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范文10篇

中央范文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自古有之，但不同时期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各异。在现阶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纯意义上的“上传下达”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过程，即地方政府“强迫”上级政府同意变革的过程，这也是中国经济转轨得以成功的关键。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开始加剧：中央政府的许多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并不认真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者的政策博弈陷入白热化。近些年来，在宏观调控、环境保护、三农问题、农民工等诸多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影子。

在改革发展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运用政府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以求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已经不完全是过去意义上的中央从属机关。因其所代表的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的宏观利益存在分歧，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惜触犯中央的权威。

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问题的产生机制与影响，并分析提出构建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可能性。

二、分析问题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入而引起的利益分配问题所引发的。产生的具体原因及表现：

1.在财税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了分权化的进程。分税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分税制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经过十多年的平稳发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重均有明显上升。但同时存在着诸多问题：财政支出的比重过低，预算外资金难以控制等等。

2.在政治管理领域，下放中央政府的某些人事管理权，在扩大地方利益的同时，加重其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必须只能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按其受益范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国性公共物品，如国防、外交等；另一类是地方性公共物品，如消防、垃圾处理等。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应遵循的原则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必须尽量与受益区域内居民的消费偏好相一致。对于大多说公共商品而言，一定要明确其受益范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范围上难免有模糊之处，带来的必是责权不分。

3.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给予地方众多特许权力，并下放大批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陆续把绝大部分国营骨干企业下放地方政府进行管理。这些企业的下放不但给地方政府带来收益，而且也给地方带来了高质量的管理人才和大量的经济信息。同时，带来的是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意识。

4.地方主义倾向严重。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各行其事，采取“上有对策、下有对策”的策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变形；地方政府之间互相攀比，盲目发展，重复建设，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实施地区经济封锁，人为割裂市场，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

三、博弈论的导入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在经济学上博弈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在这里我们引入博弈论的目的在于将中央与地方看成是决策主体，运用博弈论来分析其具体行为，解释其原因所在。有学者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非独立的决策主体，因而并不适用博弈论。但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虽作为中央政府的下级机构，但由于代表着当地的经济利益，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完全具有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博弈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构成了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权力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博弈双方——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普遍利益的中央政府与代表国家局部利益和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相机采取各种谋略、办法、措施或手段力图谋求最大化的自身利益。下面我们来分析产生中央与地方博弈困境的原因。

首先，地方政府的“经济人

”假设是其理论基础。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地位，促使其成为了具有自身利益的行为主体。由于中央政府下放了大量的财权、事权以及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稳定，促进地方繁荣发展，必然要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作为经济人的地方政府会利用自己掌握的相关信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作出自己的理性抉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地方政府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短视行为，与中央的宏观政策相背离。

其次，市场取向的分权化是其直接原因，因为这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并且具有独立的任务与目标，导致的结果是寻求租金、追求自身收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更加方便。

再次，地方政府的政绩要求是其产生博弈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得到晋升更多是依赖于上级政府的任命而非本地居民的投票，这也就是常说的“向上看”而非“向下看”。上级部门考核下级部门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绩考评。由于无法用计件或计时等手段具体量度，经常采取的措施也只能是排序考量，考察各地区的相对水平高低，主要包括GDP、吸引外商投资、税收等。各地方有时只片面追求政绩，经常出现诸如“形象工程”之类的事件，而忽视政绩考量之外的具体事务。

博弈论的著名例子就是“囚徒困境”。简要地说就是两个同案犯被抓，分别囚禁审理。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法官由于没有充分证据定他们的罪，只能依据次要证据判5年；如果都坦白，则会从严处理，每人判10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则坦白者将功折罪，从轻发落，只判1年，而不坦白者将处以最高刑罚——20年。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分别被审讯，不知道对方作何选择，因而难以作出抉择。从合作的角度来看，都不坦白是最优的选择，但由于处在竞争的环境中，两人之间无法沟通，选择不坦白要冒极大的风险，所以惟有坦白才是个人理性的优化选择。在“囚徒困境”场景下，根据博弈双方采取的竞争策略的不同，可以把解决博弈问题的方法区分为“协同性均衡”与“非协同性均衡”。

引入博弈论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地方经常会出现消极应付中央政策的情况。当中央政策在执行时有损于地方利益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中央监管的成本过高等，对中央政策采取消极应对，甚至公然抵抗，政策博弈由此产生。

四、效应分析

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博弈给政策执行带来的效应是双向的。

（一）积极意义

促进了中央政府政策的更加合理、完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中，中央政府意识到只有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得地方政府的认同，政策执行才有保证。这样，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压力，迫使中央政府制定更加合理、完善的政策，以减少政策博弈带来的巨大成本。

（二）消极意义

中央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市场秩序的不稳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具有较为高昂的成本。地方政府在政策博弈中的消极反应使得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大打折扣。中央所作出的关于宏观经济的政策措施无法在地方上得到有效落实，带来的后果是整个宏观经济会出现严重的失控局面。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将受到挑战，将会遭遇到严重的信任危机。地方政府、微观经济主体对中央调控能力减弱产生的预期使得中央政府继续调控经济将会面临更大困难。

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只考虑本地的经济利益，而忽视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央对相关产业采取的措施到地方上却得不到有效执行，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与相关地产商相互勾结，导致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可以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时间越长，市场秩序的稳定性就越低，同时维护市场秩序的代价就越高。

五、构建新型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断的政策博弈的过程，实质上说也就是一个创建新型关系的过程。在政策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都意识到了对方的重要性。所以，在构建新型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做到：

（一）科学合理地进行利益分配，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均衡

注意合理区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但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协调。地方政府必须克服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坚决贯彻和执行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服从和服务于中央的全局利益，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中央政府要尽量照顾地方特殊利益。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所具有的利益诉求要在中央政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过程中得到适当的体现。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必须尽可能地照顾各方利益，使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差别在不同的地区间实现合理分布。通过中央政府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协调和均衡，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

单纯地从经济指标上来考核地方政府，在实践操作中已经被证明是十分片面的，同时这也是地方主义观念盛行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将环境保护、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加入到政绩考核的体系中，地方政府在决

策时，将会更多地考虑这些因素，因而会减少与中央政府在政策理解方面的差异，这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必将减少。

(三)加强信息沟通，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只有充分的信息交流，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否则制定出的政策也是无效率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加强信息沟通，一方面有助于中央政府在听取各地方不同的利益诉求后制定出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便于政策更加趋于合理；另一方面有助于地方政府在了解中央政府的意图后，结合本地实际更加合理地执行政策。所以说，中央政府有必要加强信息的沟通，完善利益表达的机制，使得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只有这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才能出现“双赢”的局面。

（四）制定法律法规，确立博弈规则

博弈论建立的前提必须是在一定的博弈规则之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其规则应是相应的法律法规。当前的现状是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则，所以才导致出了众多的矛盾和纠纷。因而有必要制定相关法律，如《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对中央与地方的相关权责划分提供制度保障。在博弈规则下，有必要实行合理的奖惩制度。对于遵守博弈规则，积极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中央应对其提供必要的政策倾斜和优惠，鼓励其积极性；对于违反博弈规则的，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制裁这种不合作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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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范文篇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李长春、罗干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主持会议。

指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坚持自觉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必须深刻认识到，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必须继续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使领导干部自觉拒腐防变，带头廉洁自律；继续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发挥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继续在强化监督上下功夫，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继续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经过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胡（本文源于文秘城:）锦涛强调，治标和治本，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只有抓紧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有效抑制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才能为治本创造前提条件。只有抓好治本，从源头上不断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要通过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的纪律，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而且要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制定规范，堵塞漏洞，发挥办案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制度，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增强干部群众对惩治腐败的信心，更好地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力。当前，我们要继续保持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基层的以权谋私的案件，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总之，对任何违纪违法行为，都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追究，决不能手软。

强调，提高纪律检查工作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加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纪委的组织协调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的理论建设，努力增强反腐倡廉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进一步加强纪律检查机关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纪律检查干部队伍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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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出席了昨天的开学典礼。

曾庆红在讲话中指出，全面认识、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要求，是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世界眼光、扩大国际视野、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曾庆红深刻阐述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和变化，阐述了我国全方位外交工作取得的新成果。同时还深入分析了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他强调，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上来，增强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曾庆红在讲话中，对深入学习贯彻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同志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新时期29年来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政治宣言，是一篇反映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水平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要把学习这篇讲话同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既从整体上把握讲话基本精神，又悉心领会讲话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特别要深刻理解讲话关于“一个始终不渝”和“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思想观点，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深刻理解讲话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的重要思想观点，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深刻理解讲话关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重要思想观点，始终保持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深刻理解讲话关于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重要思想观点，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深刻理解讲话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观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深刻理解讲话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思想观点，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深刻理解讲话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观点，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曾庆红指出，改革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大势，呼唤我们在党的建设中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精神。要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的发展变化，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创新党的理论、丰富党的实践、完善党的制度，不断提高党的自身建设水平，充分发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支撑和保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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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传统的理论已很难解释新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当前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称央地关系）已并非简单的命令与服从，而是充满了谈判、妥协与变通。换而言之，中央与地方之间已经是协商型关系。因此，有必要运用新的方法与范式重新审视央地关系，才能发现并解释在央地关系中出现的新因素。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中央—地方协商关系形成的内在逻辑。首先阐述财政分权改革所促成的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其次，讨论改革过程中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关系；最后讨论中央—地方双方客观存在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内化”需要，从而论证协商型中央—地方关系是财政分权改革的必然结果。

一、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的双向责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分权改革中，除了财政、经济上的放权，地方在政治、行政、立律等权力领域也有所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基于地方产权的经济实体，而且，还俨然成为国家结构中相对独立的次级权力中心。地方政府这种权力与地位，使它不可能只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一个机关而存在，而是存在着对中央及对地方的双向责任。

八十年代之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已发生了变化，基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逐渐减弱，主要的合法性资源由经济发展提供。由于地方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而，地方政府的作为，在实际上就与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关系甚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的权威基础也产生了新的因素，一方面，他们事实上由中央任命，因而他们必须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必须有效地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代表地方利益，满足地方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地方政府内部、社会精英、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生活福利，才能在一个地方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和较高的权威，否则就会受到地方舆论的普遍谴责。

在中央的目标模式中，地方政府的这种双向责任是有可能统一起来的。为了达成这种统一，中央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激励机制，就是将政绩作为考核干部的主要指标，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干部可以得以升迁。通常，这种激励机制同产权地方化、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具有正向的、相互加强的关系。它使地方政府能够兼顾它所背负的双向责任：既对中央政策负责，又对地方经济增长率负责。或者说，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对中央负责。实践表明，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下，越来越出现一种倾向：地方政府官员的提升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成正比的。地方经济发展了，地方官员升迁和进京做官的机会就增大。[1]

然而，事实上，地方政府这两方面的责任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由于中央政府推行区域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在同一时期，有些地方将为其他地方的发展“多做贡献”；再比如，中央要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平衡负责，因而当全国宏观经济发展过快的时候，就需要地方缩减投资，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在大量诸如此类的事务中，地方利益同中央利益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在这些情况下，地方政府必须在对中央的整体利益负责与对地方利益负责之间做出选择。由于地方的产权主要归地方政府，因此，地方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这样，地方政府就从单纯的中央政府人，转化为更多地代表地方利益、为地方利益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权力主体。

同时，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社会也逐渐发育，地方民众、精英及整个地方官僚阶层，也会对地方领导形成压力，使得他们为地方利益而向中央讨价还价。在全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物质利益满足的制度环境中，如果地方领导不能对地方经济发展负责，不能找到发展地方经济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他们就会面临自下而上的合法性危机。即使由中央派到地方的领导，也必须明确地代表地方利益，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做出成绩，才能获得认同与支持。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下而上的认可机制部分地被现有政治制度所包容，地方干部如果不能顾及地方社会的利益，它就有可能被合法地罢免。

地方政府的责任机制的变化，使得地方政府在央地关系中，不可能只是扮演顺从的角色，而是必须经常从地方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由于地方利益与中央的整体利益并不必然重合，于是地方在同中央的关系中，就产生了经常的谈判、讨价还价。从中央的角度考虑，由于中央的政策必须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能得以执行，如果不顾地方的反对，对地方下硬命令，则地方在中央的权威下，往往会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变通执行中央的政策。因此，央地关系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协商和交换的关系。

二、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关系

在改革前，中国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有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是意识形态的有效作用，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强大的规训功能，它可以约束人们对现实生活状态的期望，因而执政者并不需要太大的成本，就可以实现组织、动员、提取等活动；其二，是权力的克理斯玛效应，也就是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权威基础。克理斯玛效应会带来惊人的政治效能，如中，领袖个人不通过任何制度与国家机构的作用，就可以实现一种集权领导。在改革前后，这两项因素都受到削弱。带来了中国意识形态的虚弱，同时，尽管邓小平具有巨大威望，然而当年式的克理斯玛效应已难再现。这两项因素变化的结果，直接导致执政党合法性资源的变化。执政党必须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才能保持并巩固对国家的领导。

之后，当意识形态催生的理想主义激情逐渐消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物质困窘变得更加敏感，“落后的生产与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新的领导层准确把握到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变化，并意识到政权的合法性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已经成了稳定政治统治的最有效机制。领导人开始不断强调经济对政治统治的决定性作用，如邓小平在对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的会议上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p194）“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2]（p195）“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2]（p86）因此，与传统意识形态重阶级斗争等侧重点不同，新的意识形态更加注重现实，它强调基于现代化导向的经济发展，以及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愿望。由此，发展正式成为政治执政的主要导向。

然而，以财政分权促经济发展的路径，对国家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必然会带来影响。无论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或是出于对中外历史经验的认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中，经济自治与政治集权绝非可以相互孤立看待的。如党内重要的理论家陈云就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3]（p365）几年后，宋平再次借陈云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思想。[4]①因此，改革者必定考虑过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何种机制能将经济自治与政治集权联系起来，如何保证政治集权，并运用政治集权来防止地方可能出现的偏离。虽然在改革时期，地方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与管理权力，但在政治上，央地关系仍然保留了中央集权的特征。而中央实现政治集权的方式，则主要通过对地方干部的人事控制。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中，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原则就是党管干部。所谓的党管干部，就是一切干部都是党的干部，都应该根据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分别由中央、各地区及各部门的党委及党组所在单位的党委负责管理。对干部的任免、提拔、调动、审查和干部问题的处理，都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并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主管党组织批准。[5]（p384）在理论上，党管干部原则可以实现两大政治功能：第一，保证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第二，保证一体化的官僚队伍，从而满足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需要。党管干部原则塑造的是一种特殊的党国同构关系，通过这一原则，行政组织事实上被镶嵌在党组织之中，中央可以通过各级党委、党组控制各级各类干部，形成了一个层层控制的干部体系。

从宏观上讲，正是由于党管干部原则的存在，才使中央对地方保持了权威的特征，在这一特征中，中央保持其政策制定者的地位，而地方则主要是执行中央的政策。党对干部的控制，使中央能够掌握改革的进程。中央能够克服地方的阻力，自主地推行改革方针，如沿海率先发展战略，就主要由中央政府所推动，尽管受到了内陆省份的强烈抵制。在保证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在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保证宏观经济平衡以及在诸如防止国家分裂等问题上，由党管干部所保证的中央权威具有实质性的作用。

三、依赖、权力内化与协商型央地关系的产生

尽管中央拥有撤换任何地方领导的权力，但是中央的发展目标导向，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已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交换关系。事实又表明，在分权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不是简单体现为“中央制定政策、地方执行”，而是充满了谈判、交易、讨价还价。地方力量的兴起所形成的多元力量格局，已经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治运作模式。地方政府已经由单纯的中央政府政策的接受和执行者，转化为具有实际的相对独立性的行为主体，中央的许多不利于地方利益的政策得不到有力贯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受到公开的抗拒。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和扩展本地方的利益，在越来越多的政策领域与中央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模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协商的、相互调整的合作模式逐渐取代单向的、中央命令型决策模式。种种情况表明，央地间已经演变为一种基于利益的协商关系，在这种协商关系中，中央与地方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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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资委首次向全球招聘中央国企高管人员，采用向市场公开选聘的办法，打破了长期以来采用的任用制，影响及意义重大。尽管此次招聘尚有不少局限性.却是一个关键性的良好开端。向市场公开招聘绝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涉及到国企改革的许多方面，涉及到人事制度改革的诸多层面。它的成功运作将为后续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和模式。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个很现实的问题.面对来自国内、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国企人事制度改革则显得更加敏感和紧迫。如何选拔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一直是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多年的难题a2003年9月.挂牌不到半年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外发出公告，组织6家中央国有企业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7名高级经营管理者。由国资委牵头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聘高级管理人才活动尚属首次.这是我国国有企业人事管理上的重大突破。此举打破了多年来国有企业高管人员选用上的任命制，采取了引人市场机制选拔高管人员的聘任制.这无疑是国有企业。尤其是重大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其影响和意义是重大的。此次招聘活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思考。

一、此次招聘活动的意义

（一)预示.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走向市场

人事制度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招聘机制、激励机制、考核制度、监控机制、薪酬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各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人手，利用职业经理市场选拔合格人员不失为一种走向市场的举措。在国资委成立之前，196家中央企业领导人的任免主要是通过中央组织部门纳人干部序列统一管理;国资委成立之后，其中53家大型骨干企业的一把手仍然由中组部直接任命.副手由国资委负责管理;但是其余143家中央企业的正副职位都归口国资委统一管理。目前国资委正在对中央企业实施一场制度变革.即通过建立科学的业绩考核体系.对干部人事制度、企业用工制度以及薪酬分配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从而最终在国有企业中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的市场化激励机制。

此次招聘的高管职位将面向全球.按照自愿报名、资格审查、统一考试、考察了解、决定聘用等程序，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范化运作。从人力资源市场上选拔到合格的人才。这是国企人事制度改革向市场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二)利于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经营权与所有权真正分离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产权明晰，经营权与所有权真正分离。在现有情况下，理论上国资委只负责管理中央国企的董事会，企业的高管由董事会负责任命。虽然此次招聘是由国资委负责牵头.有越姐代疤的嫌疑.但走向市场广泛征求高管人才.本身就意味着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与所有权进行分离。当然.这只是迈出的第一步，还不足以使经营权与所有权真正分离。但后续改革，如经营决策权.包括聘用总经理的权利逐步让渡给企业的董事会.都将使国企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此次招聘的局限性

这次招聘是一次时代的进步，但也存有一定的局限，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招聘的范围窄

由于是首次公开招聘高管人员，整个招聘活动具有明显的尝试迹象.因而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外公开招聘的企业少

公开向市场招聘的企业是6家，共7个职位，而受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有196家，招聘的企业数只占3%.所以改革的力度还很小。当然一旦此举获得成功.则可以在国企中进行推广.大规模地进行公开招聘。

2、招聘的地域窄

虽然此次招聘是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管人员。但从6家企业的招聘要求来看，只有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对应聘人员不限国籍，其他5家企业均要求具有中国国籍。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高级管理人员进人的门槛，把全球众多优秀的人力资源挡在了门外。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在人才选拔上有很大的差距，跨国公司在人才选拔上采用的是“全球资源”.有的董事会成员40%以上是外国人;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目前大部分只采用本地人。

3、招聘的职位单一

从招聘的职位要求来看，六家企业招聘的职位清一色的都是副职.其中5名副总经理，2名总会计师。众所周知.企业的副职的职权比起总经理级别的职权要有限得多，很难对企业进行根本性改革，一把手才是关键。再者，在此次公开选聘的七个高级职位中。有五个岗位都是招聘财务、金融方面的高级人才，这表明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目前在我国国有企业中的需求特点。而综合性高级管理人才(正职)的公开招聘还是空白。

(二)招聘选拔的不完全市场化

此次招聘，根据报名情况，由国资委招聘领导小组确定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笔试.笔试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员进人到最后的面试，负责面试的考官除国资委的领导和招聘企业的总经理之外，还将邀请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一起参与。整个招聘将在11月底之前全部结束。招聘结果必须经国资委认可，并由国资委统一颁发聘用证书。国资委曾经一再强调，要给国有企业充分的自主经营权。而国企副总经理的职位还要国资委亲自组织选拔和认可，有上级主管包揽的嫌疑.代替了本属于企业董事会的决策行为。

三、为确保招聘的最终成功，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公开向市场招聘绝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它的成功与诸多方面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招聘应与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协调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涉及人力资源计划、工作分析、员工招聘与配置、绩效考核、员工培训、员工薪酬和员工激励等方面的工作.招聘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各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协调、所以要协调好以下工作。

1、做好招聘的基础工作

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个性化的职位和职位要求.同时对需要设置何种职位及其要求都应纳人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和计划当中，避免职位招聘的随意性.并且有针对性地选择到适合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因此任何一个科学合理的招聘都应该以有效的工作分析为基础.并围绕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和计划去开展。大型国有企业责任重大，对于高管职位的招聘更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2,做好招聘的后续工作

企业在招聘到合适的人员后，必须进行科学的绩效考核，给予合理的薪酬，有效地激励他们，以保证他们在企业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合理确定高管薪酬

高管的薪酬在大型国有企业中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切实际的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和不分对象按级别确定薪酬的做法都不合适，必须考虑收人的公平和效率。为此应作好以下几个环节的工作。

1、改革现有的薪酬制度，与国际接轨

在旧的薪酬分配制度下，对国企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薪酬制度与普通行政部门的干部相同，报酬的多少与企业的经营情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相应的级别来制定薪酬。这种与市场行为背离的做法，负面效应大，高管的积极性不大，责任心也不强，并带来短视行为。

2,建立公平、公开、会正的业绩考核体系

薪酬的确定是与业绩挂钩的，而合理的薪酬则应建立在科学考评体系的基础上。企业员工的薪酬制度是否合理、是否具有适度的激励功能、是否与员工的工作贡献有效地挂钩、薪酬总体水平是否适度等都可以通过业绩考核获得信息。根据业绩考核的结果，对于核心型的、贡献大的高管人员应当予以相当大强度的激励和薪酬。所以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业绩考核体系有利于合理确定各级人员的薪酬.使之制度化。

3、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

此次招聘面向全球，必然会吸引到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但他们的加盟是有条件的。众所周知，企业的背景、发展前景及职位的高低固然是吸引人才流人的因素，但是薪酬的高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若所招聘职位的薪酬明显低于国际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行情，则很难吸引到一定的人才;若薪酬完全与国际接轨，而与企业自身的薪酬体系相去甚远，则又会引发企业内部的不公平，影响其他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所以要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既保证对外具有吸引力.能招聘到合格的人才;又保证对内具有公平性，能够有效激励各级员工。

(三)提供相应的适合“空降兵”发挥才能的平台

中央范文篇6

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政府只有有效地提供了公共服务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让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政府本位、官本位体制转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为了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大部制改革应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以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为改革目标。首先，树立服务意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伴随着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政府必须减少管制层面，强化服务功能，在政府管理上进一步由“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其次，打造透明务实型政府，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健全政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管权。再次，强化危机管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政府要有危机管理的意识，建立预防、预警、反映、救助和社区参与等危机机制。

二、大部制改革需要其他配套改革相配合

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组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整体配套改革的原则，使大部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相互协调和彼此促进。一方面，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再造，就在于它实行的是行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合理划分和相对分离。因此，大部制改革要遵循“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我们要以这次大部制改革为契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使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走上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同时强化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完善首长负责制、严格实行限时办结制和贵任追究制。另一方面，使地方行政部门的设置和中央的大部制改革相适应。中央政府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虽然处于高端的支配地位，但治理的效果最终体现在地方，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不当，地方的大部制改革没有跟上，那么，无论是大部制还是小部制，都可能治理无效。三、大部制在建立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部门利益

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多年来被强化的部门利益。大部制机构设置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相互扯皮的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是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大部制改革如果不成功，就会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除了建立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以外，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也是一条重要途径。上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所建立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部都有关系，这些部门和发改委的每个司、处都一一对应。但是发改委模式绝对不是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发改委的权力过大，完全成了一个“小国务院”。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应当抓“大”放“小”，剥离出工业行业管理的相关职责，缩小投资审核的范围，下放部分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的权力。各个部门在发改委的统一调控下，协调动作，往一个调控目标使劲，可以达到最佳的调控效果和较高的行政效率。

四、大部制改革需要良好的法律保障

由于受计划经济和部门立法的影响，我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部门一套法律体系的现象，大部制改革后，有关执法主体，诉讼管辖和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同时，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问题，国家应当以此为契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实行综合立法。首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所有的部门立法进行统一规范，对那些与现行法律制度相抵触的部门立法进行废除处理，对于那些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和与现行法律法规相适应的部门立法，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

中央范文篇7

关键词：中央苏区；背景；举措；启示

中央苏区成立后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内外部环境仍错综复杂。一方面，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疯狂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党内贪腐现象严重，铺张浪费比比皆是。基于此背景，中国共产党通过抓好反腐倡廉建设，达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

1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背景

1．1外部环境———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中央苏区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往的策略，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经过详细的研究和考察，领导工农红军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并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政权。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1929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进军。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随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军事“大围剿”，严重破坏了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中央苏区饱受内忧外患之苦。面对国民党的全面封锁，红军的生存问题亟待解决。1．2内部环境———腐败滋生危及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旧政权存在根本不同的新生政权———苏维埃政权是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为人民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谋利益。然而，在国民党白色政权的包围下，苏维埃政权由于受到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党内腐败现象杂乱重生，比如官僚主义、贪污浪费、以权谋私等。腐败的滋生已经严重危及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巩固。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开支过于随意，浪费比较普遍。1932年，江西首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就明确指出：“一乡每月花销达到数百元，一区达到数千元，到了县一级甚至达到万元以上”。二是侵吞公家钱物，贪污受贿盛行。当时，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徐文亮利用职权之便，把打土豪分来的布私自给自己的老婆做衣服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就私吞军政机关的公款共二千多大洋。三是挪用公款经商营私。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带头邀请城市党总支书记余当文、贫农团主任易林和另一商人合股开酒店卖酒。四是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一些地方政府任用熟人推荐上来的人混进党的干部队伍，导致革命队伍中滥竽充数的大有人在。五是官僚主义之风盛行，只凭强迫命令办事。部分地方干部不但不到下面巡视检查工作，而且经常是心血来潮随意“命令”、“训令”、“通令”，这种工作方式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下级不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随意命令和强迫群众现象普遍发生。造成苏维埃政府腐败现象频发的原因多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思想方面。由于中央苏区的建立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封建政治传统的社会政治形态的产物，封建“做官发财”思想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这种思想正在不断腐化苏维埃政府的部分领导干部。同时，由于苏维埃政府的成员身份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二是组织方面。当时的革命队伍确实存在鱼龙混杂的局面。那些动机不纯的分子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兴的是一己之利的实，利用职权便利在革命队伍里大肆捞取政党收益。三是制度方面。鉴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执政党，只是在中央苏区临时执政，无论是法律条文的建立，还是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出台了许多经济政策，但因当时恶劣的革命斗争环境，工作的重心主要是武装斗争，进而导致法律法规的制定并不完善，很多好的经济政策也被搁置。

2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措施

无论是官僚主义作风，还是贪污腐败现象频发，这已经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加剧了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压力，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反响强烈，影响恶劣，进而导致一些群众对苏维埃政府丧失信心，转移到白区生活。因此，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时不我待。为了加强廉政政府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廉政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2．1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完善苏区民主制度。在推进民主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央苏区通过借鉴苏俄经验并结合地区实际，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一是建立健全市乡代表会议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干群之间的密切关系，让广大党员干部能听到群众真实的声音，也能保证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能得到及时反馈，群众的问题也能得到及时的解决。二是适当划分行政区域。由于中央苏区很多地方比较偏僻，不便管理，苏维埃政府决定把一些辖区较大但又偏僻的地带重新划分，这样一来，很多辖区缩小了，政府也就能较为全面的听到人民群众的声音，并对群众的反馈做出正确而敏捷的判断和解决。2．2建立财政制度，统一财权。为了保障红军队伍的日常开支和战时需要，苏维埃政府决定建立财政制度，保障财政资金专款专用，杜绝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利用职权之便喝兵血，钻制度的空子，随意挥霍人民群众的财富等现象发生。因此，中央苏区制定了《暂行财政条例》，并从五个方面建立财政制度：一是决算制度建立。每月要在规定时间内按时上报上月审核和下月预算。二是税收统一。中央苏区的税收权要严格把控在苏维埃政府自己手里。三是会计制度统一。通过会计制度的建立，进一步规范了苏区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对贪腐行为形成巨大约束。四是审计制度建立。1934年，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并出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为经济监督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五是国库制度建立。为方便财政资金的统收统支，中央苏区建立国库，以便随时调配资金合理使用在军队建设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2．3加强立法，严惩腐败。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先后出台了《中华苏维埃组织法》、《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条例，这些法律条例的出台，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也使得苏区政府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彰显了中央苏区苏维埃人民政府反对腐败和抵制腐败的决心和毅力。2．4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如果一个政府缺乏有力的监督，那么这个政府很容易滋生腐败。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党内监督，在借鉴苏联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立足苏区实际，逐步建立起了党内监督制度。在此基础上，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配套的行政监督机制，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加强工作巡视和检查，保证政令畅通。同时，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苏维埃政府还决定建立群众监察组织。对于群众反响强烈的腐败现象，中央政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零容忍”。此外，苏维埃政府还运用媒体工具，通过《斗争》、《红色中华》等报刊杂志在丰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有效发挥了舆论的监督作用。

3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当代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取得的实效和总结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依然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强，对腐败分子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重温这段历史，无疑是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有重大启发。3．1强化学习教育，筑牢思想防线。苏维埃政府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开办思想政治学校、开展学习交流会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提高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一是加强干部廉政思想理论教育，提升整体素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至今，已经发展了8000多万党员同志，不断给党内注入新的活力。尽管党员队伍很庞大，但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不免会存在一些动机不纯的害群之马，也会存在一些党员干部随着地位上升，经受不住金钱、美色、权力的诱惑，丧失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最终脱离人民群众，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只有加强对党员同志的思想政治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自己，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价值观。二是拓宽党员教育主渠道。古田会议就开辟了诸多渠道，比如党报学习、会议座谈等。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充分使用各类主流媒体和现代传媒，打造多样化的教育模式，形成多种渠道教学，提高党员同志的思想认识和党性修养，切实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民多做实事、多办好事。3．2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制度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发展和政权稳固。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人民政府通过建立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制度，比如审计制度、国库制度、会计制度等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有效地巩固和发展了红色革命政权。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下，党要能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日新者必日退。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提出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通过这些举措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抵制了奢靡之风。3．3运用多种方式形成监督合力光靠党内监督是不够的，苏维埃政府在监督问题上，从党内扩大到党外，涉及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十三五时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强监督。势在必行。一是党内监督。强化党内监督，就是要重点监督“一把手”，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杜绝滥用私权为自己或亲属牟利。同时要把群众反响强烈的问题作为重点，及时查处贪腐分子，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此外，还要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完善各项监察制度，让腐败分子无空子可钻。二是民主监督。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有损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要及时查证解决。另一方面，要强化网络监督。在大数据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一种监督平台。合理使用网络监督，能起到更大的监督效果。

作者:孙嘉翊 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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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珊．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14．

［3］赖宏，温智伟．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J］．党史文苑，2008，（2）：18－21．

［4］张颢．论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反腐倡廉机制建设及其当代意义［J］．党史文苑，2010，（22）：70－72．

中央范文篇8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和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结合审计工作报告，对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国务院报告的200年中央决算：中央财政收入15110.27亿元(已扣除新增出口退税指标1275.32亿元)，比预算增加1291.12亿元，完成预算的109.3%；中央财政支出18302.04亿元，比预算增加1284.59亿元，完成预算的107.5%，其中，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10407.96亿元，完成预算的110.6%；中央财政赤字3191.77亿元，比预算减少6.53亿元；国债发行7021.35亿元，其中代地方政府发行150亿元，与预算基本持平。

这次提交的决算草案与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和批准的2004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略有变化，主要是中央财政收入增加了28.73亿元，中央财政支出增加了27.65亿元，预算赤字减少了1.08亿元。财经委员会认为，2004年国务院及其财政等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宏观调控，努力发展经济，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提高了重点支出的保障能力，2004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是好的。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也是历年中最好的。财经委员会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2004年中央决算(草案)》。

同时，财经委员会认为，中央预算执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中央预算编制、执行方面有些仍然不够规范，预算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中央与地方之间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中的事权划分和管理方式有待改进；财政隐性债务问题不容忽视等。审计署对预算执行情况依法进行了审计，做了大量的工作。审计工作报告总体上肯定了200年中央预算执行工作，也指出了预算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改进预算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和地方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切实进行整改，依法追究责任，在200年底前将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审计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加强中央预算管理的意见是可行的，应当认真加以落实。

为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财经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努力改进预算编制和管理工作。应当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改进预算编制方法，形成财政资源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能力均衡发展的机制。要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要界定和完善部门预算中基本支出的范围和标准，合理确定各部门的支出水平。进一步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监管，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要采取措施解决医疗、医药单位财务收支中的问题，严格禁止学校违规收费。进一步改进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落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措施。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划转。

(二)进一步推进中央基本建设预算管理改革。要按照投资体制改革总体要求，推进中央基本建设预算管理改革。逐步提高中央基本建设预算年初分配到项目的到位率。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基本建设预算管理事权，对于相对固定的属于地方一般公共事业发展项目投资，应当纳入地方预算，由地方统筹安排；对于确需中央专项安排的补助地方投资支出，要提前作好规划和项目储备，改进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中央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及其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强化财政支出管理。要对财政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强化重点支出管理。要重视对预算资金使用效果的追踪问效，建立科学的目标责任制，并进行考核，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的严肃性。今年要选择部分重点专项支出和基金支出项目，进行财政预算绩效评价试点，逐步推行绩效审计。要加快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改革，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中央范文篇9

关键词：中央苏区；思想；古田会议

一、中央苏区时期是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

中央苏区又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它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前期形成，以赣南、闽西为主，加上粤北部分地区组成，由、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其存在的具体时间应该主要是在1929年至1934年期间。中央苏区大致经历了创建、形成、发展以及红军主力离开中央局还坚持活动的一段时间。作为在延安时期成熟的思想，作为中共七大上第一次被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的思想，中央苏区时期无疑是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研究其在中央苏区的形成过程、特点、规律，对于进一步认识和学习、研究思想，对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历史和经验，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中央苏区时期，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领导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特别是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在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在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社会方面、法治方面的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不仅是在中央苏区，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以及以后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等也是如此。革命根据地不仅要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多路围攻作斗争，还要努力反对和克服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

二、革命实践及理论创新产生了思想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统一思想认识，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提高党和军队的战斗力，还致力于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努力撰写文章、报告，现收入《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中，土地革命战争的16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井冈山时期写成，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还有7篇是在创建中央苏区及中央苏区时期写成，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另有7篇是长征到达陕北后完成的。而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从井冈山下山以后起草和撰写的文告、信件、决议、报告等共15件，即《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给的信》《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前言》《分青和出租问题》《〈兴国调查〉前言》《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乡苏怎样工作？》。《选集》和《文集》两个版本，从内容来看绝大部分都不重复，只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给的信》是同一份文件，《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决议案全篇13万字，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约有5000字。换句话说，《文集》收入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有8000多字是没有收入《选集》的。两个版本发表在中央苏区的文章，加起来至少为20篇，内容丰富，涉及到形势、党和军队的建设、经济工作、农村工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政权工作、调查研究等多个方面。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有着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他提出中国革命需要“主义”，即需要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道路的正确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同时也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许多共产党人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已经提出并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中国革命的力量有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于1927年9月领导秋收起义，随后在湘赣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井冈山地区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初步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与此同时，把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创造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深刻地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从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的不统一，各派新旧军阀的长期混战等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从1929年起，和他的战友们挺进赣南闽西，拉开了创建更为广阔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序幕。中央苏区时期的，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及创新，所以，中央苏区时期成为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红色闽西也成为思想形成的一片沃土。

三、红色闽西是思想形成的沃土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上述20篇文章中的一篇，我们以此为例。古田会议决议是一个笼统而简要的称谓，下面包括了8个决议①还是8个部分②，学术界说法不一。但从决议的标题和格式看，可能说它是8个部分更为妥贴。而不管是8个决议还是8个部分，内容是相同的，依其顺序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个别的文字表述略有区别。关于古田会议决议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学术界通常比较认可以下说法：一是明确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二是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三是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四是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五是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六是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七是论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③。从上述内容看来，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相当丰富，而且从以后的实践来看，这个决议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为这个决议不仅解决了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而且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这个决议也成为红军包括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看到，过去的研究者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古田会议决议对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深远影响，但对于其在思想形成问题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方面关注不多，语焉不详。虽然有学者提出，古田会议决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重任问题，因此决议高屋建瓴，要解决的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课题，即党和军队的关系，并要求对影响和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错误思想、倾向作坚决斗争。还有学者从政权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党的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在这一时期的理论贡献，但对许多问题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古田会议决议是针对当时红军队伍、红军建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阐述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回答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所以，古田会议决议是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党和红军建设道路中寻求规律的思想火花之集大成，真实地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追求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真理所进行的理论创造。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指出：“军队工作古田会议决定是1929年作出的，现在能够实行，革命就胜利了。”［1］5这句简短的话语，既是对古田会议决议的高度评价，也画龙点睛地说明古田会议决议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继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之后，1930年1月5日，在闽西上杭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一封回信，后印发部队干部，作为形势与任务教育材料。在信中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的革命道路的理论。自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从1927年8月到192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和农村的大小起义近百次，但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指导和苏联经验的影响，那时的武装起义多少都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无论是在城市发动，还是在农村举行，都是以攻占城市为目标。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凭借其掌握的强大武装力量，占据了所有的城市。他们在城市中建立反动政权，实行白色恐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力量受到沉重打击，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实际上已不可能，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井冈山斗争为起点，开始从实践和理论上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说明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针对当时党内一些人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缺乏深刻认识的观念，有的人甚至对农村斗争的前途表示悲观，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且不愿过根据地的艰苦生活，主张走州过府式地到处游击的问题，在古田会议上批评了不要根据地的流寇主义。在给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这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适应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总结各地武装割据的经验，认为“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到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还强调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98－99这些论述表明，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被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分割统治，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因而决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等等，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已经开始摆脱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形成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因此，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著作和古田会议决议一样，被认为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作者:李蓉 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中央范文篇10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是对全党工作的重大要求。实现这个重大要求，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就能更好地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学书记重要讲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深刻理解、努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我们要铭记在心，付诸行动。

学书记重要讲话，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要深刻认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学书记重要讲话，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当面对艰巨的使命、繁重的任务，每当处于重要的时刻、关键的时期，党中央都十分强调加强全党的学习，强调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一定要加强学习、勤奋工作，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开好党的**大，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团结奋斗。

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深刻阐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鲜明地指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一个民族要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是一条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理想信念。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无论遇到什么风险考验，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就必定产生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就必定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展。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要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运用规律来指导研究和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高度，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这是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向全党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的结果。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我们才能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新时期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把科学发展、共建和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奋斗历程充满艰辛，宏伟目标催人奋进。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就，迈出新步伐。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仍然需要我们艰苦奋斗，不懈努力。我们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前进的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是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所在，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所在。全党同志一定要深刻领会，牢牢把握，自觉实践，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奋斗。

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是我们学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以同志、邓小平同志、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个方面，提纲挈领，切中实质，使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统筹兼顾，总揽全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注重实现良性互动，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我们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我们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就能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清醒认识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这是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新认识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社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论断，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

新时期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等。这些都说明，我国依然处于不发达阶段，我们所达到的小康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