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十篇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1

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央行、银监会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出台紧急应对措施。央行决定采取差别准备政策,对受灾严重的六个市州暂不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监会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各家金融机构保开门、保营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汇往灾区的捐款收取手续费;日前,央行联合银监会又联合紧急通知称,对灾区不能按时偿还各类贷款的单位和个人,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不良记录;各家银行也纷纷出台措施,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恢复金融服务。

就宏观调控政策而言,基于当前CPI依旧过高,而且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导致未来物价上涨压力很大,因此央行仍需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灾区这一局部地区网开一面、区别对待,并适度放松政策力度。

央行货币政策的核心是保持物价稳定,从更高意义上讲就是保民生。应看到,由于灾害的突发性,许多受灾群众来不及携带现金、存折的贵重物品,就有可能出现有需求和支付能力而手中无货币的情况,进而影响受灾群众的实际生活。为此,央行需重视现金配送和支付系统效率的提高,保证灾区充足的货币供应量,同时商业银行要简化取款认证手续,以避免出现“钱荒”。

同时,下一步即将开展的重要工作是灾后重建,预计重建工作将以财政资金投入为主,但银行信贷的作用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一些可商业化的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企业生产恢复等资金需求,信贷投入有可能成为主渠道。为此,央行、银监会有必要针对灾区放松信贷规模管理,引导商业银行资金在可持续性的原则下有序流向灾区。

对于已受灾的银行贷款客户,无论是企业客户还是个人客户,商业银行应根据其受灾情况,将贷款延期。央行也可考虑针对灾区出台优惠利率政策,并延长信用卡还款期限,以减轻灾区企业和居民的还款负担。

目前,受灾倒塌房屋的按揭贷款归还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法理上看,银行按揭贷款协议一旦签署之后,协议将独立于房屋状况而存在,或者说房屋损失不构成还款违约的理由。

但从我国实际状况来看,一方面,我国保险公司目前并未开展地震险的业务,如叶檀博士所言,未来有必要“像推进交强险一样推进地震险”;另一方面,在受灾群众无房可住的情景下催其归还贷款,的确有悖情理。当然,就此让商业银行豁免按揭人债务显然也不合理,这不仅会增加银行坏账,也不符合商业化原则。

依笔者之见,对这一问题应纳入灾后重建工作统筹解决。对被毁的居民房屋,应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筹集资金进行重建,这笔资金看起来规模很大,但由于只是建筑成本而不包含土地成本,因此相对于房地产的价值就小得多。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2

利率一降再降，

为何不会降至零水平

不过，无论是最近的CPI和PPI下降，还是整个世界经济开始衰退，市场对国内商业银行利率水平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不少市场分析员看来，2009年1月份CPI下降到1%，PPI更是负增长3%以上，这些自然为央行利率下调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但是，从央行最近的货币政策报告来看，央行未来的降息空间并不大。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央行未来的降息空间到底有多大？为什么不如有些媒体或研究机构所说，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率水平早就降到零了，中国的利率为什么不会降到零水平？其原因何在？

一般来说，利率是金融市场资金的价格，利率的变化决定于资金的供求关系及企业与个人的融资行为。而且融资需求的多样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融资方式、不同的融资市场及利率水平。但是，这些只能是对成熟的市场而言，对中国来说由于离完全利率市场程度还相差很多，因此，其情况则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的利率水平、利率制度及利率形成机制。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全球各国利率一降再降，美国和日本已经趋向于零利率，加拿大与英国的利率仅为1%等等。在全球一片低利率或零利率的潮流中，中国也没有袖手旁观，在同一时间，央行也连续5次降低国内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已经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变动，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比如，目前发达国家央行政策利率基本上都是短期公开市场的操作利率，这种利率基本上是一种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因此，央行对政策利率调整引导市场利率有很强的作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利率也包括机构之间的批发利率和对客户的零售利率，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这也是整个金融市场利率变化的基础。不过，对中国来说，目前利率有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如货币市场拆借利率、回购交易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或上海利率；也有准市场利率，如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管理，还有央行完全管制的利率，如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等，而央行的基准利率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因此，从利率制度的设置来看，我国与欧美国家并不一样。

并不能说中国的利率水平高于欧美国家

随着最近国内CPI与PPI的回落，不少人认为国内商业银行的利率仍然偏高，商业银行的利率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但实际上，这些人所指的全球各国金融市场的利率与国内商业银行的利率并不是同一种利率，两种利率的期限与性质是不相同的。前者多被认为是货币市场银行间同业隔夜拆借利率，它既是央行的政策利率，也是来自短期公开金融市场的批发利率，而这种利率在中国也是正在形成的上海利率。如果大家都以货币市场的短期公开市场利率来进行比较，其相差很小。比如，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为0―0.25%，实际水平为0.1%，批发性质的欧元区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为1.2%，而中国相对应的上海利率为0.82%，比美国的同类利率高出0.72%，比欧元区的同类利率低了0.38%；美元三个月的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1.24%，欧元区三个月的euribor（欧元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2.05%，而中国的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1.34%，与美国同类利率相差不大，但是低于欧元区同类利率达0.71%。

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零售利率。由于零售利率与批发利率的性质不同，其差别自然也不小。如果我们以国内商业银行存贷款与相应欧美国家商业银行同类利率进行比较，其差距不会太大。比如，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与之对应的是美国大型银行一年期定期存单(CD)客户零售利率水平在2.14%左右，即2.0%―2.25%，中美两国差距不大；而欧元区的同类利率为4.27%，高出中国两个多百分点。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为5.31%，贷款利率下限为4.78%，美国商业银行最优惠利率为3.25%，低于中国同类利率1.5个百分点；中国商业银行对企业一年期平均贷款利率为6.23%，欧元区同类利率为6.04%，略低于中国0.19个百分点。从住房按揭贷款利率来看，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为4.158%（7折优惠），而美国住房按揭最优惠利率为5.6%左右，欧元区的同类利率为5.27%。也就是说，欧美国家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都比中国同类利率要高。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到，尽管目前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利率水平都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但是由于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基准利率不同，因此并不能说中国的利率水平高于欧美国家。如果用同类利率比较，实际上，中国利率水平与欧美国家差距不大，有些利率是高一些，但另一些利率则低一些，总体水平相差不大。只不过，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比这些国家低，利率对市场的反应没有这些国家敏感。特别是，由于上海利率刚刚起步，因此，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主要是以一年期商业银行存贷利率作为基准利率，而不是如美国以批发利率作基准利率。

中国商业银行利率下调空间并不大

还有，近几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断走向市场化，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它仍然是一种央行管制下的利率。特别是当央行基准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不仅会弱化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即货币机制传导不畅，而且容易导致整个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扭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利率的市场化就在于央行不断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在于商业银行的利率实行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贷款利率的下限管理（即存款利率规定一个上限，商业银行在这个上限下可以浮动，但不可突破这个上限；而对于贷款利率，则规定一个下限，商业在这个下限上可以自由浮动，但不可突破这个下限）。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商业银行通过竞争让存贷款利率上下浮动，但是这种浮动只能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利率最为核心的东西是受到严格管制的。正因为政府对利率最严格的管制，也就形成了国内商业银行不同的利益格局及行为激励机制。

2008年下半年，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冲击，央行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转变，由从紧的货币政策改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随之央行连续5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为了扩大房地产内需，还出台了房地产消费信贷优惠的七折利率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利率调整出现的情况是，活期存款利率由0.72%下降到0.36%，下降幅度达50%；一年期存款利率由4.14%下降到2.25%，下降幅度达84%；一年期贷款利率由7.20%下降到5.31%，下降幅度达36%；5年以上的按揭贷款利率由6.579%（85折）下降到4.158%（7折），下降幅度达58%以上。

从上述的数字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利率调整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由于这种利率是央行调整商业银行零售利率，通过直接价格干预以倾向性方式来调整存款人、商业银行、贷款人及按揭贷款人的利益关系，因此，在这种利益调整中，央行更倾向于商业银行的利益；二是这几次利率调整，存款利率下降幅度明显大于贷款利率下降幅度，特别是活期存款利率下降的幅度竟达50%；三是由于存款利率下降幅度大并且贷款利率下降幅度小于存款利率，这自然通过人为的方式拉大了存贷款利差，从而出现政策调整明显的倾向性，而不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所使然；四是这几次利率的调整，其实也是央行如何在国务院的政策与商业银行利益之间寻求利益平衡。比如，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7折利率优惠（这种利率已经比欧美国家同类利率低了一个多百分点），政府政策的目的是鼓励更多的居民进入房地产市场，扩大内需，但是这样的利率政策让商业银行处于不利的条件，使得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只好更多地保证商业银行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存款利率调整幅度要大于贷款利率调整幅度的原因所在；五是当前利率市场化十分迫切，但要往前推进又十分困难。因为，政府对利率管制过多，市场有效的利率定价机制根本无法形成，但由于政府对利率管制，反而成了一种利益转移机制。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商业银行利率下调的空间不是太大。因为，如果与同一利率作比较，中国商业银行利率与国际上不少国家商业银行的同类利率水平相差不是太大。还有，在利率水平向下调整的过程中，使存贷差越来越小，这不仅压缩了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也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如何权衡这个问题，是值得央行密切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面对房地产销售的萎缩，房地产开发商希望中央政府利率水平进一步下移，但是目前国内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低于美国同类的利率水平，这种利率的下降空间也是有限的。再加上，最近银行信贷增长的狂飙，利率水平是否能够下移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全球经济都出现全面周期性调整时，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同样也出现较大调整，如果政府要求商业银行降低利率来扩大房地产内需，那么商业银行的潜在风险一定会快速积累，从而引发国内商业银行资产发生质的变化。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离金融危机或银行危机也就不会远了。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3

「关键词：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法中央银行立法结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

在我国经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宏观调控至关重要。深化改革，不仅包括深化企业改革，培育市场体系，也包括加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一直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强有力的工具。近些年来，鉴于金融改革事关全局，因而在改革中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一些金融改革的措施并未触动深层次、带根本性的问题。金融改革进展缓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在加快改革、加速发展呼声日高的今天，金融体制改革已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规避难点，而必须确立整体设计，全面推进的改革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面临三大任务：其一是建立健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监督与调控；其二是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协作的金融组织体系；其三是建立规范有序、适度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其中，首要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为此，本文拟就金融体制改革与中央银行立法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中央银行立法结构问题

中央银行作为代表国家进行金融调控与管理的特殊金融机构，决定了中央银行立法不同于普通（商业）银行立法。中央银行是国家主管货币与信用的金融机构，是货币发行银行和政府的银行。中央银行不以普通企事业单位为客户，而以其他银行为客户，所以中央银行又称“银行的银行”。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相当于政府主管部门与普通银行的关系。由于中央银行特殊的性质及其权利、义务、责任不同于普通银行，因而许多国家在银行立法时，将中央银行单独立法，称为《中央银行法》，其他银行立法称《普通银行法》。

所谓中央银行法是调整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行为及由此而产生的金融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经济管理法和经济调控法，而非经济协作法。综观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法，一般立法结构主要由下列内容构成：

1.总则。一般规定立法宗旨，中央银行所在地，中央银行分行体系、分行设立制度、撤销程序，中央银行资本来源及运用限制等。

2.中央银行组织机构。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最高领导机构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的组成、人数、来源、任期；监事会的职权、违法情况的查处，行长或总裁的任期、任职条件、职责、行长缺席，中央银行下设的职能机构（如业务机构、发行机构、国库、金融研究机构、会计机构、稽核机构）及其职权范围等。

3.中央银行业务。内容包括：管理政府部门、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和涉外金融机构的金融事务，货币发行职权、造币管理、货币单位体系及发行准备、发行数额定期公告、残币回收与兑换、旧币公告收兑，再贴现业务及其利率、期限管理，资金再融通业务，规定或指导银行利率、保管存款准备金并调整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票据交换、银行清算、外汇买卖、经理国库及发行金融债券等。

4.中央银行的预算和决算。中央银行每一会计年度开始前应编制预算，经理事会批准后执行。年度终了后，应作出决算报理事会审核。此外，还规定了银行会计各项目的提取比例及损益调整方法等。

5.中央银行的法律责任。主要规定中央银行及其人员在行使职权中，如果违反法律或有关规定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从法律责任主体看，分为中央银行的责任、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从责任的性质来看，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上述可见，中央银行立法一般要确立：（1）中央银行的性质和职能；（2）中央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法律地位；（3）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组织体系、管理体制、职责权限；（4）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关系；（5）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二、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综观世界各国金融实践，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一国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是否独立亦导源于此。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目标，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但中央银行担负的任务与工作侧重点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时期都同政府所担负的任务和工作重点相一致。因此就产生如何用立法来正确、合理、科学地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从中央银行学的角度来看，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1.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是中央银行活动的基本点。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活动，都离不开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否则，其活动就将失去最起码的支撑点。在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已蕴含着这种关系。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工具，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要通过货币发行量来实现。中央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对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必须予以支持。否则，货币政策自行其事，足以影响国家经济目标的实现。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各国中央银行立法要求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金融政策，不仅要考虑到自身担负的任务和承担的责任，而且要重视国家利益，尽量与国家经济目标保持一致。

2.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要符合金融活动的客观规律。在具体制定实施货币政策、措施时，中央银行要充分考虑国家资源、社会积累、货币信用规律，不能一味地听命于政府，而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为政府与银行所担负的任务并不相同。政府是政治实体，侧重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往往引发超经济行为；银行是经济实体，侧重于经济效益，必须按金融规律办事。中央银行在国家经济目标的指引下，通过货币政策及其措施保持相对独立，能对政府的超经济行为起到制约作用，割断国家财政与货币之间过份依赖的弊病，防止在特定的政治需要和脱离实际的计划条件下，不顾必要和可能，而牺牲货币政策，使其堕入短期化的陷井，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损害国计民生。

（一）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立法比较

虽然存在上述两个基本原则，但各国中央银行立法，根植于历史文化渊源和经济、政治背景的不同，以及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理解的差异，致使在处理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立法做法上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别。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种类型：

1.独立型。以美国、德国的中央银行为代表。此类中央银行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较强的独立性。在组织体系上直接对国会负责，独立于政府，政府不能对它直接命令，干预其货币政策行为。其人事、财务也与政府相对独立。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12条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行使本法授予的权力时，不受政府指令的干涉。”又美国《联邦储备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美联储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由七名理事构成，他们必须经参议院同意后，才由总统任命。其任期长达14年，每两年更换一名理事。由于美国总统任期最长不超过两届（8年）；且两者起始期不同，因而，总统在任期内无法更换理事会的多数成员，从而也就保证了理事会不受党派和政治的影响，尽可能与行政当局保持相对独立性。

2.半独立型。即名义上隶属于政府，但实际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如日本、英国的中央银行名义上均隶属财政部，但在实践运作过程中，由于政府权力行使的自我理性约束，以及中央银行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如按日本银行法规定，在日本银行决策机构中，日本政府部门大藏省、经济企划厅所派的两名代表无表决权），因而，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中央银行都保持了较大的独立性。

3.依附型。如意大利、巴西的中央银行。按这类国家的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仅在法律上隶属于政府，而且只能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指令来制定货币政策，采取重大金融措施则必须经政府批准。对于中央银行作出的决议，当政府认为必要时，有权停止或推迟中央银行决议的执行。

（二）我国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独立性较弱。《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中央银行”。由此可见，中央银行是被立法纳入国家行政机关的序列的。在组织机构设置，人事安排方面也深受政府部门的干预。如分支机构完全按行政管理区划设置，在中央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组成及议事规则方面，规定其成员由中国人民银行的正副行长和少数顾问、专家以及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各专业银行行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组成。由中央银行行长担任理事长，并且从理事中选任副理事长，讨论问题不一致时，理事长有权裁决，重大问题请示国务院决定。据此不难看出，我国的中央银行过份地依存于政府。勿庸讳言，这种体制有其最大的优点，那就是有利于保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相统一、相衔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这种体制的缺陷便会日见明显。首先表现为中央银行不具备权威性，没有自主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独立的、超然的权力。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一直隶属于国务院，是国务院领导下分管国家金融事务的职能部门，与计划、财政部门的关系过于密切，因而难以避免受政府计划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央银行依据市场走向独立、灵活地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通常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乃至中央银行自身都认为中央银行应责无旁贷地保计划、保财政，而不问其是否科学。另外，货币发行权归政府，中央银行更多地是执行功能，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取决于政府的需要。结果，中央银行对政府的行为没有丝毫制约力，相反却受制于政府部门，极易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或经济萧条。

因此，改革中央银行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确立中央银行独立、超然、权威的地位，使其货币政策能够获得真正独立，并以立法形式对相关制度予以确认，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形成中央银行对政府投资行为和财政政策的外部监管机制，并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具体的立法对策上，我们认为：（1）为确保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的独立性，在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和人员组成上，应规定其成员由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商业银行行长及少量专家、区域分行的行长和政策银行的行长组成。政府部门成员不得进入决策机构。但为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尽可能地衔接和统一，也为支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可允许政府派代表出席会议，陈述政府意见，但其本身不得享有表决权。总行行长宜由人大通过、由政府任命，重大决策采取投票表决方式。（2）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与政府的资金往来关系，切实理顺中央银行与财政部、政府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之相对独立开来。禁止政府向中央银行透支，限制政府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数额，以防发生财政发行。我国现行《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对财政部向银行透支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尚未提及借款的最高限额，因而在制定《中央银行法》时，有加以规定的必要。此外在改革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的资金关系的问题上，以下共识非常重要：（1）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

或国家的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是国家金融事业的管理机构，代表国库收支，代表国家从事有关国际金融事务，而决非或主要作为国家或政府的出纳，不科学、不顾社会经济后果地满足政府的各种资金需要。（2）中央银行应超脱于商业性经营活动，不经营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业务。保证自身行为的规范化，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才会切实实现。

三、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

按《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置分支机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北京设总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级分行”，在中心城市设“二级分行”，在市县一级设支行。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对当地的人民银行干预的比较大，表现在人事安排、信贷规模和中央银行贷款分配等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向人民银行分行施加压力，让其向总行多要贷款、放松对本辖区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想法钻政策的空子，使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地方化，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

要改变这种状况，消除地方各级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影响和干预，我们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努力创造条件按经济区域而不是按行政区划来设置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这既符合国际惯例，同时也有利于促进适应不同层面经济区域的金融中心的形成。此外，在中央银行的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其职责是根据总行的授权，负责管理、监督本辖区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在银行业务和干部管理上实行总行垂直领导和统一管理，不受其他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

四、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

中央银行的整个运行都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无论其作为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还是银行的银行或金融行政管理机关，都是围绕着制定和贯彻执行货币政策而操作。因此，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完成其任务和实现其职能的核心所在。在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的一般目标有四个：稳定币值、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从各国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政府行为的出发点主要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创造就业机会，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则侧重于稳定货币，以稳定货币为首要的任务。而我国的中央银行长期实行“稳定货币发展经济”或“发展经济稳定货币”的双重目标，并且常常是以发展经济代替或冲击稳定货币，自然也就分散了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重心与力度，导致货币发行失控，搞财政发行。结果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央银行稳定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应以中央银行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单一性，即把稳定货币作为中央银行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并对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权限、发行额度、发行准备等做出定性、定量的规定，保障货币的经济发行。

为了实现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必须转变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尽量减少或少采取行政管理办法，借鉴和采用西方国家的“三大法宝”和其他间接调控办法管理金融。首先是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央银行应根据金融业务种类和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及存款额的大小和期限，实行不同档次的准备金率。同时，中央银行一定要保持稳定货币的重要职能，对专业银行或商业银行上缴的存款准备金不得动用，其发放再贷款的资金来源只能是专业银行或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中央银行发放的再贷款只能是临时性、日拆性的，并且宜以贴现方式为主要形式；其次是再贴现手段，即通过对商业票据的贴现来调控金融市场。为强化这一货币政策手段需要作好下列工作：（1）目前中央银行应主要以再贴现形式提供信贷调剂规模和再贷款，再贴现应与中央银行短期贷款挂钩。（2）通过改变贴现率，增加或减少专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再贴现成本，从而影响其收放信贷的规模。（3）对商业银行、专业银行贴现所需要的资金，中央银行应优先保证，商业银行、专业银行也应将其掌握的信贷资金的一部分划出，作为贴现资金。（4）大力推广商业票据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对象，增强其流通性，发挥其融通资金的职能。再次是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即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国债或其他最佳商业票据，以此来紧缩或扩张金融。公开市场操作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最为频繁，所起作用最为广泛而富有弹性的一种经济调控手段，我国也应尽快地完善和开展这项业务，以便适时地调控金融市场，并为国债的发行培育有组织的市场。

五、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

中央银行除了肩负保持币值稳定的基本任务外，在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负有一定的金融监管方面的职责。为此，我国的中央银行法也必须对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予以界定，确定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调节与被调节、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所有金融机构在业务上必须服从中央银行的领导和管理，赋予中央银行一些法定的权力：

1.领导权。即由中央银行核定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业务分工和种类，决定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设置、撤并，确定其存、贷利率水平。

2.调节权。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率、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调节和控制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和资金运用结构，引导资金流向。

3.管理监督权。（1）对金融机构实行注册管理。统一规范金融机构设立条件和审批程序，由中央银行根据申请者的条件和经济发展需要统筹规划，严格审批。（2）管理其业务范围，监管其资金运营效益和经营风险：统一规范金融机构业务监管和经营审计，各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定期向中央银行呈报反映其资产负债、损益、财务状况变动、利润分配等会计、财务报表以及中央银行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中央银行应增加对各类金融机构全部资产的年度终结审计。（3）强化预防性的金融管理措施，对金融机构定期审查，对资产坏帐率超过警戒线和资本充足率、存款备付金率限期达

不到规定要求，违反金融政策法规的，要予以警告或责令停业整顿，对于情节严重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4

自从证券业监管和保险业监管从人民银行陆续分离出去以后，人民银行虽然还负责着对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的监管，但银行业的监管已成为人民银行的主要监管职能，因此，人民银行的体制变动就成为银行监管体制的连名词。1998年，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后，由于其在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和困惑，使人们对我国中央银行及其银行监管体制的问题产生了新的争议和讨论，争议的内容不外乎有三，一是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的关系问题；二是银行监管的体制问题；三是银行监管的路径依赖和基础问题。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一、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体制的历史回顾与主要经验

从1948年12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一直行使着国家银行职能。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机构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履行从国家银行向中央银行的过渡。1984年1月1日，随着中国工商银行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此，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开始确立并不断发展。应该说，从1984年以来的18年间，中国的中央银行在调整中改革，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始终谨慎从事。这与我国各方面对中央银行作用的认识和要求不断发生变化有关，同时中央银行的地位在不断调整之中，中央银行的体制也在不断改革之中。大致来说，中央银行体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4年开始，中央银行以金融调控为主要目标，围绕稳定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展工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成为最主要工具，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成为主要任务。相应地，这一时期的矛盾主要是中央银行分支机构是讲北京话、还是地方话，如何实现贯彻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统一，成为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建与撤、权力的收与放大致围绕这一命题来进行。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多，证券市场的发育、信托机构等的存在，银行和保险业的竞争，尤其是宏观金融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的状况，人们对金融监管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对金融监管是否一定要隶属于中央银行开始产生争议。尤其是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并从法律上确立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后，这一话题更引起人们重视。

第三阶段：从1998年开始，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局势和中国经济金融实际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我国金融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标志性的改革是建立跨省区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与证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监管，相应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内设改革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革。在这一阶段，为适应中国加入WTO的需要和金融业竞争的全面展开，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功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并被提到相应的高度，金融服务在中央银行三大职能的地位开始凸现。但金融监管的职能及其体制虽经频频调整，始终未理顺。

事实上，只要我们回顾一下198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运作过程，不难发现，中国人民银行自从专司央行职能以来，始终没有稳定过，前期围绕是否设立县支行几经争论，以后围绕要不要撤销又几多争论。至于在人民银行上中层，与证监会的权限划分及其人员分配，保监会的设立及其权限划分等，对中央银行权威性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即使在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置、内设机构的调整，与外汇管理局关系的梳理等方面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行、中心支行的权限划分也在不断调整之中。况且，在这期间，始终面临中国人民银行自办的三产脱钩问题，自身投资举办的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融资中心脱钩问题，更面临着与脱钩后的农村信用社的关系问题。正因为这样，中央银行的不成熟、不稳定、不规范是可想而知的，在金融调控方面力度的有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权威性也因此打了折扣。

中央银行体制的动荡和多变所产生的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必须澄清的是，这大多不是中央银行自身所为，而是我们在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银行体制时，学费和教训在所难免，但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下面就中央银行及其银行监管体制作些分析。

二、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本无必然联系，但保持必要的体制粘连为好

从中央银行制度的历史发展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其存在和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决信用货币的发行问题、票据交换与清算问题、政府融资问题以及银行支付能力的保证，这实际上就是说，就其客观性而言，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支付清算与金融服务是中央银行最基本的职责。

但由于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办理集中支付清算等方面具有垄断性和优势，因此，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具有天然的联系，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具有“脱不开的干系”。为了提高管理的效率，实现信息共享，也为了保持金融业的集中统一，一般地，让中央银行同时行使监管管理职能为好。这实际上是说，中央银行既是货币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又承担金融监督管理职责。从我国实践看，198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从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起一直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是将保险业的监管职能和证券业的监管职能另行分出而已。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体制，从总体上来讲是合理可行的，也就是说，这种将货币发行、货币调控和银行监管统一于中央银行的做法，从实践上看有其优越性。其主要好处在于：一是信息共享。因为由于中央银行统管货币政策，又对商业银行实施金融监管，其两者所需要的信息具有共同性，从而可以实现信息共享；二是功能互补。因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实施金融监管，才有可能清楚地知道，它所制定的宏观金融政策对商业银行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从而做出更科学的决策；三是节省公共资源，也可节省办公设施等方面的开支，从而有利于提高社会服务效率，节省公共资源。

但我们也必须认真地看到，目前我国的中央银行其纵向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银行监管各部门之间也有不协调的因素，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的问题多年来也纠缠不清，不少人对中央银行监管效率产生极大怀疑，也需要改进。因此，笔者主张，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情况而言，保持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体制的粘连是合理而必要的，但如何实施粘连，则值得探讨和研究。

三、在中央银行大体制内改进银行监管体制、梳理监管关系的思路

在明确了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的粘连关系后，我们就有必要探讨银行监管的体制问题，关于金融监管体制的总体格局和中央银行的体制改革，笔者曾有明确阐述，这里仅就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体制的梳理问题作一些分析。笔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梳理银行监管体制现阶段只需要在中央银行体制内改革即可，目前尚缺乏彻底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大动作基础。笔者的思考是：

中央银行内部体制的运作矛盾是当务之急，也即“中央银行总行如何布置工作”(即给谁布置工作，是给分行、省会中心支行，还是省会城市监管办)，“分行怎样落实分配工作”(因为在外汇管理、货币发行、经理国库、财务会计、支付清算等方面省会中心支行对一般地(市)中心支行有直接管理和管辖权，省会城市监管办在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现场监管方面与支行具有不同地域划分)，“一般中心支行怎样接受工作”(因为它要面对分行、省会中心支行和省会城市监管办的三重领导，地方党政在地方性金融性机构方面也有与中央银行的协调问题)，“省会城市中心支行怎样安排工作”(对一般地市中心支行管事不管人、行政上是平行关系，业务上怎样实施领导关系)，“县支行怎样做工作”(工作职责越来越模糊，四统一后县支行职能弱化，监管农村信用社如何定位等)，对此必须进行界定，梳理关系，明确职责。

至于中央银行与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关系，从长远观点来看，应该谋求相对统一，也即建立一个“大统一、小分设、能协调”的机制。但由于目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尚不完全稳定，综合化经营虽有端倪但尚缺乏大面积推广条件，分业监管尚有市场，作更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造会造成折腾和波动，因此，根据先易后难，有利于解决着急问题的办法，先推进中央银行自身体制的改革是现实的。

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于中央银行体系内部，防止出现外部负效应；保持队伍相对稳定，防止出现社会震荡；立足于加强金融监管，有利于维护和增强中央银行权威。

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1)成立相对独立的国家银行监管局(或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参照现国家外汇管理局模式，与中国人民银行大统一、小分设；(2)综合省会中心支行和监管办职能，在省(市、区)设立银行监管分局，实施辖区管辖管理，组织现场检查；(3)大致在现中心支行所在地设立银行监管办事处，具体实施现场监督检查；(4)在分行所在地设立银行监管分局，机构和人员从分行分离，管理范围为本省(市、区)，下属地市设立监管办事处；(5)调整明确地(市)中心支行管辖范围，上属分行，下辖县(市)支行，避免多重领导；(6)建立人民银行各地后勤服务中心，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监管分局(办事处)共同实施后勤社会化服务，达到资源共享、节省支出的目的。

四、完善银行监管体制、提高银行监管效率的具体政策

对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体制进行大的体制变动，这对从根本上理顺货币政策、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提高银行监管的效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银行监管体制要真正发挥作用，也有许多需要配套的措施。

1．组建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形成人民银行负责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格局。

这样做，既可以确保中央银行监管体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确保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借贷关系的真正确立，更好地实施法人监管原则，同时，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解决长期来银行监管鞭长莫及，顾此失彼的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在金融监管的权限上也要适当放权，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银行监管局及其派出机构只负责全国性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监管，而对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城市商业银行则由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至于省及其以下的金融监管权限，则完全可由省政府确定，是再设派出机构，一竿子到底，还是继续分级层层设立。

对设立地方性金融监管机构，这在中国尚属创新。笔者认为，从实践上看，北京、上海两市已设立了金融党工委，意味着地方有专门的管理金融干部和事务的机构，运行也比较正常；从理论上看，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拥有经济管理权限，也应该拥有其自办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地方金融是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不会对地方金融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地方金融风险自然应该由地方政府出面解决。况且，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已相对分离，地方政府干扰货币政策、强迫中央银行分支机构挽救地方金融机构已无体制可能。

2．加快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积极推进改革。

在现阶段可采取的措施有：(1)取消国有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行政级别；(2)尽快改变国有银行分支机构按行政地域层层设立分支机构的做法；(3)减少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参与地方政府党政事务的机会，淡化其行政色彩，增强其企业意识；(4)积极推进国有银行综合改革，尝试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努力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因为从根本上说，不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国有商业银行就不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不改变国有商业银行按行政区设置的现状，国有商业银行就不能真正实现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活动。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机制不改变，实施银行有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也是一句空话。

3．组建存款保险公司，认真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承载问题。

现阶段梳理银行监管体制，适当推进监管地方化，确保中央银行依法独立行使职责，确保全国性银行机构稳健运行，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当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其流动性由谁提供的问题。在目前体制下，唯有中央银行可以出面解决，组建存款保险公司，实行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平等的条件下和大型金融机构开展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储户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可以真正与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确立商业性融资关系，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体制的健全和健康运行。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5

从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来看，它可分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四部分。

1.1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有这样几个难点，即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管理，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住基础货币。

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由于过去我们长期以来回避了这个问题，1993年以来大家对目前这种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提出了很多非议。因为组织体系的设立体现看其功能，一定的功能也要通过定的组织体系来实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有专项贷款权。这点遭到大家的猛烈批评。国外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中央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从上到下有一个专项贷款指标。这个专项贷款有一部分是国务院点名的，由专业银行去具体办理。

正是由于中央银行的利润留成、中央银行具体办业务、中央银行层层普设机构层层有资金使用权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大家对中央银行普设机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现在不论从国际上，还是国内经济界、理论界、中央各部委对中央银行提出的意见都是希望中央银行要按经济区划设立，取消县级支行。我们现在人民银行分行既有一定的规模调节权，又有一定的资金调节权，反而总行的资金调节权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集中的。所以，1993年中央把省分行的资金权收回了，只留下农副产品收购权及资金。调剂规模权也收上来了，只能给到各专业银行，从而在资金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住基础货币。大家知道中央银行有三大工具：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是各国中央银行都轻易不敢动的，票据再贴现业务在我国也不多，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信用放款。如果要很好地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话，应该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的最主要工具是财政债券。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长期的可以通过回购协议来实现，短期的可以买断。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吞吐基础货币，最大的优点是公开。因为对于每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直接把钱给你，而是谁吸收了基础货币谁就有贷放能力。这就解决了建立个比较合适的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

1.2银行的组织体系。组织体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各种金融机构在整个组织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主要有以下方面的问题。

1.2.1关于政策性银行设立问题。我国对中央银行的倒逼机制很重要的是专业银行兼有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双重业务的存在使金融机构缺乏自我约束力。所以，大家提出要尽快分离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

1.2.2国有商业银行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国有商业银行树立利润目标有恐惧心理，怕因此而扰乱了金融秩序。对政策性银行也有误解，好像政策性银行就是一种赔本的银行。如何把我国的国有专业银行转变成国有商业银行，除了必须把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外，主要是在经营机制上要把经营的风险真正放在专业银行身上，让其自负盈亏。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誉与政府的信誉是有区别的。这里不仅政府的信誉与银行的信誉不能完全等同，而且中央银行的信誉与商业银行的信誉也不能完全等同。只有中央银行的信誉与国家的信誉能够等同，因为中央银行的信誉是以一个政权的存在为基础的。如果作了这种区分，社会就会对商业银行产生种很强的约束力。

1.2.3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除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它包括保险公司、城乡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城乡信用社不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因为它具有支票的创造功能，所以实际上是小的商业银行，只不过其资本金的构成与国家银行、股份制银行有所不同。所以当前从政策制定来说还主要强调其合作的一面，但从发展趋势来说则要更多地强调股份这面。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要严格界定资金来源、业务范围和规范经营。

2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未来改革的思路

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按照统筹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金融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健全金融调控机制，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取得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2.1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强化资本市场功能。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

2.2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清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和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作用，引导和鼓励商业银行为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形成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共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局。

2.3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从保护存款人、投资人和投保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出发，强化市场约束，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形成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与宏观调控部门共同组成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中央银行加强对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监测和管理，防止各类金融市场、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与蔓延。

2.4健全金融调控机制。综合应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快实现以数量调节为主要特征的货币信贷调控向价格调节方式的转变，在加强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数量型间接调控的同时，引入利率调控机制。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建立健全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6

一、我们的利率政策究竟能走多远

真正意义上的第八次降息出现在2002年2月：1年期存款利率从2．25％降为1．98％，1年期贷款利率从5．85％降为5．3l％，准备金存款利率从2．07％下调到1．89％，20天、3个月、6个月和1年期再贷款利率分别从3．24％下调到2．7％、从3．5l％下调到2．97％、从3．69％下调到 3．15％、从3．78％下调到3．24％。由此，我们可以把始于1996年5月以来的货币政策视为降息周期。

第八次降息是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做出的。按照中央银行的意图，此次降息是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物价连续数月下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目的在于减轻企业借贷的利息支出，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促进生产经营发展。同时，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小于贷款利率，使得银行存贷款利率差异缩小，以鼓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增强竞争能力。

但是，中央银行的第八次降息政策对分流储蓄，刺激投资的作用仍然有限。中央银行从2002年2月21日开始下调存贷款利率及其利差以后，3月份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增长率下降到只有14．2％，贷款同比增长率则上升为13．5％，同比增长率差突然从2月份的4．4％下降到3月份的0．7％。然而自此之后，金融机构存贷款同比增长率差很快回升，在大约4％的水平波动，而不是维持在一个大大低于2002年2月同比增长率差的水平。这充分显示，第八次利率下调已经很难促使商业银行资金更多地实现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事实上，始于1996年5月的降息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宏观经济对利率下降的反应迟缓而微弱。可以断言，如果我国利率在现有水平之上继续降息，结果迟早会出现流动性陷阱。因此，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利率的空间非常有限，利率政策实际已经基本走到尽头。

就目前的利率水平而言，我们不能不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很松。尽管我国的货币当局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中央银行8次降息以来推行的是一种趋于扩张的货币政策。然而，困扰我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到全部企业数的90％以上，在工业产值中占60％左右，在实际利税上占40％左右，在就业人数中占75％左右，在新增业机会中占90％以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此外，我国从2001年9月开始，通货紧缩现象又断断续续出现，特别是在2002年3月以后，物价水平始终处于下降状态。既然所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利率过高造成，那么是否是因为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不足造成的呢﹖

二、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适度性的考察

关于货币供给究竟是内生性的还是外生性的，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所谓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指当代世界各国无不建立起独享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体制中， 央银行既是信用货币的发行者，又是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者。同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也不完全受制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还受制于客观经济过程，即受经济社会中其他经济主体的货币收付行为的影响，所以货币供给同时又是一个内生变量。

首先，就货币供给数量看，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仿佛并不存在问题。从2002年8月份的统计数字看，广义货币M2余额为1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5％，增幅比上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是自2001年8月份以来增幅最高的年份，狭义货币M1余额为6．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6％，增幅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1．57万元，同比增长9．3％，增幅比上年末高2．2个百分点。显然，广义货币增长被稳定在13—15％这一平稳区间，说明我国货币供给量指标具有外生性。

既然货币供给量是充分的，而货币又是通过金融中介输送到企业去的，那么为什么中小企业的资金普遍感到紧张呢﹖难道是大中型企业掌握了过多的资金吗﹖实际上，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保持M2适度平稳增长的过程中是遇到困难的，但是因为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借助于中央银行维持汇率水平的冲销操作，以外汇占款逐渐增多的形式，货币供给的预期目标才得以实现。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小企业之所以资金偏紧，是因为尽管我国货币供给连年增长，但是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值的外汇储备资产在持续增长，国内信用中用于支持政府支出的部分又迅速增长，以及由于银行贷款存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消等原因。观察从1998年到2001年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发现用于国外的资产总共增长了93．4％，而用于国内的资产仅仅增长了59．6％，并且从绝对额来看， 2001年158302亿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中竟有26425亿元未用于国内经济，而是以海外资产的形式流离在国外。

但是，上述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归结为我国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因而货币供应总量用于国内信贷的货币量实际较少的分析是存在问题的。如果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来考察货币基数，应该是：

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净额＋对政府债权＋对商业银权＋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其它有券?－?政府存款＋其它项目净额?

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而货币供应量同时取决于基础货币的数量和货币乘数，是两者的乘积。国外资产净额是基础货币的一部分，它是通过中央银行冲销行为转化为人民币，又是通过银行的贷款行为转化为货币供给的，它和其它形式的项目，如对政府债权、对商业银行债权、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和其它有价证券等形成货币供给的方式并没有差异，只不过其它几项无需再通过中央银行将其转化为本币罢了。考察企业资金是否紧张不能孤立地从基础货币及其构成考虑，而只能从货币供应量总量及其组成结构角度考察。所以，得出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过多是我国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张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基于以上逻辑，对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考察，是借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进行的。在货币当局不允许商业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业银行，在没有风险的条件下，它将首先选择为企业提供贷款，其次它会选择购买国债，最后才会选择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储备，因为商业银行在这三项上的投资收益率是依次递减的。问题在于，在银行对企业信用了解不够充分的条件下，企业的道德风险很高，它们对给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率会相当低，可能低于国债利率甚至低于中央银行储备金利率。这样，商业银行就会把剩余资金用于国债、用于超额准备金。一旦变为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这部分资金就失去了存款创造功能。同时，与商业银行贷款相比，银行资金用于从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也加大了对经济的紧缩作用。所以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是因为银行惜贷，商业银行将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国债或中央银行储备金。

事实上，如果商业银行惜贷程度得到缓解，在货币基数不变的条件下，由于货币乘数得到扩大，我国的货币供给数量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即使中央银行能够准确控制货币基数，实现对货币乘数的完全控制也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整个过程应该被视为内生的。

三、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多元化与长期金融结构改革

?一?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多元化

1．降低准备金利率

当前，为了加强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仅仅依靠中央银行下调利率是不够的，必须执行灵活多变的货币政策。在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国家经贸委的一份对部分城市1688户企业的调查显示，88％的企业认为信贷资金“供应紧张”或“非常紧张”。看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问题应当成为当前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方面。

2002年8月，中央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在坚持信贷原则的前提下，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尽量满足这部分中小企业合理的流动资金需求。实际上，这一指导性意见只能是权益之计。商业银行惜贷是从自身利润最大化出发，是它们比较为企业提供贷款的风险和收益的结果。如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硬让商业银行贷款给那些实际并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一旦将来发生风险，贷款难以收回，就很难说清究竟这个指导意见又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带来多少呆坏帐。

因此，中央银行的最佳选择应该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市场手段，疏导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的贷款。由于2002年2月第八次降息几个月后存贷款同比增长率差重新徘徊在4％的水平，商业银行拥有大量闲散资金不能贷出，它们的选择只能是增加其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和国债。

存款储备金政策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一般来说，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的倾向加大，由未来期资金无法偿还所导致的贷款风险也随之上升时，中央银行就会提升储备金利率，甚至是升高储备金率，为经济降温；反之，中央银行会考虑降低储备金利率乃至储备金率，以刺激银行的贷款行为。目前，我国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为6％，但在此之外，商业银行却有4～6％的超额准备金，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10％到12％都存在中央银行准备金帐户上生息，而没有用于为企业提供贷款。中央银行已经在2002年2月将存款准备金利率从1999年6月10日的2．07％下调到1．89％，但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然在4％以上。因此，中央银行对下调准备金利率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事实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是不为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因此银行下调准备金利率也是可以有国别参照的。（见表）

2．逐渐减少国债正回购

除了用于超额准备金，出于银行经营压力和金融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商业银行将大量资金用于国债。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末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 占国债市场总量的56．7％，较上年末上升 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持有国债达829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36亿元，增长12．7％；占全部国债市场总量的50．2％，比上年末上升3．1个百分点；占其总资产运用的比重为6．3％，比上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国债、持有比重继续扩大的同时，已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人。

目前，国债已被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普遍用做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工具，通过国债买卖实现信用的扩张或收缩，以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通过债券回购这一交易方式来进行的。所谓“回购”，是指交易的一方?卖方?在卖出债券给另外一方?买方?的同时，买卖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指定日期以双方约定的价格，由卖方向买方买回相同数量的同品种债券的交易。其中，所谓正回购是指一级交易商作为债券卖方的回购，而反回购是指一级交易商作为债券买方的回购。因为正回购带有降低中央银行债券资产存量的含义，所以正回购意味着中央银行在紧缩货币；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反回购扩张货币。

当前，出于对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造成货币增长过快的考虑，以及对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利率风险的考虑，中央银行从2002年6月25日起，到10月15日止，连续16次进行了正回购，已经将过低的债券利 率调整到合理的位置，目前没有必要再做拉高引导。从中国经济的宏观面来看，我国从3月开始又出现通缩，而没有通胀压力。所以，为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而增加货币供给是有空间的，这实际也是货币政策应对财政政策力度应当逐渐减弱的一种配合。基于这样的逻辑，即使中央银行不能进行反回购，正回购行为也应该逐渐淡出。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减少手中国债持有量，促使其向企业贷款。

一旦储备金利率继续下调，并且购买国债的收益大大下降，商业银行就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显然，与中央银行通过行政命令迫使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相比，实施上面的货币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风险会更小。但是，这种对策仍然只是一种短期策略。因为一旦商业银行已经把资金贷给了所有预期贷款回报率较高的客户而不再存在优质客户以后，它的选择可能是把资金用于库存，而绝不会贷给预期贷款回报率为负的客户。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更需要对现有金融结构进行调整。

?二?长期金融结构改革

1．大量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向中小金融机构增资扩股

限于资金约束，中小金融机构不能向大型企业提供贷款。在放出每笔贷款之前，它们都可能会对自己的贷款对象——中小企业做深入细致的考察。而对大型商业银行来讲，它们既可以为大企业提供贷款，也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更难于考察，即使中小企业实际拥有投资回报率很高的低风险项目，在大型商业银行看来，它们预期真实贷款收益率也会较低?因为他们给企业不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打了一个相对较大的权重?。其次，商业银行每笔贷款的交易成本其实差别不大，而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比大型企业小得多，所以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就显得非常高。举例来说，如果大企业一次贷款规模为1亿元，而1家小企业1次贷款250万元，那么，银行贷给小企业1亿元的交易成本大约是贷给大企业的40倍。

所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长期对策是建立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建立中小金融机构的一条思路是加快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另外一条思路是对无效率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拆分。拆分的目的有两个，其中一条是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第二是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有规模而言，它们整体上市是非常困难的，拆分成为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银行，将有助于通过股权结构的改变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其银行治理结构的目的。第三条思路是对中小银行进行增资扩股。2001年11月 28日，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与南京城市商业银行签订协议，将以2700万美元价格，收购该银行1．5％的股权。2002年，杭州城市商业银行“引入民营资本的计划年内可以完成，届时民资占比将超过50％”，而财政股份将下降到30％左右。所有这些对扩大中小银行资本金，缓解中小银行贷款难都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与中央银行向中小企业增加再贷款相比，风险会更低。

2．实现商业银行管理体制的扁平化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五级管理制度，管理链条过长，信息传导不畅，基层银行只是储蓄银行，而没有贷款职能，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神经末梢”实际已被砍去。所以，只有从银行组织结构上下功夫，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很难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问题。例如，总行和一级分行应该承担更多的管理职能，在提升经营层次上发挥主导作用；将二级分行转变为基本核算单位，上收支行的管理职能，将支行发展成为区域业务和产品分销中心。

3．降低企业融资额外成本，建立完备的企业信用评级体系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偏少是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重要原因。但从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来讲，贷款担保体系不够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企业贷款不但需要支付银行利率，而且还要支付资产评估费、抵押登记费和公证费，以及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和咨询费。举例来说，对于1笔100－1000万元的贷款，企业一般要支付贷款额度2．5－6‰的资产评估费，0．1－1‰的抵押登记费，0．2－0．3％的公证费。此外，贷款担保公司一般收取贷款额度的1．4－3．5％作为担保费用，还要外加0．3％的咨询费，使得企业不堪重负。

目前，虽然我国已经出现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但担保面窄，这不但体现在被担保企业的数量上，而且体现在担保品种上，仅仅局限于个人消费信贷、企业贴现和银行承兑汇票上，民营企业田定资产投资贷款担保微乎其微，流动资金贷款担保也不到10％，尚未实现市场化运作。而对于减轻中小企业融资额外负担问题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建立更多市场化运作的信贷担保公司，通过相互竞争，降低担保公司的收费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虽然国外已经出现了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实例，但将国债资金投入到担保公司当中仍然不是最优策略， 因为这样做迟早会引发“问题担保”，不但不利于担保公司在竞争中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能变相造成银行和企业的第二次“债转股”。

此外，我国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亟待完善。由于中小企业过去没有完善的信用评级，以致面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银行驻足不前。同样道理，对于消费者而言，由于过去我国也没有相应的信用制度，所以在贷款过程中，无论银行还是消费者，都为确定个人资信程度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贷款者融资成本加大。

4．完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扩大利率浮动范围，实现利率市场化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中央银行禁止银行资金进入股市。首先，必须看到，中央银行的这一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尽管有中国证监会的严格监管，但是我国股市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股票基本不分红，使得对中国股市进行长期投资的价值变低，而只具炒作价值。但是，随着我国股市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允许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应该被人民银行重新列入议事日程。事实上，由于我国金融产品品种单一，资本市场不够活跃，造成商业银行资产单一，投资渠道狭窄，不利于商业银行改变经营绩效，降低不良资产比例。

区分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主要的是为资金需求方提供短期融资场所。它主要由商业票据市场、同业拆解市场、短期国债市场和短期外汇市场构成。其中商业票据市场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更具现实意义，因为票据融资方式与中小企业资金流动性强、金额小、周期短和频率高等特点相适应，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目前，由于商业银行更倾向于把资金贷给大客户，而票据业务却具有能够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的天然优点，因此，票据业务的广泛开展就相当程度抵消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抑制。当前，为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指导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又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限制，从而削弱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使得票据业务大幅萎缩。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再对金融机构的票据业务加强监管，而是改革对银行承兑汇票签发实行比例控制的规定，转变为按照票据签发额与保证金差额的一定比例进行控制的制度，同时，要改变中小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准入上受到歧视的窘境，以最终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经济发展。

其次，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目标还远没实现。目前，我国唯一比较市场化的一个利率是银行间同业拆解市场。从统计数字来看，截止2002年7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会员已经发展到660家，四大国有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都是该中心的成员，这对于调剂银行之间的头寸余缺具有重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进一步降低同业拆解市场的准入资格，允许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加盟，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以最终加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应该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这样，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就能够在权衡自身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从而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中小企业苦于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愿意支付l0％的利率给银行，而且中小银行有权将贷款利率从中央银行规定的5．31％提高到l0％的话，中小银行就可能在同业拆解市场上从资金宽松的大银行手中获取更多的资金，贷给更多的企业；同时，大银行也解决了因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而使资金闲置的问题，并最终造成中小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双赢的结果。

5．小银行未必不存在大问题

是否将大银行拆分成小银行或者大量建立中小银行，银行惜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随之畅通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主要由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按照一般逻辑，容易产生惜贷的应该是规模最大的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它银行惜贷程度应该相对较低。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借助上面的图线，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各类商业银行存贷比高低的总体次序。存贷比最高的是其它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次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然后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城市商业银行，而处于最后一位的是农村商业银行，明显存在惜贷问题。

按照常理，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都是规模较小的商业金融机构，它们与中小企业的亲和力应该更强，容易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惜贷矛盾应该并不严重，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与此同时，虽然2002年 l－7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比呈逐月下降趋势，但惜贷现象并不是所有商业银行中最严重的。

为什么商业银行在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今天出现上述的存贷比格局呢﹖这主要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历史沿革、布局设点、业务种类和政策导向等方面进行解释。如果把城市商业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大都是从信用合作社转化而来，存在一定甚至巨额的呆坏帐，并且还有人员安置等历史包袱，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起点可以说是一清二白的，因此使得自身的拓展空间得以加大。其次，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开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业银行往往大于不发达地区，效益也好于不发达地区；与此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自由选择分支机构设点，例如，招商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尽量把支行设在了具有经济发达、信息畅通的优势地域。所以从总体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加容易将资金运用到对应的优势项目上去。再次，就业务种类和品种创新而言，城市商业银行也相对逊色，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开办“个人质押贷款”、“个人委托贷款”和“异地质押贷款”等等，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7

央行自6月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5个百分点；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

央行此举使利率向市场化更进一步，对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着极为重大的积极意义，下一步将会彻底放开。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央行货币委员会前委员李稻葵称，“放宽利率浮动空间的意义甚至大于降息”。

“降息的目的是刺激贷款需求，减轻企业利息负担，预防经济增长率过快下滑，是短期调控手段，非常有必要。而放宽利率浮动空间，尤其是容许存款利率上浮10%，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这更加重要。重启改革进程，意义极为重大”，李稻葵说。

利率市场化破冰

一场利率战早已在各银行中间揭幕。分析人士称，不同的定价能力将加快银行阵营的分化。

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的城商行高层表示，央行此次调整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下限，正是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性举措。这种市场化初探要求银行对定价和风险进行更精细化的管理，对不同银行的利润影响不尽相同，具体要看各家银行的存款和贷款结构以及业务结构。

由此，各家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调整水平会呈现出分化水平。比如，某些银行的存贷比低，并不缺少存款，则或对存款利率的上调需求并不大。以珠海华润银行为例，截至2011年末，其存贷比仅32.63%。在本次降息后，该行所有存款利率均按基准利率执行。

根据各行公告，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和交行五大行最新的存款利率报价保持一致。其中，二年、三年、五年期定期存款按本次降息后的央行基准利率执行，而三个月、半年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则较基准利率有所上浮，但并未达到基准利率上浮10%的上限水平。以一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为例，五大行均报价3.5%，较本次降息后的基准利率3.25%上浮7.7%。与五大行报价保持一致的还有部分股份制银行，如招行、浦发、民生和光大银行。

相比起来，华夏、深发展、兴业和广发等股份制银行的报价稍显进取，除二年、三年、五年期定期存款按央行基准利率执行外，三个月、半年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均按央行基准利率1.1倍的上限执行。

而报价水平最高的属城商行和农商行阵营。根据不完全统计，多家城商行和农商行宣布各类存款利率统一按照基准利率上浮10%的标准执行。

广东某家城商行总行内部人士表示，总体来说，城商行和农商行按存款利率上限定价的力度会更大一些，因为其受到市场竞争和客户流失的威胁性更大，为拓展业务，需给客户更大优惠。比如广东华兴银行，其前身为汕头商业银行，网点均分布在汕头，去年重组后，目前对外扩张仅设有广州分行，其扩大客户资源的冲动更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整后，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25%，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31%。此前统计局的数据显示，4月份CPI为3.2%，实际利率仍为正。以存款计算，市民此前存10万元定期存款，一年下来获得利息3500元，而在降息之后为3250元，利息少了250元。

不同金额差别对待

过去除了“大额协议存款”外，银行对于存款的定价仅参考定活期种类和存款期限，此次利率调整后，银行开始对金额不同的存款区别定价。

以南京银行为例，根据其利率公示，该行把普通定存分为“一万元以下”和“一万元及以上”两档，前者仅可享受央行基准利率，而后者则可在前者利率基础上上浮10%。以上两档存款在零存整取、协议存款和通知存款上也享受不同利率定价。

“利率市场化不仅意味着储户可以挑选银行，事实上也意味着银行根据自身策略挑选储户。”某业内人士分析，当利率管制逐渐放开，各家银行的“风格”会逐渐显现，那些专注零售的银行会在小金额存款上更多让利，而那些强于对公业务、拥有庞大网点的银行则可能拥有更大的息差自。

他称，眼下的理财产品和票据市场都是相对市场化的，不同的金额对应的往往是不同的收益率或贴现率，大金额具有更大议价权。他预计，未来存款利率市场化后，不同存款金额对应不同利率的情况或将更为多见。

揽储价格战开打

利率市场化像一只无形之手有力地搅动着市场。商业银行也借此告别“千行一面”的老样子，迅速作出反应，宣布存款利率在降息后存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1倍。

“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上、下限扩大是自2004年以来利率市场化的又一重要步骤。”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特别是存款上限浮动开启了存贷款利率双向浮动的新时期。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更是表示，对银行来说，白刃战来了，该仔细权衡贷款还是不是最合算的买卖的时候了。

“这样的一种举动，也是向利率市场化迈进的重要一步，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继续其在利率市场化方面的探索，但从目前的区间管理来看，留给市场的空间确实已经变大很多。”澳新银行中国经济师周浩表示。

目前各家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了三大模式，一种模式是仿照国有大行，将一年期以内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调整为降息前的水平，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例，调整后仍为3.5%，相当于现行存款基准利率上浮7.7%，仅活期存款利率执行基准利率的1.1倍，其他各期限存款利率执行最新的基准利率不上浮。目前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采取的是该种调整模式。

第二种调整模式是将一年期以内各期限存款利率执行现行基准利率的1.1倍，即央行最新规定的1.1倍上限标准，但其他期限定期存款利率不做调整，代表银行是宁波银行。随后多家股份制银行亦采取该模式进行了调整，其中包括广发银行、深发展、华夏银行、浙商银行以及部分城商行。

大部分城商行是按第三种模式调整，即所有期限定期存款利率以及活期存款利率统一执行基准利率的1.1倍。

“美国利率市场化也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允许存款利率上浮是最后一步，央行此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开始，小银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某股份制银行中小企业部人士称。

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体现金融机构在竞争性市场中的自主定价权。这意味着银行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求状况、自身需要等，对其利率进行自主定价。与过去那种存款利率永远都跟随基准利率变动不同的是，今后，银行可能根据其资金结构需要，随时调整其存款利率。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8

虽然中央汇金公司、农行以及中国银监会均于日前称注资为外界谣传，信息只能是通过官方渠道。但鉴于此前三大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经验，财政部搭上农行股改这趟“末班车”应该不会遥远。

资产最差却成“香饽饽”

四大商业银行中，中国农业银行是体质最弱的，也是唯一尚未上市的一家。据农行公布的2006年年报显示，农行资本金为840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23.43%。根据农行2006年末的贷款余额31394亿元计算，不良贷款余额为7356亿元。贷款损失准备371亿元，拨备覆盖率为5.05%。据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估计，农行需要1400亿美元来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下限和5％的不良率下限。

“四大国有银行当中，农业银行的效益指标最差。”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说，“七千多亿的不良资产，还是要采取划拨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去的方法解决，才能干干净净的上市。”

漏洞大，负担重，再加上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民的现状，与前三大国有银行股改相比较，农行进行股改更是困难重重，想要真正改变农行的运作机制，实非易事。如此重的“包袱”，财政部缘何还要“趟这层浑水”，搭上国有银行改革的最后“一班车”？

实际上，财政部此前放弃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沿袭了过去财政补贴划拨的思维，要弥补600亿美元庞大的银行窟窿，财政部也有些力不从心，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央汇金通过三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获得超过300%的溢价收益，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和包装上市，曾经的“烫手山芋”成了“香饽饽”，财政部准备主导农行股改，与央行展开控制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的“利益争夺战”。

注资三大行回报可观

据了解，中央汇金为中行、工行、建行注资一共达到了600亿美元。而由于目前三家银行已经上市，作为股东，从市值上来看，汇金公司的投资取得了较高的回报。

资料显示，中国银行的主要股东汇金和香港中央结算(人)有限公司。其中，汇金在中国银行持有股份为1713亿股，持股比例为67.49%。若以8日收盘价5.85元/股计算，汇金公司在中国银行利润为8300亿元。

工商银行的主要大股东是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各持有1180亿股，持股比例为35.33 %。以8日收盘价6.37元/股计算，汇金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利润为6337亿元。

汇金公司在建设银行的股本数为1406亿股，占建行股本的62.6%.以8日的收盘价5.5元/股计算，汇金公司在建设银行的利润为6327亿港元。

以目前美元兑人民币 7.5634的汇率初步计算，三大行上市之后汇金公司持股市值达到2772亿美元，相比600亿美元的出资，投资收益率362%。一些市场人士认为，财政部此次介入农行股改，实际上是与央行争夺国有股的控制权。中国银行等三大国有银行上市之后，市值倍增，从前的“包袱”变成了“钱袋子”。此次财政部介入农行股改，目的在于分享四大国有银行上市的“利润蛋糕”。

财政部重执话语权

“财政部就是在跟央行争夺国有股的控股权。”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霍德明教授说。中国财经大学银行研究主任郭田勇认为,在学术上虽然认为财政部在与央行打“利益争夺战”，但是实际情况来看，也不能排除控股权争夺方面的考虑。“曾经利润的实际获得者是汇金公司，央行是间接受益者。而财政部收购之后，利润的间接获得者就是财政部。”霍德明教授一语破的。

对于利润争夺之说，汪康懋说：“汇金公司无论是归央行旗下，还是归财政部所管，归根结底，都是由国务院领导，不存在利益争夺的问题。”

据了解，财政部插手农行股改可能另有难言之隐。近几年，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需要实现定期增值。“外汇投资公司就相当于一个‘定期存折’，是用来沉淀资产的。国家应该多建立几个类似的公司，合理的管理国家资产。”汪康懋说。郭田勇认为，国家外投资公司成立之后将由财政部管理，购买汇金是必然的，便于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投资活动。

霍德明认为，以前汇金公司归央行所属，为三大国有银行注资就是央行一家说了算。而外汇储备是老百姓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决策权完全由央行独揽。财政部通过国家外汇公司购买汇金，使之成为独立的全资子公司，这样，动用外汇储备需要财政部和央行共同决定，决策更加合理，监管更加严格，能够达到权力制衡的效果。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9

一、对利率政策的思考

如果说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是国债增发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最鲜明的特色则是降息。中央银行从1996年5月开始降息,到2002年2月为止,前后连续8次降息,刺激需求。1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逐步下降到1.98%,同期贷款利率则从12.06%下降到5.31%。但是,对投资、消费和储蓄行为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实际利率,或者说是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水平共同决定了投资、消费和储蓄。然而,如果将1996年以来的实际利率水平绘出图线(见图),实际利率明显表现为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最后重新走高的波动过程。尽管在1997～1999年区间中央银行多次下调利率,但这种行为总是被物价水平的同时下降所中和,以致那时学术界普遍对中央银行的降息效果表示怀疑,并试图从体制上寻找政策失灵的原因。而在此之后直到2001年,名义利率下降的同时实际利率水平也在下降,货币政策效力也随之逐渐显现,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更应该关注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1996年以来我国实际利率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名义利率水平已经相对较低(存款:1.98%;贷款:5.31%),那么继续降低是否会出现流动性陷阱的危险呢?回答是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不可能发生。过去,中央银行调整利率的思路往往是单向的,即只在利率的名义水平上考虑问题。实际上,调整利率的思路也可以放在预期上。简单说来,目前我国名义存款利率的下调空间已不足2个百分点。但是,即使有一天利率水平真的变为0,中央银行仍然能够通过扩张货币的手段,使得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从而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分流储蓄,增加投资和消费。

通过上面的直观分析,我们也许不再为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是否还存在空间而担忧,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名义利率维持不变的条件下进行货币扩张。按照一般逻辑,中央银行扩张货币的手段主要包括购入有价证券和外汇,降低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以及降低储备金率等。问题在于,中央银行最终能否实现信用扩张,把货币传递给企业和消费者,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纽带作用的发挥。目前,由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普遍惜贷、中小银行数量和资金量都相对较少,这使得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因此,中央银行即使能完全控制货币基数,也很难控制货币乘数,货币供给过程是内生的。这样,希望通过扩张货币来改变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方法就不易操作。因此,中央银行有必要通过金融结构调整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从利率政策的国际背景来看,目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利率都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在日本,中央银行短期利率始终维持在0左右的水平,出现了凯恩斯所描述的流动性陷阱,降低利率刺激需求基本已经走到了尽头。在美国,从2001年1月3日到2002年11月6日,联邦储备银行已经12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利率从6.5%下调到1.25%,成为自196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即便如此,股市却反应平淡,在11月6日降息之后两天,股价就回到降息前5天的水平,利率调整的魔力正在逐渐消失。在欧洲,受美国降息影响,2002年12月5日欧洲中央银行也宣布降息,主导利率从3.25%降到2.75%,而降息能否帮助欧元区国家摆脱困境,公众正拭目以待。无论怎样,世界各国利率水平普遍走低、效力逐渐减弱的事实,将提醒包括我国在内的中央银行必须重新做出思考,发掘利率政策之外的货币政策手段,及时有效地调整经济。

二、对通货紧缩格局长期化的思考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出现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以市场经济为标志,形成过剩经济;而社会主义阵营以计划经济为标志,形成短缺经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能够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一部分商品和服务。这种经济格局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将过剩的产品转移到商品相对短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易纲,2002)。

但是,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上市场化的道路,短缺经济逐渐也和这些国家告别。就我国而言,我国曾经在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但在此之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却变得越来越明显。前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经济国家在经历了长达5年之久的贸易逆差之后,从2000年起实现了对外贸易顺差。因此,原来市场经济国家在世界范围内销售过剩商品的场所正在逐渐消失,过剩而不是短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主旋律。在这种商品供给普遍大于需求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家出现了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

当前,我国的通货紧缩趋势不应归结为货币供应量的下降,而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单纯物价水平的下降往往会造成一种错觉,使得公众将它与伴随经济衰退的通货紧缩紧密联系在一起。从银行来看,尽管我国宏观经济实际

表1　中国和俄罗斯的净出口

数据来源:IFMdatabase,《国际统计年鉴2002》。

表现良好,2002年将实现8%的经济增长,但如果因为公众的错觉而对宏观面预期不佳,银行就会预感到贷款风险的存在,不愿意提供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从企业来看,由于预期投资回报率不高,企业的投资行为将裹足不前;就消费者而言,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也会降低他们的消费欲望。所以,预期至关重要。从我国乃至世界的物价走势来看,我国并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就到了能够促进预期转变的时候。具体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提法曾经由过去的“适度从紧”改为“稳健”,时至今天,

这一提法又到了进一步改为“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了。这样,公众就可能调高对宏观面整体的预期,也即调高通货膨胀预期。因为真正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是实际利率,而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所以,给定名义利率,预期通货膨胀水平越高,实际利率越低,从而推动投资和消费活动。

三、从总量政策到结构政策

1998年以来,我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更多只是一种总量政策,即通过利率手段刺激经济。本来,较低的名义利率水平并不构成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的障碍,但由于我国金融结构存在的问题,货币供给过程内生化,货币的自由扩张遇到障碍。实际上,不但在金融结构上,就是在产业结构上,我国也同样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选择将资金投入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消除经济中的瓶颈,正是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铺垫。同样道理,为了消除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方面的障碍,需要将货币政策的目光更多投向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

(一)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核心

毋庸置疑,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美国,中小企业被视为美国经济的脊梁;在日本,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日本的繁荣。就我国而言,根据最新统计,到2002年我国注册中小企业已经超过800万家,数量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57%、40%和60%,并且为我国提供了大约75%的就业机会(见国家经贸委网站相关网页：/qyggyfz/200209200008.htm.)。因此,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将是我国未来货币政策制定和金融改革所应着重考虑的内容。

发展并充实能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由于我国目前征信体系并不完备,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缺乏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国家支持,面对贷款风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很难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限于资金规模,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借款的只有中小银行,而我国中小银行数量明显不足。因此,选择1到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行拆分上市,恐怕是解决中小银行数量不足和改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重要对策。当然,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中小商业银行,扩充中小银行资本以及大量建立中小商业银行也是非常必要的。此外,有研究显示(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第153号）,现阶段在我国各类银行中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最高,并且更倾向于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所以,中央银行再贷款行为应该优先考虑股份制银行,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应提前放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已经沿着一条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的次序进行。就中小企业而言,由于与大型企业相比它们拖欠贷款不还的可能性要更大,所以,只有它们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才会补偿银行的贷款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次序还可以加上先中小,再大型。简单地说,根据风险不同,特大、大一和大二型企业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可暂时维持不变,而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则有待进一步扩大:对中一和中二型企业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可定在法定利率上下的60%,对小型工业企业的贷款利率则应完全放开,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行商定。

(二)注意发挥区别性货币政策的作用

1.东部、中部和西部——货币政策不应一刀切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实行统一的金融政策未必就一定合理。举例来说,如果利率水平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那么,由于东部地区对资金需求相对较多,市场利率水平就应较高;反之,中西部地区利率水平就会较低。这样看来,中央银行对不同地区实施同一种利率,实际就是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投资行为的一种变相补贴,或者说是对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投资行为的一种变相征税。

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撤销省级分行,建立9个大区分行,目的在于减弱地方政府的干预,强化金融监管。但是,这9个大区分行在制定地区性金融政策上却没有发挥出优势。就利率政策而言,中央银行应该适当下放权限,允许中西部地区大区分行掌握更大的贷款利率下浮空间,东部大区分行掌握更大的贷款利率上浮空间,使得不同地区的官定利率更加迅速趋近民间真实利率水平,为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实现做准备。

有的学者可能对此方案提出怀疑,因为我国同业拆借市场已经非常发达,如果中西部地区贷款利率低、东部地区贷款利率高,难道东部地区就不能从中西部拆借资金,使市场利率重新趋同吗?从理论上说,在一个非常庞大的跨地区性商业银行内部,这种资金转移是可以实现的;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头寸相对较紧的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市场获得相当一部分资金。但是,资金拆借并不是完全没有壁垒。例如,对于一个普通的浙江民间资本筹集者而言,他是无法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因为商业银行实行贷款风险控制,他也无法从资金较为宽裕、利率更低的中西部省份银行获取资金,以贷给浙江的中小企业。这样看来,因经济发达程度不同而对资金需求不同的地区之间,民间利率水平完全可能并不趋同。因此,根据地区差异制定区别性利率政策将是可行的。

2.注重金融政策向农村的倾斜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但表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也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尽管城镇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城乡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那么,我国未来城乡之间的差距是进一步扩大还是进一步缩小?无论结果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在我国农村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回报率就会得到显著改善;而在城市,由于技术约束,在没有发现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之前,投资回报率最终将逐渐递减。既然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将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农村,那么,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就应充分关注农村的资金需求。

尽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并不在于农村金融的欠缺,但是,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以此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确实大有潜力可挖。从历史上看,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以后,我国曾采用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此后,1994年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分离,成立了农村发展银行。最后,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由于目前农村金融的重担几乎完全压在农村信用社身上,我国农村金融显然正处于空前缺位阶段。

1998年6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重点撤并县以下分支机构,除中国农业银行尽量保留其县级支行以外,其他三家精简比例为中国工商银行20%、中国建设银行30%、中国银行10%。与撤并同时进行的是各商业银行对县级机构贷款权限上收。结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县级以下的机构成了单纯吸收存款的机构。此外,成立于1986年的中国邮政储蓄,其功能主要在于吸收存款,转存人民银行。中央银行获得这部分资金以后,除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国债以外,另外一部分资金则通过商业银行发放贷款,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又恰恰集中在城市。因此,四大国有银行的撤并和邮政储蓄的快速增长,没有起到给农村经济发展“输血”的作用。所以,中央银行应该尽快停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县域及其以下经济的“抽血”行为;同时,必须下大决心解决邮政储蓄体系的问题,使其资金不但直接来源于市场,也直接运用于市场。

作为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目前职能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粮棉油的大宗农产品收购资金方面,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从农业发展银行 的资金来源看,主要是依靠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筹资功能尚不健全。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发行农业金融债券的方法筹措资金,用于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力度。

就农村信用社而言,其自身历史包袱严重影响着他们的信贷经营活力。这部分历史包袱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诸如行政干预等造成的坏帐,其二是信用社和农行脱钩过程中由资产划转诱发的不良资产。因此,中央银行也应该比照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方法,通过一次谈判协商的方式,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出资,解决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以增强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活力。

此外,由于农村金融缺乏,中央银行应该转变观念,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诚然,我国曾经有上千个信用社资不抵债,甚至几乎每个信用社都曾发生卷款而逃的事件。但是必须看到,历史上农村信用社员工很多都是与各级中央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关联的人员,很难说清他们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金融。而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金融在于农民入股、民主管理,并且贷款行为不受政府行政活动支配。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金融发展史上,我国并非没有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办金融的成功案例。80年代初,当农民感到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靠不住的情况下,黑龙江省的农民率先于1983年成立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并最初得到了政府的默许。随后,这类由农民自发创建的金融组织在全国迅速蔓延。1996年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运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占其当年资金运用的43.3%,用于农村生活服务的资金则占当年资金运用的19.9%,两项合计达63.2%,大大高于农业银行和信用社支农资金的比重。所以,应当考虑疏通农村民间金融的正规渠道。

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衔接

(一)什么是恰如其分的积极财政政策

从1998年开始,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使得我国在世界经济增长处于衰退的格局下,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增长每年1.5～2个百分点,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

但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当淡出,这早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一种担忧认为,财政政策可能会挤出部分民间投资。这是因为,为维持扩张性货币政策,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当公众因为国债的高收益率而选择购买国债而不去银行存款时,投资者就会因为利率高或者因银行资金短缺无法借到资金而减少投资。但在我国现行经济制度下,财政扩张的挤出效益实际并不明显。这是因为,我国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完全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至少无法使得官定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投资需求;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存差,即存款超过贷款的数额不断加大,如表2所示,到2002年10月这个数字已经接近4万亿元,大约相当于我国2001年GDP的41%,资金大量闲置。至于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感到资金紧张,那是因为银行惜贷造成的,并非金融机构头寸紧张。表2　2001年10月以来我国金融机构存差(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

而对积极财政政策更为关键的担忧还是财政风险问题。关于财政风险的评价,国际上有两个通行指标,一是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3%为警戒线;二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60%为警戒线。按照2002年初的财政预算,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3098亿元,而国债余额相应将达到18700亿元。根据目前经济成长态势,2002年我国GDP将增长8%。那么,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99%,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8.05%,仍然处于国际公认安全线之内。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毕竟不能长期化,否则迟早会形成财政危机。同时,一个对财政赤字长期高度依赖的经济,很难保证投资决策高度有效,很容易酿成道德风险。

当我们回顾经济政策作用的时候,从表象上来看,扩张财政的目的在于阻止经济衰退。而从实质上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更在于当经济增长失去自我成长动力的时候,为经济补足必需的增长动力。一旦经济中这种自发增长机制逐渐形成,财政扩张就到了考虑淡出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近年来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国民经济中投资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事实上已为财政政策淡出创造了良好条件（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2002年第43号）。

(二)货币政策不上去,财政政策也难淡出

当经济过热的时候,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紧缩银根的方式,成功地为经济降温。但是,一旦经济处于低谷,扩张性政策却很难使得经济重新活跃起来,这也是经济不景气时往往更多依赖财政政策的一个原因。因此,如果货币政策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财政政策淡出就很困难。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10

【关键词】 基层央行 财政缴存款 管理问题

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我国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财政存款是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全额就地划缴中国人民银行。然据笔者对某地级市财政缴存款情况调查，少缴、漏缴问题严重，在某种程度上淡化甚至抵消了国家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

一、现状与问题：少缴漏缴严重

据对某市1998年以来财政缴存款情况调查， 该市自1998年国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财政性存款缴存总量逐渐减少。1998年4月―2001年5月三年间财政缴存款情况一直未变，只有区区3千元，2001年6月―2007年6月六年间更是分文未缴，后由于当地人民银行加强监管，财政缴存款工作才有所起色，商业银行划来财政存款才上升至千万元以上，但少缴、漏缴明显，逃避和转移情况严重，必须予以规范，以确保中央银行资金来源的完整，维护国家货币政策的严肃性。

二、原因剖析：央行放松监管，政银规避监管

（一）基层央行：放松监管，管理“四难”

1、主观上权衡轻重，放松监管。基层人民银行扎根于地方，许多工作需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为处理好与地方党政、政府部门和商业银行关系，放松了对财政性存款监管，大都对政府部门、商业银行逃避转移财政性存款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导致财政性缴存款少缴、漏缴现象日渐突出。

2、客观上制度缺陷，管理“四难”

（1）职能分工虽明确，但难形成监管合力。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对财政性资金的管理是国库部门负责经理国库资金并管理财政资金的收入与拨付，会计财务部门负责财政性存款交存科目范围，会计营业部门负责日常的财政性存款柜面交存的监督和核算，货币信贷部门负责财政性存款管理工作。但是由于库部门无法阻止财政预算内资金向商业银行转移，对有关专户特别是与预算外资金往来用途、真实性难以核实，会计营业部门对财政性缴存款的管理，仅限于根据商业银行会计报表科目反映，很难判断商业银行是否将所有财政资金归集缴存、是否占用挪用财政性存款，无法保证报表资料的真实性；而财政缴存款是货币政策工具的一种，属货币信贷部门的职责，但其对金融机构财政性存款的缴存、变动情况等却缺乏必要的掌握和分析，实地检查难度增加。也就是说，在基层央行职能分工中，负责交存范围的不负责具体核算和交存，负责具体核算和交存的不负责检查和处罚，负责检查处罚的却不负责业务操作，这加大了协调难度，难形成监管合力。

（2）人员配置虽定员定岗，但难有效开展缴存检查。随着现代支付系统的全面推广，会计核算业务发生了重大变革，基层人民银行会计核算部门在上级行岗位编制中人员偏少，尤其是县支行会计人员匮乏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目前县支行大都会计、国库两大业务股室合二为一，人员多则7―9人，少则5―6人，而会计、国库岗位设置却有近20个。由于人员相对较少，具体业务又多，会计人员往往疲于应付日常会计核算业务，无法抽出人员对商业性银行财政存款的缴存情况进行检查督办。

（3）缴存范围虽明确，但难准确界定资金性质。一方面，有关存款准备金制度只原则性规定，缴存财政存款范围为商业银行代办的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金库存款和发行国债款项等财政存款，但未对其内容进行具体规定，使得在实际操作中界定财政存款难。另一方面，虽然人民银行根据执行国家货币政策需要，多次调整财政交存款范围，但都未规定调整后每一科目的具体核算内容，既不便于各商业银行操作，也不便于基层人民银行监管。

（4）财政存款虽系统缴存，但难核定上中旬缴存金额。目前，商业银行向基层人民银行交存财政性存款通过前置系统来完成，而商业银行只在下月月初才向基层人民银行提交科目日计表和报送会计报表，这就使得基层人民银行无法及时审核商业银行上、中旬财政存款是否足额缴存，只能听之任之，被动接受。

（二）商业银行：追逐利润，逃避监管

一是为增加可用资金逃避监管。主要是财政性存款应100%缴存人民银行，而一般性存款除按法定比率交存小部分人民银行外，大部分可作为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自行支配。二是为获取上存利差逃避监管。主要是基层商业银行将财政性存款转为一般性存款，上存上级行获取高于支付给财政部门的利差。三是为赚取财政存款与一般存款利差逃避监管。由于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开设的准备金存款账户按0.72%计付利息，而划缴到人民银行的财政性缴存款实行的是按年平均余额的万分之五计提手续费。以上原因，导致基层商业银行千方百计将本应存放在财政性账户上的存款擅自调整到准备金存款账户上。

（三）地方财政部门：配合商业银行，共同规避监管

各商业银行为增加存款，把一些本该纳入财政存款缴存范围的资金纳入一般存款。这样一来，财政性资金存放在商业银行，由于量大受到商业银行的大客户待遇和特殊客户待遇，而获得商业银行高回报率，享受利率高于在人民银行国库存款。对此，地方财政部门在利益的趋动下，乐于与商业银行合作。一方面，直接将财政资金按一般对公存款存入商业银行获取利息；另一方面，不严格区分“专户管理”与“专户存储”资金，将只需“专户管理”的资金也进行“专户存储”，形成大量的财政性资金存放于商业银行，以达到共同转移财政性存款，规避人民银行监管目的。

三、加强财政缴存款管理对策建议：完善制度，严格监管

（一）完善制度

1、明确监管牵头部门。人民银行要在明确内部各职能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财政缴存款管理工作牵头部门，进一步明确管理要求和具体内容，做到既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形成监管合力。

2、明确科目核算内容。人民银行要根据商业银行和财政部门业务变化适时调整财政交存款科目范围，并明确每一交存科目核算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难定性的资金还要作明确说明，以便商业银行和基层人民银行操作和执行。

3、明确缴库与缴存规定。人民银行要明确商业银行须缴入财政金库的资金在入库前不再作为财政存款缴存，只要求按规定时间入库。或者商业银行已经缴存人民银行的资金需要缴入国库的，在入库时直接从人民银行“缴存财政存款专户”划入国库，避免缴库与缴存资金相冲突。

（二）严格监管，重树权威

1、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基层人民银行要站在执行国家货币政策高度上重视和对待财政缴存款工作，要在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上有所倾斜，同时要加强监管人员业务培训，以适应监管履职要求。