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观范文10篇

主权观范文篇1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主权/正义

【正文】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成为摆在主权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理论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一看似存在悖论关系问题的学者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才能给主权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主权作为一种观念是在让·博丹《六国论》中首次出现的。此后，洛克、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又将主权的观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种主权理论如“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这里的“议会主权”、“人民主权”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19世纪下半期至今，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主张限制或否定国家主权。由于这是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需要进行侵略扩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十分落后，国力薄弱，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权的理论。从赞同国家主权到限制以致否认国家主权的转变，说明了资产阶级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作为标准的。赞同主权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主张限制或否定主权是便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的需要。可见，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理论的流变完全是以本阶级利益需要为标准的。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主权理论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主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两种根本属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解释过主权的含义，但是运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现主权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和阶级的观念及意识是隐藏在其著作中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历史性。主权的历史性表现为：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而灭亡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是民族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可见，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决定了国家主权也必然是历史的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1］，所以作为国家根本属性的主权必然也具有阶级性。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议会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克思提倡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种主权观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最革命性、科学性，因而是正义的。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权学说。列宁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证明了列宁的想法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权国家的运动蓬勃开展。在中国，在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亚、非、拉的反帝、反殖的独立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它们虽然没有都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但是毕竟建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这也是历史的进步，是正义的。自从苏东巨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遇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力量被削弱，与其他后发主权国家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故此我们把当今世界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主权国家阵营对立并存的格局。

由主权观的演变及其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主权观是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为指导，研究和分析当代国家主权的新问题。而在全球化时代，阶级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因此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国家主权仍然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武器，但是要把握好主权正义的尺度并不是很容易的。

二、全球化时代主权正义的标准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重要地位被凸现出来。但是，国家主权存在的内在目的是国家利益，它是主权国家政治行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如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所说，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机，他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可见，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最终目的。但是，每个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正义的标准是：有利于维护主权国家的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利益。据此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主权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到处侵略扩张且气焰嚣张，并且美其名曰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其历史正义性；而作为国家利益根本保障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虽然其在运作过程中有时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误，但其本质上是正义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主权正义行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合理地运用主权来发展自己。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快更高质量地发展。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国家主权作出适当的妥协是正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极参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推行的全球化，其根本原因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虽然全球化会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作出某些主权方面的让步。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先进技术和更多资金。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往往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资金也以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给其带来巨额发展基金。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了发展自身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政治管理模式比较完善，很多公共管理经验都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中国政府目前推行公务员制度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高效的文官制度。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艺术。因特网、跨国公司、快餐式饮食和流行服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观念。可见，全球化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有时是需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上作出妥协的。因此，主权正义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发展中国家让渡国家主权要有利于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为标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国家主权是非正义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开放程度，使主权让渡过度，也会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这就是主权行为呈现出的某种非正义倾向。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好主权让渡的分寸，使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首先，在经济上由于主权的过度让渡使发展中国家遭受经济掠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是发展中国家不适当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主权放弃过多，给国际投机基金造成有机可乘造成的后果。其次，在政治上由于主权的非正义性使发展中国家遭受西方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操纵和控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援助和贷款时，往往有附加的政治条件，如：所谓“人权”条款、“民主政治”等，迫使发展中国家过分地让渡政治主权，以致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第三，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也遭受西方的奴役。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发展中国家，如通过国际互联网、进口商品和各种传媒等。使发展中国家民族特质文化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同质化。这都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过分让渡有关，使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非正义性。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权带来了“灾难”，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化的境遇之中，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球化企图消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企图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屈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外交，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其次，全球化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在全球化的驱使下，只有盲目地开放国门，没有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导致财富外流、失业率增高，经济危机加剧。第三，全球化严重侵蚀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丧失了个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进攻下，有被抛弃的危险。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化凸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性，加速了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灭亡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全球化欺骗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使其状况在不断地相对恶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一直被排斥在控制国家主权的“主人”范围之外，而全球化只不过使工人阶级的这种“非人”境遇更加恶化了。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跨国垄断资本“主权者”的地位进一步动摇了。首先，在经济上，西方“福利主权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因为资本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率逐步升高的处境不断恶化，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每个国家的工人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美国这个“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噩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3］（P.161）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只是使贫富分化更大，工人阶级处境虽然比以往有所改善，但实际上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其次，在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处于恶劣状况之中。政治实际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工人阶级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选举权。正如爱德华·S·赫尔曼所言，“商界还发动强大的攻势通过夺取或限制政府为普通公民服务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因此政党在选举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商界的金钱。”［4］（P.58）所以，政治也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总之，发达主权国家推行的全球化是非正义的：其一具有同一性，有消解发展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趋势；其二具有欺骗性，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处境。

三、全球化时代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

对于全球化增加发达国家主权非正义的行为，首先应当通过发达国家内部工人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加以抵制。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应鼓励各种进步思潮和运动，迫使跨国垄断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给以充分的重视。其次，对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共同让渡一部分主权的形式，组成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正义联盟的形式，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抵制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径。通过这样的合作与斗争，必然使全球化的危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实现无产阶级掌握世界各国主权，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

一方面，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警惕全球化，不要为资产阶级“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虚假的阴谋所欺骗，要敢于为争取先进阶级利益而斗争，也要遏止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途径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起来，对发展中主权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压迫。因此，对于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行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斗争，推翻主权者的非正义统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所代替。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美国、日本、西欧，现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无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毁灭的根源。它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运转着，而且往往也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诱因。这种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结果是：我们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5］。由于全球化所倡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所以它注定要灭亡的。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学说，主动向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腐朽和虚假的观念体系——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起进攻，为早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主权者”而斗争。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要利用自己主权力量维护其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开放，才能寻求发展的出路。但是，在对外交往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让渡部分主权，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必须以不损坏本国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因此，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是：其一，要联合起来，抵制跨国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不义行为。由于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因此对付西方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必须联合起来。其二，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可以适当妥协的。但主要是国家的主权和主权衍生物，可以适当地让渡，而作为核心主权部分是不能退让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但是绝不能被全球化所控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仍具有生命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连资产阶级的学者R·L·海尔布隆纳都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思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仍需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权正义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治理全球化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的民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发展中主权国家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与本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发展特色的“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给全体人民以共同的、坚定的信念，以此击破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主权企图统治剥削的阴谋，实现政治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丰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科学的国家主权正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作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有其科学性的：它是历史规律的总结，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民族化的意义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邓小平主权观“可能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2］（P.135）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其次，在政治上，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特别要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选择。许多发展中主权国家是二战后才独立的，底子薄、比较落后是其特点，所以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P.348）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独立自主，不要畏惧西方发达国家，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保持自己的国格。但是，对于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且需要主权暂时妥协或让渡一部分主权衍生物时，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辩证对待的，主权可以暂时退让。第三，在经济上，既要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善于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而不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的产地和商品的倾销地，要寻求民族经济振兴的捷径。正如总书记在1998年8月28日在我国外交部第9次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第四，在文化主权方面，既要坚持文化主权，又要使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观念、公平思想与效率意识，也要坚决拒绝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应坚持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要谨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念。要坚持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光荣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需要大力提倡。

总之，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国家主权的正义性，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主权正义理论充满生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邓小平国家主权理论——“一国两制”就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与中国国家主权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效地指导了主权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的正义主权国家——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东方，它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我们讲抵制全球化，并不是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要正确面对全球化，要树立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不要堕入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的陷阱。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第21卷［C］．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汉斯·彼德·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主权观范文篇2

关键词：国家主权、主权限制、身份、契约

一、主权是国家的身份

主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因为它隐含着可被强制执行的规则；主权是一个复合型的法律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法律规则：在一国之内，主权超越任何其他社会成员的意志；在国际社会，各国地位平等。

主权既是一个国内法上的概念，又是一个国际法上的概念，但相比之下，人们通常是在国际社会的范围之内，从国际法角度来讨论国家主权问题；在国内法上，主权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概念。然而，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主权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内容，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身份。

权力与身份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权力通常是指某主体从事某项可以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的能力；[1]而身份则是指某一个体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法律关系。[2]我们在谈论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通常并不是国家的某项行为是否会产生法律效力，我们关注或强调的是国家与其他国内社会成员或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关注的其实是国家的身份。[3]

国家在国内社会中的身份与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是有区别的两个问题。当我们在国内社会的框架下谈论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意欲强调的是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成员的意志会高于国家的意志，任何其他实体的权力或权利都在国家的主权之下。因此，国家主权的概念这时所表达的含义其实是代表国家的那一部分人或机构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当我们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下来谈论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意欲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置于其他国家之上。这时，国家主权所表达的含义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至于是哪些人或机构代表一个国家则在所不问。

国家主权的概念是后来所创设的，但国家的身份则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由于主权的概念比较好地概括了国家在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身份，因此，虽然也产生出“国家身份权”及“国家人格权”等概念，但却并未得已流行。

国家的身份应该是首先产自于国内社会。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结果。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的地位，创设出军队、监狱、法庭等国家机器。虽然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意志表述为国家的意志，并将其解释为全社会的意志，但“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4]这种与人民大众相分离并且必须由人民大众予以服从的“公共权力”即是主权，也就是人们现今所说的“对内主权”。

关于国家主权的产生依据，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之外，其他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也对主权的产生依据作出了解释。布丹被公认为近代主权理论的创设者，他认为主权是从人民中分离出来，并超越人民。[5]洛克是议会主权理论的倡导人，他把一个国家中的议会作为国家主权的承担者。洛克认为议会主权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的战争，便订立社会契约，把在自然状态中由个人行使的权利交给一个社会性权威机构去行使，这个机构就是一个立法机构。[6]卢梭也认为国家是契约的结果，但他认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主权在民”成为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载入了许多国家的宪法。

无论是议会主权、人民主权还是在此之前的君王主权理论，都不能掩盖一种事实，即主权的承担者或行使者与他人是分开的。分开的主体而又存在着某种约束关系，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以契约理论对此加以说明。如果说契约理论不能科学地解释国家权力最初与人民大众相分离这一过程，那么，它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代民主社会中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政府（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与人民的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政府必须在人民授权的范围内行事；对政府在人民授权范围内所的指令，人民必须服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国内社会，主权是产自于契约的特定机构的身份

当国家间的交往尚属偶然的情况下，不会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国家主权的概念；当国家之间的弱肉强食不仅是一种实践，而且还被某些理论所承认的时候，[7]也不会产生国家主权的概念。国家主权的呼声一定是首先出自于相对弱小的国家；而国家主权的概念能够被普遍接受，一定是国家间的交往已成为日常现象，个别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任意行事不仅不被其他国家所接受，也无法为这些个别国家带来长远的利益。事实也正是如此。被称作国际法之父的荷兰学者格老秀斯是最早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论述国家主权的。他之所以更强调“对外主权”，显然是为了反对西班牙对荷兰的侵略，争取荷兰在国际上的独立身份。他还一再劝告世人，即使是最强有力的民族，也只是在一个法律社会中才感到安全。如果谁为了暂时的利益而违反法律，谁就是自我毁坏了自己未来的太平城堡。[8]另一位著名的早期国际法学者也是以国家主权来阐释国家的平等地位的，他说：“侏儒和巨人都是人，小小的共和国和最强大的王国同样是主权国家。”[9]各国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中的基本原则在当代国际法律文件中也一再得到重申。联合国大会1970年10月24日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规定：“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为国际社会之平等会员国。主权平等尤其包括下列要素：（a）各国法律地位平等；（b）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c）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d）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e）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f）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10]显然，该宣言对国家主权原则的阐述也着眼于国家的地位或身份的平等，也是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申明了国家主权的含义。

国家因主权而地位平等，主权的概念确立了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身份。“各个国家按照它们的性质在权力、领土等方面肯定不是平等的。但是，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它们在原则上是平等的，尽管它们可以有任何差异。这是它们在国际范围内的主权的结果。”[11]

如果说在国内社会中主权代表者的身份是通过契约确定的还值得商榷的话，那么，认为国际社会中各国的平等身份是通过国家间的契约确定的当不会受到太多的质疑。确立主权国家地位平等的规则是国际法规则。国际法规则的创设无非是两种方式：国际条约的制订与国际习惯的生成。国际条约是国家间明示的契约；国际习惯是国家间默示的契约。如果我们把主权平等看作是一项国际法强行规则的话，那么它也将约束那些反对这一规则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认为这一规则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集体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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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行为受到限制并不一定是主权受到限制

在国内社会，主权是最高的权力，因而可以说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而在国际社会，主权仅表明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身份，因此，主权这一概念即已表明它所受到的限制，即：一国的权力不能超越其他国家之上。这种限制可称之为“主权扩张限制”。

但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权限制”还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限制，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是一国主权是否可在原有范围内受到挤压（可称之为“主权不足限制”）以及如何对此加以解释。

在实践中，国家受到限制或约束的情形是很多的，从某种贸易管理措施被要求取消，到政府大选接受国际组织监督，以至领土被他国占领。上述现象有时被不加区分地一概视作“主权限制”，这其实并非准确。国家受到限制不等于主权受到限制。

我们可以把国家受到的限制分为自愿限制和非自愿限制。自愿的限制通常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而并不违背国际法规则，非自愿的限制的合法性则需要具体考察分析。

国家可以通过国内立法等单方行为和与其他国家订立条约等双方或多方行为，自愿地限制自己的行为界限。例如，一国可以单方面地放弃本国军队的组建，一国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而放弃本国的货币发行权。当国家自愿作出上述选择时，不应将这种选择视为“主权限制”，恰恰相反，这正是自主行使主权的表现。

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国家行为受到某种限制并不是自愿接受的，而是外来的、强迫性的，例如，其他国家对某一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国家实行禁运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封锁，一国不经另一国同意而对其领土实施占领。由于这种限制违背了受限制国家的意志，剥夺或部分地剥夺了该国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成员的平等身份，因而应视为是对国家主权的限制。非自愿的主权限制应有合法与违法之分。简单说来，被国际法所承认的对他国主权的非自愿限制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第一，被限制主权的国家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例如，对他国进行侵略，从事或纵容国际恐怖行动；第二，实施限制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限制行为遵循了正当的程序，例如，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行事，或者在遭受他国侵略时予以反击；第三，所实施的限制与被限制主权的国家所从事的不法行为相称，即：实施限制不应超过纠正不法行为和恢复正常状态所需的程度。如果一项外来的主权限制不具备上述条件，则应认定其为危害他国主权的违法行为。

三、全球化使国家置身于更多的契约约束而并未减损国家的身份

全球化都在哪些方面对国家带来了影响呢？人们可以列举出很多，例如：全球化使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国际组织从国家手中拿走了许多权力；跨国公司在迫使国家让步；个人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从而可以对抗国家；环境等跨国问题需要国家间日趋紧密的合作等等。上述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在于：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下，单个的国家已经不能独立地作出决策，而在几十年之前，没有人会怀疑国家有这种独立决策的能力。于是，人们开始以“主权萎缩”、“主权让步”、“主权消亡”等言语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事实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觉得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于是，我们不得不怀疑学者们的阐释是否正确。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和个人是否已开始动摇国家的主权者身份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日益突破国界的限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跨国公司发展到今天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据统计，目前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已占西方发达国家总产值的40%，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约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跨国公司还控制着75%的技术转让、8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全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而不是国家。[12]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海外利益，往往会借助本国政府的力量向其他国家施加某种压力，要求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更为宽松的管理。个人也开始在国际社会寻求空间，这主要表现为人权的国际保护机制已开始形成。国际法不仅要关注国家的权利义务及其公正程度，而且还要关注个人的权利义务及其公正程度。“在世界范围内提倡人权保护，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提高公民个人利用国际人权法来对抗国家和政府的能力。”[13]

但无论是国家对公司管制的放松还是对个人权利保护的增强，都不能认为是国家主权的地位的削弱。从国家与公司间的关系来看，任何一家公司都必须依据一国法律设立，取得某一国家的国籍，从而置身于某一国家的管辖之下。虽然国家对公司的管制（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有放松的趋势，但国家与公司的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关税、简化许可程序、提供财政支持等方式来鼓励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获取更多的利润，但与此同时，当公司的行为可能破坏环境、限制市场竞争、违背本国的外交政策或不利于本国的国家安全时，国家对公司的强制将是毫不留情的。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来看，已有相当数量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存在，但个人的法律地位首先还是由一国的国内法所确定的。依照地域来对居民进行管辖是国家同其他社会组织相区别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国际人权公约对国家所确定的义务的模糊以及国家在开放人员的国际流动方面的谨慎，就可以看出，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不会允许个人在国际社会取得足以挑战国家的地位。因此，国家对公司管制的放松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的增强只不过是国家在新的形势下对自己行使权力的方式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既可以通过单方面的国内立法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对外缔结国际条约或参加国际组织的方式进行。[14]

（二）国际条约是否在限制国家主权

全球化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国际条约的迅速增多和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展。从1920年1月10日到1945年10月1日国际联盟实施条约登记和公布制度的25年中，在国际联盟登记的条约数目为4834项；而根据联合国2002年5月在其Internet网页上公布的资料，截止到1998年4月，经联合国登记并公布的条约已超过1900卷，计40000余项，而且，新汇集的条约仍以每年100余卷的数量增长。二战结束以来所缔结的国际条约已深入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在政治到经济，从外交到军事，从人权保护到环境保护，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都存在着条约所确立的规范。

国际条约的大量产生及其覆盖领域的扩大使得国家不能再像先前一样独立地进行决策，因为它必须考虑已经通过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但能否就此认为国际条约在限制或剥夺国家主权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首先，如前所述，对外订立条约是国家主权的一项具体内容。正因为主权使得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国家才拥有对外订立条约的资格。前常设国际法院于1923年即曾声明：“法院拒绝承认，国家在缔结任何承允采取或不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条

约时是放弃了它的主权……。参加国际协定的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属性。”[15]

其次，条约对国家的约束是国家之间的彼此约束，而不是其他实体对国家所施加的约束。通过缔结条约，国家虽然承受某种新的约束，但同时也获得它先前不曾获得的利益。

再次，条约对国家的约束并非是绝对的，且不说每个条约都可能包含例外条款、免责条款，即使是那些条约所要求的必须履行的义务，也并没有一种外来的力量可强制国家实际地履行这一义务。国家可以选择是实际地履行某一条约义务，还是不履行义务而接受他国的报复或对其他国家提供补偿。

最后，国家既然可以缔结和加入条约，也就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退出条约。当国家认为它参加条约所获得的利益小于它基于条约所付出的代价的话，它自可以依照条约所设定的程序退出该条约。

（三）国际组织是否在弱化国家主权

二战之后的一个新的国际现象就是国际组织的增多及其作用的增大。世界上已存在着数以千计的国际组织，大概每个国家都具有某一国际组织成员的身份。无庸质疑，政府间国际组织对成员国的影响通常甚于国际条约对缔约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似乎已被有意或无意地夸大。例如，有人把国家主权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比作一张带有大小不同洞孔的白纸，其中纸好比国家主权，原本是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洞孔则如同被各种全球的和区域的国际组织所侵吞的主权成分。[16]其实，这种看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首先，尽管政府间国际组织通常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这种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成员国政府通过条约方式予以设定的，因此，国际组织尽管在主体资格方面可以同成员国的资格相分离，但它毕竟是成员国的合意的产物，成员国不会因为创设了国际组织的人格而使其自身的人格受到损伤。

其次，成员国让渡给国际组织的只能是主权者的某些权力或权利，而不是主权本身。[17]如前所述，国家主权其实指的是国家的身份、国家的人格；只要国家正常存在，主权就不容许有任何减损。但主权者的权力或权利，或者说主权性权力或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许多国际条约对主权（sovereignty）和主权权利（sovereignright）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正说明主权这一概念虽然在汉语中隐含着“权力”或“权利”的概念，但它有别与法律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利”。

再次，即使是欧盟这种高度发达的国际组织，也没有产生销蚀成员国主权的后果。虽然欧盟的成员国已经将货币发行权这种最能体现国家主权的权力都交给了欧盟组织，但也只能将此理解为成员国选择了别样的行使货币发行权的方式。不是每个欧盟成员都必须选择欧元，而且，即使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成员国仍有退出的权利。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国际组织，既然有加入和退出的自由，就不能说是对主权的限制。[18]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国际组织不仅会影响成员国的行为，也会影响非成员国的行为，例如，1991年底，欧共体部长理事会要求凡是想获得承认的前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向欧共体提出附有宪法副本和有关承诺的申请，由后者进行评估，而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等均按时提交了申请；再如，1999年初，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并对南联盟进行包括海上石油封锁在内的各种经济制裁。如果说前一种情形可以解释为前南斯拉夫共和国自愿接受欧共体的限制或影响，从而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后一种情形则完全是一个国际组织对一个非成员国家的主权的违法践踏

（四）其他国际问题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许多人还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金融危机的预防以及危险性技术的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论证国家主权所受到的限制或侵蚀。的确，国家在上述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已变得日趋频繁和普遍，在这种合作中，国家之间的约束也会日益加深，但是，只要这种合作是国家自愿参与的而不是外来强制的结果，那么就很难将其看作是主权的弱化，或主权被侵蚀。因为这种自愿的合作或者是通过条约进行的，或者是通过国际组织进行的，而国家通过缔结国际条约或参加国际组织的方式行使某种权力正是主权的表现。[19]

结语：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联系日益频繁紧密，而频繁和紧密的联系需要有明确的规则，[20]于是，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便承担起确立规则的任务。当人们发现国家日益受到条约和组织的制约时，便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主权弱化”、“主权销蚀”和“主权让渡等。但事实上，由于主权其实是国家的身份，而不是某中特定的权力，因此，主权是无法”让渡“的，可以让渡的只能是主权权利或主权者的权利；主权也并没有被”弱化“或”消逝“，实际发生的只是主权行使方式的改变。因此可以说，在全球化趋势下的今天，国家只是承受着更多的契约义务的约束，而其主权者的身份并没有出现任何改变。

注释：

1.依据TheOxfordCompaniontoLaw的解释，权力（power）是“thelegalconceptofentitlementtodosomethingoflegalforceandeffect”，见TheOxfordCompaniontoLaw，byDavidM.Walker，ClarendonPress，Oxford，1980，pp973.

2.依据Black‘sLawDictionary的解释，身份（status）是“thelegalrelationofindividualtorestofthecommunity”，见Black’sLawDictionary，byHenryCampbellBlack，fifthedition，WestPublishingCo.，1979，pp1264.

3.已有学者指出：主权的概念一直被用来标明国家的总体功能。见：IngridDetter，TheInternationalLegalOrder，DartmouthPublishingCompanyLimited，1998.4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14页。

5.见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东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页。

6.见程虎：《国家主权及其当代命运——一种全球化的分析范式》，载于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18页。

7.例如，某些西方学者曾在国界的确定方面提出过“自然国界说”，认为各国应该以自然赋予它们的天然屏障，诸如高山、大河、海洋作为国界。没有这种天然屏障的国家有权寻求和取

得这种天然屏障作为自己的国界。这种学说显然在为强国的地理扩张提供理论依据。见高树异、吴琦、李春福：《国际法讲义》（上册），1981年2月，第188-189页。

8.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140页。

9.转引自赵建文：《关于国家主权的性质和地位的理论演进》，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113页。

10.依据《联合国章程》，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而言，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联大决议可以表述出国际习惯法规则。这一段规定的英文表述为：“Allstatesenjoysovereignequality.Theyhaveequalrightsanddutiesandareequalmembersof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notwithstandingdifferencesofaneconomic，social，politicalorothernature.Inparticular，sovereignequalityincludesthefollowingelements：（a）Statesarejuridicallyequal；（b）Eachstateenjoystherightsinherentinfullsovereignty；（c）Eachstatehasthedutytorespectthepersonalityofotherstates；（d）Theterritorialintegrityandpoliticalindependenceofthestateareinviolable；（e）Eachstatehastherightfreelytochooseanddevelopitspolitical，socialeconomicandculturalsystems；（f）Eachstatehasthedutytocomplyfullyandingoodfaithwithitsinternationalobligationsandtoliveinpeacewithotherstates.”

11.[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27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12.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载于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第35页。

13.莫纪宏：《论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宪法的关系》，CASS-KAS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学术讨论会（1999年，上海）会议论文。

14.非政府组织也在某些领域对国家行为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参见：EdithBrownWeiss，TheNew

InternationalLegalSystem，InNandasiriJasentuliyana，Edited，PerspectivesonInternationalLaw，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5，67-69.）但从与国家的关系上看，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与公司和个人的地位大致相同。

15.转引自[英]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暄等译，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6.转引自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第114页。

17.有学者指出：国家可以向国际组织让渡某些主权功能（sovereignfunctions），但这绝不意味着主权的任何部分的永久出让。见：IngridDetter，TheInternationalLegalOrder，DartmouthPublishingCompanyLimited，1998.484.

18.[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朱奇武等译，1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主权观范文篇3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1X（2001）03—0010—04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成为摆在主权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理论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一看似存在悖论关系问题的学者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才能给主权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主权作为一种观念是在让·博丹《六国论》中首次出现的。此后，洛克、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又将主权的观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种主权理论如“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这里的“议会主权”、“人民主权”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19世纪下半期至今，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主张限制或否定国家主权。由于这是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需要进行侵略扩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十分落后，国力薄弱，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权的理论。从赞同国家主权到限制以致否认国家主权的转变，说明了资产阶级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作为标准的。赞同主权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主张限制或否定主权是便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的需要。可见，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理论的流变完全是以本阶级利益需要为标准的。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主权理论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主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两种根本属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解释过主权的含义，但是运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现主权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和阶级的观念及意识是隐藏在其著作中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历史性。主权的历史性表现为：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而灭亡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是民族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可见，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决定了国家主权也必然是历史的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1］，所以作为国家根本属性的主权必然也具有阶级性。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议会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克思提倡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种主权观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最革命性、科学性，因而是正义的。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权学说。列宁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证明了列宁的想法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权国家的运动蓬勃开展。在中国，在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亚、非、拉的反帝、反殖的独立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它们虽然没有都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但是毕竟建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这也是历史的进步，是正义的。自从苏东巨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遇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力量被削弱，与其他后发主权国家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故此我们把当今世界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主权国家阵营对立并存的格局。

由主权观的演变及其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主权观是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为指导，研究和分析当代国家主权的新问题。而在全球化时代，阶级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因此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国家主权仍然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武器，但是要把握好主权正义的尺度并不是很容易的。

二、全球化时代主权正义的标准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重要地位被凸现出来。但是，国家主权存在的内在目的是国家利益，它是主权国家政治行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如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所说，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机，他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可见，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最终目的。但是，每个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正义的标准是：有利于维护主权国家的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利益。据此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主权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到处侵略扩张且气焰嚣张，并且美其名曰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其历史正义性；而作为国家利益根本保障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虽然其在运作过程中有时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误，但其本质上是正义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主权正义行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合理地运用主权来发展自己。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快更高质量地发展。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国家主权作出适当的妥协是正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极参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推行的全球化，其根本原因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虽然全球化会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作出某些主权方面的让步。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先进技术和更多资金。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往往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资金也以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给其带来巨额发展基金。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了发展自身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政治管理模式比较完善，很多公共管理经验都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中国政府目前推行公务员制度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高效的文官制度。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艺术。因特网、跨国公司、快餐式饮食和流行服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观念。可见，全球化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有时是需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上作出妥协的。因此，主权正义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发展中国家让渡国家主权要有利于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为标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国家主权是非正义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开放程度，使主权让渡过度，也会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这就是主权行为呈现出的某种非正义倾向。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好主权让渡的分寸，使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首先，在经济上由于主权的过度让渡使发展中国家遭受经济掠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是发展中国家不适当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主权放弃过多，给国际投机基金造成有机可乘造成的后果。其次，在政治上由于主权的非正义性使发展中国家遭受西方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操纵和控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援助和贷款时，往往有附加的政治条件，如：所谓“人权”条款、“民主政治”等，迫使发展中国家过分地让渡政治主权，以致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第三，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也遭受西方的奴役。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发展中国家，如通过国际互联网、进口商品和各种传媒等。使发展中国家民族特质文化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同质化。这都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过分让渡有关，使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非正义性。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权带来了“灾难”，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化的境遇之中，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球化企图消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企图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屈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外交，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其次，全球化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在全球化的驱使下，只有盲目地开放国门，没有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导致财富外流、失业率增高，经济危机加剧。第三，全球化严重侵蚀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丧失了个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进攻下，有被抛弃的危险。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化凸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性，加速了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灭亡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全球化欺骗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使其状况在不断地相对恶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一直被排斥在控制国家主权的“主人”范围之外，而全球化只不过使工人阶级的这种“非人”境遇更加恶化了。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跨国垄断资本“主权者”的地位进一步动摇了。首先，在经济上，西方“福利主权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因为资本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率逐步升高的处境不断恶化，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每个国家的工人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美国这个“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噩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3］（P.161）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只是使贫富分化更大，工人阶级处境虽然比以往有所改善，但实际上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其次，在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处于恶劣状况之中。政治实际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工人阶级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选举权。正如爱德华·S·赫尔曼所言，“商界还发动强大的攻势通过夺取或限制政府为普通公民服务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因此政党在选举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商界的金钱。”［4］（P.58）所以，政治也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总之，发达主权国家推行的全球化是非正义的：其一具有同一性，有消解发展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趋势；其二具有欺骗性，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处境。

三、全球化时代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

对于全球化增加发达国家主权非正义的行为，首先应当通过发达国家内部工人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加以抵制。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应鼓励各种进步思潮和运动，迫使跨国垄断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给以充分的重视。其次，对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共同让渡一部分主权的形式，组成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正义联盟的形式，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抵制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径。通过这样的合作与斗争，必然使全球化的危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实现无产阶级掌握世界各国主权，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

一方面，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警惕全球化，不要为资产阶级“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虚假的阴谋所欺骗，要敢于为争取先进阶级利益而斗争，也要遏止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途径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起来，对发展中主权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压迫。因此，对于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行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斗争，推翻主权者的非正义统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所代替。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美国、日本、西欧，现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无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毁灭的根源。它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运转着，而且往往也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诱因。这种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结果是：我们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5］。由于全球化所倡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所以它注定要灭亡的。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学说，主动向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腐朽和虚假的观念体系——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起进攻，为早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主权者”而斗争。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要利用自己主权力量维护其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开放，才能寻求发展的出路。但是，在对外交往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让渡部分主权，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必须以不损坏本国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因此，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是：其一，要联合起来，抵制跨国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不义行为。由于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因此对付西方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必须联合起来。其二，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可以适当妥协的。但主要是国家的主权和主权衍生物，可以适当地让渡，而作为核心主权部分是不能退让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但是绝不能被全球化所控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仍具有生命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连资产阶级的学者R·L·海尔布隆纳都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思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仍需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权正义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治理全球化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的民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发展中主权国家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与本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发展特色的“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给全体人民以共同的、坚定的信念，以此击破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主权企图统治剥削的阴谋，实现政治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丰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科学的国家主权正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作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有其科学性的：它是历史规律的总结，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民族化的意义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邓小平主权观“可能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2］（P.135）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其次，在政治上，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特别要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选择。许多发展中主权国家是二战后才独立的，底子薄、比较落后是其特点，所以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P.348）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独立自主，不要畏惧西方发达国家，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保持自己的国格。但是，对于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且需要主权暂时妥协或让渡一部分主权衍生物时，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辩证对待的，主权可以暂时退让。第三，在经济上，既要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善于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而不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的产地和商品的倾销地，要寻求民族经济振兴的捷径。正如总书记在1998年8月28日在我国外交部第9次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第四，在文化主权方面，既要坚持文化主权，又要使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观念、公平思想与效率意识，也要坚决拒绝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应坚持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要谨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念。要坚持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光荣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需要大力提倡。总之，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国家主权的正义性，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主权正义理论充满生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邓小平国家主权理论——“一国两制”就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与中国国家主权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效地指导了主权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的正义主权国家——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东方，它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我们讲抵制全球化，并不是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要正确面对全球化，要树立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不要堕入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的陷阱。

［收稿日期］2000—04—13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第21卷［C］．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汉斯·彼德·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主权观范文篇4

关键词：国家主权、主权限制、身份、契约

一、主权是国家的身份

主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因为它隐含着可被强制执行的规则；主权是一个复合型的法律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法律规则：在一国之内，主权超越任何其他社会成员的意志；在国际社会，各国地位平等。

主权既是一个国内法上的概念，又是一个国际法上的概念，但相比之下，人们通常是在国际社会的范围之内，从国际法角度来讨论国家主权问题；在国内法上，主权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概念。然而，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主权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内容，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身份。

权力与身份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权力通常是指某主体从事某项可以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的能力；[1]而身份则是指某一个体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法律关系。[2]我们在谈论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通常并不是国家的某项行为是否会产生法律效力，我们关注或强调的是国家与其他国内社会成员或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关注的其实是国家的身份。[3]

国家在国内社会中的身份与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是有区别的两个问题。当我们在国内社会的框架下谈论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意欲强调的是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成员的意志会高于国家的意志，任何其他实体的权力或权利都在国家的主权之下。因此，国家主权的概念这时所表达的含义其实是代表国家的那一部分人或机构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当我们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下来谈论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意欲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置于其他国家之上。这时，国家主权所表达的含义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至于是哪些人或机构代表一个国家则在所不问。

国家主权的概念是后来所创设的，但国家的身份则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由于主权的概念比较好地概括了国家在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身份，因此，虽然也产生出“国家身份权”及“国家人格权”等概念，但却并未得已流行。

国家的身份应该是首先产自于国内社会。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结果。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的地位，创设出军队、监狱、法庭等国家机器。虽然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意志表述为国家的意志，并将其解释为全社会的意志，但“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4]这种与人民大众相分离并且必须由人民大众予以服从的“公共权力”即是主权，也就是人们现今所说的“对内主权”。

关于国家主权的产生依据，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之外，其他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也对主权的产生依据作出了解释。布丹被公认为近代主权理论的创设者，他认为主权是从人民中分离出来，并超越人民。[5]洛克是议会主权理论的倡导人，他把一个国家中的议会作为国家主权的承担者。洛克认为议会主权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的战争，便订立社会契约，把在自然状态中由个人行使的权利交给一个社会性权威机构去行使，这个机构就是一个立法机构。[6]卢梭也认为国家是契约的结果，但他认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主权在民”成为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载入了许多国家的宪法。

无论是议会主权、人民主权还是在此之前的君王主权理论，都不能掩盖一种事实，即主权的承担者或行使者与他人是分开的。分开的主体而又存在着某种约束关系，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以契约理论对此加以说明。如果说契约理论不能科学地解释国家权力最初与人民大众相分离这一过程，那么，它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代民主社会中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政府（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与人民的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政府必须在人民授权的范围内行事；对政府在人民授权范围内所的指令，人民必须服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国内社会，主权是产自于契约的特定机构的身份

当国家间的交往尚属偶然的情况下，不会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国家主权的概念；当国家之间的弱肉强食不仅是一种实践，而且还被某些理论所承认的时候，[7]也不会产生国家主权的概念。国家主权的呼声一定是首先出自于相对弱小的国家；而国家主权的概念能够被普遍接受，一定是国家间的交往已成为日常现象，个别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任意行事不仅不被其他国家所接受，也无法为这些个别国家带来长远的利益。事实也正是如此。被称作国际法之父的荷兰学者格老秀斯是最早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论述国家主权的。他之所以更强调“对外主权”，显然是为了反对西班牙对荷兰的侵略，争取荷兰在国际上的独立身份。他还一再劝告世人，即使是最强有力的民族，也只是在一个法律社会中才感到安全。如果谁为了暂时的利益而违反法律，谁就是自我毁坏了自己未来的太平城堡。[8]另一位著名的早期国际法学者也是以国家主权来阐释国家的平等地位的，他说：“侏儒和巨人都是人，小小的共和国和最强大的王国同样是主权国家。”[9]各国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中的基本原则在当代国际法律文件中也一再得到重申。联合国大会1970年10月24日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规定：“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为国际社会之平等会员国。主权平等尤其包括下列要素：（a）各国法律地位平等；（b）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c）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d）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e）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f）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10]显然，该宣言对国家主权原则的阐述也着眼于国家的地位或身份的平等，也是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申明了国家主权的含义。

国家因主权而地位平等，主权的概念确立了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身份。“各个国家按照它们的性质在权力、领土等方面肯定不是平等的。但是，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它们在原则上是平等的，尽管它们可以有任何差异。这是它们在国际范围内的主权的结果。”[11]

如果说在国内社会中主权代表者的身份是通过契约确定的还值得商榷的话，那么，认为国际社会中各国的平等身份是通过国家间的契约确定的当不会受到太多的质疑。确立主权国家地位平等的规则是国际法规则。国际法规则的创设无非是两种方式：国际条约的制订与国际习惯的生成。国际条约是国家间明示的契约；国际习惯是国家间默示的契约。如果我们把主权平等看作是一项国际法强行规则的话，那么它也将约束那些反对这一规则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认为这一规则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集体约定。

二、国家行为受到限制并不一定是主权受到限制

在国内社会，主权是最高的权力，因而可以说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而在国际社会，主权仅表明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身份，因此，主权这一概念即已表明它所受到的限制，即：一国的权力不能超越其他国家之上。这种限制可称之为“主权扩张限制”。

但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权限制”还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限制，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是一国主权是否可在原有范围内受到挤压（可称之为“主权不足限制”）以及如何对此加以解释。

在实践中，国家受到限制或约束的情形是很多的，从某种贸易管理措施被要求取消，到政府大选接受国际组织监督，以至领土被他国占领。上述现象有时被不加区分地一概视作“主权限制”，这其实并非准确。国家受到限制不等于主权受到限制。

我们可以把国家受到的限制分为自愿限制和非自愿限制。自愿的限制通常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而并不违背国际法规则，非自愿的限制的合法性则需要具体考察分析。

国家可以通过国内立法等单方行为和与其他国家订立条约等双方或多方行为，自愿地限制自己的行为界限。例如，一国可以单方面地放弃本国军队的组建，一国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而放弃本国的货币发行权。当国家自愿作出上述选择时，不应将这种选择视为“主权限制”，恰恰相反，这正是自主行使主权的表现。

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国家行为受到某种限制并不是自愿接受的，而是外来的、强迫性的，例如，其他国家对某一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国家实行禁运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封锁，一国不经另一国同意而对其领土实施占领。由于这种限制违背了受限制国家的意志，剥夺或部分地剥夺了该国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成员的平等身份，因而应视为是对国家主权的限制。非自愿的主权限制应有合法与违法之分。简单说来，被国际法所承认的对他国主权的非自愿限制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第一，被限制主权的国家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例如，对他国进行侵略，从事或纵容国际恐怖行动；第二，实施限制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限制行为遵循了正当的程序，例如，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行事，或者在遭受他国侵略时予以反击；第三，所实施的限制与被限制主权的国家所从事的不法行为相称，即：实施限制不应超过纠正不法行为和恢复正常状态所需的程度。如果一项外来的主权限制不具备上述条件，则应认定其为危害他国主权的违法行为。

三、全球化使国家置身于更多的契约约束而并未减损国家的身份

全球化都在哪些方面对国家带来了影响呢？人们可以列举出很多，例如：全球化使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国际组织从国家手中拿走了许多权力；跨国公司在迫使国家让步；个人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从而可以对抗国家；环境等跨国问题需要国家间日趋紧密的合作等等。上述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在于：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下，单个的国家已经不能独立地作出决策，而在几十年之前，没有人会怀疑国家有这种独立决策的能力。于是，人们开始以“主权萎缩”、“主权让步”、“主权消亡”等言语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事实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觉得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于是，我们不得不怀疑学者们的阐释是否正确。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和个人是否已开始动摇国家的主权者身份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日益突破国界的限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跨国公司发展到今天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据统计，目前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已占西方发达国家总产值的40%，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约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跨国公司还控制着75%的技术转让、8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全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而不是国家。[12]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海外利益，往往会借助本国政府的力量向其他国家施加某种压力，要求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更为宽松的管理。个人也开始在国际社会寻求空间，这主要表现为人权的国际保护机制已开始形成。国际法不仅要关注国家的权利义务及其公正程度，而且还要关注个人的权利义务及其公正程度。“在世界范围内提倡人权保护，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提高公民个人利用国际人权法来对抗国家和政府的能力。”[13]

但无论是国家对公司管制的放松还是对个人权利保护的增强，都不能认为是国家主权的地位的削弱。从国家与公司间的关系来看，任何一家公司都必须依据一国法律设立，取得某一国家的国籍，从而置身于某一国家的管辖之下。虽然国家对公司的管制（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有放松的趋势，但国家与公司的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关税、简化许可程序、提供财政支持等方式来鼓励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获取更多的利润，但与此同时，当公司的行为可能破坏环境、限制市场竞争、违背本国的外交政策或不利于本国的国家安全时，国家对公司的强制将是毫不留情的。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来看，已有相当数量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存在，但个人的法律地位首先还是由一国的国内法所确定的。依照地域来对居民进行管辖是国家同其他社会组织相区别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国际人权公约对国家所确定的义务的模糊以及国家在开放人员的国际流动方面的谨慎，就可以看出，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不会允许个人在国际社会取得足以挑战国家的地位。因此，国家对公司管制的放松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的增强只不过是国家在新的形势下对自己行使权力的方式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既可以通过单方面的国内立法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对外缔结国际条约或参加国际组织的方式进行。[14]

（二）国际条约是否在限制国家主权

全球化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国际条约的迅速增多和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展。从1920年1月10日到1945年10月1日国际联盟实施条约登记和公布制度的25年中，在国际联盟登记的条约数目为4834项；而根据联合国2002年5月在其Internet网页上公布的资料，截止到1998年4月，经联合国登记并公布的条约已超过1900卷，计40000余项，而且，新汇集的条约仍以每年100余卷的数量增长。二战结束以来所缔结的国际条约已深入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在政治到经济，从外交到军事，从人权保护到环境保护，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都存在着条约所确立的规范。

国际条约的大量产生及其覆盖领域的扩大使得国家不能再像先前一样独立地进行决策，因为它必须考虑已经通过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但能否就此认为国际条约在限制或剥夺国家主权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首先，如前所述，对外订立条约是国家主权的一项具体内容。正因为主权使得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国家才拥有对外订立条约的资格。前常设国际法院于1923年即曾声明：“法院拒绝承认，国家在缔结任何承允采取或不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条约时是放弃了它的主权……。参加国际协定的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属性。”[15]

其次，条约对国家的约束是国家之间的彼此约束，而不是其他实体对国家所施加的约束。通过缔结条约，国家虽然承受某种新的约束，但同时也获得它先前不曾获得的利益。

再次，条约对国家的约束并非是绝对的，且不说每个条约都可能包含例外条款、免责条款，即使是那些条约所要求的必须履行的义务，也并没有一种外来的力量可强制国家实际地履行这一义务。国家可以选择是实际地履行某一条约义务，还是不履行义务而接受他国的报复或对其他国家提供补偿。

最后，国家既然可以缔结和加入条约，也就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退出条约。当国家认为它参加条约所获得的利益小于它基于条约所付出的代价的话，它自可以依照条约所设定的程序退出该条约。

（三）国际组织是否在弱化国家主权

二战之后的一个新的国际现象就是国际组织的增多及其作用的增大。世界上已存在着数以千计的国际组织，大概每个国家都具有某一国际组织成员的身份。无庸质疑，政府间国际组织对成员国的影响通常甚于国际条约对缔约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似乎已被有意或无意地夸大。例如，有人把国家主权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比作一张带有大小不同洞孔的白纸，其中纸好比国家主权，原本是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洞孔则如同被各种全球的和区域的国际组织所侵吞的主权成分。[16]其实，这种看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首先，尽管政府间国际组织通常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这种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成员国政府通过条约方式予以设定的，因此，国际组织尽管在主体资格方面可以同成员国的资格相分离，但它毕竟是成员国的合意的产物，成员国不会因为创设了国际组织的人格而使其自身的人格受到损伤。

其次，成员国让渡给国际组织的只能是主权者的某些权力或权利，而不是主权本身。[17]如前所述，国家主权其实指的是国家的身份、国家的人格；只要国家正常存在，主权就不容许有任何减损。但主权者的权力或权利，或者说主权性权力或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许多国际条约对主权(sovereignty)和主权权利(sovereignright)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正说明主权这一概念虽然在汉语中隐含着“权力”或“权利”的概念，但它有别与法律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利”。

再次，即使是欧盟这种高度发达的国际组织，也没有产生销蚀成员国主权的后果。虽然欧盟的成员国已经将货币发行权这种最能体现国家主权的权力都交给了欧盟组织，但也只能将此理解为成员国选择了别样的行使货币发行权的方式。不是每个欧盟成员都必须选择欧元，而且，即使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成员国仍有退出的权利。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国际组织，既然有加入和退出的自由，就不能说是对主权的限制。[18]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国际组织不仅会影响成员国的行为，也会影响非成员国的行为，例如，1991年底，欧共体部长理事会要求凡是想获得承认的前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向欧共体提出附有宪法副本和有关承诺的申请，由后者进行评估，而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等均按时提交了申请；再如，1999年初，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并对南联盟进行包括海上石油封锁在内的各种经济制裁。如果说前一种情形可以解释为前南斯拉夫共和国自愿接受欧共体的限制或影响，从而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后一种情形则完全是一个国际组织对一个非成员国家的主权的违法践踏。

（四）其他国际问题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许多人还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金融危机的预防以及危险性技术的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论证国家主权所受到的限制或侵蚀。的确，国家在上述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已变得日趋频繁和普遍，在这种合作中，国家之间的约束也会日益加深，但是，只要这种合作是国家自愿参与的而不是外来强制的结果，那么就很难将其看作是主权的弱化，或主权被侵蚀。因为这种自愿的合作或者是通过条约进行的，或者是通过国际组织进行的，而国家通过缔结国际条约或参加国际组织的方式行使某种权力正是主权的表现。[19]

结语：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联系日益频繁紧密，而频繁和紧密的联系需要有明确的规则，[20]于是，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便承担起确立规则的任务。当人们发现国家日益受到条约和组织的制约时，便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主权弱化”、“主权销蚀”和“主权让渡等。但事实上，由于主权其实是国家的身份，而不是某中特定的权力，因此，主权是无法“让渡”的，可以让渡的只能是主权权利或主权者的权利；主权也并没有被“弱化”或“消逝”，实际发生的只是主权行使方式的改变。因此可以说，在全球化趋势下的今天，国家只是承受着更多的契约义务的约束，而其主权者的身份并没有出现任何改变。注释：

1.依据TheOxfordCompaniontoLaw的解释,权力（power）是“thelegalconceptofentitlementtodosomethingoflegalforceandeffect”，见TheOxfordCompaniontoLaw,byDavidM.Walker,ClarendonPress,Oxford,1980,pp973.

2.依据Black’sLawDictionary的解释，身份(status)是“thelegalrelationofindividualtorestofthecommunity”,见Black’sLawDictionary,byHenryCampbellBlack,fifthedition,WestPublishingCo.,1979,pp1264.

3.已有学者指出：主权的概念一直被用来标明国家的总体功能。见：IngridDetter,TheInternationalLegalOrder,DartmouthPublishingCompanyLimited,1998.4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14页。

5.见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东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页。

6.见程虎：《国家主权及其当代命运——一种全球化的分析范式》，载于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18页。

7.例如，某些西方学者曾在国界的确定方面提出过“自然国界说”，认为各国应该以自然赋予它们的天然屏障，诸如高山、大河、海洋作为国界。没有这种天然屏障的国家有权寻求和取得这种天然屏障作为自己的国界。这种学说显然在为强国的地理扩张提供理论依据。见高树异、吴琦、李春福：《国际法讲义》（上册），1981年2月，第188-189页。

8.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140页。

9.转引自赵建文：《关于国家主权的性质和地位的理论演进》，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113页。

10.依据《联合国章程》，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而言，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联大决议可以表述出国际习惯法规则。这一段规定的英文表述为：”Allstatesenjoysovereignequality.Theyhaveequalrightsanddutiesandareequalmembersof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notwithstandingdifferencesofaneconomic,social,politicalorothernature.Inparticular,sovereignequalityincludesthefollowingelements:(a)Statesarejuridicallyequal;(b)Eachstateenjoystherightsinherentinfullsovereignty;(c)Eachstatehasthedutytorespectthepersonalityofotherstates;(d)Theterritorialintegrityandpoliticalindependenceofthestateareinviolable;(e)Eachstatehastherightfreelytochooseanddevelopitspolitical,socialeconomicandculturalsystems;(f)Eachstatehasthedutytocomplyfullyandingoodfaithwithitsinternationalobligationsandtoliveinpeacewithotherstates.”

11.[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27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12.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载于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第35页。

13.莫纪宏：《论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宪法的关系》，CASS-KAS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学术讨论会（1999年，上海）会议论文。

14.非政府组织也在某些领域对国家行为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参见：EdithBrownWeiss,TheNew

InternationalLegalSystem,InNandasiriJasentuliyana,Edited,PerspectivesonInternationalLaw,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5,67-69.）但从与国家的关系上看，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与公司和个人的地位大致相同。

15.转引自[英]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暄等译，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6.转引自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第114页。

17.有学者指出：国家可以向国际组织让渡某些主权功能（sovereignfunctions），但这绝不意味着主权的任何部分的永久出让。见：IngridDetter,TheInternationalLegalOrder,DartmouthPublishingCompanyLimited,1998.484.

18.[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朱奇武等译，1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主权观范文篇5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主权/正义

【正文】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成为摆在主权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来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一看似存在悖论关系的学者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才能给主权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主权作为一种观念是在让·博丹《六国论》中首次出现的。此后，洛克、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又将主权的观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种主权理论如“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这里的“议会主权”、“人民主权”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19世纪下半期至今，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主张限制或否定国家主权。由于这是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需要进行侵略扩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十分落后，国力薄弱，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权的理论。从赞同国家主权到限制以致否认国家主权的转变，说明了资产阶级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作为标准的。赞同主权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主张限制或否定主权是便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的需要。可见，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理论的流变完全是以本阶级利益需要为标准的。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主权理论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主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两种根本属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解释过主权的含义，但是运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现主权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和阶级的观念及意识是隐藏在其著作中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历史性。主权的历史性表现为：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而灭亡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是民族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可见，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决定了国家主权也必然是历史的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需要”［1］，所以作为国家根本属性的主权必然也具有阶级性。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议会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克思提倡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种主权观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的，是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最革命性、性，因而是正义的。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权学说。列宁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证明了列宁的想法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和十月革命的下，世界各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权国家的运动蓬勃开展。在中国，在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亚、非、拉的反帝、反殖的独立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它们虽然没有都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但是毕竟建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这也是历史的进步，是正义的。自从苏东巨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遇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力量被削弱，与其他后发主权国家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故此我们把当今世界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主权国家阵营对立并存的格局。

由主权观的演变及其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主权观是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为指导，研究和当代国家主权的新问题。而在全球化，阶级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国家主权仍然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武器，但是要把握好主权正义的尺度并不是很容易的。

二、全球化时代主权正义的标准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重要地位被凸现出来。但是，国家主权存在的内在目的是国家利益，它是主权国家政治行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如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所说，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机，他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可见，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最终目的。但是，每个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正义的标准是：有利于维护主权国家的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利益。据此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主权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到处侵略扩张且气焰嚣张，并且美其名曰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其历史正义性；而作为国家利益根本保障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虽然其在运作过程中有时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误，但其本质上是正义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主权正义行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合理地运用主权来发展自己。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快更高质量地发展。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国家主权作出适当的妥协是正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极参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推行的全球化，其根本原因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虽然全球化会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作出某些主权方面的让步。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先进技术和更多资金。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往往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国际市场上大量资金也以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给其带来巨额发展基金。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了发展自身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政治管理模式比较完善，很多公共管理经验都是值得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政府推行公务员制度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高效的文官制度。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因特网、跨国公司、快餐式饮食和流行服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观念。可见，全球化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有时是需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上作出妥协的。因此，主权正义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发展中国家让渡国家主权要有利于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为标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国家主权是非正义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开放程度，使主权让渡过度，也会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这就是主权行为呈现出的某种非正义倾向。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好主权让渡的分寸，使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首先，在经济上由于主权的过度让渡使发展中国家遭受经济掠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是发展中国家不适当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主权放弃过多，给国际投机基金造成有机可乘造成的后果。其次，在政治上由于主权的非正义性使发展中国家遭受西方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操纵和控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援助和贷款时，往往有附加的政治条件，如：所谓“人权”条款、“民主政治”等，迫使发展中国家过分地让渡政治主权，以致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第三，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也遭受西方的奴役。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发展中国家，如通过国际互联网、进口商品和各种传媒等。使发展中国家民族特质文化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同质化。这都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过分让渡有关，使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非正义性。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权带来了“灾难”，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化的境遇之中，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球化企图消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企图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屈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外交，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其次，全球化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在全球化的驱使下，只有盲目地开放国门，没有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导致财富外流、失业率增高，经济危机加剧。第三，全球化严重侵蚀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丧失了个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进攻下，有被抛弃的危险。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化凸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性，加速了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灭亡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全球化欺骗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使其状况在不断地相对恶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一直被排斥在控制国家主权的“主人”范围之外，而全球化只不过使工人阶级的这种“非人”境遇更加恶化了。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跨国垄断资本“主权者”的地位进一步动摇了。首先，在经济上，西方“福利主权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因为资本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率逐步升高的处境不断恶化，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每个国家的工人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美国这个“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噩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3］（P.161）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只是使贫富分化更大，工人阶级处境虽然比以往有所改善，但实际上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其次，在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处于恶劣状况之中。政治实际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工人阶级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选举权。正如爱德华·S·赫尔曼所言，“商界还发动强大的攻势通过夺取或限制政府为普通公民服务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因此政党在选举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商界的金钱。”［4］（P.58）所以，政治也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总之，发达主权国家推行的全球化是非正义的：其一具有同一性，有消解发展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趋势；其二具有欺骗性，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处境。

三、全球化时代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

对于全球化增加发达国家主权非正义的行为，首先应当通过发达国家内部工人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加以抵制。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应鼓励各种进步思潮和运动，迫使跨国垄断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给以充分的重视。其次，对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共同让渡一部分主权的形式，组成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正义联盟的形式，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抵制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径。通过这样的合作与斗争，必然使全球化的危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实现无产阶级掌握世界各国主权，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

一方面，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警惕全球化，不要为资产阶级“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虚假的阴谋所欺骗，要敢于为争取先进阶级利益而斗争，也要遏止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途径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起来，对发展中主权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压迫。因此，对于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行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斗争，推翻主权者的非正义统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所代替。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美国、日本、西欧，现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无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毁灭的根源。它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运转着，而且往往也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诱因。这种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结果是：我们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5］。由于全球化所倡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所以它注定要灭亡的。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学说，主动向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腐朽和虚假的观念体系——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起进攻，为早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主权者”而斗争。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家要利用自己主权力量维护其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在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开放，才能寻求发展的出路。但是，在对外交往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让渡部分主权，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必须以不损坏本国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因此，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是：其一，要联合起来，抵制跨国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不义行为。由于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因此对付西方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必须联合起来。其二，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可以适当妥协的。但主要是国家的主权和主权衍生物，可以适当地让渡，而作为核心主权部分是不能退让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但是绝不能被全球化所控制。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仍具有生命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连资产阶级的学者R·L·海尔布隆纳都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思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仍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权正义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治理全球化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的民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发展中主权国家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与本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发展特色的“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给全体人民以共同的、坚定的信念，以此击破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主权企图统治剥削的阴谋，实现独立、繁荣、文化丰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科学的国家主权正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作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有其科学性的：它是的，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民族化的意义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主义“一国两制”的邓小平主权观“可能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2］（P.135）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其次，在政治上，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特别要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选择。许多发展中主权国家是二战后才独立的，底子薄、比较落后是其特点，所以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P.348）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独立自主，不要畏惧西方发达国家，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保持自己的国格。但是，对于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且需要主权暂时妥协或让渡一部分主权衍生物时，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辩证对待的，主权可以暂时退让。第三，在经济上，既要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善于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而不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的产地和商品的倾销地，要寻求民族经济振兴的捷径。正如总书记在1998年8月28日在我国外交部第9次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第四，在文化主权方面，既要坚持文化主权，又要使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观念、公平思想与效率意识，也要坚决拒绝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应坚持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要谨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念。要坚持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光荣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需要大力提倡。

总之，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国家主权的正义性，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主权正义理论充满生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邓小平国家主权理论——“一国两制”就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与中国国家主权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效地指导了主权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的正义主权国家——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东方，它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我们讲抵制全球化，并不是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要正确面对全球化，要树立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不要堕入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的陷阱。

【】

［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第21卷［C］．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汉斯·彼德·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主权观范文篇6

由于早期国际法向政治理论借用主权概念时，「绝对主权」理论已获得广泛的认同，且各国君主皆希望在取得国内统治地位的同时，也能排除外国或教会的控制影响，因此早期国际法反映欧洲政治社会的变迁，强调「绝对领土主权」（absoluteterritorialsovereignty），此一理论认为国家权威非但在其领土内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也不存在有其它更高的权威或国际法律可以约束其主权行为。进入二十世纪初后，国家的互动关系增加，使得国际法的发展广受各国的重视和支持，绝对领土主权理论乃有修正的必要；于是「有限领土主权」（limitedterritorialsovereignty）（或「相对主权」relativesovereignty）理论乃逐渐取代传统绝对领土主权理论。简言之，相对主权是在传统观念之中，加入了「不违反国际法」的但书，因此主权观念开始与国际法产生辩证的结合，国家于是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

本文分为三部份：首先将讨论主权概念在不同国际法理论中的地位和角色，以及这些理论对于主权概念的争议等，这些国际法理论包括自然法理论、实证法理论、政策法学派、批判法学派以及女性主义取向等。其次，探讨当代国际法发展中，主权概念主导下的主要理论和规范，其中外部独立与内部自主是国际法主权概念所代表的主要意涵和特性，而伴随着这两项特性，由国家主权乃延伸出主权平等与不干涉两项原则。最后，本文将针对近年来（尤其是冷战后），国际法学者对于主权概念在国际法中角色的争议，讨论主权概念是否应该扬弃使用等，以期进一步了解主权概念在当代国际法中的角色与未来发展。

贰、国际法法理学中的主权概念

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与主权概念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国际法理论或学派对于国际法的性质、法源、与国内法的关系、以及国家间的关系等，均有其各自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不可否认的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国际法受到实证主义学派的影响，形成一些主导的实证国际法概念和原则。但是，其它国际法理论对于相关议题和原则的讨论和批评，也使得国际法的发展更加多样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议题之一就是国家主权（statesovereignty）（或外部主权externalsovereignty）概念的地位和角色。

一、自然法理论

自然法概念可以溯源于古希腊时期，亚理斯多德认为自然法概念同等于人的本性，即一种「非静态且具有内在倾向去寻求自我保存和满足」的本性。自然法的历史也可以从罗马时期的法学家观点中获得证实，例如西赛罗（Cicero）指出有一种真正的法律是构成「世界国家的宪法」，这种真正的法律就是一种正义的理性（rightreason）。根据西赛罗的看法，自然法是放诸四海皆准，对所有人类和国家都具有相同的拘束力。

在欧洲中古时期，自然法观念转而和宗教哲学相结合，这种结合以圣汤玛士艾奎纳（St.ThomasAquinas，1226-1274）的理论为代表，他认为自然法可被视为是「反映在人类中之上帝的神圣理性」。艾奎纳的理论代表着基督教神学的自然法观点，他建构了一套严谨的法律阶层体系，这套体系的最上层是至高的神圣法（divinelaw），而从属于神圣法，且为神圣法之中能被人类理解的法律就是自然法，体系的最下层就是由自然法所导引出的人造的实体法。

十六世纪起，自然法理论逐渐脱离基督教神学观点，思想家开始将自然法解释为人的理性或本性的体现，学者也开始将他们的学说理论应用至国际法理论的讨论之中。十七、十八世纪是自然法学的鼎盛时期，各个学派对于自然法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进入十九世纪，由于各种新兴法学派（尤其是实证法理论）的围剿，自然法学逐渐衰弱。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自然法理论又再次的回到社会与法律哲学探讨的领域之中。尤其是战后两项国际人权条约的签署，其主要法理基础就是受到自然法观念的影响所致。

自然法认为法律是「经由神圣创造或合法化，或者是经由客观理性推演体现而得的一种规范的秩序」，自从十六世纪起，维铎力亚（FranciscodeVitoria，1480-1546）、格劳秀斯（HugoGrotius，1583-1642）以及伐拓（EmericdeVattel，1714-1766）等三位国际法学者，对以自然法学说为出发的国际法理论有诸多贡献。三位学者皆认为所有的国际法原则，并不是由人为有意的选择而决定的，而是源自于具有永久和普遍性效力的正义原则，且可由人类的理性探寻获得的，对他们而言，自然法加诸于所有国家共同的权利与义务。二十世纪的新自然法学者包括马里旦（JacquesMaritain，1882-1973）、富勒（LonL.Fuller，1902-1978）、罗尔斯（JohnRawls，1921-）和德沃金（RonaldDworkin，1931-）等人，其中除了马里旦略微触及国家和世界政府问题，其它对国际法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贡献相对有限。此外，政策法学派被认为属于价值论法学，接近新自然法学观点，但因为此学派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法发展，有着深厚的影响，且该学派支持者并不以自然法学派自居，因此本文将以专节介绍之。

维铎力亚首先将自然法观念应用于他讨论正义战争（justwar）和美洲印地安人主权问题之上。他认为印地安人虽为「野蛮人」，但也应被视为人类社会中平等的一份子。在当时十六世纪时，主导的观点是认为西班牙王是世界之王，因此能够合法的占领任何土地，但是维铎力亚却对这项观点的正确性抱持怀疑的态度。他主张印地安人也能够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和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注11>，因此，可以对印地安人进行战争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有「损害造成」（wrongreceived）之故。由此可知维铎力亚是赞成类似主权平等的观念以及主权国家对其所属财产和人民的控制和管理。

格劳秀斯被尊为「现代国际法之父」，在他诸多作品之中，战争与和平法专门探论许多国际法主题，譬如海洋自由、外交官豁免权、条约法及战争法等。

格劳秀斯认为人的本性在于人的社会性，他相信由于人类共同生活于社会之中，能理解和分辨保存社会的必要原则和规定，因此乃有自然法的产生。所以格劳秀斯认为国家必须要遵守国际法，因为遵守国际法是合乎于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的。更进一步他也认为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彼此均受制于国际法的最高规范的「普遍至高的正义原则」（universalsupremacyofjustice）。

格劳秀斯认为只要人民继续保有他们的自由，国家则继续存在。他指出「无论是君主、贵族或是民主统治，对国家的存在不会产生差别，只要主权权力集体存在于人民之中，而且统治政府也属于集体的一部份」。然而，格劳秀斯对于主权的讨论仍然局限于传统绝对主权的意涵之中，他视主权为一种「所有权」（proprietaryright），一种授与主权者的权力，正如私人掌握其物质事物一般<注16>；因此主权是绝对的权力，战争的决定和进行应由主权者掌握，但是国家从事战争的主权行为必须符合某些条件，才是合乎自然法和正义原则的战争。由此可见格劳秀斯的主权观受到布丹的影响，亦即强调主权者的绝对权力和自然法的至高地位。

伐拓认为当自然法适用于国家时，可分为两部份：一是国家间的「必要法」（thenecessarylawofnations），亦即国家必须遵守由自然法演伸而得的规则；

二是国家间的「自发法」（thevoluntarylawofnations），亦即是由国家间的「推定同意」（presumedconsent）产生的规则。在自然状态中，因为没有公共权威的存在，而无法裁定国家违反「必要法」与否；因此，伐拓认为，国家间的「自发法」是「国家自觉于他们的义务，而有意的遵守「必要法」部份，彼此共同推定同意的规则，以维持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存在」。

伐拓是第一个定义国家主权（statesovereignty）的国际法学者，他接受国际社会是自然状态的观念，亦即他认为主权国家就如同自由的个人共同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侏儒和巨人都是人，小国和超强同样皆是主权国家」（Adwarfisasmuchamanasagiant；asmallrepublicisnolessasovereignstatethanthemostpowerfulkingdom）。因此，伐拓的观点可视为是国际法主权原则的滥觞；根据伐拓的观点，国家应该独立于其它国家的控制之外，国际社会是由彼此主权平等的国家所组成的；

国家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一员，所以国家应该遵守国际法。因此，伐拓认为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亦即国家主权概念必须在国际法的架构内运作。

二、实证法理论

自十八世纪起，学者们开始争论法律应该是实证的，亦即人为的（man-made），而且也应该是应时应地有所差别的。自然法观点逐渐式微，古典实证法学者否认有任何先验存在的法源，他们主张所有的权威皆源自于国家或官员的规定，他们因此反对将法律原则诉诸于超越该法系所存在的经验事实范围之外。国际法实证法学者认为国家实践（statepractices）才是国际法的唯一法源，而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实践表现在条约和习惯之中，因此国际实证法的来源只有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二者；进一步推论，国际法实证理论认为国际法是一组法规（abodyofrules），这些法规的效力完全来自国家的同意（states‘consent）。

第一位谈论国际法的实证法学者是CornelisvanBynkershoek（1673-1743），但自十九世纪以来，分别有三位实证法学者的理论代表者国际法实证法学派三种不同取向，他们是奥斯丁（JohnAustin）、凯尔逊（HansKelsen）以及哈特（H.L.A.Hart）。以下分别简述他们的理论以及对主权的看法。

首先就奥斯丁（1798-1859）而言，由于受到边沁（JeremyBentham）加批注释边沁的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法律是国家主权的命令。奥斯丁认为法有两类：

一是「正确称呼的法律」（lawsproperlyso-called），亦即实证法（positivelaws）；另一种是「不正确称呼的法律」（lawsimproperlyso-called），他称为之为「实证道德」（positivemorality）。奥斯丁指出「正确称呼的法律」系一连串的国家命令，他认为「每一道实证法都是由主权者制订的，用以规范该政治社会中成员的行为」。

因此，「正确称呼的法律」或实证法是主权者对其被统治者的命令，主权者的崇高性决定于该主权者是否有能力去贯彻他的命令，使属民遵从他所颁布的实证法。

主权者不需服从其它人或机构，主权权力应该被所有在该主权领域内的人民所尊重的。主权国家必须有主权者和人民两部份，因此他对于主权权力的观点类似于如同格劳秀斯的看法，即奥斯丁对主权的讨论较为集中在绝对主权的层面，亦即主权是法律的来源且不受法律的限制。

国际法不是「正确称呼的法律」，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合法的暴力垄断者去制订和执行其命令。因此，奥斯丁认为国际法只能被视为「实证道德」。

他指出：实证道德原则是不正确称呼的法律，他们是由社会一般意见所形成的规则，并不能被视为正确称呼的法律。同样的理由，这些规则并没有伴随相对应的制裁和义务，因为正确称呼的制裁是伴随着法律命令的恶魔，而正确称呼的义务则是伴随着制裁的厌恶对象。因此，国际法的义务是由国际道德制裁所维系着，于是奥斯丁认为国际法不是正确称呼的实证法，而只是由国际社会意见所形成的实证道德。

凯尔逊将法律描述为一组具有阶层的规范（ahierarchyofnorms），每一项规范都是由更高一层的规范推演而得的，最高阶层的规范，也就是所有规范法源的基础，被称为「基本规范」（basicnorms）；一个法律秩序是由一套规范所组成的，因此法律是一项规范秩序，而且因为法律规范提供强制手段作为制裁，所以法律是强制性秩序。法律是一门统一的知识，国内法和国际法都是完整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换言之，凯尔逊是主张国内法与国际法二者的「一元论」，而且他主张国际法凌驾于国内法之上。

国际法的制裁并非由超国家机构或其它更高的权威所实施，而是由「一国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对抗其它国家」所达成的，亦即「自救」（self-help）原则。也正是因为国际社会这种权力分散现象，凯尔逊认为国际法是一种原始的法律（primitivelaw），这种原始法律的特征就是「没有建立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而将这些功能留给个别国家自行执行」。

凯尔逊视国家为一个集中的法律秩序，而主权是国家规范秩序的特质。

在他对于主权的讨论中，凯尔逊认为「主权」具有绝对意涵，亦即在国内法的范围内，主权代表着法律秩序的崇高性。因此，任何其它企图降低主权地位，或是影响主权崇高性特质的用语，都与主权的基本特质相矛盾。为了避免误解，凯尔逊认为「最好不要使用模糊的主权概念来描述国家间的关系」，然而凯尔逊也了解并没有其它的概念可以用来表达国家法律秩序只从属于国际法秩序，因此凯尔逊主张以「法人」（juristicperson）概念来解释国家与国际法的关系，亦即国家作为一个法人，是国际法秩序中的一个成员，因此国家法律秩序是从属于国际法律秩序的。

对凯尔逊而言，如果主权概念代表的意涵是指，一个国家法律秩序只是从属于国际法律秩序，但却不从属于其它国家法律秩序，则主权概念应可被视为国家的主要特质。而国家被视为一个法人的观点，则是将较为分权的国际法律秩序人格化（personification）的作法，如此则可清楚的表现出国家法律秩序与国际法律秩序的从属关系；而这正也是国际法概念中，国家是该法律体系中的主体之一的体现<注37>.

哈特主张一个法律体系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主权者以武力来执行法律，他认为一个法律体系是「主要规则」（primaryrules）和「次要规则」（secondaryrules）的联合。「主要规则」是「要求人们行为或不行为某些事物」的规则；「次要规则」则是有关规则的规则（rulesaboutrules），亦即依据次要规则，人们可以「引进新的主要规则，或修改、取消原有的主要规则，或决定主要规则的范围或控制其实施」。换言之，「主要规则」设定义务，「次要规则」赋予权力（公权力或私权力）。

哈特指出一个仅存有主要规则的原始社会，其主要规则有三项缺点：一是不确定性，二是静态性，三是无效性；而次要规则的主要功能就在改善这三项缺点，因此次要规则可分为承认规则（ruleofrecognition）、改变规则（ruleofchange）和审判规则（ruleofadjudication）三种，分别修正主要规则的缺点<注43>.哈特认为在这三种次要规则之中，承认规则是最重要的，因为透过承认规则的认可或授权，主要规则才能取得法律效力。

国际法对哈特而言是一种原始型态的法律（aformofprimitivelaw），他指出「国际法非但缺乏提供立法与法院功能的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更缺乏一套完善的承认规则，以分辨国际法的来源和确定其效力」。国际法既然缺乏这三种次要规则，所以国际法不是一个包含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完整法律体系。

哈特认为国家概念包括两个事实，一是确定的人口居住在固定的领域之上，且拥有政府和法律体系；另一个事实是该政府享有充分的独立属性。对哈特而言，国家的第二事实就是国家主权，亦即主权的意涵就是独立（independence），所以哈特的主权关是较偏重于消极层面的国家独立，他写到「主权国家是不受特殊外力控制的，而主权就是指其行为的自主性」。

三、政策法学派

由拉斯威尔（HaroldD.Lasswell）和麦克杜格尔（MyresS.McDougal）

倡导者的「政策法学派」（policy-orientedapproach）认为法律是一个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政策决定之社会过程（asocialprocessofdecision-makingthatisbothauthoritativeandeffective）。他们写道：「在政策决定过程中，我们主要的兴趣是在法律过程，亦即产生具有权威性和控制性的决策过程；权威性是一种期望的结构，有关于是谁、以何种资格、和以何种方式有能力去决定哪些标准和程序的问题；控制是指涉在决定过程中有效和影响力的声音，不论其是否获得授权。法律就是这种在对权威的共同期望和实际运作的高度符合的交会处」。基于这个观念，他们反对法律是由主权执行的一组规则和行为准则的观点。

政策法学派的学者相信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样的世界社区（wolrdcommunity），这个社区超越了国家的疆界，社区内人类相互依存，彼此分享和形成共同的价值。

他们因此认为国际法是在国际社区中一个对价值分配进行权威性且控制性的政策决定过程，而且过程中不同的阶段有着各种不同的参与者。政策法学派尝试将国际法投射在当代国际社会的动态内容之中，而不是专注于一些不真实的规则和逻辑推演的世界之中；功能、内容、目标与期望、趋势、条件和选项等，都是他们所重视和研究的范围。他们研究的重点不是规则自身的效力，而是规则所能获致的有效控制的程度。

政策法学派将国家视为六个参与世界社区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参与者，从权力过程的角度而言，国家间有许多差异存在，不仅是在权力上的差别，也包括用以动员和配置权力的基本组织，因此有所谓超强、主要强权、中等国家、小国和迷你国等区别。国家在法律形式上的平等是一回事，但是在有效权力的实际差异却是另一回事。国家有权透过国际权力过程，去极大化其自身的价值，包括权力、财富和尊严。

政策法学派的支持者将国际法的主权概念界定于传统布丹式的绝对主权意涵之上，因此他们认为国际法的主权概念「已经无法用以描述当代人民主权和国家相互依存的发展」。麦克杜桂尔虽然仍然主张他的国际法理论「会尊重主权，但是主权将会被视为国家在遵守国际法义务下所享有的权限能力」。

因此，政策法学派学者以「权威的垂直分配」来描述普遍社区（即国际社会）

与领域社区（即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权威的水平分配」来形容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他们指出「国际影响」（internationalconcern）的扩张以及国内管辖权（domesticjurisdiction）的衰退是一项不可改变的趋势，因此「当跨越国界的交往和人民彼此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加，世界社区的权威将会稳定成长」，最后，由普遍社区过程决定哪些事物属于国际影响层面，哪些事物属于国内管辖权范围。政策法学派学者坚信国内管辖权仅是「普遍社区让渡给国家，处理那些单纯属于国内范围和影响国内秩序有关事物的能力」。

权威的水平分配是指各个领域社区（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平衡状态，它指涉国家对于某些特殊事物处理的能力（或管辖权）。在这项水平法律秩序中，有五种管辖权原则：领域管辖权、国籍管辖权、保护管辖权、消极人格管辖权和普遍管辖权；在补充这五项原则的第二层能力方面，包括主权豁免和国家行为原则<注61>.

对于政策法学派的批评主要可分两类，一是由度尔西（GrayDorsey）提出，他认为价值是一种有偏好的事物，因此当某一个参与者企图透过世界社区过程，去极大化他所相信的价值分配方式，并且坚信这种价值分配方式具有普遍性的效力，而希望能够成为「世界公共秩序」（worldpublicorder），这种强将自己的价值信念加诸于国际社会或其它参与者的作法，是有待商榷的。另一项批评认为政策法学派的观点忽略了法律原则本身的独特性，政策法学派将法律视为社会工程之中的一项技术，而忽略了法律内容的效力，亦即法律体系本身的分析性与系统性，因此，根据这项批评，政策法学派制造出一种范围宽广但规范拘束力薄弱的法律。

四、批判法学派

自从一九八0年起，部份学者开始将批判法学派（criticallegalstudies）

观点应用于国际法的研究上。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国际法研究的「新潮流」（NewStream），这项取向的主要特征是对当代国际法理论的批判态度国际法，批判法学派的学者将当代国际法分为四类：规则取向、政策取向、怀疑论者、理想主义者；不论是哪一个类别，批判法学者认为当代国际法具有下列四项缺点：一是国际法的自由主义逻辑有着内在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国际法在一个受局限的结构中运作着；三是国际法分析存在着有不确定性；四是国际法的权威仅能自我合法化。大卫肯尼迪（DavidKennedy）是国际法批判法学派中的主要大将，也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他认为国际法仅是一种「没有内容的对话」

（conversationwithoutcontent）。

国际法批判法学派尝试去结合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根据这个学派的观点，国际法之中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乃是肇因于国际生活中的主导概念，即自由主义概念或自由伦理的逻辑。当代国际法分析因为以自由主义概念解释国际法，因此国际法乃有内部理论不一致性和结构局限性存在。根据批判法学派的看法，自由主义在国际法最深沉的影响就是，国际生活的主权中心观点；自由主义将主权视为国际社会的基础，而且将主权国家等同于个人一般，因此，使得在属于国内自由原则范围内的个人自由，转移到国际法上的主权观念，主权乃成为国际法上的客观事实，以及毫无疑问的基础原则了。

国际法批判法学派的学者主张，国际法的问题就在于，对主权概念的双重本质（dichotomousnatureofsovereignty）的自由主义式的心理解释，这个双重本质就是主权权威的崇高性和主权平等原则二者。因此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一致性，就是因为主权的内部和外部概念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内部主权意指在国家领域范围内，国家具有排他性的至高权威；外部主权意指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彼此平等，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存在于国家之上。当代国际法中，主权国家在骑领域内享有完整的法律权威，同时在国际法上，国家也以主权平等原则相互交往。

批判法学派的学者认为，主权的双重本质正反映着「自我／他人」（self/other）的双重本质。因为既然自由主义将主权等同于个人，两个不同的主权概念层面之间的矛盾，产生于「个别国家从国际社会的社会化过程中，同时获致自我认同的来源以及生存持续的威胁」。因此，当国家经由与他国交往而获得承认的同时，他们也了解到其它国家对其利益和生存所具有的威胁。

五、女性主义取向

在美国，女性主义成为一项公共议题已经有相当的历史，但是，以女性主义取向为主的法理学探讨，直到一九七零年代才开始发展。女性主义取向的国际法法理学就是应用女性主义观点，以女性角度为出发点，批判当代国际法的研究取向。女性主义法理学采纳了部份批判法学派的观点，但是她并不是批判法学派的一项分支。

女性主义法理学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但他们都是基于，「由法律体系所创造和剥削女性不平等地位的立即经验」，来建构他们的理论架构。因此，女性主义法理学的出发点是「女性经验」（women‘sexperiences）：「女性研究的特质是由女性经验中产生，同时女性经验也是检验假设的事实标准」。

国际法的女性主义取向企图表现一项「不同的声音」，一项女性主义的论证方式，以区别于国际法理论的主流观点。女性主义取向学者认为国际法律秩序是十足的性别歧视，只有反应男性观点和确保男性的控制。女性主义取向学者指出「女性主义取向的国际法研究，就在将这个忽略大多数女性经验的国际法体系，进行反思和改造」。

女性主义取向的国际法研究批评当代国际法，集中于两项结构性问题：即国际法的组织和规范结构（organizationalandnormativestructures）。就组织结构层面而言，不论是在国家或是国际组织，女性不是未被代表或是很少数的，出现在国家或全球政策决定过程之中。因此，许多女性较为关心的事物，仅是以特殊、有限或甚至被忽略的态度来处理。而在规范结构层面，同样的原因使得有关女性的议题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女性主义取向的国际法学者批评「公／私」（public/private）区别是「国家分别和集中司法型态权力的根本基础」，这项区别使得国际法区分国际「共同」关注的议题，和那些被认为应该属于国家「私自」管辖的事物。因此，如人权、虐待、国家责任、发展和自决权等概念倾向属于国内管辖权，均是反应着国际法「公／私」区别的性质，且用以支持男性在国际法秩序的主导权。

女性主义的国际法研究仍然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法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并且也是在国内和国际领域，改善部份议题处理的主要主体。例如，他们接受国家有责任去防止人权侵犯情形发生，他们也主张国家应该提供赔偿，给受到权益侵犯的个人。但是，因为国家是父权结构，所以「国家在国际法具有中心和主要地位，代表着国际法也同样反映着父权结构特质」。女性主义取向的国际法研究就在，承认和接受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的基础下，企图去重新定义传统国际法范围，以使得「国际法能够了解到女性的利益，对未来进行改革敞开大门，以使得国际法能够促使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彼此和平共存，并尊重所有人民的尊严」。

参、国际法中主权概念之特性

主权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也被称为「国家主权」（statesovereignty），或是「外部主权」（相对于国家理论中的「内部主权」概念）。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主权系指涉国家的基本法律特质和国家属性（statehood）的特性。因此，国际法百科全书定义主权为「一个国家独立于其它国家之外且于法律上不受其它国家的渗透影响，以及国家的排他性的管辖权和对其领土和人民的政府权力的至高性」<注84>.

就法律权威而言，剑桥大学教授克雷福特（JamesCrawford）认为主权是「国家所假定享有的完整权力」（theplenarycompetencethatStatespremafaciepossess），更进一步解释，主权「不是指国家权力的总集合，而是在国际法范围内国家所享有的权力的集合」。就与其它国家关系而言，国家主权突显出国家独立于其它国家的控制之外。因此，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概念有两项特性，即内部自主与外部独立。而基于这两项特性，由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概念延伸出另外两项效果，即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原则。

政治理论和国际法学者对于主权的分类中，尤其是「内部」和「外部」概念的使用经常产生混淆，有些学者将「内部主权」和「外部主权」等同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内部自主和外部独立，例如根据布尔（HedleyBull）的观点，在国际关系的规范层面，「一方面，国家坚称在其领域和人民范围内，国家权力享有超越其它权威的至高性，也就是「内部主权」；另一方面，国家也主张国家权力独立于其它国家权威之外，也就是「外部主权」」。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将内部主权界定为主权概念在国家内部的应用，亦即在国家理论的讨论范围之内；另外他们将外部主权界定为主权概念在国际社会的应用，亦即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讨论范围内。本文将采纳后者的观点，也就是将内部主权（或国内主权）定义为主权在国家理论的讨论对象，而外部主权（或国家主权）定义为主权在国际社会的应用。

国家主权在国际法中有两项特性（或面向），即外部独立与内部自主。有些学者将这两项特性用「消极主权」（negativesovereignty）和「积极主权」（positivesovereignty）概念来表现，这种分类概念应该是来自于柏林（IsaishBerlin）的「消极自由」（negativeliberty）和「积极自由」（positiveliberty）概念。柏林定义「消极自由」为个人不受他人或外在限制的自由范围，而「积极自由」则是指涉个人作自己的主人而可以主动地、自我主导地去选择、追求或实现目标的自由。因此，根据杰克森（RobertJackson）

的观点，「消极主权」就是国家不受其它国家的干涉和控制，是一种正式的法律状态（aformallegalcondition），亦即外部独立的意涵；而「积极主权」就是国家自行处理其国内事物的能力，是一种实质而非形式的状态，亦即内部自主的意涵。

一、外部独立

外部独立（或独立）是国家主权的特性之一，它是指国家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受他国干涉控制而从事本身事物的法律权利」。例如，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的唯一仲裁法官胡柏（MaxHuber）指出：「在与他国的关系之中，主权突显出独立；独立是指在不受其它国家影响下，行使国家功能的权利」。CliveParry也指出在国际法中，主权「不在传递至高性的概念，独立才是主权在国际法的真正意涵」。

有部份国际法学者因此认为，国际法中的主权概念仅仅指涉独立而已。譬如法国著名国际法学者CharlesRousseau主张使用独立来取代国家主权，而他认为独立应包含「排他性的自主」和「完整的权力」两项特性。另一位知名国际法学者MichaelAlehurst甚至认为「如果主权的意义超越独立的意涵，则主权并非一个有固定内容的法律概念，则主权完全是一个情绪概念」。

艾伦詹姆士（AlanJames）将「主权国家属性」（sovereignstatehood）

定义为「宪法独立」（constitutionalindependence），意指「一国的宪法并非其它国家宪法安排的一部份」。例如黄金海岸（GoldCoast）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它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在法律上并未独立于英国的宪法架构之外。根据詹姆士的观点，主权在国际法中有三项特征，即主权是一项「法律的、绝对的和一体的状态」（alegal，absolute，andunitarycondition）。法律的状态是指主权国家不受其它国家法律的控制，而且彼此在国际法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尽管国际现实可能不是如此。绝对的状态并非是指涉传统绝对主权论点，而是指主权是一种存在或不存在的状态，换言之，主权并没有所谓程度上的差异，亦即当一个政治实体是主权国家时，原则上它和其它主权国家处于同一个类别，没有中介组织，也没有所谓相对主权的存在。主权的一体的状态是指主权国家在其国内管辖权范围内，具有至高的权威，这项状态是在与他国的关系中，该主权国家在其领域内是唯一的合法权威所显现出的事实所取得的，而并不一定需要探究该主权国家是否具有一体的宪法架构。

詹姆士的定义某种程度很适当地解释了国家主权的两二面向，但是他的理论超越对于国家主权面向的解释，企图对整个主权理论作单一的定义，却是因此显现其理论的缺点和忽略之处。这项理论的最大缺点就在于詹姆士认为他所主张的「宪法独立」与「宪法主义（亦即政府行为依据该国宪法规定）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宪法独立」的「宪法」只是一种「宪法安排」（constitutionalarrangement），亦即一国宪法非他国宪法架构内的一部份，因此与一般所谓的宪法主义无关。这项观点首先易使他人误会其所指「宪法独立」的宪法定义，其次其观点也无法整合当代以宪法主义为精髓的民主统治潮流。

学者米乐（J.D.B.Miller）甚至更主张主权是国家延续力的来源之一（sovereigntyasasourceofvitalityforthestate）。他认为一政治实体成为主权国家必须要有两个要件，首先该政治实体必须要独立于其它国家的控制之外，国家必须要有权力去决定自己的事物；另外，一个政治实体必须要能被其它国家接受为国家，因为缺乏接受该政治实体将无法与其它国家进行交往。米乐的第二项要件将主权的法律标准等同于具有政治性和主观性的承认问题，这种作法无济于法律现象的解释，而且也不符合一般国家实践。米乐建议接受的国家数目需视当时政治情势而定，但这种观点实非判断是否为主全国家的一种客观明确的标准。

因此外部独立是国家主权的主要面向，但非唯一内容。将国际法中的主权观念等同于独立是窄化主权意涵的作法，正如J.E.S.Fawcett所言，「虽然国际法中的主权和独立等词汇，经常的相互交替使用，但是他们之间仍有相当重要的差异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将之有所区别，以期能够正确地了解政治运动与冲突」。

二、内部自主

内部自主是国家主权的另一面向，它是指国家在其领与范围内拥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且这个法律权威仅受限于国际法的规范。这个层面的国家主权意涵，有时被称为「领土主权」（territorialsovereignty），亦即「国家对于在其领域内的人或事物拥有完整和排他的权威」。因此，在国际法范围内，主权国家可以对其领土内的个人和财产进行排他性的管辖。

内部自主的理论基础乃是源于在国内范围的主权概念。根据国内主权（或内部主权）观点，不论是绝对主权或是人民主权理论，主权权力行使者（不论是君主或是代表人民的议会政府）掌握有合法的政治权力，除了自然法、国际法或国家同意事项外，不承认其它更高合法权威的存在，并且可自行制订管辖国内事物的法律体系或公共政策。国家主权的内部自主面向可谓是这项理论在国际法层面的体现和应用，亦即在国际法上，主权国家对于其内部事物的处理具有法律管辖权的自主性和排他性。

国际法中的「国内管辖权」（domesticjurisdiction）正是源自于国家主权的内部自主面向。亦即凡属于国内管辖的事件，专属于国家决定和管辖，不受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干涉。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事件一本宪章提请解决…。」，因此，如国际法未有规定，国家对于属于「国内管辖」范畴的事件具有自主和排他的决定能力。通常而言，国内管辖权的范围和内容应由国际法来决定，但是，一九四六年美国依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项，接受国际法院管辖声明中，附有「由美国所认定在本质上属于美国国内管辖的一切争执事件」

不受国际法院管辖的保留条件，这个被称为「康诺利修正案」（Connallyamendment）的保留条款具有相当的争议性，但也正显示国家对于属于国内管辖事物的自主性与排他性。

当代国际法对于以往属于国内管辖范围内的部份事件，发展出更多的规定和限制；例如在人权和环境保护议题的规范发展上，以逐渐形成为国际法的管辖对象与范围，尤其国际人权法近年来的变迁，更使得它脱离传统属于国内管辖范围，而成为国际法的一部份。无论如何，这些国际法的变迁并未发展到完全否认国家主权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角色和地位，只是将国际法和国内管辖权的关系作一个更为清晰的界定；在缺乏一个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依然是主要行为者，也是执行和维护人权和环保规范的主要政治机构，正如学者所言「主权国家是唯一具有领土的国际行为者，事实上，整个世界都被主权管辖权所分割占据着，几乎所有个人都被这些领土主权的管辖权所控制着，因为主权国家依然是提供保护和安全的最主要的政治组织」。

肆、国际法中国家主权规范之效果

一、主权平等

国家法中的国家主权有两项效果：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原则。首先，主权平等原则（sovereignequality）意指主权国家之间，在国际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方面是相等的，正如伐拓所言：「侏儒和巨人一样是人，小国和超强都是国家」。在主权平等和外部独立之间有着因果关系，亦即因为所有主权国家在法律上相互独立于他国的管辖之外，所以国家在国际法上相互平等。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一款明确陈述，联合国乃是建立在会员国之间的主权平等原则之上。一九七0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国际法原则宣言」中，详尽阐明了主权平等原则的内容：

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它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力与责任，并同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主权平等原则尤其包括下列要素：

1.各国法律上一律平等；

2.每一国均享有主权的固有权利；

3.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他国的国际人格；

4.国家的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受侵犯；

5.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其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

6.每一国均有责任善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它国家和平相处。

上述的数项原则规定之中，大概是列出了所有有关国家主权的原则与特性，然而只有第一项，亦即「各国法律上一律平等」（Statesarejudiciallyequal.）

是主权平等的主要特质，换言之，主权平等并指涉国家间实际的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平均，而有关在国际法律地位上的相互关系。

因此，在主权平等原则之下，每一个国家都一样是国际法的主体之一，都是国际法体系的参与者。既然国家是国际法上的法律主体，所以国家也是权利义务的主体，在这个观念下，国家间乃有平等的基本权利与义务（fundamentalrightsandduties）。

二、不干涉原则

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non-intervention）是来自于国家主权概念中的内部自主特性，所谓的不干涉是指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属于其它国家内部管辖事件的不干涉；如前所述，国内管辖权的内容和界限是由国际法所决定的，例如近年来的国际法发展趋势中，已渐将人权法的规范和监督视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国家在这方面的管辖权受到国际法相当多的拘束。干涉代表着对于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法律权益的损害，也就是对国家主权的侵害。

不干涉原则在国际法具有长久且受争议的历史，根据AntonioCassese的观点，不干涉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透过三项相关的习惯法原则，进一步确定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这三项原则分别为：一是禁止侵犯他国内部事物原则，二是禁止国家在其本身境内从事、组织、或是官方支持对其他国家有侵害的行为，三是禁止协助他国内乱中的叛乱团体。因此，不干涉原则不仅指涉禁止对他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还包括对他国事物的尊重和不干涉。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是一项著名的条款，该条款是二次大战后国际法学界讨论武力使用与国际法的最重要条文，条文内容为：「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或威胁武力，或已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它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项武力使用和威胁武力使用的非法化，在冷战期间受到许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制度面和规范面的问题；制度面是指联合国企图维持这项规定的集体安全制度，因为其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和缺乏联合国军队的建立等，使得联合国无法有效执行这项规定，无法对违反条文以武力干涉他国事物的国家进行制裁，而不得不诉诸于超强和区域性安全组织的维持。规范面是指这项条文设计的结构性规范层面，亦即「重秩序，不重正义」

的规范设计，使得企图以武力修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的国家，不愿支持这项条文的不干涉原则。但是，支持这项条文法律效力的学者也强调，所有国家至今仍然口头支持该条文原则，也从未有国家直接挑战这项条文的合法性，因此不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干涉他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仍然可被视为支持不干涉原则的有效证据。

伍、结论：主权的结束？

许多学者批评主权概念在国际法上所造成的模糊和争议，并主张以其它概念来取代主权。例如，如前所述，部份学者主张以「独立」概念来取代主权，然而对于这种主张，寇斯克尼弥（MarttiKoskenniemi）认为是以模糊的表达概念取代另一个受争议的概念，并无助于概念的澄清和事实的描述。

近年来，主权概念又受到重视和讨论，同样地也受到相对的怀疑，例如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韩金（LouisHenkin）就认为主权是一个「坏字眼」（badword），因为在国内层面，主权被利用为「国家神话」（nationalmythologies），而在国际层面，主权是一个「标语」（catchword），亦即是一个「替代思考和明确定义」的标语。韩金认为：

过去曾经辩论是否有真正的国际法存在，因为有人认为主权国家不能屈服于任何其它权威，甚至不能受限于它自己订立的条约和它所同意的法律；今天也许不再会听到此类的说法，但是部份国家继续主张有部份的国际法、部份的条约和部份的组织，不符合「主权国家」原则，和他们的主权概念不相一致。

事实上，韩金所指的主权问题其实是国际法本身的合法性和效力问题。如同布尔（HedleyBull）所指出，由于国际社会并无类似国内法的中央权威的存在，因此部份国际法的效力是依赖「自救」（self-help）原则，亦即部份国际法必须依赖个别国家的执行才能产生效力。因此，国际法的效力决定于其本身的合法性程度以及国际社会的自救原则，然而国际社会的这种「相对分权体系」（relativelydecentralizedsystem）不是主权概念所造成的；相反的，主权概念的变化正反映着国际社会价值观念和法律体系的发展。绝对主权概念已是过时之物，韩金也承认现今不再有国家主张类似概念；因此，主权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反而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有不同的新的解释内容。

如果我们接受政策法学派的主张，亦即国际法是国际社会权威性决策过程，则我们了解不可避免的是，部份强国会尝试推广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世界公共秩序」

主权观范文篇7

[关键词]国家主权尊重挑战意义

国家存在的本质在于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主权的存在程度可以真切反映出国家实际存在的程度。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国际环境实践下，受到了挑战。正如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教授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法方面的一种扩张主义派或世界派的主导思想。”[1]主权的可分与共享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正在遭受霸权主义的践踏，叫嚷“主权弱化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权及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释义

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始于伟大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主权的真义，在他那里，主权是“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2]让•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除了受上帝的戒条和自然法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3]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思。[4]到了霍布斯那里，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权利的约束，你想象得到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5]卢梭认为主权是永远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将主权推至极端，认为主权是“排他的自为存在”，是“独立自主”。[6]无论各个思想家如何定义主权，不可否认的是，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因为国家主权如此重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写入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承认。

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重要的原则，是当代国际法律关系的基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意味着相互尊重各国主权地位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意味着一国有尊重和承认他国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一律平等，相互独立，有彼此尊重的权利和义务；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完全不受外来干扰，威胁，恐吓，破坏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独立的国格与世界各国交往，独立处理解决一切内外事务的权力和权利；意味着各国平等，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具备控制弱小国家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味着国家存在发展的自由，意味着一国的自由同时是另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有效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独立，平等，自由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弱小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国际法，国际社会强烈呼吁的同时，一些霸权国家却以主权有限或者某种借口来破坏国际契约对主权的规定性，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可见，国际社会的法律政治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即在于尊重各国主权。

二．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围绕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需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主权与领土的关系

冷战后出现的民族冲突，领土争端和地区性冲突，使得领土主权的问题更加敏感。

依照现代国际法学的通常观念，国家领土是指处于国家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地下及上空。换句话说，国家领土就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7]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尽管理论上如此规定，但实际上领土主权原则被改变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遭到破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弱小国家领土主权被践踏就是一个事实，不仅战争期间，甚至在和平年代，国家领土被占领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际法国际条约对国家领土也设有一些限制，比如领土主权问题的“共管”，“租借”还有“国际地役”问题。90年代以来伊拉克的“禁飞区”就是对领土主权的不可分割的挑战。领土的争端，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主权的争端，中东地区的领土冲突，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归属之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争论，其实都是主权问题。

领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存在的特定前提，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在国际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弱小国家在维持领土原则问题上的诸多无奈，领土被侵犯时有发生，甚至有人认为，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只是一种理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切实履行国家主权原则，才能保障正常的国际秩序。

2.主权与人权

二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以“促进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其基本宗旨之一。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当今世界，东西方国家关于人权与主权问题的论战仍在激烈进行。

在人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上，西方社会强调，由于人权原则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承认已向国际法原则，因而人权问题便不再是以国内管辖的问题，应当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处理和关切人权问题，但广大落后国家担心因此会是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突破口，再次重回近代西方社会的殖民时代，而不断拒绝和反对西方人的主张。

人权高于主权的人说：“我们并非随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也并非否定所有国家的主权，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残暴统治，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的主权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国际社会不能对这种政权袖手旁观”，外部干涉就有了“人道主义的依据”。[8]于是，美国打伊拉克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说是为了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是为了推进民主的进程，为此，可以牺牲被干涉国的主权，可以依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伊拉克，推翻萨达姆，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为了干涉中国的内政，以人权为借口来对中国的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而这一切，都严重动摇了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挑战和动摇了国际法。

关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在人权问题上，不仅不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新的理论可能破坏现有的了解。”“侵犯人权显然会危及和平，而漠视国家主权则一定会真正造成混乱。在维护人权问题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保护人权被用来侵犯各国基本管辖权和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9]

实际上，人权之争并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争的实质，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在与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即与控制相关国家的命运，推行人权政策，干涉别国内政。人权问题的冲突，实际上是主权问题的冲突，而这更显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重要性。

3.互相尊重主权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一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其第一项原则是互相尊重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一国主权的客观存在前提领土完整单独提出来，表明了这一原则的突出内容。而后四项原则每一项都是体现国家主权原则内容和实质的。互相尊重主权，包括了政治主权，领土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强调了主权的完整，同时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信条，是各国消极的和平共处（不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基础，措施或保证，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是主权原则的一个特殊贡献。

三．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面临的挑战

亨利•基辛格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交流和人类理想方面变的相互依赖的年代。”[10]“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家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一国界标志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11]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自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根本属性，它具有不可分性，不可共享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点。近代以来，国家主权这一质的规定性一直未变，然而，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挑战，下面择其一，二以分析：

1.主权弱化论

该理论认为，当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无形中有力的“侵蚀或削弱了主权观念的许多本质规定”，“抵消或弱化了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属性。[12]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是主权的主体，但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却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2.主权共享和转让

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国际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出现，各国相互依存性的提高，国家主权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和国家主权不可共享的观念应该加以修正，国家主权不仅是可以共享的，也是可以转让的。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割让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欧盟就是“主权让渡”的最佳例子。

应当承认，冷战后的国际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主权观念受到挑战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主权现象同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而理解他也应有历史的眼光。它是随着近代国家一同诞生的，它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变迁而改变自己作用的形式。[13]但是主权是否就弱化了或者是可以共享呢？也许还言之过早。

其一，经济的全球化并非弱化主权，而是强化了主权。它使各国政府从主体意识出发，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各国加入经济组织，并不是主动让出主权，而是为了在经济的合作中加强自身的实力，以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主权。

其二，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这些现象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强化的影响。克里米亚半岛之争，波黑内战，中国的西藏问题，大国的强权政治，以强凌弱，想使弱者放弃主权，而这些，更加让弱小国家自觉的保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主权。

其三，世界相互依存在加强，各国利益需要关系更加密切，区域乃至全球的合作性组织越来越多。但是，各国的合作并不是以让渡主权为前提的，反而是在各参与国的自身的主权得以确立，并不受根本侵害的情况下来合作的。可以说，全球性合作组织，比如安理会，国际红十字会，这些组织的出现，是各个主权国家在自立基础上的“合力”，其结果不是弱化主权，而是使互相尊重主权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体现。

国家与主权本来就是天然结合体，国家与主权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国家未消亡之际，国家主权原则并不会因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不可转让性的特点将会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

四．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意义

主权首先是一个纯西方的理论，故以往关于主权理论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西方国家，直到亚非会议发表的“万隆宣言”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了主权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西方才失去了阐释主权的垄断权。因而西方才开始认为其绝对主权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14]

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先前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非但已经被非西方民族国家所接受，反而驾驭得比西方国家更加出色。西方国家感到自身的话语权受到了挑战，为挽回劣势，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主权的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所有民族国家必须接受的现实，他将迫使每一个现存体系去顺应它并变革自身。”[15]对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此背景下谋求与发达国家平等的机遇，更应坚持自己的主权观，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在国际法上，在实践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1.符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主权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实践证明，它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实际的对外政策，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成为许多国家操作对外行为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主权不可转让的思想。一方面指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性，在国际交往中不可转让，另一方面指各个国家是在尊重各国主权不可转让的基础上来进行交往的。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转让，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坚持和平共处，可以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2.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秩序。关于霸权，斯蒂尔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政治上最积极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推翻整个社会，并予以重建；推翻某些政府，建立另一些政府；阻挠或刺激社会变革；保护我们的朋友，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有史无前例的行动能力，还有使用这一能力的冲动……”[16]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是对国家主权的无视和侵犯，是国家主权的主要敌人。必须看到，中国早已成为霸权文化的主要攻击和打击对象。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选择，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观念，人权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上，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霸权攻势。死刑问题，计划生育，都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攻击中国的借口。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强调尊重主权，无疑是积极的举动，强调这一点，就是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利于它们独立解决自己的内外问题，走好自己的道路而不受干涉，是建立公平，公正，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保证。

3.承认互相尊重主权，就是承认了人的存在和尊严，承认了民族平等和民族的生存一致，承认了国家权利的实际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国家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单位，其价值与权力应该得到承认，个人总要从属于一定的民族和国家，承认国家权利即承认个人权利。

互相尊重主权强调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是赋予东西方文明国家人类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合理的生存理念和国际政治准则。”[17]在保护人权的今天，承认并尊重主权原则，即是确认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原则。

简短结语

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特色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强权为基础，以国际契约(国际法，国际条约)为行为准则。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方列强用军事实力，迫使中国认可并加入了西方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现实的。[18]

必须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与中世纪的洲际社会，与近代的工业社会以及殖民主义所影响的社会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经历漫长文明变迁，年轮积聚无限能量并空前释放的时代，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要国家仍然存在，主权就永远是国家立足于国际的基础。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永恒发展的，主权也是一样。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坚持互相尊重主权，这是权利，也是义务，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国际契约为行为准则的，唯有坚持这一原则，人类才能共筑和平。

[参考资料]

[1]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让•博丹：《国家论六卷》第四卷，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3][11][1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4][5]刘仁山，徐敏：《论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载于《国际法学》2003年第2期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7]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8]宋国涛等：《中国国际环境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时事出版社

[10][12][16][17]姜安：《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逻辑与人文理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4]肖佳灵：《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载于《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主权观范文篇8

我在《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中国对外战略问题思考之一》与《国家主权的层次分析》两篇文章中,对国家主权研究另辟蹊径,尝试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求摆脱主权问题的理论困境。现就上述研究进行综合,提出国家主权的层次理论,尚祈同行斧正。

国家主权困境的根源

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相伴而生,随着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主权成为世界各国的本质特征,主权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石。但是,迄今为止,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平等原则屡遭破坏,强国和大国践踏弱国和小国主权的事端频频发生,难以禁绝,其根源何在呢?对国家主权在国际上陷入的这种困境稍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主权在体系层次上与国家层次上的意义是不一致的。国际体系对主权的规定是抽象的、平等的,任何民族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因而体系层次上的主权是同质的。如果体系对主权的质的规定性能完全贯彻,那么在国际社会中有关主权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事实上,这种主权在法理上、形式上的平等受到实质上不平等的冲击。这是因为在国家层次上,主权实现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体系结构和进程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它们的主权处于脆弱状态,而霸权国家利用其力量优势,奉行扩张性、干涉性对外政策,否定体系对主权的规定。因此,主权在国际上面临两股力量的冲撞,一方面国家(在当代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为落实体系对其主权的规定性而努力,这就是国家间的平等、独立、互不干涉内政;另一方面霸权国家践踏体系层次上主权规定性的本质。这就是主权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既然主权的困境来源于体系和国家间内在的结构性紧张,而且,从原理上讲,这种结构性紧张是现存国际体系所固有的,因而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此不应抱有幻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无所作为。根据上述对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在体系与国家两个层次上作出极大努力,以大大缓和这种张力。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体系对主权的质的规定性,通过强化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准则,加强有关的保障机制和制度建设,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等措施,来进一步落实主权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国家层次上,我们寄希望于力量的平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整合,只有逐步纠正世界力量的失衡状态,才能使主权的困境不断得到缓解。此外,在国际关系分析的第三个层次——国内层次上,国家主权也陷入了某种困境,这就是国内民族或地区的分离势力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针对主权本身的,它们或者是为了使自己取得主权地位,或者为了认同于另一个主权实体,它们要否定的是本国的主权实体,并不要否定主权原则。而来自国际上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则不同,它们对上述两者都构成威胁。总之,国家主权处于内外夹击之中。

确立刚柔相济的新主权观

在我们进一步用层次分析法剖析主权内涵之前,先强调有关主权的几项原则:(1)主权平等的普遍原则;(2)国家利益决定主权的原则;(3)主权理论必须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原则;(4)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必须与变动中的国际环境相平衡的原则。总之,民族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是它在主权问题作出选择的内在动力,国际环境嬗变是这种选择的外在动力。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有其时代特征。当代特别是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深刻变革的历史条件已经形成,一个密切联动的国际社会呈现在世人面前,世界或区域整体性发展趋势日益增强,当代世界生产力的空前飞跃,充满了跨国冲动,扩大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范围、深度和合理性,为世界各国编织了一张相互依存的网。全球问题的出现又强化了世界依存网络。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下,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一切要素都在跨国界流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普遍建立起全面的互动关系。人类发展的局部性与封闭性正在走向终结。封闭型的民族国家形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世界生产力突飞猛进所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也不能适应在许多方面必须进行全球治理的世界形势。虽然,迄今为止,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主权的本质和地位,但是,主权国家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应当以新的思维,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把全人类和地球的命运置于中心位置,洞悉世界各国除了以共同的责任感,明智和建设性的方式,非排他性、独占性的利益追求,共享整体性与多样性发展的成果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国家行为也有了新的生长点。国家利益不再单纯依靠封闭式的自我努力,而是在开放式的互动性的国际关系中求得实现。国家利益的内涵开始深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甚至国际一体化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种互动关系的实现是以利益和权力的让与为条件和代价的。例如为了参加某个国际组织而必须接受它的条件和规则,有关国家间领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调整,通过国际条约在武器控制、基本人权保障、环境与卫生指标等方面承担义务,它们往往涉及国家主权。在这些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世界各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创新实践,现在必须在理论上作出阐述。因此,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确立新的主权观有其必要性。

为此,必须对主权内涵进行层次分析。主权的本质

和内核是对内最高统治权及其对外独立权,它在主权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一种核心权力,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本源。就国家人格和主权最高属性而言,主权是绝对的,抽象的,排他的,不可分割的,不可放弃的,这在全面的国际一体化和民族国家消亡之前是不会改变的,而具体的主权权力则不同,它们是主权授予的下属权力,是主权的派生权力和具体表现,它们是相对的,具体的,可以自主限制的,可以自主让渡的。这种划分旨在为新的主权观奠定理论基础。

实际上,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主权的实践活动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方面,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或已经在本质上放弃主权,美国是如此,欧盟各国也是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对于作为弱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是它们的强大武器,在国内反对国家分裂,在国际上坚持主权平等不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保证国际关系实现民主化。因此,在涉及主权本质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的态度和立场都是刚性的。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在当代的国际大趋势下,采取了柔性的态度,以自主适应的姿态,对具体的主权权力进行自主限制或自主让渡。这种自主选择,虽然历史上也有,却是偶然的、少量的,而在当代成为必然的、普遍的现象。它集中地体现在国际一体化进程中和发展中国家身上。

这种对具体主权权力的自主限制与自主让渡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双向性和互动性。国家间或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彼此享有某种权利和承担某种义务。这不是单方面的让步,是为了有所得而有所失,得必须大于失,其起因和出发点是通过国际间互动来获取国家的更大利益或根本利益,国家利益始终是主权的中轴和判断标准。这种在平等互尊基础上的协商谈判,互让互利,正是尊重主权的表现。

如果双向性向单向性蜕变,即在外来强大压力下自主行动向非自主行动转化,主权就会被剥夺,国家根本利益会受到损害。

第二个特点是独立自主性,即国家是在主权平等条件下独立自主作出决策,其目的和宗旨是坚持和强调主权的本质,而不是削弱与放弃主权。主权的国际意义就在于国家的独立自主。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说明。

其一,国家在主权问题上作出的选择既然是自主的,就意味着它是行使主权的结果,是自愿作出的并且符合国家利益原则,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的本质内涵,是主权权威的表达,表明国家行使主权的完全自主。

其二,诚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国家限制自己行动自由的法律义务和数量本身不影响它的主权。影响主权的不是法律限制的数量,而是它的性质。但是只要有一项影响到这种权威的法律规定,它本身就足以破坏这个国家的主权。”确实,在主权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有一个“度”,即不能超越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性。只要把握好这个度,国家就不会因此而丧失主权。换言之,决定主权丧失与否的不是国家自主限制与自主让渡的数量,而是它们对主权本质所产生的影响。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国家并不是彻底放弃这些主权权力,只是两者有所分离,只是共同行使这些权力,即在某种国际框架、机制或机构内政策协调或集体决策,必要时国家也可以收回这些权力。在这方面,欧洲一体化具有典型意义。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对主权问题的处理,事实上一直在坚持主权的本质和自主限制与让渡主权权力、坚持国际体系对主权平等的规定性和正视国家行使主权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方面总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平衡关系。成员国选择一体化这条自主限制和让渡主权权力的道路,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并实现其主权。拥有欧盟委员会内一半票数的弱小成员国能够通过集体的力量否决大国提出的任何有损于它们关键利益的方案通过,从而有效地共同行使这些主权权力。

其三,国家在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限制和自主让渡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即以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代价,充分利用当今世界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这最终无疑会强化国家的主权地位。

简言之,主权理论应当是一种发展的理论。当代的主权理论应当是一种层次理论,它指明了国际体系层次上主权平等的同质性与国家层次上主权实践的差异性,以及国内层次上民族与地区分离势力的猖獗,造成了主权的困境,它把主权的内涵分解为作为主权本质的核心权力和其派生的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维护主权的本质,而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可以灵活地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加以自主限制,或自主让渡,其目的是要更好地维护主权的本质,使之成为我们在与全球化和谐共进中的根本保障。我们需要一种刚柔相济的新主权观。

主权观范文篇9

[关键词]国家主权尊重挑战意义

序

国家存在的本质在于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主权的存在程度可以真切反映出国家实际存在的程度。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国际环境实践下，受到了挑战。正如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教授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法方面的一种扩张主义派或世界派的主导思想。”[1]主权的可分与共享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正在遭受霸权主义的践踏，叫嚷“主权弱化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权及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释义

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始于伟大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主权的真义，在他那里，主权是“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2]让•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除了受上帝的戒条和自然法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3]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思。[4]到了霍布斯那里，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权利的约束，你想象得到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5]卢梭认为主权是永远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将主权推至极端，认为主权是“排他的自为存在”，是“独立自主”。[6]无论各个思想家如何定义主权，不可否认的是，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因为国家主权如此重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写入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承认。

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重要的原则，是当代国际法律关系的基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意味着相互尊重各国主权地位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意味着一国有尊重和承认他国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一律平等，相互独立，有彼此尊重的权利和义务；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完全不受外来干扰，威胁，恐吓，破坏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独立的国格与世界各国交往，独立处理解决一切内外事务的权力和权利；意味着各国平等，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具备控制弱小国家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味着国家存在发展的自由，意味着一国的自由同时是另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有效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独立，平等，自由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弱小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国际法，国际社会强烈呼吁的同时，一些霸权国家却以主权有限或者某种借口来破坏国际契约对主权的规定性，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可见，国际社会的法律政治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即在于尊重各国主权。

二．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围绕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需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主权与领土的关系

冷战后出现的民族冲突，领土争端和地区性冲突，使得领土主权的问题更加敏感。

依照现代国际法学的通常观念，国家领土是指处于国家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地下及上空。换句话说，国家领土就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7]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尽管理论上如此规定，但实际上领土主权原则被改变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遭到破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弱小国家领土主权被践踏就是一个事实，不仅战争期间，甚至在和平年代，国家领土被占领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际法国际条约对国家领土也设有一些限制，比如领土主权问题的“共管”，“租借”还有“国际地役”问题。90年代以来伊拉克的“禁飞区”就是对领土主权的不可分割的挑战。领土的争端，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主权的争端，中东地区的领土冲突，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归属之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争论，其实都是主权问题。

领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存在的特定前提，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在国际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弱小国家在维持领土原则问题上的诸多无奈，领土被侵犯时有发生，甚至有人认为，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只是一种理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切实履行国家主权原则，才能保障正常的国际秩序。

2.主权与人权

二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以“促进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其基本宗旨之一。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当今世界，东西方国家关于人权与主权问题的论战仍在激烈进行。

在人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上，西方社会强调，由于人权原则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承认已向国际法原则，因而人权问题便不再是以国内管辖的问题，应当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处理和关切人权问题，但广大落后国家担心因此会是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突破口，再次重回近代西方社会的殖民时代，而不断拒绝和反对西方人的主张。

人权高于主权的人说：“我们并非随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也并非否定所有国家的主权，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残暴统治，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的主权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国际社会不能对这种政权袖手旁观”，外部干涉就有了“人道主义的依据”。[8]于是，美国打伊拉克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说是为了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是为了推进民主的进程，为此，可以牺牲被干涉国的主权，可以依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伊拉克，推翻萨达姆，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为了干涉中国的内政，以人权为借口来对中国的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而这一切，都严重动摇了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挑战和动摇了国际法。

关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在人权问题上，不仅不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新的理论可能破坏现有的了解。”“侵犯人权显然会危及和平，而漠视国家主权则一定会真正造成混乱。在维护人权问题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保护人权被用来侵犯各国基本管辖权和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9]

实际上，人权之争并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争的实质，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在与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即与控制相关国家的命运，推行人权政策，干涉别国内政。人权问题的冲突，实际上是主权问题的冲突，而这更显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重要性。

3.互相尊重主权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一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其第一项原则是互相尊重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一国主权的客观

存在前提领土完整单独提出来，表明了这一原则的突出内容。而后四项原则每一项都是体现国家主权原则内容和实质的。互相尊重主权，包括了政治主权，领土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强调了主权的完整，同时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信条，是各国消极的和平共处（不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基础，措施或保证，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是主权原则的一个特殊贡献。

三．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面临的挑战

亨利•基辛格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交流和人类理想方面变的相互依赖的年代。”[10]“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家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一国界标志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11]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自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根本属性，它具有不可分性，不可共享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点。近代以来，国家主权这一质的规定性一直未变，然而，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挑战，下面择其一，二以分析：

1.主权弱化论

该理论认为，当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无形中有力的“侵蚀或削弱了主权观念的许多本质规定”，“抵消或弱化了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属性。[12]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是主权的主体，但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却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2.主权共享和转让

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国际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出现，各国相互依存性的提高，国家主权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和国家主权不可共享的观念应该加以修正，国家主权不仅是可以共享的，也是可以转让的。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割让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欧盟就是“主权让渡”的最佳例子。

应当承认，冷战后的国际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主权观念受到挑战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主权现象同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而理解他也应有历史的眼光。它是随着近代国家一同诞生的，它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变迁而改变自己作用的形式。[13]但是主权是否就弱化了或者是可以共享呢？也许还言之过早。

其一，经济的全球化并非弱化主权，而是强化了主权。它使各国政府从主体意识出发，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各国加入经济组织，并不是主动让出主权，而是为了在经济的合作中加强自身的实力，以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主权。

其二，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这些现象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强化的影响。克里米亚半岛之争，波黑内战，中国的西藏问题，大国的强权政治，以强凌弱，想使弱者放弃主权，而这些，更加让弱小国家自觉的保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主权。

其三，世界相互依存在加强，各国利益需要关系更加密切，区域乃至全球的合作性组织越来越多。但是，各国的合作并不是以让渡主权为前提的，反而是在各参与国的自身的主权得以确立，并不受根本侵害的情况下来合作的。可以说，全球性合作组织，比如安理会，国际红十字会，这些组织的出现，是各个主权国家在自立基础上的“合力”，其结果不是弱化主权，而是使互相尊重主权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体现。

国家与主权本来就是天然结合体，国家与主权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国家未消亡之际，国家主权原则并不会因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不可转让性的特点将会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

四．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意义

主权首先是一个纯西方的理论，故以往关于主权理论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西方国家，直到亚非会议发表的“万隆宣言”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了主权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西方才失去了阐释主权的垄断权。因而西方才开始认为其绝对主权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14]

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先前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非但已经被非西方民族国家所接受，反而驾驭得比西方国家更加出色。西方国家感到自身的话语权受到了挑战，为挽回劣势，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主权的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所有民族国家必须接受的现实，他将迫使每一个现存体系去顺应它并变革自身。”[15]对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此背景下谋求与发达国家平等的机遇，更应坚持自己的主权观，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在国际法上，在实践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1.符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主权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实践证明，它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实际的对外政策，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成为许多国家操作对外行为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主权不可转让的思想。一方面指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性，在国际交往中不可转让，另一方面指各个国家是在尊重各国主权不可转让的基础上来进行交往的。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转让，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坚持和平共处，可以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2.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秩序。关于霸权，斯蒂尔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政治上最积极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推翻整个社会，并予以重建；推翻某些政府，建立另一些政府；阻挠或刺激社会变革；保护我们的朋友，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有史无前例的行动能力，还有使用这一能力的冲动……”[16]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是对国家主权的无视和侵犯，是国家主权的主要敌人。必须看到，中国早已成为霸权文化的主要攻击和打击对象。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选择，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观念，人权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上，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霸权攻势。死刑问题，计划生育，都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攻击中国的借口。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强调尊重主权，无疑是积极的举动，强调这一点，就是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利于它们独立解决自己的内外问题，走好自己的道路而不受干涉，是建立公平，公正，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保证。

3.承认互相尊重主权，就是承认了人的存在和尊严，承认了民族平等和民族的生存一致，承认了国家权利的实际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国家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单位，其价值与权力应该得到承认，个人总要从属于一定的民族和国家，承认国家权利即承认个人权利。

互相尊重主权强调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是赋予东西方文明国家人类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合理的生存理念和国际政治准则。”[17]在保护人权的今天，承认并尊重主权原则，即是确认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原则。

简短结语

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特色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强权为基础，以国际契约(国际法，国际条约)为行为准则。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方列强用军事实力，迫使中国认可并加入了西方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现实的。[18]

必须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与中世纪的洲际社会，与近代的工业社会以及殖民主义所影响的社会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经历漫长文明变迁，年轮积聚无限能量并空前释放的时代，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要国家仍然存在，主权就永远是国家立足于国际的基础。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永恒发展的，主权也是一样。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坚持互相尊重主权，这是权利，也是义务，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国际契约为行为准则的，唯有坚持这一原则，人类才能共筑和平。

[参考资料]

[1]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让•博丹：《国家论六卷》第四卷，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3][11][1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4][5]刘仁山，徐敏：《论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载于《国际法学》2003年第2期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7]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8]宋国涛等：《中国国际环境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时事出版社

[10][12][16][17]姜安：《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逻辑与人文理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4]肖佳灵：《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载于《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主权观范文篇10

[关键词]国家主权尊重挑战意义

序

国家存在的本质在于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主权的存在程度可以真切反映出国家实际存在的程度。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国际环境实践下，受到了挑战。正如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教授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法方面的一种扩张主义派或世界派的主导思想。”[1]主权的可分与共享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正在遭受霸权主义的践踏，叫嚷“主权弱化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权及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释义

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始于伟大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主权的真义，在他那里，主权是“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2]让•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除了受上帝的戒条和自然法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3]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思。[4]到了霍布斯那里，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权利的约束，你想象得到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5]卢梭认为主权是永远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将主权推至极端，认为主权是“排他的自为存在”，是“独立自主”。[6]无论各个思想家如何定义主权，不可否认的是，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因为国家主权如此重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写入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承认。

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重要的原则，是当代国际法律关系的基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意味着相互尊重各国主权地位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意味着一国有尊重和承认他国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一律平等，相互独立，有彼此尊重的权利和义务；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完全不受外来干扰，威胁，恐吓，破坏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独立的国格与世界各国交往，独立处理解决一切内外事务的权力和权利；意味着各国平等，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具备控制弱小国家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味着国家存在发展的自由，意味着一国的自由同时是另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有效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独立，平等，自由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弱小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国际法，国际社会强烈呼吁的同时，一些霸权国家却以主权有限或者某种借口来破坏国际契约对主权的规定性，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可见，国际社会的法律政治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即在于尊重各国主权。

二．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围绕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需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主权与领土的关系

冷战后出现的民族冲突，领土争端和地区性冲突，使得领土主权的问题更加敏感。

依照现代国际法学的通常观念，国家领土是指处于国家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地下及上空。换句话说，国家领土就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7]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尽管理论上如此规定，但实际上领土主权原则被改变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遭到破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弱小国家领土主权被践踏就是一个事实，不仅战争期间，甚至在和平年代，国家领土被占领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际法国际条约对国家领土也设有一些限制，比如领土主权问题的“共管”，“租借”还有“国际地役”问题。90年代以来伊拉克的“禁飞区”就是对领土主权的不可分割的挑战。领土的争端，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主权的争端，中东地区的领土冲突，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归属之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争论，其实都是主权问题。

领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存在的特定前提，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在国际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弱小国家在维持领土原则问题上的诸多无奈，领土被侵犯时有发生，甚至有人认为，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只是一种理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切实履行国家主权原则，才能保障正常的国际秩序。

2.主权与人权

二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以“促进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其基本宗旨之一。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当今世界，东西方国家关于人权与主权问题的论战仍在激烈进行。

在人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上，西方社会强调，由于人权原则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承认已向国际法原则，因而人权问题便不再是以国内管辖的问题，应当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处理和关切人权问题，但广大落后国家担心因此会是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突破口，再次重回近代西方社会的殖民时代，而不断拒绝和反对西方人的主张。

人权高于主权的人说：“我们并非随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也并非否定所有国家的主权，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残暴统治，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的主权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国际社会不能对这种政权袖手旁观”，外部干涉就有了“人道主义的依据”。[8]于是，美国打伊拉克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说是为了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是为了推进民主的进程，为此，可以牺牲被干涉国的主权，可以依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伊拉克，推翻萨达姆，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为了干涉中国的内政，以人权为借口来对中国的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而这一切，都严重动摇了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挑战和动摇了国际法。

关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在人权问题上，不仅不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新的理论可能破坏现有的了解。”“侵犯人权显然会危及和平，而漠视国家主权则一定会真正造成混乱。在维护人权问题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保护人权被用来侵犯各国基本管辖权和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9]

实际上，人权之争并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争的实质，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在与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即与控制相关国家的命运，推行人权政策，干涉别国内政。人权问题的冲突，实际上是主权问题的冲突，而这更显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重要性。

3.互相尊重主权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一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其第一项原则是互相尊重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一国主权的客观存在前提领土完整单独提出来，表明了这一原则的突出内容。而后四项原则每一项都是体现国家主权原则内容和实质的。互相尊重主权，包括了政治主权，领土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强调了主权的完整，同时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信条，是各国消极的和平共处（不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基础，措施或保证，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是主权原则的一个特殊贡献。

三．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面临的挑战

亨利•基辛格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交流和人类理想方面变的相互依赖的年代。”[10]“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家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一国界标志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11]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自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根本属性，它具有不可分性，不可共享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点。近代以来，国家主权这一质的规定性一直未变，然而，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挑战，下面择其一，二以分析：

1.主权弱化论

该理论认为，当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无形中有力的“侵蚀或削弱了主权观念的许多本质规定”，“抵消或弱化了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属性。[12]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是主权的主体，但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却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2.主权共享和转让

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国际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出现，各国相互依存性的提高，国家主权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和国家主权不可共享的观念应该加以修正，国家主权不仅是可以共享的，也是可以转让的。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割让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欧盟就是“主权让渡”的最佳例子。

应当承认，冷战后的国际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主权观念受到挑战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主权现象同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而理解他也应有历史的眼光。它是随着近代国家一同诞生的，它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变迁而改变自己作用的形式。[13]但是主权是否就弱化了或者是可以共享呢？也许还言之过早。

其一，经济的全球化并非弱化主权，而是强化了主权。它使各国政府从主体意识出发，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各国加入经济组织，并不是主动让出主权，而是为了在经济的合作中加强自身的实力，以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主权。

其二，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这些现象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强化的影响。克里米亚半岛之争，波黑内战，中国的西藏问题，大国的强权政治，以强凌弱，想使弱者放弃主权，而这些，更加让弱小国家自觉的保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主权。

其三，世界相互依存在加强，各国利益需要关系更加密切，区域乃至全球的合作性组织越来越多。但是，各国的合作并不是以让渡主权为前提的，反而是在各参与国的自身的主权得以确立，并不受根本侵害的情况下来合作的。可以说，全球性合作组织，比如安理会，国际红十字会，这些组织的出现，是各个主权国家在自立基础上的“合力”，其结果不是弱化主权，而是使互相尊重主权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体现。

国家与主权本来就是天然结合体，国家与主权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国家未消亡之际，国家主权原则并不会因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不可转让性的特点将会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

四．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意义

主权首先是一个纯西方的理论，故以往关于主权理论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西方国家，直到亚非会议发表的“万隆宣言”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了主权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西方才失去了阐释主权的垄断权。因而西方才开始认为其绝对主权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14]

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先前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非但已经被非西方民族国家所接受，反而驾驭得比西方国家更加出色。西方国家感到自身的话语权受到了挑战，为挽回劣势，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主权的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所有民族国家必须接受的现实，他将迫使每一个现存体系去顺应它并变革自身。”[15]对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此背景下谋求与发达国家平等的机遇，更应坚持自己的主权观，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在国际法上，在实践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1.符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主权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实践证明，它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实际的对外政策，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成为许多国家操作对外行为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主权不可转让的思想。一方面指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性，在国际交往中不可转让，另一方面指各个国家是在尊重各国主权不可转让的基础上来进行交往的。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转让，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坚持和平共处，可以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2.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秩序。关于霸权，斯蒂尔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政治上最积极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推翻整个社会，并予以重建；推翻某些政府，建立另一些政府；阻挠或刺激社会变革；保护我们的朋友，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有史无前例的行动能力，还有使用这一能力的冲动……”[16]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是对国家主权的无视和侵犯，是国家主权的主要敌人。必须看到，中国早已成为霸权文化的主要攻击和打击对象。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选择，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观念，人权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上，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霸权攻势。死刑问题，计划生育，都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攻击中国的借口。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强调尊重主权，无疑是积极的举动，强调这一点，就是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利于它们独立解决自己的内外问题，走好自己的道路而不受干涉，是建立公平，公正，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保证。

3.承认互相尊重主权，就是承认了人的存在和尊严，承认了民族平等和民族的生存一致，承认了国家权利的实际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国家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单位，其价值与权力应该得到承认，个人总要从属于一定的民族和国家，承认国家权利即承认个人权利。

互相尊重主权强调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是赋予东西方文明国家人类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合理的生存理念和国际政治准则。”[17]在保护人权的今天，承认并尊重主权原则，即是确认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原则。

简短结语

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特色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强权为基础，以国际契约(国际法，国际条约)为行为准则。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方列强用军事实力，迫使中国认可并加入了西方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现实的。[18]

必须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与中世纪的洲际社会，与近代的工业社会以及殖民主义所影响的社会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经历漫长文明变迁，年轮积聚无限能量并空前释放的时代，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要国家仍然存在，主权就永远是国家立足于国际的基础。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永恒发展的，主权也是一样。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坚持互相尊重主权，这是权利，也是义务，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国际契约为行为准则的，唯有坚持这一原则，人类才能共筑和平。

[参考资料]

[1]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让•博丹：《国家论六卷》第四卷，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3][11][1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4][5]刘仁山，徐敏：《论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载于《国际法学》2003年第2期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7]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8]宋国涛等：《中国国际环境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时事出版社

[10][12][16][17]姜安：《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逻辑与人文理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4]肖佳灵：《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载于《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