测验制度，推行考察预告、差额考察、考察结果通报制度和考察前公示、任前公示等制度，通过不断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防止个人说了算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积极探索候选人提名办法，变单纯由组织提名为组织提名、党员推荐和党员个人自荐相结合，实现党组织意图与党员意愿的有机统一。不断拓展直选范围、扩大差额范围和差额比例，坚决杜绝为确保组织意图实现而进行人为干预和操纵选举、变相等额选举的现象，试行基层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差额直选，不断提高党内选举的差额比例。探索在党内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让候选人参加竞职演说，向党员或代表全面展示自己的政绩、情商、才能和身体状况，报告个人重大事项、作出廉洁承诺、回答选举人质询，实现选举人与选举对象的面对面。

主权权利范文篇9

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我国的民主实践中，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一方面是通过实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采体现，即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由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与此同时，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方式，就是建立基层民主制度，通过民主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和途径，直接参与基层政权建设和对自己身边各种事务的管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都是以人民为主体，共同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了宪法的基本精神。二者是紧密相连、相互统一的。基层民主因其有直接性、广泛性、经常性而更具有基础意义。可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立在基层民主制度基础之上的，基层民主制度越健全、活动开展得越广泛、越深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就越深厚、越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直把扩大基层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的工程来抓，从制定法律、完善制度、扩大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邓小平同志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特别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列为改革的重要目标，指出充分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就是要在“政治上，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我国宪法及全国人大先后制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民所制工业企业法》等法律，对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企业职代会的性质、职权和组成方式作了具体规定，此外国务院和地方人大、政府还就发展基层民主制定了大量的法规和规章。这就从法律上为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由此可见，扩大基层民主，不是一般的小事，也不是阶段性的突击工作，而是事关贯彻行宪法，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大事，是一项必须持之以恒，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扩大基层民主，对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紧密相联的。扩大基层民主，对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是扩大基层民主，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基层民主的开展，使人民群众依法参与民主管理单位事务，亲身感受到自己是国家和本单位的主人，从而更加关心改革建设的全局和本单位的发展，这种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创造性，必定形成巨大力量，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城乡普遍建立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实行“两公开一参与”，使人民群众真正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更加关心和支持集体公益事业。

二是扩大基层民主，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扩大基层民主，特别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直接选举基层领导人，不仅有利于基层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观念，而且大大增强了群众对于部的信任，干部在工作上对群众负责，接受群众监督；群众对自己选出来的干部在工作上体谅支持，干群关系融洽，从而增强了基层党政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有力地推动基层各项工作的开展。营山县回龙镇六方村和南部县南隆新华村、望月村，村民直接选举出了自己信任的村干部，建立健全了各项村务公开制度，干群关系和谐，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为该县的先进典型。

三是扩大基层民主，有利于推进廉政建设。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剂。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跳出历朝历代由兴盛到衰败的“周期率”问题时，就提出了“民主”这条新路。扩大基层民主，让更多的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我们的政府监督我们的干部，就可以使我们的政府和干部少犯或不犯错误，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跑官卖官、投机钻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腐败行为就能受到有效遏制。近几年来，随着基层民主建设的不断发展，民主监督力度的加强，不少单位的问题被群众检举揭发，一批贪污腐败分子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就是有力的说明。

四是扩大基层民主，有助于化解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基层单位是我们政权组织与群众联系最为为广泛和密切的纽带。基层一些政务和公益性事业建设，通过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就能使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得到妥善处理，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从而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五是扩大基层民主，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扩大基层民主，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关心度，不少地方在群众民主的基础上，制定了“村规民约”，创造了许多开展基层民主的新形式、新经验，如南部、仪陇等县开展的“十星级文明户”、“双文明户”、“人民好公仆”、“文明小区”、“文明街道”等评选活动，都有力地推动了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

增强民主法制意识，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落到实处

近几年来，我们在扩大基层民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的来说，仍然存在宣传的深度不够，落实的力度不够，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强，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不少群众由于不懂法，不善于运用法律来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助长了一些基层干部的“侵权”行为，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激化矛盾的事件，不仅破坏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而且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对此，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坚定信心，按照宪法的要求，继续大力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民主法制建设、扩大基层民主的论述，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民主法制意识。扩大基层民主的主体在人民群众，而关键又在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干部要通过学习，正确解决好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树立公仆意识；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树立诚恳接受监督的意识；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树立法大于权的思想，在执行公务活动中，一定要依法办事，尊重民权，决不允许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要把农村村级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带动其他领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调动农民积极性，不仅要保障农民的经济权益更要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重点是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四个民主”，即：一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由村民依法按期进行直接选举，真正把群众拥护的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本事、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进领导班子。二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决策。建立民主议事制度，几是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都须提请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三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管理，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四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监督。建立健全村务和财务公开制度、民主评议村干部和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制度，接受村民监督。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城镇街道居委会自治组织建设。要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切实推进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依法选配好居委会干部；居委会在开展社区服务加强社区管理的工作中，要广泛听取居民群众的意见，发动大家动手，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

主权权利范文篇10

摘要：农民政治主体地位不可忽视，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体现在政治发展实践中，就是要从实现农民的民主权利出发，改善乡村治理，促进城乡人民的政治平等。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农民；政治主体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是对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是社会发展实践的思想指导。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精辟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这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和解决发展中的一切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本的社会，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的文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状况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人为本，就要以农民为本。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其基本经验之一就是重视农民的要求，发挥农民的作用。以农民为本，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各项措施予以实现。从政治角度，就是要维护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即从实现农民的民主权利出发，改善乡村治理，促进城乡人民的政治平等。

一、实现农民的民主权利

以农民为本，落实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首先必须从实现农民的民主权利出发。如果农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实现，农村的民主制度、民主机制都成了摆设，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就成了一句空话。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农民拥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加上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在2009年全国20省市农村社会调查中，当我们问及“村民代表会是否发挥作用”时，只有29.8％的被调查者认为“发挥很大作用”，而其他被调查者则认为“没有作用”或“有一点作用”；当问及“民主选举是否有作用”时，只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重要作用”，其他被调查者则认为“根本没有作用”或“有一点作用”：当问及“谁在管村里的事”时，只有8.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农民自主管理”，其他的被调查者则认为“是政府在管”或者“村干部在管”；当问及“你村务公开情况怎么样”时，只有33，2％的被调查者认为“按时向全体村民公开”，其他被调查者则认为“不公开”或者“政府检查时才公开”。农民的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基层行政权力的扩张，重点体现为对农民自治权利的干涉。在压力型政治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管理农村各种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承载着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村级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一些地方的乡镇行政组织担心失去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不愿退出应当属于自治权力的空间，基层政府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处于强势，农民的民主自治权力往往被无法实现，法定的“指导型”乡村关系无法实现，乡村之间的“领导型”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变。在村民自治实践中，一些地方的乡镇行政权力插手村民委员会选举，在干预不成功时就采用宣布停职、降职、改任他职、精简或免职等手段撤换村委会成员。在个别地方，行政权力对农民民主权利的侵犯，已经引发了农民的抗争和维权活动。

二是有些乡镇政府推进村民自治深入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乡村民主化的过程，是对乡镇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对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乡镇政府官员还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代价，加之经济发展的压力，民主很难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乡镇政府官员的态度对农民民主权利的落实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亨廷顿看来，动员参与只有当政治精英们竭力推动民众参与政治时才会出现，而自动参与也只有在政治精英们鼓励、允许、无力或不愿压制时，才会以不太大的代价出现。在有些地方，乡镇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宣传、组织、引导和监督作用，致使村民自治举步维艰。

三是农民自身的政治素质无法适应民主权利实现的要求。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唤醒了农民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放意识，为农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一些农民积极投身到农村民主化进程中，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民主权利、捍卫民主权利。但是，长时期的封建专制文化历史在农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很多农民对自身的民主权利还缺乏足够的认知，不懂得民主权利实现的方式和渠道，当民主权利受到侵犯时，没有能力或没有勇气伸张自己的权利。

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影响农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民主权利的实现仍然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当人们整日为生活奔波时，就不会有精力和时间考虑自己的民主权利问题。我国大部分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联合调查编著的《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4761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661元。大部分农民每日为养家糊口而忙碌，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受到影响。有的地方，已经发生了以很低价格出卖选票的现象，有的地方村民委员会通过发放误工补贴提高参选率。在调查中我们看到，3元一袋的洗衣粉在某村选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农民投票是为了领取洗衣粉。

农民民主权利的实现需要多种条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事业。要充分发挥政治精英的作用，监督政治精英的行为，在农村民主政治实践中提高农民的政治认知，锻炼农民的政治能力，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的良性互动。

二、改善乡村治理方式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乡村政治显现新格局，乡村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乡镇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在乡村共同运用权威维护乡村秩序。实现农民利益。乡村治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增进农民的共同利益，乡村治理体现在政治结构上就是乡政村治，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和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相结合，表现在政治理念上是合作、民主、参与。所以，乡村治理不再主张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唯一来源，而农民同样可以分享公共权力，这不仅是对农民的主体地位的肯定，而且是乡村民主实现的过程。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条件下，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农民对公共权力的分享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历程。任何政治权力都有扩张性，乡镇行政权力不会放弃传统的权力空间，要形成乡村治理的局面，需要逐步形成农村公民社会。这其中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快农民组织的发育。分散的个体状态下的农民在与高度组织化的行政权力博弈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农民要提高政治影响力，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合法利益就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对于因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下，致使农民处于政治上被动地位的历史性经验，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就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程同顺等：《农民组织与政治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包制度下的农户为了获得社会化服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必须组织起来。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是让农民通过群众性自治组织起来。但村委会由于地域性特点，不可能实现农民跨区域的联合，而且村委会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难以落实自治的精神，无法成为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组织载体。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足，有些农民采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进行利益表达，如在一些大城市的偏远村落，已经出现了上访村，形成了一批“上访族”。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因此，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非常有必要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使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组织起来，而且能建立农民的政治组织，反映农民的呼声，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培育农村公民文化。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优劣与公民的优劣有密切的关系，而优秀的公民必须具有优秀的公民品德。对于一个政治体系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软件，而政治体制则是政治体系的硬件，二者必须相匹配，政治体系才能运转良好。受传统依附文化的影响，中国农民的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参与能力欠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政治知识普遍缺乏，对农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和法律程序了解不多，政治责任意识和政治功效意识没有完全形成，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还停留在动员性参与为主的阶段。同时，农民不懂得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对政治参与渠道了解不多，有的农民采用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却不自知。所以，要注重农民政治参与精神的培养，在政治参与实践中锻炼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让农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政治实践中增长政治才干，唤起政治参与意识，培养政治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