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基金论文十篇

主权基金论文篇1

关键词：跨国基金；直接产权；间接产权；物质产权；价值产权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100-05

一、跨国基金及其产权关系的几种流行解释

世界上最早的基金可追朔到1822年，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在布鲁塞尔创立的信托基金，这只基金专门投资于外国政府发行的证券。1868年，英国创立的政府信托基金被公认为是世界上基金业诞生的标志，这只基金以海外及殖民地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为投资对象，被称为“海外及殖民地政府信托基金（Foreign and Colonial Government Trust）”［1］。由此可见，基金从诞生开始就从事着跨国经营和投资业务，即买卖外国政府或公司发行的有价证券。

基金不仅开展跨国经营和投资，而且进行跨国融资。基金跨国融资，即向国外投资人发行基金券或受益凭证，如离岸基金（Off-Shore Fund）、国家基金（Country Fund）等，他们都向基金公司设立地（或注册地）所在国以外的投资人出售基金券或受益凭证。一些国家为了充分利用外资，纷纷在国外设立国家基金，吸引外国投资人投资于本国国内金融市场，如香港新鸿基中国基金、日本山一中国股票基金等。这些国家基金采用信托投资方式，以一个国家（一般是本国）政府或者企业发行的有价证券作为特定的投资区域和对象，其基金券或受益凭证向其他国外投资人销售完毕后，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公开上市交易，从而达到为一个特定国家（一般是本国）的政府或者企业实现跨国融资的目的。

我们称从事跨国经营和投资业务或跨国融资业务的基金为跨国基金。跨国基金是海外投资和融资的重要方式，其规范发展不仅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繁荣和发展，而且关系到世界金融风险的防范。因此，准确地把握跨国基金的产权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跨国基金发展壮大，学者们试图探索和解释跨国基金的产权关系，但结果似乎不尽人意。流行的产权理论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产权的对象是唯一的，即实物资产，如厂房，机器设备，至多还涉及到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二是产权的所有者是唯一的，投资人（出资人）是产权的唯一所有者，即使是在组织内部也具有严格的排他性；三是产权是唯一的，“一物一权”，但产权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可以划分与转让，与组织相关的其他参与主体或利益相关者事实上所拥有的权利（如使用权、收益权等）都是唯一产权的部分权利，是通过产权的唯一所有者（即投资者）转让而获得的。这种产权理论仅仅从实物对象和投资人的角度解释产权关系，研究产权的视角是一维的。

依据流行的产权理论，基金产权的对象是实物资产（如办公设施与设备），基金产权的所有者是投资者（人）。流行的产权理论是在研究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实体经济中，资产只有一种存在方式――物质形态，产权的各项权利是高度统一的，产权主体是单一的。然而，在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基金资产不仅有物质形态（如办公设施与设备），而且具有价值形态（如基金券或受益凭证等）［2］；基金产权权利的界定与划分可能是无止境的，而且往往各种权利之间存在交叉［3］，准确的界定和划分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基金资产作为一种组织资产，不仅包括实物资产，而且包括人力资产、公共环境资产以及各种资产组合所形成的无形资产①。正如经济学家德姆塞茨所说：“持股者实质上是股份资本的出借者，而不是（企业或公司的）所有者，尽管他们的确参与了诸如合并之类的偶尔的决策。股票持有者真正拥有的只是他们的股票。”［4］ 由此可见，流行产权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注重基金资产的实物形态，忽视价值形态；强调投资者而忽视其它要素所有者（如基金经理人、职员以及基金业务所涉及的国家和政府）事实上占有或控制的基金权益；注重独立物产权与基金组织产权的一致性，忽视二者的区别。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很好地解释了基金与市场之间的替代，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说明了基金存在的合理性［5］。然而，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跨国基金的产权关系，只能得出，跨国基金并不是在所有制上属于国际所有，而是在众多国家开展业务的某国基金，重要的是跨国基金以广泛、多样化的规模活动来替代“市场”进行组织管理。新制度经济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跨国基金的产权构成，同时，也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跨国基金为谁所有、为谁服务，跨国基金与国内基金的区别以及跨国基金从事海外投资或融资的产权约束是什么等问题。

［注：①组织资产，如基金资产、企业资产，一般是四类要素：资本、企业家才能、劳动力、公共环境分别转化成实物资产、人力资产（企业家才能资产和劳动力资产）、公共环境资产，并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参见李全伦：企业性质新论：要素产权与企业产权之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J］，《中国工业经济》2006.8。

② 笔者认为，供应商、顾客和居民只是为公司财富的创造或实现提供了准备或条件，而没有参入公司内部的财富创造过程，因此，不拥有公司的产权，即使拥有，也是通过国家占有的权利而间接得到的。本文不予考虑。

③“直接产权”是指不通过其他的产权主体且充分独立（排他）地对选择基金资产的使用所强制实施的权利，因基金的物质资产与价值资产的分离，形成物质产权与价值产权的分离。“间接产权”是指必须通过其他产权主体且高度依附（有限排他）地对选择基金资产的使用所强制实施的权利，间接产权为基金物质形态资产所在地的政府以及基金内部的职工所拥有，表现为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个体间接物质产权。参见李全伦，企业产权研究的新视角：直接产权与间接产权［J］，《财经研究》2002（7）：38-44。］

以赫姆斯特姆(Bengt Holmstrom)、布莱尔(Blair, Margaret M.)等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步兴盛，并日渐受到关注。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跨国基金的经理人应当对基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负责，这些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投资人，而且包括经理人、职员、贷款人、国家、有价证券发行者以及基金公司所在地的居民，他们都对跨国基金具有一定的所有权②［6，7］。但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并不能回答：跨国基金的利益相关者分别拥有基金的什么产权，其产权对象、获取产权的依据、实现产权的方式分别是什么等问题。

为此，本文运用四维产权分析框架：直接产权与间接产权、物质产权与价值产权③，以离岸基金为例分析跨国基金的产权关系，试图回答与跨国基金的产权构成相关的某些问题，探索规范跨国基金行为的途径和对策。

二、基金产权与要素产权的交易契约：一种基本假定

根据“企业（基金）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这一基本命题，我们将基金相关契约的边界限定在基金要素的提供者。如图1所示，基金要素提供者包括投资人、经理人、职工（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职员）、政府，他们把“基金”看作虚拟化、人格化的组织，并分别向基金提供其所拥有的相对优势要素：资本、企业家才能、劳动力、公共环境（简称“四类要素”），即以转让其优势要素产权为代价，而分别换取企业的直接价值产权、直接物质产权、个体间接物质产权和国家间接物质产权［8］。

投资人向基金提供的相对优势要素是资本①。按照资本性质，可将投资人划分为股权资本的提供者（基金持有人）和债权资本的提供者（基金债权人，包括贷款人、租赁人）。资本与资产应有明确的界限。“资本”反映了投资人与基金的行为关系，若仅从投资人看，“资本”只是货币或实物，至多是潜在的资本，只有从投资人手中转移到基金，基金才将其看作要素，投资人才把其看作获取收益的手段，才能称其为资本。而“资产”是基金转化四类要素的结果，是四类要素循环运动到一定阶段的存在形式，仅反映了基金内部的行为关系。

经理人向基金提供的相对优势要素是企业家才能②。基金的经营管理职能是独立的，经理人通过向基金提供企业家才能而独立地行使基金的经营管理职能。企业家才能作为要素成为理论界的一种共识还是新近之事。传统理论研究的基金主要是业主制和合伙制基金，如规模较小的私募基金，在这些基金中，资本职能和经营管理职能是合一的或分离不明显的，因此，人们的注意力仅集中在资本要素上。随着现代基金制度的迅速发展，现论虽然一致地意识到资本职能和经营管理职能的分离，但又由于企业家才能与劳动力具有相似性，一些学者又将企业家才能与劳动力等同起来，甚至不承认管理、科技也创造财富。随着实践的深入，人们不仅意识到企业家才能是相对独立的要素，而且认为企业家才能是最重要的要素。

政府向基金提供的相对优势要素是公共环境。政府提供的公共环境无处不在，无时无刻地不影响着基金的经营活动，但是，基金理论却很少将公共环境视为微观要素，一般将公共环境当作宏观经济因素看待，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环境本身的公共品性质，基金与政府间关于公共环境要素的交易具有非等价性。事实上，政府提供的公共环境也是基金的要素之一，也参与基金的财富创造过程，并分享基金收益或分担损失风险。政府提供的公共环境，既可能是政府创造的，如法律环境、政策环境，也可能是天然形成的，如自然资源，还可能是后天形成的，并与政府作用没有直接关系，如市场状况。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要素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环境都能为基金所利用，都能成为基金要素，但任何基金客观上又不可能不利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环境要素，只是在利用的程度、数量、方式等方面，不同的基金会有所不同。

［注：①“资本”在现论中一般被分成：人力资本（如企业家才能、劳动或生产能力）和非人力资本（如投资人、贷款人的现金、租赁人的实物，它们进入企业就变成了企业资产）。本文中“资本”仅指非人力资本。

②“企业家才能”不仅包括经营管理能力，而且包括技术研发、市场开发等能力，因此，企业经理人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企业的经理或厂长，还应包括企业内从事研发活动以及市场开发工作的高级职员。］

职工向企业提供的相对优势要素是劳动力。各派理论尽管有诸多分歧，但在劳动力是要素这一命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本文中劳动力与企业家才能是严格区分的，尽管两者同属于“活劳动”，但本文中“劳动力”主要指人的体力表现出来的劳动生产能力。因此，职工主要是基金内部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职员，如清洁工、司机、门卫、初级技工等。

就具体基金而言，四类要素的若干所有者分别与基金订立产权交易契约，并按照产权交易契约投入基金所需要的相对优势要素。如图1所示基金与要素所有者之间关于要素产权与基金产权的交易契约包括：投资人与基金之间订立关于资本产权与基金直接价值产权的交易契约；经理人与基金之间订立关于企业家才能产权与基金直接物质产权的交易契约；职工与基金之间订立关于劳动力产权与基金个体间接物质产权的交易契约；政府与基金之间订立关于公共环境产权与基金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交易契约。

需要说明的是，基金对每一类要素所有者进行的产权分配是基于该类要素本身特点及其在财富创造时的作用而定的，最终使每类要素各尽其用，每位所有者各尽其能。同类要素的不同所有者所拥有的基金产权内容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其占有该类基金产权的份额。基金直接价值产权在投资人之间的分配是依据购买基金券或受益凭证的数量而定的，购买的基金券或受益凭证越多，占有的基金直接价值产权就越多；基金直接物质产权在经理人之间的分配、个体间接物质产权在职工之间的分配是依据企业家的才能、劳动力的特点，按照等级制进行的，等级越高，占有直接物质产权、个体间接物质产权就越多。这种基金产权分配是基金与要素的产权交易契约所规定的。

三、跨国基金的产权归属：以离岸基金为例

离岸基金是跨国基金的典型成员。离岸基金的融资业务和投资运营业务都在基金公司所在地（或注册地）以外的其他国家展开，相对于离岸基金的注册国而言，离岸基金从国外投资人手中筹集基金资本，并买卖国外政府或经济组织发行的有价证券，称为“两头在外”。离岸基金的资产注册登记一般不在基金发起人所在地的母国，而在母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如有“避税天堂”之称的卢森堡、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对个人投资的资本利得、利息及股利收入均不课税［9］。

假设一只离岸基金的资产注册地在A国，向B国的投资人Ij销售基金券或受益凭证，将从投资人Ij手中筹集来的资本金用于买卖C国的企业Xi发行的股票,如表1所示。从这只离岸基金与企业Xi的产权主体及产权对象比较中，可清晰地发现这只离岸基金的产权结构，并可概括出跨国基金实施跨国经营和跨国融资的产权前提。

从表1可看出，离岸基金的经理人既是基金直接物质产权的所有者，负责对基金行使经营管理权，又由于拥有企业Xi发行的股票（即企业Xi的价值资产），而占有企业Xi的直接价值产权，成为企业Xi直接价值产权的所有者，负责对企业Xi行使股权，而企业Xi的经营管理者仅仅占企业Xi的直接物质产权，是企业Xi直接物质产权的所有者。基金公司的职员不仅是基金个体间接物质产权的所有者，而且是企业Xi的个体间接价值产权的所有者，而企业Xi的职工仅仅是该企业Xi个体间接物质产权的所有者。

从表1可看出，基金公司所在地的A国政府不仅拥有基金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而且拥有企业Xi的国家间接价值产权，负责规范、引导基金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和融资行为，B国政府仅仅拥有基金的国家间接价值产权，负责规范、引导投资人Ij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C国政府仅仅拥有该国企业Xi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负责规范、引导企业Xi的生产经营行为，包括其海外直接融资行为。无论是就离岸基金，还企业Xi而言，海外直接投资行为与海外直接融资行为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因此，该行为要同时受到三国：基金注册地A国政府、投资人Ij所在地C国政府和企业Xi的所在地C国政府的法规约束，即需要三国政府就离岸基金和企业Xi的产权及其权利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

从表1还可看出，离岸基金的直接价值产权属于基金投资人Ij，离岸基金的国家间接价值产权属于投资人Ij所在地的B国政府，此外，若基金的投资人Ij不是一个单一的自然人，而是一个投资组织（如另一只基金），那么，离岸基金还存在一种个体间接价值产权，这种产权的所有者是机构投资者Ij内部的职员。

由此可见，基金的直接物质产权与直接价值产权完全分离，为扩大基金规模创造了条件，而基金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与国家间接价值产权完全分离，并归属于不同国家的政府，使基金进行跨国基金进行跨国直接融资变为现实。企业Xi的直接物质产权与直接价值产权，以及个体间接物质产权与个体间接价值产权完全分离为基金进行跨国投资成为可能，而企业Xi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与国家间接价值产权分离，并归属于不同国家的政府，使基金的投资经营业务范围超出国界成为现实。

四、结束语：基金跨国经营和跨国融资的产权基础

综上所述，基金和企业（如Xi）的四类产权相互分离，归属于相对独立的不同产权所有者，是基金实施跨国经营和跨国融资的产权基础，其中，基金和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与国家间接价值产权相分离，分别属于不同国家的政府，是基金实施跨国经营和跨国融资的关键。从众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和所实施的政策措施可以得到验证。一方面，无论一国范围内企业的股份制如何完善，即企业的直接物质产权与直接价值产权分离的程度怎样，无论另一国基金进行海外投资欲望有多高，但是，若这两国政府未能就企业的相关事务（本质上是相关企业产权及其权利）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即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与国家间接价值产权相分离，基金的跨国投资和经营是不可能开展的；另一方面，无论一国范围内的基金业如何发达，如何渴望进行海外融资以扩大规模，即基金的直接物质产权与直接价值产权的分离程度怎样，无论另一国投资人的闲置资本多么丰富，寻求海外投资的积极性如何高涨，但是，若这两国未能就基金的相关事务（本质上是相关基金产权及权利）达成某种妥协，即基金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与国家间接价值产权相分离，基金的跨国融资是不可能进行的。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基金的海外直接融资行为和投资行为成为世界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运用四维产权理论和方法来探索跨国基金的产权构成、产权对象、产权主体等问题，寻求跨国基金进行海外投资和融资的产权基础，有利于正确地认识并自觉地接纳跨国基金，有利于明晰跨国基金的产权关系，规范基金产权所有者，尤其是跨国基金投资和融资业务所涉及的相关国家及其政府的权利和行为，降低基金内部的交易费用，构建多元产权所有者参与的基金治理机制和途径，从而促进跨国基金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降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刘振亚.美国共同基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钟鹏荣.中国企业为谁而办［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1.

［3］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4］(美）H• 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A］.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CoaseRH.The Nature of the Firm［J］ . Economica, New Series,Vol.4, No.16(Nov., 1937)：386-405.

［6］HolmstromB . Moral Hazard in Team［J］ .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No.2(Autumn, 1982)：324-340.

主权基金论文篇2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主权基金论文篇3

关键词 私募股权 矿业基金 产业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私募股权（PE）基金在投资行业的表现日益活跃，其光彩也引来了业内研究员和机构人士的不少注目。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海外投资的启动，私募股权基金也开始活跃在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勘探的舞台。矿产资源行业具有其特殊性，这使得矿业基金面临着各种问题。对私募股权基金在矿产资源行业的现状分析，能够令我们更加清晰基金运作的障碍与前景，更理性地对待矿产行业投资的盈利与风险。

二、文献综述：

在私募股权基金研究方面文献不少，陆国飞2013指出私募基金是目前炙手可热的投融资方式。吴凡（2007）对私募股权基金的资本范畴进行界定，比较得出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形式。另外，关于私募基金在海外投资的角色研究方面，赵骏，于野，（2011）指出私募股权可利用其丰富的经验与人才储备为并购提供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可通过发挥其优势助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矿业基金研究方面，胡胜国，佘延双（2011）提出了私募股权基金在国内外投资矿产资源项目需要考虑的因素和投资策略。佘延双（2012）从微观操作角度回答了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如何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问题。孙玉美（2010）认为本土私募股权投资正在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发展起来。综上文献可知，私募基金研究是具有很大的现实与理论指导意义的，它将更加有利于对目前的PE发展阶段的深刻认识，本文就我国开始的海外投资与国内外矿业开发的行为提供有益的研究分析。

三、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矿业基金发展分析

（一）私募股权基金概论。

私募股权（PE），通常也被称为私人股权或产业基金。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涵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前各阶段的权益投资，狭义上讲是投资于有增长潜力的成熟、非风险企业。私募股权基金主要组织形式为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还存在不少的信托制，有些是以契约制形式存在的。产业基金分为创业投资基金、企业重组投资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矿业私募股权基金，专业投资于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经营企业的股权投资机构。

（二）矿业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现状。

1、矿业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情况。

矿业行业与其它行业不同，矿业项目的预查、普查、详查、勘探、矿山建设和运营等不同阶段，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我国自2009年以来矿业基金发展很快，矿业基金的壮大将伴随着整个矿业开发与开采的进程加速，对于整个行业都有着深厚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2009年2月成立的中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中矿联合基金，2009年5月发行，是我国首支矿业私募基金，首期规模5亿，面向全球范围投资矿产资源行业。（2）2009年12月成立的朝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首期规模100亿，是我国首支能源产业投资基金，用来支持山西煤矿整合能源投资。（3）2009年12月成立的上海中矿新能股权投资中心，管理中矿新能产业基金，是我国首支新能源的产业基金，投资新能源高科技产业，首发规模5亿。

2、面临的问题。

较之国外，我国矿业私募股权基金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需要大力改进与提高的地方也很迫切，主要表现在：（1）基金运营模式需要改进，目前国内的基金运营模式很不规范，操作流程冗余，需要结合我国市场实际并借鉴国外经验，走出一条在本土能够生根发芽的运作规范。（2）市场环境需要调整。我国支持矿业的资本市场的环境还不完善，我国目前投资的矿业项目没有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3）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市场不成熟，需要逐步的发展与规范。我国的基金募集市场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中国的GP（普通合伙人）和LP（有限合伙人）市场还不成熟，这就形成了比较稚嫩的募集市场，需要逐步的经验积累与发展。（4）合作对象范围局限性，需要加大与大矿业的合作。矿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要与大型矿业企业合作，通过合作实现项目对接，拓展矿业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退出渠道。

（三）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矿业的主要障碍。

1、众所周知，矿产的开采周期漫长，矿业的周期性表现为价格的反复无常性。某种需求的变化将影响到价格水平，并将立即引起大量供应的相应变化，具备高不确定性。

2、大多数情况下，矿业公司对新建项目不太感兴趣，矿山生命周期是以10年为单位进行计算，公司高管注重短期利益，而矿业开采在其漫长周期内很可能发生资本支出不足的危机。

3、矿产的开采需要具备专业矿业知识的工程团队，基金的投资过程更加需要熟悉整个矿业流程与矿产专业知识的人员。然而私募股权基金以前投资主要集中在TMT领域，矿业行业内缺乏懂得私募股权投资运作的人才，矿业行业知识对于私募股权基金非常重要，实际上此类只是人才的匮乏阻碍了其发展。

4、环境污染带来的坏名声，增大了公众对矿产开采的抵触情绪。采矿公司进行生产作业的过程将涉及诸多负面影响，比如环境污染、安全事故等。开采阶段，容易破坏土壤、植被，严重的可能留下许多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导致生命损失。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矿业基金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矿业资源基金是非常有前景的投资基金，其具有行业特殊性，需要矿业知识专业基金团队的操作。矿业资源在我国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与发展障碍，需要市场环境与运作模式的不断规范与发展。矿业基金正在改写矿产的行业历史，在我国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相信未来矿业基金将以新的表现来实现它的光辉。

此项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家族企业契约治理及融资结构研究”资助，项目批准号：70973035；湖南科技大学2011年研究生创新基金应用实践鼓励项目“基于生命周期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研究”资助，项目编号：S110163。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吴凡，私募股权基金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硕士论文.

[2]赵骏；于野；论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角色与作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陆国飞，信托和私募基金在中国的融合，上海法治报，2013-1-23.

[4]佘延双，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矿产资源勘查行业的策略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论文，2013.

主权基金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租赁；信用风险；风险度量；风险管理

我国金融租赁业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目前金融租赁业的风险较多，最主要的有金融价格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纯粹风险。信用风险是融资租赁项目中最大的风险，因此本文主要就金融租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进行分析。

一、信用风险的种类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承租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偿还租金，或由于交易对手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上的变化导致资产价值发生变动使得租金无法收回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金融租赁公司主要面临两种形式的信用风险。（1）来自承租人的信用风险。来自承租人的信用风险是指因承租人或担保债务人不履约导致资金不能安全回收的风险。因此，主要的风险有两类：一是债权风险；二是物权风险。债权风险表现为承租人或担保人不履约可能导致的出租人不能按期收回租金。物权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承租人非法处置本应属于出租人所有的租赁资产。第二，承租人违约的情况下出租人不能行使租赁物收回权利的风险。（2）来自供货商的信用风险。来自供货商的风险主要有两类：一是所有权无效的风险；二是供货商与承租人联合欺诈出租人的风险。所有权无效的风险是指出租人因不能以合法形式取得对租赁设备的所有权而遭受损失的风险。由于我国金融租赁企业大多数不是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往往以承租人与设备供应商草签的供销合同置换为自己的采购合同，这就给供货商与承租人联合抬价恶意欺诈出租人提供了机会。

二、信用风险的度量

（1）以资本市场理论和信息科学为支撑的信用风险模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资本市场理论和信息科学为支撑的信用风险模型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加上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出现了信用风险计量的各种模型。（2）KMV模型是美国KMV公司1995年开发出的，基于莫顿期权定价理论，其基本思路是：贷款公司的违约与否决定于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如果贷款到期时公司资产市场价值高于其债务（贷款），公司有动力还款：当公司资产市场价值小于其债务时，公司有违约的选择权。换句话说，银行贷款相当于卖出一份欧式看跌期权。所以，金融租赁的违约风险比银行贷款更大。综观国际上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际应用，信用风险分析方法从主观判断分析法转向以多变量、依赖于资本市场理论和计算机信息科学的动态计量分析方法为主的趋势发展。

三、信用风险的管理

1．非价格手段。非价格手段主要包括设电抵押条款、提高保证人保证、预收租金、或有融资计划等方式来降低出租方的信用风险。一方面，出租方可以在承租方出现违约行为时对抵押物进行处理以补偿其风险损失；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信息甄别机制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不良企业或不良项目。

2．法律手段。融资租赁业务主要靠租赁合同和供货合同来约束各当事人行为，尤其是承租方行为，因此，法律手段是出租方的重要权益保障。（1）正常情况下。承租方处于正常生产情况下而出现实质性违约对，出租方可以提前收取未到期的租金、解除合同或要衷进行损害赔偿。出租方可以选择解除合同以避免遭受更严重的损失。解除合同通常在两种情形下执行。一是在租赁行为开始之前，因承租人的行为而解除合同；二是在租期内承租人出现实质性违约，金融租赁公司无法提前收回租金时解除合同，取回设备。（2）违约情况下。承租方处于破产情形下出现破产违约时，融资租赁公司可以行使破产取回权和抵消权。一旦承租企业破产，当实物形态的租赁物存在且为破产管理人占有时，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租赁物取回权。如果租赁物被承租人或破产管理人非法转让于第三人且第三人并不能以善意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情况下，出租人通过向第三人行使物之返还请求权期间接行使取回权。

四、结论与展望

金融租赁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行业这几年在我国迅速发展，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风险管理方法，大量的风险因素严重制约了金融租赁行业的发展，而信用风险是金融租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因而金融租赁行业迫切需要建立符合自己行业特征的风险控制系统，以应对风险。

参考文献

[1]Ahmed RiaIli-Belkaoni，Long-term Leasing-Accounting，Evaluation，Consequences，Quorum Books，London．1998

主权基金论文篇5

【关键词】 资产托管；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契约签订观；产权转移制

一、本文研究背景

2007年年末，我国股市总市值达32.7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32.6% ① ；股权分置改革进入尾声，金融环境取得根本改善；证券投资基金、保险、银行、信托、券商、产业基金、QFII、QDII、企业年金等取得了长足发展；金融混业态势明显，在此背景下，金融资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金融资产的安全保管、有效运营、准确核算、客观评价、及时披露、全面监督等问题都需要专业化管理才能实现，即金融资产所有人将其委托给不同专业机构去管理。如此一来，就会加剧金融资产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进一步分离, 加剧委托问题。笔者认为，由于托管人对托管金融资产履行保管、会计、清算、交易监督等职责，将使其发挥改善资产治理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因此资产托管将成为解决委托问题的一种比较有效的制度。

到2007年年末，全球资产托管规模达到98万亿美元；国内方面，仅仅是考虑托管的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就已经超过3.3万亿人民币，资产托管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资产托管行业的安全、规范已经成为整个金融体系、整个委托体系的保证。其中，会计又是资产托管的核心服务内容和职责，因此数万亿托管资产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都有赖于会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保证。同时，资产托管又因为其行业特性，对会计理论尤其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理论提出了挑战。

二、资产托管概述

国内 ② 对于托管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1.托管是信托的发展；2.托管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以契约形式所做的部分或全部让渡；3.托管是为各类证券投资机构提供一系列投资配套服务的综合金融业务；4.省略）认为：全球托管就是处理跨境证券交易、保持金融资产安全、服务的相关组合。目前国际托管巨头如道富银行、JP摩根、花旗等也持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托管就是托管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契约约定，基于受托精神而对托管对象提供保管等相关服务的行为。按照托管客体的不同，托管可以分为产权托管、资产托管、其他托管三类。产权托管主要包括股权托管与债权托管。

资产托管是目前国内外最常见的托管，也是本文所选择的研究主题。资产托管按照托管客体的不同可分为基金类资产托管（公募类）、委托类资产托管（私募类）以及全球类资产托管等三类。国内正式引入资产托管制度的历史仅有十年。1998年3月首批规范基金金泰、开元正式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境内第一家基金托管行。其后10年中，先后产生了12家托管人。国内资产托管的历史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仅托管证券投资基金阶段、委托资产托管起步发展阶段以及全球资产托管阶段。从全球范围看，资产托管从1868年英国海外及殖民地信托基金设立开始，迄今已有将近140年的历史，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托管才作为一个行业开始了发展、演化之路。因此，本文所指的全球资产托管业务发展历程也以此时间为起点，分为全球托管阶段（20世纪70年代）、全球证券服务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及全球投资者服务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资产托管所涵盖的服务内容众多，一般包括基本服务、增值服务以及新兴服务三个层次，其内容基本上以资产托管会计为基础或者与资产托管会计具有紧密的联系。

三、会计与资产托管的关系辨析

会计与资产托管的联系是天然的，二者同根同源，履行受托职责是共同的实质要求。一般而言，受托责任是会计

的基本目标之一，而受托精神也是资产托管的内在要求，履行受托责任更成为法律对资产托管人的明确要求。上述“受托责任”的实质精神是一致的，即受托人应该对委托人履行忠实、诚信、专业、勤勉等义务。所有托管行均提供会计服务，会计是资产托管的主体服务内容，会计部门是托管行或托管部必配部门之一，会计系统是各行托管系统的主体内容，会计责任是资产托管人的主要职责。正因为以上原因，资产托管发展离不开会计发展。而由于与资本市场的密切关联，资产托管的发展又可以为会计发展不断提供新鲜土壤。二者良性促进、共同发展将成为趋势。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会计理论体系的主体部分，在对资产托管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资产托管的全面挑战。

四、资产托管对会计目标研究的推进

会计目标长时期存在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争论，近年来二者互相融合、走向趋同。笔者结合契约理论的观点对这一认识进一步阐释，提出会计目标的“契约签订观”。并认为“契约签订观”尤其适用于资产托管会计，因此也成为了资产托管会计的目标。

企业契约理论的基本命题就是企业的契约性――企业本质上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这一认识对于会计目标研究的意义在于：企业是各种要素所有者（即产权所有者）共同签订的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这些契约主要包括投资契约（资本要素）、借款契约（债权要素，属于广义资本要素）、社会契约（制度要素、法律要素、劳动力要素等）等。契约的签订方包括了所有信息使用者，他们实质上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一系列契约集合体的决策本质上只有一个：如何对待契约关系？即是否要继续维持契约（续签契约）？或者是否不再维持契约（终止契约）？也就是说，契约的各方所做决策的本质都只有最原始的一个：to be or not to be!会计目标的“契约签订观”因此可以表述为：会计的目标是向契约相关方提供是否签订契约的信息。资产托管无疑是践行会计目标“契约签订观”的“良田”。就会计主体“企业”的本质而言，“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这一本质对于资产托管有着更强的适用性，资产托管会计的主体完全符合“契约签订观”对企业本质的界定；资产托管产品一般都有流动性非常强的市场，各契约方可以方便而自由地进行要素交易，也即契约续签与否的决策非常便于达成。比如，投资者可以在任何一个正常交易日内对基金进行申购（契约签订、续签）或者赎回（契约退出），因此就“决策”而言，资产托管的契约各方更具有决策时间上的果断性、决策形式上的简单性、决策本质上的自由性。据此，可以将资产托管会计目标表达为向托管产品（资产）的契约相关方提供是否签订契约的信息。

五、资产托管对传统会计假设的挑战

资产托管会计主体是典型意义上的“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一般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QFII、QDII、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这些主体通常没有具体的实体形式或者有形形式，尤其是我国目前囿于法律限制，托管资产基本上均采取契约形式存在，比如我国目前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契约型基金。可见，对于托管资产，其会计主体脱离了传统的实体主体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典型的“虚拟企业”或者主体串。资产托管会计确认、计量、报告的主体都是托管资产，与各契约方自身的资产不是一个主体。另外，资产托管的会计主体由于一般只是以契约形式存在，因此，其存续期就是一个相对不确定的概念，持续经营假设是否继续适用值得考虑。与会计分期相联系的会计年度也受到了资产托管的挑战。由于托管资产的特殊性，统一以公历年度为会计年度的做法存在不少弊端，比如不利于基金审计质量的提高；不利于基金会计信息的有效利用；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可以考虑允许基金等托管资产在1月1日、4月1日、7月1日以及10月1日之间选择一种作为基金会计年度的起始日或者以基金成立日作为该基金会计年度的起始日，其实质在于变统一的基金会计年度为可选择、分散化的会计年度。货币计量假设方面，对于托管资产来说，最主要的挑战是QDII等全球投资的产品，其投资范围一般遍布全球，必然要涉及到多种货币的问题，也就要涉及到多种币值的稳定性等问题。

六、资产托管对会计确认、计量与披露的全面挑战

作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资产托管的会计主体是由各种要素的产权所有者所组成的产权集合体。从各种要素的产权所有者共同或者分别签订契约（通过托管合同、产品合同、委托管理合同等形式）的时候开始，便是在契约中界定其产权的时刻，也就是进行初始会计确认的时刻。这一时刻应该为契约的签订日（这里的契约包含了政府的参与，所以最终契约的签订日指的是托管产品的核准日）。如果不从契约签订日进行恰当的初始确认，将会影响契约各方的产权利益，可能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不恰当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在托管合同等契约生效的第一天开始，即需要进行完整会计核算，尤其是进行计提资产管理人的管理费、资产托管人的托管费、确认当天所产生的可分配给投资人的利润、确认投资人的资本等的原因。另外，契约签订后，托管资产进入投资等运作环节，各要素产权随着投资等运作的实际情况每天将发生变动，其中包括了已实现的投资损益和未实现的资本增值等项目。从保护产权的角度而言，这些产权增值也应该得到保护即进行会计的后续确认工作。当某些要素产权的所有者退出契约时，应该进行产权的终止界定即终止确认。由此可见，产权转移的实质伴随着资产托管契约签订、运行、退出的全过程，由此推导得到的资产托管会计确认标准，可称其为确认标准的“产权转移制”。

计量方面，以基金托管为主体的资产托管行业对公允价值近10年的实践有望提供有益借鉴。国内资产托管行业对公允价值的探索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允价值起步阶段。从1998年3月第一只规范的基金“金泰基金”诞生，到2002年1月1日《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正式生效之前的将近4年时间；第二阶段：公允价值为主体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从2002年1月《基金核算办法》正式生效到2007年7月基金业全面采用新会计准则前的5年半时间，此间《基金核算办法》几近一统天下、货币市场基金另辟蹊径；第三阶段：全面采用公允价值即基金业采用新会计准则的新探索阶段，从2007年7月开始到现在。以上三个阶段对公允价值的探索为会计计量理论的丰富与完善进行了扎实地探索，这对解决整个金融行业乃至其他行业的公允价值计量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资产托管对于会计披露的完善做出的贡献是即将在2008年年底全面实现的基金业信息披露XBRL工程。

七、研究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我国规范的资产托管成长历程只有十年,无论是业务开展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发展，资产托管业务开展方面的欠缺对于人们探索资产托管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影响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以资产托管为载体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的探索有可能囿于对象的特定性而带来研究结论适用性方面的局限，这些局限也有可能成为人们继续研究的突破口。

【主要参考文献】

[1] 葛家澍.财务会计理论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05）.

[2] 伍中信.产权会计与财权流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2）.

[3] 沈莹. 托管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01）.

主权基金论文篇6

「关键词欠薪，欠薪保障基金

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日益突出，部分用人单位恶意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履见不鲜，鉴于我国尚无全国统一的可执行的工资保障规定，如何保障劳动者取得被用人单位拖欠的工资是当前我国劳动法劳动报酬保障领域急需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外，许多国家立法规定了欠薪保障的特别措施，其中主要包括欠薪索赔特权制度和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对于如何建立欠薪保障基金制度，我国的深圳、上海和香港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本文将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展开论述，重点讨论我国如何构建欠薪保障基金制度。

一、各国及我国各地方欠薪保障基金立法考察。

1、各国立法概况。

各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通过规定工资优先债权的形式保护工人索赔企业欠付工资，但是由于优先权的行使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实践中遇到困难，于是开始考虑能否建立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关于欠薪保障基金的立法最早出现在1966年的巴西，巴西建立了一个服务工龄保障基金，该基金仅保障雇佣合同结束时应支付的工龄补贴。目前最主要的欠薪保障基金立法主要集中在西欧各国。西欧各国的工资保障基金（即本文论述的欠薪保障基金）立法自1967年开始，该种基金的性质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设立的目的在于为雇主对其工作人员欠下的债务提供担保，所承保的风险是企业的无偿付能力。综合考察各国的立法，工资保障基金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工资保障机构的行政管理筹资、工资保障基金运转的条件、受保障制度保护的索赔类别、所保护权利的数额限制、支付程序等。作为我国邻国的韩国在遇到严重经济危机后，针对大量发生的企业破产和劳动者失业现象，为确保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支付和社会安定，于1998年2月20日制定了《工资债权保障法》。在该法中规定工资债权保障基金作为劳动部部长代替事业主支付工资和退休金的来源，由从业主征收的费用组成以及工资债权保障上的征收金适用产业灾害保障法上的一些规定。

2、《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条例）与《上海市小企业欠薪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基金办法）比较分析。

保障条例系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基金办法”由上海市政府，上述两件立法均属于地方法规规章，为我国欠薪保障立法的大胆尝试，在其条文中对欠薪保障制度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初步构建，本文拟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为后文的论述提供制度基础。经笔者比较两者条文，发现上述两件立法有以下共同点：（1）二者均在第一条中提出制定的目的在于保障职工合法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2）对于欠薪的解释基本一致，即企业应支付而逾期未支付给员工的工资；（3）均设立欠薪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保障条例中规定由深圳市政府设立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基金办法规定上海市小企业欠薪基金委员会负责欠薪基金政策的制定和协调工作；（4）欠薪基金的主体来源均为企业缴纳的欠薪保障费、基金的利息收入和投资收入；（5）欠薪保障费均由工商管理部门在办理企业年检或注册时收取，并统一划拨专门设立的欠薪基金专户，欠薪保障费在企业成本中列支；（6）规定垫付的欠薪数额的限制；（7）规定了垫付欠薪的追偿制度。

保障条例中的下列规定为基金办法所无：（1）该条例适用于特区内的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员工；（2）欠薪保障实行缴费与共济、垫付和追偿相结合的原则；（3）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由政府、员工和企业等方面的人员组成，并规定市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是欠薪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和日常办事机构；（4）欠薪保障费的标准是上年度市政府公布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的70％；（5）对于欠薪基金用于日常管理费用支出限定为不超过当年收取的欠薪保障费的5％；（6）控制欠薪保障基金的投资项目和投资总额占欠薪保障基金余额的比例；（7）规定企业员工请求劳动部门垫付欠薪的条件和程序性要件；（8）对于违反该条例的相关责任人规定了相应的罚则；（9）规定劳动部门每年应当将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10）规定了对劳动部门的处理决定的救济措施。

与保障条例相比，基金办法具有以下的特殊规定：（1）基金办法第一条规定的制定目的中还包括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2）欠薪的范围不仅限于企业到期未支付的工资还包括企业应缴纳而逾期未缴纳的社会保险费；（3）适用的范围仅限为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确定的小企业划分标准并已履行本办法规定交费办法的企业；（4）欠薪基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不包括劳动者的代表；（5）欠薪保障费的标准是上海市上一年度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6）规定符合办法规定的企业可以申请垫付欠薪，企业职工只有在企业无法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提出申请；（7）规定了基金实施情况的报告制度和专项审批制度。

小结：经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保障条例结构上更趋于完善，其共分六章，分别为总则、欠薪保障机

构、欠薪保障基金、欠薪的垫付、垫付欠薪的追偿和罚则；内容上更注重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其规定处理欠薪垫付申请的尽速审查和办理；基金管理上注重维持整体欠薪资金的平衡。基金办法虽然结构内容较为简单，但从管理体制上更注重各个行政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协调，但只对欠薪基金委员会的职责作概括性的规定未涉及具体职责；在欠薪保障范围内将社会保险费包含在内（此举更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3、香港地区的《破产欠薪保障条例》（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VLENCY ORDINANCE）。

该条例共分七部分，分别为导言、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基金、财务条文、从基金所作的拨款、已付款项的追讨和杂项。现择其主要规定作简要介绍：（1）在该条例的法律公告中表明该条例旨在订定条文，设立一委员会，以管理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并规定雇员在其雇主处于无力清偿的情况下，可获该基金拨付款项；（2）导言部分主要是对条例中的若干概念进行解释，如工资（wages）指公司清盘时，申请人根据《公司条例》有权获优先偿还的工资或薪金，或在破产案中申请人根据《破产条例》有权获优先偿还的工资或薪金；（3）破产欠薪基金委员会部分主要是规定基金委员会的名称（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Fund Board）和性质（body corporte）、委员会的职能及权力；（4）基金部分规定了基金的来源和从基金拨付的款项，其中基金的来源为财政拨付、对已付款项的追讨、利息和其他收入以及合法拨付的其他款项；（5）财务条文部分主要规定基金的管理和审核；（6）第五部分至第七部分对于款项的支付、追讨已垫付款项以及各种罚则做了规定。这部条例虽然规定的仅是雇主破产时对于雇员工资、代通知费、遣散费未得到支付的保障，但对于我国构建欠薪保障基金制度仍有借鉴意义。

二、欠薪保障基金概念的理论界定。

结合上述立法可以看出在规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存在诸多的差异，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对于基本概念的理解各异，因此有必要对欠薪保障基金概念重新进行理论界定。

首先必须明确欠薪的概念。欠薪一般称为“拖欠工资”，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解释。如果单纯地从劳动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上来定义欠薪，主要是指因经营者逃遁、企业经营不善、破产等原因使用人单位无法支付到期应支付的劳动报酬。上述定义仅考虑到用人单位或经营者的因素，对于劳动报酬是否与劳动者的劳动相对应等因素未予以考虑，从而可能出现一些用人单位通过变相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的方式逃避对工人劳动报酬的欠债，从中谋取高额利润，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基于此，从单方面定义欠薪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及劳资关系发展的需要，必须从多方面对欠薪进行定义。笔者认为在定义欠薪的概念时必须考虑如下因素：（1）对于工资的理解：工资，又称薪金，其广义，即职工劳动报酬，是指劳动关系中，职工因履行劳动义务而获得的，由用人单位以法定形式支付的各种形式的物质补偿。广义的工资应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工资性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笔者认为从保护劳动者权益出发，此处的工资应作广义理解。（2）是否应该将用人单位拖欠社会保障费纳入欠薪概念？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除了根据劳动合同支付约定的工资外，还承担一定的支付义务，必须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劳动者支付一定的社会保障费，如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而且从长远角度进行考察，后者对于维护社会安定更具有实际意义。但是笔者认为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拖欠社会保障费的行为可以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00条的规定责令限期缴纳以及加收滞纳金，故无须继续规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3）考虑到最低工资保障对于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建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可以作为国家干预分配保障劳动者权益，保证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手段；能够与国际劳工组织工资制度接轨。因此在欠薪概念的界定中也应引入最低工资保障的概念，即对于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低于国家（或地区）规定的最低工资保障线标准，也归入欠薪的范畴。综上所述，本文讨论的欠薪主要是指因用人单位破产、依法整顿、经营者逃匿或其他原因造成用人单位无力或故意逾期未支付应支付工资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更多》「提示 您好！阅读本文需要交费，如果您想继续阅读，请登录或注册成为法学文献库读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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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基金论文篇7

《宪法》渊源是一切制度和权力正当性的基础，特别是基本社会制度和重要社会权力必须经过《宪法》认可，否则将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宪法》关于检察机关的规定共有5条，关于检察制度和检察权的规定主要是第129条和第131条。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明确了检察制度的性质，检察机关性质是法律监督机关，法律职能是进行法律监督。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将检察权作为检察机关的专有权力进行了规定，检察机关依法享有并独立行使检察权。按照体系解释方法，结合第129条和第131条规定进行理解就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权的基本内涵是法律监督，但是并没有说明检察权的性质。按照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进行类比可以发现，《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的规定共有6条，关于法院性质和法院权力的规定主要是第123条和第126条。按照体系解释方法，结合第123条和第126条规定进行理解就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权力的基本内涵是进行司法审判。如果将第126条和第131条理解为对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性质的规定，通过对比第126条和第131条规定进行理解就是检察权同审判权性质相同，是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司法权。根据上述分析，金融检察权具有宪法基础，是检察机关对金融领域行使的司法权。《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检察机关的基本法，对检察机关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规定，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组织法，对《宪法》的精神进行了承接，特别是检察权的属性等问题更是严格遵循基本法的内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了检察权的基本任务，对《宪法》第129条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进行了细化；第5条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具体职权；第9条关于检察机关属性的规定基本上是对《宪法》第131条规定的转述，明确了检察权的基本属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继承了《宪法》关于检察权的规定，对检察权的任务进行了细分，也为检察权的行使提供了国家机关组织分工方面的法律渊源。检察权和金融检察权依靠行使权能发挥职能作用，国家基本法是对检察机关职能的规定，与国家基本法相承接的部门法也承担着细化检察权权能的任务。具体而言，以三大诉讼法为核心的一系列部门法律具体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权力，以《刑事诉讼法》为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该条是宪法第129条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化，它表明，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与参与刑事诉讼的其他国家机关之间，是一种法律监督关系，这种法律监督因为对象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2］除此之外，还有《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都对检察权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具体的部门法与其说是检察权的法律渊源，不如说是实现检察权权能采取的法律手段的法律渊源更为合适。（当前，金融检察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金融检察工作指导性文件基本体现为部委或者省级相关部门单独或者联合发文，或者散见于诸多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关于金融检察工作的个别条款，并没有产生相关的部门法律或者规定，但正是这些规范性文件和个别条款规定的工作机制、流程、权力、追诉标准等内容指导着具体的金融检察工作。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假币犯罪活动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金融工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金融系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通知》等部委会签或者联合发文形式的规范性文件；浙江省检察机关和金融系统联合下发的《在金融系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黑龙江省检察机关与银监局制定的《关于加强预防和查办职务犯罪互相协调工作的意见》等省级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些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在金融检察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没有形成系统的金融检察规范体系前，规范性文件仍然是金融检察制度和金融检察权的重要法律渊源，通过规范性文件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金融检察权能，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规范性文件是作为权力束的检察权的法律渊源，金融检察权仅仅是权力束的一部分，规范性文件通过检察权作用于金融检察权，落实相关文件内容。

金融检察制度的权力基础

检察制度是以检察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权力与职责的安排，检察制度的运行过程就是行使检察权的过程，检察权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检察制度也就得到了施行。金融检察制度是检察制度的一部分，是以金融检察权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其一切职能体现在金融检察权的行使过程中。金融检察制度以金融检察权为核心，金融检察权以检察权为基础，因此金融检察制度以检察权为权力基础。从检察权的性质到检察权权能等方面，都经历了不断的讨论才逐渐取得了一些共识，特别是关于检察权的性质问题，关涉整个检察制度的性质，关乎检察制度的前途命运，更是经历了激烈的讨论，经历了行政权说、双重属性说、司法权说等几个阶段，讨论过程也是对检察权性质逐渐清晰定位的过程。我们必须明确检察权性质上属于司法权，检察机关承担司法职责，检察机关是同行政机关、法院平行的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检察权的司法权属性是检察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吸取中国检察制度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独立司法属性。在明晰了检察权属性的基础上，可以说金融检察权也就是检察机关对金融领域行使的司法权，金融检察权行使的过程也就是金融司法的过程。无论检察权，还是金融检察权，独立性都是它的灵魂，探明检察权内涵至关重要。“从专业的角度来思考检察权的性质，以为检察机关只是一个公诉机关，检察权只是公诉权，从而忽略了检察权实际上是一种集合性权力，是一个权力束。”［3］权力束的内容就是以法律监督权为核心的权力体系，“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虽称谓不同，然其义一也。从二者的逻辑关系上看，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应视同一位阶的概念，而不是检察权的下位概念；在同一位阶中，二者含义同一，而非各自另有定义的并列概念”。［4］其实，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只是从不同角度对检察机关职能的不同表述，检察权是从权力归属角度表述的，法律监督权是从权力性质及内容等角度表述的。“所谓法律监督权，就是对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职能时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的总称。”［3］法律监督权行使的范围具有历史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当与国家的法治进程相适应，要兼顾全面性和重点领域监督，金融检察制度深刻地反映了全面监督与重点领域监督的结合，“只有把检察制度的基本规律同具体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检察制度在国家活动中的法律监督效能”。［5］金融检察制度的现实权力体现在检察职能方面，从检察职能方面反映的权力就是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权的基本内涵就是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特指人民检察院通过运用法律赋予的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检察侦查权，追诉犯罪和纠正法律适用中的违法行为，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内涵是发展变化的，“国家是根据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设置某个国家机关并赋予其应该承担的任务、使命的，因此，一个国家机关名称可能没有改变，但其职能及实际的功能作用因国家形势变化而发生了变化”。［6］我国检察机关经历了以“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为主要职能到今天的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主要职能的变化，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发生了极大变化，将检察权理解为法律监督权也正是立足于检察职能的这种变化。对于检察机关整体检察工作而言，权力基础是法律监督权，但对于某项专门检察工作而言，现实权力基础是法律监督权的权能。“法律监督权权能配置涉及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检察权包含的三大权能，即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检察侦查权。第二层次是三大权能以下分别包含的相对具体的权能。第三个层次的权能又是第二层次权能所包含的内容，是更为具体的权能。第三层次的权能与其说是检察权的权能，毋宁说是为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而拥有的具体的法律手段，是实现第二层次权能的法律措施。”［7］相对而言，金融检察权第一层次就是金融案件公诉权、金融诉讼监督权、金融职务犯罪侦查权；第二层次就是金融案件的审查权、不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执行监督权等；第三层次就是具体的金融检察措施，金融案件的调查措施、强制措施、执行措施等。金融检察制度作为具体的检察制度，简单地按照三层次执行法律监督权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重点要从第三层次入手，强化对金融领域法律监督的手段，“法律监督的手段代表了一种具体的权能，这些具体的权能不足，是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高位低能甚至有名无实的重要原因”。［7］正是金融领域法律监督的特殊性造就了金融检察制度的独立，如果还按照原有的制度体系进行监督，权能不足、权力难以实现的问题必然凸显，金融检察制度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创新法律监督手段，以专业化的监督手段进行法律监督，增强对金融执法、金融诉讼和审判的监督力度。金融检察制度虽然具有充分的权力基础，但是制度的正当性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持，否则难以取得社会的道德认同，没有社会道德认同的制度将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金融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

检察制度的性质决定着金融检察制度的性质，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必然是金融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作为检察制度理论基础的法律监督理论是金融检察制度当然的理论基础。检察制度的法律监督属性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最高制度要体现人民民主的属性，人民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拥有国家立法权、任免权、批准决定权和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国务院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包括行政立法权，各级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权力结构模式”。［5］各国政治体制内权力结构划分基本遵循权力的制衡原则，但是制衡的方式因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体现为尊重权力的独立性，形成核心权力分立的权力制衡模式，但在职权主义国家将制衡的侧重点放在权力行使的监督方面，表现为各种权力行使的监督，形成有权力必有监督的局面。我国历史悠久，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集权制度，自身具有丰厚的职权主义文化积淀，在政治制度选择上顺其自然选择了职权主义模式，“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立法权由其直接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这样的权力结构模式可称之为‘一元分立’，即在一元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下，分设出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8］在这种一元分立权力结构模式下，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是实施法律监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人民属性的法律，分设不同机关进行执法和司法，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具有单向性，检察机关必须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监督，其他机关的行为也要以法律为实施边界，形成了由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检察机关监督法律实施，行政、司法机关执法和司法的直线式层级权力模型。法律监督是理论上的主张，同时也是实践中检察机关职能发挥的体现，“法律监督是指专门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察、督促并能产生法定效力的专门工作”。［9］检察机关与法律监督有两层关系：一是检察机关是中国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的职权由检察机关行使；二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中国法律监督体系的核心，只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最有效力的法律监督，其他形式的法律监督多数情况下是依靠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的效力。“法律监督的目标，一方面是通过对破坏法律的犯罪行为及时追诉和对法律适用中的违法行为及时纠正，恢复法律秩序、法律正义，另一个方面是保证守法的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10］无论是社会其他领域，还是金融领域，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都是监督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和纠正错误的执法和司法行为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实施行为的监督，实质上是修复遭到滥权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承担着社会和公民两个层面的双重义务。金融检察的法律监督除了要运用传统检察工作方法外，还要逐步建立金融刑事案件的检察引导侦查、检察协调、检察督促等机制，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渗透到金融刑事案件从侦查到审判执行的所有环节。但是，金融检察法律监督不是以延伸检察触角到金融案件为目的，而是像建立金融犯罪的刑法体系一样，编织起金融检察法律监督网，建立金融案件检察监督机制和金融犯罪防控体系。金融检察法律监督体现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法律监督的理念，同时也覆盖了对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其他社会机构和人员的守法、执法、司法行为的全部监督。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各领域对专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无法通过专业性深入领域内部的监督难以发挥效果，专业性逐渐成为监督的障碍，但同时也推动了专业领域专门监督制度的生成。检察职能专业化是指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为了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针对特殊的专业领域开展专业化的法律监督，达到对专业领域的法律监督，实现专业领域的有效治理，维护专业领域运行秩序。检察机关本身是针对全社会进行法律监督的机关，每个专业领域都包含在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责范围内，但是以社会为整体的全面的法律监督只能产生泛泛的社会效果，专业领域内深层次的问题并不能通过法律监督得到有效解决，无法达到专业领域深层次法律监督的社会效果。正是专业领域特殊性的存在为检察职能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专业领域的特殊性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提出了三项挑战：一是专业领域内的法律实施等处于垄断状态，其他社会主体难以介入进行监督；另一项是专业领域的专业性要求检察职能的专业化，否则无法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就会被技术性因素阻碍；最后是传统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模式并不能满足专业领域的有效治理需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只能流于形式。对于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并不陌生，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管理、行业特殊性等因素，专门检察机关早已诞生，良性运行并且在行业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林业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院等。只要相应的专业领域需要，专门检察院就要继续发挥法律监督和行业治理的作用。法律监督除了监督法律实施外，还要实现对社会治理的作用，通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行为，纠正社会范围内的违法行为，修复受到违法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矫正受到违法行为影响的社会秩序，在专业领域内法律监督同样发挥治理专业领域的效果。检察职能的专业化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从建立专门检察机关到履行专门法律监督职责，伴随整个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始终，检察职能专业化发展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发挥的需要，也是检察机关自身建设的进步。但是无论理论证成、权力基础，还是法律渊源，都只是金融检察制度存在的论证和构想，制度是否切合实际能够良性运行发挥作用，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

金融检察制度的现实基础

主权基金论文篇8

帕尔玛是英国印裔左派政治社会学家，他的新作《美国世纪基础：美国霸权兴起中的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基金会》（注：基础和基金会同为Foundation，一字双关）着眼在解释软权力与硬权力之间模糊的关系。用帕尔玛的定义，软权力是劝说式的，硬权力是强迫性的。硬权力不单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碰硬，也可以用援助、贷款，或其他方式达到转变思想和行为。所以基金会是软权力，也是硬权力。

典型的例子是在大学建立国际关系学科，推广学术，主导产生知识的过程。基金会赠予的对象是亲美派、已经或多或少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学者。帕尔玛认为一个开放的知识市场应该有各种思想竞争，然而在外来经费的支配下，知识界得不到资助的思想被边缘化，减少了意识形态辩论的争鸣，阻挠了一个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对话的可能，话语霸权由此建立。

帕尔玛研究精英在民主社会如何掌握和运用权力，他调查历年来基金会的董事们多半来自名校、进出同一类的社交圈子，对世界的看法一致。内部团结、外部受尊重、手边有钱，他们随心所欲地从事各种项目，不受拨款及审查等制度上的约束。在外国，他们找到气味相投的盟友，建立一个国际专家的关系网。当政府决定要办那桩事的时候，基金会早已有了成套的方案和可付诸执行的人力、物力资源。

基金会的设立原本是大财团公关战略，在国内运作竭力超出党派，做调研，积聚专家，用民间力量影响政府决策。在国外，扶植当地专家精英来效仿美国价值观和制度。

基金会的确从事过推动社会进步的项目，而且效果显著。卡内基早在1935年调查美国黑人的生存状态，为了避免北方和南方学者的成见，特地找了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摩道尔写了一份长达1,483页的“美国两难”的报告，成为以后几十年关于种族辩论的基石。

帕尔玛主要的目标是探讨权力精英如何促成美国国际霸业。在上世纪初，美国已经是经济强国，可是在国际政治上还是个侏儒，迟迟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拒绝参加自己总统创设的国际联盟，美国当时缺乏对自己在世界定位的认识，由于没有在外国设立殖民地的传统，对外国的知识非常贫乏。在二次大战后冷战时期，要弥补这个缺陷，基金会与美国国务院合作，在大学建立区域研究中心，培养能为美国外交决策出主意的专家，包括语言、种族人类，经济政治等学科。基金会虽然不直接干涉学习内容，然而帕尔玛指出，经费的诱惑指导了研究方向。只要基金会透露出在某方面的兴趣，学者们就趋之若鹜，这个领域立刻成为热门学科。在国外，基金会扶持亲美学者，那个时代，国外学术机构经费拮据，美元的诱惑力极大，纷纷争取基金会资助，建立研究中心。里里外外，在基金会的协助下，美国逐渐完善筹划和实施雄伟的全球战略，布施援助，辐射出强大的力量。

只要提到基金会，免不了要把基金会在印尼和智利的往事拿出来晒一晒。帕尔玛重墨叙述福特基金会在印尼上世纪60年代支持颠覆亲左派的苏卡诺政权，在夺权的过程中，苏哈托派杀戮了约50万“疑似”共产党份子，后，不少曾经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专家们进入了新政府，结果是30年腐败。基金会对于流血暴力、校园武斗，不曾表示关切。

在拉美，福特与洛基菲勒基金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支持右翼经济学家来鼓吹自由市场，对抗保护民族产业的主流，智利在1973年皮诺谢发动军事，了阿彦得政府。芝加哥大学培养出的经济学家迅速主掌财政部与央行，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证明了基金会的远见和手段：一旦原政权瓦解，就有一群留美派能拿出套完整方案，建立新制度。

在皮诺切手下，至少2000人遇害，几万人遭到酷刑监禁，不见基金会任何悔意。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一帮人上台后，却毫不留情的整肃了另一帮也曾经接受基金会资助的经济学家。于是基金会给予这些被迫害的学者援助，帮他们移居美国，储备了后皮诺谢时代的接班人。

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影响了基金会，理事会有了妇女与有色人种的声音。人权、环保、市场自由、女权、扶贫成了新的工作项目。冷战结束以及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的兴起，给基金会带来的新指导思想是国家安全应该建筑在全球化上，理论基础是市场民主国家不好战，各国都融入全球化后，就可以消弭战争。基金会数量猛增，达到目前约5万个，掌控3000亿美元的资产。虽然是表面上基金会多元化，基本上还是精英、技术官僚、由上至下，传播美国价值观的组织。

帕尔玛全书阐述基金会“慈善资本主义”最大的成就在于形成了一个“全球知识网络”，以美国的模式，塑造全球的知识领域。而扶贫、改善生活，经济发展等慈善目标的成效有限，并且经常忽视行动带来的后果。他用文化霸权的理论框架分析软实力，但是理论有时太武断，解读基金会的活动没有必要夸大这些组织的阴谋，看成是制造糖衣毒药的工厂，平心而论，基金会成立之初有相当的理想主义，可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时被劫持，成了政府、情报机构和军方的先遣部队。例如扶贫，没有什么争议，而手段如何，资源经过谁的手，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盖茨基金会在非洲给儿童种疫苗是件好事，可是被指责成践踏当地国家，就是一例。

主权基金论文篇9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投资者；金融契约；投资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6-0091-04

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国际范围内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如何制订并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制度，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但是，对于如何界定金融消费者法律主体、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识别标准的问题，在理论上存在诸多认识分歧，学界内远未达成一致共识，现实中，来自金融监管实践与司法界的人士也面临着诸多疑惑。这势必会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立法的推进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以金融契约为分析工具透视自然人个体在不同金融契约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差异。我们发现，不同金融契约中自然人个体在承担的权利义务和法律风险方面具有系统性的差异。我们认为，这种系统性的差异不仅是法律对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实施区别保护的客观基础．并且也提供了识别两者的客观标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识别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只有准确识别两类主体之间的差别，相关法律完善及保护措施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切实增强法律保护的实效。

一、现行法律规定与观点分歧评析

(一)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具体规定

从法律文本上分析，金融消费者并不是我国的法律概念。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以消费者为保护对象的专门立法。从立法内容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针对一般商品与服务，其立法目的在于扼制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盛行的态势。考虑到当时我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的背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法律条文上虽没有明确将金融服务排除，但我们很难认为该法将金融行业纳入到其调整范围内。此后，我国金融体系与金融行业经历快速发展，金融领域内自然人个体权益保护的问题日益彰显，但立法者一直未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内容作改动。近年来，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重新修订纳人立法议程，“消费者”规定能否涵盖参与金融活动个体自然人的特质等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国投资者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立法宗旨的条文中，即“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立法者在历次修订《证券法》过程中并未对投资者做出具体的界定，但学界与实务界实质上已达成潜在共识。即证券发行交易中的个体自然人的身份是投资者。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界定标准之争在我国尚不突出，而随着危机爆发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重要性的彰显，我国金融领域内如何界定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的矛盾才凸现出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二)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观点分歧评析

探讨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区别有无意义?如果两者之间确有区分的必要性，区分标准又是什么?目前的观点分歧主要集中在识别必要性及识别标准两个方面。

就有无区分必要性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1、质疑论。持“质疑论”的学者认为，将参与金融活动的自然人个体划分为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做法没有实际价值与意义。学者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金融消费者缺乏法律明确的界定是当前认识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旦国家以立法形式做出明确的规定，相关争议就会自然平息。第二，现实中参与金融领域活动的个人，不论将其认定为投资者还是消费者的身份，事实上都需要法律的保护。既然两者均应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则在法律上并无对自然人个体身份做出识别时必要性。第三，随着金融市场深化与发展、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消费与金融投资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以至于无法识别，在此情形下，在法律上可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取资者的概念，以减少无意义的争论。

对此，我们认为，持“质疑论”学者提出的理由似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首先，法律固然可以对金融消费者做出强制性规定，但法律的具体规定能否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必然建立在对调整对象行为所体现出的不同性质的把握。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需要法律调整的重点或程序可能各有差异，从而要求法律在客观上做出不同的规定。其次，身份识别的意义不仅在于决定是否提供保护，而且也在于依据身份识别提供不同的法律保护。再次，那种认为由金融创新导致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界限趋于模糊的观点显得过于笼统，因为这种观点并未提出区分投资与消费的标准，故无从谈及界限模糊一说。

2、肯定论。持“肯定论”的学者则认为，投资与消费行为在性质内涵上均有不同，因此应当区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然而，对于识别的具体标准上，学者主要有“需要目的说”、“非生产交易目的说”两种不同的主张。

持“需要目的说”的学者主张，所谓金融消费者，实际上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或者，金融消费者是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

“以非生产交易为目的”的观点则认为，金融消费者系因非生产、交易目的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者接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个体自然人。

我们认为，学者们对于如何区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标准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提出的识别标准对于深化人们理解、推进相关讨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对“生活(金融)需要”或“非生产交易”做出较为清晰的讨论，但在实践运用中，由于参与金融交易的自然人个体在主观心态上各不相同，主观标准在操作性上可能存在一些不足。如果在立法中采取“主观标准”，则极易出现需附以若干司法解释相辅助的解释循环中，法律对现实的解释力、涵盖度大大降低。而当金融纠纷发生时，则易发生争执双方围绕“主观目的”争执不下的僵持局面，而裁断者也易落入“见仁见智”的窠臼。另外，由于主观标准缺乏明确性，可能导致监管机关在监管职责分工上推诿与争夺监管势力范围的冲突，出现监管的缝隙或交叉地带。据此，我们认为，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识别必须寻找更具操作性

的客观标准。

二、“资信授予”客观标准的提出

我们认为，在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识别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理论分歧与认识之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目前的讨论大多从概念出发探究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忽略了追问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金融契约关系中个体自然人权利与义务配置以及所面对的风险是否有系统性的差异。如果现实中存在这样的系统性差异．则这种差异性或许是区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意义所在，也为我们建立识别标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利用契约分析工具分析各类金融产品(服务)所体现的各种法律关系。基于可操作性的考虑，我们将比较范围限定于股票、有价证券、基金、银行储蓄、信用卡、住房按揭贷款等六种金融产品。并依次分析比较上述金融产品所体现的金融契约关系中个体的不同特点。为了避免先人为主的偏见，我们并不事先区分金融消费与金融投资。

股票。我国《公司法》第126条规定，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在公司发行新股时认购股份的自然人交纳资金即获得股东的法律地位，并享有投票权、财产收益等法律权利。在股票契约法律关系中，股东(1)交纳资金是股东地位获得的前提，股东是信用授予主体。(2)作为信用授予主体，股东面临着公司控制人(经理人或控股股东)掠夺的风险，即控制人问题是股东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原因在于．虽然各国法律均规定了股东的分红权利。但公司是否分配红利的裁量权由公司管理层拥有，公司管理层可通过拒绝分配红利或掏空公司等行为使股东无法实现其权利。

公司债券。公司债券是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在债券契约关系中，个人支付约定价款，取得债权人的法定地位，享有债券固定费率的收益，并在合约期满时收回本金，以及破产申请权与破产优先受偿权。在公司债券体现的契约法律关系中，(1)债券持有人需支付债券价格的资金，也即债券持有人是信用授予主体。(2)作为信用授予方，债券持有人同样面临公司控制人掠夺的风险。即投资者与公司控制人之间的委托问题。举例说明，当公司负债超过公司资产权益时，公司经理层从事风险经营的心理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公司债权人承担的风险大大增加。

基金产品。在基金体现的契约法律关系中，(1)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合同价款取得基金份额，也即基金持有人是资信授予主体。(2)作为资信授予方，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基金管理人的问题，即经理人怠于履职或管理不善的风险。

银行储蓄存单。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基于财产安全的考虑将现金存放于银行，银行发挥着类似于现金保管的功能。但在法律关系上。银行储蓄存单体现的则是个人与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银行存单体现的契约关系中，(1)自然人个体交付现金，或者说个人作为资信授予者。(2)作为资信授予方，个体自然人面临着银行一旦倒闭的风险。

银行信用卡。在银行信用卡法律关系中，(1)商业银行授予个人一定的信用额度，允许个人透支货币。即商业银行作为资信授予主体，而自然人个体则作为资信接受个体。(2)作为资信授予主体，在理论上银行将承担持卡人违约的损失。然而现实中，银行通过对信用卡申请人的信用状况与偿付能力进行事先的审核与筛选，并以信用额度的方法控制持卡人的恶意行为，银行面临的风险极大的降低。相反，信用卡契约关系的自然人个体却因在契约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法律权利具有脆弱性。如此次危机中美国国会对华尔街的调查中所揭示的发卡机构以随意改变费率结构、收费方式等多种方式侵害持卡人利益的现象。因此，信用卡持卡人面临的契约的主要风险之一来自银行等发卡机构的不公正的待遇。

住房按揭贷款。在住房按揭贷款关系中，(1)银行是资信授予主体，按揭贷款申请人则是接受资信一方。(2)银行虽承担自然人个体违约的风险，但按揭贷款的发放往往以住房作为抵押，因此在自然人违约时，银行仍可取得按揭贷款的住房以弥补损失。而个体自然人则在贷款关系中受到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通过对上述金融产品契约关系中资信授予关系、风险承担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

在证券、股票、基金、储蓄四种金融产品中，个体自然人处于资信授予地位，承担授信的风险，即到期不能收回资金与利息。

而在信用卡、按揭贷款产品中．个体自然人处于接受资信的地位，授信风险由银行机构承担。而个体自然人由于同金融机构之间经济实力悬殊．且因资讯的弱势地位，易受到银行机构的不公正待遇。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参与金融交易的个体自然人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个体自然人在金融契约中交付资金，按合同规定接受资金的回报，同时承担市场风险及面对机构控制人的问题。购买股票、公司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个体自然人即属于此种类型。这一类人群在主观上通常以获得资本收益为目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投资者。

另一类自然人个体则在金融契约中接受资金，按合同规定支付资金使用的价格，其面临的风险主要是金融机构利用经济优势或资讯优势对其实施不公正的待遇。信用卡持有人、住房按揭贷款人即属于此种类型。这一类人群不是以获得资本收益为目的，而是需要支付使用资本的价格。为了与投资者相区别，我们称之金融消费者。

据此．我们提出金融投资者与消费者的“资信授予”的具体标准，即如果自然人在金融契约关系中作为资信授予方，即交付资金并按合同获取收益，则该自然人个体应认定为投资者。如果自然人在金融契约关系中接受资金并支付资本使用的价格，则将其认定为金融消费者。

运用“资信授予”标准分析银行的理财产品。目前通过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有两种，一种是银行自身开发并销售的金融产品，另一种为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资信授予”的标准判断，则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个体自然人．无论是购买的是银行自身开发并销售还是销售的理财产品，均是投资者的身份。

三、金融消费者与投别者身份识别的法律蕴义

上文指出，可以依据“资信授予”标准将金融领域内的自然人个体划分为两类主体，一类主体交付资本使用权并按合同获取收益，一类主体获得资本使用权并支付价格。我们将前类主体称为投资者，把后一类主体称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认为，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金融领域内自然人主体的不同身份属性，其意义在于：

1、有利于确定法律保护的重点。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面对的风险不同，投资者面对的风险更多来自于控制人的问题，因此法律保护的重点在于抑制控制人的问题。而金融消费者面对的风险在于能否在交易中受到公平的待遇以及购买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瑕疵，法律保护的重点在于保证交易的公平性。

2、有助于确定法律保护的实现路径。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的法律机制实现。公司治理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如大股东、董事会、独立董事制度，外部治理机制有收购兼并等。而金融消费保护与公司治理机制关联度则相对不大。

主权基金论文篇10

一、 现代资产定价基础

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两大基本主题密切相关。首先是研究和发展跨时期模型，把静态的单一时期资产定价模型推广到动态环境下进行研究，这是金融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大进步。其次是认识和研究在跨时期框架下、与静态模型无关的变化因素之作用。

罗伯特。C.默顿于1973年提出了跨时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把资产的预期额外收益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协方差联系起来，该状态的变量和价格被假定为遵循联合扩散的过程。这表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空间变量呈多元化正态分布。事实上，默顿运用随机过程分析发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金融学家们通过动态规划和后向逆归法，把以时期依赖（time-dependent）政策为研究目标的跨时期问题转换为人们所熟悉的静态问题。为方便起见，又把消费的剩余效用分成两部分而使总量达到最大化。t时的第一部分为当期消费效用，第二部分为今后所有时期的预期效用，目标函数为：

Max{uk（ck，t）+Eki[jk（wk，s，t）]} {c，w}对当期消费求导得：Max{Ukc[ck（wk，s，t），t]=[Jkw（wk，s，t）]}由此可见，单时期和资本定价模型与跨时期（多时期）均衡状态之最优化结果的区别在于财富J（w，s，t）的间接效用函数的性质。个人间接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当前财富，也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因为S×1向量S是一组状态变量，包括消费、投资和就业机会。只要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在一瞬间所完结的，投资组合和消费比率就总会不断地得到调整。

消费的β模型又被称为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这是布里敦（Breedon）于1979年所提出的模型。在多时期模型中，针对个人消费的政策至关紧要。在单时期模型中，最终财富被假定完全消费掉。

正如在静态模型中，个人根据资产对最终财富的贡献来评估资产那样，在动态环境中，最重要的是财富与消费流量的边际关系，这就是消费的β模型。该模型还把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定价的所有变量合并成单一的消费β。

跨时期的预期模型是针对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提出的。默氏的模型忽视了资产价格确定的路径与合理预期。1985年考克斯、英格索尔和罗斯用扩散过程构造了理性预期跨时期资产均衡模型（即CIR模型）。在CIR模型中，生产技术与偏好被事先规定，而用不确定的债务对定价理论进行分析并求解价格。结果，合理均衡价格的确定路径是具体技术规定的函数，这一模型现已被应用到利率期限结构之中。

总而言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即便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消费与组合的建模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跨时期资产组合理论与资产定价模型是最突出且最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模型。

二、 期权定价理论及其发展过程

1972年，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Black）和迈伦。S.休尔斯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期权合同定价与市场有效性检验》（TheValuationofOptionCon tractsandTestofMarketEfficiency）的论文，标志着金融革命的到来。从此之后，金融理论复杂的数学模型对金融实践有着直接的、广泛的影响，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相结合成为当今金融研究领域的主流。

然而早期的金融研究并非如此。现代金融数学的渊源可追溯到1900年，当时法国学者路易斯。巴谢列（LouisBachelier）完成了有关投机理论的博士论文。这项工作标志着两门分支学科的诞生：即研究连续时间随机过程的金融数学和研究连续时间条件下衍生证券定价理论的金融经济学。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伊藤清（KiyoshiIto）发展了巴氏的理论，使其成为金融学重要的数学工具———随机计算技术。1965年，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认股权证合理定价理论。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六十年代，马柯维茨（Markowitz）、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米勒（Miller）、夏普（Sharpe）、林特勒（Lintner）、法马（Fama）和萨缪尔森等人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而在此之前，所谓金融理论只不过是个人轶事、粗算规则和会计数据所组成的大杂烩。

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金融学模型变得日益复杂，内容涉及到定价和最优决策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等。动态资产组合理论、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和衍生证券定价的新模型均应用了随机微分和随机积分等式、随机动态规划及偏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就对金融实践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应当首推布莱克。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

后来的研究则主要按三个方向展开：定价技术在非金融期权产品中的推广与应用；对定价公式的实证性检验；放宽假设条件以及加强应用的理论基础。

期权定价公式主要基于五大假设条件，其中第五条假设，即期权定价公式的函数相关性———假设期权价格是资产价格、无风险债券价格以及时间的二阶连续可微函数。对此，约翰。B.朗（JohnB.Long）和克利福德。W.斯密斯（Clif fordW.Smith）等人提出了质疑。默顿（Merton）于1977年作出数学推导，证明了假设五是推导结果，而并非假设条件。

范围更大、至今仍在讨论的研究问题是，在不存在动态资产组合战略的条件下，定价公式的有效性、完全复制的可行性以及不完善的程度是问题的关键。连续交易只是理想的条件，因而在离散交易的情况下，所谓复制至多只是逼近而已。

后来的模拟工作表明在现有的交易间隔和投机价格的波幅内，只要其它假设可行，误差完全可以控制。约翰。C.考克斯（JohnC.Cox）和史提芬。A.罗斯（1976）以及默顿（1976）放宽了连续样本路径的假设，采用阶跃和扩散过程来分析期权定价，以捕捉标的资产（Underlyingasset）返回过程的非局部性移位。在不存在连续样本路径的情况下，复制是不可能的，排除了严格的无套利推导。

相反，期权定价模型推导的完成则借用了均衡资产定价模型，比如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罗斯，1976）。有关非完全复制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以后研究者们又对定价公式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扩展和补充。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学者：默顿（1974，1992）、布莱克（1975，1976）、约翰。考克斯和罗斯（1976），迈克。帕金森（1976）、休尔斯（1976）、奥尔德里奇。A.韦萨切克（OldrichV.Vasicek）、道格拉斯。T.布里顿和罗伯特。H.利茨伯格（1978）、威廉。马格里布（1978）、斯科特。F.里查德（1978）、夏普、迈克。J.艾图多和S.施瓦茨（1978）、罗伯特。盖斯克（1979）和迈克。哈里森以及大卫。M.克里普斯（1979）。

对基本定价模型的修正表明，即使放宽模型的假设条件，定价公式仍然有效。索普1973年研究了卖空的约束条件，勒兰（Leland）则在1985年将交易成本也考虑进去；英格索尔和休尔斯研究了不同的资本收益税率和红利税所产生的影响，默顿于1973年推导出红利和随机利率因素的一般模型；考克斯和罗斯以及默顿使用了交错随机过程，研究了在股票价格的变化不依赖连续样本路径情况下期权问题。鲁宾斯坦和布里南分别于1976年和1979年通过限制典型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得出了在离散时间交易条件下的布莱克———休尔斯期权定价方法。

三、 金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期权定价模型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同时，金融实践反过来也为金融研究提供了实验场地，从而促进了金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服务业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以便了解和掌握为客户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定价和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技术方法。有关衍生工具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应用到金融实践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同步发展。

六十年代的金融学术研究，包括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运行绩效与风险测算以及实证研究所必需的有关证券价格的大规模数据库的建立等等，对金融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七十年代，定价模型的推广速度和影响力均是前所未有的。期权定价理论对金融实践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衍生证券（如：公司债券、期货、浮息按揭贷款、保险、投资咨询和税法），用来推导期权定价公式的理论框架也可应用于金融产品的定价。事实上，期权定价技术在支持金融新产品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一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七十年代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波动加剧。其中比较重大的事件有：随着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和美元的贬值，汇率由固定制度向浮动制度转变；欧佩克成立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石油价格冲击；美国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美国道。琼斯指数的大幅下跌（由1973年初的1050跌至1974年底的580）。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说应运而生，从此，风险管理的地位开始逐渐凸现出来，七十年代所设立的簿生证券交易所的成功原因不言而喻。当时挂牌交易的品种包括股票期权、主要货币期货和固定收益的债券期货。

交易的成功加快了金融数量模型的应用节奏，从而方便了对期权定价和风险强度（水平）的评估。1975年期权定价模型的发表，促进了在交易所上市的期权以及柜台衍生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市场的超常规扩展与成功也同样促进了衍生证券定价模型等金融技术工具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自期权定价公式发表以来，美国金融业的运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家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交所属下的期权交易所于1973年4月开始运作，仅隔两年，该交易所的交易商用模型就对期权头寸进行定价和保值。同时，清算所也用模型和保值比率确定交易商的净风险，美国全国性抵押市场开始形成。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促进和推动了此后的养老基金行业的发展。同年，货币市场基金问世，共同基金飞速发展，共同基金旗下的资产由25年前的480亿美元扩张到今天的约50，000亿美元。

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降低成本，便于风险管理。对于机构而言，利用衍生证券实施金融战略的成本仅相当于现货市场证券交易的十分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金融服务业早已变得面目全非。首先，政府限制竞争，保护行业利润的作法已经被废止。第二，固定佣金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各公司根据市场竞争自主定价。第三，各行业相互渗透，行业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例如，大经纪行与银行和储蓄贷款社竞相争夺生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对按揭贷款进行包装和再包装，以扩大市场广度。银行业也不甘示弱，开始与投资银行、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争夺商业房地产，高风险并购贷款。第四，计算机和通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促使金融产品和服务走向全球化，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到目前为止，衍生工具应用得以迅速推广的主要原因是证券化趋势，此外便是人们对衍生工具在风险分散、打包和转移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日益增多。事实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只是出售直接从客户手里购买进来的同一产品。相反，他们将产品拆零销售或重新组合成新的、能够满足客户具体要求的混合型金融工具。

不难想象，金融服务公司正在扩充资本，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用特有的专业知识解决客户要求，为自己的长期衍生产品创新牌子。他们的利润来源于对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具有应用价值的金融模型，并为客户提供资产增值方案。一般而论，风险管理系统提供具有何种风险和对何种风险进行保值的信息。另外，它还需要解决高级管理层和雇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且协调雇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

四、 现代金融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

现代金融学尤其注重金融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实际应用，人们经常运用金融理论对市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甚至对金融资产的价格进行预测，充分展示了这些理论的应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国外的一些金融学教科书中还可以看到鞅理论在金融学领域的应用。

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将会逐渐降低消除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成本，并且加快利用期权定价技术进行创新的步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组织形式将会发生巨变，交易技术和工具将会继续发展，为了认识和促进这一变化，学术界与实务部门所进行的研究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学术领域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时，对于经过严格培训、深谙期权定价技术的熟练从业人员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金融创新给金融教育带来绝好的发展机遇。教育机构应当如何应付挑战？这是每一专业教育机构必须面临的问题。金融衍生工具使金融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也使学科设置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商学院和经济学系已经遭遇来自数学系、所和工学院、管理学院所进行的研究和课程设置方面的强有力竞争，金融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对不确定条件下签约行为的治理则已受到法学院方面的有力竞争。金融理论的诸多进展迫使金融服务公司比以前更有效并且更经济地满足客户复杂的需求。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与工程师、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电脑专家搭档，将会更好地解决客户的融资需求。

在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仍处于初级和低层次阶段。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开始研究衍生工具，但当时仅限于入门性的介绍，未作深入研究。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休尔斯和默顿之后，我国也掀起了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热潮，不断有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面世。清华大学宋逢明等人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翻译出版了好几种国外名著。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专著的理论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仿照或改写国外同类著作，真正有见地的东西并不多见。从国内已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也是鲜有进展和突破。但可喜的是，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研究院所、高等院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视金融工程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并着手组织并拨专款资助有关研究。我们热切期待着中国金融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与进步，并愿为此添砖加瓦、贡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Hull，JohnC.，1998，Options，Futures，andOtherDerivativeSecurities，Peking：HuaxiaPublishingHouse.

〔2〕Bhattacharya，Sudipto，andConstantinides，GeorgeM.，1989，TheoryofValuation，NJ：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

〔3〕Sharpe，WilliamF，etc.1995，Investments，Peking：QinghuaUniversity.

〔4〕Chance，DonM.1995，AnIntroductiontoDerivatives，NewYork：TheDryden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