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东欧范文10篇

中亚东欧范文篇1

关键词：中国；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研究综述

一、引言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亚五国的独立使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再度凸显出来，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历史与文化研究，再度成为国内学术界诸多学科十分关注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如何建立和加强中国(新疆)同中亚五国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成为当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内容涉及合作现状、互补性、战略定位、能源合作与安全等诸多方面，但很少有文章对此加以总结归纳，笔者试图对有关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研究进行综述，其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现状分析；第三部分是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互补性分析；第四部分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问题；第五部分是对现有研究的简评。

二、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现状

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的经济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进入新世纪，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新疆)利用地缘优势，积极与中亚各国发展经贸关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就当前学界对双方经济合作的现状分析来看，主要包括已有成效和存在问题两个方面。

(一)已有成效

自20世纪80年末，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从科技领域开始逐渐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目前，双方经济合作主要涉及种植业、畜牧业、林业、重工业、生物技术、新能源、轻工业、食品工业等领域(王海燕，2002)。上合组织成立以来，随着双方高层互访的日益频繁，中国和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得到较快发展，并成为双方合作关系的主旋律，无论从合作内容还是从合作方式上看，都得到空前发展(唐艳辉等，2004)。顾华详(2006)认为，在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中，新疆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十分突出，是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体现在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愿望不断增强、双方发展经济贸易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以及双方加强经济合作的条件得到了不断改善三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新疆与中亚国家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8.5%，比“九五”时期提高18.8个百分点。任华(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合作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新疆边境贸易额达64亿美元，占全区对外贸易额的80.58%，其中，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占新疆边境贸易总额的94%，贸易增长率超过了50%；二是中亚区域贸易在新疆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增强，2005年，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为新疆出口贸易国的第一和第二位，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新疆进口贸易国的第一、第五和第六位；三是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一方面，新疆向中亚五国出口的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逐年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另一方面，新疆从中亚五国进口的商品中，中国企业开始更加关注产品质量；四是经济技术合作质量不断提高，合作类型逐渐从服务业、饮食业等商业型领域向生产型领域转化；五是贸易方式日益多元化和规范化，从早期的易货贸易转向现汇贸易、边境贸易、旅游购物、加工贸易、劳务输出、工程承包等多种形式。除此之外，王海燕(2005)还认为，1992年以来，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层次不断提高，产业合作有所加强，合作路径不断拓宽。

(二)存在问题

关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基本现状，国内学者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虽然双方的经济合作已发展到多个领域，但总体上仍属初级阶段，经济合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难点和制约因素。

顾华详(2006)将这些难点和制约因素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新疆)方面来看，企业缺乏寻求与中亚国家主动合作的强烈意识，缺乏一批有实力的从事跨国投资经营的企业；政府的引导、推进作用发挥不够；银行未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境外融资和业务咨询服务；缺乏支持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对与中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潜力和经济效益认识不足；缺乏一大批适应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全社会推动和支持企业主动拓展中亚国家市场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边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等等。二是从中亚五国方面来看，当前政治不稳定、法制建设滞后、市场规范性差、社会稳定问题突出等因素是影响其与新疆之间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钱勇(2006)认为，从新疆方面看，经济基础薄弱，对国家的“输血”依赖性较强。外向型经济不强。新疆远离国内发达地区市场，运输成本高，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短缺，投资环境较差等等是制约与中亚五国进一步合作的主要因素。从中亚国家方面看，各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有关国际合作与开发等领域的相关文件约束性不强。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金融服务、政府管理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障碍和问题。王海燕(2005)认为，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政策性问题突出、边贸发展严重不平衡、产业合作水平低、地区性协调组织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等等构成双方进一步合作的障碍。另外，边贸秩序混乱、经济技术合作明显滞后、领域狭窄、缺乏整体性和长期性战略(刘志勇，1994；宋戈平等，1997；王圳等，1999)、信息体系不完善导致决策滞后(鲍敦全等，1995)、中亚国家投资环境不理想(宋戈平等，1997；姚勤华等，1998；王圳等，1999；赵常庆，2002)等等也都是双方在经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制约因素。

三、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互补性

经济互补性，可以分为市场互补性与经济技术互补性两种类型，正是由于这两种经济互补性的存在，使得双方都有经济合作的需求和愿望：前者是双方贸易往来的前提，双方可以通过贸易合作互通有无；而后者则为双方产业合作提供巨大空间，双方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取长补短。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也是源于双方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

(一)市场互补性

关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市场互补性，国内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亚五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国(新疆)经济发展所需要，而中国(新疆)质优价廉的轻工产品、食品、家用电器满足了中亚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徐宣全，2003)。刘建蒲等(2000)通过对新疆与中亚五国工业产品结构比较分析发现，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资源及产品互补领域广泛，新疆一大批自给有余的食品、纺织品及日用消费品如糖、罐头、白酒、纺织品、服装、民族特需品等，在中亚五国缺口较大；而新疆铁矿、钢材、磷肥缺口大，可以从中亚五国大量进口。徐进欣(2007)也指出，中亚各国独立后，经济多处于调整和恢复期，十分需要中国的家电、建材、通讯设备和日用消费品。胡颖、李道军(2006)运用RCA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得出结论：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间存在贸易互补性，具体来说双方在能源矿产类产品、纺织服装、民用品和机械类产品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双方的贸易潜力巨大。中国人民银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课题组(2007)认为，随着国内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的逐渐深入，中亚国家与中国经贸往来的快速发展，区域间的经济互补性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是中亚五国轻工业基础薄弱，80%的生活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来源于中国，二是中亚五国的石油、天然气、矿产、有色金属、皮毛及煤等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是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源。

(二)经济技术互补性

经济技术互补性是双方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开展技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发展专业化分工及协作，可以促进双方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王海燕(2002、2006)通过长期对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产业合作互补性的研究发现，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可以开展互补性合作的领域很多，最重要的是工业类、农牧类、资源类、生态类、环保类及旅游类领域的合作。(1)工业合作，由于新疆与中亚五国发展工业的资源雷同，因此，双方工业在应用技术上有较多的合作空间，这些工业主要有电力工业、建材工业、轻纺工业、造纸业和塑料工业、食品工业等等；(2)农牧业合作，主要包括棉花、粮食等对双方都很重要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品种资源搜集、品种与种子审定、良种繁育与推广、大规模机械化集约化种植、保护以及节水灌溉、改进畜群结构、草场改良、家禽集约化大规模生产等方面；(3)资源类合作，主要涉及双方地区发展最重要的支柱型产业能源类、金属类和非金属类矿产的勘探、开采和加工。由于双方都是资源富集区，这一领域的合作将对双方都有实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4)生态、环保类合作，主要涉及双方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研究以及对双方影响都很大的核废料、工业废料、取暖废料等在内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干旱、土地沙漠化和盐渍化等的治理与研究；(5)旅游合作，新疆和中亚国家的旅游资源互补性很强，由于语言接近、地域相连，又有共同的古丝绸之路深厚的文化底蕴，双方发展“东联西出”和“西联东出”的旅游业存在广泛的基础。高志刚(2005)、方然友(2007)、中国人民银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课题组(2007)等学者或机构对此问题也有较深入具体的分析，都认为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在产业技术领域互补性强，有较广阔的合作前景。

四、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能源合作问题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性能源紧张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成为双方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双方合作的背景、现状及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

(一)背景

新世纪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供给矛盾日益突出，能源短缺成为制约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因素。如何解决能源问题，变为全球性探讨的热点(李琪，2007)。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能源安全问题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国内石油资源储量不足，产量增加有限(明庭权，2004)。据英国石油公司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石油总储量仅占世界储量的1.3%，中国石油探明储量占全球的1.3%，消费量占8.5%，天然气储量占1.3%，消费量占1.7%。中国能源短缺尤其是石油短缺已经成为可确认的基本国情(蒋新卫，2007)；第二，原油需求持续膨胀，供求矛盾日益显著。我国从1993年成为纯石油进口国以来，进口量逐年增加，2005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原油及成品油进口国。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10年中国石油消费的61%、2020年石油消费量的76.9%要依靠进口(蒋新卫，2007)；第三，原油供给受制于人。一方面，进口来源主要集中于中东和非洲这两个局势不稳定地区，据测算，2002年我国从这两个地区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78.7%。另一方面，我国石油进口的特点是以海运为主，且主要走马六甲海峡(约占海运石油的80%以上)。来源与运输通道的单一性导致了中国石油进口供应的不安全性(贺湘焱等，2006)。从中亚五国方面来看，虽然中亚地区的石油资源不能与中东地区相比，但据能源专家估计，即使不把里海石油计算在内，中亚也是仅次于中东和西伯利亚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储积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能源库之一(明庭权，2004)。独立后的中亚五国都将油气资源开发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并积极实施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但中亚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区，四周被陆地包围，没有出海口。因此要获得出口通道或出海口，与世界市场建立紧密的联系，必须借助其他国家。目前，中亚的油气管道几乎全部依赖俄罗斯，而俄罗斯利用这一垄断优势收取高额的过境费，中亚国家急于寻找其他合作伙伴，以保证其能源出口安全。中国是中亚国家油气资源向东流动的必经之地，并有可能将日本和韩国的市场与中亚连接，同时中国本身又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新兴市场，这一特点对中亚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罗晓云，2003)。在上述背景下，可以说，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亚国家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形成了国家利益的互补，也为双方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双方能源合作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关于中国与中亚五国能源合作的现状，贺湘焱、计芳君(2006)给予了较全面的分析。近年来，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合作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和能源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中国积极参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与相关国家达成了一些能源合作框架协议，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已有具体的合作。一方面，从1997年6月开始，随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合作正式启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开始参与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被称为“世纪合同”的中哈原油管道于2005年年底建成。中哈原油管道西起哈萨克斯坦里海沿岸的阿特劳，向东经过哈萨克斯坦肯基亚克和阿塔苏，最终到达新疆的独山子石化公司。中哈石油管道不仅使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石油更趋便利，石油输送不经过第三国，也不用铁路和油轮运输，安全系数高，而且也将改变中亚国家在石油出口方面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局面。哈萨克斯坦不仅可以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输出石油，还可以输送包括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石油。

虽然双方合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和中亚国家在石油合作方面涉及的领域不多、深度不够，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李琪，2007)：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大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压力构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能源合作的主要威胁。美国和日本等国从全球战略和自身能源安全利益出发积极介入这一地区，试图控制里海及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利用权，强化自己在该地区能源争夺战中的地位，以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第二，多重矛盾相互交织、安全形势十分脆弱，影响了双方的能源合作。里海——是中亚地区多民族、多种信仰的交汇地带，民族、宗教问题凸显，危机四伏，各种争端时有发生，三股势力活动猖獗，安全形势十分脆弱，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的影响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进程；第三，由于双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国情等方面存在差异，目前，双方在能源合作方面还存在诸如技术、投资、规范、协调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予以解决。公务员之家

五、简评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除上述领域外，国内学者就双方合作的多个领域展开了研究，如环新疆经济圈视角下的区域合作、金融领域的合作、产业领域的合作等等。可以说，以上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或者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总体而言，以上研究大多是站在国家角度从政治领域合作(包括战略安全、外交)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分析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希望通过政府来推动双方的经贸合作，然而到目前为止，由政府推动的这种合作进展缓慢，成效并不大。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利用地缘优势，从产业或企业的角度积极推进双方更加具体的合作，应该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但在这些具体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还没有系统的成果，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务实地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海燕.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分析[J].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2(2).

[2]王海燕.中国新疆在中国与中亚诸国经贸合作中的定位[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2).

[3]王海燕.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4]唐艳辉，陈海威.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J].国际经贸探索，2004(6).

[5]顾华详.新疆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J].新疆社会科学，2006(3).

[6]任华.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便利与前景——以经济全球化为视角[J].国际贸易，2006(7).

[7]钱勇.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广阔[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9).

[8]刘志勇.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现状及对策[J].国际经贸探索，1994(6).

[9]宋戈平，孟春舫.试论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J].人文地理，1997(3).

[10]王圳，申金升.论发展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J].中国软科学，1999(12).

[11]鲍敦全，何伦志.中国与中亚五国技术经济合作研究：新疆案例[J].世界经济文汇，1995(5).

[12]姚勤华.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和深化[J].东欧中亚研究，1998(6).

[13]赵常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关系[J].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2(1).

[14]徐宣全.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的有利条件[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15]刘建蒲.关于新疆开拓中亚市场的对策研究[J].新疆财经，2000(1).

[16]徐进欣.深化经济互补性合作促进与中亚国家地区外经贸可持续发展[J].新疆金融，2007(5).

[17]胡颖，李道军.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贸易竞争力与贸易互补性研究[J].商业研究，2006(17).

[18]中国人民银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课题组.新疆喀什与中亚国家周边地区经济互补性的领域项目及金融配套支持情况调查[J].新疆金融，2007(5).

[19]高志刚.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技术对接[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3).

[20]方然友.点对点的追寻：新疆与中亚国家周边地区的经济互补——新疆金融学会课题组赴喀什、克孜勒苏调研综述[J].新疆金融，2007(5).

[21]李琪.“丝绸之路”的新使命：能源战略通道一一我国西北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与安全[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2]明庭权，韩学峰.21世纪中国石油安全与中国中亚石油战略[J].兰州学刊，2004(5).

[23]蒋新卫.中亚石油地缘政治与新疆建设能源安全大通道探析[J].新疆社会科学，2007(1).

[24]贺湘焱，计芳君.新疆与中亚石油合作发展问题探析[J].新疆财经，2006(6).

中亚东欧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新疆；中亚五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边境金融合作

一、引言

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点推进的核心区域，我国与中亚国家在技术、贸易、金融合作领域具有良好的经济互补性和发展前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逐渐密切，在我国的进出口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然而我国和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合作是在经济合作基础上形成的，又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合作，为经贸往来提供便利与支持。因此，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深化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维护国家经济、能源安全，实现向西开放的重要途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一气呵成的，要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首先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等方面下手。同时，要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金融发展与合作论坛的作用，推进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国际合作基金平台的建设，以深化区域边境金融合作，促进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桥头堡和核心区。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1、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与西亚各国之间形成的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包括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2013年由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2、货币金融合作。货币金融合作就概念外延上来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货币金融合作特指汇率合作机制，即旨在谋求各成员间货币汇率稳定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包括为保证汇率稳定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协作。广义的货币金融合作包括在货币金融领域的、旨在发展货币金融市场的所有性质、所有类型的合作，包括简单的人力资源培训、信息交流和观点交流，也包括严格的汇率目标区、统一货币安排。

（二）相关文献

我国研究边境金融合作的学者很多，近年来研究我国与中亚五国边境金融合作的文献逐渐增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玛依拉（2013）分析了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要为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的空间的建议。李翠花（2013）从政策平台、区域间贸易及经济开放度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进一步深化金融合作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邢辉（2014）认为从中国与中亚金融合作机制、金融机构、金融合作内容等来看，中国已具备对外金融合作的良好基础。陈文新（2010）、阿布都瓦力•艾百（2015）和陈玉芝（2015）都从地缘优势、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源的互补等方面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潜力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姚德权（2014）从金融合作的外部环境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面临的挑战。马广奇（2015）从政治因素，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服务平台三方面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主要瓶颈，并提出了对策建议。秦放鸣（2015）以中国和中亚国家1992～2012年的实际人均GDP为样本数据，运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理论，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长期内经济周期有共同的随机发展趋势，在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不同步，目前不具备实现货币共同体的条件。从总体上来看，国内立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环境，分析边境金融合作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因此，本文拟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视角对我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进行分析，并提出边境金融合作的愿景。

三、中国-中亚边境金融合作现状

2010年6月22日新疆作为全国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省区开始运行，2010年9月新疆成为全国第一个获准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试点省区，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金融便利。新疆已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2011年6月28日中国银行在乌鲁木齐、伊犁、博尔塔拉、塔城四地同时推出了人民币与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的汇率挂牌。201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机构《关于金融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意见》，为把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提供了金融保障。2013年9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也适时的抓住这一契机，提出建设中亚地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乌鲁木齐金融中心和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着力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和“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综合配套创新试验区”。此外，新疆还将积极打造新疆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现代商业银行，推动区域内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做优做大做强。创新金融品牌，建立、健全国际化多层次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当前，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处于良好发展的前景。但是，也应该看到其当前金融合作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契机，实现中国与中亚五国的互利与共赢。四、中国-中亚边境金融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一）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我国与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经济特征存在差异，既有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的哈萨克斯坦，又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吉尔吉斯斯坦。导致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不同，进而其金融诉求的不同，使得我国和中亚五国的金融合作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例如，中亚五国偏好现金交易，信用卡、支票、电子转账、自动取款机等金融工具还不是很普遍，这种偏好、习惯不利于边境金融合作的开展。（二）融资主体单一、规模较小。目前，我国在哈、乌、吉、塔等国注册的独资、合资企业数量虽已逾千家，但生产规模较小，经营效果不甚理想。新疆和中亚五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资金相对不足，中小企业长期融资较难。民间投资局限于短期、小额、低风险的项目上，不利于规模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强的跨国公司的发展。我国在中亚五国注册成立的独资、合资企业数量虽多，但生产规模较小，经营效益较差。（三）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中亚五国和中国在金融市场的开发度、风险控制能力、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模式等存在差异。封闭式的金融管理模式限制了区域间资金的自由流动，也削弱了金融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金融监管体制不健全，导致区域间金融信息交流受阻、资金流动不畅、金融风险较大，限制了中国-中亚五国边境的金融合作。（四）银行结算体系的统一。行、清算行是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银行结算方式。其中行覆盖面狭小、时效低。银行结算体系的不统一阻碍了贸易的正常进行、增加了贸易的成本和程序的复杂。对于企业而言，不能及时了解资金项目，降低了管理资金账户的效率。由此可见，银行结算体系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构建统一的银行结算体系是推动区域经贸发展的先决条件。五、中国-中亚边境金融合作构想（一）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契机，推动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深化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与挑战。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门户，是联系中亚五国的通道。因此，新疆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国际金融中心，构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伊犁、喀什等地州区域为次中心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积极打造新疆金融集聚区，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融服务网，增强新疆金融业在中亚地区的集聚效应，形成产业新增长极。（二）拓宽金融合作主体。我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主体应该在政府引导下，金融机构、企业、民间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为引导国内金融机构开展中亚地区业务，政府方面可以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多方参与，扩大金融合作的主体，拓展融资渠道。发挥商业银行的信息优势，积极推进我国与中亚五国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政府还可以积极推动促进边境金融合作的民间组织的建立，建立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开展经常性对话的机制，促进中亚国家提高政策和市场信息透明度、保持政策连续性、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创新金融管理体系。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更好地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要创新金融监管体系，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可以建立区域金融信息披露管理系统、区域征信体系等。构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跨境危机处理机制，共同维护区域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四）鼓励开展人民币跨境流通。据统计，人民币在境外的总量中中亚地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动下，人民币在对外交易中将会占更大的比重。为使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金融机构应重视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建设，除依靠自建分行、子行的方式外，还可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拓展海外业务，推出更多品种的人民币业务，促进人民币在海外流通，为当地居民持有人民币资产提供便利。（五）加强边境金融合作与交流。政府可推动定期举办金融合作论坛，搭建我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信息交流平台，各国金融机构之间也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各自在产品开发、风险控制、信息技术、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的优势。加强边境人员培训和政策交流。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干部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以队伍建设和能力提高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发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大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将会越来越密切。深化边境金融合作，就必须推动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构建良好的金融合作环境和健全的金融管理机制，具备较强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与中亚五国金融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刘亚辉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秦放鸣.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定位和选择.新疆大学学报，2013.11.4.

［2］推进金融合作一体化满足上合组织区域市场期许.新华网，2011.9.

［3］朱显平，张建政.“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东北亚论坛，2007.5.16.3.

［4］何剑.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金融合作问题探析.中亚东欧市场，2009.3.

［5］庞岩.推进新疆-中亚贸易发展的金融合作研究.当代经济，2004.19.

［6］玛依拉.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问题探讨.经济观察，2013.13.

［7］胡江龙，李军.新疆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研究.金融发展评论，2013.12.

［8］陈文新.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及对策.管理论坛，2010.4.

中亚东欧范文篇3

关键词：黑龙江省；俄罗斯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合作。

中俄两国是友好邻邦，双方毗邻地区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而中国东北地区振兴与俄罗斯东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机遇。在此背景下，黑龙江省应积极调整对俄经贸合作战略，适时选择新的合作模式、开辟新的合作路径来拓展双方经贸合作发展空间，以实现中俄区域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总体目标。

一、黑龙江省对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机遇。

中俄两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战略实施到一定阶段后，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几乎同时成为两国开发的重点。双方新的区域开发战略的实施具有历史性和针对性，也是为满足两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结果。中国东北地区振兴和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也为黑龙江省对俄区域经济合作向深层次发展提供了机遇。

1.中国东北地区振兴战略的实施。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振兴东北”的发展战略。2003—2004年国家共推出振兴东北国债基金项目297个，总投资1089亿元人民币，安排东北高新技术项目118项。2007年，国务院对《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进行批复，提出要经过10年到15年的努力，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可见，振兴东北地区的目标定位是把东北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国家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由此，东北地区将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界限，形成东北地区经济和市场一体化，并建立区域合作、互动、多赢的协调机制。2009年，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在肯定了过去五年中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又提出了优化经济结构、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农业和绿色经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等下一阶段需要重点抓好的九方面工作。国家为东北地区振兴提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既有利于黑龙江省加快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也为黑龙江省发展对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2.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历史机遇。俄罗斯东部地区占俄领土面积的3/4,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是俄罗斯重要的能源基地和战略后方，也是俄罗斯融入亚洲、扩大同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桥头堡。俄罗斯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开发东部地区已经成为其必然的战略选择。自2007年1月俄政府提出东部大开发战略后，已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从俄罗斯创建新的联邦主体，建立特大城市，到拟定《西伯利亚发展战略》和《2013年远东及后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联邦专项纲要》等文件，可以看出，俄罗斯东部开发的序幕已经拉开。俄政府还将符拉迪沃斯托克申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2012年峰会纳入开发规划，并拨款1000亿卢布用于峰会筹备。这预示着黑龙江省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将翻开新的一页。

二、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区域经济合作成就。

中俄建交以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在贸易、投资、科技和劳务方面的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以往的合作成果及经验累积也为探索黑龙江省对俄区域经济合作新路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发展中的经贸合作。近年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规模逐年扩大。2008年，黑龙江省对俄贸易额为110.6亿美元，约占双边贸易总额的20%。同时新增对俄投资项目45个，中方投资3.52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双方贸易额同比下降39.6%,仅为26.3亿美元。

但在双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尤其是在实施沿边开放带的战略部署过程中，黑龙江省设计建立的“哈牡绥东”对俄贸易加工区有效推动了全省对俄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在保持和扩大服装、鞋帽、纺织品、农副产品等传统商品对俄贸易规模的基础上，黑龙江省还不断扩大家电、汽车、农用机械等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并着力扩大先进设备、关键技术和国内市场急需的石油、木材、化肥、化工原料、铁矿砂等能源原材料商品进口。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商品结构已呈现逐步优化的发展态势[1]。

2.崛起的科技合作。俄罗斯正在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并把加强对外科技合作定位为俄罗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由此推动了中国对俄科技合作的升级。2005—2007年，黑龙江省对俄科技合作已引进、消化吸收及合作研发项目300项，初步形成了以“两园、十三个中心”为主的框架体系，为全面推进对俄科技合作搭建了载体。由国家科技部和俄罗斯教育科技部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莫斯科动力学院科技园承办的莫斯科中俄友谊科技园是中俄两国进行高新技术合作的部级平台。在哈尔滨开发区内规划建设的哈尔滨对俄科技合作产业园，目前已有23家对俄科技合作和出口企业入驻园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医药、航天航空、新材料等产业领域的项目。2008年，园区实现产值5亿元人民币，出口创汇2000万美元。

3.有潜力的劳务合作。俄罗斯东部地区人口稀少，连续14年人口呈递减趋势，劳动力匮乏已经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我国对俄劳务合作存在较大发展空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向俄派遣各类劳务人员约32万人次，2007年底在俄各类劳务人员约3.1万，分布在农业种植、建筑、森林采伐、木材加工等领域。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是我国对俄劳务合作的集中地，2007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吸引的国外劳动力达2.51万，其中来自中国的劳动力最多，占37.3%。黑龙江省对俄劳务合作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边境小规模的过境种植业发展一直呈现良好势头。目前，由于俄东部地区人口呈下降趋势，老龄化特征明显，黑龙江省依托地缘优势开展对俄劳务合作潜力巨大。

三、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区域经济合作路径选择。

随着黑龙江省对俄区域经济合作层次的提高，对打破原有合作模式的束缚已经提出了迫切要求，探索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经贸合作新路径成为双方未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的关键。

1.以参与对方区域开发为突破口。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而作为与俄罗斯毗邻的黑龙江省的振兴也需要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黑龙江省开展对俄区域经济合作地缘上的优势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在中俄区域开发战略同步实施的过程中，互动性是双方战略合作的重点。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东部区域合作的互动是指在共同的需求下，借助对方区域振兴与开发的机遇，增加对外科技、产业合作，紧密协同、联动，利用两个市场、两个原材料供应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这需要双方从自身优势出发，积极主动开拓合作领域，以大项目为依托参与对方区域经济建设，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以平等信任互利为前提，在科技、能源、人才、物流等领域开展交流、对话、协商活动，使中俄区域经济形成联动、协调一致发展，从而开辟黑龙江省对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道路[2]。

2.以技术贸易合作为主导。随着科技竞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在核能、航天、航空、新材料和信息技术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其东部地区在新材料工艺、微电子工业、光电子工艺、激光工艺、核工艺、无线电子工艺、动力设备、专业化学及生物工程等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3]。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历史悠久，人才交流频繁，以大力开展技术贸易为先导推动双方的产业合作，可以形成凝聚双方区域互动发展的合力，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合作效果，由此打开双方区域经济全面合作的大门。为此，黑龙江省要积极引进俄高新技术及技术人员，并提供良好的环境供专家交流、协作，以期不断增强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科技的贡献力。

3.以产业集群形成区域经济发展辐射源。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将科技合作推动产业合作，进而带动相关行业同步发展摆在中心位置，既可以带动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形成，使之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支撑点和产业合作的凝聚点，也可以以此为中心将中俄经贸合作的区域经济效应辐射整个东北亚地区，形成联动效应，最终确定中俄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合作需要立足于产业互动合作，以形成优势产业集群为方向，力求形成以高新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并发挥产业集群区域经济辐射源作用，提高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在高新技术发展的带动下形成多行业产业集群，由此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区域创新能力。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合作创建优势产业集群的经贸合作新路径是对传统区域经济合作的突破，由于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因此形成的产业集群更具活力，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力度更大，区域辐射效应更强。

4.以制度创新破除区域合作障碍。黑龙江省基于产品互补性的贸易在双方总贸易额中比重较大，而以产品差异化为特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小，可以看出，目前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水平还不高。从中俄两国整体的经贸合作来看，人文因素如双方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等，一直是影响双方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因双方的不信任产生矛盾并影响合作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双方需要破除合作障碍，疏通经贸发展道路，以制度创新解决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存在的矛盾分歧。以平等互利、务实双赢为宗旨，保障双方权益、增强信息透明度、规范贸易程序、简化项目审批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是破除障碍、推动合作的有效手段。在黑龙江省对俄区域经济合作中，法律法规完善、制度创新要与双方合作方式、合作路径的不断创新同步进行，如此，才能保障黑龙江省与俄东部地区的顺利合作。

5.以多边合作提高双方合作水平。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规划与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都将发展对外合作、扩大外贸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这说明黑龙江省对俄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要依靠双边合作来实现，更需要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及其他国家的积极参与，以扩大合作的影响及提高合作的层次。

黑龙江省与俄、日、韩等东北亚国家经济交往频繁；俄罗斯、美国分别是黑龙江省第一、第二大经贸合作伙伴，俄罗斯与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可以利用各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加强大项目合作，尤其是能源合作，不断推动经济外向型发展，以期在合理竞争的环境下提高区域经济合作水平。而且通过多边合作，各国之间可以增进了解并建立起对话与交流机制，如此，既可以促进各国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也可以加强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4]。

在过去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不断扩大以及现在余波仍在的时候，黑龙江省选择新的对俄区域经济合作路径是黑龙江省取得对俄经贸合作突破的有效途径，也是黑龙江省创新对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探索。俄罗斯是黑龙江省的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双方的合作需要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不断破除羁绊、开辟新途，如此，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发展，也才能逐渐打开对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朱显平，李天籽。俄罗斯东部开发及其与我国东北振兴互动发展的思路[J].东北亚论坛，2008,（5）。

[2]郭连成。中俄区域经济合作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互动发展[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7,（2）。

中亚东欧范文篇4

从现有的文字记载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从殷商时代起，中国国内各族之间以及对周边各国各族，开放边界(以致疆界长期是不固定的)，经济上相互交流。远到今越南、印度临海地区的货贝等物，已在中国中原地区使用。

春秋战国时代，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罗马帝国的产品，如琉璃球等，也运到中国，在中亚地区俄罗斯境内也发现了中国的产品。至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开放程度，从许多国家用别国之人为将、为相、为谋臣、为工程负责人这一点上，就可见一般。这种开放加强了民族和地区间的联系，为建立统一的秦王朝准备了条件。

两汉时期的统治者加强对外联系，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达大宛、康居(分别在今中亚锡尔河上游东岸、下游及以北地区)、大月氏(阿姆河中部，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等国。张骞的副使到过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国。以后，汉武帝的使者到过奄蔡(黑海以北)、条支(叙利亚)等国。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一直到达支海(波斯湾)。中亚、东亚等国也派使者到汉王朝访问和通商。西汉政府在交通线上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往来。在汉王朝的主动努力下，中外交通日见发达，出现了西北、西南、海上三条“丝绸之路”。随着人的迁徙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漆器等产品和植桑养蚕、冶炼技术、井渠法等也传人朝鲜、越南、日本、大宛、安息等国．而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石榴、莆萄、苜蓿、芝麻、胡桃等相继传人中国。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中亚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等乐器、舞蹈以及印度的佛教传人中国。中外往来，互通有无，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民族的友好与融合，带来了国力的强盛和领土的扩大，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大版图、生机勃勃的国家。汉代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功，使其政策为以后唐、宋、元各朝统治者所继承。

唐朝时，唐与之通使交好的国家达70多个。唐朝统治者经常派使节、僧侣等到国外访问、学习。其中，玄奘、鉴真等人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亚非地区许多国家也派出“遣唐使”等到唐朝访问、学习。在唐朝的太学中，有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唐政府机构中，有阿倍仲麻吕等外国人供职。往来于中外之间的商贾不绝于途。唐政府设置了鸿胪寺来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在不少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来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其中，以长安最为著名。在长安汇集的外宾很多，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唐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西北陆路。五代、两宋时期因战争关系，西北陆路交通时断时续，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靠东南海路。福州甘棠港、泉州港和广州港是五代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至宋代，两宋政府大力鼓励对外贸易。自公元971年起，两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板桥镇、秀州的华亭镇、温州等地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南宋政府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等。两宋政府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由于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中国经海上与之通商的亚非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最远的是非洲中部东海岸的层拔。许多外国人在中国居住或经商，在开封还形成了犹太人居住区。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朝的铜钱大量外流。在东南亚及非洲索马里都出土过宋代铜钱。它们很可能在那里流通。据此，可以认为，世界上的第一种“世界货币”是宋代的铜钱。

元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较以前有进一步发展。元代的对外贸易区北起朝鲜、日本，南至南亚、东南亚，西达东欧、非洲东海岸。沿海的广州、泉州、温州、庆元(宁波)、上海等城市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被称为“汗八里”的大都，当时不仅是元朝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东欧、中亚、日本、朝鲜、非洲东海岸、东南亚各地都有商队、使团到大都来。明初，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于1405年到1433年间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对亚非各国进行贸易和访问。郑和的远航，经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和麦加。此次远航就时间而言，比哥伦布、达．伽马早半个多世纪；就船队规模及船只大小而言，都超过他们的几倍，显示了中国人的航海技术绝不在西方人之下。

长期的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加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战国时期直到15世纪下半叶(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国力强大。16世纪初，中国与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并驾齐驱，是世界三大帝国之一，是三大帝国中最先进的国家。

二、从开放到封闭的转折

从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政策出现了一次大转折：从对外开放逐步转向自我封闭。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明政府从洪武年间(1368一1398年)规定私人“片板不准人海”开始，直到嘉靖年间(1552～1566年)，屡下禁海之令(1567年以后有所放宽)。15世纪40年代以后停止了下西洋，即海上远航活动，将对外的注意力集中于北方，在东南沿海则从放到收。

实行这种转变有其客观的原因。①明朝自建立时起，就感到鞑靼、瓦剌族的压力，故从洪武年间起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不断修筑长城。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在15～16世纪间势力日益强大，北部边境遭受压力加强。②从14世纪开始的日本海盗集团(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劫掠、走私活动日渐严重，到16世纪20～50年展到了猖獗程度。明政府为此加强从山东到广东的海防。③西方的葡萄牙于1514年(明正德九年)来到中国，既做生意，又在沿海劫掠。1535年还强占澳门(1564年始获中国官方的许可，成为租借)。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也来中国．荷兰人于1604年、1622年两次占领澎湖，1624年占领台湾。明政府先是为了集中兵力、财力、物力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在东南海上实行了收缩；继后，出于平定东方来的倭寇、西方来的殖民者骚扰的需要，防范国内反明者与外来势力的勾结，实行海禁政策，除政府自身与海外某些国家或部族建立一定的交往关系，实行“勘合贸易”外，在沿海地区严厉禁止一般商民私自与外国通商往来。

清朝建立初期，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封锁对郑成功等海上扰清力量的物资供应，于1656年颁布海禁令，不准商民出海贸易,违者处死，货物全部没收。以后又多次下达“片板不准入水，粒货不许越疆”的命令。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氏降清，国内基本安定，1684年开放海禁，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海关，作为通商口岸．于是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每年出海贸易船只多至千余艘。历来禁运的粮食等货物大量出口。出海船只有卖掉的，出海的人员也有不回国的。清政府惟恐人民在海上聚众滋事，1711年重申海禁。1717年下令禁止大陆人民到南洋经商，对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严加防范。实行这项政策的结果，一是政府税收减少，二是沿海民生困苦。禁令难以维持，于1727年废除。以后对外贸易又有所发展。

18世纪下半期，英国工业发展很快，迫切要求扩大海外市场。来华贸易的商人增多，这些商人的一些海盗行为与多种不合理要求，引起清政府疑虑。于是，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在陆地对周围邻国仍采取传统的朝贡贸易与睦邻友好政策的同时，对沿海贸易采取一系列严格限制的措施：

(一)限制通商口岸。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外商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同时封闭其它三个通商口岸。

(二)实行“公行制度”。1720年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联合组成“公行”。清政府授予它垄断对外贸易的权利，承销外商进口货物和替外商代购货物，划定进出口货物价格。1760年，清政府授权“公行”作为政府向外商征税的人，保纳税饷，承包代缴外商出人口船钞、货税，并负责管束外商。外商在广州的一切行动受其约束。清政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由公行居间转达，外商不能与清朝官吏直接交往。

(三)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粮食、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和书籍(史书、地图等)严禁出口；规定丝、茶、大黄的出口限额。

清政府实行这种政策的矛头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并起了一定的自卫作用。但是清政府闭目塞听，对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向所知甚微，不知道从西方来的人有海盗与商人两类人或同一个人的双重身份，不知道新时期中西关系的两重性质(侵略和被侵略，先进和落后)，不善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处理新的对外事务，没有将反对侵略、加强防卫与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既予以区分，又结合起来，它只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自我封闭的政策。这种政策阻碍了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中国从开放转向封闭的这一时期，正是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从手工业生产到大机器生产、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初，中国是世界上先进的、强盛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之末，中国比欧美的主要国家落后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封闭使中国丧失了一次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机会。而且封闭造成的“天朝意识”，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里又一次丧失了赶超的机会。

三、从封闭到被动开放

闭关造成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挨打的结果就是国门被别人打开。在世界进入近代，世界一体化大潮形成以后，谁想封闭也是封闭不成的。在1840～1900年的60年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战争中用坚船利炮不断地打败清政府，强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种种特权，以此种殖民主义者的手段和形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开放的过程也就是丧失了主权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1842～1897年期间的开放态势是：

先是1843～1844年间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接着是1852～1863年，除在东南沿海加大密度(潮州，后改汕头；台湾一台南，淡水一台北)外，沿海岸向北延伸到天津、牛庄(后改营口)，芝罘(后改烟台)，沿长江向西即向内地延伸到镇江、九江、汉口，又在陆地中俄边境开放喀什噶尔(今疏勒县)。

第三阶段是1876～1897年，除沿海继续加大密度(琼州一海南岛海口，温州、北海、拱北一澳门，三水)外，增加的主要是陆地边界上和水陆两路进入中国腹地的口岸，如古城、乌鲁木齐、吐鲁蕃、哈密、肃州(嘉峪关)、龙州、梧州、蒙自、亚东、河口、思茅、江宁、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

可见商埠开放的进程是沿海从南向北、沿江从东西向、沿边从外向里。开放的范围除包括整个边境外，西北深入到了嘉峪关，西南深入到了重庆等腹地。在这些商埠里，外国人不仅可以自由通商，而且在重要商埠里设立租界。帝国主义国家对租界实行直接统治，使租界成为中国法权不能管辖的特殊区域，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

(--)“撤除”关税壁障。这首先是协定关税。《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即提出了关税与船钞的协定原则。两年后，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协定关税的原则被固定下来。从此，不经外国同意，中国不能自行修改关税税则，中国丧失了税则自订权。1843年协定的进口税率，一般在商品价值的5％左右，比鸦片战争以前的税率降低了58％～79％。1858年的税率比1843年的税率又降低了13％～65％。条约规定，英国货物在港口纳税后，运往内地按现例纳税，不得加重税则。《天津条约》规定，外国货物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到通商口岸出口，只交一次子口税，数额为进口税则的一半。这样，中国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还部分地丧失了内地税自订权。后来，中国的海关行政管理权和关税的保管权、使用权也落到了外国人手中。这种海关与关税的“开放”，就是海关与关税主权的被剥夺。

(三)“开放”资本市场。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便在通商口岸设立银行，经营并垄断外汇，吸收中国的存款，向中国工商企业贷款，发行纸币，后来还代收代支关税，操纵金融及财政。1895年《中曰马关条约》第6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装运进口。”1895年中法《商务条约附章》第5条规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自此以后，西方国家在中国获得了在：工矿领域投资设厂开矿的特权，大量外国资本输入中国，就地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制成产品，在中国销售，赢得高利．并压制中国的民族工业。

(四)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规定：中英两国人民交涉词讼时，“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在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领事裁判权进一步扩大，规定凡外侨与中国人之间、外侨与其他外籍人之间的民刑事案件，均由外国领事官申诉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领事裁判权使西方侵略者可在中国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西方国家以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特权远远不止以上所述。到辛亥革命前夕，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将近30项。帝国主义国家凭借这些特权，几乎做到了人、钱(资本)、物(商品)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程度。外国人在华获得的特权，破坏了中国相应的主权，使中国处于依附国的地位。所以，这种被动开放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开放。

从世界经济形成过程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卷入世界市场，与世界经济接轨，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方式与进程各不相同。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打开国门的主动开放。另一类是国门被别人打开的被动开放。主动开放与被动开放的根本区别在于权自我操与权操于人。前者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开放；后者是附属国、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开放。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开放，给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根本不同。每一个被动开放的国家都会转入争取主动开放的进程。

四、从被动开放到争取主动开放

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是被西方国家用大炮轰开的，是西方国家武力侵略中国，强迫中国对外开放的。所以随着近代开放的开始，中国人民就面临着反抗西方国家侵略的任务。中国近代被动开放带给中国人的第一种觉醒，就是必须对付西方国家的侵略，进行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即“制夷”问题。

在国门被打开之后，先进的中国人才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发觉打败自己的那些国家，有许多中国所没有的长处，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了。要“制夷”，必须“师夷长技”，否则是不可能战胜侵入中国之“夷”。这就是怎样才能“制夷”问题。中国近代被动开放带给中国人的第二种觉醒和第二重任务，就是要向西方学习。

鸦片战争后不久，1847年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概括了中国人进行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和向西方学习的双重任务。

在被动开放的局势下，中国人通过在各个领域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和向西方的学习，开始建立近代工厂，用机器开采矿山，组建轮船股份公司，修筑铁路，铺设电线，使用电报，传播近代科技知识与西方的社会理论，……艰难地迈出追赶西方人的步伐，逐步地迈人近代化的进程。

在这场持久的、广泛的斗争与学习过程中，中国人认识逐步深入，从经验的积累中逐步懂得，并非开放通商口岸不对，并非开放资本市场不对，并非增加进出口商品不好，问题在于这些开放与增加是在外国人获得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对中国不利。总之一句话，问题在于这是一种权操于人的被动开放，而不在于开放。且闭关已不可能。明至清前期闭关的后果也不好。在有了这种认识之下，中国人就在被动开放的局势下开展了争取主动开放的斗争。

这种认识和斗争开始于被动开放之始，而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主要的表现是以下两方面。

(一)采取主动开放的措施，如主动开放一些通商口岸，实施促进产品出口的办法，向外国银行借款，购买外国机器，派青年到外国留学，请外国人来当教师，等等。

以开放通商口岸为例。上述1897年以前开放的通商口岸，都是在外国人的军事、政治、经济压力下，通过双方签订条约规定的。在1897年以后，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如蛮允一腾越，江门，长沙等39处)，同时出现了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地方官应外国领事的要求，“请准自开”。如岳阳、济南、南宁、昆明等7处．劈一种是中国政府自开。如吴松、三都澳、秦皇港等20处。这是1898～1930年即开放通商口岸第四阶段的主要特点。

(二)开展反对不平等条约、收回主权的斗争。这集中在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和租界管辖区。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声势愈来愈大，成果逐步增多。如1917年对德宣战后收回汉口的德租界；1927年收回汉口英租界、九江的英租界；1922年收回胶澳租借地；1930年收回威海卫租借地。经过多年的谈判和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1929～1932年废除协定关税，中国实行关税自主。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于当年宣布放弃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沙俄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一、二年，德、意、日等国因是敌国、战败国，其在华特权均被中国政府废除；美、英、法等国因是中国的盟国，先后宣布放弃除香港、澳门之外的租借地、租界，放弃领事裁判权。中国因是五个主要的战胜国之一，1945年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1946年，中国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平等的条约。但因双方发展程度不同，文字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取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以反对共产党，在实际上给予了美国人、美国货和美国资本许多新的特权。所以实际上彻底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在主权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实行主动的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

五、基本的经验

如上所述，从殷商到1949年的3000年间，中国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两种：开放和封闭。

在第一种政策下，吸取他人之所长，经济发展快，文化繁荣，思想活跃，中国长期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国力强盛，对外人无畏缩之情。汉、唐对外之风值得继承。

在第二种政策下，不知国外大势，产生“天朝尽善尽美”(马克思语)的意识，学不到其他民族的长处，导致停滞落后。一个比别国落后的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很容易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挨打，外国侵入，沦人附属国一一半殖民地的地位，明初至清代前期统治者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关系时，未能站在高的境地，以长远的眼光观察形势，采取了消极的封闭办法，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主权，造成中国从先进的强国到落后的弱国转化的悲剧．此中的教训，值得中华民族永久记住。

中亚东欧范文篇5

关键词：俄罗斯；科技创新；发展实践

1概述

在2011年实施《俄罗斯到2020年创新发展国家战略》的基础上，俄罗斯开始实施《2012年至2020年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并且，在基础研究领域制订科学基金中期发展计划，成立国家安全与发展远景研究基金；在传统优势领域，制定、实施领域发展战略，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加大投入、给予重点扶植。而在科研机构方面，整合研发力量和成果，形成合力，为实现具体专项领域的“世界一流水平”积蓄力量；在科技园区方面，投入专项资金增加科技园区的数量，扩大规模。除了政府投入外，斯科尔克沃园区筹措到大量私营投资，这为实施总统委员会批准的优先领域项目研发提供了保障。

2俄罗斯科技创新发展的现状

2011年，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到2020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针对规划的要求，2012年，俄政府致力于解决以下主要社会经济问题：一是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兴建科技园区、实施创新项目等措施促进研发的发展及科技成果的应用，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条件；二是提高各级政府的服务质量，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公民的社会保障和生活条件。为达到上述目标，俄罗斯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利措施。例如，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2012年，俄罗斯实施了多达56个中长期国家专项计划，并加大财政投入，国家投入总额10615亿卢布（约合353.8亿美元），与2011年相比增长超过了15%，涉及经济、能源、教育、基础设施、国防等领域。

3俄罗斯科技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

近年来，俄罗斯为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科技创新规划与政策探索，主要包括科技创新的中远期规划、资金技术支持、人才激励制度三个方面，为科技创新发展创造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3.1科技创新的中远期规划。3.1.1实施“到2020年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也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从2011年起，俄罗斯政府开始实施“到2020年俄罗斯创新发展国家战略”，其目的是使俄罗斯在2020年走上经济发展的创新之路。该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1～2013年）：提升全社会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经济部门对科技创新产品的需求。第二阶段（2014～2020年）：将进行行业部门的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大幅提高高新技术生产产品在GDP的比重。3.1.2实施《2012年至2020年国家科技发展计划》。从2012年起，俄罗斯开始实施《2012年至2020年国家科技发展计划》。按照该计划，到2020年俄罗斯政府将投入26155亿卢布（约合872亿美元）用于：提升本国研发部门的作用和地位，为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创新发展创造条件；改善科技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提高科技工作对青年的职业吸引力；在本国传统优势领域和技术优先发展方向形成超前的科技研发基础；在形成技术突破的科技领域建立“优势中心”网络；加快本国科技与全球创新的融合，确立俄罗斯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3.1.3实施《到2020年生物技术发展综合计划》。2011年，时任总理普京签署通过了《俄罗斯联邦至2020年生物技术发展综合计划》。该文件包括：制订计划必要性、计划的目的和任务、支持生物技术发展的主要手段、发展生物技术的重点、计划实施管理等五大部分及附件。3.1.4制定本国材料科学发展新战略。俄罗斯全俄航空材料研究所会同本行业相关研发机构对全球材料学领域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评估，结合新型材料主要应用企业（包括俄罗斯航天集团、联合航空集团、航空发动机集团，以及战术导弹生产集团）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制定了到2030年俄罗斯材料科学发展战略。3.2实施资金技术支持。3.2.1制订科学基金中期发展计划。俄罗斯科学基金包括，基础研究基金、人文科学基金和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由于成立之初就建立了良好、高效的运行机制，三大基金对基础研究和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科技界的认可。3.2.2成立国家安全与发展远景研究基金。2012年初，俄政府设立了国家安全与发展远景研究基金（以下简称“基金”）。该基金的建立是支持和发展俄罗斯国防工业现代化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和支持国防科研领域的基础和探索性研究项目。由于先进武器的研制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撑，该基金还将发挥类似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的功能，为俄罗斯的基础研究提供更多的经费保障。3.2.3建立科技人才激励机制，鼓励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科技，并且出台的科技政策和计划多向青年科学家倾斜。例如，从2011年起对青年副博士或博士实施的科研项目给予经费支持，而在“2009年至2013年俄罗斯科教师资创新国家专项计划”框架下青年科学家参与的研发项目总数超过了6000个。在科技人才奖励政策方面，2008年俄罗斯专门设立了科学创新总统奖；从2012年起设立总统奖学金。

4俄罗斯科技创发展对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启示

4.1合理制订长远科技规划，多领域全面均衡发展。中长期科技规划对国家科技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导向意义。在《俄罗斯到2020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指导下，俄罗斯科技发展注重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提高了政府在科技发展上的服务质量，具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众多社会问题，提高了公民的社会保障和生活条件。4.2提高科技投入比例，保障科技发展。科研经费的投入是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证，也是反映科技发展动态和科技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科研经费投入比例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科技投入的强度大小，对于国家或区域科技创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俄罗斯科技的不断进步得益于科研经费的大力投入，高比例的科研经费投入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4.3增强基础研究扩展延伸，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依照科技研究划分理论，按研究内容可将科技研究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基础研究处于科技研究的初始阶段，对于未来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科技研究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科技研究往往处于基础研究阶段，如何实现科技研究的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研究以及成果转化一直是困扰科技发展的关键环节。俄罗斯在基础研究基金和人文科学基金的评价体系中，引入了“成果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份额”这一重要指标，并且在基础科学基金中增设“结题课题中可建议开展应用研究的项目份额”指标，对于基础研究的扩展延伸促进了科技成果向应用研究转变，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转化。4.4引入市场机制，增加科技创新主体。俄罗斯在科技规划的制订与科技发展的实施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参与，改变传统的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增加科技创新的主体，增强科技发展的活力，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政府应当通过政策来培育多元的技术创新主体，使不同的技术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和角色。鼓励公私部门合作，促进科技的全面发展。积极扶植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4.5注重科技人才培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科技的进步，源于高科技人才的技术创造。科技创新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智力基础，如何培养科技人才，激励科技人才，挖掘科技人才科技创新的潜力，是目前科技发展的关注热点。俄罗斯科技发展的进步离不开科技人才的培养，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助力科技发展。俄罗斯重视教育发展，培养科技人才，教育领域成为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优先领域，尤其重视中等和高等教育投入，增加中高级技术人员以及高技能技术工人培训资金，按照市场导向为创新经济培养人才。同时，设置一系列的科技奖励措施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尤其注重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激励，促进科技人才结构上的衔接。

作者:亓琳 贾永飞 崔英英 单位: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参考文献

[1]迟岚．俄罗斯科技体制改革与战略[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2）.

[2]欧阳向英．俄罗斯创新战略的目标和效果[J]．欧亚经济，2014，（2）.

[3]俄罗斯制定材料科学发展新战略[J]．中国科技产业，2012，（5）.

中亚东欧范文篇6

关键词：卢布可自由兑换

俄罗斯联邦政府于2006年6月29日通过了外汇调节和外汇监督法的相应修正案，该法案的通过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所有限制。2006年7月1日，俄罗斯宣布即日起，卢布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这标志着俄罗斯政府取消了对外汇市场的最后一重管制，其外汇市场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论这一举措将会给俄罗斯带来何种结果，但勿庸置疑的是，卢布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将对俄罗斯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卢布可自由兑换进程回顾

自由兑换，亦称货币可兑换。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一个国家或货币区的居民不受官方的限制，按照市场汇率自由地将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兑换，用于对外支付或作为资产持有。货币的可自由兑换通常划分为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卢布的可自由兑换是指实现了包括资本项目在内的完全可自由兑换。

实现本币可自由兑换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内容，而俄罗斯卢布可自由兑换之路并不顺利。前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官方规定的固定汇率，由于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矛盾，苏联解体前已形成了三种汇率：官方汇率、商业汇率和旅游汇率。此外，还有黑市汇率。戈尔巴乔夫时期曾进行过汇率制度的改革，将单一的官方汇率区分成贸易结算汇率和非贸易汇率两种，实行不同的兑换比率，卢布高估的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但汇率不统一的问题依然存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激进的经济改革之路，卢布汇率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1992年初，俄罗斯开始实行卢布国家内部可兑换制度。到1996年中期，俄罗斯实行了卢布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在激进改革引发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下，这一举措大大刺激了本国企业和居民货币的美元化过程，导致卢布汇率大幅度下跌和严重的资本外逃。在1993年9月23日的“黑色星期四”，一天内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下降了25％。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汇率危机发生在1994年10月11日的“黑色星期二”，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卢布对美元的比价由10月10日的3081：1跌至10月11日的3926：1，一天内，美元汇率上涨27.7％。在实施自由化和卢布内部可兑换的几年中，卢布汇率倾泻式下滑，仅从1994年7月到1995年7月一年间就从1989：1跌至4553：1。

1995年7月，俄中央银行和联邦政府共同确定了“外汇走廊”，从此，卢布汇率由中央银行根据对外汇交易所和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卢布对美元的比价预先规定一个上下浮动的范围。“外汇走廊”制以后的头三年，卢布汇率相对平稳。而随后的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俄罗斯中央银行和政府再无力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被迫放弃“外汇走廊”制，卢布汇率制度恢复到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自由浮动汇率制。俄罗斯实施激进经济改革以来，汇率制度几经演变，从多重汇率到自由浮动汇率，再到“外汇走廊”，最后又回到自由浮动汇率，汇率波动幅度巨大，市场动荡不定，甚至几次遭遇严重的汇率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汇率制度的改革和卢布的内部可兑换为俄罗斯外贸体制的自由化和外汇市场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的基础

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实现可自由兑换都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俄罗斯也不例外。俄罗斯在经历了汇率制度大幅变动和金融形势动荡之后，其金融体系承载冲击的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宣布卢布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多少会给人们带来一点忧虑。那么，俄罗斯此番实行卢布完全可自由兑换并取消一切对外汇的限制，究竟是贸然行动还是明智之举，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全面提升的国家经济实力

激进的经济体制转轨虽然使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但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形势得到根本好转。2005年1－8月，俄GDP同比增长了5.8％。其中工业产值同比增长3.7％；农业产值同比增长了2.2％；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8645亿卢布（约合美元663.1亿美元），同比增长9.7％；零售贸易额实现了152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1.6％。国家经济实力的全面恢复为卢布实现全面可自由兑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合理的汇率水平和有效的汇率形成机制

合理的汇率制度安排是资本项目下货币可兑换的一个重要保证，稳定的汇率则是货币自由兑换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1998年金融危机后，俄罗斯中央银行和政府放弃了“外汇走廊”制，使卢布汇率制度恢复到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自由浮动汇率制。现行的卢布汇率形成机制能够有效的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以及外汇市场交易和真实部门交易之间的平衡状况，这为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提供了良好的汇率基础。

（三）充足的国际清偿手段

它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临时获得国外融资的能力，其中外汇储备占绝大部分比重。近年来，由于能源产品的出口，俄罗斯贸易盈余逐年上升，黄金外汇储备也出现了明显增长的趋势。2005开始，俄罗斯黄金外汇大幅增长，2006年3月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首次超过2000亿美元。截至4月底，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已经超过韩国跃居世界第四。2006年年底，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储备达到299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位，这为卢布可自由兑换提供了充足的国际清偿手段。

（四）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保证，也是成功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基础之一。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大增加了财政盈余并且稳定了币值。截至2005年底，俄罗斯联邦综合预算盈余16702亿卢布。另外，2005年卢布币值稳定，1－8月卢布汇率相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8.1%。2006年卢布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7.6%，卢布币值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

（五）逐渐焕发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

卢布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意味着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弱成为影响卢布可自由兑换能否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宏观政策支持，全面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得卢布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基本具备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的收益与风险

（一）带来的收益

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将会给俄罗斯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主要体现在卢布可自由兑换可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资本自由转移、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

1.有利于俄罗斯对外贸易的发展。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使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一价定律”机制得以发挥作用，从而能更为准确的判断并扩大本国生产的货物与劳务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国际贸易的增长。

2.卢布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有助于俄罗斯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国内企业提高效益，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等于为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提供了连接点，使市场机制功能更为完善，有利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使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

3.卢布实现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后，资本可以自由转移，对稳定多边贸易体系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实现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后，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短期贸易融资的形式支持贸易的发展。其次，可以使资金从经常项目下盈余的国家向逆差国家转移，从而改善俄罗斯与其贸易伙伴的国际收支状况，减少贸易摩擦，稳定多边贸易体系，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

4.卢布实现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后，将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将消除外国投资者对投资收益难以自由汇回的顾虑，增强他们的投资信心，同时也有利于具备实力的俄罗斯企业到海外投资，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扩大市场容量，为俄罗斯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融资场所。随着外汇调节和外汇监督法的相应修正案的通过，俄罗斯公民将真正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平等且极富竞争力的投资者。在卢布实现了完全可自由兑换后，俄罗斯经济中累积的外国资本与俄罗斯对外投资预计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存在的风险

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尤其是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也将给俄罗斯经济带来风险，这主要包括可能出现资本大量外流、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易遭受到外国的金融打击等。

1.资本有可能大量外流。在对资本项目交易实行限制的条件下，输出资本的需求受到压抑，取消对资本项目交易的限制后，短期资本流出的数量将会较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本国国际收支逆差和贸易条件的恶化。

2.国内金融市场容易发生动荡。在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后，资本流动必然更为频繁，国内金融市场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扩张和收缩。这种情况将对国内的货币数量、信贷规模、利率水平和价格水平产生影响。尤其对俄罗斯这样金融市场并不完善、金融体系尚且脆弱的国家而言，金融动荡出现的可能性是应该更为关注的问题。

3.本国易于遭受外国的金融打击。在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以后，一旦本国经济出现问题，金融投机风潮就会掀起，本国经济就会遭受沉重打击。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定程度上就是源于东南亚新兴国家在本国金融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过早过急的开放了资本项目，这一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总的来说，俄罗斯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和财政保持盈余等因素是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的重要前提。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将有助于俄罗斯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助于俄罗斯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助于俄企业界扩大对国外的直接投资，但同时，也会使俄罗斯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虽然中国已经调整了外汇储备的结构，增加了卢布储备，已经部分的体现出对卢布的信心，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卢布在近期谋求国际外汇储备货币地位还为时过早，因为要让买家对卢布产生信任感，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实现的。只有当俄建立起发达的金融市场之后，卢布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因此，卢布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仍是任重而道远，卢布的未来的发展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而目前俄罗斯政府的职责是预测卢布实现可自由兑换后所带来的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将风险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许新，郑东生.俄罗斯金融体制的改革〔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6）

中亚东欧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联盟;国际贸易;土地;资本;劳力

社会联盟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式之一，其主要探讨国内政治结构与国际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罗高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贸易与联盟:贸易是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的》是社会联盟范式的一本经典之作，主要探讨了国际贸易和国家的资源禀赋怎样影响社会联盟的形成。本文延续罗高斯基的分析框架，分析19世纪80年代后几个代表性国家的国际贸易与社会联盟问题。

1社会联盟范式与《贸易与联盟》

社会联盟范式注重对国家和社会的分解，强调国家的组成部分和社会的组成部分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的交叉联合与斗争。罗高斯基将一个国家的资源分为三类: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同时，根据资本存量多少，从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罗高斯基以简单的模型和分析结构为社会联盟范式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分析路径。罗高斯基认为资源禀赋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是:任何一种资源如果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拥有量较多，它就相对便宜，国际贸易就能使其获利，掌握这种资源的政治力量就会倾向于自由贸易;与其相反，任何一种资源如果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拥有量较少，它就相对昂贵，自由贸易就对其不利，掌握这种资源的政治力量就会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

2美国的国际贸易与社会联盟分析

在劳动力稀少但土地丰富的发达国家中，贸易的扩张同时使资本家和地主受益，但工人却从中受损。所以资本家和地主结成社会联盟支持自由贸易，但工人却主张贸易保护。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资本和土地丰富，劳动力稀缺。美国工业资本家为寻求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他们成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并与农业资本家及农民联盟，一同呼吁降低关税。美国的劳工组织就成为贸易保护力量的主要支柱。受益于贸易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如肯德基、苹果手机等凭借品牌优势在中国占据重要市场，为资本家带来巨额利润。在一些涉及扩张国际贸易的谈判中，持赞成意见的一般是大型商会、同业公会以及大公司，持反对意见绝大部分是劳工组织。以美国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同盟为例。主要的国内阻力便来源于工人阶层。他们认为，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美国制造业将会转移到墨西哥以获取价格更加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对美国劳工的充分就业和提高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他们担心来自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中国等)产品的竞争会导致更多的失业，影响劳动者的生活。

3中国的国际贸易与社会联盟分析

在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形成不同的社会联盟。以中国为例，土地一直处于丰富的状态，但是资本与劳动力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其中，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资本较为稀缺。随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的伟大战略，我国资本达到了较为丰富的状态。同时，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社会联盟组成分析的复杂性。在第一个时期，中国资本稀缺，劳力和土地丰富。在此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结成社会联盟支持贸易自由化，获利较多。同时考虑到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促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促进资本积累，部分抵消了贸易扩张对劳动力的有利作用，贸易扩张对资本的负面作用也因为劳动力的转移增加而有所减弱。在该时期，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吸引大量的国外资本流入中国。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中国的资本总量逐渐增加，中国从资本稀缺国变为资本富裕的国家。同时，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而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劳工)的稀缺程度也逐渐显现。一方面，因为资本和土地是充裕的，资本家、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农业将从自由贸易中受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组成社会联盟支持贸易扩张，并从自由贸易中获利。另一方面，因为劳动是稀缺的，劳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抵制自由贸易而寻求贸易保护。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城市回流，使劳动力达到了合理分布，部分抵消贸易扩张给农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4印度的国际贸易与社会联盟分析

1947年印度独立初期，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印度经济开始才开始缓慢加速，从之前3.5%的“印度速度”提升到80年代的5.8%，90年代又将增速提高到6%，进入21世纪，平均增长率超过8%，成为中国之后世界经济的又一个亮点。印度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经济改革，以此为界，我们将印度经济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80年代的政策调整期和1991年后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时期。在80年代的政策调整期，劳动力和土地丰富，而资本有所欠缺。但是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倾向于市场自由化，放松进出口管制。受经济政策影响，印度农业部门发展良好，但是需要大量资本支持的工业部门发展不尽如人意，经济政策随即受到了保守的资本家的激烈反对，后来放弃了经济改革。1991年印度进入经济自由化改革时期，印度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完善，资本由短缺变为丰富。国际贸易的扩张对资本拥有者和劳工有利，他们结成社会联盟支持自由贸易;与其相反，国际贸易的扩张对土地拥有者不利，他们反抗自由贸易的政策，争取贸易保护。同时，受印度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农业发展慢于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资本家与劳动者组成的隐性的社会联盟支持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工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工会领导人也跻身印度中产阶级。资本家、企业家、工人成为中等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印度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5韩国、日本的国际贸易与社会联盟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和韩国均为资本丰富、劳力和土地都稀缺的国家。国际贸易的扩张只对资本拥有者有利，他们支持自由贸易;与其相反，国际贸易的扩张对土地拥有者和劳工都不利，他们则结成社会联盟反抗自由贸易的政策，争取贸易保护。从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经济持续发展。1995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达到10037美元，并于2008年成为发达国家。韩国资源禀赋总体状态为资本丰富，土地、劳动力较为稀缺。在国际贸易扩张的大趋势下，资本家获利较多，而农民和工人受到不利影响，这也导致韩国工人罢工多发。韩国土地大部分由私有占有，土地所有者、农民和劳动者等团体组成社会联盟，更倾向于贸易保护的政策。日本同韩国相似。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一直处于资本丰富、土地与劳动力稀缺的状态。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领域更容易形成强势的利益集团，日本农业集团强大，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长期以来，日本对农业实施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虽然对日本农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也降低了日本民众的福利。另外，日本公会不同于西方的公会。日本公会是由企业内部员工组成的公会，是企业内部的一个部门。日本公会不是单纯追求员工的福利薪酬，而是更注重企业经营与长期发展。同时，日本企业与员工实行终身雇佣制。从一定程度上说，员工与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资本家与劳动者形成社会联盟，共进退。这与传统情况下，按照罗高斯基的分析框架得出的劳动力与资本家相互对抗的情况有所不同，具有日本的自己的特色，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路爱国.从劳动力就业看俄罗斯体制转型［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4):50－56.

中亚东欧范文篇8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个性；民族音乐；联系

俄罗斯民族文化十分繁荣，无论文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俄罗斯文明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俄罗斯的璀璨文明的形成与俄罗斯民族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中华民族有着炎黄子孙特有的民族性格，俄罗斯也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个性，且这一民族个性植根深厚、影响深远，对俄罗斯民族各个领域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命脉所在。俄罗斯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高贵典雅的芭蕾舞还是风格各异的钢琴、手风琴大师，俄罗斯民族音乐始终代表着世界音乐的高水平，正如同《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一般，俄罗斯的音乐作品也是深其民族个性所影响的，俄罗斯民族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繁荣，并且，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对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本文通过研究俄罗斯民族个性与俄罗斯民族音乐的联系，找到民族个性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而为研究民族个性与文化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一、俄罗斯民族个性的特征

有研究者曾总结过俄罗斯民族个性的特征，“俄罗斯地域辽阔，横跨欧亚两大洲，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在世界文化图景中，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民族间隔着一层”铁幕，它总会摇摆于东西方之间。特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格，他们在大敌当前时曾表现出非凡的爱国热情，勇敢顽强，不怕牺牲，但在和平时期，一些俄罗斯人又显得懒散；俄罗斯拥有堪称世界瑰宝的芭蕾舞艺术以及杰出的音乐、文学和绘画作品，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俄罗斯人又不太看中较高的物质文化。思考这些现象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诗句：“用智慧理解不了俄罗斯，用一般标准衡量不了俄罗斯。”[1]可以说，上述论断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俄罗斯民族个性虽然并非能够用这寥寥数语进行总结概括，但其中的“爱国热情、勇敢顽强、不怕牺牲”以及俄罗斯民族个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确实是俄罗斯民族个性中的最重要的几个特点。俄罗斯这种民族个性的成因众说纷纭，但主要仍然是由俄罗斯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历史因素所决定的，俄罗斯地域广阔，横跨亚欧大陆，且纬度较高，部分地区较为寒冷，这塑造了俄罗斯民族坚韧顽强的精神，但也同时决定了俄罗斯民族两面性的特点，我们时长戏称俄罗斯民族为“战斗民族”，既肯定了俄罗斯民族坚韧顽强，又体现出鲁莽粗犷的一面；而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的文化传统相碰撞，又形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俄罗斯人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苏联时期苏维埃遗留下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又能够看到来源于恶劣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征服自然的英雄主义，既能够看到粗犷鲁莽的一面，又能够看到高雅精致的一面，可以说，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形成非常复杂，与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所触碰的各种元素都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当然，俄罗斯民族个性的构成，同其他国家一样，不仅仅停留在性格层面，也有哲学、信仰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元素，正如同西方民族性格与基督教、天主教大有关联，阿拉伯国家则是伊斯兰教的王国，我国拥有着灿烂悠久的华夏文明，俄罗斯也拥有着自身的哲学和宗教体系，“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独特而复杂。俄罗斯民族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文化哲学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民族性格具有独特的优势。俄罗斯文化是东正教文化，这一文化模式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它是我们把握和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钥匙’。”[2]可以说，众多影响因素形成了俄罗斯民族个性复杂而鲜明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个性流淌在每一个俄罗斯人的血脉中，影响着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民族个性源自于文化也影响着文化，在文学领域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到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可谓群星闪耀，在音乐艺术领域，从柴可夫斯基到芭蕾舞曲，亦是名家辈出，这一系列成就，都与俄罗斯民族个性紧密相关。

二、俄罗斯民族音乐中俄罗斯民族个性的体现

俄罗斯民族音乐可谓十分繁荣，并且对我国影响很大，《喀秋莎》《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四小天鹅舞曲》等芭蕾舞作品又是舞蹈中高贵与典雅的代言，此外各种管弦乐、交响乐，将俄罗斯民族音乐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巅峰，可以说，在这个繁荣的民族音乐宝库当中，俄罗斯民族个性始终存在着，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俄罗斯民族个性对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影响，在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繁衍过程中，要保持生机和活力，提高竞争力，就必须有鲜明的个性和深厚的底蕴做支撑，对于不断发展着的俄罗斯民族音乐而言，使其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俄罗斯民族个性的支撑，俄罗斯的独特民族个性不仅影响着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创作者、表演者，也影响着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受众，影响着整个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体系。正如研究者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典型的神秘性、矛盾性和复杂性。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一直是哲学思想家和文学家不断探讨的议题。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不仅决定其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有必要对俄罗斯哲学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进行研读，因为他们的精神资源不仅阐释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俄罗斯民族自我身份的定位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给予启迪……在解读别尔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丘特切夫作品基础上，在考量俄罗斯民族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同时，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之谜进行重新的解读与剖析。与众不同的民族性格并没有使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在东西方的摇摆中沉沦，我们看到的是具有极端性格的俄罗斯民族依然富有战斗精神。”[3]具体而言，俄罗斯民族音乐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音乐风格的多样性，体现出俄罗斯民族个性复杂、多变的特点，从革命题材的雄浑之作，到典雅之极的对艺术的高雅之美有至高追求的芭蕾舞、交响乐，形成这种差异化的多样性的原因，正是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此外，俄罗斯音乐当中具有刚柔并济的美感，俄罗斯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俄罗斯民族个性当中具有坚忍不拔的特性，这种感受也影响到俄罗斯民族音乐当中，与俄罗斯人对艺术的崇高追求共同形成了其音乐作品中刚柔并济的美感。俄罗斯民族音乐的诸多特征都直接来源于俄罗斯民族个性，从俄罗斯民族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品味出俄罗斯民族个性的特征，这是音乐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俄罗斯民族个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规律，正如研究所说，“俄罗斯横跨亚欧大陆，其辽阔幅员上所成长的俄罗斯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文化;而音乐作为文化的载体，其发展演变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并全方位地呈现该民族的性格特征……从俄罗斯音乐发展入手，解读民族性格在对音乐发展之路的影响……探究音乐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反哺’作用”。[4]

三、俄罗斯民族音乐对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塑造

文化与艺术是具有雕刻性的，一种文化长期存在于某一国度，就会对其民族性格产生影响，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也是如此，它不仅仅受到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影响而产生，并且能够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对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发展产生影响，对其进行“再塑造”。这种“再塑造”首先是由俄罗斯民族个性的特点决定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丰富而独特、复杂而神秘，具有典型的宗教性、极端矛盾性、消极忍耐性和团契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独特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进程。”[5]，不难看出，俄罗斯民族个性的特点当中，“矛盾”是其关键词，复杂源于矛盾，极端源于矛盾，这种矛盾性的特点导致俄罗斯民族个性可受影响的范围较大，具有兼容并包的良好特质，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个性都能够对俄罗斯民族个性某一方面的发展产生影响，就如同一块多面的海绵体，各个面都能够吸收水分，相对于简单的海绵体而言，其文化承载力自然更加强大。这种“再塑造”也是俄罗斯民族音乐自身影响力决定的，俄罗斯民族音乐当中具有太多的文化容量，其数量和质量都堪称上乘，这是因其扎实深厚的文化发展背景决定的，当大量具有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的民族音乐作品流向大众后，音乐自身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就会迸发出来，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民族个性产生影响。同样的，推演到我国，就如同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上甘岭战场上的《我的祖国》，优秀的音乐作品能够对民族个性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因此便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良性循环，繁衍与广袤俄罗斯大地上的俄罗斯民族个性与俄罗斯民族音乐相互影响，一方面俄罗斯民族个性形成了俄罗斯民族音乐，民族音乐中处处体现出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影子，体现出俄罗斯民族个性的鲜明特点；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音乐又作为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影响着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形成，对俄罗斯民族个性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持久的影响，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依托，共同构建出俄罗斯大地上独特的文化景观，笔者认为，这种文化景观不仅仅在俄罗斯，在其他具有一定文化积淀和民族性格的国度仍然适用。

四、结语

纵览全文，俄罗斯民族个性受俄罗斯地理环境、民族特征、历史因素、文化传统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俄罗斯民族个性对俄罗斯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俄罗斯民族音乐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民族性和较高的艺术魅力，民族音乐受到俄罗斯民族个性的重要影响，并且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对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形成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形式的璀璨文化的存在，使得俄罗斯的文化灿烂繁荣，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俄罗斯民族始终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为人类社会发展谱写下璀璨的一笔，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荣洁.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文化[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01:66-70.

[2]杨振宇.文化哲学视域下的俄罗斯民族性格解读[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7,04:34-36.

[3]吴萍.俄罗斯民族性格之谜的解读与探析[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6,03:19-23.

[4]勒德勐豪,尤远梯,胡伊洛.浅析俄罗斯民族性格在19世纪音乐发展中的呈现[J].当代音乐,2016,09.

中亚东欧范文篇9

关键词:原木进口；林业；资源合作

森林资源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1］，由于可采天然林和人工林面积数量有限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需要，国内木材资源的供给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木材资源需求量。为此，中国转向木材进口，主要从森林强国俄罗斯进口以弥补供需不足的巨大缺口。因此，笔者主要探讨中国-俄罗斯原木进口贸易的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研究未来时期两国林业资源合作的前景和路径。

1中俄原木进口发展现状情况

1.1中国对外进口木材数据统计。由表1可知，2018年俄罗斯销往中国的原木和锯材数量位于前列，成为中国进口木材的重要国家。在2018年，中国从新西兰进口原木数量高达1737.91万m3，是澳大利亚销量的近4倍，然而俄罗斯的原木和锯材以庞大的数量向中国稳定输出。1.2俄罗斯树龄比例。由表2可知，俄罗斯成过熟林占比约为46.6%，约占整体树龄的一半，表明俄罗斯成过熟林现象严重，成过熟林生长明显衰退，枯损量很大，迫切需要采伐更新，避免轮伐末期超过自然成熟龄。1.3俄罗斯各地原木生长分布状况。俄罗斯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亚洲部分，其中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森林资源面积占全国森林面积的71.95%，木材蓄积量占全国的65.43%，加上大部分位于亚洲的乌拉尔联邦区，亚洲地区森林资源面积占全国森林面积的83.06%，木材蓄积量占全国的75.03%。表2为俄罗斯森林资源树龄比例。

2中俄原木进口面临的问题

2.1俄罗斯经济发展不稳定。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业、制造业尤其是轻工业发展缓慢，垄断严重，中小企业占比少，过度依赖能源产业，经济状况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严重。其次，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俄罗斯国内市场经济大幅度下滑［2］，加上国际油价下跌与卢布贬值，致使俄罗斯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重创。另外，俄央行再融资利率和通胀率高严重影响了信贷资金和信贷成本的高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经济风险。2.2木材合法性认证加强。欧盟的绿色采购制度［3］、FSC森林认证和用来确保林产品合法性的《自愿伙伴关系协议》（VPA）和许可制度，不仅增加了我国木材进口难度，增加了木材进口成本，对林产品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继美国2008年重新修订《雷斯法案》，澳大利亚于2012年正式批准《非法采伐禁止法》，这标志着打击木材非法采伐的活动日趋严厉。鉴于林业进口面临的被动局面，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于2012年拟定《中国木材合法性认定标准》，旨在完善中国木材合法性管理体系，促进林产品贸易可持续发展。2.3俄罗斯林业投资难度加大。2008年起，俄罗斯政府为了拉动国内就业和保护国内森林资源，频繁出台限制原木贸易的政策，多次上调原木出口关税，致使中国的木材进口形势严峻。在经济方面，俄罗斯政府与中国政府在林业投资合作方面缺乏政策沟通，俄罗斯汇率水平波动较为明显，致使中国林业企业的汇兑成本颇高；在资源方面［4］，俄罗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境外林业企业对俄罗斯林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中国林业企业的投资成本较高；在制度方面，俄罗斯政府加强关于境内投资环境、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宣传和推广。据统计，中国对俄罗斯林业投资仅占对俄投资总额的2%，且参与林业资源开发的企业多以中小型为主，在融资筹资方面制约因素较多，难以运作大项目。另外，国家政府虽然在林业资源开放方面提供了很多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但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稍显不足，缺乏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俄合作资金和政策支持。2.4俄罗斯原木开采难度大。俄罗斯目前对林地利用和开采的收费体系较混乱［5］，盗伐现象极为严重，法律监管存在漏洞。尽管俄罗斯木材市场潜力巨大，但因大幅提高林地租赁费用而导致很多木材加工企业失去信心。且管理部门很多时候完全不考虑林地的特殊性，仅凭条条框框机械定价。另外，俄罗斯林业采伐区通常是由林场和政府主持拍卖的，大多数采伐区定价是根据运输木材的远近和林木等级确定。远近是指采伐区到最近的居民区的距离，通常这样的居民区既没有木材加工点，也没有铁路，而且道路交通情况极其恶劣，增加了木材采伐运输的难度。

3俄原木进口情况对策研究

3.1拓宽进口渠道，规范木材贸易制度。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森工行业以提高木材深加工水平和出口效益，我国企业应与时俱进，根据俄罗斯制定的关税等政策采取积极措施，做好成本分析，合理调整林业资源进口产品的种类，从进口原木逐步过渡到进口半成品和初加工产品再到精加工产品，逐步实现林产品的升级。目前，我国实现对外经济贸易经营资格由许可制过渡为登记制，全面开放木材对外贸易经营权。中国森林资源匮乏，人均森林蓄积量低下，随着国内对木材蓄积量的急剧增加，中国的木材贸易逐步倾向于单向补缺型的进口贸易。国务院先后出台文件对边境小额贸易按照法定税率减半征收进口环节的关税和增值税［6］，对原木、锯材的进口有较大影响，促进了边境贸易的发展。此外，我国积极完善木材和木材制品进出口检疫制度，设立保税区国际木材贸易市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大力促进了木材贸易和加工发展。3.2引进人力资本。林业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拉动林业产业产值增长的重要源动力。林业人力资本存量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2个部分构成。中国是劳动密集型社会，而俄罗斯得益于丰富的森林资源，两国加强人力资本合作，从中国引入劳动力，从事森林资源采伐和加工，既弥补了俄罗斯劳动力资源不足的缺陷，又能增加劳动者就业，提高就业率。3.3加强林业科技合作。林业科技合作中俄双方在森林可持续经营技术方面的合作对推动两国林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和生态型林业转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7］。中俄双方加强林业科技合作的长远目标是在不破坏森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基础上［8-9］，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效运用先进林业科技成果和经营管理经验，持续稳定地提高项目实施地的木材产量，为中俄双方在林业科技合作上奠定更加坚实的合作基础。扶持高科技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团发展［10］，加强中俄双方高新林业产业的合作与发展，利用林业产业的发展势头促进高新技术在区域林业产业系统的推广与扩散。3.4开展环境保护合作。近年来，俄罗斯林业资源受人为影响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量减少，林业生态保护工作迫在眉睫。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中国企业对俄罗斯林业投资合作更加注重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可持续经营。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不仅需要双方政府积极建立环境保护及监管制度，完善林业环境建设工作［11-13］，更加需要社会公众和林业工作者以身作则，遵循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14-15］。中国应抓住发展对俄林业合作的历史机遇，制定中俄林业合作的长远规划［16-17］，从而实现对俄林业合作的战略升级。

参考文献

［1］王波，张春霞.中俄木材贸易：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与管理，2007（12）：86-90.

［2］李爽，祖歌言.中俄木质林产品比较优势与互补性分析［J］.西伯利亚研究，2018，45（4）：19-27.

［3］唐帅，宋维明.我国原木进口现状及面临的形势分析［J］.北京林业大学，2012（5）：37-38，79.

［4］田刚，杨静，吴天博.影响中国林业企业对俄直接投资的经济、资源和制度因素［J］.林业经济问题，2019，39（1）：18-22.

［5］姚予龙，邵彬，李泽红.“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林业合作格局与资源潜力研究［J］.资源科学，2018，40（11）：2153-2167.

［6］周春应，张红燕.政府补助对林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股权结构的中介效应［J］.林业经济，2019，41（10）：53-61.

［7］丁胜，赵庆建，曹福亮，等.基于DEA分析法的区域林业产业规模经济效率评价［J］.中国林业经济，2019（1）：1-5，20.

［8］田刚，窦林华，戚文海.中俄林业科技合作产业化的环境研究［J］.西伯利亚研究，2006（4）：33-35.

［9］刘兴业.黑龙江省开发俄罗斯远东林区的原则及合作方向［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8（5）：75-76.

［10］徐静文，金银亮，张红霄，等.我国非国有林业企业人工林经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成因分析［J］.世界林业研究，2018，31（4）：64-69.

［11］张虎.我国集体林权改革与林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J］.中国林业经济，2019（6）：17-19.

［12］钟潘，周盈，顾意刚.造林主体与政府间关于补贴的博弈探究［J］.中国林业经济，2019（6）：111-113，117.

［13］郭文月，沈文星.基于PSR模型的森林生物多样性现状评价［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9，41（8）：145-148.

［14］吉敏，耿利敏.基于林业循环经济的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研究［J］.中国林业经济，2019（5）：82-86.

［15］陈紫菱，贝淑华.林业碳汇纳入碳排放市场的影响研究［J］.中国林业经济，2019（6）：75-78，100.

［16］姚予龙，张新亚.俄罗斯森林资源开发潜力与中俄合作的重点领域［J］.资源科学，2012，34（9）：1806-1814.

中亚东欧范文篇10

关键词：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环保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物质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物质文明的发达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增长的所付出的有可能就是环境代价。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位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一度成为某些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越发突出，绿色经济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低碳经济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值得各国加以探索和研究。因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来自法律和政策层面的保护和支持，故展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构建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其低碳经济的长效化发展。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低碳经济被学界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有别于现有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由低碳产业、技术、发展、生活等系统因素和形态构成的经济体系。低碳经济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作为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是衡量低碳经济的重要指标。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进一步维持生态平衡，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开发新能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全球低碳经济的核心发展内容集中在创新能源开发和使用技术、减少排放、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等内容上。通过低碳经济构建新的经济发展制度，转变人类经济发展观念具有积极现实意义。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全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其实际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下述几方面：第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宏观层面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高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主要消耗能源为煤炭，我国2013年煤消耗量达到近年来的峰值36亿万吨，虽然在2014年开始我国煤炭消耗量开始下降，但我国每创造100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2至5倍之多，在PM2.5等环境问题困扰下，加快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污染能源消耗量已经成为必然之举，此举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第二，有利于调整我国能源产业结构，我国能源战略长期依托于煤炭有其必然原因，我国可开采使用能源结构为煤多、气少、油缺，因为缺少油气也就使得我国主要消耗能源只能是煤炭为主，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近七成，而我国煤炭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高能源消耗、重污染排放情况突出。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绿色经济发展环境和氛围，推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三，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结构不合理情况，结构不合理的现状限制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整体来看我国产业比重依然为1∶5∶4，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依然是第二产业，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自然容易导致高能源消耗问题。进一步倡导低碳经济有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利于服务业做大做强，使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持续优化调整状态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合创新。第四，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出口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随着各国对于低碳经济的重视，碳排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碳排放税也已经成为现实。为了维护我国固有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已经是当务之急。只有注重于国际规则，尽可能满足于国际化规则标准，才能树立起绿色经济意识，引导我国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全面打通国际化发展瓶颈，实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协调同步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分析

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作为基础，低碳经济发展更加需要法律作为保障。低碳经济源于技术创新，源自公众意识创新转变，更加源于政策和法律的不断优化完善。优化完善法律规制有利于维护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助于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引导市场发生结构性转变，提升低碳新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效率。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低碳领域的立法仍较为滞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具体而言阶段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

低碳经济现已明确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整体法律体系完成程度不高。造成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并没有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基本发展战略进行明确规定，其二是基本法当中也没有一部专门引导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同时法律法规、规章之间依然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可以说，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直接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进，导致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所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规范作用下降。

（二）能源基本法缺位问题突出

能源开采、使用、管理等问题是关乎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影响低碳经济持续推进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注重于能源领域的立法工作，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电力法》、《煤炭法》等一系列的能源单行法律及各类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现有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在能源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能源问题的越发突出，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激增，颁布实施一部能够系统综合调整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基本法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该法实施后能够解决现存的能源问题，处理现有能源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该法实施后有利于低碳经济的长效化、持续化推广，有助于规范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法律层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加以调整，利于单行法的制定和完善。

（三）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现行低碳经济相关法律细化程度不够，实际的司法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法条的约束性不强，难以对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查处，同时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也缺乏必要的作用与价值。

（四）立法效率较低，法律规范存在滞后性

低碳经济概念自2003年被全球主要国家所认同和认可后，在欧盟部分国家开始通过征收碳排放税等方式，强制推行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立法效率尚较低，法律规范方面存在一定滞后性，不能起到科学指导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第一大出口国，低碳经济立法滞后，导致法律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不对称，限制了经济健康发展。

（五）公众低碳经济法律意识不强

法律的价值体现在于其规范和引导上，通过法律的落实和法律体系的构成及应用，可以使公众的法律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进而利于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我国当前公众低碳经济相关法律意识不强，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意识，进而也就限制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决定着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对比我国应及时通过有效立法和执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一）立足国情，合理确定低碳经济立法原则

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立法工作的有序科学开展，建立在合理立法原则基础上。立法原则着重突出三个重点。首先是要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依然较为严重。我国人均资源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不足，部分地区和产业领域依旧过分依赖自然资源，能源消耗量大、污染问题突出。据此，我国在低碳立法方面必须充分结合自身国情，对于国外先进经验要取其精华不能简单照搬，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和不断优化。其次是要维护自身合法合理权益。在低碳立法方面，我们要充分维护自身核心权益，对发达国家有针对性的法律及政策，积极应用法律手段加以应对，提升我国法律体系的自我保护性，坚持逐步推进。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不能一撮而就，而是要充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环境变化，不断对法律体系加以创新和优化完善，使法律的价值作用最大化。

（二）推动低碳领域基本法的制定

总的来看，低碳经济法是实现低碳经济有序发展的基础保障和普遍适用的法律指导规范。在低碳经济法当中需要明确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地位，提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同时颁布实施低碳经济法，并使该法成为各项单行法律和法规规章的依据，推动立法的全面展开。

（三）强化在金融、环保、消费等领域立法实践

我国要在金融、环保等领域实现低碳经济的多元化立法，通过完善法律体系额方式不断为低碳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一方面，我国要加快低碳税征收前的调研工作，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设立合理地低碳税征收标准，进而有效维护本国企业实际利益，同时推动社会低碳意识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要进一步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于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使行政处罚的效能得到体现，建立法律屏障，确保低碳经济得到稳步推进。总的来看，只有切实从多元化入手、从细化科学化着力，才能使低碳经济相关法律体系的实效性和专业性得到保证，使低碳经济能够在一个良好社会秩序和普遍意识环境下发展。

（四）积极引导强化公众意识

低碳经济持续发展，对公众的自身行为和意识要求标准就更高。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引导，进一步引导公众意识的转变，不断强化公众意识，进而使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内容成为群体普遍意识，并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使低碳经济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1]郑玲丽．低碳经济下碳交易法律体系的构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1)．

[2]林伯强、孙传旺．如何在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前提下完成碳减排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11(1)．

[3]张磊．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环境刑法立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4]王明远．论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和发展权属性．中国法学．2010(6)．

[5]范纯．俄罗斯环境政策评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