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让渡范文10篇

主权让渡范文篇1

「关键词」国家主权全球化主权相对化主权让渡

引言：国家主权的历史流变

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1）第一个系统阐述主权理论的是法国学者让？布丹，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其后，关于主权的性质曾出现过又出现了多种学说，较具代表性的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说”，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确认了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古典的主权观念。（2）

在国际法上，1684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认了国家的主权权利，规定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此后，主权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特性。在一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主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主权的国家并不一定受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可以为实现本国意志而诉诸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际法给国家主权以更为具体全面的确认和维护：它在确认和维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享有领土主权的领陆、领水、领空等范围外，还扩大了国家享有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范围；（3）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等。上述内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国家主权是绝对而不可侵犯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4）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依存性增强，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等）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协调。这就意味着各国如果想参与到国际活动中来，就要遵守一系列条约、协议、机制和国际性规则，而不能凭借所谓绝对的国家主权而肆意妄为；同时，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及对其决议的尊重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部分放弃，就像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自己主权的自我限制。（5）可见，各国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这种趋向全球化的“共变关系”与国家主权原有的排他性、专属性发生了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所言：“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6）

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发生冲突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以及对人权原则的诠释也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7）“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8）固守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于是，国家主权让渡理论应运而生。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使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9）它是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化的一种表现。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不是靠固步自封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双赢的结果，所以，主权国家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的基础上，出于自身的利益判断而自主地对本国部分主权进行让渡，以积极姿态加入到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可能要比固守传统的主权绝对观念更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让渡理论不失为国家主权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益尝试和发展，而在主权让渡的实践方面，欧洲国家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故而本文试以欧盟（EuropeanUnion）为视角，对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和主权让渡作一论述。

全球化下的欧洲一体化：一个主权让渡的历史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进入了发展时期。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六国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根据条约，成员国将逐步把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权转交给煤钢共同体。煤钢共同体不是单纯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而是一个超越各国政府而享有特殊权力的高级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实现国家间的新型合作。煤钢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良好收效坚定了欧洲政治精英们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于是在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首脑又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至此，一体化进程扩张到所有经济部门。20世纪90年代后，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幅度让渡国家主权，从而推进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时期。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具体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元区11国将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调控权让渡给了欧盟。至此，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让渡给共同体来行使。

政治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与经济一体化起头并进，而政治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敏感的政治主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它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建立司法与民政方面的合作机制以及“欧洲公民资格”。（10）

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是有制度、法律保障而非无章可循的。从最初的《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都规定了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让渡的权力；与此同时，除了有独特的民主制衡机制作保障外，欧盟法可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11）从而为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纵观上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共同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盟这一超国家性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12）就是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

欧洲国家主权让渡现状：对国家主权让渡类型的透析

（一）经济与货币联盟：经济主权的让渡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数年来运转良好，而欧元在启动之后也走出了最初的低迷状态，汇率直线上升。虽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这两个超国家性事物的蓬勃发展却表明了以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作一分析。

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可从以下角度予以说明：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并超越于各成员国政府之上。《马约》规定，“在行使和执行本条约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赋予的权力和任务与指责时，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其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来自成员国的任何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机构的批示。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承诺尊重这一原则，并承诺不寻求影响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成员履行其任务。”（14）这一规定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确认了其超国家性以及各成员国部分金融权的丧失。随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对此进行了重申并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被干扰的可能性，从而为欧洲中央银行逐步接纳各成员国让渡出的金融权和货币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得到了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保证。《马约》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要求各成员国最迟到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之日，必须使本国立法（包括本国中央银行章程）与本条约不冲突。从实践中看，各成员国也已在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实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超国家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地位得到了可靠的司法保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可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欧洲议会、委员会或理事会违背条约而未采取行动向欧洲法院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还拥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解释权以及对以欧洲中央银行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的管辖权。故而，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成员国中央银行未履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就可将此事提交欧洲法院进行裁决。

总之，与传统的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15）它超然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其他机构之外，是成员国金融货币主权让渡的必然结果。

传统国际法理论认为，“国家的货币主权来源于国家的属性和法律的性质，其法律效力由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具有绝对的权威”，（16）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然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元的正式启动对这一传统观念既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事实上的创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管理行为的集合体，它无法用既有的国际法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马约》将成员国政府间合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移转给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不可变更的汇率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部长理事会行使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强制权力；（17）另一方面，成员国自愿让渡货币主权给超国家性组织来统一安排运用，而超国家性组织的管理机构也才充分吸纳这一让渡出的货币主权，使自己在金融货币领域成为对成员国有实际约束力的组织，以区别于一般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虽然难以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找到法律依据，但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都积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18）来督促各成员国尽快让渡货币主权以促成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这也就给这一新的国际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与传统国际法理论衔接与过渡，欧洲货币一体化在实践中实施了缓冲性的“辅助性原则”，以对那些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成员国起到心理缓冲作用。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创新。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主权的让渡

政治主权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国家主权的经济属性日益显著，但其始终无法取代政治属性的根本地位，故而所有国家在处分政治主权时均持谨慎态度。所以，与为经济利益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顺理成章不同，让渡象征国家独立地位的外交与安全决策权绝非易事。但是，随着国际机制对国内事务的不断介入，对政治主权的部分让渡已是不可避免。（19）

主权让渡范文篇2

「关键词」国家主权全球化主权相对化主权让渡

引言：国家主权的历史流变

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1）第一个系统阐述主权理论的是法国学者让？布丹，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其后，关于主权的性质曾出现过又出现了多种学说，较具代表性的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说”，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确认了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古典的主权观念。（2）

在国际法上，1684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认了国家的主权权利，规定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此后，主权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特性。在一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主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主权的国家并不一定受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可以为实现本国意志而诉诸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际法给国家主权以更为具体全面的确认和维护：它在确认和维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享有领土主权的领陆、领水、领空等范围外，还扩大了国家享有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范围；（3）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等。上述内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国家主权是绝对而不可侵犯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4）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依存性增强，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等）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协调。这就意味着各国如果想参与到国际活动中来，就要遵守一系列条约、协议、机制和国际性规则，而不能凭借所谓绝对的国家主权而肆意妄为；同时，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及对其决议的尊重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部分放弃，就像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自己主权的自我限制。（5）可见，各国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这种趋向全球化的“共变关系”与国家主权原有的排他性、专属性发生了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所言：“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6）

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发生冲突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以及对人权原则的诠释也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7）“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8）固守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于是，国家主权让渡理论应运而生。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使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9）它是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化的一种表现。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不是靠固步自封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双赢的结果，所以，主权国家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的基础上，出于自身的利益判断而自主地对本国部分主权进行让渡，以积极姿态加入到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可能要比固守传统的主权绝对观念更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让渡理论不失为国家主权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益尝试和发展，而在主权让渡的实践方面，欧洲国家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故而本文试以欧盟（EuropeanUnion）为视角，对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和主权让渡作一论述。

全球化下的欧洲一体化：一个主权让渡的历史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进入了发展时期。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六国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根据条约，成员国将逐步把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权转交给煤钢共同体。煤钢共同体不是单纯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而是一个超越各国政府而享有特殊权力的高级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实现国家间的新型合作。煤钢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良好收效坚定了欧洲政治精英们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于是在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首脑又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至此，一体化进程扩张到所有经济部门。20世纪90年代后，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幅度让渡国家主权，从而推进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时期。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具体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元区11国将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调控权让渡给了欧盟。至此，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让渡给共同体来行使。

政治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与经济一体化起头并进，而政治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敏感的政治主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它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建立司法与民政方面的合作机制以及“欧洲公民资格”。（10）

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是有制度、法律保障而非无章可循的。从最初的《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都规定了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让渡的权力；与此同时，除了有独特的民主制衡机制作保障外，欧盟法可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11）从而为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纵观上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共同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盟这一超国家性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12）就是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

欧洲国家主权让渡现状：对国家主权让渡类型的透析

（一）经济与货币联盟：经济主权的让渡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数年来运转良好，而欧元在启动之后也走出了最初的低迷状态，汇率直线上升。虽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这两个超国家性事物的蓬勃发展却表明了以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作一分析。

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可从以下角度予以说明：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并超越于各成员国政府之上。《马约》规定，“在行使和执行本条约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赋予的权力和任务与指责时，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其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来自成员国的任何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机构的批示。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承诺尊重这一原则，并承诺不寻求影响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成员履行其任务。”（14）这一规定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确认了其超国家性以及各成员国部分金融权的丧失。随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对此进行了重申并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被干扰的可能性，从而为欧洲中央银行逐步接纳各成员国让渡出的金融权和货币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得到了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保证。《马约》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要求各成员国最迟到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之日，必须使本国立法（包括本国中央银行章程）与本条约不冲突。从实践中看，各成员国也已在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实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超国家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地位得到了可靠的司法保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可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欧洲议会、委员会或理事会违背条约而未采取行动向欧洲法院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还拥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解释权以及对以欧洲中央银行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的管辖权。故而，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成员国中央银行未履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就可将此事提交欧洲法院进行裁决。

总之，与传统的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15）它超然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其他机构之外，是成员国金融货币主权让渡的必然结果。

传统国际法理论认为，“国家的货币主权来源于国家的属性和法律的性质，其法律效力由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具有绝对的权威”，（16）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然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元的正式启动对这一传统观念既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事实上的创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管理行为的集合体，它无法用既有的国际法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马约》将成员国政府间合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移转给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不可变更的汇率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部长理事会行使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强制权力；（17）另一方面，成员国自愿让渡货币主权给超国家性组织来统一安排运用，而超国家性组织的管理机构也才充分吸纳这一让渡出的货币主权，使自己在金融货币领域成为对成员国有实际约束力的组织，以区别于一般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虽然难以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找到法律依据，但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都积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18）来督促各成员国尽快让渡货币主权以促成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这也就给这一新的国际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与传统国际法理论衔接与过渡，欧洲货币一体化在实践中实施了缓冲性的“辅助性原则”，以对那些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成员国起到心理缓冲作用。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创新。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主权的让渡

政治主权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国家主权的经济属性日益显著，但其始终无法取代政治属性的根本地位，故而所有国家在处分政治主权时均持谨慎态度。所以，与为经济利益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顺理成章不同，让渡象征国家独立地位的外交与安全决策权绝非易事。但是，随着国际机制对国内事务的不断介入，对政治主权的部分让渡已是不可避免。（19）

主权让渡范文篇3

(一)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产生

二战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国家独立，在政治上享有独立的自主权。但是，经济上还处在受剥削和掠夺的地位。自然资源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此，1962年l2月联大第l7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正式确立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1974年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基本内容

依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的规定，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指国家在经济上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自由行使此项权利。具体表现为：

第一。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各国境内的自然资源是该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有权自由开发和利用其自然资源，有权自由处置其自然资源，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

第二，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和监督权。国家对其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章，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各国有权管理和监督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活动遵守其法律、规章和条例及符合其经济和社会政策。

第三，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或征用。国有化的合法性及补偿问题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规定，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用或转移时。应由采取此种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的赔偿，要考虑到涉及它的有关法律和规章以及该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表现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比比皆是。表现形式主要有：

第一，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们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是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对高新技术的垄断而牢牢掌握着高新技术的转移和转让。跨国公司活动对各国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资金技术，充分利用国际管理经验和人才，加快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税赋、利率、资源开发等方面给予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的超国民待遇就是让渡经济主权的具体表现。

第二，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国际组织。国际经济规则、普遍性国际组织、专门性国际组织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规则、国际惯例一起构成当今国际经济的解决机制其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并影响世界或某个国家的经济事务。这说明国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立法者、执法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各个国家为了本国长远的利益参与到各个国际组织之中，从本国自然资源的使用，对国内经济主体的管理，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甚至到经济问题的解决，每一项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要接受其所参加的国际组织及国际经济机制的调节。主权国家接受调节的过程也是实践中让渡经济主权的体现。

第三，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的协定。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影响的日益深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上已经到了相互交融的地步。不同的国家之间或在资源利用上，或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出于对各种利益的考虑，各国单独行事将对经济运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世界各国为了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相互之间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在协定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世界各国接受协定来协调其活动，是让渡部分国家经济主权的结果。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利益，势必会让渡本属于自己享有的部分权利。这种让渡是主权国家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能，而使其在处置和支配国内外经济事务的能力受到限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相反，是国家自由处分其经济主权权能的表现。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合理性表现在：首先，主权是可以分割的。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说，“国家有完全主权国家和部分主权国家的区别，这暗示了主权是可以分割的，因而，与主权有关的各种权力并不一定集中于一人之手中。”“因此，看来比较可取的意见是，坚持切合实际地认为主权是可分的，尽管这种意见是不正常的而且可能是不合逻辑的。”

并且，当今国际社会实践中。世界各国将其部分经济主权以各种方式让渡于不同的实体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在国际实践中，各国将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给国际性的组织或是跨国公司，比如说自然资源的开发等。在国内，国家通过向地方政府转移部分经济主权而使地方政府具有部分国家经济主权权力。

其次。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其一，主权的绝对性表现在，主权是在法律上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主权的绝对性并不排除主权行使的相对性，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与否是由主权国家自主决定的，让渡经济主权是主权国家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对经济主权的自由处分，并非弱化经济主权。其二，当今大多数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开发等，都是通过制定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实现的，并随着协定的不断变更而变化，这符合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损害主权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间协调的体现，让渡并未弱化国家经济主权，只是主权国家形式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

再次，主权的权能是维护国家利益。在各国日益相互交融的时代，仅靠单个国家所掌控的权力资源无法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各国为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实现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但是让渡国家经济主权并不损害国家的利益也不会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正如日本学者所说的：“国际化与其说削弱经济性国家主权，还不如说是加强了各国政府的责任，即在充分理解本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手段，有效地行使经济性国家主权。”所以，只要是主权国家自愿地、独立地决定让出部分经济主权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其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要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这样一个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只有积极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正视现实，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才能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利益。

第一，确立国家经济主权相对观。经济主权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主权不是绝对的，其具有相对性国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要坚持经济主权的辨证性，灵活地行使经济主权，这样才不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应坚持和善于运用本国的经济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机遇与风险并存。要抓住机遇，就必须掌握自己的经济主权，以此来引导和管理国家经济。要抵御风险，同样需要掌握经济主权，以此作为屏障，采取措施，及时地化解和消除各种潜在的风险。

第三，积极地参与并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要积极参加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争取发言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表达我国的意志，才有机会打破发达国家对全球化主导权的垄断，而不至于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利益。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实际上让渡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相反是国家行使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本文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同时，提出我们应积极应对并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参考文献]

[1]雷新超．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主权认识与维护研究[J]．学习论坛，2006，(12)．

[2]徐泉．国家经济主权论[M]．人民出版社，200619—101

[3]马永梅．基因资源的主权属性及其理论建构——以“主权让渡论”为背景[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11)．

[4]高晓雁．国家经济主权与国家经济安全新概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主权让渡范文篇4

“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实体的主要标志。国家主权是传统制宪权存在前提和基础，以主权的独立，统一，为逻辑起点。

欧盟承担了部分原本应由国家承担的任务，例如经济政策制定权，货币流通权等等。但在欧盟宪法正式颁布之前，欧盟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主体地位，因此欧盟亦不具备主权。

欧盟通过制宪，使成员国将一部分国家主权进一步让渡给统一的欧盟共同对外行使，增加欧盟的权力，改变欧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政治一体化滞后的现状。欧盟宪法以成员国让渡给欧盟并由欧盟权力机构行使的部分主权为基础，欧盟权力机关有立法权，欧盟宪法具有超国家行和联邦宪法的某些特征，即欧盟与成员国各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系统，基础条约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划定了各自的权限，并且欧盟的许多立法可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但政治，外交与国防大权仍牢牢掌握在成员国手中，在短时期是不可能完全让渡的。因为想要欧盟成员国交出主权，由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为臣服于欧盟的各邦，使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无论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都是难以想象的。

欧盟制宪淡化了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概念，使制宪权和国家主权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国家间合作，国际合作乃至超国家合作日益增多，国家主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已经受到限制，国家主权概念已经相对化了。需要对主权的概念重新认识，同样以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概念也应重新认识。彼得?赫尔伯勒（PeterHberle）指出：“因为依据一个人所众知的论点，即国家（特征）的多少是由宪法创制的，因此现在对我来说必要的是一种宪法学说，而国家学说事实上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二、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

欧盟经济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主权国家向超国家机构逐步转让的过程,同时也是寻求超国家机构和成员国之间权力平衡的过程.

最早提出一体化的是法国的让?莫内，实现欧洲统一的途径，莫内抓住了一个根本点寻找各国共同的根本利益，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共同体，把过去彼此争夺的东西变为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莫内认为，实现欧洲统一的关键是合并，通过以合作经营体制为基础的部门一体化，建立行业共同体，把管理权交给“类似中央联盟”的超国家机构，各国以谋求共同利益为目标，分阶段把资源合并在一起，把主权合并在一起，最终实现全面的合并。

（一）1951年4月18日，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各国政府把管理煤钢部门的职能交给超国家的共同体机构，

（二）1957年3月25日，签署《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建立关税同盟，实行统一关税税率和外贸政策，农业政策，把各国的经济政策逐步纳入一体化进程，并确立以建设内部统一市场为目标。《罗马条约》的实质事将成员国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协议从关贸总协定组织体系中分离，组成一经济实体，《罗马条约》赋予成员国和共同体对外排它性的贸易政策权，使共同体事实上具有了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的地位，进一步取代其内部成员国的地位，而由于共同体不是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因而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更便于推行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

（三）1985年6月，共同体首脑会议批准以建设内部统一市场为目标的白皮书。12月签署《单一欧洲法令》，规定到1993年1月撤消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边界，并把70年代开始的“欧洲政治合作”纳入共同体体制。《单一欧洲法令》引入合作决策程序，扩大部长理事会里多数表决制的实行范围，使欧洲一体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成员国把经济领域里的打零管理职能和职权让渡给共同体机构。

（四）1991年12月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国家联盟”的目标：建设包括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马约》引入共同决策程序，扩大欧洲议会权力，扩大部长理事会多数表决范围，增加欧盟委员会的管辖权，把一体化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外交，防务，司法与内务以及广泛的社会政策领域，实现国家主权向一体化机构的一次大规模深层次的转移。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2000年5月12日在洪堡大学的讲话曾这样说过，“在马斯特里赫特，现代国家三个重要主权货币，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第一次完全让渡给一个欧洲机构负责，欧元引入不仅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的顶峰，而且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政治行为，因为货币不仅是经济上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它标志着主权者的权力，正是主权者保证着货币的发行。与经济和货币的一体化相比，政治结构和民主结构的一体化尚未出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张力，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消除政治一体化的缺陷并最终完成一体化进程，这种张力就可能使欧盟陷入危机。”[1]

三、欧盟向政治一体化方向发展的探索

尽管欧盟与其成员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政策制定权或者说主权的转移关系,但这种关系仍是自愿的与合作的关系。任何愿意终止这种关系或者说退出欧盟的成员国都有完全的自由。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国的自主权和自主的意志，是欧盟在一体化的一个天然屏障，有人主张将欧洲建立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也有人主张维持现状让它让它成为“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政治联合体”（法国内政部长舍韦内芒）。在第一种观点看来，欧盟现在已经具有国家的基本特征，如统一的货币，宪法等。就笔者看来，建立联邦制国家，实现欧洲政治一体化，为时过早，毕竟政治一体化在制度上的探索还不够成熟，所面临的是各个国家的政府运作和整个庞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协调，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这条路还很长。像舍韦内芒所说：“所有的人都首先从承认下面这一点开始：根据舒曼和莫内的模式建立的欧洲在运作时越来越困难，随浅析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三个基本判断着欧盟东扩的进行，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于是我们必须决定改革，改革必须提上今天的政府会谈的议事日程，我们可以做地更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等某些领域我们必须转向更为紧密的合作。”

2004年10月29日，在罗马签署的欧盟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标志着欧盟在推进政治一体化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条约签署前，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说，签署欧盟宪法“并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欧盟宪法条约》在法理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欧盟宪法已经具备了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属性,其功能超越了国际组织的章程,更接近主权国家的宪法;其形成过程带有一定的“民主性”;其形式和内容都具有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欧盟宪法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国家间条约的范畴,欧盟制宪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新型的主权国家,宪法产生的基础和程序仍然是国家间的合意,具体内容也更多地体现了国际组织章程的性质。欧盟宪法的两重性是由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决定的,是欧盟在面对主权障碍时妥协折中的产物。

欧盟条约的宪法化对国际组织法，区域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它开国际组织宪章宪法化之先河,为国际组织法律化提供了思路和模式;其规定大大超出了一般区域国际法的基本规范,为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区域国际法的发展和创新;欧盟宪法的产生开创了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与超国家治理并存的新时代,对走向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规律的几点认识

（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明显的今天，国家对其主权权利的让渡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国际社会组织化趋势的加强，为了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主权是可以有条件地加以限制的，主权权利也是可以适当地分割和让渡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还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代替它。”[2]

（二）对主权让渡都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因而主权让渡只能是渐进而有序的进行。国际社会的组织化的确对国家主权的行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制约，但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基在他的著作中写到：“目前的民族国家是活生生的现实，它们十分小心地维护着民族独立性，还有它们的主权，而其中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富裕的，先进的和强大的国家都将不会把自己置于某种超国家机构的控制之下。”[3]

主权让渡范文篇5

「关键词」国家主权全球化主权相对化主权让渡

引言：国家主权的历史流变

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1）第一个系统阐述主权理论的是法国学者让？布丹，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其后，关于主权的性质曾出现过又出现了多种学说，较具代表性的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说”，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确认了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古典的主权观念。（2）

在国际法上，1684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认了国家的主权权利，规定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此后，主权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特性。在一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主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主权的国家并不一定受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可以为实现本国意志而诉诸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际法给国家主权以更为具体全面的确认和维护：它在确认和维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享有领土主权的领陆、领水、领空等范围外，还扩大了国家享有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范围；（3）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等。上述内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国家主权是绝对而不可侵犯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4）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依存性增强，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等）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协调。这就意味着各国如果想参与到国际活动中来，就要遵守一系列条约、协议、机制和国际性规则，而不能凭借所谓绝对的国家主权而肆意妄为；同时，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及对其决议的尊重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部分放弃，就像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自己主权的自我限制。（5）可见，各国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这种趋向全球化的“共变关系”与国家主权原有的排他性、专属性发生了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所言：“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6）

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发生冲突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以及对人权原则的诠释也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7）“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8）固守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于是，国家主权让渡理论应运而生。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使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9）它是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化的一种表现。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不是靠固步自封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双赢的结果，所以，主权国家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的基础上，出于自身的利益判断而自主地对本国部分主权进行让渡，以积极姿态加入到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可能要比固守传统的主权绝对观念更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让渡理论不失为国家主权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益尝试和发展，而在主权让渡的实践方面，欧洲国家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故而本文试以欧盟（EuropeanUnion）为视角，对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和主权让渡作一论述。

全球化下的欧洲一体化：一个主权让渡的历史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进入了发展时期。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六国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根据条约，成员国将逐步把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权转交给煤钢共同体。煤钢共同体不是单纯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而是一个超越各国政府而享有特殊权力的高级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实现国家间的新型合作。煤钢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良好收效坚定了欧洲政治精英们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于是在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首脑又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至此，一体化进程扩张到所有经济部门。20世纪90年代后，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幅度让渡国家主权，从而推进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时期。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具体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元区11国将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调控权让渡给了欧盟。至此，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让渡给共同体来行使。

政治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与经济一体化起头并进，而政治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敏感的政治主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它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建立司法与民政方面的合作机制以及“欧洲公民资格”。（10）

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是有制度、法律保障而非无章可循的。从最初的《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都规定了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让渡的权力；与此同时，除了有独特的民主制衡机制作保障外，欧盟法可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11）从而为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纵观上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共同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盟这一超国家性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12）就是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

欧洲国家主权让渡现状：对国家主权让渡类型的透析

（一）经济与货币联盟：经济主权的让渡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数年来运转良好，而欧元在启动之后也走出了最初的低迷状态，汇率直线上升。虽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这两个超国家性事物的蓬勃发展却表明了以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作一分析。

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可从以下角度予以说明：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并超越于各成员国政府之上。《马约》规定，“在行使和执行本条约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赋予的权力和任务与指责时，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其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来自成员国的任何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机构的批示。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承诺尊重这一原则，并承诺不寻求影响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成员履行其任务。”（14）这一规定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确认了其超国家性以及各成员国部分金融权的丧失。随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对此进行了重申并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被干扰的可能性，从而为欧洲中央银行逐步接纳各成员国让渡出的金融权和货币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得到了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保证。《马约》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要求各成员国最迟到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之日，必须使本国立法（包括本国中央银行章程）与本条约不冲突。从实践中看，各成员国也已在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实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超国家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地位得到了可靠的司法保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可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欧洲议会、委员会或理事会违背条约而未采取行动向欧洲法院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还拥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解释权以及对以欧洲中央银行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的管辖权。故而，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成员国中央银行未履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就可将此事提交欧洲法院进行裁决。

总之，与传统的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15）它超然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其他机构之外，是成员国金融货币主权让渡的必然结果。

传统国际法理论认为，“国家的货币主权来源于国家的属性和法律的性质，其法律效力由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具有绝对的权威”，（16）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然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元的正式启动对这一传统观念既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事实上的创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管理行为的集合体，它无法用既有的国际法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马约》将成员国政府间合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移转给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不可变更的汇率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部长理事会行使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强制权力；（17）另一方面，成员国自愿让渡货币主权给超国家性组织来统一安排运用，而超国家性组织的管理机构也才充分吸纳这一让渡出的货币主权，使自己在金融货币领域成为对成员国有实际约束力的组织，以区别于一般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虽然难以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找到法律依据，但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都积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18）来督促各成员国尽快让渡货币主权以促成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这也就给这一新的国际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与传统国际法理论衔接与过渡，欧洲货币一体化在实践中实施了缓冲性的“辅助性原则”，以对那些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成员国起到心理缓冲作用。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创新。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主权的让渡

政治主权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国家主权的经济属性日益显著，但其始终无法取代政治属性的根本地位，故而所有国家在处分政治主权时均持谨慎态度。所以，与为经济利益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顺理成章不同，让渡象征国家独立地位的外交与安全决策权绝非易事。但是，随着国际机制对国内事务的不断介入，对政治主权的部分让渡已是不可避免。（19）

主权让渡范文篇6

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等等。

主权让渡范文篇7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或一体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多达109个，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国家经济主权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一些综合实力较弱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这些组织或者是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且近些年来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已逐步带上了国际政治的色彩，其利用所具有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此外，一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分经济管理职能公共化的形式，在有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二)跨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民族经济主权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冲击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跨国公司执行全球生产战略，往往视国家经济主权为其障碍，因此其超越国界的经济活动总是力图逃避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的监督，从而模糊了国家的管辖权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第二，跨国公司腐蚀政府官员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三，跨国公司在金融市场利用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券等逃避外汇管制、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三)非政府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从国内的角度看，随着非政府组织涉足领域逐渐增多，作为独立于政府的组织，它越来越体现公众的意志从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这就无形中使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才可能有效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其次，非政府组织由于独立于政府，可以越过政府直接卷入国际事务，但在很多情况下，非政府活动进一步打破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民”之间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虽然非政府组织不具有国际法的主体资格，但他们是当代国际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通过他们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响，并且其在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济全球化在许多方面都对国家主权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于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主张，学者们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归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济制度、贸易规则方面趋于相同或者是类似，特别是在严格按照WT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规则进行交易的时候更是强化了统一的规则和制度，这样从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自觉、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行为，而导致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主权国家的法律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的话，那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国家意志的法律，国际经济法此时也就失去‘国际’这一独特的法律属性了；国际社会也就不能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主权的销蚀，但如果从所有民族国家的整体来看，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共同让渡，共同享有，国家主权并没销蚀。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政府向本国企业或非政府主体让渡的角度看，即表现为本国企业或非政府主体对政府主事务的干预，其实质是国家经济主权在民族国家内部的重分配，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变为政府和非政府主体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理论，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能力独立地对本国的经济进行有效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从而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卷人经济国际进程。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主权的角色，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国际机制的建立。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障和加大支持力度。换言之面对经济国际化的挑战，国家会奋起做出各种适应性调整把挑战视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其结果往往是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国国际法著名学者路易斯·亨金为首的学者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的普及和扩展下，与其相关的政治、文化、法律等领域也应当同步实行全球化和体化，这是一种不为人意志所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趋势。突破原有的国际法体系。废除国家主权是充分表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的重要依据。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米夏埃尔·齐恩、克里斯·哈曼等学者已经作了专门的论述，这里不再进行论述。由此，废除国家主权失去了其在理论上的必要性，也就难逃为发达国家插手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务而削弱别国主权进行开脱的嫌疑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国所提倡，他们坚持欧盟是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国际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全局利益，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并不会损害主权的完整性，其结果会形成欧洲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和欧洲大经济区。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国家主权是可分的，这样对于增强欧盟的总体实力，加速其各方面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可见，该理论是欧盟的形式视为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理想化状态。虽然国际社会至今尚未就此观点达成一致，但它具有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说的，“看来比较可取的意见是，坚持切合实际的认为主权是可分的，尽管这种意见是不正常的而且可能是不合理的。

主权的让渡不同于主权的割让，而是国家问的主权共享。“主权让渡是为了解决国际组织的授权问题而产生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国共享的方式，说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国家的，所以，让渡不是割让。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国际组织并保留退出的权利．主权国家所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因为国家在理论上有可以收回让渡的主权的权利。至于在实践中权力的收回是否可行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权力行使，因为主权让渡和受限也是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结果。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济主权弱化的结果，笔者认为，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是国家基于自身某种利益的考虑所做出自主意识的选择从而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利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样高度一体化的区域联盟的结成也是从属于国家利益这一前提下的。而事实上，正是主权国家本身推动了全球化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就国际社会整体而言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机制化组织适度地让渡一部分主权，恰恰是一国权力的延伸、变通和扩展，是对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在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新机遇，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提出新的挑战。面对这种形势，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如何协调处理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当前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的锐利武器。一国的经济主权需要维护，而其经济也必须发展，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如何处理好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问题。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理解经济主权时，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利”的具体体现，而避免理解为纯粹的、抽象的国家“权力”。它的实现体现为国家所行使的各项具体经济权利．这些国家经济主权权利可以分为核心经济主权权利和可让渡的经济主权权利。核心经济主权权利要始终不渝的予以坚持；而对于那些可以让渡的经济主权权利则可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法律新秩序的形成，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发展中国家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冲击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注释

[1]胡联合。胡铭．《试析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安全的主要挑战》．载《理论学刊》。1999年第l期，第36页

[2]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14页

[3]程唬。《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比较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240页

[4]参见Lillieh．R．(ed)．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UnitedNations，Charlottesvme：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073，P．197

[5]慕亚平．《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第336页

[6]参见刘力．《经济全球化与新主权观》．载刘德喜主编．《WTO与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2003，第133页

[7]肖佳灵．《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第411页

[8]参见LouisHenkin，”TheMythologyofSovereignty”，Newsletter，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March—May，1993，P．1-2

[9]参见[德]米夏埃尔·齐恩．《黑、红、绿、棕：对非民族国家化的反应方式》．载[德]乌·贝克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62—171页

[英]克里斯·哈曼．《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载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l998，第l94一l80页

[10]参见Lillich，R．(ed)，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UnitedNation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073，1198

[11]参见慕亚平。《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第328页

[12][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94页

[13]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页

[14]参见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第115页

主权让渡范文篇8

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等等。

主权让渡范文篇9

“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实体的主要标志。国家主权是传统制宪权存在前提和基础，以主权的独立，统一，为逻辑起点。

欧盟承担了部分原本应由国家承担的任务，例如经济政策制定权，货币流通权等等。但在欧盟宪法正式颁布之前，欧盟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主体地位，因此欧盟亦不具备主权。

欧盟通过制宪，使成员国将一部分国家主权进一步让渡给统一的欧盟共同对外行使，增加欧盟的权力，改变欧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政治一体化滞后的现状。欧盟宪法以成员国让渡给欧盟并由欧盟权力机构行使的部分主权为基础，欧盟权力机关有立法权，欧盟宪法具有超国家行和联邦宪法的某些特征，即欧盟与成员国各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系统，基础条约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划定了各自的权限，并且欧盟的许多立法可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但政治，外交与国防大权仍牢牢掌握在成员国手中，在短时期是不可能完全让渡的。因为想要欧盟成员国交出主权，由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为臣服于欧盟的各邦，使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无论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都是难以想象的。

欧盟制宪淡化了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概念，使制宪权和国家主权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国家间合作，国际合作乃至超国家合作日益增多，国家主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已经受到限制，国家主权概念已经相对化了。需要对主权的概念重新认识，同样以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概念也应重新认识。彼得·赫尔伯勒（PeterHberle）指出：“因为依据一个人所众知的论点，即国家（特征）的多少是由宪法创制的，因此现在对我来说必要的是一种宪法学说，而国家学说事实上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二、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

欧盟经济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主权国家向超国家机构逐步转让的过程,同时也是寻求超国家机构和成员国之间权力平衡的过程.

最早提出一体化的是法国的让·莫内，实现欧洲统一的途径，莫内抓住了一个根本点寻找各国共同的根本利益，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共同体，把过去彼此争夺的东西变为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莫内认为，实现欧洲统一的关键是合并，通过以合作经营体制为基础的部门一体化，建立行业共同体，把管理权交给“类似中央联盟”的超国家机构，各国以谋求共同利益为目标，分阶段把资源合并在一起，把主权合并在一起，最终实现全面的合并。

（一）1951年4月18日，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各国政府把管理煤钢部门的职能交给超国家的共同体机构，

（二）1957年3月25日，签署《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建立关税同盟，实行统一关税税率和外贸政策，农业政策，把各国的经济政策逐步纳入一体化进程，并确立以建设内部统一市场为目标。《罗马条约》的实质事将成员国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协议从关贸总协定组织体系中分离，组成一经济实体，《罗马条约》赋予成员国和共同体对外排它性的贸易政策权，使共同体事实上具有了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的地位，进一步取代其内部成员国的地位，而由于共同体不是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因而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更便于推行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

（三）1985年6月，共同体首脑会议批准以建设内部统一市场为目标的白皮书。12月签署《单一欧洲法令》，规定到1993年1月撤消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边界，并把70年代开始的“欧洲政治合作”纳入共同体体制。《单一欧洲法令》引入合作决策程序，扩大部长理事会里多数表决制的实行范围，使欧洲一体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成员国把经济领域里的打零管理职能和职权让渡给共同体机构。

（四）1991年12月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国家联盟”的目标：建设包括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马约》引入共同决策程序，扩大欧洲议会权力，扩大部长理事会多数表决范围，增加欧盟委员会的管辖权，把一体化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外交，防务，司法与内务以及广泛的社会政策领域，实现国家主权向一体化机构的一次大规模深层次的转移。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2000年5月12日在洪堡大学的讲话曾这样说过，“在马斯特里赫特，现代国家三个重要主权货币，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第一次完全让渡给一个欧洲机构负责，欧元引入不仅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的顶峰，而且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政治行为，因为货币不仅是经济上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它标志着主权者的权力，正是主权者保证着货币的发行。与经济和货币的一体化相比，政治结构和民主结构的一体化尚未出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张力，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消除政治一体化的缺陷并最终完成一体化进程，这种张力就可能使欧盟陷入危机。”[1]三、欧盟向政治一体化方向发展的探索

尽管欧盟与其成员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政策制定权或者说主权的转移关系,但这种关系仍是自愿的与合作的关系。任何愿意终止这种关系或者说退出欧盟的成员国都有完全的自由。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国的自主权和自主的意志，是欧盟在一体化的一个天然屏障，有人主张将欧洲建立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也有人主张维持现状让它让它成为“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政治联合体”（法国内政部长舍韦内芒）。在第一种观点看来，欧盟现在已经具有国家的基本特征，如统一的货币，宪法等。就笔者看来，建立联邦制国家，实现欧洲政治一体化，为时过早，毕竟政治一体化在制度上的探索还不够成熟，所面临的是各个国家的政府运作和整个庞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协调，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这条路还很长。像舍韦内芒所说：“所有的人都首先从承认下面这一点开始：根据舒曼和莫内的模式建立的欧洲在运作时越来越困难，随着欧盟东扩的进行，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于是我们必须决定改革，改革必须提上今天的政府会谈的议事日程，我们可以做地更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等某些领域我们必须转向更为紧密的合作。”

2004年10月29日，在罗马签署的欧盟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标志着欧盟在推进政治一体化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条约签署前，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说，签署欧盟宪法“并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欧盟宪法条约》在法理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欧盟宪法已经具备了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属性,其功能超越了国际组织的章程,更接近主权国家的宪法;其形成过程带有一定的“民主性”;其形式和内容都具有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欧盟宪法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国家间条约的范畴,欧盟制宪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新型的主权国家,宪法产生的基础和程序仍然是国家间的合意,具体内容也更多地体现了国际组织章程的性质。欧盟宪法的两重性是由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现实

状况决定的,是欧盟在面对主权障碍时妥协折中的产物。

欧盟条约的宪法化对国际组织法，区域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它开国际组织宪章宪法化之先河,为国际组织法律化提供了思路和模式;其规定大大超出了一般区域国际法的基本规范,为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区域国际法的发展和创新;欧盟宪法的产生开创了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与超国家治理并存的新时代,对走向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规律的几点认识

（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明显的今天，国家对其主权权利的让渡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国际社会组织化趋势的加强，为了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主权是可以有条件地加以限制的，主权权利也是可以适当地分割和让渡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还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代替它。”[2]

（二）对主权让渡都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因而主权让渡只能是渐进而有序的进行。国际社会的组织化的确对国家主权的行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制约，但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基在他的著作中写到：“目前的民族国家是活生生的现实，它们十分小心地维护着民族独立性，还有它们的主权，而其中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富裕的，先进的和强大的国家都将不会把自己置于某种超国家机构的控制之下。”[3]

（三）意味着民族国家主权的削弱。对于这个问题的直接讨论就是国内法在国际法中的运用。国家主权的限制或削弱，并不等于完全抛弃了国家主权。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仍将占据着最高地位。虽然传统的主权定义和范围有变化，但主权的神圣地位并未动摇。即使是超国家的组织欧盟，也是以承认成员国的主权为基础的，曾经有人说过，“把欧洲联盟视为一个超国家并在短期内能取代民族主权的各成员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牛津法律大辞典》里也有这么一句话：“主权永远也不会是绝对的。”[4]

（四）组织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主权让渡的过程，其间对传统的国际法理念也产生了冲击作用。根据传统国际法的主权原则，国际法所未明确规定的事项，都属于由主权国家任意决定的“保留范围”。然而，国际社会组织化的发展进程表明，国际组织的触角已不断地深入国家主权的管辖范围，使国家在军备，人权，贸易，关税，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从国家联盟到联邦：对欧洲一体化最终形式的思考在洪堡大学的讲话》菲舍尔，德国外交部长

[2]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何力译。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3]兹比格涅夫·布热津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主权让渡范文篇10

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首要基本规范。传统国际法一直把国家主权等同于政治主权，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夺得政治上的独立，但在征收境内的外国资产或对其实行国有化时，其行动的合法性普遍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议。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主权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本国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其他经济要害部门仍不同程度地受到原宗主国的控制，造成“不发达的发展”的不利局面。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经济主权开始被提到国际层面上来，此后经过南北双方20多年的激烈斗争，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才通过联大的三个决议(<资源宣言><新秩序宣言>和<经济宪章>)最终得以全面的确立。对决议中的某些内容，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但迫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体的强大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硬碰撞”已不符时代潮流，不得不转而采取“软侵蚀”的策略。经济全球化恰好为这一策略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它要求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配置和重组，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宰着全球化的进程，利用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的现状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迫切愿望，以跨国公司、区域性组织和国际经济组织为媒介制订一系列的国际游戏规则来制约、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抵御和化解主权风险能力的有限性；而他们要发展民族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又必须融人全球化的大潮。因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善于趋利避害，进一步地巩固和坚持既得的国家经济主权，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二、借全球化提出的几种弱化经济主权的主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经济主权原则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各种要求国家放弃或削弱其经济主权的观点层出不穷，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家经济主权“过时”论和“废弃”论。它们否定“国家主体中心主义”的现有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将不再是国际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主体，国家主权的核心概念如经济主权领土主权等早已过时，主张重构与国家经济主权概念相对应的概念体系，如全球经济社会、超国家经济体系等，一些西方学者甚至主张抛弃国家主权。其根本目的是要消解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动摇现代民族国家的能力、形式、独立、权威和合法性，本质上是美国学者杰塞普(P．JeSSup)的“国际政府”和“跨国法优先”等学说在新时期的翻版，依旧带有强烈的经济殖民和大国霸权气息。

2．国家经济主权“弱化”论。此种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跨国公司利用信息技术的膨胀，整个世界成了没有国界的“地球村”，国家经济主权的神圣性、国家经济决策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各国的经济体制、贸易规则、金融秩序等游戏规则的趋同性，使得国家经济主权在这些方面显得软弱无力。这一论调过分夸大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忽视了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一根本事实。事实表明，任何国家都不会牺牲自己经济主权的根基来换取相应的利益；相反，各国在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强化金融监管、规制跨国公司的各种限制性商业行为等方面的管理权能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发达国家利用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既得优势鼓吹“弱化”经济主权，是为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赤裸裸的干涉寻找理论依据，实质也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3．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这一论点主张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权的矛盾可通过相互让渡而得到协调，“让出一部分主权，换取整体的利益只要是自愿的，由本国独立决策，就是合理的州“让渡论”隐含着经济主权可分的思想。笔者认为，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同样具有抽象的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是不可分割、限制和让渡的。表面看来，国家签订经济条约似乎让渡了其部分经济主权，但这实际上是它在行使自己的经济主权。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为谋求共同发展之大计，各国通过签订国际经济条约相互协调利益，自愿对本国的涉外经济立法权做出适当的限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让渡其经济主权，而是各国主权在国际范围内积极协调作用的结果。例如，欧盟法对成员方经济主权管辖范围的渗透几乎是毫无保留的，但在2000年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上。英国主张保留税法否决权是事关经济主权根基的大事，据此拒绝了欧盟在各国实行新的统一税制的做法。可见在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中，各国能接受的对其经济主权的条约限制是有选择、有限度的。成员国履行国际经济组织协议的义务，并非让渡或转移经济主权，而是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对主权行使的调整。诚如曾华群教授所言"，各国理应保持本国经济主权的永久性和完整性，不能不顾本国的国情和漠视本国的根本利益，接受损害本国经济主权的国际机制。一位欧洲国家外交官说得好，大国高喊主权让渡，无非是把主权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如果中小国家让出主权，则意味着两手空空。

三、面对全球化应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参与，这些国家为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应得的利益、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其经济主权的行使将变得更富有灵活性和艺术性。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经济霸权主义时隐时现，形形色色的主权观念“淡化”论、“弱化”论时常会在不同的场合悄然出现，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不断地挑战并试图侵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之面临着诸多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应当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在宏观方面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确立全新的经济主权相对观。经济主权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主权权利和权力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国家在享有权利、行使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所以，要坚持经济主权的辨证性，不能僵化地行使经济主权，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有主动、灵活的表现。

其次。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当经济主权受到外界无理、蓄意的干涉、侵犯时，要坚决维护本国的合法权力。对可能对本国产生严重冲击、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非分要求，应断然回绝、寸步不让。

第三，要加快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国内基础产业和幼稚产业竞争力的培植和提升。增强防御和消弭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时，不仅要坚持国家经济主权，更要以发展的观点来实现国家的经济主权；坚持主权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主权。而实现主权则是坚持主权的保证。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济主权方面始终没有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平等，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平等参与和决策权一直没有得到实现；在WTO体制中，各项贸易事务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IMF的决策体制仍是当年由美国主持推行的以“缴资”多寡为基础的“加权表决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相互间的协调和沟通，注重参与规则和制度的制订，努力推动有利于实现本国经济主权的国际法的出台。事实证明，凡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议题谈判的结果便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如<纺织品与服装协议)(TRIMS协议>；反之，若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谈判的结果就会对他们很不利，如(TRIPS协议>。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联合与团结，提高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整体生存能力，以集体的力量改善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从而达到经济主权的最终实现。

四、结束语

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某些发达国家总认为自己的经济主权是固有而不可侵犯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却是外部所赋予的。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自始至终都相当敌视。无论是主张主权“过时～废弃～弱化”或是“让渡”。其目的都只有一个，即维护自身的主权，限制、削弱甚至取消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历史和现实表明某些发达国家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自动放弃其主导权和控制权，发展中国家要始终坚持经济主权，团结起来，为彻底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经济主权而努力。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经济主权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着各种挑战。经济主权过时论、废弃论、弱化论、让渡论等思潮此起彼伏。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坚持国家经济主权并不矛盾。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实现国家的经济主权。

21世纪，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无限机遇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许多新问题¨”，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围绕着各国经济主权的“攻防战”，各国学者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辩论，经济主权“过时论”“弱化论”“废弃论”“让渡论”等各种论调不绝于耳旺”。笔者认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注意理清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权的关系，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主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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