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原则范文10篇

主权原则范文篇1

[关键词]国家主权尊重挑战意义

国家存在的本质在于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主权的存在程度可以真切反映出国家实际存在的程度。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国际环境实践下，受到了挑战。正如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教授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法方面的一种扩张主义派或世界派的主导思想。”[1]主权的可分与共享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正在遭受霸权主义的践踏，叫嚷“主权弱化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权及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释义

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始于伟大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主权的真义，在他那里，主权是“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2]让•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除了受上帝的戒条和自然法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3]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思。[4]到了霍布斯那里，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权利的约束，你想象得到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5]卢梭认为主权是永远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将主权推至极端，认为主权是“排他的自为存在”，是“独立自主”。[6]无论各个思想家如何定义主权，不可否认的是，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因为国家主权如此重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写入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承认。

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重要的原则，是当代国际法律关系的基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意味着相互尊重各国主权地位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意味着一国有尊重和承认他国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一律平等，相互独立，有彼此尊重的权利和义务；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完全不受外来干扰，威胁，恐吓，破坏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独立的国格与世界各国交往，独立处理解决一切内外事务的权力和权利；意味着各国平等，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具备控制弱小国家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味着国家存在发展的自由，意味着一国的自由同时是另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有效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独立，平等，自由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弱小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国际法，国际社会强烈呼吁的同时，一些霸权国家却以主权有限或者某种借口来破坏国际契约对主权的规定性，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可见，国际社会的法律政治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即在于尊重各国主权。

二．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围绕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需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主权与领土的关系

冷战后出现的民族冲突，领土争端和地区性冲突，使得领土主权的问题更加敏感。

依照现代国际法学的通常观念，国家领土是指处于国家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地下及上空。换句话说，国家领土就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7]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尽管理论上如此规定，但实际上领土主权原则被改变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遭到破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弱小国家领土主权被践踏就是一个事实，不仅战争期间，甚至在和平年代，国家领土被占领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际法国际条约对国家领土也设有一些限制，比如领土主权问题的“共管”，“租借”还有“国际地役”问题。90年代以来伊拉克的“禁飞区”就是对领土主权的不可分割的挑战。领土的争端，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主权的争端，中东地区的领土冲突，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归属之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争论，其实都是主权问题。

领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存在的特定前提，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在国际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弱小国家在维持领土原则问题上的诸多无奈，领土被侵犯时有发生，甚至有人认为，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只是一种理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切实履行国家主权原则，才能保障正常的国际秩序。

2.主权与人权

二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以“促进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其基本宗旨之一。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当今世界，东西方国家关于人权与主权问题的论战仍在激烈进行。

在人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上，西方社会强调，由于人权原则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承认已向国际法原则，因而人权问题便不再是以国内管辖的问题，应当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处理和关切人权问题，但广大落后国家担心因此会是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突破口，再次重回近代西方社会的殖民时代，而不断拒绝和反对西方人的主张。

人权高于主权的人说：“我们并非随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也并非否定所有国家的主权，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残暴统治，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的主权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国际社会不能对这种政权袖手旁观”，外部干涉就有了“人道主义的依据”。[8]于是，美国打伊拉克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说是为了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是为了推进民主的进程，为此，可以牺牲被干涉国的主权，可以依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伊拉克，推翻萨达姆，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为了干涉中国的内政，以人权为借口来对中国的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而这一切，都严重动摇了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挑战和动摇了国际法。

关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在人权问题上，不仅不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新的理论可能破坏现有的了解。”“侵犯人权显然会危及和平，而漠视国家主权则一定会真正造成混乱。在维护人权问题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保护人权被用来侵犯各国基本管辖权和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9]

实际上，人权之争并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争的实质，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在与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即与控制相关国家的命运，推行人权政策，干涉别国内政。人权问题的冲突，实际上是主权问题的冲突，而这更显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重要性。

3.互相尊重主权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一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其第一项原则是互相尊重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一国主权的客观存在前提领土完整单独提出来，表明了这一原则的突出内容。而后四项原则每一项都是体现国家主权原则内容和实质的。互相尊重主权，包括了政治主权，领土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强调了主权的完整，同时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信条，是各国消极的和平共处（不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基础，措施或保证，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是主权原则的一个特殊贡献。

三．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面临的挑战

亨利•基辛格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交流和人类理想方面变的相互依赖的年代。”[10]“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家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一国界标志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11]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自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根本属性，它具有不可分性，不可共享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点。近代以来，国家主权这一质的规定性一直未变，然而，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挑战，下面择其一，二以分析：

1.主权弱化论

该理论认为，当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无形中有力的“侵蚀或削弱了主权观念的许多本质规定”，“抵消或弱化了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属性。[12]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是主权的主体，但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却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2.主权共享和转让

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国际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出现，各国相互依存性的提高，国家主权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和国家主权不可共享的观念应该加以修正，国家主权不仅是可以共享的，也是可以转让的。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割让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欧盟就是“主权让渡”的最佳例子。

应当承认，冷战后的国际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主权观念受到挑战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主权现象同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而理解他也应有历史的眼光。它是随着近代国家一同诞生的，它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变迁而改变自己作用的形式。[13]但是主权是否就弱化了或者是可以共享呢？也许还言之过早。

其一，经济的全球化并非弱化主权，而是强化了主权。它使各国政府从主体意识出发，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各国加入经济组织，并不是主动让出主权，而是为了在经济的合作中加强自身的实力，以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主权。

其二，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这些现象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强化的影响。克里米亚半岛之争，波黑内战，中国的西藏问题，大国的强权政治，以强凌弱，想使弱者放弃主权，而这些，更加让弱小国家自觉的保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主权。

其三，世界相互依存在加强，各国利益需要关系更加密切，区域乃至全球的合作性组织越来越多。但是，各国的合作并不是以让渡主权为前提的，反而是在各参与国的自身的主权得以确立，并不受根本侵害的情况下来合作的。可以说，全球性合作组织，比如安理会，国际红十字会，这些组织的出现，是各个主权国家在自立基础上的“合力”，其结果不是弱化主权，而是使互相尊重主权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体现。

国家与主权本来就是天然结合体，国家与主权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国家未消亡之际，国家主权原则并不会因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不可转让性的特点将会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

四．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意义

主权首先是一个纯西方的理论，故以往关于主权理论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西方国家，直到亚非会议发表的“万隆宣言”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了主权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西方才失去了阐释主权的垄断权。因而西方才开始认为其绝对主权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14]

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先前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非但已经被非西方民族国家所接受，反而驾驭得比西方国家更加出色。西方国家感到自身的话语权受到了挑战，为挽回劣势，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主权的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所有民族国家必须接受的现实，他将迫使每一个现存体系去顺应它并变革自身。”[15]对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此背景下谋求与发达国家平等的机遇，更应坚持自己的主权观，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在国际法上，在实践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1.符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主权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实践证明，它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实际的对外政策，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成为许多国家操作对外行为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主权不可转让的思想。一方面指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性，在国际交往中不可转让，另一方面指各个国家是在尊重各国主权不可转让的基础上来进行交往的。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转让，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坚持和平共处，可以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2.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秩序。关于霸权，斯蒂尔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政治上最积极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推翻整个社会，并予以重建；推翻某些政府，建立另一些政府；阻挠或刺激社会变革；保护我们的朋友，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有史无前例的行动能力，还有使用这一能力的冲动……”[16]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是对国家主权的无视和侵犯，是国家主权的主要敌人。必须看到，中国早已成为霸权文化的主要攻击和打击对象。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选择，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观念，人权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上，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霸权攻势。死刑问题，计划生育，都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攻击中国的借口。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强调尊重主权，无疑是积极的举动，强调这一点，就是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利于它们独立解决自己的内外问题，走好自己的道路而不受干涉，是建立公平，公正，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保证。

3.承认互相尊重主权，就是承认了人的存在和尊严，承认了民族平等和民族的生存一致，承认了国家权利的实际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国家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单位，其价值与权力应该得到承认，个人总要从属于一定的民族和国家，承认国家权利即承认个人权利。

互相尊重主权强调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是赋予东西方文明国家人类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合理的生存理念和国际政治准则。”[17]在保护人权的今天，承认并尊重主权原则，即是确认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原则。

简短结语

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特色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强权为基础，以国际契约(国际法，国际条约)为行为准则。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方列强用军事实力，迫使中国认可并加入了西方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现实的。[18]

必须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与中世纪的洲际社会，与近代的工业社会以及殖民主义所影响的社会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经历漫长文明变迁，年轮积聚无限能量并空前释放的时代，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要国家仍然存在，主权就永远是国家立足于国际的基础。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永恒发展的，主权也是一样。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坚持互相尊重主权，这是权利，也是义务，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国际契约为行为准则的，唯有坚持这一原则，人类才能共筑和平。

[参考资料]

[1]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让•博丹：《国家论六卷》第四卷，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3][11][1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4][5]刘仁山，徐敏：《论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载于《国际法学》2003年第2期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7]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8]宋国涛等：《中国国际环境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时事出版社

[10][12][16][17]姜安：《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逻辑与人文理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4]肖佳灵：《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载于《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主权原则范文篇2

[关键词]国家主权尊重挑战意义

序

国家存在的本质在于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主权的存在程度可以真切反映出国家实际存在的程度。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国际环境实践下，受到了挑战。正如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教授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法方面的一种扩张主义派或世界派的主导思想。”[1]主权的可分与共享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正在遭受霸权主义的践踏，叫嚷“主权弱化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权及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释义

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始于伟大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主权的真义，在他那里，主权是“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2]让•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除了受上帝的戒条和自然法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3]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思。[4]到了霍布斯那里，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权利的约束，你想象得到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5]卢梭认为主权是永远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将主权推至极端，认为主权是“排他的自为存在”，是“独立自主”。[6]无论各个思想家如何定义主权，不可否认的是，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因为国家主权如此重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写入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承认。

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重要的原则，是当代国际法律关系的基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意味着相互尊重各国主权地位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意味着一国有尊重和承认他国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一律平等，相互独立，有彼此尊重的权利和义务；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完全不受外来干扰，威胁，恐吓，破坏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独立的国格与世界各国交往，独立处理解决一切内外事务的权力和权利；意味着各国平等，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具备控制弱小国家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味着国家存在发展的自由，意味着一国的自由同时是另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有效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独立，平等，自由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弱小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国际法，国际社会强烈呼吁的同时，一些霸权国家却以主权有限或者某种借口来破坏国际契约对主权的规定性，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可见，国际社会的法律政治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即在于尊重各国主权。

二．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围绕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需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主权与领土的关系

冷战后出现的民族冲突，领土争端和地区性冲突，使得领土主权的问题更加敏感。

依照现代国际法学的通常观念，国家领土是指处于国家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地下及上空。换句话说，国家领土就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7]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尽管理论上如此规定，但实际上领土主权原则被改变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遭到破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弱小国家领土主权被践踏就是一个事实，不仅战争期间，甚至在和平年代，国家领土被占领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际法国际条约对国家领土也设有一些限制，比如领土主权问题的“共管”，“租借”还有“国际地役”问题。90年代以来伊拉克的“禁飞区”就是对领土主权的不可分割的挑战。领土的争端，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主权的争端，中东地区的领土冲突，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归属之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争论，其实都是主权问题。

领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存在的特定前提，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在国际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弱小国家在维持领土原则问题上的诸多无奈，领土被侵犯时有发生，甚至有人认为，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只是一种理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切实履行国家主权原则，才能保障正常的国际秩序。

2.主权与人权

二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以“促进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其基本宗旨之一。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当今世界，东西方国家关于人权与主权问题的论战仍在激烈进行。

在人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上，西方社会强调，由于人权原则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承认已向国际法原则，因而人权问题便不再是以国内管辖的问题，应当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处理和关切人权问题，但广大落后国家担心因此会是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突破口，再次重回近代西方社会的殖民时代，而不断拒绝和反对西方人的主张。

人权高于主权的人说：“我们并非随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也并非否定所有国家的主权，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残暴统治，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的主权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国际社会不能对这种政权袖手旁观”，外部干涉就有了“人道主义的依据”。[8]于是，美国打伊拉克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说是为了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是为了推进民主的进程，为此，可以牺牲被干涉国的主权，可以依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伊拉克，推翻萨达姆，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为了干涉中国的内政，以人权为借口来对中国的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而这一切，都严重动摇了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挑战和动摇了国际法。

关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在人权问题上，不仅不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新的理论可能破坏现有的了解。”“侵犯人权显然会危及和平，而漠视国家主权则一定会真正造成混乱。在维护人权问题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保护人权被用来侵犯各国基本管辖权和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9]

实际上，人权之争并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争的实质，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在与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即与控制相关国家的命运，推行人权政策，干涉别国内政。人权问题的冲突，实际上是主权问题的冲突，而这更显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重要性。

3.互相尊重主权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一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其第一项原则是互相尊重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一国主权的客观

存在前提领土完整单独提出来，表明了这一原则的突出内容。而后四项原则每一项都是体现国家主权原则内容和实质的。互相尊重主权，包括了政治主权，领土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强调了主权的完整，同时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信条，是各国消极的和平共处（不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基础，措施或保证，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是主权原则的一个特殊贡献。

三．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面临的挑战

亨利•基辛格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交流和人类理想方面变的相互依赖的年代。”[10]“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家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一国界标志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11]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自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根本属性，它具有不可分性，不可共享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点。近代以来，国家主权这一质的规定性一直未变，然而，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挑战，下面择其一，二以分析：

1.主权弱化论

该理论认为，当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无形中有力的“侵蚀或削弱了主权观念的许多本质规定”，“抵消或弱化了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属性。[12]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是主权的主体，但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却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2.主权共享和转让

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国际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出现，各国相互依存性的提高，国家主权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和国家主权不可共享的观念应该加以修正，国家主权不仅是可以共享的，也是可以转让的。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割让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欧盟就是“主权让渡”的最佳例子。

应当承认，冷战后的国际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主权观念受到挑战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主权现象同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而理解他也应有历史的眼光。它是随着近代国家一同诞生的，它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变迁而改变自己作用的形式。[13]但是主权是否就弱化了或者是可以共享呢？也许还言之过早。

其一，经济的全球化并非弱化主权，而是强化了主权。它使各国政府从主体意识出发，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各国加入经济组织，并不是主动让出主权，而是为了在经济的合作中加强自身的实力，以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主权。

其二，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这些现象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强化的影响。克里米亚半岛之争，波黑内战，中国的西藏问题，大国的强权政治，以强凌弱，想使弱者放弃主权，而这些，更加让弱小国家自觉的保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主权。

其三，世界相互依存在加强，各国利益需要关系更加密切，区域乃至全球的合作性组织越来越多。但是，各国的合作并不是以让渡主权为前提的，反而是在各参与国的自身的主权得以确立，并不受根本侵害的情况下来合作的。可以说，全球性合作组织，比如安理会，国际红十字会，这些组织的出现，是各个主权国家在自立基础上的“合力”，其结果不是弱化主权，而是使互相尊重主权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体现。

国家与主权本来就是天然结合体，国家与主权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国家未消亡之际，国家主权原则并不会因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不可转让性的特点将会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

四．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意义

主权首先是一个纯西方的理论，故以往关于主权理论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西方国家，直到亚非会议发表的“万隆宣言”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了主权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西方才失去了阐释主权的垄断权。因而西方才开始认为其绝对主权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14]

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先前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非但已经被非西方民族国家所接受，反而驾驭得比西方国家更加出色。西方国家感到自身的话语权受到了挑战，为挽回劣势，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主权的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所有民族国家必须接受的现实，他将迫使每一个现存体系去顺应它并变革自身。”[15]对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此背景下谋求与发达国家平等的机遇，更应坚持自己的主权观，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在国际法上，在实践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1.符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主权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实践证明，它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实际的对外政策，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成为许多国家操作对外行为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主权不可转让的思想。一方面指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性，在国际交往中不可转让，另一方面指各个国家是在尊重各国主权不可转让的基础上来进行交往的。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转让，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坚持和平共处，可以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2.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秩序。关于霸权，斯蒂尔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政治上最积极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推翻整个社会，并予以重建；推翻某些政府，建立另一些政府；阻挠或刺激社会变革；保护我们的朋友，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有史无前例的行动能力，还有使用这一能力的冲动……”[16]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是对国家主权的无视和侵犯，是国家主权的主要敌人。必须看到，中国早已成为霸权文化的主要攻击和打击对象。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选择，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观念，人权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上，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霸权攻势。死刑问题，计划生育，都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攻击中国的借口。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强调尊重主权，无疑是积极的举动，强调这一点，就是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利于它们独立解决自己的内外问题，走好自己的道路而不受干涉，是建立公平，公正，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保证。

3.承认互相尊重主权，就是承认了人的存在和尊严，承认了民族平等和民族的生存一致，承认了国家权利的实际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国家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单位，其价值与权力应该得到承认，个人总要从属于一定的民族和国家，承认国家权利即承认个人权利。

互相尊重主权强调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是赋予东西方文明国家人类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合理的生存理念和国际政治准则。”[17]在保护人权的今天，承认并尊重主权原则，即是确认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原则。

简短结语

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特色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强权为基础，以国际契约(国际法，国际条约)为行为准则。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方列强用军事实力，迫使中国认可并加入了西方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现实的。[18]

必须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与中世纪的洲际社会，与近代的工业社会以及殖民主义所影响的社会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经历漫长文明变迁，年轮积聚无限能量并空前释放的时代，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要国家仍然存在，主权就永远是国家立足于国际的基础。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永恒发展的，主权也是一样。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坚持互相尊重主权，这是权利，也是义务，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国际契约为行为准则的，唯有坚持这一原则，人类才能共筑和平。

[参考资料]

[1]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让•博丹：《国家论六卷》第四卷，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3][11][1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4][5]刘仁山，徐敏：《论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载于《国际法学》2003年第2期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7]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8]宋国涛等：《中国国际环境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时事出版社

[10][12][16][17]姜安：《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逻辑与人文理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4]肖佳灵：《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载于《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主权原则范文篇3

[关键词]国家主权尊重挑战意义

序

国家存在的本质在于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主权的存在程度可以真切反映出国家实际存在的程度。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国际环境实践下，受到了挑战。正如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教授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法方面的一种扩张主义派或世界派的主导思想。”[1]主权的可分与共享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正在遭受霸权主义的践踏，叫嚷“主权弱化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权及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释义

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始于伟大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主权的真义，在他那里，主权是“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2]让•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除了受上帝的戒条和自然法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3]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思。[4]到了霍布斯那里，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权利的约束，你想象得到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5]卢梭认为主权是永远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将主权推至极端，认为主权是“排他的自为存在”，是“独立自主”。[6]无论各个思想家如何定义主权，不可否认的是，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因为国家主权如此重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写入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承认。

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重要的原则，是当代国际法律关系的基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意味着相互尊重各国主权地位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意味着一国有尊重和承认他国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一律平等，相互独立，有彼此尊重的权利和义务；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完全不受外来干扰，威胁，恐吓，破坏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独立的国格与世界各国交往，独立处理解决一切内外事务的权力和权利；意味着各国平等，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具备控制弱小国家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味着国家存在发展的自由，意味着一国的自由同时是另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有效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独立，平等，自由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弱小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国际法，国际社会强烈呼吁的同时，一些霸权国家却以主权有限或者某种借口来破坏国际契约对主权的规定性，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可见，国际社会的法律政治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即在于尊重各国主权。

二．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围绕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需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主权与领土的关系

冷战后出现的民族冲突，领土争端和地区性冲突，使得领土主权的问题更加敏感。

依照现代国际法学的通常观念，国家领土是指处于国家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地下及上空。换句话说，国家领土就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7]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尽管理论上如此规定，但实际上领土主权原则被改变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遭到破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弱小国家领土主权被践踏就是一个事实，不仅战争期间，甚至在和平年代，国家领土被占领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际法国际条约对国家领土也设有一些限制，比如领土主权问题的“共管”，“租借”还有“国际地役”问题。90年代以来伊拉克的“禁飞区”就是对领土主权的不可分割的挑战。领土的争端，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主权的争端，中东地区的领土冲突，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归属之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争论，其实都是主权问题。

领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存在的特定前提，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在国际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弱小国家在维持领土原则问题上的诸多无奈，领土被侵犯时有发生，甚至有人认为，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只是一种理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切实履行国家主权原则，才能保障正常的国际秩序。

2.主权与人权

二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以“促进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其基本宗旨之一。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当今世界，东西方国家关于人权与主权问题的论战仍在激烈进行。

在人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上，西方社会强调，由于人权原则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承认已向国际法原则，因而人权问题便不再是以国内管辖的问题，应当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处理和关切人权问题，但广大落后国家担心因此会是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突破口，再次重回近代西方社会的殖民时代，而不断拒绝和反对西方人的主张。

人权高于主权的人说：“我们并非随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也并非否定所有国家的主权，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残暴统治，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的主权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国际社会不能对这种政权袖手旁观”，外部干涉就有了“人道主义的依据”。[8]于是，美国打伊拉克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说是为了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是为了推进民主的进程，为此，可以牺牲被干涉国的主权，可以依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伊拉克，推翻萨达姆，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为了干涉中国的内政，以人权为借口来对中国的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而这一切，都严重动摇了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挑战和动摇了国际法。

关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在人权问题上，不仅不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新的理论可能破坏现有的了解。”“侵犯人权显然会危及和平，而漠视国家主权则一定会真正造成混乱。在维护人权问题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保护人权被用来侵犯各国基本管辖权和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9]

实际上，人权之争并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争的实质，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在与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即与控制相关国家的命运，推行人权政策，干涉别国内政。人权问题的冲突，实际上是主权问题的冲突，而这更显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重要性。

3.互相尊重主权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一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其第一项原则是互相尊重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一国主权的客观存在前提领土完整单独提出来，表明了这一原则的突出内容。而后四项原则每一项都是体现国家主权原则内容和实质的。互相尊重主权，包括了政治主权，领土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强调了主权的完整，同时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信条，是各国消极的和平共处（不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基础，措施或保证，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是主权原则的一个特殊贡献。

三．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面临的挑战

亨利•基辛格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交流和人类理想方面变的相互依赖的年代。”[10]“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家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一国界标志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11]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自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根本属性，它具有不可分性，不可共享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点。近代以来，国家主权这一质的规定性一直未变，然而，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挑战，下面择其一，二以分析：

1.主权弱化论

该理论认为，当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无形中有力的“侵蚀或削弱了主权观念的许多本质规定”，“抵消或弱化了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属性。[12]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是主权的主体，但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却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2.主权共享和转让

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国际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出现，各国相互依存性的提高，国家主权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和国家主权不可共享的观念应该加以修正，国家主权不仅是可以共享的，也是可以转让的。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割让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欧盟就是“主权让渡”的最佳例子。

应当承认，冷战后的国际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主权观念受到挑战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主权现象同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而理解他也应有历史的眼光。它是随着近代国家一同诞生的，它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变迁而改变自己作用的形式。[13]但是主权是否就弱化了或者是可以共享呢？也许还言之过早。

其一，经济的全球化并非弱化主权，而是强化了主权。它使各国政府从主体意识出发，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各国加入经济组织，并不是主动让出主权，而是为了在经济的合作中加强自身的实力，以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主权。

其二，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这些现象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强化的影响。克里米亚半岛之争，波黑内战，中国的西藏问题，大国的强权政治，以强凌弱，想使弱者放弃主权，而这些，更加让弱小国家自觉的保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主权。

其三，世界相互依存在加强，各国利益需要关系更加密切，区域乃至全球的合作性组织越来越多。但是，各国的合作并不是以让渡主权为前提的，反而是在各参与国的自身的主权得以确立，并不受根本侵害的情况下来合作的。可以说，全球性合作组织，比如安理会，国际红十字会，这些组织的出现，是各个主权国家在自立基础上的“合力”，其结果不是弱化主权，而是使互相尊重主权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体现。

国家与主权本来就是天然结合体，国家与主权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国家未消亡之际，国家主权原则并不会因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不可转让性的特点将会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

四．互相尊重主权原则的意义

主权首先是一个纯西方的理论，故以往关于主权理论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西方国家，直到亚非会议发表的“万隆宣言”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了主权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西方才失去了阐释主权的垄断权。因而西方才开始认为其绝对主权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14]

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先前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非但已经被非西方民族国家所接受，反而驾驭得比西方国家更加出色。西方国家感到自身的话语权受到了挑战，为挽回劣势，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主权的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所有民族国家必须接受的现实，他将迫使每一个现存体系去顺应它并变革自身。”[15]对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此背景下谋求与发达国家平等的机遇，更应坚持自己的主权观，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在国际法上，在实践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1.符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主权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实践证明，它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实际的对外政策，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成为许多国家操作对外行为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主权不可转让的思想。一方面指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性，在国际交往中不可转让，另一方面指各个国家是在尊重各国主权不可转让的基础上来进行交往的。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转让，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坚持和平共处，可以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2.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秩序。关于霸权，斯蒂尔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政治上最积极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推翻整个社会，并予以重建；推翻某些政府，建立另一些政府；阻挠或刺激社会变革；保护我们的朋友，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有史无前例的行动能力，还有使用这一能力的冲动……”[16]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是对国家主权的无视和侵犯，是国家主权的主要敌人。必须看到，中国早已成为霸权文化的主要攻击和打击对象。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选择，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观念，人权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上，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霸权攻势。死刑问题，计划生育，都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攻击中国的借口。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强调尊重主权，无疑是积极的举动，强调这一点，就是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利于它们独立解决自己的内外问题，走好自己的道路而不受干涉，是建立公平，公正，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保证。

3.承认互相尊重主权，就是承认了人的存在和尊严，承认了民族平等和民族的生存一致，承认了国家权利的实际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国家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单位，其价值与权力应该得到承认，个人总要从属于一定的民族和国家，承认国家权利即承认个人权利。

互相尊重主权强调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是赋予东西方文明国家人类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合理的生存理念和国际政治准则。”[17]在保护人权的今天，承认并尊重主权原则，即是确认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原则。

简短结语

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特色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强权为基础，以国际契约(国际法，国际条约)为行为准则。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方列强用军事实力，迫使中国认可并加入了西方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现实的。[18]

必须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与中世纪的洲际社会，与近代的工业社会以及殖民主义所影响的社会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经历漫长文明变迁，年轮积聚无限能量并空前释放的时代，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要国家仍然存在，主权就永远是国家立足于国际的基础。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永恒发展的，主权也是一样。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坚持互相尊重主权，这是权利，也是义务，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国际契约为行为准则的，唯有坚持这一原则，人类才能共筑和平。

[参考资料]

[1]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让•博丹：《国家论六卷》第四卷，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3][11][1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4][5]刘仁山，徐敏：《论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载于《国际法学》2003年第2期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7]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8]宋国涛等：《中国国际环境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时事出版社

[10][12][16][17]姜安：《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逻辑与人文理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4]肖佳灵：《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载于《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主权原则范文篇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收案范围的规定》，我国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国内法人、公民之间的案件，（二）我国法人、公民同外国或地区法人、公民之间的案件；（三）外国或地区法人，公民之间的案件。显然，第（二）（三）类案件中的当事人有一方或双方都是外国人，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涉外性，因而这样的案件是涉外海事案件。我国海事法院审理这类涉外海事案件，应根据其法律关系具有涉外因素的特殊性，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国家主权原则，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海事法院审理涉外海事案件，国家主权原则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所谓国家主权原则，是指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力原则和处理对外事务的独立主权原则。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属性，丧失主权的国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只可能是别国的附属或殖民地。国家主权原则在涉外海事案件的审理中集中地表现为国家对涉外海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原则，亦即国家对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涉外海事案件，根据国家法律上的强制规定，或法律所允许的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而享有对该案的管辖、审理、判决和执行的权力。一个国家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完全的独立，才可能在涉外海事案件的审理中真正地、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国家主权原则。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各帝国主义列强横行无理地在中国境内行使所谓领事裁判权，即在中国境内的涉外案件，包括涉外海事案件，中国法院无权管辖，而须交由有关国家驻中国的领事处理。这种领事裁判权是对中国司法审判权的粗暴干涉和剥夺，中国主权丧失殆尽。新中国成立后，坚决彻底、干净地废除了这种丧权辱国的领事裁判权制度，恢复和完善了国家的主权。现在，我国海事法院对涉外海事案件行使审判权就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司法实践领域的体现。作为一个曾经饱受帝国主义领事裁判权制度欺凌的国家来说，在涉外海事案件的审理中贯彻执行国家主权原则就有了尤其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本文的旨意所在。

国家主权原则在涉外海事案件的审判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内容，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我国海事法院受理的涉外海事案件，在诉讼程序上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调整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实体法的适用问题上根据我国有关冲突法的规定处理。

涉外海事案件，无论是一方当事人是外国人，还是双方当事人都是外国人，从广义上讲，都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我国海事法院对这种涉外海事案件的审判，实质上都是属于对涉外民事案件审判的总范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明确规定，对于在我国领域内进行的这种案件，适用我国民诉法第五编的规定，第五编未规定的内容，则适用民诉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另外，根据世界各国对涉外海事案件审理的通行惯例，各国法院在受理、审判涉外海事案件时，都是适用法院地国家程序法的规定。因此，我国海事法院受理涉外海事案件适用我国民诉法的规定，既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又是与国际社会通行作法相吻合的。基于在涉外海事案件的审判中贯彻执行国家主权原则的明确立场，我国海事法院在受理、审判及执行涉外海事案件的诉讼程序问题上，必须完全排除外国程序法适用的可能性，只能做出唯一的选择，即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国海事法院在选择适用调整涉外海事案件当事

人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实体法问题上，一般应优先适用我国的法律规定，如优先适用我国的《民法通则》、《海洋环境保护法》、《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从而切实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和严格保障我国独立自主的主权。当然，如果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与我国现行法律有不同规定的，则海事法院应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种适用国际条约的做法与涉外海事案件审判中贯彻国家主权原则并不相悖，因为所适用的国际条约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是我国自愿作出意思表示同意和接受国际条约约束的，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因而从根本上说，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条约的适用恰恰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而不可能与国家主权原则相抵触。

如果我国法律和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对某一涉外海事案件都没有作出规定，那么我国海事法院可以考虑适用国际航运惯例来调整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国际航运条例是在国际船舶远洋运输中逐渐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是海商法最古老的渊源。国际航运惯例具有如下特点：（1）未经正式立法程序或以国际条约形式加以规定，具有不成文性；（2）经长期的反复实践而逐步形成，具有较悠久的历史；（3）内容不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与基本法律原则不相抵触；（4）为国际航运界众所周知。我国海事法院处理涉外海事案件，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国际航运惯例是有其法律根据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三款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因此，海事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国际航运惯例，并非是海事法院任意性地创设一种法律渊源，这种国际航运惯例的适用是国家法律许可的，是在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适用，就本质而言，也是国家主权的一种体现形式。

（二）我国海事法院审理涉外海事案件，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贯彻执行当事人海事诉讼权利同等原则和海事诉讼权利对等原则。

主权原则范文篇5

主权原则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法的习惯法原则。主权原则的最重要内容是主权国家的平等。《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则进一步宣布主权平等原则包括：各国法律地位平等；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它国家之人格；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它国家和平相处。[1]

作为“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的一部分，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及其相关的处置权一直是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承认的主权原则的一部分，即经济主权。这可从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文件得到证明。事实上，在前述决议和宪章通过之前，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便已存在，但大多以国家对外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的责任之形式表现。例如，西方的学者大多主张，根据国际习惯法，主权国家国有化或征收外国人的财产，负有赔偿的责任。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主权国家无权采取国有化等措施。[2]这就恰恰说明：主权国家对处于其境内的资产，包括外国人的资产，有权进行处置。外国人的私人财产尚且如此，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处置权自不在话下。进而言之，联合国的决议主要是宣布和以国际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当然，这些国际文件对新独立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独立的保障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原则都是随着相关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主权原则亦然。在列强可以任意以炮舰打开其它国家的门户的年代，政治和军事上的主权就至关重要。在原殖民地国家刚刚独立的时侯，强调经济主权包括国有化和征收的权力非常重要。随着国际社会的变迁，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主流，合作取代了对抗。主权的概念亦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接受对主权加以较多的限制，[3]以换取国际资本和技术。

自冷战结束以降，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出现了更加值得注意的倾向。首先，安第斯条约（AndeanPact）签字国于1991年撤销了对国际投资有严格限制的第24号决议。其次，世界银行于1992年主持通过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GuidelinesontheTreatment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4]虽然该指引是由专家起草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在国际社会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特点是一改国际组织过去强调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的责任的作法，而是规范投资东道国应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包括国有化的赔偿标准等。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目的是逐渐发展国际投资的规则，而不是以总结国际社会关于投资的惯常作法为己任。[5]同时，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仍然承认国家国有化其境内财产，包括外国人的财产，的权力，但其主张国有化或征收，包括与国有化和征收有相似效果的措施，应依照法律程序，是诚实地为了公共的利益，不应带有基于国籍的歧视，并应给予原财产所有者“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赔偿。[6]这事实上是为国有化附加了四个前提条件。遇有任何国家在国有化时未完全满足这些前提条件，被国有化财产的原所有人便可指控相关国家违反国际法规范。同时，有的前提条件，如公共利益，是很难有客观的标准界定的。关于国有化的赔偿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完全认可了发达国家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一直反对的三项原则。不仅如此，该指引还具体规定了计算、评估国有化资产的方法和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对主权原则的限制可见一斑。再次，1994年，欧盟和俄罗斯达成了科孚协议（CorfuAgreement），洛美条约（LomeConvention）并完成了对该条约的中期评议。上述协定和条约都对保护外国投资有具体的规定。其总的特点是关注对外国投资的保护，但不注重投资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管辖和限制。

当然，在国际投资方面走的最快和最远的当属于1994年签定的《能源宪章条约》。该条约的谈判肇始于前苏联的瓦解，西欧发达国家希望与新独立的东欧和亚洲国家就能源的开发和贸易作出安排。[7]最初的谈判是在欧盟和东欧国家间进行。美国唯恐欧盟独霸东欧诸国的广大能源资源的开发从而控制能源市场，主动加入谈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亦相继加入谈判。[8]《能源宪章条约》对与能源相关的国际投资、贸易等均有相当重要的规定。例如，签字国承诺提高本国法律的透明度并承担义务在谈判能源投资方面给予外商非歧视性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外国资本进入投资东道国以后则应享有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同时，投资东道国征收外商的资产应给予充分的赔偿。[9]事实上，《能源宪章条约》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关于争端解决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约第二十六条，任何个人投资者都可以将其与投资东道国关于投资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裁决，不需投资东道国的同意。易言之，《能源宪章条约》的所有签字国均不得对强制性国际仲裁条款作出保留。此种规定，在国际条约和经济交易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

现代双边条约对主权原则的限制亦较为突出。据统计，六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三十年间，各国签定了七百余个双边投资条约。[10]这些双边条约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发达经济实体同发达国家签定。其特点是理论上的平等和相互性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和无相互性并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双方的实力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大多缺乏专才和经验。因此，有人直指此类条约为新的不平等条约，是违反国际强行法的条约。[11]

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安排等对国家主权之限制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强调国家对外国人财产的保护以及国有化的赔偿之责。实践表明，主权国家关于国有化的权力和赔偿的责任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传统上，国际法学者也主张国家政府保护外国人财产（包括财产所有权和依合同的财产权）的责任并将之视为国际法的原则。近来，国际社会似乎特别强调保护外国人的财产权、包括依政府和私人之间签定的所谓“国家合同”权利的重要性，主张国家只有在愿意作出充分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国有化或征收外国人的财产。这一原则受到第三世界和西方一些年轻学者的批评。然而，反对这一原则的意见仅在为数不多的仲裁案中有所反映。[12]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可以说是一方面反映了国际社会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使国家行使国有化权力的所谓前提和赔偿标准国际性的法律化。然而，各国的国内法也似乎明示或暗示地接受了这些变化。

随着国际社会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无论是在法律规范的制定还是制度的形成，传统的国际法律原则都正在受到不断深化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跨国公司的作用更显重要，资本、货币、货物和服务国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和独立性不断增强，人们对自由市场重要性的认识亦不断提高。这使得国家的传统权力和控制力减弱，使得跨国公司、国际经济实体、国际组织甚至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市场都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决策，使得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都显得微不足道。武汉大学的梁西教授将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归纳为两种潮流之汇合。“一种是，各主权国家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利益，热衷于追求己国的独立。在各种国际竞争因素的影响下，国家利益的冲突、权力分配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时隐时现，没有最终消失的时侯。所以，国际社会无法将众多分散的国家权力完全融合为一个统一体，因为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分力’。另一潮流是，由于各种国际关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间联系的日益增多，国内管辖事项往往溢出国界，需要国际互助，不如此，国家就难于实现有关管辖的任务。所以，各国都希望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合力’。这个组织网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平衡与调和，是现代国家‘彼此独立与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是国际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一种结构性的新现象。”[13]

之所以如此是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原来就已经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协助下已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态势。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列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间地区性市场的一体化。市场则包括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而经济的市场化则是指上述几个市场是否依客观经济规律，在相对自由的条件和环境下运作，即国家政府的干预仅限于法律和法定的市场手段。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是以市场经济为特点的跨国界经济交流与交往。其条件是国际社会的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列国的市场都相对开放、通讯和运输技术和设备能够满足大规模、高频率、高速度的跨国经济交易，从而促成列国相互依赖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在这一大环境下，每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不断开放市场的压力和需要，且都能从市场开放中受益。[14]

当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会给列国带来机遇也会带来挑战，会带来利益也会带来风险。或可说，亚洲金融风暴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主张列国应停止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会促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也会促使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市场、纺织品市场以及服装市场的开放便是例证。[15]

我们说，经济全球化使原来割裂的国家市场和区域性市场连成一个大的世界市场。但这不是简单的地方市场的连接。因为在将国家的和区域的市场转换成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列国的经济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都完成了或是正在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代改革。[16]其结果是任何一个地方有一点风吹草动，整个市场便会受到影响。二十世纪末发生在亚洲的金融风暴就是例证。[17]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对原来的行为方式和理念作出检讨。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便曾直言经济全球化使国际金融和货币的稳定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18]

经济是基础，是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基础。有什幺样的经济关系就会有什幺样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经济关系是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势＂，即必要条件。在国家经济和市场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列国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亦相对独立。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的法律规范亦相对独立。然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势＂下，全球范围的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执法标准与原则乃至法律和法律制度正在向趋同的方向迈进。这或可曰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为前提。法律全球化是一种流行，其内容便是全球化的“气＂。[19]

经济全球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否则，跨国经济交易便不可能在有序的条件下进行。从理论上讲，在全球化了的经济环境下，调节跨境经济交易的法律规范仍可分为国际社会的和国家社会的两种。然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国家社会的国内法和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很难截然分开。事实上，在列国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国家社会的法律和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亦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交相融和。原来在某个国家社会被认为是合法的、道德的，现在可能变成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2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际社会的许多规范融入了国家社会。而这一过程主要是借助于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以及多边和双边条约。[21]

目前，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协议的特征之一是对传统主权权力，包括立法权、征税权等加以限制。因此，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的主要潮流，列国法律的趋同化以及主权原则的淡化便是国际社会的大势。贯穿于此过程之中的正是第二代改革，即建立一套能使世界市场有效良好运作的法律和制度。[22]在第二代改革中，每个国家亦都有权利和自由选择自己的对策，但也都无法阻挡或改变此一世界大潮、大势的发展。同时，任何选择都需付出相应的代价或成本。

国际社会第二代改革的任务是在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都建立并有效执行能够充份发挥市场经济特点和潜能的法律制度和规范。目前，国际社会的法律架构是，关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国际法律规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主体。在国际投资方面，虽然目前尚无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但关于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的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以及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联盟等亦形成对国际投资活动有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国际规范。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事实上既涉及贸易问题又关乎投资事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则直接规定世界贸易组织诸成员与投资相关的义务。这些国际组织和条约、协议加之传统的国际习惯便构成规范国际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法律规范，并对列国的法律制度产生直接影响。

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也就是对主权权力的限制或曰对主权原则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因此，其影响是通过市场的运作首先在微观方面发生作用从而触及相关成员的经济、法律制度等诸方面；主要手段是关于透明度的要求、国民待遇原则以及最低待遇标准规定等。[23]

此外，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的机制亦可保证各成员严格执行各相关协议。[24]首先，除专家小组机制外，世贸组织还设有上诉机构，作为世贸组织的常设争端解决机构。常设机构的设立有助于保证世贸组织协议执行的效率、一致性和连续性。其次，世贸组织在表决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裁决时采用的是一致不通过原则，即除非所有成员方一致反对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作出的裁决否则相关裁决应予通过。这事实上完全排除了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决定被否决的可能性。再次，拒不执行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决定的成员便不得不面对强制执行的威慑。因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和执行制度事实上不仅保证了各成员方认真执行诸协议，同时亦为各协议的规定进入成员方的内国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具体言之，世贸组织诸协议对成员方内国法的影响当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市场开放要求

市场开放的程度主要表现在外商和外国货物和服务是否可以正常进入相关市场。换言之，相关国家是否对外商、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入设置障碍，即是否允许后者进入。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准入。总地讲，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下，外商和外国商品和服务应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在这方面，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至关重要。对何为市场准入，服务贸易总协议无具体规定。每个成员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主要反映在其承诺表。[25]鉴于最惠国待遇是一项无歧视原则，所有境外服务提供者应受到同等的待遇。待遇以承诺表列明的义务为准。具体地讲，相关成员不得采取下列措施：

a.对服务提供者的总量加以限制；

b.以配额、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借口，限制服务贸易或与服务相关的资产的总额；

c.限制服务交易的总量；

d.限制服务提供者的雇佣人数；

e.规定服务提供者必须以何种形式经营；

主权原则范文篇6

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呈现分裂分治的局面。不过双方当局在追求整合过程里，不管采取的策略或手段是如何，以统一作为目标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也因此，早期的军事对抗，中期的统战喊话，以及阶段的交流互动，其目的也无非藉由不同的方式，而达到两岸分而再合的目的。两岸当局的政策非常明确指出了「统一」为其最终目标。作为台北大陆政策最重要遵循的国统纲领，即在前言部份指出，「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同样列为北京对台政策指导方针的「江八点」谈话，也在结论中说明，「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完全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亦再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最终走向统一是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以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期间虽然经过了两岸当局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方式，不过由于彼此接受的态度有所差异，也因而分隔近五十载，台海两岸依然是隔海而治。不过，中国统一的目标既是两岸当局既定的政策，而且目前双方也均有意舍弃用武的手段而改采和平统一的方式，显见中国未来的整合其成功因素将系结在统一模式是否能为双方所接受。但是统一模式固然重要，统一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模式应用到各种不同层次的阶段里，使得两岸的中国人均能意愿强烈的接受，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壹、前言

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呈现分裂分治的局面。不过双方当局在追求整合过程里，不管采取的策略或手段是如何，以统一作为目标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也因此，早期的军事对抗，中期的统战喊话，以及目前阶段的交流互动，其目的也无非藉由不同的方式，而达到两岸分而再合的目的。

同时，两岸当局的政策也非常明确指出了「中国统一」为其最终目标。作为台北大陆政策最重要遵循的国统纲领，即在前言部份指出，「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发展，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同样列为北京对台政策指导方针的「江八点」谈话，也在结论中说明，「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完全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亦再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最终走向统一是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以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期间虽然经过了两岸当局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方式，不过由于彼此接受的态度有所差异，也因而分隔近五十载，台海两岸依然是隔海而治。不过，中国统一的目标既是两岸当局既定的政策，而且目前双方也均有意舍弃用武的手段而改采和平统一的方式，显见中国未来的整合其成功因素将系结在统一模式是否能为双方所接受。但是统一模式固然重要，统一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模式到各种不同层次的阶段里，使得两岸的中国人均能意愿强烈的接受，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贰、两岸现阶段官方的中国统一模式

就统一模式而言，两岸目前呈现在政策上的设计是比较抽象，模糊而且是不够明确的。导致这样的情况最重要的原因固然是两岸当局至今尚未能就这项议题进行接触谈判，但是另方面即使最基本相互隔空建议的喊话背景也未见成熟，因此在现阶段的政策里，两岸所提出来有关整合的话题也仅集中在中国应该统一，或统一之前的一些相关程序探讨，至于统一后的模式应是如何，不是设计不够具体详尽，就是设计的模式尚难引起对方的共鸣。以台北来说，它的国统纲领目标是说「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那只是理想境界的中国。至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两岸应该经由何种模式的整合成效使得目前分裂局面迈向统一，则未见提及。仅在国统纲领远程协商统一阶段，说明「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依据两岸人民意愿，秉持政治民主、自由、公平及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这也就是说，台北的政策仅只是提及中国的统一，至于促成中国统一，采用何种模式能让双方接受，或是中国统一后，应采何种模式让这样的整合运动持续，则官方的文书上均未见明确的建议方案，而仅认为由两岸「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至于台北官方早期所提的「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以致现阶段的「一国两体」（即一个国家，二个政治宪体），严格来说，这些说辞都不算是中国统一模式的正式方案，仅能说是提供两岸在统一之前相互政治上有所定位的权宜措施。再以北京来说，它的统一模式自一九八三年提出「一国两制」说法之后至今未变，实际上这套模式最早的版本可追朔到一九七九年的「告同胞书」里，主要的是建立在一个单一国架构下，在其辖下主权领土之内允许有二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可以运作，涵盖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甚至的层面。譬如以「江八点」来说，「一国两制」是应用在中国统一之后的模式，它的用意就是让统一之前所有尚未归属中国或中共政权的领土，一旦在主权回归或合并之后，希望能继续让这些土地原先实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法律规章仍然像以往一样的照常运作，不受到中央政府所规范的宪政所拘束。所以「江八点」说：「统一以后实行『一国两制』，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包括终审权），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在中央政府里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由英国归还给中国之后，由于在一九八三年中英签署香港主权让渡协议即有中共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的说法，因此「一国两制」的理论得以提早在香港实践，也使得北京当局能以具体的实例来支持它对台湾要求国家统一的建议。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里，就特别提出「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在报告中再度强调，「『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不过，中共的「一国两制」内涵及其各基本点的关系，在一九九三年所的「台湾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中，是认为有四个基本点，即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不过，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前任副所长李家泉在他所写的一篇论文里，却点出了这四个基本点不是平行的，并且有主次之分。李在文中指出，「（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中心是『一个中国』，其余三个基本点是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李家泉认为，「一个中国」在「一国两制」统一模式中是灵魂，也是主体，没有「一个中国」其它就什么都谈不上，因为「一个中国」主要是解决两岸「定位」问题，台湾归属问题。因此，如「一个中国」原则不能顺利解决，依李家泉的看去，「大陆不放心，台湾不安心，外国不死心，两岸关系上的紧张和冲突根源就无法清除。」摘要

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呈现分裂分治的局面。不过双方当局在追求整合过程里，不管采取的策略或手段是如何，以统一作为目标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也因此，早期的军事对抗，中期的统战喊话，以及阶段的交流互动，其目的也无非藉由不同的方式，而达到两岸分而再合的目的。两岸当局的政策非常明确指出了「统一」为其最终目标。作为台北大陆政策最重要遵循的国统纲领，即在前言部份指出，「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同样列为北京对台政策指导方针的「江八点」谈话，也在结论中说明，「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完全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亦再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最终走向统一是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以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期间虽然经过了两岸当局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方式，不过由于彼此接受的态度有所差异，也因而分隔近五十载，台海两岸依然是隔海而治。不过，中国统一的目标既是两岸当局既定的政策，而且目前双方也均有意舍弃用武的手段而改采和平统一的方式，显见中国未来的整合其成功因素将系结在统一模式是否能为双方所接受。但是统一模式固然重要，统一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模式应用到各种不同层次的阶段里，使得两岸的中国人均能意愿强烈的接受，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壹、前言

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呈现分裂分治的局面。不过双方当局在追求整合过程里，不管采取的策略或手段是如何，以统一作为目标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也因此，早期的军事对抗，中期的统战喊话，以及目前阶段的交流互动，其目的也无非藉由不同的方式，而达到两岸分而再合的目的。

同时，两岸当局的政策也非常明确指出了「中国统一」为其最终目标。作为台北大陆政策最重要遵循的国统纲领，即在前言部份指出，「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发展，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同样列为北京对台政策指导方针的「江八点」谈话，也在结论中说明，「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完全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亦再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最终走向统一是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以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期间虽然经过了两岸当局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方式，不过由于彼此接受的态度有所差异，也因而分隔近五十载，台海两岸依然是隔海而治。不过，中国统一的目标既是两岸当局既定的政策，而且目前双方也均有意舍弃用武的手段而改采和平统一的方式，显见中国未来的整合其成功因素将系结在统一模式是否能为双方所接受。但是统一模式固然重要，统一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模式到各种不同层次的阶段里，使得两岸的中国人均能意愿强烈的接受，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贰、两岸现阶段官方的中国统一模式

就统一模式而言，两岸目前呈现在政策上的设计是比较抽象，模糊而且是不够明确的。导致这样的情况最重要的原因固然是两岸当局至今尚未能就这项议题进行接触谈判，但是另方面即使最基本相互隔空建议的喊话背景也未见成熟，因此在现阶段的政策里，两岸所提出来有关整合的话题也仅集中在中国应该统一，或统一之前的一些相关程序探讨，至于统一后的模式应是如何，不是设计不够具体详尽，就是设计的模式尚难引起对方的共鸣。以台北来说，它的国统纲领目标是说「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那只是理想境界的中国。至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两岸应该经由何种模式的整合成效使得目前分裂局面迈向统一，则未见提及。仅在国统纲领远程协商统一阶段，说明「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依据两岸人民意愿，秉持政治民主、自由、公平及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这也就是说，台北的政策仅只是提及中国的统一，至于促成中国统一，采用何种模式能让双方接受，或是中国统一后，应采何种模式让这样的整合运动持续，则官方的文书上均未见明确的建议方案，而仅认为由两岸「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至于台北官方早期所提的「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以致现阶段的「一国两体」（即一个国家，二个政治宪体），严格来说，这些说辞都不算是中国统一模式的正式方案，仅能说是提供两岸在统一之前相互政治上有所定位的权宜措施。再以北京来说，它的统一模式自一九八三年提出「一国两制」说法之后至今未变，实际上这套模式最早的版本可追朔到一九七九年的「告同胞书」里，主要的是建立在一个单一国架构下，在其辖下主权领土之内允许有二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可以运作，涵盖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甚至的层面。譬如以「江八点」来说，「一国两制」是应用在中国统一之后的模式，它的用意就是让统一之前所有尚未归属中国或中共政权的领土，一旦在主权回归或合并之后，希望能继续让这些土地原先实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法律规章仍然像以往一样的照常运作，不受到中央政府所规范的宪政所拘束。所以「江八点」说：「统一以后实行『一国两制』，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包括终审权），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在中央政府里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由英国归还给中国之后，由于在一九八三年中英签署香港主权让渡协议即有中共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的说法，因此「一国两制」的理论得以提早在香港实践，也使得北京当局能以具体的实例来支持它对台湾要求国家统一的建议。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里，就特别提出「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在报告中再度强调，「『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不过，中共的「一国两制」内涵及其各基本点的关系，在一九九三年所的「台湾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中，是认为有四个基本点，即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不过，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前任副所长李家泉在他所写的一篇论文里，却点出了这四个基本点不是平行的，并且有主次之分。李在文中指出，「（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中心是『一个中国』，其余三个基本点是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李家泉认为，「一个中国」在「一国两制」统一模式中是灵魂，也是主体，没有「一个中国」其它就什么都谈不上，因为「一个中国」主要是解决两岸「定位」问题，台湾归属问题。因此，如「一个中国」原则不能顺利解决，依李家泉的看去，「大陆不放心，台湾不安心，外国不死心，两岸关系上的紧张和冲突根源就无法清除。」1.就台北来说，除《国统纲领》外，其它所有重要官方文书与决策高层的谈话，是以两岸的「和平解决」为着眼重点，而非政策推向于「和平统一」为目标。即使于在《国统纲领》内，也不过提到「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和平」只是其中一个前提而已。因此，就追求统一目标透过和平运作的方式而言，台北呈显出来的作为毋宁说是比较缺乏积极的色彩。

2.就北京来说，尽管「和平统一」已列为对台政策的的方针，但是不放弃对台用武的立场已深深烙印在民众心中，以致于在台湾普遍认为中共黩武的形象始终不改。虽然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曾提到「要努力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图谋的。」但这样有条件才会用武的说法，并没有因而减缓台湾民众的疑虑，在较新的一次民调结果里，还是看出在「终止动员戡乱之后，中共并没有降低对我敌意」问题上，仍有百分之廿七点三的台湾民众认为敌意有所升高，加上百分之廿六认为敌意不变，二者合计共为百分之五十三点三，而且更有指针的是百分之七十三民众不相信中共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

因此，要谈统一的目标，要论统一的模式，显然前提必须先探讨整合过程是否能够采取和平的方式，如要达到这样和平方式处理的两岸关系，并且希望透过「和平」方式达到统一目标，那么终止两岸敌对状态显见需要两岸当局首先来面对。事实上，自一九九五年「江八点」与「李六条」先后发表之后，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认知双方已有交集与共识，只不过在程序上的步骤尚有些差距。对北京来说，两岸之间首先考量莫过于这项议题的谈判，在「江八点」中就提到「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但对台北来说，《国统纲领》中早已提示，「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到了一九九五年四月，李登辉发表六点看法，其中第五点的主张有一段文句，就很清楚的将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处理过程予以告示：两岸正式谈判结束敌对状态成熟度，需要双方共同用真心诚意来培养酝酿。，我们将由政府有关部门，针对结束敌对状态的相关议题进行规划，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后，即在最适当的时机，就双方如何举行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进行预备性磋商。不过，必须清楚点出来的是，台北对「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看法，在程序上的步骤是与北京的建议有点不一样。基本上，双方确实都对这项议题是否进入谈判程序都有一个前提条件：譬如北京希望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北则是坚持「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后」，至于在步骤上双方则有所差异：北京是希望举行谈判，达成协议；台北则是先进行预备性协商，再视情况进入正式谈判程序。但是这方面的「差异」只属于技术上的层次，不难克服。而双方所提的「前提条件」，实际上也可说就是这项议题的「谈判结果」是属于蛋生鸡或鸡生蛋的争论，端看两岸当局对两岸敌对状态终止的强烈意愿便可揣测「前条提件」所存在障碍性的强弱度。倒是台北陆委会主委苏起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卅日「辜汪会谈六周年记者会」上一席谈话，由于其主张两岸应谈全面性和平协议议题，会不会到北京对两岸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就值得来观察与评估。

苏起的建议有二点是有点迥异以往台北当局一贯立场的看法：1.两个分治的政府要谈的不是结束敌对状态,而是全面性的和平协议。2.苏起强调的是：结束敌对状态是结果，而非议题。研析苏起的建议可能有下列作用，不过事实是否如此仍有待进一步的查证与评估：1.说明结束敌对状态是谈判结果，而非谈判议题，主要是在突显两岸谈判的主体不是内战的双方，避免因而被北京到时冠上「交战团体」的定位，对台北不利。2.主张要谈全面性的和平协议，是让两岸处于分治、对等，甚至有暗示性分裂的地位，不让北京事先有任何矮化扭曲台北的机会。由于谈判代替对抗，和平取代武力已达成两岸迈向统一目标的共识，所以不管从「分裂国家互动的模式」，或是「先，后政治的整合模式」，都将需要透过双方的谈判，先达成协议，再来进行或实践彼此的承诺，以求达到最后整合的结果。显见武力的手段将很难适用在中国未来统一的过程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法能预测到未来中国统一的模式到底会采取那一种体制，但是我们却可肯定的结论，世界和平的潮流已经同步的影响到中国统一的过程。(二)耐心与时间的因素两岸相互对峙隔绝已有五十年，早期甚至尚有军事冲突事件，就算一九八○年代后期始展开的一些相互交流活动，至今也不过只有十二年的时间。要从这样短暂时间的来往，进而就能让两岸谱上了民族感情与国家认同的基础，难免带有浪漫的色彩。加上两岸社会不同，制度有别，对价值判断亦有迥异，即使有些相同的语言、与文化的背景，但是，一时间也很难全面掩盖彼此对差异认知的「突出」。而且，中国历史分合的例子很多值得来，有些分裂的时间在历史上甚至长达数百年，最后缔创国家统一的途径尚且是诉诸于武力。

现在两岸均一致主张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岸的争执，并以和平的手段来达成两岸整合的目标，当然这样的统一远景，就更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因素。而前中共党校研究室副主任阮铭也曾说过：「历史形成的两岸统一困局，需要一个历史的长过程才能逐步解决。」当然，两岸领导人也都有过如此理性的表达，譬如说，曾说：「台湾问题可以等一百年，留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好了。」而邓小平也说过：「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而李登辉总统亦有同感的提过：「两岸谈判不可能一次就成功,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就是谈一百次也要谈,谈了一百次只要一次成功就成功了。两岸之间就要慢谈,一百年都要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所举行的国统会闭幕典礼上，李登辉总统再度强调：「两岸经过半个世纪的隔绝对立，累积了许多差异与歧见，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因此，我们主张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培养互信，扩大共识。」但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目前领导班子，显见对台湾问题成统一目标的完成不如上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耐心，已见明显的急迫性。最新的情况是中共国家主席于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参加香港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前，接受台湾记者提问有关中共在今年底收回澳门后是否会对「台湾问题」制定统一时间的问题。江当时相当坦白的表示，香港已经「回归」，澳门在今年底亦将由中国收回主权，而临世纪之交，对于台湾统一的问题「心情是迫切的」。江并说，这一天不会是遥遥无期的。这种类似统一设定时间表的谈话，中共高层表达已不只一次，即使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卅日「江八点」发表之时，已说过「无限期地拖延统一，是所有爱国同胞不愿意看到的」。同年八月十日香港《星岛日报》一篇来自北京的报导尚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对台领导小组将向当时在北戴河进行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台湾当局无限期拖延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列为北京最新对台动武的条件。而较新的说辞则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北京由海协会主办的「两岸关系座谈会」上，一名资深的涉台学者曾提出警告说：台海现状不能固定化。北京当局企求中国统一能早日完成的心态可以体会，同时在追求统一的目标里，对岸希望不会节外生枝，产生结果的忧虑也可以理解。但是让一个历史春秋大业，不去计量其过程中应该评估的得失，只是简单地列上一个数字目标去完成，那么这样的统一大业只能用「躁进」一词来形容，因为不仅整个作业过程会因是应急而显得粗糙，而且涉及到双方对统一时程的认知与意愿尚有落差时，甚至还会导致两岸军事冲突的结果。这样的情势，不要说是两岸人民所不愿见到，恐怕更非国际所期许。两岸整合的问题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心目中已深知绝非一蹴可及，因此需要更多时间来模索解决。另方面，即使目前两岸已经进行了超过十年以上时间的交流，但是双方现阶段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以及民主政治的差距实在过于悬殊，这同样也可说明今日两岸之间不能立即统一的原因所在。有个例子可以支持前面的说法，那就是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中旬，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办、国台办和中央军委研究办曾联合召开为期七天的「对台湾战略工作会议」。会中有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四个阶段时间表：第一阶段从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九九年到二○○四年；第三阶段是二○○四年到二○○九年；第四阶段是从二○○九年至二○一四年，至于中共决策阶层在其中分阶段，甚至在时间上拉长到公元二○一四年，主畏是认为届时大陆经济可能已有了更大的进展，可拉近与台湾的差距，这样比较容易奠基两岸统一的基础。基本上，上述的阶段政策仍把统一的时程冠上时间表是有其不够沉稳的一面，但是当了解两岸统一尚系于经济差距的拉近则有其务实的一面。

另外也有个例子可以用来参考。譬如说，现阶段台湾民众对现状的支持与认同，均高于急独与急统相加的总和，或者说，支持度均高于任一的急统或急独。当然，这不能武断的解读今后「现状」的走向是统或独，但至少可肯定的结论，「现状」的支持就是不愿在现阶段就决定选择统或独。对两岸当局来说，如何营造一个统的憧憬，而不是独的响往，就必然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因素，来烘托着令人接受的环境与背景。其实中国统一必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不能强求，也无法预期，因为这是两岸人民民族情感促成的体现，也是中国历史上追求一统王道精神的展露。(三)互信基础的因素北京当局曾经多次提过中共绝不会对台湾同胞动武。江八点中甚至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台湾的民意仍然显示：深信中共绝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李登辉总统也说过，他已多次强调反对台独，可是说了一百多次，中共始终不会相信，而且北京当局还认为说：对李登辉要听其言，观其行。还有一个例子，是自一九九二年两岸开始争执的「一个中国」。双方一直用词相同，只是解读有异。这点共识企图建立直到现阶段为止始终无法完成，究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症结还是在互信不足。这种「互信不足」，恐怕才是两岸当前所有争执问题无法顺利解结的真正关键所在。所以，轻的如两岸制度化的交流与互访，重的如政治谈判的设置，都是因为是双方互信不足，都不曾有顺利圆满的结局。所以两岸实际上可透过对话机制来建立互信基础的管道，也因双方相互猜疑甚重，深恐话未交集就会掉入对方的文字陷阱里，进而就将对话限制、设障，甚至排斥或搁置。没有互信的基础，也没有互信的机制，双方仅就对方提出质疑，很少反省自己的疏失，当然就只见两岸相互指责的场景，而不见彼此提携的远景。长久此往，两岸当局就较少去考量问题症结所在，而多集中在控诉对方的不是与刁难，结果最后是演变成「恶性循环」，在互信不足之际又增加了更多台湾与大陆的信任危机，也因而自一九九三年四月辜汪会谈后至今，两岸关系之所以一直缺乏实质的进展，其来由当是如此。其实，两岸当局并非全盘昧于对「互信」的疏忽。北京方面在「江八点」中曾有提到「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与交流，增加了解与互信。」而「一国两制」的建议虽不能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但是当时这项建议的动机出发点即是从互信建立着眼，因为它强调台湾可保持原有的制度，所以中共认为「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以为这是可获得台湾的回响。结果台湾注意的却是「一国」可能吃掉它，而不是「两制」兼容了它。在台北方面，李登辉总统也说过：「两岸经过半世纪的隔绝对立，累积了许多差异和歧见，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因此我们主张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扩大共识，进而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共创和平新局。」

当然，两岸互信基础并非不可建立，但在迈向这样的境界，至少需要有下列几项重要观念的配合：1.两岸之间应持续并扩大交流，不应设障与限制，更不要因两岸关系的阴晴不定而有所变化。因为唯有交流才能了解，两岸才能迈向互信。2.两岸之间对等的定位要确立，只有在对等的基础下，双方始不存有任何「以大吃小，以小事大」的不平衡心理，也因而才能筑起互信的长城。3.要设法作到尊重对方的提议，同时也要理解对方的困境。两岸之间的互动固在优先考量本身的利益，但也要了解利益只能也是建立在对方的接受度上。唯有尊重与理解，双方才能在光谱两端寻找到平衡点，进而互信基础始可逐渐奠定。国际过去不乏一些因互信不足而导致军事冲突的例子，如伊拉克的波斯湾战争、南斯拉夫的种族战争…。但是也有很多本来一触即发的危机，就因为事件的当事人事先处理得宜，在经过长时的沟通与协商后，得以让对峙的双方建立起互信的基础，最后遂同意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收场。像爱尔兰与英国达成北爱地位的协议，结束了百余来的血腥冲突，就是一个很值得启示的例子。因此，两岸之间当然需要有互信基础，因为唯有如此，双方才能顺利的进一步谈到接触与谈判，甚至有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互信基础的建立，也必须配套的加上扩大交流，对等定位与相互尊重的观念建立，而这样的「互信」，就更需两岸当局的努力缔创。

伍、结论

统一目标的完成，除了统一的模式是个重要的依据外，其实迈向统一的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或者说也可以作下列如此的推论：1.统一是个目标，也可以是个过程，两者很难有绝对的分际。2.统一的模式需要作调节的几个阶段中能呈显不同风貌的形式。

因此，在试着去整合本文前述的「统一模式的解析」与「统一过程中的因素探讨」，希望来建构出一个符合现阶段两岸关系特质的统一过程。在这样的建构里，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式实际上是可呈现在不同阶段的过程里。同时重要的是，任何的一个阶段都可被视为是中国统一目标的完成。只要那时两岸人民认为这样的整合结果已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便可有这样的结论。另外，也很重要的是，当统一的过程在迈向目标之时，像本文在前面所叙述和平方式的因素，时间与耐心的因素，以及互信基础的因素就必须列入两岸当局的考量。虽然这其中若缺一因素并不与统一目标的成败有必然之关系，但是全般否定了这些因素需要纳入考量，那么就很难见到两岸任何「谈判进行」或「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因此，在进入下列被称为「阶段性的过程或目标」时，确有必要再将和平方式，时间与耐心，以及互信基础等因素再度的强调，而且也需说明它们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至于，所谓「阶段性的过程或目标」，一般来说，应该是在经过两岸的谈判，或终止敌对状态，最后终于达成某种程度的整合意愿后才会产生。在这里，尽可能仿真这样的「阶段性过程或目标」，设法引进本文前述的统一模式以作为每一阶段整合运用的手段。

(一)第一阶段：邦联式的中国两岸在终止敌对状态结束后，或可签订一项有关两岸定位与安全保障的协议，并在双方满意彼此受到尊重与对等的规范上，进行组织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体制，却只有双方组成的联合国会的「邦联式中国」。在这个模式之下，与中国大陆经此均享有独立主权，并可自由加入国际组织，但是在对外关系与国家安全层次上，两岸可在事先共识的基础上采取同一个政策与步骤。美国在一七八九年宪法正式制定之前，曾短暂的采用了邦联条款，它对外的政府象征就是十三州联合支撑起来的国会。因此邦联的中国，根据《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的看法，既符合大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也确认了台湾拥有主权、尊严、民主与安全的基本需求，可使两岸中国人民在良性合作与竞争的情况下，实现有利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

主权原则范文篇7

主权原则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法的习惯法原则。主权原则的最重要内容是主权国家的平等。《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则进一步宣布主权平等原则包括：各国法律地位平等；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它国家之人格；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它国家和平相处。[1]

作为“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的一部分，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及其相关的处置权一直是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承认的主权原则的一部分，即经济主权。这可从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文件得到证明。事实上，在前述决议和宪章通过之前，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便已存在，但大多以国家对外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的责任之形式表现。例如，西方的学者大多主张，根据国际习惯法，主权国家国有化或征收外国人的财产，负有赔偿的责任。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主权国家无权采取国有化等措施。[2]这就恰恰说明：主权国家对处于其境内的资产，包括外国人的资产，有权进行处置。外国人的私人财产尚且如此，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处置权自不在话下。进而言之，联合国的决议主要是宣布和以国际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当然，这些国际文件对新独立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独立的保障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原则都是随着相关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主权原则亦然。在列强可以任意以炮舰打开其它国家的门户的年代，政治和军事上的主权就至关重要。在原殖民地国家刚刚独立的时侯，强调经济主权包括国有化和征收的权力非常重要。随着国际社会的变迁，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主流，合作取代了对抗。主权的概念亦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接受对主权加以较多的限制，[3]以换取国际资本和技术。

自冷战结束以降，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出现了更加值得注意的倾向。首先，安第斯条约（AndeanPact）签字国于1991年撤销了对国际投资有严格限制的第24号决议。其次，世界银行于1992年主持通过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GuidelinesontheTreatment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4]虽然该指引是由专家起草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在国际社会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特点是一改国际组织过去强调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的责任的作法，而是规范投资东道国应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包括国有化的赔偿标准等。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目的是逐渐发展国际投资的规则，而不是以总结国际社会关于投资的惯常作法为己任。[5]同时，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仍然承认国家国有化其境内财产，包括外国人的财产，的权力，但其主张国有化或征收，包括与国有化和征收有相似效果的措施，应依照法律程序，是诚实地为了公共的利益，不应带有基于国籍的歧视，并应给予原财产所有者“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赔偿。[6]这事实上是为国有化附加了四个前提条件。遇有任何国家在国有化时未完全满足这些前提条件，被国有化财产的原所有人便可指控相关国家违反国际法规范。同时，有的前提条件，如公共利益，是很难有客观的标准界定的。关于国有化的赔偿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完全认可了发达国家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一直反对的三项原则。不仅如此，该指引还具体规定了计算、评估国有化资产的方法和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对主权原则的限制可见一斑。再次，1994年，欧盟和俄罗斯达成了科孚协议（CorfuAgreement），洛美条约（LomeConvention）并完成了对该条约的中期评议。上述协定和条约都对保护外国投资有具体的规定。其总的特点是关注对外国投资的保护，但不注重投资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管辖和限制。

当然，在国际投资方面走的最快和最远的当属于1994年签定的《能源宪章条约》。该条约的谈判肇始于前苏联的瓦解，西欧发达国家希望与新独立的东欧和亚洲国家就能源的开发和贸易作出安排。[7]最初的谈判是在欧盟和东欧国家间进行。美国唯恐欧盟独霸东欧诸国的广大能源资源的开发从而控制能源市场，主动加入谈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亦相继加入谈判。[8]《能源宪章条约》对与能源相关的国际投资、贸易等均有相当重要的规定。例如，签字国承诺提高本国法律的透明度并承担义务在谈判能源投资方面给予外商非歧视性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外国资本进入投资东道国以后则应享有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同时，投资东道国征收外商的资产应给予充分的赔偿。[9]事实上，《能源宪章条约》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关于争端解决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约第二十六条，任何个人投资者都可以将其与投资东道国关于投资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裁决，不需投资东道国的同意。易言之，《能源宪章条约》的所有签字国均不得对强制性国际仲裁条款作出保留。此种规定，在国际条约和经济交易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

现代双边条约对主权原则的限制亦较为突出。据统计，六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三十年间，各国签定了七百余个双边投资条约。[10]这些双边条约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发达经济实体同发达国家签定。其特点是理论上的

平等和相互性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和无相互性并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双方的实力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大多缺乏专才和经验。因此，有人直指此类条约为新的不平等条约，是违反国际强行法的条约。[11]

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安排等对国家主权之限制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强调国家对外国人财产的保护以及国有化的赔偿之责。实践表明，主权国家关于国有化的权力和赔偿的责任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传统上，国际法学者也主张国家政府保护外国人财产（包括财产所有权和依合同的财产权）的责任并将之视为国际法的原则。近来，国际社会似乎特别强调保护外国人的财产权、包括依政府和私人之间签定的所谓“国家合同”权利的重要性，主张国家只有在愿意作出充分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国有化或征收外国人的财产。这一原则受到第三世界和西方一些年轻学者的批评。然而，反对这一原则的意见仅在为数不多的仲裁案中有所反映。[12]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可以说是一方面反映了国际社会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使国家行使国有化权力的所谓前提和赔偿标准国际性的法律化。然而，各国的国内法也似乎明示或暗示地接受了这些变化。

随着国际社会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无论是在法律规范的制定还是制度的形成，传统的国际法律原则都正在受到不断深化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跨国公司的作用更显重要，资本、货币、货物和服务国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和独立性不断增强，人们对自由市场重要性的认识亦不断提高。这使得国家的传统权力和控制力减弱，使得跨国公司、国际经济实体、国际组织甚至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市场都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决策，使得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都显得微不足道。武汉大学的梁西教授将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归纳为两种潮流之汇合。“一种是，各主权国家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利益，热衷于追求己国的独立。在各种国际竞争因素的影响下，国家利益的冲突、权力分配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时隐时现，没有最终消失的时侯。所以，国际社会无法将众多分散的国家权力完全融合为一个统一体，因为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分力’。另一潮流是，由于各种国际关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间联系的日益增多，国内管辖事项往往溢出国界，需要国际互助，不如此，国家就难于实现有关管辖的任务。所以，各国都希望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合力’。这个组织网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平衡与调和，是现代国家‘彼此独立与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是国际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一种结构性的新现象。”[13]

之所以如此是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原来就已经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协助下已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态势。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列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间地区性市场的一体化。市场则包括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而经济的市场化则是指上述几个市场是否依客观经济规律，在相对自由的条件和环境下运作，即国家政府的干预仅限于法律和法定的市场手段。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是以市场经济为特点的跨国界经济交流与交往。其条件是国际社会的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列国的市场都相对开放、通讯和运输技术和设备能够满足大规模、高频率、高速度的跨国经济交易，从而促成列国相互依赖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在这一大环境下，每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不断开放市场的压力和需要，且都能从市场开放中受益。[14]

当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会给列国带来机遇也会带来挑战，会带来利益也会带来风险。或可说，亚洲金融风暴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主张列国应停止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会促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也会促使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市场、纺织品市场以及服装市场的开放便是例证。[15]

我们说，经济全球化使原来割裂的国家市场和区域性市场连成一个大的世界市场。但这不是简单的地方市场的连接。因为在将国家的和区域的市场转换成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列国的经济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都完成了或是正在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代改革。[16]其结果是任何一个地方有一点风吹草动，整个市场便会受到影响。二十世纪末发生在亚洲的金融风暴就是例证。[17]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对原来的行为方式和理念作出检讨。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便曾直言经济全球化使国际金融和货币的稳定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18]

经济是基础，是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基础。有什幺样的经济关系就会有什幺样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经济关系是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势＂，即必要条件。在国家经济和市场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列国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亦相对独立。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的法律规范亦相对独立。然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势＂下，全球范围的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执法标准与原则乃至法律和法律制度正在向趋同的方向迈进。这或可曰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为前提。法律全球化是一种流行，其内容便是全球化的“气＂。[19]

经济全球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否则，跨国经济交易便不可能在有序的条件下进行。从理论上讲，在全球化了的经济环境下，调节跨境经济交易的法律规范仍可分为国际社会的和国家社会的两种。然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国家社会的国内法和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很难截然分开。事实上，在列国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国家社会的法律和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亦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交相融和。原来在某个国家社会被认为是合法的、道德的，现在可能变成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2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际社会的许多规范融入了国家社会。而这一过程主要是借助于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以及多边和双边条约。[21]

目前，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协议的特征之一是对传统主权权力，包括立法权、征税权等加以限制。因此，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的主要潮流，列国法律的趋同化以及主权原则的淡化便是国际社会的大势。贯穿于此过程之中的正是第二代改革，即建立一套能使世界市场有效良好运作的法律和制度。[22]在第二代改革中，每个国家亦都有权利和自由选择自己的对策，但也都无法阻挡或改变此一世界大潮、大势的发展。同时，任何选择

都需付出相应的代价或成本。

国际社会第二代改革的任务是在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都建立并有效执行能够充份发挥市场经济特点和潜能的法律制度和规范。目前，国际社会的法律架构是，关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国际法律规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主体。在国际投资方面，虽然目前尚无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但关于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的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以及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联盟等亦形成对国际投资活动有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国际规范。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事实上既涉及贸易问题又关乎投资事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则直接规定世界贸易组织诸成员与投资相关的义务。这些国际组织和条约、协议加之传统的国际习惯便构成规范国际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法律规范，并对列国的法律制度产生直接影响。

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也就是对主权权力的限制或曰对主权原则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因此，其影响是通过市场的运作首先在微观方面发生作用从而触及相关成员的经济、法律制度等诸方面；主要手段是关于透明度的要求、国民待遇原则以及最低待遇标准规定等。[23]

此外，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的机制亦可保证各成员严格执行各相关协议。[24]首先，除专家小组机制外，世贸组织还设有上诉机构，作为世贸组织的常设争端解决机构。常设机构的设立有助于保证世贸组织协议执行的效率、一致性和连续性。其次，世贸组织在表决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裁决时采用的是一致不通过原则，即除非所有成员方一致反对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作出的裁决否则相关裁决应予通过。这事实上完全排除了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决定被否决的可能性。再次，拒不执行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决定的成员便不得不面对强制执行的威慑。因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和执行制度事实上不仅保证了各成员方认真执行诸协议，同时亦为各协议的规定进入成员方的内国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具体言之，世贸组织诸协议对成员方内国法的影响当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市场开放要求

市场开放的程度主要表现在外商和外国货物和服务是否可以正常进入相关市场。换言之，相关国家是否对外商、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入设置障碍，即是否允许后者进入。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准入。总地讲，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下，外商和外国商品和服务应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在这方面，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至关重要。对何为市场准入，服务贸易总协议无具体规定。每个成员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主要反映在其承诺表。[25]鉴于最惠国待遇是一项无歧视原则，所有境外服务提供者应受到同等的待遇。待遇以承诺表列明的义务为准。具体地讲，相关成员不得采取下列措施：

a.对服务提供者的总量加以限制；

b.以配额、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借口，限制服务贸易或与服务相关的资产的总额；

c.限制服务交易的总量；

d.限制服务提供者的雇佣人数；

e.规定服务提供者必须以何种形式经营；

f.规定服务提供者的持股数。

当然，前述义务是以各成员提交的承诺表和“第二条豁免附件＂中的豁免为前提。相关成员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能低于承诺表中的标准。同时，根据第二条豁免附件的豁免不受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影响。就服务贸易而言，与市场准入直接相关的问题是机构和个人服务提供者资格的认可。[26]实践中如何承认服务提供者的资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资格可以包括许多方面。除相关的教育和经验外，许可证、营业执照、证书等都属于资格范畴。例如，银行和金融公司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公众的利益。因此，每个国家和地区均对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成立、运作、经营进行监管。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每个国家和地区监管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标准并非一致。根据服务贸易总协议，各成员有义务给予其它成员同等的待遇，即无论相关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来自于何方，其均应受到相同的待遇。在此情况下，来自于监管较宽松地区的银行和金融公司便会给准许其进入市场的成员带来较大的风险。该成员是否有权不承认相关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资格并不许其进入市场呢？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答案便应该是否定的。对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工程咨询人员等资格的承认就更为困难。除了技术性的要求外，此类资格的认可还可能涉及文化和语言等问题。事实上，在同一成员的境内，不同机构发放的证书亦可能代表不同的质量水平。

鉴于资格认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服务贸易总协议规定成员方认可来自于其它成员方服务提供者的资格问题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解决之或是由相关成员单方面宣布为之。同时，各成员应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十二个月内通知理事会其所采取的与资格承认相关的措施。各成员并应与非政府间组织合作，[27]以便达成广为适用的国际标准。

（二）国民待遇原则

传统上，国民待遇原则只要求形式上的相互性，只要相关政府实际给予外国商品、外国商人、外国投资者不低于本国国民的待遇，便不会违反国民待遇原则。[28]然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和其它现代国际条约对国民待遇都有实质性的要求。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条的规定，“各成员应使本协议的各项规定生效。各成员可以，但不应有义务在其法律中实施比本协议要求更广泛的保护，只要这种保护不违反本协议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每个成员给其它成员国民的待遇不应低于它给本国国民的待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和使用标准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而此类规定是各成员必须执行的。任何不执行上述规定的成员便必须冒违反第一条规定的风险。服务贸易总协议第一条亦规定，“为履行本协议下的义务和承诺，各成员应采取所有可能的合理措施以确保其

境内的地区和地方政府和当局及非政府机构遵守协议”。第十七条规定每个成员都有义务确保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服务不低于本国相当服务提供者、相当本国服务的待遇。同时，服务贸易总协议还规定了确认服务提供者资格包括教育背景、经验等的原则和标准等。[29]此类规定几乎见诸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协议和很多当代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多边协议。将世界贸易组织和其它协议对相关成员或缔约方内部的法律制度、执法原则与标准同国民待遇原则一起考虑，便不难发现传统的形式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已具有了实质上的意义。

（三）透明度要求

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透明度的要求亦见诸于大多数当代多边条约和协议。[30]根据此一规定，任何国际社会成员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透明度不够高、不能向外商提供充分的司法和行政救济手段都可能构成违约。实践中，透明度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例如，某个国家法律的透明度不高，外国商家便可以其不了解当地的游戏规则从而处于劣势为由，要求其国籍国在国际层面激活争端解决程序。这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实力不够强大、缺乏国际诉讼经验和人才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威慑性。同时，透明度原则适用于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为。就其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可以说从与国际经济交往直接相关的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税务到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因为，在上述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不够透明的情况都可能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基于透明度要求的规定，每个成员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均需公布其所有的与服务贸易总和货物贸易相关的措施，包括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委托非政府机构制订的措施。此外，相关的法律、行政规章、决定或其它形式的行政命令以及国际条约、协议均应予以公布。公布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监督，以便于受影响的个人或机构主张自己的权利。此外，各成员还应每年向理事会报告其相关法律、规章、命令等的生效、修改或撤销。

（四）公平、公正、客观及合理标准

除了法律透明度和国民待遇原则外，当代多边条约和协议的另一特点是关于最低标准待遇的规定。传统上，国际最低标准待遇与国民待遇直接相关。但国际社会是否存在最低标准、何为国际最低标准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然而，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和能源宪章条约等多边国际文件都在国民待遇原则和法律透明度义务之外，要求相关缔约方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应遵循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31]假如说法律、司法和行政措施的透明度以及救济手段是否充分有一定的客观标准的话，何为客观、公平、公正则与相关成员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直接相关。这就无形中将极具争议的国际最低标准纳入了法律范畴。例如，即使一个国家的法律有符合要求的透明度且给予外商以国民待遇，但在执法过程中被认为违反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外商的国籍国亦有机会将争端提交国际机构解决。在此种情况下，持有较大谈判筹码的经济发达成员就会事实上处于支配地位。

（五）司法审查和申诉制度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议都对世界贸易组织诸成员的国内法律救济制度和执行原则有实质上的规范和限制。该两个协议都规定诸成员应提供有效的行政、准司法和司法救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还就司法机关应享有的复核行政机构决议、提供临时性保全措施等权力做出了具体规定。甚至海关在何种情况下有权扣押被怀疑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亦在协议的规范之内。不言而喻，法院、海关的权力等都是关涉主权的重大问题。此外，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协议，世贸组织的每个成员均有义务建立相应的咨询机制，解答外商的问题。在执行其所通过的措施方面，各成员均应严格遵守合理、客观和公正的原则。

（六）司法机关的权力和司法原则

根据知识产权协议，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对案件的是非曲直的裁决应根据各方有机会了解的证据，“最好应用书面文字形式，并陈述理由”，及“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告知（至少是）争议各方”。同时，当事人应有权就任何最终行政决定和初审法律裁决提起上诉。如前所述，公平、公正、客观或公平合理的原则贯穿于世贸组织的所有协议和文件。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行政机关亦为司法机关判案的准则。

事实上，除了一般的司法原则外，世界贸易组织亦对通常情况下由国内法确定的举证责任和法院应判与当事方的最低赔偿标准有具体的规定。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如果涉讼的专利之标的物是获得某种产品的流程，成员方司法当局有权令被告举证，以便获得相同产品的流程与授予专利的流程之不同之处。因此，成员方应规定，至少在下列一种情况下，若无相反证据时，任何未经专利所有人许可而生产的相同的产品，应被视为是通过被授予专利的流程生产的：“（一）如果用专利流程生产的产品是新颖的；（二）如果用该专利流程生产的该相同产品，存在着实质性相似，而专利所有人又不能通过合理的努力来确定事实上所使用的流程。”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应由被指控的侵权人承担。并且，“在引用相反证据时，应考虑被告有保护其生产和商业秘密的合法权益”。

那幺，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对各成员方内国法律和法律制度构成直接影响的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的主权原则有什幺影响呢？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列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其二是国家市场和区域性市场的一体化。经济制度的市场化要求相关的政府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均应遵守同样的规则。同时，政府的立法、执法和行政行为都必须有较高的透明度。否则，市场的发展便会受到限制。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最终导致国际社会列国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上的趋同化。这一流行是通过多边条约使国际社会的规范进入国家社会的范畴。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虽然国际条约从整体上讲仍然只是针对国家的义务，然而经

过相关国家的认可其已对列国的法律、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乃至政治制度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关于列国司法制度、法院管辖权等的规定就是例证。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效果是强化了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即使传统上人们认为“软法律＂的国际规范变得有相当大的拘束力。任何国家不遵守或违反国际义务，包括国民待遇原则等的行为，都可能受到其它国家的挑战。这一流行在主权原则上的反映便是限制主权的行使。

有人甚至认为当今世界各式各样的国际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规则主要是加于主权国家国际义务，限制主权国家的行为，乃至包括主权国家对其本国人民的行为。当然这种限制是在相关主权国家自愿的情况下作出，也就是主权行使的结果。但也有人认为主权国家自限说的理论并不能解释现代国际法适用中“值得注意的现象”。[32]更有人认为应将国家的主权同相关政府是否可以代表其本国人民相联系，只有真正代表本国人民利益的政府的国家才享有主权。他们主张只有那些建立在合法的横向和纵向合同基础上的国家才有资格享受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保护和权利。任何国家的纵向合同失效，作为主权者，其便应享有国际法上较少的保护。“既然我们同意人权和人类共同寻求的生活应该受到尊重，那幺不合法的政府及其各部门便不应受到保护。任何横向和纵向合同均告无效的国家便不是主权国家，但居住在相关领土之上的人民的固有权利不会因之而丧失，应受到外国人的尊重。”[33]这种主张可以说是目前主权限制论的极端，已远远超出了今天的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主权原则的范围，实践中亦行不通。理论上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代表其本国人民及其利益。事实上该政府是否可以代表其本国人民应由谁来决定呢？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有权裁决某国政府是否代表其本国人民从而裁决该国是否应享有主权，国家主权的基本特征就不复存在了。可以预言没有任何国家会同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国际机构全权处理。如果这种裁决不是由一个国际的权威机构而是由某个或某几个国家作出，国际社会就可能被推回到由少数“文明国家”纵的年代。

无论如何，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列国经济合作的需要，国际社会对主权原则的限制明显增加。但这并不意味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行将消失。国家仍将存在，国家主权原则（包括经济主权）仍将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存在，仍将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存在下去，但其形式和内涵将继续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受到更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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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与比较法讲座教授、香港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主席、比较法国际科学院院士、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

[1]参阅《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各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2]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有化浪潮之前，西方学者就主张在国有化赔偿方面应有国际标准，后又有人提出最低标准。详见E.M.伯查德（Borchard），“保护外国人的最低标准”载于《美国国际法协会会议文集》（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Proceedings），第33卷，1939年；G.施瓦曾伯格（Schwarzenberger）《外国投资与国际法》（Foreign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Law），Stevens&Sons，1969年版；R.利利克（Lillich）（主编）《国际法上国家对外国人损害的责任》TheInternationalLawofStateResponsibilityforInjuriestoAliens），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983年版。

[3]事实上，主权原则从最初提出的时侯起就不是绝对的权力，就受到国际法的限制。

[4]《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全文（英文版）见I.F.I.施哈塔（Shihata），《外国投资的法律待遇：世界银行指引》（LegalTreatmentofForeignInvestment：TheWorldBankGuidelines），M.Nijhoff1993年版。

[5]联合国就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谈判于1992年停止后，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地位和作用更显重要。关于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背景和意义，详见施哈塔（Shihata），《外国投资的法律待遇：世界银行指引》前引书。

[6]参阅《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第4部分。

[7]这事实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致力于建立的以哈瓦那宪章为核心的制度之继续。其契机是前苏联的解体和其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8]关于《能源宪章条约》的历史及其影响，见T.W.华尔德（Walde），“欧洲能源宪章会议：最后文件、能源宪章条约、能源效率和相关环境问题的能源宪章议定书和决议之介绍”，载于《国际法资料》（I.L.M.），第33卷，1995年，第360-367页。

[9]所谓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赔偿正是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力争不下的国有化赔偿标准。

[10]参阅T.W.华尔德（Walde），“1994年能源宪章条约下的国际投资”，载于《世界贸易期刊》（JournalofWorldTrade），第29卷，1995年第5期，第14页；关于近代双边投资条约给予外国投资者待遇问题，参阅M.I.卡利勒（Khalil）“外国投资在双边投资条约下所享受的待遇”，载于《外国投资的法律待遇：世界银行指引》，前引书，第221-265页。

[11]M.索纳冉加（Sorn

arajah），《外国投资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LawonForeignInvestmen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年版，第227-228页。

[12]华尔德（Walde），“1994年能源宪章条约下的国际投资”，前引文，第11-12页。

[13]梁西，“论国际社会组织化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前引文，第2页。

[14]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所作的调研显示，在压力下进行市场开放的措施一般比较激烈、效果比较显著、效果亦有较长的持续性。相形之下，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下开放市场一般则有相反的效果。同时，这些调研结果还显示，市场开放对当地的失业率没有负面影响，而只会增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制成品的出口。

[15]参阅P.格拉格尔（Gallagher），《世贸组织与发展中国家指引》（GuidetotheWTOandDevelopingCountries），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0年版，第111-117页。

[16]国际社会的第一代改革之提法最早由经济学者提出，后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等的支持。

[17]亚洲金融风暴的重要起因之一系因为当地的监管机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见康德苏，“从九十年代的危机跨入新纪元＂，1999年11月27日在马德里国际管理研究生院的讲话；另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A.奥塔雷（Ouattara）于1999年3月6日在摩纳哥安全与国际和平科学院所作的题为”改革国际金融制度＂的演讲。

[18]见M.康德苏（Camdessus），“国际金融和货币稳定是全球性公共货物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5月28日召开的科研会议上的发言。

[19]“势”和“气”的概念系取自于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关于新理学与法律，特别是国际经济法的关系，参见拙作“理一分殊—刍论国际经济法”，《比较法研究》第13卷第3-4期（1999年），第299-334页。

[20]关于国家社会的法律和国际社会规范关系的哲学分析，见冯友兰，《新理学》，载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21]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能源宪章条约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

[22]关于第二代改革之论述，参阅康德苏，“国际金融和货币稳定是全球性公共货物吗？＂，前引文。

[23]国际最低标准历来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然而，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则对知识产权的授予标准、保护期限等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不得保留的条款，故对各成员有绝对的拘束力。

[24]关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讨论，详见E.彼得斯曼（Petersman）主编，《国际贸易法与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InternationalTradeLawandtheGATT/WTODisputeSettlementSystem），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年版。

[25]承诺表亦构成服务贸易总协议的一部分。但每个成员承诺的项目并非相同。总括地看，发达国家承诺表中关于市场开放的项目较多，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少。

[26]参阅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议，第7条。

[27]一般认为此类非政府间组织对国际服务提供者的监管标准等有重要影响。

[28]传统的国民待遇原则加于国际社会成员的是不触及后者法律制度、法律价值观、执法原则等的形式上的义务。其特点是严守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法律规范的分野。

[29]服务贸易总协议第7条。

[30]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能源宪章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等都有此类规定。

[31]服务贸易总协议第6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1-49条。

主权原则范文篇8

主权原则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法的习惯法原则。主权原则的最重要内容是主权国家的平等。《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则进一步宣布主权平等原则包括：各国法律地位平等；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它国家之人格；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它国家和平相处。[1]

作为“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的一部分，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及其相关的处置权一直是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承认的主权原则的一部分，即经济主权。这可从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文件得到证明。事实上，在前述决议和宪章通过之前，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便已存在，但大多以国家对外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的责任之形式表现。例如，西方的学者大多主张，根据国际习惯法，主权国家国有化或征收外国人的财产，负有赔偿的责任。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主权国家无权采取国有化等措施。[2]这就恰恰说明：主权国家对处于其境内的资产，包括外国人的资产，有权进行处置。外国人的私人财产尚且如此，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处置权自不在话下。进而言之，联合国的决议主要是宣布和以国际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当然，这些国际文件对新独立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独立的保障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原则都是随着相关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主权原则亦然。在列强可以任意以炮舰打开其它国家的门户的年代，政治和军事上的主权就至关重要。在原殖民地国家刚刚独立的时侯，强调经济主权包括国有化和征收的权力非常重要。随着国际社会的变迁，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主流，合作取代了对抗。主权的概念亦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接受对主权加以较多的限制，[3]以换取国际资本和技术。

自冷战结束以降，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出现了更加值得注意的倾向。首先，安第斯条约（AndeanPact）签字国于1991年撤销了对国际投资有严格限制的第24号决议。其次，世界银行于1992年主持通过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GuidelinesontheTreatment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4]虽然该指引是由专家起草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在国际社会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特点是一改国际组织过去强调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的责任的作法，而是规范投资东道国应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包括国有化的赔偿标准等。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目的是逐渐发展国际投资的规则，而不是以总结国际社会关于投资的惯常作法为己任。[5]同时，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仍然承认国家国有化其境内财产，包括外国人的财产，的权力，但其主张国有化或征收，包括与国有化和征收有相似效果的措施，应依照法律程序，是诚实地为了公共的利益，不应带有基于国籍的歧视，并应给予原财产所有者“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赔偿。[6]这事实上是为国有化附加了四个前提条件。遇有任何国家在国有化时未完全满足这些前提条件，被国有化财产的原所有人便可指控相关国家违反国际法规范。同时，有的前提条件，如公共利益，是很难有客观的标准界定的。关于国有化的赔偿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完全认可了发达国家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一直反对的三项原则。不仅如此，该指引还具体规定了计算、评估国有化资产的方法和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对主权原则的限制可见一斑。再次，1994年，欧盟和俄罗斯达成了科孚协议（CorfuAgreement），洛美条约（LomeConvention）并完成了对该条约的中期评议。上述协定和条约都对保护外国投资有具体的规定。其总的特点是关注对外国投资的保护，但不注重投资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管辖和限制。

当然，在国际投资方面走的最快和最远的当属于1994年签定的《能源宪章条约》。该条约的谈判肇始于前苏联的瓦解，西欧发达国家希望与新独立的东欧和亚洲国家就能源的开发和贸易作出安排。[7]最初的谈判是在欧盟和东欧国家间进行。美国唯恐欧盟独霸东欧诸国的广大能源资源的开发从而控制能源市场，主动加入谈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亦相继加入谈判。[8]《能源宪章条约》对与能源相关的国际投资、贸易等均有相当重要的规定。例如，签字国承诺提高本国法律的透明度并承担义务在谈判能源投资方面给予外商非歧视性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外国资本进入投资东道国以后则应享有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同时，投资东道国征收外商的资产应给予充分的赔偿。[9]事实上，《能源宪章条约》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关于争端解决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约第二十六条，任何个人投资者都可以将其与投资东道国关于投资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裁决，不需投资东道国的同意。易言之，《能源宪章条约》的所有签字国均不得对强制性国际仲裁条款作出保留。此种规定，在国际条约和经济交易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

现代双边条约对主权原则的限制亦较为突出。据统计，六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三十年间，各国签定了七百余个双边投资条约。[10]这些双边条约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发达经济实体同发达国家签定。其特点是理论上的平等和相互性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和无相互性并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双方的实力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大多缺乏专才和经验。因此，有人直指此类条约为新的不平等条约，是违反国际强行法的条约。[11]

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安排等对国家主权之限制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强调国家对外国人财产的保护以及国有化的赔偿之责。实践表明，主权国家关于国有化的权力和赔偿的责任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传统上，国际法学者也主张国家政府保护外国人财产（包括财产所有权和依合同的财产权）的责任并将之视为国际法的原则。近来，国际社会似乎特别强调保护外国人的财产权、包括依政府和私人之间签定的所谓“国家合同”权利的重要性，主张国家只有在愿意作出充分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国有化或征收外国人的财产。这一原则受到第三世界和西方一些年轻学者的批评。然而，反对这一原则的意见仅在为数不多的仲裁案中有所反映。[12]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可以说是一方面反映了国际社会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使国家行使国有化权力的所谓前提和赔偿标准国际性的法律化。然而，各国的国内法也似乎明示或暗示地接受了这些变化。

随着国际社会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无论是在法律规范的制定还是制度的形成，传统的国际法律原则都正在受到不断深化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跨国公司的作用更显重要，资本、货币、货物和服务国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和独立性不断增强，人们对自由市场重要性的认识亦不断提高。这使得国家的传统权力和控制力减弱，使得跨国公司、国际经济实体、国际组织甚至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市场都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决策，使得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都显得微不足道。武汉大学的梁西教授将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归纳为两种潮流之汇合。“一种是，各主权国家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利益，热衷于追求己国的独立。在各种国际竞争因素的影响下，国家利益的冲突、权力分配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时隐时现，没有最终消失的时侯。所以，国际社会无法将众多分散的国家权力完全融合为一个统一体，因为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分力’。另一潮流是，由于各种国际关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间联系的日益增多，国内管辖事项往往溢出国界，需要国际互助，不如此，国家就难于实现有关管辖的任务。所以，各国都希望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合力’。这个组织网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平衡与调和，是现代国家‘彼此独立与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是国际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一种结构性的新现象。”[13]

之所以如此是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原来就已经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协助下已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态势。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列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间地区性市场的一体化。市场则包括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而经济的市场化则是指上述几个市场是否依客观经济规律，在相对自由的条件和环境下运作，即国家政府的干预仅限于法律和法定的市场手段。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是以市场经济为特点的跨国界经济交流与交往。其条件是国际社会的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列国的市场都相对开放、通讯和运输技术和设备能够满足大规模、高频率、高速度的跨国经济交易，从而促成列国相互依赖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在这一大环境下，每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不断开放市场的压力和需要，且都能从市场开放中受益。[14]

当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会给列国带来机遇也会带来挑战，会带来利益也会带来风险。或可说，亚洲金融风暴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主张列国应停止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会促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也会促使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市场、纺织品市场以及服装市场的开放便是例证。[15]

我们说，经济全球化使原来割裂的国家市场和区域性市场连成一个大的世界市场。但这不是简单的地方市场的连接。因为在将国家的和区域的市场转换成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列国的经济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都完成了或是正在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代改革。[16]其结果是任何一个地方有一点风吹草动，整个市场便会受到影响。二十世纪末发生在亚洲的金融风暴就是例证。[17]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对原来的行为方式和理念作出检讨。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便曾直言经济全球化使国际金融和货币的稳定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18]

经济是基础，是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基础。有什幺样的经济关系就会有什幺样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经济关系是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势＂，即必要条件。在国家经济和市场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列国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亦相对独立。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的法律规范亦相对独立。然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势＂下，全球范围的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执法标准与原则乃至法律和法律制度正在向趋同的方向迈进。这或可曰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为前提。法律全球化是一种流行，其内容便是全球化的“气＂。[19]

经济全球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否则，跨国经济交易便不可能在有序的条件下进行。从理论上讲，在全球化了的经济环境下，调节跨境经济交易的法律规范仍可分为国际社会的和国家社会的两种。然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国家社会的国内法和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很难截然分开。事实上，在列国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国家社会的法律和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亦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交相融和。原来在某个国家社会被认为是合法的、道德的，现在可能变成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2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际社会的许多规范融入了国家社会。而这一过程主要是借助于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以及多边和双边条约。[21]

目前，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协议的特征之一是对传统主权权力，包括立法权、征税权等加以限制。因此，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的主要潮流，列国法律的趋同化以及主权原则的淡化便是国际社会的大势。贯穿于此过程之中的正是第二代改革，即建立一套能使世界市场有效良好运作的法律和制度。[22]在第二代改革中，每个国家亦都有权利和自由选择自己的对策，但也都无法阻挡或改变此一世界大潮、大势的发展。同时，任何选择都需付出相应的代价或成本。

国际社会第二代改革的任务是在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都建立并有效执行能够充份发挥市场经济特点和潜能的法律制度和规范。目前，国际社会的法律架构是，关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国际法律规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主体。在国际投资方面，虽然目前尚无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但关于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的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以及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联盟等亦形成对国际投资活动有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国际规范。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事实上既涉及贸易问题又关乎投资事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则直接规定世界贸易组织诸成员与投资相关的义务。这些国际组织和条约、协议加之传统的国际习惯便构成规范国际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法律规范，并对列国的法律制度产生直接影响。

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也就是对主权权力的限制或曰对主权原则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因此，其影响是通过市场的运作首先在微观方面发生作用从而触及相关成员的经济、法律制度等诸方面；主要手段是关于透明度的要求、国民待遇原则以及最低待遇标准规定等。[23]

此外，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的机制亦可保证各成员严格执行各相关协议。[24]首先，除专家小组机制外，世贸组织还设有上诉机构，作为世贸组织的常设争端解决机构。常设机构的设立有助于保证世贸组织协议执行的效率、一致性和连续性。其次，世贸组织在表决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裁决时采用的是一致不通过原则，即除非所有成员方一致反对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作出的裁决否则相关裁决应予通过。这事实上完全排除了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决定被否决的可能性。再次，拒不执行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决定的成员便不得不面对强制执行的威慑。因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和执行制度事实上不仅保证了各成员方认真执行诸协议，同时亦为各协议的规定进入成员方的内国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具体言之，世贸组织诸协议对成员方内国法的影响当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市场开放要求

市场开放的程度主要表现在外商和外国货物和服务是否可以正常进入相关市场。换言之，相关国家是否对外商、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入设置障碍，即是否允许后者进入。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准入。总地讲，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下，外商和外国商品和服务应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在这方面，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至关重要。对何为市场准入，服务贸易总协议无具体规定。每个成员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主要反映在其承诺表。[25]鉴于最惠国待遇是一项无歧视原则，所有境外服务提供者应受到同等的待遇。待遇以承诺表列明的义务为准。具体地讲，相关成员不得采取下列措施：

a.对服务提供者的总量加以限制；

b.以配额、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借口，限制服务贸易或与服务相关的资产的总额；

c.限制服务交易的总量；

d.限制服务提供者的雇佣人数；

e.规定服务提供者必须以何种形式经营；

f.规定服务提供者的持股数。

当然，前述义务是以各成员提交的承诺表和“第二条豁免附件＂中的豁免为前提。相关成员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能低于承诺表中的标准。同时，根据第二条豁免附件的豁免不受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影响。

就服务贸易而言，与市场准入直接相关的问题是机构和个人服务提供者资格的认可。[26]实践中如何承认服务提供者的资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资格可以包括许多方面。除相关的教育和经验外，许可证、营业执照、证书等都属于资格范畴。例如，银行和金融公司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公众的利益。因此，每个国家和地区均对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成立、运作、经营进行监管。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每个国家和地区监管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标准并非一致。根据服务贸易总协议，各成员有义务给予其它成员同等的待遇，即无论相关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来自于何方，其均应受到相同的待遇。在此情况下，来自于监管较宽松地区的银行和金融公司便会给准许其进入市场的成员带来较大的风险。该成员是否有权不承认相关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资格并不许其进入市场呢？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答案便应该是否定的。对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工程咨询人员等资格的承认就更为困难。除了技术性的要求外，此类资格的认可还可能涉及文化和语言等问题。事实上，在同一成员的境内，不同机构发放的证书亦可能代表不同的质量水平。

鉴于资格认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服务贸易总协议规定成员方认可来自于其它成员方服务提供者的资格问题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解决之或是由相关成员单方面宣布为之。同时，各成员应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十二个月内通知理事会其所采取的与资格承认相关的措施。各成员并应与非政府间组织合作，[27]以便达成广为适用的国际标准。

（二）国民待遇原则

传统上，国民待遇原则只要求形式上的相互性，只要相关政府实际给予外国商品、外国商人、外国投资者不低于本国国民的待遇，便不会违反国民待遇原则。[28]然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和其它现代国际条约对国民待遇都有实质性的要求。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条的规定，“各成员应使本协议的各项规定生效。各成员可以，但不应有义务在其法律中实施比本协议要求更广泛的保护，只要这种保护不违反本协议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每个成员给其它成员国民的待遇不应低于它给本国国民的待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和使用标准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而此类规定是各成员必须执行的。任何不执行上述规定的成员便必须冒违反第一条规定的风险。服务贸易总协议第一条亦规定，“为履行本协议下的义务和承诺，各成员应采取所有可能的合理措施以确保其境内的地区和地方政府和当局及非政府机构遵守协议”。第十七条规定每个成员都有义务确保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服务不低于本国相当服务提供者、相当本国服务的待遇。同时，服务贸易总协议还规定了确认服务提供者资格包括教育背景、经验等的原则和标准等。[29]此类规定几乎见诸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协议和很多当代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多边协议。将世界贸易组织和其它协议对相关成员或缔约方内部的法律制度、执法原则与标准同国民待遇原则一起考虑，便不难发现传统的形式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已具有了实质上的意义。

（三）透明度要求

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透明度的要求亦见诸于大多数当代多边条约和协议。[30]根据此一规定，任何国际社会成员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透明度不够高、不能向外商提供充分的司法和行政救济手段都可能构成违约。实践中，透明度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例如，某个国家法律的透明度不高，外国商家便可以其不了解当地的游戏规则从而处于劣势为由，要求其国籍国在国际层面激活争端解决程序。这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实力不够强大、缺乏国际诉讼经验和人才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威慑性。同时，透明度原则适用于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为。就其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可以说从与国际经济交往直接相关的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税务到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因为，在上述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不够透明的情况都可能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基于透明度要求的规定，每个成员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均需公布其所有的与服务贸易总和货物贸易相关的措施，包括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委托非政府机构制订的措施。此外，相关的法律、行政规章、决定或其它形式的行政命令以及国际条约、协议均应予以公布。公布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监督，以便于受影响的个人或机构主张自己的权利。此外，各成员还应每年向理事会报告其相关法律、规章、命令等的生效、修改或撤销。

（四）公平、公正、客观及合理标准

除了法律透明度和国民待遇原则外，当代多边条约和协议的另一特点是关于最低标准待遇的规定。传统上，国际最低标准待遇与国民待遇直接相关。但国际社会是否存在最低标准、何为国际最低标准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然而，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和能源宪章条约等多边国际文件都在国民待遇原则和法律透明度义务之外，要求相关缔约方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应遵循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31]假如说法律、司法和行政措施的透明度以及救济手段是否充分有一定的客观标准的话，何为客观、公平、公正则与相关成员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直接相关。这就无形中将极具争议的国际最低标准纳入了法律范畴。例如，即使一个国家的法律有符合要求的透明度且给予外商以国民待遇，但在执法过程中被认为违反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外商的国籍国亦有机会将争端提交国际机构解决。在此种情况下，持有较大谈判筹码的经济发达成员就会事实上处于支配地位。

（五）司法审查和申诉制度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议都对世界贸易组织诸成员的国内法律救济制度和执行原则有实质上的规范和限制。该两个协议都规定诸成员应提供有效的行政、准司法和司法救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还就司法机关应享有的复核行政机构决议、提供临时性保全措施等权力做出了具体规定。甚至海关在何种情况下有权扣押被怀疑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亦在协议的规范之内。不言而喻，法院、海关的权力等都是关涉主权的重大问题。此外，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协议，世贸组织的每个成员均有义务建立相应的咨询机制，解答外商的问题。在执行其所通过的措施方面，各成员均应严格遵守合理、客观和公正的原则。

（六）司法机关的权力和司法原则

根据知识产权协议，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对案件的是非曲直的裁决应根据各方有机会了解的证据，“最好应用书面文字形式，并陈述理由”，及“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告知（至少是）争议各方”。同时，当事人应有权就任何最终行政决定和初审法律裁决提起上诉。如前所述，公平、公正、客观或公平合理的原则贯穿于世贸组织的所有协议和文件。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行政机关亦为司法机关判案的准则。

事实上，除了一般的司法原则外，世界贸易组织亦对通常情况下由国内法确定的举证责任和法院应判与当事方的最低赔偿标准有具体的规定。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如果涉讼的专利之标的物是获得某种产品的流程，成员方司法当局有权令被告举证，以便获得相同产品的流程与授予专利的流程之不同之处。因此，成员方应规定，至少在下列一种情况下，若无相反证据时，任何未经专利所有人许可而生产的相同的产品，应被视为是通过被授予专利的流程生产的：“（一）如果用专利流程生产的产品是新颖的；（二）如果用该专利流程生产的该相同产品，存在着实质性相似，而专利所有人又不能通过合理的努力来确定事实上所使用的流程。”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应由被指控的侵权人承担。并且，“在引用相反证据时，应考虑被告有保护其生产和商业秘密的合法权益”。

那幺，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对各成员方内国法律和法律制度构成直接影响的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的主权原则有什幺影响呢？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列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其二是国家市场和区域性市场的一体化。经济制度的市场化要求相关的政府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均应遵守同样的规则。同时，政府的立法、执法和行政行为都必须有较高的透明度。否则，市场的发展便会受到限制。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最终导致国际社会列国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上的趋同化。这一流行是通过多边条约使国际社会的规范进入国家社会的范畴。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虽然国际条约从整体上讲仍然只是针对国家的义务，然而经过相关国家的认可其已对列国的法律、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乃至政治制度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关于列国司法制度、法院管辖权等的规定就是例证。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效果是强化了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即使传统上人们认为“软法律＂的国际规范变得有相当大的拘束力。任何国家不遵守或违反国际义务，包括国民待遇原则等的行为，都可能受到其它国家的挑战。这一流行在主权原则上的反映便是限制主权的行使。

有人甚至认为当今世界各式各样的国际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规则主要是加于主权国家国际义务，限制主权国家的行为，乃至包括主权国家对其本国人民的行为。当然这种限制是在相关主权国家自愿的情况下作出，也就是主权行使的结果。但也有人认为主权国家自限说的理论并不能解释现代国际法适用中“值得注意的现象”。[32]更有人认为应将国家的主权同相关政府是否可以代表其本国人民相联系，只有真正代表本国人民利益的政府的国家才享有主权。他们主张只有那些建立在合法的横向和纵向合同基础上的国家才有资格享受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保护和权利。任何国家的纵向合同失效，作为主权者，其便应享有国际法上较少的保护。“既然我们同意人权和人类共同寻求的生活应该受到尊重，那幺不合法的政府及其各部门便不应受到保护。任何横向和纵向合同均告无效的国家便不是主权国家，但居住在相关领土之上的人民的固有权利不会因之而丧失，应受到外国人的尊重。”[33]这种主张可以说是目前主权限制论的极端，已远远超出了今天的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主权原则的范围，实践中亦行不通。理论上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代表其本国人民及其利益。事实上该政府是否可以代表其本国人民应由谁来决定呢？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有权裁决某国政府是否代表其本国人民从而裁决该国是否应享有主权，国家主权的基本特征就不复存在了。可以预言没有任何国家会同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国际机构全权处理。如果这种裁决不是由一个国际的权威机构而是由某个或某几个国家作出，国际社会就可能被推回到由少数“文明国家”纵的年代。

无论如何，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列国经济合作的需要，国际社会对主权原则的限制明显增加。但这并不意味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行将消失。国家仍将存在，国家主权原则（包括经济主权）仍将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存在，仍将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存在下去，但其形式和内涵将继续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受到更多的限制。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与比较法讲座教授、香港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主席、比较法国际科学院院士、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

[1]参阅《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各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2]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有化浪潮之前，西方学者就主张在国有化赔偿方面应有国际标准，后又有人提出最低标准。详见E.M.伯查德（Borchard），“保护外国人的最低标准”载于《美国国际法协会会议文集》（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Proceedings），第33卷，1939年；G.施瓦曾伯格（Schwarzenberger）《外国投资与国际法》（Foreign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Law），Stevens&Sons，1969年版；R.利利克（Lillich）（主编）《国际法上国家对外国人损害的责任》TheInternationalLawofStateResponsibilityforInjuriestoAliens），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983年版。

[3]事实上，主权原则从最初提出的时侯起就不是绝对的权力，就受到国际法的限制。

[4]《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全文（英文版）见I.F.I.施哈塔（Shihata），《外国投资的法律待遇：世界银行指引》（LegalTreatmentofForeignInvestment：TheWorldBankGuidelines），M.Nijhoff1993年版。

[5]联合国就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谈判于1992年停止后，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地位和作用更显重要。关于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背景和意义，详见施哈塔（Shihata），《外国投资的法律待遇：世界银行指引》前引书。

[6]参阅《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第4部分。

[7]这事实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致力于建立的以哈瓦那宪章为核心的制度之继续。其契机是前苏联的解体和其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8]关于《能源宪章条约》的历史及其影响，见T.W.华尔德（Walde），“欧洲能源宪章会议：最后文件、能源宪章条约、能源效率和相关环境问题的能源宪章议定书和决议之介绍”，载于《国际法资料》（I.L.M.），第33卷，1995年，第360-367页。

[9]所谓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赔偿正是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力争不下的国有化赔偿标准。

[10]参阅T.W.华尔德（Walde），“1994年能源宪章条约下的国际投资”，载于《世界贸易期刊》（JournalofWorldTrade），第29卷，1995年第5期，第14页；关于近代双边投资条约给予外国投资者待遇问题，参阅M.I.卡利勒（Khalil）“外国投资在双边投资条约下所享受的待遇”，载于《外国投资的法律待遇：世界银行指引》，前引书，第221-265页。

[11]M.索纳冉加（Sornarajah），《外国投资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LawonForeignInvestmen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年版，第227-228页。

[12]华尔德（Walde），“1994年能源宪章条约下的国际投资”，前引文，第11-12页。

[13]梁西，“论国际社会组织化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前引文，第2页。

[14]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所作的调研显示，在压力下进行市场开放的措施一般比较激烈、效果比较显著、效果亦有较长的持续性。相形之下，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下开放市场一般则有相反的效果。同时，这些调研结果还显示，市场开放对当地的失业率没有负面影响，而只会增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制成品的出口。

[15]参阅P.格拉格尔（Gallagher），《世贸组织与发展中国家指引》（GuidetotheWTOandDevelopingCountries），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0年版，第111-117页。

[16]国际社会的第一代改革之提法最早由经济学者提出，后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等的支持。

[17]亚洲金融风暴的重要起因之一系因为当地的监管机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见康德苏，“从九十年代的危机跨入新纪元＂，1999年11月27日在马德里国际管理研究生院的讲话；另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A.奥塔雷（Ouattara）于1999年3月6日在摩纳哥安全与国际和平科学院所作的题为”改革国际金融制度＂的演讲。

[18]见M.康德苏（Camdessus），“国际金融和货币稳定是全球性公共货物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5月28日召开的科研会议上的发言。

[19]“势”和“气”的概念系取自于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关于新理学与法律，特别是国际经济法的关系，参见拙作“理一分殊—刍论国际经济法”，《比较法研究》第13卷第3-4期（1999年），第299-334页。

[20]关于国家社会的法律和国际社会规范关系的哲学分析，见冯友兰，《新理学》，载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21]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能源宪章条约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

[22]关于第二代改革之论述，参阅康德苏，“国际金融和货币稳定是全球性公共货物吗？＂，前引文。

[23]国际最低标准历来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然而，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则对知识产权的授予标准、保护期限等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不得保留的条款，故对各成员有绝对的拘束力。

[24]关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讨论，详见E.彼得斯曼（Petersman）主编，《国际贸易法与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InternationalTradeLawandtheGATT/WTODisputeSettlementSystem），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年版。

[25]承诺表亦构成服务贸易总协议的一部分。但每个成员承诺的项目并非相同。总括地看，发达国家承诺表中关于市场开放的项目较多，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少。

[26]参阅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议，第7条。

[27]一般认为此类非政府间组织对国际服务提供者的监管标准等有重要影响。

[28]传统的国民待遇原则加于国际社会成员的是不触及后者法律制度、法律价值观、执法原则等的形式上的义务。其特点是严守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法律规范的分野。

[29]服务贸易总协议第7条。

[30]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能源宪章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等都有此类规定。

[31]服务贸易总协议第6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1-49条。

主权原则范文篇9

“原则”一词在汉语中的含义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在英文中与之对应的词是"Principle"，意指一种普遍的真理或行为的基本准则1。在法学中，“原则是指构成法律规则和法律学说基础和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2或者说“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或准则。”3认为法律规范包括法律原则在内，或者提出原则与规则是对法律规范逻辑的划分，这是西方学者首次阐明的。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曾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同作了明确地阐述。他认为：“当法学家们理解或者争论关于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当我们与这些概念有关的问题看起来极其尖锐时，他们使用的不是作为规则发挥作用的标准，而是作为原则、政策和其它各种准则而发挥作用的标准。”4

什么是宪法原则，或者宪法的原则有那些？传统的宪法学较少论及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宪法原则的内涵及性质，而过多局限于对宪法原则内容的列举。如杰罗姆·巴伦、托马斯在其所著《美国宪法概论》中将美国宪政原则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权利分立与制衡、限权政府与保障人权。5A·W·布莱德赖和K·D·爱汶在他们合着的《宪法和行政法》一书的第一章，专门探讨了宪法的一般原则，包括君主立宪原则、议会至上原则、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法治原则、责任政府等。美国学者加里·沃塞曼在《美国政治基础》一书中也列举了分权与制衡、联邦制、有限政府和司法审查四项原则，但他们并没有阐明什么是宪法的原则以及宪法原则有什么功用等问题。早期国内宪法学者的论着在探讨宪法原则问题时，也只限于对宪法原则的列举，如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一书就将宪法原则列举为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议行合一原则等，对与宪法原则性质和作用有关的问题概无涉及。稍后由张庆福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似乎也存在同样的缺憾。同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建国以后所出版的一批比较宪法学的著作，要么避免对宪法原则进行比较，6要么仅对具体的宪法原则进行比较，而对宪法原则的生成机理、作用功能、内涵特征等避而不谈。7近年来，国内宪法学者日益关注对宪法原则的基本理论探讨，并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主张。有的主张宪法基本原则是"宪法学对某一类型的宪法所反映的指导思想、民主制度的特点和作用的概括"以及"某一宪法典或宪制性文件本身所确定的制定、解释和实施该特定宪法的制导方针。"8有的主张宪法基本原则是"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9有的主张宪法基本原则是"立宪者设计宪法规范时的具体思路和基本规则，它隐藏于宪法规范的字里行间，贯穿设计的始终，是宪法规范的骨架；同时，宪法原则又是宪法的民主价值和民主功能的具体化法则，体现着宪法的价值要求和基本精神，突出地反映着宪法的本质。"10有的主张宪法原则应该是决定"形式宪法"形式和内容的基本价值准则，宪法原则的功能在于"反对特权现象。"11

我们认为宪法原则是体现宪法应然价值取向、统合宪法规则并指导全部行宪过程的依据和准则。12

宪法原则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普遍性。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而言，宪法原则的普遍性既指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为共享人类的法律文化成果，追求文明的共同进步，必须遵守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宪治准则，又指它要贯穿于宪政的全过程，是立宪、行宪和护宪都必须遵循的准则。

第二，自享性。宪法原则必须是“宪法”本身所特有的原则，而不是其它法律或政治文件的原则，也不能是某一宪法制度或宪政过程的原则。

第三，终极性。宪法原则是宪法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宪法权威的本源所在。它是判断一切政治行为和普通法律性文件是否合法的最高依据，更是正义的最高尺度。

第四，抽象性。宪法原则是人们对各种宪政现象和宪政实践的形而上的归纳和抽象，它大多蕴含于宪法规范之中，只有少数宪法原则由宪法规范直接予以确认。

依照上述关于宪法原则的界定，本章将主要研究基本人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等四项原则。

二、宪法原则的作用和功能

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作用”和“功能”两个语词具有显明的意义界分，但从宪政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宪法原则的功能和作用不过是宪法原则影响的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的体现，因此，为了准确地把握宪法原则的有效性，有必要统一地叙说宪法原则的作用和功能问题。

第一，整合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宪法规范是由规则、原则、国策、概念和程序性、技术性规定构成的。13其中宪法原则是宪法规范的核心，是保证宪法规范的内容逻辑统一的关键性要素。同时，由于立宪者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语言符号天然具有的模糊性，也由于法律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永恒的紧张关系等等。这些因素必然会造成不同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冲突，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只有依靠宪法原则的最高性特征，才能将众多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统合成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统一体。

第二，指引全部宪政过程。宪治的实现既依赖于宪法原则所集中体现的宪法精神得以在具体宪法规则的创制中合理具体化，又依赖于在具体宪法规则和普通法律规则所未能覆载的领域也能实现宪法原则所代表的正义。因此，我们不但要运用宪法原则来弥补宪法规则存在的漏洞，还要以宪法原则来指导宪法的解释，提高宪法规则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更要以宪法原则的抽象性来克服法律规则的僵化性，为人类的变革和进步提供充足的空间。

第三，判断公共权力和政治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和确当性。在现代民主政体之下，对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诉求，是公民的最大诉求。任何公共权力都必须有合理来源，然后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满足合法和正当的价值需求，而如何来判断合法和合理，最终必须以宪法原则为依归。

论人民主权原则

秦前红

一、主权理论的历史演变

主权不代表绝对理论逻辑，而是一种历史逻辑，它是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血缘、部落社会，主权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概念。古代中国、希腊

各城邦内部也不是根据主权的逻辑来组织的。主权秩序需要建立在明确的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的框架上。在中世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屈从于一种普适性的法律秩序，其统治权既来自于上帝之法，也是上帝之法的反映，教会为封建秩序提供了贯穿始终的组织上和道德上的框架。在封建体系中，内部组织范围和外部组织范围之间，“公共领地”和“私有财产”之间没有明显界限。这种具有多面性、分散性的封建传统政治体系之所以同时能享有权力的高度一致和统一性，并非因为主权权力的存在，而主要在于共同的法律、宗教、社会传统与机制。因此，尽管存在领土上的分隔，但构成世界秩序的单位并未表现出现代主权概念所要求的那种占有性、排他性特征，它们都将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地区代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独特的具有世俗权威的民族国家，导致了主权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主权理论亦开始发达起来。罗马法的复兴顺应了****主义国家的需要，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乡的发展。基督教改革运动与反改革运动以及宗教战争，导致整个欧洲为此起彼伏的宗教与政治动乱所吞没。世俗国家权威的出现似乎成了结束这种动乱的最有效的补

救方式，宗教改革本身破坏了教会所有的普遍权力，从而为世俗****主义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主权最早是西方国家的政治语言，是在西方****主义国家秩序发展起来的，是用来说明国家内部关系和描绘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

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学界一般认为为法国人布丹所首倡。布丹认为主权是“统治公民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14其主要特点是：主权是不受外来权力限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权力。布丹的主权概念具有许多不明确性，比如说他认为主权是从属于神法和自然法的，但他并没有回答诸如主权者的意志破坏了法律是否仍然是主权，主权是否要求绝对服从，以及主权与涉及政府性质和形式的基本法律或“法律统治权”相冲突怎么办等问题。在布丹之后，一些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等都对主权思想作出过贡献15

对近代和现代宪政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所有个人同意服从国家意志，政府的统治完全来源于人民的委托。人民通过“公共意志”的表达来完成这种委托，但在委托的过程中，既没有失去自我，也没有失去自由，因为每个成员“尽管将自己与全体结为一起，但仍然可以服从自我，仍然像以前那样自由”。16卢梭从其“公意”的理论基点出发，论证了人民主权的两个基本特性：其一是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因为主权是公意的具体体现形式，而公意又是人民整体的公共意志，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主权当然也不能被分割了。其二是主权的不可转让性。因为主权者是一个集体的生命，它只能由自己来代表自己。如果转让主权就意味着转让意志，而转让意志就是出卖自由、出卖生命，这是主权者所绝对不能容许的。17

卢梭之后的许多思想家依然延续了其围绕

主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探讨主权问题的逻辑思路，尽管在侧重点和方法上有相当大的不同，但基本都接受主权作为国家最高统治权力或权威的理念。比如黑格尔主张人民主权与君主主权并存，戴雪主张法律主权与政治主权的融和18，奥斯汀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强制权力。只有法国的狄骥从社会连带主义的观点出发，否认主权的存在，并主张“我们应当将这些过时的国家人格及主权概念永远由法律里面清除出去”。19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普遍奉行人民主权学说，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他们的观点与西方学者的观点有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两种观点的逻辑立论不同。西方学者的人民主权学说建立在自然法的理论基点上，认为人民主权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而社会主义的宪法学者通常认为国家主权是统治阶级（或者）人民所专有的权力，这种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斗争得来的。

第二，对人民的界定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学者更多从实质民主的角度来界定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和国民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只有享受民主的主体才是人民，而作为专政的对象被排斥在人民之外。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人民”在形式上就是指社会的全体成员。

第三，西方学者认为人民主权与三权分立并不矛盾，因此他们通常主张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来表现人民主权，以普遍的平等的公民权来体现人民主权。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并且对人民和公民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权利配置和地位安排。

二、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形式体现

（一）宪法序言所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

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宪法产生的政治前提，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夺民主革命的胜利，都曾经用人民主权学说来吸引和号召广大人民来参加反封建的斗争，并且把这一学说公开以政治宣言的形式昭示天下。如1791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和1918年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就是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法国人权宣言明确宣布："整个国家主权的本源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形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法国和俄国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后，在制定宪法确认胜利成果的过程中，为了突显其制度的民主性和合法性，都将上述政治宣言作为其宪法的序言，使之成为最高法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以后这种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模式亦被许多国家在制宪是所效仿。

（二）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

用宪法规范来体现人民主权原则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宪法规范直接确认，明确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在第一章专门规定主权问题，并在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日本1946年宪法宣布："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国政仰赖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这是人类的普遍原理，本宪法即以此原理为根据。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令及诏敕，我们均予排除。"201947年意大利宪法则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在宪法规定的方式和范围行使之。以上三个国家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既有共同性，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性。如日本宪法体现了人民主权与君主主权的并存。因为它一方面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法国宪法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立则直接来自启蒙思想家的鼓动和宣传，更来自人民主权学说在法国革命中所产生的巨大威力。而意大利宪法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规定，却更多归于对法国宪法的模仿，同时意大利宪法对实现人民主权形式的具体规定，又体现了人民主权理论的发展。此外，还有些国家在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方面也有独特之处。比如，委内瑞拉宪法规定：主权交予人民，以选举权通过政权部门来行使。其独特之处在于主张主权不是人民固有的，而只是宪法授予的。埃及宪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行使和维护主权：法律主权是国家统治的基础；总统维护人民主权。其独特之处在于将主权的所有和主权的行使结合而论，并把人民主权与

法律主权相提并论；总统在维护人民主权方面发挥特有的作用。21二是间接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受1918年苏俄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的影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多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或属于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比如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种规定虽然没有直接显示人民主权的字样，但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因为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质上即主权在民。22

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人民主权只是一种逻辑的抽象概括，各国宪法在表现人民主权时，除了把它确定为宪法的原则规范以外，一般还通过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规定和有关国家权力配置的规范，来将人民主权更加具体化。

三、人民主权原则的适用和有关问题

尽管现代各国宪法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规定了人民主权原则，以满足对政治合法化的诉求和关于权利来源的终极性追问，但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过程。

第一，任何权力除了其所有性之外，必定还有一个行使或者操作性的问题，这是权力具有现实有效性的重要要素。人民主权学说强调人民是主权的所有者，并且认为主权是不能分割和不能代表的，至于如何有效来行使主权却语焉不详，这样便使人民主权似乎成了一个永远悬在空中的权力。

第二，人民主权与公民

权利之间存在着不和谐。因为人民主权，是从“国民全体”的意义来理解的，人民被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集体的抽象人格来看待；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从“国民个体”的意义来理解的，它往往与一个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具体人格相连接。所以，过于强调主权的整体性与绝对性，易使个人的权利淹没在“人民”的大海之中。

第三，现代宪政的精义在于要求“在任何（主权）国家，无论是民主的或其它形式的，都必须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对行使政治权力负最终责任。”23但人民主权理论把最终判断的权力赋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其结果要么是无人对权力的行使负任何责任，要么会出现个别人或少数人，借用“人民”的名义，而****人民的权力或滥用权力。

第四，人民主权理论主张法律权威、领导权威及宪法自身的权威来自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但是在社会现实层面，由于阶级的冲突与阶层的利益分化，权力被肢解的现象突出；在政治制度层面，权力事实上亦被分离为各个不同国家机关的职权，而找不出一个行使权力的最终责任者。在有些国家，非民选的少数法官甚至有权裁断民选国会的行为，有权担任国家与公民冲突的最终仲裁人，这种情况也与人民主权逻辑相悖。

第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导致在建构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坚持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之间，也充满矛盾和对立。所谓事实上的独立与法律上的独立、相对主权与绝对主权、积极主权与消极主权等理论上的分野，不过是主权复杂性的另一种话语表述。

第六，社会主义国家都从人民主权的理论出发，推演出应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主权的基本形式。早期很多宪法学者甚至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现民主的范围和效能方面是全面而又全权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24有的学者认为，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第2条之规定，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出人民主权不过实际表现为"人大主权"。25法治的要义在于有授权必有控权，任何掌权者行使权力必须恪守权力的界限。中国现行宪法第62条在具体列举了全国人大的14项职权后，还恐挂一漏万，又加上第15项：全国人大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这种规定也会导致背离法治的精神。26

1BryanA.Garner，BLACK''''SLAWDICTIONARY,WestCompany1996,Page499.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美]罗纳德·得沃金著，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5[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6参见赵树民：《比较宪法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参见沈宗灵：《比较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两本著作就根本不涉及宪法原则的比较事项。

7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大出版社1988年版，参见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这两本著作都论及宪法原则，但并无关于宪法原则一般原理的探讨。

8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665页。

9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10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著：《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11参见莫纪宏：《论宪法原则》，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12在后法治化的国家，易出现的一个悖论便是：由于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造成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某种行为合乎宪法原则但与宪法规则不一致的情形。这时如果强调宪法原则的优位，未免会动摇法治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反之，如果强调对宪法规则的优先适用，则有可能滞碍社会的进步。因此，在制定法系国家，如何确定法律原则及其适用效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13李龙著：《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14JeanBodin，TheSixBooksofaCommonweal，RichardKnolles,，London：ImpreciseG.Bishop，1606.84.

15霍布斯和洛克都是从社会契约论出发来讨论主权概念的，但得出了明显不同的结论。霍布斯认为人民通过社会契约交给了国家主权者一个不受任何批评和限制的权利，国家之外没有力量可以对国家进行裁判。而洛克抛弃了霍布斯关于国家主权是最高强制权力的观念，认为政府仅仅是受人民之托，从人民的同意那里取得了合法权，这种同意可能在充分保护个人权利时才能给予政府。

16Jean_—JacquesRousseau，TheSocialContractandDiscourses，G.D.H.Cole翻译，NewYork：

E.Dutton，1950，14.

17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18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55页。

19[法]莱昂·狄骥：《宪法学》中译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9年版，第67页。

20赵宝云著：《西方五国宪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7页。

21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7页。

22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李龙著，《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7页。

23[澳]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著，李东燕译：《主权的终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24参见：《人民代表大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6页。

主权原则范文篇10

关键词: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国际法渊源;一般法律原则

一、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

(一)界定。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是指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以及与经济相关的行动所拥有的完全的、无限制的主权权利。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的主权是该原则的重要内容，对与经济相关的行动所拥有的主权是该原则的内容得以实现的方式和途径。(二)背景。在世界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其优势长期将亚非拉作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二战后的许多殖民地国家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经济政治仍为他国所控制，他们为争取经济主权而展开了一系列斗争，于1952年提出了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问题。1958年的《大陆架公约》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均确认了各国对本国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确定了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同年12月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再次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作出确定，并且强调各国对其境内的一切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经济活动也享有完整和永久的主权。

二、国际法渊源

(一)定义。中外国际法学家关于国际法渊源的定义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解释。关于该定义归纳总结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国际法形成的方式或者程序，二是国际法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二)种类。国际法的渊源有两种: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以及广泛历史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而广泛历史意义上的国际条约则还包括一般法律原则和判例、国际法学说及重要国际组织的决议。

三、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是否为国际法的渊源

《规约》第38条规定，法院对于陈述各项争端，应当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子)不论普遍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国家所承认者(卯)在59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对于一般法律原则的定义《规则》第38条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学界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一般法律原则就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另一种则认为一般法律原则是各国间的共同的法律意识。笔者认为，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渊源。推论如下:(一)《规约》第38条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具有模糊性。第38条中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位于《规约》的前三项说明其地位相对重要。实践中对一般法律原则的定义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笔者认为一般法律原则就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只要是文明各国所普遍认可的，就能够作为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或形式。原则相较规则具有较大的弹性，它可以弥补规则的漏洞，在国际条约和国家习惯没有明确规定时作为补充而引用，故对其进行宽松的解释较为合理。(二)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具有一般法律原则的特征。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下位原则，是区分一个经济体是否独立的重要标志。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承认，具有公认性。同时其作为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具有强制性和执行性，具备一般法律原则的各项显著特征，可以认定它属于《规约》第38条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三)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对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国家主权原则若要得到切实的保障，就应当严格遵守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否则没有了约束和保护，各国就可以无所顾忌的对他国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和侵占，从而控制和干涉他国的经济和政治，那么独立则是一纸空谈、毫无意义。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可以视为国家保证自己生存，排斥他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控制和干涉的保护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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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泽伟．论国际法上的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及其发展趋势［J］．法商研究，2003(4)．

［4］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黄锡生，峥嵘．资源社会性理念及其立法实现［J］．法学评论，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